《知青回忆录》——1968年淄博下乡惠民知青回忆录

固哥

第五十三篇《充满阳光的日子》（14）

作者：姜楼黄新庄 董汉湘

（14）李文山

李文山是惠民县姜楼公社黄新庄人。他的传奇色彩的故事不少，在这丁家管区九个自然村中，也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我们淄博一中11个知青来到黄新庄，落户为农。紧张忙累地收了庄稼，种上了小麦，在冬闲季节，我们也会打听村中传奇人物的故事了。
到了初春，残雪还留在黄新庄的沙土地上，男社员忙着向地里运土杂肥，均匀地撒开，开始套上老黄牛用的铁犁翻地。耕地的社员用右手扶正铁犁，左右摇晃着皮鞭，时不时的空中传来几声“叭叭”的皮鞭声，新翻开的泥土散发着泥土的特有清香，乡村里春天的农耕图，就这么活龙活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春天，由于农活不多，是个操练民工的日子。姜楼公社武装部的陶部长和高部长，骑着自行车到村里督促基干民兵打靶。毛泽东时代厂矿企业和学校都有民兵连，大单位有民兵营。农村里每一个生产大队建一个民兵连，装备是一挺轻机枪，三十支老掉了牙的步枪。枪支弹药都在个人手中保管，黄新庄民兵连的那挺机枪，就放在连长顺子的炕头儿上，平时连门都不锁。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把枪收了上去，以后又发了下来。
我们知青小组有三个男知青当了基干民兵，盼着打靶的那天终于来到了，是高部长现场指挥。
春天，天气还是怪冷的，冬天的服装并没有脱下，小西北风刮得飕飕的，冬天寒老虎的威风不减当年。 三个人一组，都趴在地上，挂起步枪，按照三点一线的射击要领，准备射击。这时，我忽然闻到一种鲜牛屎的味道，并听到一句不冷不热的话：“抢老了，不能瞄准靶心打，会打飞的。”我扭头一看，是李文山大叔，他左肩上背着粪篓子，右手拿着拾粪的小铁铲，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我一下子站了起来，没好气地说：“李叔，你会玩枪吗？”他什么也不说，把拾粪的家伙头往地上一放，顺手拿过我的七九式步枪，熟练地把子弹退出来，眯缝着眼看了一下枪管，重新上膛，腰一弓，“叭”的一声，子弹飞出，又用相当熟练的动作，退膛，上膛，又“叭”“叭”两枪打出，放下枪，背起粪篓子，若无其事地走了，我傻眼了，发的三颗子弹没了。
报靶员从大坑里跳了出来，小红旗向空中连举三下，高兴地大喊：“三弹都中了十环，神了！神了！”打靶场上一片欢呼声，人呢？李叔早溜走了。
我拄着枪，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做什么好。民兵们都朝我善意的微笑着。我觉得空气都一下子凝固了。高部长一边“哈哈”大笑着，一边拍着我的肩头说：“你李叔用了你的三粒子弹，没关系，我给你补五发。你新来乍到，并不了解你李叔，他可是我们这十村八店中的一个传奇式的大名人呢。”
这次打靶，我听了李叔的劝告。瞄靶心偏一点。三枪打了一个七环，没有剃了光头，我心里着实美滋滋的高兴。
李叔这个人，还真是一个神秘人物，他到底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他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一定要弄明白。

李叔个头一米八多，一张白净皮的长脸上长着细眉俊眼，现在虽然四十来岁，一眼看上去当年可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他的老伴常年生病，两个人没有孩子，住在两间土坯屋里，日子过得很紧巴。
我与李叔都是第五生产队的队员，经常在一起干农活，常常见面，可是很少讲话。他不爱讲话，别的社员嘶嘶吵吵地抬杠，侃大山，他从来不插言，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抽旱烟。我观察到，每逢干活休息时，他会蹲在地头上，掏出他的小旱烟袋，点上火，一口接一口地吐烟雾，眯起眼来看着远方的地平线，似乎在想什么，似乎也在什么也不想，那神态真是令人难以捉摸。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从小就喜欢向大人们问东问西，对于弄不明白的事儿，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特惹人烦，神神兮兮的李叔，我一定要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才会善罢甘休。
我知道李叔爱抽旱烟，就从保管员李佃秋家里要了一把干烟叶，准备晚上到李叔家去串门，套近乎，侃大山。当天下午，生产队里收了工，我回到知青组吃完了晚饭，走到街上时，已是满天星斗了。深蓝色的夜空上，千万颗星星闪亮登场，银河系看上去特别清晰，还真像有银河水在天上流淌一样，若不是听到村中偶尔有几声狗吠，乡村的夜晚可真是迷人而宁静。
李叔的家在庄北头村边上，我在院外喊了一声，李叔也没有听到应答，就进了院。屋子里一盏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照着房中一切的摆设：一间房是大通炕铺，病殃殃的李婶躺在那里，向我微笑；炕的一头摆放着一个长方形的黑箱柜，柜子上方放着一床家织棉被，也无法辨认新旧程度；另一间房是灶台，也是会客室；一张三条腿的方桌摆放在正中央，另一条桌子腿是用砖头垒起来代替的。桌子两边各放着一把还算不坏的木椅。 李叔正坐在右边椅子上，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一亮，瞅见了我手中那把旱烟叶，站起来，一把把烟叶揪了过去，把自己烟袋锅子里的烟灰在鞋底上磕了几下，麻利地揪了点儿干烟叶子，用手搓了几下，摁在烟袋锅中，弯着腰与煤油灯对着火，就“丝丝”地抽了起来。“好烟，是头茬烟，上的黄豆饼，真有劲！”李叔高兴地开了金口。我更高兴，就顺着杆子向上爬，信心十足的想打开李叔的话匣子，两个人好好聊一聊，就是聊个通宵，也在所不惜。
“李叔你当过八路军，杀过鬼子？”
“嗯。”
“你也当过解放军，杀过国民党大兵？”
“嗯。”
“听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你打仗勇敢立过战功。”
“嗯。”
“解放后，你转业到济阳县兵役局工作，当时只有你和一个通讯员。”
“嗯。”
闹了半夜，只问了一个“嗯”字，我心中有点儿窝火，怪自己笨得不透气儿。我真的感到束手无策了。忽然，听到李叔破天荒地笑了起来，他说：“小董，你问得不全面，我还当过长工，干过小组子。小组子就是土匪，杀富济贫，不过我们不杀人，只抢东西。后来我们被共产党收编，加入了抗日队伍。现在我和你一个样，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干修理地球的工作。”或许，也就是李叔的长篇大论了。
又是一阵沉默。
对于这种谈话的结局，我可不甘心，我决定主动出击。
“李叔，我是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你可以讲一讲你的革命战斗经历，来教育我，武装我的头脑，这是你的责任啊。”
“行，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给你讲几个战斗故事。”李叔又装上烟，丝丝的抽着，李婶早在炕头上睡着了。
“与鬼子拼刺刀，我是用大刀片子轮刀，拼刺刀时，精神作用很大，用眼睛直瞪着鬼子，两手紧握刀把，刀刃对着自己胸膛，刀背对着敌人。鬼子兵个子不高，用的三把大盖子枪，装上刺刀就显得长，用起来并不灵活，我瞅着鬼子捅来第一刀时，身子一歪，松开左手，右手持刀用力打开敌人的枪刺，一个箭步窜上去，手腕一翻抬刀向鬼子的脖子上一抹，就砍死一个。这样以静制动，小鬼子摸不透你出击的方向。”
“常年行军打仗，不敢脱衣服睡觉，身上长满了虱子，有时候脱下衣服来，得忽得忽，就能掉在地上十几个，个个长得像小母猪一样的胖。有时找点儿干树枝点上火，脱下衣服在火堆上面儿得忽，虱子掉在火里，还‘叭叭'的响，听起来还怪好玩儿的。”
“部队一改善生活，当兵的就明白有大仗可打了，大家兴高采烈地饱餐一顿，挤在一起睡上一大觉，等打完仗睡觉就不挤了。”
“为啥不挤了呢？”
“还能为啥？有的战士牺牲了，新兵还没有来得及补充。”
“我明白了。”
“你明白个啥，走吧，走吧，明天我们还干活儿呢，讲完了。”
李叔下了逐客令，我也不好意思软磨了。
我走到了街上，虽然是阳历四月，但夜间的风还是很凉。
黄河以北，差不多都是阳历四月下旬开始点播花生，我与李佃秋叔是生产五队的仓库保管员，一人一把钥匙，一人开一把锁，这样才能进库房。
1969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与佃秋叔打开仓库的门，等着女社员挎着箢子来领花生种。女社员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高高兴兴地来了十多个。我用瓢葫芦做成的瓢子挖花生，每个人的小箢子里装五瓢花生种，这是李文锋队长的规定，种完了这些花生，明天再来领。
女社员们打打闹闹地都出工干活去了，仓库的院子里突然一下清净了。李佃秋叔也是个不爱讲话的闷葫芦，我得主动讲话才行。
“佃秋叔，你自留地里种的烟，上的肥料是黄豆饼吗？”
“是用的黄豆饼。”
“我拿你的那把烟，是头茬收割的烟吗？”
“是呀，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呢？”
“我把你的烟送给了李文山大叔，他只抽了一口，便判断出来的。”“咳！是他呀，他可是我们这十里八乡的大名人呢，他坏事就坏在他爱喝酒的臭毛病上，不然的话，他可是济阳县武装部的部长，是个正团职干部，工资得开100多元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讲讲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吧。”
“先给我点上烟再说。”佃秋叔也爱抽烟，他用的是长杆烟袋，我划着一根火柴，兴奋的点上烟。他抽了一口烟，打开了话匣子：“李文山打济南时，他是机枪班的班长，他端着一挺轻机枪，从大明湖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冲进了济南城，立了功，提升为排长。后来渡过长江，打下上海，又解放了杭州。在杭州他因喝酒，违反了纪律，撤了排长的职，当上了班长。当班长他又因为喝酒犯了错，部队首长只好让他脱了军装，转业到济阳县兵役局工作。”
“当时的济阳县政府在现在的仁凤镇，兵役局就是现在的武装部，当时的王县长也是一个老革命，资格没有李文山老，两个人在工作上不对眼，经常顶嘴，不协调。平时，王县长有点儿生活不够检点的毛病，虽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那捕风捉影的闲言碎语，李文山的耳朵里灌了不少，所以李文山很瞧不起他。”
“有一次，李文山又喝上了酒，王县长借着李文山当过小组子的历史问题，大加指责，骂他当土匪的旧习难改，这一下惹恼了李文山，俗话讲‘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文山依仗着他那股酒劲，勃然大怒，把王县长摁在地上，用拳头着实打了一顿，并且声称是替组织好好教训他一下，让他长长记性。自己回到办公室，卷起铺盖，一路哼着京剧，回到了黄新庄，不给王县长干了。”
“当时县委书记在省城开会，回到县里一听汇报，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天了吗？传出去，真够丢人的。开会宣布开除李文山的党籍，保留公职，并派人劝说李文山回兵役局工作。”
“上级来人，不管怎么劝说，李文山就是王八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回去了。政府只好用小毛驴拖着一袋小米，一袋小麦，送到李文山家，做了了结。你说李文山喝酒喝的，把自己的前程都喝到肚子里去了，真是可惜，他枪林弹雨中都爬了出来，没死是福气，工作丢了，也是没福气，命运不好啊！”
我听了这事，心里也没有什么好滋味。是的，李叔本来是有个大好前程的，自己反而搞砸了锅，真是把大好前程，自己当成了儿戏。
佃秋叔又接着说：“后来那个王县长果真作风上出了问题，被一撸到底。李文山并没有幸灾乐祸，他说，我打他一顿，是给他提个醒，他不长记性，也是一个可怜之人呢。我坏在酒上，他坏着色上，都有错。”
农村里，到了阳历六月下旬，地里的花生棵开始旺长起来，此时花生秧上会开几朵金色的黄花，这时花生秧还没有爬满地，是该除草松土的时候。早晨，天才蒙蒙亮，太阳还没有从地平线上冒出个大红脸来，村子中央那棵生长了300多年的老槐树上，出工的铃声就会 “当当”地响起来，社员们惺忪着双眼，提着农具，大步小步地向老槐树底下集合，出工劳作。这棵老槐树上挂着三队与五队的铜钟，两个铜钟各发其声，两个队的社员都分辨得清清楚楚。
说来也怪，五队的社员李叔，从来不听招呼去集合，每次大家列队走在地头上，会看到李叔早在那里抽上了烟，早到了。我曾开玩笑地向李文峰队长说：“他不遵守纪律，你不会开会熊他一顿。”“我可不敢，他是打日本鬼子的老八路，我是建国后参军的新兵蛋子，他可是我的老首长，他是黄新庄干农活的第一把式。啥活都会干，而且干得漂亮，我这位老大哥是个能人呢。”李队长说的是大实话。
我们大家一字儿摆开，锄地都前进了四十米左右，李叔才抽够了烟，没有多大功夫，他已锄到大伙的前头去。他锄地均匀，步子不乱，动作协调，锄地最怕乱挪脚，乱动脚，会把锄松的土地又踩结实了，这不是白干了吗？我眼睛近视，干活小心，就怕把庄稼苗当作野草消灭了，所以干活慢。李叔早锄到地头，会对着我帮忙，开始不好意思，时间长了，就习以为常。每次干活休息，李叔总是自己坐在一个地方，抽着烟望着远处的地平线，总是一副在想什么又什么不想的模样，怪怪的。
村里的李文广是李文山的堂兄，有五十多岁，孙子与孙女也有好几个了。我们知青都叫他李大爷，他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村里的老党员。奇怪的是，他是一个不脱产不拿工资的共产党干部。公社里有什么工作，会派他带工作组到片儿上做工作，只给他记工分，没有别的待遇，他却认真负责，工作干得红红火火，领导信任他，群众敬重他。我非常尊重李大爷，他的人品很好，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特铁，啥话都说。
文化大革命运动波及到共和国的角角落落，黄新庄也分裂成两派，李大爷被打成走资派，成为了一个既不当官也不拿一分钱工资的走资派。他受了磨难，但是从不计较，心胸宽广，是个乐天派。我向他打听李文山大叔的事，他也愿拉拉，他对李文山知根知底，向我讲了不少故事。
“我这个堂弟从小就很灵透。七岁没了爹，靠母亲拉扯长大，是在苦水中泡出来的一个英俊小伙子。15岁就在周家当长工，干农活是把好手，人也勤快。没想到周家的大小姐看中了他，她非要嫁给他不可，周家是个大财主，门不当户不对，绝不允许这门婚事，就把李文山赶出了家门。”
“李文山只好到唐家村一家路姓大地主家干长工。他才干了半年，路家三小姐又看中了他，两个人偷情时被发现，地主狠毒，直接与‘小组子’勾结，在一个深夜，把李文山五花大绑抢走，声明是扔到黄河中喂王八，从此一年多毫无音信，家里人只是干着急。‘小组子'就是土匪，没人敢惹。”
“后来李文山参加了八路军，捎信来说，他在八路军当教官，专门教战士们用大刀片子劈小日本鬼子。打跑了日本鬼子，他又当了解放军南下打国民党。因喝酒违反纪律，转业到洛阳县工作，又喝酒犯了错，才回了家。”
“李大爷，我听村里人说他会武术，有轻功，能飞檐走壁。”
“他会点武术，这是真的，我亲眼见他两腿一蹬能蹿上两米高的土墙头，他这点儿功夫是跟着歪脖子学的，说他能飞檐走壁，那是吹牛了。”说到这里，李大爷情不自禁地“哈哈”地笑了起来，我也笑了。
李大爷深深叹了口气，又说：“他是个苦命的人呢，若不是我发动庄亲出粮、出钱、出工、出力，给他盖了这两间土房，还真是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真的，李叔命运不济呢。
中华民族一年中有两个重要的节日。第一个是大过年，第二个是过八月十五团圆节，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符号，也是文化符号。1969年的八月十五节，使我终身难忘。这天万里无云，天气较热。李队长领着我们下地干活，大约干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就把社员们集合起来说：“今天过八月十五节，早收工，大家回家拿上碗筷，到队部集体过节，顺便开会布置生产任务。晚上队上准备两个菜，一个是羊肉炖南瓜，一个是黄瓜蘸酱。饭是每人两个玉米面饼子，白酒十斤，够大家用的。今年不同往年，因为有宋爱华，刘可可和董汉湘三个下乡知青和我们一起过节，会更加热闹的。”
李队长真是个政治上的高人，先来了个精神会餐，就把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就煽动起来，真好像那碗久违的羊肉南瓜汤已经喝到肚子里去了。
五队的队部，一溜六间土坯房。北头两间是队部，另外四间是养两头牛和一匹马的牲口房。这两头牛和一匹马可是五队的生产主力军，是生产队里的宝贝疙瘩。队部里永远都有一股牛屎味儿。队部院子很大，院子里有三个大草垛，那是牛马的口粮。王队长与王会计正在操扯饭菜，那滚锅里的羊肉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儿。下地干活的男女社员用筷子敲打着碗进了院子，那头到王判镇供销社驮酒的大青驴也进了院子，王会计把酒卸下来，把大青驴栓到一棵树上。
李队长看看人基本到齐了，就清清嗓子开始讲话，他讲了今年秋收秋种的工作安排，又讲了明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也讲了今年收成比去年好，工值提高了五分钱，这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
会开完了，聚餐开始，副队长王开吉掌勺，对我们三个知青优待，碗里的羊肉比别人多。男社员们开始喝酒，女社员们开始吃饭，人人兴高采烈，场面热热闹闹。李队长这种独出心裁的安排，才有了这个生动活泼，别开生面的场面，使我们三个知青特别感动，都忘了想家。
李队长撒漠了一下人群，没有见到李文山，他悄悄地问保管员李佃秋，佃秋说一共称了66斤瓜干，共换11斤酒，其中一斤酒是优待老革命李文山的，他可能是拿着这一斤酒回家喝了，说的也合情合理，李队长也不在意了。
月亮升起来了，像个金色的大圆盘挂在天上，那青灰色的月光迷人地倾泻在原野大地上。五队的院子里开始了歌咏比赛。大队妇女主任秀子与轮子、福字、美子三个女社员集体表演毛主席的《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她们唱的有板有眼，表演的动作也协调到位，赢得了满场的喝彩声。有人提议宋爱华和刘克克唱首歌，两个人也不知哪来的胆量，也大大方方地唱了一首《远方的大雁》。歌词是：
远方的大雁，请你快快飞；飞到北京城，翻身的农奴日夜想念毛主席。
这首歌是长调，颇有大草原的韵味，社员们听了不过瘾，又拼命鼓掌，两个人有加唱一首《红梅赞》。此时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让我也来一首，我清了一下嗓子，唱了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
唱着唱着就变了调，引来了一片笑声，为了使自己下台，我转移大家的注意力，高喊要李队长来一首，李队长也不客气，点名另外三个当过兵的社员一起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军队像太阳，……
这四个复员兵的歌声，一下子使活跃气氛推向了高潮。……
月亮升高了，社员们恋恋不舍的各自回家，我们三个知青都永远忘不了这个喝羊肉汤的中秋节！十五的月亮又圆又大又亮，比城里的月亮好看。
第二天，太阳出来了，万道金光洒向大地。王判镇供销社周主任一大早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五队的队部，队部里只有王会计和饲养员王开同两个人。周主任有点儿火烧眉毛的样子，显得很着急。他问：“你见到李文山了吗？”“没有。”王会计回答。“那赶快派人，到他家里看看，他在不在家。”王会计虽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是派王开同去找人。王开同跑回来说：“李文山一晚上都没回家。”周主任一听急了，拍着自己的大腿说：“坏了坏了，李文山喝醉了，若是躺在渠沟里，黄河水一放过来，会出人命的。赶快去借两辆自行车，咱们三个人分三路去找人。”借来自行车，三个人分三路飞了起来，王会计走的是中路，刚骑出村中的柳树林子，看到一个人躺在沟沿上，走近一看，果然是李文山，他还“呼噜”的正香。王会计没好气地向他的腚上踹了一脚，把他踢醒了，李文山很不满意。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文山赶着大青驴到王判镇供销社去换酒，把十斤酒装在两个大葫芦里，把盖子塞结实，装在大青驴的驮篓里，多余的那斤酒就站在柜台前，倒在碗中，几口就下了肚。周主任好奇，想试试李文山的酒量，就自掏腰包，用六角六分钱买了一斤酒让他喝，他也毫不客气，端起酒来也是几口下肚。周主任看着李文山拿着鞭子走在大青驴的后面，撵着驴，悠哉悠哉地向黄新庄走去，没有什么醉态。周主任万万没有想到，二斤白酒就把传说中的大酒量的李文山灌趴下了。
这个新闻就像长了翅膀的小鸟，飞到了周边的村庄，越传越邪乎，说是武松才三碗不过岗，李文山喝了六大碗，这下又出名了。
日子过得真快啊！到了1970年10月份，国家开始从知青点分批就业回城。我们几个知青在12月2号离开了第二故乡黄新庄，回城就业当工人。我们是1968年9月2号坐马车来到了黄新庄，如今又坐马车别离了黄新庄，真是百味人生啊。
走时，社员们在街头送我们，在人群中，我没有看到李叔的身影，心中很惆怅，真没有想到我永远见不到他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三十多年过去，我们知青始终忘不了黄新庄。在2007年春天，我与宋爱华、乔同玲、刘克克租了一个车，回到梦中想念的黄新庄。黄新庄变化大，原来的土屋子几乎都变成了新瓦房，地里的麦苗长得绿油油的，喜煞人，街道也拓宽了。虽然村庄旧貌换新颜，可是那些熟悉又可亲的面孔却找不到了。老人们，健在的只有八十岁的李佃朴叔叔和八十二岁的婶子，像李文广、李文山、王开吉、郭家四位大叔等一批老人都谢世了。原来的大队干部只有大队会计李文平和贫协主任郭凤岑健在，其他人都离世了。我们四个知青，心里感到酸楚楚的难受，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右起：宋爱华、刘克克、乔同玲

真是人生苦短，转眼便是百年了。
第二故乡的乡亲们在饭店摆了三大桌来给我们四个知青接风叙旧，还给我们准备了花生油和花生，真像走亲戚一个样。席间谈年景，谈收成，谈亲人，谈故人，谈过去，谈现在；三十多年过去，往事历历在目，如同昨天，可是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如今却都白发爬满了头。往事如烟，真令人感慨万分。
李队长说：“你们下乡时亩产小麦300斤，现在亩产是1200斤；那时，玉米亩产是500斤，现在是亩产1500斤。种一年庄稼吃三年没问题，现在为什么增产了呢？主要是科技发达，有黄河水，有化肥，有优良品种。你们下乡时如果科技发达，也有这三个条件，照样会多打粮食。现在分田到户，个人积极性有了，但是集体主义精神没了，‘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这不是个长法，人的思想落后了。”
“若不是分田到户，丧失劳动力的老人没人管，李文山也不会死的那么惨。”王开章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使我大吃一惊，我说：“当年人民公社不是执行五保户的政策吗？凡是丧失了劳动力的人，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律吃五保就是‘保吃、保住、保穿、保医、保葬’。李文山是老革命，还能没人管，政策变了吗？”
“管个屁，都分田到户了，谁也不管谁！”80岁的佃朴叔愤愤不平地插话了。“李文山战争年代负过伤，他老伴死后的第三年，他旧伤复发，就无法干庄稼活了，他爱面子，到外乡去要饭生活。只有过年的时候，他才回到村里，平时见不到这号人。”
“2004年，大年初一，听说发生了车祸，村东头的柏油马路上有一个人被来往车辆压成了一张饼，交警让附近村民去辨认尸体，尸体根本无法辨认，最后发现了那个烟袋玉石嘴上有个缺口，才明白是李文山被压死了。”佃朴叔眼里含着泪，不再说什么了。屋子里的空气好像突然凝固了一样，我的老泪潸然落下，脑袋像突然遭了重击，嗡嗡的响。
我能说什么呢？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的李文山大叔真的走了，他被碾成了一张肉饼，这张肉饼曾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和国民党玩过机枪，他是一个战士！
新农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