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玩笑：1969年美国保护中国免遭苏联核打击？假的！

老牛尹龙

　　亲美汉奸传播美帝炮制的谣言，骗了很多人，包括不少左派人士，也都信以为真。

徐焰、杜建国先后撰文，揭穿了谎言，但有的人至今还不知道真相。现将徐焰、杜建国的文章转载于此，以广传播，以正视听。

20世纪下半叶，原本风雷激荡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已经日薄西山的资本主义却起死回生、老树开花。究其原因，除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外，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和中国两个大国的分裂是一个重要原因。研究和总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经验和教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总结经验和教训，必须首先厘清事实，排除谎言！

　　杜建国，1973年出生，山东淄博博山人，独立学者。2003年，曾参与创办著名政经网站乌有之乡，后退出。2012年2月28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杜建国闯入发布会现场，散发材料，大声斥责世行是骗子，抗议其主导的私有化建议。事后佐利克称对抗议已经司空见惯，并称改革的主动权在中国政府手中。

1969年美国保护中国

免遭苏联核打击？

假的！

杜建国

《观察者网》

2022年3月6日

一

近日爆发的俄乌战争，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中国舆论场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引发了一定的对立。在这一大背景下，“1969年美国保护中国免遭苏联核打击”的历史故事，突然再次获得大量传播。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这一故事早已经被人们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待，不光在民间舆论中，甚至在很多严肃的历史作品中也是如此，像前几年拍摄的一部影响较大的电视连续剧，就采信了这一观点。

此事在传播中存在不同的版本差异，不过主要内容是一致的：1969年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苏联政府决定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将此消息告知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基辛格马上上报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坚决反对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计划，一面将此消息通过媒体报道让中国获知，一面警告苏联，若胆敢核打击中国，美国将对苏联的军事目标与城市发动大规模的核打击。迫于美国的威慑，苏联不得不取消了核打击中国的计划。

事实果真如此吗？并非如此。这一故事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虚构出来的。真正的事实是：第一，当年苏联没有核打击中国的具体企图或计划；第二，“苏联核打击中国”主要是当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炒作起来的；第三，美国阻止苏联核打击中国一事更是无从谈起。

二

遗憾的是，几十年来，国内极少有人出来澄清这段历史。我所知道的，只有军史学者徐焰教授曾主动拨乱反正，恢复事件的真实面目。在2012年9月17日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上的文章《1969：莫须有的核危机》中，徐焰明确强调：

首先，当时苏联并没有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或进行核打击的计划，“苏联瓦解后，中国一些研究人员查找了俄罗斯档案，并未看到真有进攻中国的计划。”

其次，所谓的苏联计划核打击中国的信息来源，其实是当时“美国媒体的炒作”，目的是“想拉拢中国以孤立它最主要的对手苏联”。

再者，所谓美国阻止苏联核打击计划更属杜撰，很明显，“这段叙述其实得不到当事人的证实”，无论是多勃雷宁还是尼克松、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有这样一件事情。如此重要的事情，如果真的存在，他们是不可能不提的。

笔者认为，徐焰上述判断，是站得住脚的。

三

现在来看，与“苏联要对中国发动战争或核打击”的沸沸扬扬的传言相反，珍宝岛冲突发生后，苏方决策层一方面非常震惊（依据陈锡联等当事人的回忆来看，珍宝岛事件的真相与全貌已经大致明了），一方面其反应或对策主要还是倾向于尽快控制、化解冲突而不是延续、扩大冲突。

冲突爆发后的3月21日，苏联二号人物、负责外交的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列宁担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柯西金亲自拨打专线电话（中苏友好时期架设的），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对话来给冲突降温，不过，连续数次拨打电话都遭到了中方接线员的拒绝乃至斥责，沟通因此未能实现。这一轶事早已广为人知，是真实的历史，并非是虚构杜撰的，周总理、中方外交人员的相关讲述与苏方当事人翻译顾达寿的回忆基本是一致的。

此后，苏联继续努力尝试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沟通。直至9月，柯西金才借赴河内吊唁胡志明的机会，得到了到赴北京——但是只能“屈尊”（熊向晖语）在机场——与中方进行会谈的许可。就在这次会谈中，柯西金做出了苏联不会向中国发动战争的保证。

1969年9月11日北京首都机场会谈时，周总理质问柯西金：“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明确地向周总理保证说：

“你知道得很清楚，苏联不寻求同中国的战争。如果你向我说苏联愿意打仗，我深信这不是你心里的话，你不会有这个想法。苏联有很多问题要处理，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不愿意打仗，也没有号召人民打仗，正像中国国内有许多人不要战争一样。”不光不要战争，“我们应当恢复冲突以前的友好关系。”

为什么当时西方舆论都在报道苏联要对中国发动战争甚至进行核打击？针对中国当时极为关切的这一问题，柯西金解释说这是美国的造谣与挑拨：

“现在西方报刊和以美国为首的力量正利用一切办法使我们冲突起来。全世界的情报机构花费大量经费干这件事。以尼克松为首的反动派势力采取一切手段，使我们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未来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搞垮。”

对此，周总理当场表示赞同：

“我同意你说的，美国正动员西方一切舆论挑拨中苏关系，希望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冲突起来。”（上述引文见廉正保：《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实录》，《百年潮》2016年第1期）

柯西金做出的苏联不会向中国发动战争的保证，毫无疑问代表了苏联官方的态度。在此之后，苏联政府的态度也没有发生改变。

四

珍宝岛冲突以及8月的铁列克提事件后，苏联政府决策层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有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或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明确或具体的意图与计划，不光明示没有，甚至暗示也没有。我从来没见到曾有人在讲述苏联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时候能同时举出这样的证据，若有的话，早就被广泛引用、传播了。

公开的没有，那么当年苏联决策层背后有没有打击中国的秘密计划呢？目前来看，也没有这样的证据存在。

苏联解体后不久，原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助理安德列·亚历山大罗夫一艾根托夫声明，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决策层根本没有产生先发制人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这样的念头：

“华盛顿大肆利用被夸大了的苏联将进攻中国这一点，美国的这种态度非常令克里姆林宫恼火，因为莫斯科当时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攻击。如果我们相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助理安德列•亚历山大罗夫一艾根托夫的声明，那么事实就是莫斯科并没有就对中国发动战争是否恰当这一点进行任何严肃的讨论。至于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想法，艾根托夫则认为完全消灭中国数量非常小的核资源并不会给苏联带来什么好处。即使苏联这样做了，中国数百万军人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而苏联则会作为一次核战争的挑起者而声誉扫地。亚历山大罗夫确信，‘毫不奇怪，当时很接近领导人的我，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听说过或读过这个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恰恰相反，特别是在爆发了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公众反而十分担心中国可能会侵略苏联。”（I.V.盖杜克《被困三角关系：苏联与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冷战国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06页）

列亚历山大罗夫一艾根托夫的这番话，应该说是经受住了检验，苏联解体三十年了，公布了大量档案材料，没有发现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曾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证据。

五

当时中国是怎么判断苏联对中国核打击或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呢？

珍宝岛冲突以及铁列克提事件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奉命主持研究苏联到底会不会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这一课题。经过认真讨论后，于1969年7月与1969年9月先后呈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个报告，其结论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苏联的主要敌人是美国，“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且自身力量有限，因此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湘潮》1992年第12期）

这一报告的结论与柯西金对周总理的当面保证，是不矛盾的。

遗憾的是，如我们今天都已经看到了的，当时做出最后决策时还是高估了战争威胁，倾向于认为苏联要对中国发动战争，为此在全国实施了包括紧急疏散在内的一系列大规模备战活动。这些历史都广为人知，兹不赘述。

六

“美国保护中国免遭苏联核打击”包含两层内容：第一，苏联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第二，这一计划被美国阻止了。如前所述，第一层内容在1969年得到了热炒，那么第二层内容具体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制造出来的呢？

近期笔者恰好读了1980年苏联出版的详细介绍苏联与中国关系史的专著《苏中关系1945—1980》（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发现里面早已披露了这一虚构传言的源头：

“1973年5月在美国散布了显系编造的谣言，似乎1969年美国曾拯救中国免遭苏联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对此，1973年5月31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向报界发布消息，强调指出，关于存在苏联进攻中国的某些威胁的说法是虚构的，这种威胁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存在。” （《苏中关系 1945—1980》第417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苏联国家喉舌《真理报》于1973年6月2日就此刊登了相关报道。

故事的制造过程大致如下。最初，1969年美国炒作了“苏联要核打击中国”的话题，不过，这一核打击并没有发生。如前所述，明明是1969年苏联自己本来就没有核打击中国的企图，事后美国舆论却企图将此归功于美国，于是顺水推舟在原来炒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加工为：“1969年苏联本来有核打击中国的计划，之所以没有实施，是因为被美国阻止了。”

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多勃雷宁通知基辛格苏联要核打击中国、基辛格上报尼克松、尼克松以核战争威胁阻止苏联的故事，就是这样出笼的。

这一涉及中国的极其重要的信息或传播案件，尽管当时苏联就已经进行了澄清，在最重要的报纸上刊登了报道，相关的翻译为中文的著作也早已在中国出版，但是几十年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于“美国保护中国免遭苏联核打击”这样的不实之言，在今天依旧在中国拥有大量信众。

不光普通大众传媒，甚至包括中国学术界，今天依旧有很多人仍在有意无意地宣扬“珍宝岛冲突后苏联欲核打击中国”，如一部很有影响的以挖掘利用新档案新材料而闻名的中苏关系史专著里就明确称“苏联这时候也一方面加强了对中国实施核威胁”，而其作为依据的只是一些当时美国媒体的传言，再无其他新的消息来源。

七

历史上真正曾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不是苏联，反倒是美国，已经确定的至少有四次，分别是朝鲜战争期间，1955年与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以及1963年企图先发制人打击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设施。

此外，近年来有正式报道称，1962年美苏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驻日战略空军一度做好了在攻击苏联的同时核打击中国的准备，尽管中国并没有参与该危机。

除了“1969年苏联欲核打击中国”，还有一例相似的但传播规模较小的传言，那就是1963年苏联曾企图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发基地进行外科手术打击，以摧毁中国的拥核能力。这也不是事实。1963年，中苏论战已经开始，两国分歧已经表面化，不再遮遮掩掩，被天下所知，这时候，美国肯尼迪政府数次向苏联提出建议摧毁中国的核试验基地，不过都立即遭到了苏联的拒绝。

八

苏联不光没有曾计划核打击中国，相反的是，当年在中国面临美国公开核恐吓时，苏联曾以将会对美国进行核报复来支持中国。1958年8月金门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公然多次公开表示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可能，9月7日与9月19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两次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国若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苏联作为中国的盟国必将进行核报复。尤其是第二封信，将核报复的态度表达得极其强烈，让艾森豪威尔大为恼火。

苏联的这一态度，当时令中国很受鼓舞，人民日报专门就此发表社论《艾森豪威尔何以自解？》，其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19日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再一次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这样恼怒和粗暴，原来是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击中了美国当局的痛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信中在全世界舆论面前揭露了美国的侵略面目，同时又严正地警告了美国战争狂人，如果他们对中国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势必立即遭到相应的反击。美国侵略者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又一次亮了相，原子讹诈政策又一次破了产，这就是艾森豪威尔暴跳如雷、老羞成怒的缘由。”（人民日报1958年9月22日头版）

“1969年美国保护中国免遭苏联核打击”的虚构故事广为传播，而“1958年苏联保护中国免遭美国核打击”的事实却逐渐被人遗忘，这一反差耐人寻味。

九

俄乌战争爆发后，因一向主张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且美中之间不存在合作共存可能而闻名的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3月1日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他再次强调：“第一，我们（美国）应该撤出欧洲，专注于中国。第二，我们应该努力与俄罗斯人建立友好关系，以联俄制华。在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个大国共存的世界里，美国应当拉拢俄罗斯站在自己这边。相反，我们在东欧的愚蠢政策所做的是让俄罗斯彻底倒向另一边。”（中译文见公众号“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3月4日）

无独有偶，当年为中美关系解冻做出积极贡献且长期以来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亨利·基辛格，近年来转而多次明确表示，现在美国应该将俄罗斯拉到自己一边来反对中国，如同当年为了摧毁苏联而将中国拉到自己一边一样。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保护中国免遭苏联核打击”的老传言近日再次得到积极传播，就值得深思了。

杜建国大战佐利克

美国曾“保护”中国免遭苏联

核打击？

徐焰

中华网军事

2016年4月20日

1969年中苏发生边界冲突并剑拔弩张时，我正好入伍到东北边防第一线。后来多年间每当听到“那高高的白桦林，有我的青春在流淌”的歌声时，本人总是心绪起伏地回想在风雪前沿“反修”行动的紧张艰苦时光。中苏关系正常化后，我曾同当年苏联的一些负责人包括后来任俄中友协主席的基塔连柯相交，谈起两国一度交恶的历史都叹息不已。尤其是当时国际上曾传言苏联准备对华发起核打击，而事过多年后考察俄罗斯已解密的历史档案可看出这类传言多系美国散布。可悲的是，近些年来国内一些媒体(包括网站)却仍在不断散布所谓“美国曾保护中国免遭核打击”的文学虚构情节。其实美国当政者及其附和者散布这一说法，是想以此塑造对中国“有恩”的形象。由于西方舆论多年来一直擅长在国际斗争中传播假信息，现在人们仍有必要辨明这一传言的真伪，以正确地对待中苏/俄关系。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军事史专家，军事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苏由“兄弟”关系反目成仇，导致边界冲突出现

　　上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曾大力宣传有着“牢不可破兄弟友谊”，然而进入1960年以后逐渐反目成仇，这有着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战略利益相背的两重原因。双方分别攻击对方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后，苏联采取了撤退专家、中断援助项目(主要是军事项目)的措施，使理论争吵演变为国家关系恶化。此后规模不大的边境冲突虽然带有偶发性，却是双方长期政治严重对立并走向极端的必然产物。

　　1961年初，苏方看到中方毫不退让的斗争态度，赫鲁晓夫曾采取了愿意借给中国粮食、建议推迟还债等和缓措施，然而同年末又因中方在政治上保护阿尔巴尼亚而最终决心破裂。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爆发，翌年苏军又进驻蒙古国，更使中国感受到军事压力。1964年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时，毛泽东于7月间会见日本友人时表示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并提出沙俄侵占大片中国领土的老账。苏联则以中国想“夺回历史上丧失的土地”为由向边境增兵。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边防人员也由争吵、殴斗发展到珍宝岛以枪炮射击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武装冲突包括1969年3月2日、3月15日和17日进行的三次战斗，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档案中的数字，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58人，伤94人。中方死伤人员略少于苏方。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在3月22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也讲过：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毛泽东在3月15日冲突后便要求，到此为止，不要打了。苏方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这就使边境冲突得到了控制。

　　此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美国及其盟友。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3月21日通过两国友好期间铺设的、供中苏高层领导直接联络的专用电话来找毛泽东或周恩来，想直接商谈解决边境冲突。当时头脑中充满极“左”狂热的中国女接线员竟拒绝接线并进行辱骂，周恩来得知后认为这不妥，不过根据当时的指导思想仍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说明：“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提议双方进行谈判，同时又采取了炫耀武力的一手。中国方面拒绝谈判后，8月苏军又在新疆铁列克提袭击中国边防分队以施加压力，当时国际上还出现了苏联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传言，使中苏进入了战争的边缘。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中苏关系曾一度非常紧张。

　　双方军力相差，核打击传言使中方感到紧张

　　苏联领导人在处理对邻国关系时一贯有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同自己阵营中的国家出现分歧时也习惯采取强硬施压方式，这一恶劣做法在中国却激起了最强烈的反弹。从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可看出，苏联对华施压的目的是想让中国回到其阵营，结果却适得其反。

　　珍宝岛事件后，苏军《红星报》以不指名却有明显影射的方式称，自己有强大核反击力量，可以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后来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证实，1969年苏联已拥有核弹4万枚(这是苏联历史上拥有核弹最多的时候)，可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超过1000枚。中国刚刚于1964年10月试验原子弹成功，1966年10月才进行了“两弹”结合(原子弹头装入近程导弹)的成功试验，在1969年时却还不具备远程导弹攻击能力，核弹数量更远远不能同苏联比。中国虽然有军队631万人，苏军只有330万人，中方武器装备的水平却落后一代以上，国民产值只相当于苏联的六分之一。珍宝岛事件后苏军紧急向远东增力，1969年夏天还一度停止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客运而专供军用。此时中国在东部、南部还与美国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军事对峙，国内又处在“文革”动乱中，同苏联发生冲突对自己十分不利。

　　此时“文革”的宗旨恰恰是“反修防修”，珍宝岛事件后提出“团结起来，准备打仗”虽对消除严重派性和国内武斗发挥了一定作用，却使中国又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不想同苏联谈判以缓和“反修”气氛，一方面又担忧苏联的军事实力。珍宝岛事件后的近半年时间，国内“准备打仗”的口号主要是服务于政治需要。此时美国故意调整对华关系，于7月21日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明显是想拉拢中国以孤立它最主要的对手苏联。

　　据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回忆录中说，在珍宝岛事件后的半年内，林彪根本不过问对苏战备，认为不会真正发生战争。8月末中央下达全国战备指示后，林彪才开始布置相应的准备，不过他在军委小规模的会上仍讲：“这个仗八成打不起来，却要做八成打起来的准备。”此刻中共中央向全国和全军下达了紧急战备命令，直至第二年春天人们才认识到这是虚惊一场。

　　1969年秋天引发中国最担忧的事件，是当时美国舆论传言称有苏联外交官员向美国官员试探“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对这一消息，美国和苏联的官方都未证实，所说的“袭击”方式也未讲清是否为核打击。不过有国际战略知识的人可以想到，若只是为了几十名边防军人的死亡，核大国之间就要发生一场核战争，这明显违反基本的战略思维逻辑，采取常规轰炸方式同样可以发挥苏军的优势。美国舆论却故意将“袭击”的概念模糊化，牵涉到“核”内容，明显包含有夸大危险并对中国实施恫吓的目的。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做了防止核袭击的最坏准备，主要立足点还是防范苏军常规力量进攻。9月2日越南领袖胡志明去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河内吊唁时提出想在归国时“路过北京”会谈。为了探明其底盘，毛泽东改变了此前不同苏联谈判的态度，同意在机场接待。9月11日，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客厅见面后对他仍以“同志”相称，并表示说：“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周恩来还明确指出，“美国开动了自己全部的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并以警告的口吻询问苏联对华是否有打仗的意图。柯西金当即保证说，苏联没有打击中国的意图，并带有一点讽刺意味地说：“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号召人民打仗，从未在任何地方对人民说勒紧裤带，准备打仗，相反，却一直在谈论和平。”

　　在这次会谈中，两国总理达成了谅解，从而停止了边界冲突，并达成恢复互派大使和增加贸易额的共识。不过中方怀疑苏方是在进行欺骗，随后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战备行动，包括总参在10月间以林彪名义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个战斗命令”。后来中央经调查证实，此命令系黄永胜布置、总参作战部长阎仲川拟定，是在过度紧张情况下违规发布，而非“九一三事件”后所说的“阴谋活动”。根据中央的疏散决定(有些文章和书籍将其说成是根据林彪的命令是不准确的)，首都和许多北方城市进行大疏散，城市居民大都要参加挖防空洞。在冰天雪地中疏散时，我本人首次尝到了被冻伤之苦，对那纸过火的疏散令真有切肤之痛。

　　当时中国的核武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苏联相提并论。

　　美国想对中国以“恩人”自居，国内不负责的媒体又搞炒作

　　中苏之间出现紧张军事对峙后，美国从1969年夏秋起便开始缓和对华关系，包括禁止台湾当局对大陆实行军机侦察，基本取消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目的就是争取中国在战略上靠拢自己以对付苏联。

　　在这种大背景下，苏联准备对华实施核打击的消息就开始散布出来。看一下炒作这类消息的美国媒体，又是来自民间报纸而非官方。因为美国一向标榜“新闻独立”、“新闻自由”，美国的媒体绝大多数属于私营，有时又充当官方传声筒，散布的消息能达到影响和蛊惑人心的目的自然好，即便被揭穿是谎言，政府也可以不负责任。

　　苏联瓦解后，中国有关人员查找了俄罗斯档案，并未看到真有进攻中国的计划。1995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李凤林曾自60年代中期起便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全过程，他后来研究了历史资料曾总结说：“事过多年之后，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对于这种误判的原因，需要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百年潮》2008年第7期第32页)

　　中苏两国出现如此严重的“误判”，首先是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感，美国从中散布离间性消息无疑也起到一定作用。

　　1971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访华要求得到中国同意，美方就此进一步散布苏联可能对华发起攻击并需要美国“保护”一类言论。毛泽东主要从苏联的军事威胁角度考虑，决定同美国改善关系，不过对当时美国散布“帮助”和“保护”中国防范苏联打击的言论十分反感。1973年基辛格来华时，周恩来在会谈时就驳斥了美方表示要提供“保护”的说法。

　　碰了钉子后，美国为了进一步加深中苏裂痕，仍利用各种渠道散布苏联对华威胁的严重性。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舍甫琴科在美国叛逃后，不久发表了《同莫斯科决裂》一书，其中这样记述珍宝岛事件后的情况说：

　　“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炸弹。”

　　这段叙述后来被国际上不少书籍引用，不过若仔细考虑，若苏共政治局真有这样的讨论，一个中级外交官的“外交部同事”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苏联档案上也无此记载。对这段书的内容是否可靠，笔者在2002年曾询问原苏联远东研究所所长、后任俄中友协主席的基塔连科。他称看到过苏共对华关系的众多档案，也问过那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根本不存在此事，“这个叛徒的‘回忆’完全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需求编造的”。

　　1989年中苏两国关系最终完全实现了正常化，90年代中俄两国又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对立关系都不愿再提起。可叹的是，9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演义”式的所谓“纪实”出于猎奇，又拣起当年苏联准备对华实施核打击的传闻，并添油加醋地说什么“美国帮助中国避免苏联核打击”，甚至编造出苏联领导人的表情变化和“喊叫”内容。尽管有识者一看便知是小说式的臆想描写，这类内容近年来却反复在一些小报、通俗书刊和网站中流传。

　　有些想宣传美国对中国“有恩”的人，在撰文中曾危言耸听地散布说：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告知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苏联想要对中国施以“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华盛顿当局反对苏联的计划，并威胁要打击苏联的城市和军事设施，这才最终阻止了苏联的核冒险。这段叙述得不到当事人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证实，有些细节描述明显系编造。至于说美国为“保卫”中国而不惜自己陷入核大战的风险，更是违反国际常识的天方夜谭。美国在中苏冲突中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那便是希望这两个“共产党巨人相拼”而两败俱伤。正视历史的人都可看出，美国不仅不存在拯救中国之事，过去还多次公开威胁对新中国实施核打击，还一直支持台湾当局、阻挠中国统一，对华谈判中提出“保护”之辞，只是想拉中国向其靠拢。

　　美国媒体曾表示苏联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吸取中苏破裂的历史教训，应澄清西方谣言影响

　　对中苏两个过去十分友好的国家发生争吵乃至冲突，中国在改开后曾有过认真的总结。“反修”斗争时的中联部负责人、老一代革命家伍修权在90年代曾深有感慨地回顾：“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伍修权：《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炎•黄•春•秋》1993年11期第18页)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中苏以“葬礼外交”的方式开始了改善关系，苏联领导层也开始研究总结其对华政策的错误。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前，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阿尔希波夫(原苏联驻华总顾问)受苏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的文件并得到苏共中央认可。这一文件中称：“伟大卫国战争后我国对外政策的最大的主要的失败，即同苏联的主要盟国、同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发生了冲突。这给我国带来了最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这场冲突的结果，最大的赢家是美国、西欧和日本。”　担任苏联最后一任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也曾公开说过：“同中国搞坏了关系，是苏联前领导人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他回顾说苏联两面受敌后，为防范美国花了1万亿卢布，为防范中国花了3000亿卢布(注：当时1卢布折合1.1美元)，这接近拖垮了苏联经济。

　　中国对战争危机紧迫临头的估计，对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同样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1969年以后的多年间，中国以重点防范苏联的战备作为五年计划的中心项目，国家财政支出有四分之一以上用于军费和军队直接有关的项目，大大拖累了经济发展速度并影响了人民生活。中国改开后对苏关系的改善，对加强经济建设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吸取了当年的惨痛教训，中俄两国尽管意识形态不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和战略伙伴关系，在对抗“一超独霸”和主张世界多极化方面进行着有效合作。一些想破坏中国对外关系的人，在历史领域一直进行挑拨性宣传也就不足为怪。何况在西方的传媒中，根据自身需要制造谣言且主导舆论，已经成为一门纯熟的艺术，不少谬谈也深深影响到国内。如今，我们在有关中苏关系的历史问题上澄清一些谬谈，正确地认识当年的历史教训，对于正确看待国际关系和防止偏激情绪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中俄在对抗“一超独霸”和主张世界多极化方面进行着有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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