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柯：老兵别样风采

爱老年人

老兵的别样风采

（散文）

黄仁柯著

时下兴起的回忆录热是件大好事。过去常念叨"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有点本末倒置了。大河的水不是天生就有的。大河的水是千千万万条小河沟、小溪涧涓涓而来、艰苦汇流才得以注满的。

正因如此，我认为老人写点严肃的回忆录，多多益善不仅可以去伪存真、正本清源、警示后人、为日后修史提供鲜活的原材料，还可以陶冶性情、防治老年痴呆症。于公于私，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一一作者题记

这里所云的老兵，是指《浙江日报》原理论组（部）组长、知名编辑杜荣进先生。

一个省级机关报纸的理论组长，说白了也就是个正处级的"七品芝麻官"。在时兴宏大叙事的当下，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这话就讲外行了。文学不能势利眼。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尤其是与史学靠得较近的纪实文学作品），关注的是对象的品德、格局、情怀、情趣、事功，是对象能不能让文学家产生创作的激情、在写作中能不能"有话可说"。秦赢以降，中国出了几百个皇帝。皇帝当然位居尘世极致。可是他们的名字，能让"引车卖浆者流"记得住的又能有几人？乾隆皇帝二万多首御制诗，除了那个"一片一片又一片"，又有几首是能让三百年后的我们可以耐心吟诵的？

文学就不一样了。让人打断了腿的孔乙已、拄个竹竿沿街乞讨的祥林嫂，连个圈都画不圆的阿 Q ，却因了鲁迅先生的如缘大笔，让人们记住了他们的尊容，记住了"不多不多，多呼哉？不多也！" 记住了"我真傻……"，记住了"老子过去比你阔多了"，"英雄不问出处"。文学尤其应该如此

就凭多年之中浙江日报上许多社论、评论员文章、言论、带头大稿，都留下过他的心血与汗水；就凭他晚年参与编辑的《读报手册》、《新编读报手册》，发行上百万册，印行之后洛阳纸贵，好评如潮；就凭他耄耋之年撰写了一部二十几万字、充满了反思精神的回忆录，悲天悯人，言人所不敢言；就凭他"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悲悯情怀、醒世警世的哲学思考，选他写他，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有点扯远了，还是赶紧回归老兵这个本来的话题吧。

关于"老兵"这两个字的定义，早些年相对比较简单。所谓"老"者，也就是相对于"少"、相对于"新进"、"新鲜"，老百姓的说法，也就是个"先进山门为大"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队伍上吃粮的时候，就目睹过关于老兵、关于"班首长"的许多笑话。那时候虽然中苏正在交恶，但队伍上"老大哥"的“条例、条令”那一套的影响，还是明显地存在着。那时候当兵，头一年颈上挂个列兵牌牌，按条例规定碰到上等兵都得向右跨一步，行注目礼，遇上做事比较拘谨的老实疙瘩，还得宏亮地喊一声"老兵同志好"、"班首长好"！恭恭敬敬的一脸讪笑。

到得第二年、第三年，我颈上也挂起了无框的一杠二星、三星（中士、上士），再碰到刚穿上黄皮的兄弟，听他们喊一声"老兵同志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祖宗说的可一点都没有假。于是止不住哑然一笑，挥手丢一句："新兵同志好！"，扬长而去。

一种沧桑与自豪就会油然而生

当然，这样的"老兵概念"早已经时过境迁了。当时代的车轮转到21世纪的时候，人们心目中的老兵概念已经不再是字面上的"新老"，而是锁定在了一个特定的人群。他们经历过硝烟炮火，经历过狂风浊浪，经历过生死考验，为了理想与尊严，山崩于前而脸不变色心不跳。虽然这个人群也地分南北、人分东西，但却一样的有担当，有骨头！

杜荣进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杜先生1930年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一个贫苦农家。1943年13岁那年，他考进了山东文登荣（成）威（海）联合中学（以后又改转进了威海中学）。这些中学名称各异，却都是胶东八路军为了迎接抗战胜利而举办的干部培训学校，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走进了革命队伍。在威海中学，以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宋健，就与先生同时分别担任着学校第二中队、第三中队的中队长，一起同睡大统铺间，每日晨曦高喊着"一二一"，带着同学们跑步出操。正是儿时的这段经历，先生与宋健成了终生不渝的朋友。2022年末他因感染新冠住院之后，宋健几次打电话鼓励他，说新冠对老年人不友好，要求他努力趟出一条老年人抗击新冠的新路来！虽然这条路最终到底也没趟出来，但战友情深到底弥足珍贵。

1945年4月，杜荣进毕业后分配到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成了正儿八经的八路军干部。1946年5月，他加了入中国共产党。按照有关规定，1945年8月15日以前参军（参加革命）者，为"抗干"。正因为"卡"着了这一条，他成了名符其实的"抗日老兵"。接下来全国解放干部实行薪金制评定，高头决定将军政干部的评定标准打通，改变过往官员划分九品十八级的旧例，将野战军、兵团、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各档干部，划分成为24级，于是就有了"班首长"。当然班一级最终还是被从干部队伍中剥离，副排级成了最末的一档。

杜荣进评定为行政16级，也就是过往人们常说的那个"准团级"。在全国（全军）干部系列中，16级（准团级）当然算不了什么。但团一级对应地方的县，是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我党把干部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师以上为高级干部，团、营为中级，连以下为初级。发文件，开扩大会议，往往都"发至县团级"、"扩大至县团级"。作为一个放羊娃娃出身的贫家子弟，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能够从事自己喜爱的报纸编辑工作，跻身中级干部的行列，也应该是一件可以值得庆幸的事了。

更可喜的是好事连连。1955年，先生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一﹣一同为《大众日报》干部（资料员）的辛桂芳；而在新婚不久，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这可是从延安搬来的最高学府啊，更何况入学之后他就以老党员的身份，成了年级党支部的支部书记。

人民大学具有高水平的师资，吴玉章老出第一任校长，务实、活跃的学习氛围。行进在铁狮子胡同1号昔日袁世凯大总统府长满青苔的砖廊上，二十出头的山东汉子何等意气风发，那就是可以想见的事了。

先生着了魔怔似地读书、记笔记、请教老师、与同学交流◇倘佯在知识的海洋，吮吸着知识的乳汁，渴望着尽快成长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有作为的记者、编辑。

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然而，一个猝然炸起的惊雷却差点让他粉身碎骨。

应该说杜荣进的青年时代堪称幸运。虽然出生后，胶东半岛连年战乱频仍、灾荒连连，饿肚子的事时有发生。但家里有个勤劳的爷爷，有个慈爱的母亲把天撑着，大树底下好乘凉，到底也就熬了过来。

当然，参加革命之后，他也有过让"吓个半死"的经历：1948年大众日报社机关"三查三整"，他就目睹了曾经当过康生秘书的延安干部、大众日报社社长匡亚明挨整的尴尬场面。匡亚明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家庭，搞地下工作时就曾经被误认为是叛徒，差点让"锄奸队"的自己人给杀了。当时子弹从嘴巴里射入，从颈后穿出，险呼呼就当场毙命。后来还是组织上把他从生死线上扯了回来。这样经过考验的布尔什维克，怎么运动一来又要回过头来算老账了呢？

十八岁的杜荣进搞不明白。不过，当时的"三查三整"到底还比较文明，没有挂牌子，没有"坐喷气式"，也没有"全面夺权"，匡亚明仍然可以上班、签发文件。等济南战役打响，活捉了王耀武，火力转向国民党，匡亚明头上的帽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了反右派，"情况就起了根本的变化"，按了一般人的理解，反右派对于人民大学新闻系55级这届学生，应该没有太大的威胁。这届学生在报考人民大学新闻系时就内定有三个条件：党团员；历史清白，三年以上的工作历史。后来考入这届新闻系的20个学生，有16个党员，4个团员，每个人都经过本单位的认真挑选，说他们优秀，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这样一支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队伍，称之为可以依靠的"自己人"，应该名符其实。正因如此，作为这支队伍党支部书记的杜荣进，对于这場运动的发展趋势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就表现得非常的乐观，非常的肤浅，非常的麻木不仁，认为眼下的运动，大不了也就是当年整匡亚明的那种"三查三整"。

一开局就错误地估计形势，往后的事态发展，还能有什么好的果子吃？

中国人民大学一大批"右派分子"被揪出来之后，杜荣进当书记的班级却仍然空空如野。对于主政者，这样"被运动遗忘的角落"当然不能允许存在。打右派有指标，一个班起码要打一两个，这么明明白白的规则怎么能让一个小支部书记给搅黄了呢？

一怒之下，系总支领导干脆直接把张 XX 、俞 XX 两个同学划成了右派。什么啰嗦的话也都免了，就是叫杜荣进代表党支部签字、组织班里的同学对他们进行批斗。直到这个时候，杜荣进才知道自己已经面临着生死的抉择。如果违拗系领导的决定，自己很可能就要跌入万丈。

深渊、粉身碎骨。

整整一个晚上他都翻来覆去，焦燥难捱。对此，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有过一段真情的描述，他说："考虑再三，最后我还是听从良心的召唤，按照党章规定，写下了如下的文字：我依然不同意划张 XX 同学为右派，保留个人意见，但服从组织的决定。"，见回忆录P70页。这样的支部意见当然就是"和组织两条心"。更令人尴尬的是，当时先生的支部书记职务还没有被撤销。你不是说服从组织决定吗？那你就得带领全班同学"向右派分子开火"。这种批斗，让他真正领略到了两面派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当然，上级领导也不会允许这样的局面继续存在。很快，他就被撤销了支部书记职务。而在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整风反右補课"中，虽然他还顶着一个党支部委员的名义，却毫无悬念就成了运动的对象。

经历了七斗八斗，杜荣进写出了《我的认罪书》，上纲上线，把自己描绘得一无是处："拒绝改造"思想堕落"，做了修正主义的俘虏，对党和人民犯了罪".

面对这样自侮自毁的"认罪书"，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的知识分子一定笑不起来，不忍卒读，或者干脆回避。先生却不是如此。在他以85岁高龄之躯书写回忆录时，他坦然地写下了以下的文字：

"我是个软骨头，看了认罪书，好象我在反右中特狂妄，什么世界大事国家大事都敢想敢讲敢议论。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作为初入校门的学生，大家都是专心致志地埋头读书学习。整风开始了，报纸连篇累牍都是这里鸣放那里鸣放的新闻。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鸣放会人民日报就连续报道了十余次，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引到了关心国家大事上。报纸你不能不看，看了又不能不想。因为天天开鸣放会，你又不能不说。等到你成了批判对象，检讨就成了寻常事。检讨又不能不上纲，深挖思想根源，人家听了，再添油加醋，就句句错误。一无是处……见回忆录P84页

这样的文字，可能会是很多受害者所不愿坦承的。碰到压力就抽骨头，到底不是宣传中"红岩烈士"所应该具有的英雄品质。

先生没有回避自己的怯懦。往下的一段话他就说得更加直白。

他说：“我在山东的邻居、大众日报的老干部陈华鲁，被打成右派后，从不认错，死不认罪。1960年组织上曾经起草一份文件，摆在他面前，只要他承认"有错误"，帽子"改正"。

他的回答很干脆："我没有错！箱铜大摘，因而又多当了十七年右派，老婆也离他而去。这才是敢于抗争的硬骨头。………我一直说过，我是个懦弱的人，基本上是一个驯服工具。后来我提出申诉，也是一种卑微的口吻。恳求"宽大处理"，从来不敢说"我正确，你错误"…….（回忆录P100页）

经过一年多的反右和反右 "补课"，人大新闻系划了"极右分子"（也就是常规意义上说的右派分子）43人，占全系师生员工总数的8.6%；划出了"中右分子"25人，占5%。杜荣进所在的那个班，划了2个极右，5个中右"极右"和"中右"加起来占到了学生总数的35%。无论是对应人民大学，还是对应全国，这个百分比都已经可以称之触目惊心的了。

所幸的是，杜荣进最终没有被划进"敌人"的圈圈中，他最终被"宽大"，划成了"中右"。划为中右的人，虽然处理也非常严厉，是党员的一律留党察看，但相比划为右派分子之后的开除、赶回原单位，甚至劳改、劳教，到底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先生能够获得豁免，当然与他的下中农出身有关系，与他的13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有关系。不管怎么说，他可是我们党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红小鬼呀！

人大毕业之后，杜荣进幸运地走进了浙江日报的编辑行列。当然，这得力于他碰到了人生道路上的"贵人": 当时浙江日报的总编辑于冠西同志。

于冠西是看着杜荣进长大的大众日报"老人"。当他发现在浙江实习的杜荣进是个干新闻的好苗子时，毫不犹豫就给大众日报写信要人。杜荣进闻讯后忐忑不安，特意找于冠西说："我运动中犯过错误……他说："我知道。这些你不要管！" 有这样惜才的勇气和魄力，在我党党内，当然不会是绝无仅有，但也肯定是难得的了。

于冠西挥手打断杜荣进的话。

调入浙江日报的随后几年，杜荣进就住在总编辑家居的对门。总编辑碰到年轻的后生总是随和地叫声"小杜”，让他受伤的心灵得到深情地抚慰。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杜荣进对此有着深情的回忆。

他说：“晚年每遇有人问我：你认为人生什么是最高尚的美德？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雪里送炭。我一生遇到过众多雪里送炭的君子。患难中得到他们的帮助，应该永远感恩雪里送炭之人。我从北国调来江南，首先要感恩于冠西老领导，没有这位一把手亲自给大众日报总编写信，又派人事科长主办，调动之事决不可能办成。刚来浙江，我与之对门而居。冠西总是满面笑容，呼我小杜，毫无架子，工作中更是给我很多帮助。可叹的是在冠西文革落难时，我不仅没能给他帮助，反而随波逐流，成了不义之人。这是无法辩解、永远悔恨的。冠西已经仙逝，如果真的能在另一个世界相见，我将郑重向这位前辈鞠躬道歉。（见回忆录P104页）忏悔之情，跃然纸上。

凭心而论，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同先生并没有太深的交往。如果说点"背时"的话，在史无前例中，我所参加过的群众组织同他所参加过的群众组织还属于"鸡皮、鹅皮"。但是，当改革开放的巨流势不可挡地涌进浙江之后，经过几件小事的接触，却使得我们成了可以一吐肺腑的朋友。

有件事曾经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先生的家乡文登县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发生过一起惊天的大血案。先生在回忆录中泣血描述过这场血案。他说：1940年，投降了日寇的国民党郑维屏部，盘据在与我家一水相隔的营南村。这伙人无力东进或者南下与八路军争锋，为扩充势力，就于1941年1月12日，组织了百人的队伍，趁夜色潜入日寇盘据的刘公岛，杀死了几十个日本兵，夺得了几百条枪枝。事情败露了，鬼子兵于3月26日，派兵包围了营南村，郑部闻讯逃之夭夭，杀千刀的鬼子兵竟然拿百姓出气，头一天烧毁了村里数百间房屋，第二天卷土重来，围住了村民，四周架起机枪，"突突突"108位村民被屠杀。鬼子兵回城后，亲人们赶来，哭声震天。我的家与营南村只有一河隔。鬼子兵血洗营南村时，我和母亲趴在土坑前，一动也不敢动。鬼子兵也曾准备对文登营下毒手，这里也曾有郑部的一些单位驻扎。据说村长于连城爷爷把腿也跑断了，村子里才逃过一劫。"（回忆录P35页）

可以说先生对这段历史没齿不忘。1994年我的长篇小说《东瀛喋血》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时，他正在浙江日报的子报《钱江晚报》编文化新闻，立即很努力地建议报社领导在晚报的文化新闻和文化副刊上连发了有关小说的出版消息和作者的创作谈。2004年，小说改编成29集电视连续剧《记忆的证明》两次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一次在中央八套黄金时段播出之后，先生十分关注，认为电视剧提出了对抗日战争进行历史反思的重大话题。但是就在电视剧播出了三集之后，他忧心忡忡地打电话给我，说电视剧中血淋淋的镜头太多了，要把青年观众吓跑的呀！我只有宽慰他，说抗日战争我们死了3000多万人，观众应该可以理解导演的表现手法。他连连说不一样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蜜水里泡大的，他们有几个见过血？有几个还记得这场让我们刻骨铭心的战争场面？

所幸的是，2004年的中国观众没有被血腥场景吓跑。中央一套两次播出时的收视率达到了6.8%。按照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统计方法，收视率1%对应2000万人。也就是说，每天晚上全球有13000万人观看了这部电视剧。先生对这个结果十分宽慰。可是仍然少不了担心，因为在全国几十家电视台不停播出的狂风暴雨之后，电视剧赖以改编的长篇小说《世界没有末日》依然只发行了15000册。依据青年人是购买书籍主体的调查，他认为关心这部电视剧的观众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对历史反思仍然缺少应有的积极性。他经历过抗日战争，他不希望后世子孙忘记自己民族曾经遭受过的奇耻大辱。

可是，2012年，中日两国发生钓鱼岛争端之后，中国许多城市发生反日流行，后来发展到有些人烧日人在华的工厂，砸日制汽车，殴打车主（尽管开车的是中国人），还有人号叫“杀死日本狗”！先生又忧心忡忡了，他认为这是胡来！“中日都是亚洲大国，今日之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需要的是合作共赢，有了矛盾协商解决，动不动就叫喊‘打打打！杀杀杀’，抵制这个抵制那个，不是文明社会处理矛盾的办法”（见回忆录P36页）

范仲淹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则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与谁归？”。杜荣进就是这样的人。2015年1月28日，我在杭州亚洲书院举办的浙江日报原副总编辑傅通先先生的散文集《笑在天堂》研讨会上曾经做了一个发言。我说傅先生：“对于曾经帮助过他、欣赏他的领导，如于冠西、厉德馨、王家扬、陈冰、邱清华、张雪梅…..他满怀激情地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对眼下似乎不行时的，如空五军到浙江日报军管的遗痴，仅仅因为一个让他坐飞机现场报道向南堡大队空投救灾物资的事，他也牢记在心。同样，傅通先通过王家扬的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久违了的人物——周建人先生。鲁迅这位靠自学成长起来的兄弟，是一个浙江人民不应该忘记的人物。困难时期，省公安厅发公函向他报告：本省某穷困山区发生了一起因饥荒而产生的家庭惨剧。接报后，他立即果断地派秘书深入事发地调查，核实原委后迅速向周总理报告，才使中央了解了浙江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得力的补救措施，减弱了浙江人民遭受苦难的烈度。实际上，提名周建人当省长的是周恩来。上任伊始，周恩来就明确要求他：浙江的情况，你向我汇报。并且指定了专门的联络员。所以周建人给中央的报告，全部写给周恩来，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有一段时间，浙江有人误读了这位省长，给他扣上不应该扣的帽子。

会后，我把这个发言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先生。先生在史无前例中，曾经接受省委的指派，与另外一个部队干部赴京专门采访周建人。以周建人的名义在中央几个大报（大刊上发表好几篇长文，最终还汇集成一个小册子出版。史无前例后期，先生为此背了好大一段黑锅。

虽然有着这么一段尴尬经历，晚年的先生对于史无前例却明白无误地保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史无前例中媒体上充斥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无限上纲"、"指鹿为马、草芥人命"的戾气，表现出极大的反感。

他向我讲述过两个真实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由浙江省军区军法处的一位军法官提供的，

史无前例中，省军区独立一师有一个战士长得很像刘少奇。连里的战士叫他"刘少奇"，他也哼哼哈哈，不当回事。有一回，有个战士和他开玩笑，冲他高喊"打倒刘少奇！"，他也反唇相讥，高喊："刘少奇打不倒！"，这本来就是年轻人吃饱了撑的开玩笑，"吃过肚饥、说过忘记，嘻哈一阵也就抛之脑后。

谁也没想到后来竟有有心人将这事告发到了省军区，代司令员熊应堂坚决主张将此人枪毙。熊应堂将军是"外来户"，"崽卖爷田不心疼"。副司令员万振西将军、戴克林将军就不一样了，他们是省军区的"老土地"，对独立师官兵有感情，哪有说句话就割脑袋的？不同意！说还是调查清楚吧。主张作复员处理。两种意见对立，就该轮到代政委南萍一锤定音了，南说，把军区党委两种意见如实报告上级吧。

上级批示"复员"，假"刘少奇"总算保住了项上人头。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 XX 日报。

报社编辑 XX 夫妻两人的家庭出身都不好，因此参加工作后一向低调。反右运动前夕，他被选调到人民大学进修。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运动中他一言不发，干坐着。可是等到运动结束，一言不发的他却仍然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处分的理由是：你运动中一言不发本身就表明了你对运动的态度。

解放初期号召"向党交心"。 XXX 交待自己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两个反革命分子要杀老人家。见老人家很危险，他大叫：不要杀老人家！老人家是好人！

他交心说：这说明我对反革命的力量估计过高，没有

看到人民的力量。

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所谓的"交心"是没话找话，所以领导上也没把它当个事。

到了史无前例，这人鉴于反右运动中一言不发受处分的教训，也参加了造反。不过出头露面的事他从不参与，充其量也就是跟着打个哦嗬而已。

史无前例后期，报社一个管过档案的人受到审查。这人为了立功自赎，把档案中 XXX 的交心材料抛了出来。 XXX 立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关押在 X 报 X 楼。 XXX 感到幻灭，割腕自杀。可是他没有自杀的经验，割得满臂伤口，却都没有割在要害处，血流了十几个小时都没有死成。可是他死意已决，终于选择了从楼上纵身一跃．..

XXX 以"自杀叛党、自绝人民"的罪名被开除党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到恢复，经党组织认真复查，这顶帽子才被撤销………

一句笑话差点让一个年轻战士掉了项上人头；一个不曾发生的恶梦却实实在在地让一个共产党员失去了宝贵的生命。2008年同我讲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杜荣进已年近耄耋。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几年，时光的流水淘尽了人世的喧哗，但老人却仍然激动、沉痛，他说，我们的民族再也不要出现这种荒唐绝伦的瞎折腾了啊！

1997年，67岁的杜荣进离休了，像战士一样退出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的"新闻战线"后，他又在钱江电视台、《市场导报》、《浙江经济》、《茶博览》等媒体"帮了十年忙"。直到77岁，他才真正进入随心所欲的休息状态。

晚年的杜荣进寄情山水，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他去过好多国家，几乎走遍了祖国的绝大部分省份。在这些趣游中，他几乎都要拖上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妻。

有一年在威海，辛桂芳就跟我狠狠地吐了一把先生的"糟"。辛女士说，老杜这个人，好象忘记自己多大年龄了，我身体不好，他到外头玩，总要硬拖上我。有一回晚上在徐州转车，时间紧急，他架着我在站台上跑，噎得我差点背过气去。我跟他说老杜啊，你何苦啊！你也快八十的人了，我身体不好，你把我拖出来，我折腾不起，你也折腾不起啊！他口里应着好好好，可到了下一回，又是老方一帖呀！

辛女士说这话时，已经临近她的老年，虽然露着怨意但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那里充满了内心的满足与甜蜜。

辛桂芳走后，端庄贤惠的蒋 XX 走进了先生的生活，他一如既往地寄情山水，日本、台湾、海南、青海、云南、内蒙古……．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们欢快的印痕。这一轮的岁月是杜荣进过得最轻松的一段。虽然照旧忘不了忧国忧民，但廉颇尚有"日食斗米，只是屎多"的尴尬，何况我辈？正因如此，这一段岁月也成了我等老家伙相聚喝茶、"敲瓦片"( AA 制聚餐）最多的一段。即使在"新冠疫情"闹得鸡飞狗跳的那段，"敲瓦片"依然是我辈一众最向往的场景。我们互相鼓励着，相约新冠疫情过后，一定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喝茶。

就在2022年就要过去的前几个月，先生找我的电话明显地多了起来，而且话题相对单一，就是告诉我最近又读了我写的书上那一篇什么什么文章，问我有关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有没有什么原形？当然，谈话过程中也有些许夸奖，但大多是谈他对于某些类似问题的见解。

新冠疫情在杭州大范围流行起来之后，先生突然少了音讯。我预感到形势不妙。一直到2023年1月9日，原浙江日报老友傅 X 发来信息，我才知道先生感染了新冠，已经在医院住院诊治半个月了。

新冠病人入院后一律不准探视。我只有默默地祈祷上苍。

上苍让我失望了。2023年新春年后不几天，我不希望发生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

一个抗日老兵踏着新年的钟声去了。我想他一定走得坚定、安祥。他走过了人生的93个春秋，经历了欢乐与泪水。虽然有时候泪水多了一点，但他到底见证了胜利的喜悦！见证了红旗升起的豪迈！见证了中华民族融入人类大家庭的美好！作为一个党一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可以也应该微笑着安息。

还要喊一声，老兵，一路走好！

2023年11月26日下午5时

2023年11月28日

2023年12月22日

稿于杭州

初改于杭州

再改于杭州

作者黄仁柯介绍：

黄仁柯，男，湖南澧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作家协会原驻会国家一级作家。已出版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七百余万字，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东瀛喋血》《世界没有末日》《八百壮士》《三星将军的生死抉择》《民国悬案》，长篇报告文学《陆军监狱》《沙孟海和他的 CP 兄弟》《沙孟海兄弟风雨录》《生死天山一俞秀松和盛世才兄妹》《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雨果》《中国禁赌纪实》《亲历者见证真相﹣﹣中国左翼文人的慷慨往事》，中短篇小说集《司令我奶奶》,散文随笔集《徘徊梅花岭》《四重奏》（合著），小说报告文学集《曲水扬波》等二十余部。作品多次在国内得奖。根据其小说改编并参加编剧的29集电视连续剧《记忆的证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八套黄金时段多次播出，获2004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大奖飞天奖一等奖和飞天奖最佳编剧奖，再获2005年度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2006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