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薛大娘》

东方

我们为什么爱读汪曾祺

徐则臣

汪先生说得好，回到民族传统，同时不拒绝国外文学的影响；回到现实主义，但是不拒绝现代主义。把传统的和现代的、本土的和国外的融合起来，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传统。

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写道：“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也如此，他在作品里面呈现出来的可能仅仅是这个人的八分之一，他背后的写作资源、精神谱系十分复杂。我在梳理汪曾祺先生创作的时候，就发现像进入了一个迷宫。

汪曾祺的创作受到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影响，西方的现代主义、佛教和老庄哲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思考也很深入。很多人认为，汪曾祺跟时代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甚至扯不上关系。他的确不是那种跟现实亦步亦趋、与时俱进的作家，但绝非无视和游离，他跟时代之间的关系是另外一种。

《受戒》这样的作品，汪曾祺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写出来？它跟同时代的作品区别显著，当然汪曾祺的出现，也跟那个时代的其他作家迥然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这十来年是汪曾祺先生小说创作的高峰时段。那个时期流行的是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尤其是后来的先锋派，以决绝的、高蹈的乃至游戏的创作姿态，去反拨此前文学跟现实之间零距离的关系。文学风潮有极大的裹挟性，它会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影响我们对文学的判断，所以很多作家没能力逆流而动，也没勇气改弦更张。而汪曾祺先生这时候选择了逆流而上，或者说根本不是逆流，他只是顺流而下，顺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想法之流来写，所以创作出了这些“另类”的作品。

《受戒》的故事不复杂。小说开始就详细地对寺庙跟和尚的情况做了一个梳理，描写都非常生活化。理解汪曾祺的作品，不能用一些奇崛的小说作法的清规戒律进入，你要贴着生活去理解，这也是汪曾祺作品里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还原生活本身、体贴生活本身、认同生活本身。这就是汪氏小说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两个少男少女，用十分真诚、干净的声音告白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动人，这个小说今天读来依旧深入人心，就是因为《受戒》写的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汪曾祺格外理解、包容他笔下的人物，他没有刻意拔高，也没有过度传奇化，他不把小说写成生活的对立面、对手或者敌人。他只是忠直地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感觉。

汪曾祺对自己的散文化写作有十分清醒的认知。他认为自己散文化写作的最大诉求是和谐，他不喜欢刻意的、严格的布局结构，主张信马由缰，写到哪儿算哪儿。散文化的小说，往往没有非常起伏的、戏剧化的、有冲突的故事，靠什么吸引读者？靠的是韵味、格调、格局，靠的是作品背后的作家的人格力量，靠的是作家这个人和语言的修为。这也是沈从文和汪曾祺这类型作家厉害的地方，他们不作传统意义上的曲折故事，但依然能让读者沉醉其中。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受戒》？彼时汪曾祺年近六旬，这个年龄绝大多数作家的创造力都在走下坡路，但先生逆势上扬，简直是一飞冲天。他在创作谈里陈述了三个原因：第一，写完《异秉》，他沉浸式地进入了回忆，经不起朋友们再一鼓励，《异秉》式的小说他就接着写了。汪先生特意提到一个问题，他说他的写作在很多人看来不合时宜。因为80年代初的中国百废待兴，整个中国都处在一种昂扬奋进、热火朝天的状态下，文学跟时代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当时现实主义如日中天，这时候他反倒写出了跟当下生活散淡疏离的作品。当然，他自有其说法：《受戒》这个小说体现的不是《受戒》故事里那个时代的审美和对社会的认知，而是体现了一个80年代的中国人对那个时代的认知。这就涉及到我们写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家应当以及如何通过文学的手段去重构他对历史的认知。

第二个原因，那段时间他的老师沈从文要出文集，作为学生，汪曾祺把老师的作品又重读了一遍，读的时候依然感受到沈从文作品里面三三、夭夭、翠翠那些年轻女孩的美好，他也想写出这样的人物，然后才有了小英子这个形象。汪曾祺说：“我是沈先生的学生。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我们比照小说最后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再看看《边城》的结尾，会发现这两个小说的爱情/情感模式其实是一样的。可见，每个作家的写作里面都有大量的前文本和潜文本，所以读一本好书不仅仅是读这个作家的这本书，同时也是在吸收对他有所影响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共同的营养。

第三是受到当时“百花齐放”气氛的感召。汪曾祺说，这个小说如果放在“文革”十年，乃至放在整个十七年中他都不会写，只有在“百花齐放”的时代才能出现。他说他不仅要写，而且要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这三个词也是我们解读汪曾祺小说时最重要的几个关键词。他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所以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才会有那种天真烂漫的状态。

这三个原因是汪曾祺先生的夫子自道。我觉得还可以补充其他几个原因，比如汪先生创作背后的思想资源，即佛教和老庄哲学对他的影响。如果沿着汪曾祺往上追，可以追溯到沈从文，继续追，可能一直会追到苏东坡、王维、陶渊明，等等。儒道释在他这里共同起作用，所以汪曾祺是一位既入世又出世的作家。还有一点，也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小说对地域性的呈现，既有点又有面、既有局部又有整体观。一个作家回到他和他的文化生长之地去挖掘人和现实、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那个时代拉美文学爆炸对中国文学带来的启发。

对我们今天来说，汪曾祺的创作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是他的短篇小说美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只写短篇小说且蔚然卓著者，可能就两位，一位是鲁迅，另一位就是汪曾祺。汪曾祺在自述中说，他只会写短篇，或者说他只熟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一个人是写短篇、写中篇还是写长篇，受制于他的思维模式，写短篇的时候有短篇思维，写中篇的时候有中篇思维，而写长篇则是长篇思维。我写完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有一段时间回头写短篇，怎么写都不对，开个头就觉得是长篇的表达方式，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都下不了笔。后来，我重新大规模读短篇，一点点找回短篇的感觉，重建了短篇思维后再写，才顺当了。汪曾祺的小说都比较短，最长的《大淖记事》也只有一万七千字，有人说这个小说写得好啊，能不能把它拉长，变成一个中篇？汪曾祺一口拒绝，说这就是它该有的样子，如果拉长了就不是现在这个小说。他认为短篇就是短篇，不存在可以作为长篇的短篇，也不存在可以作为短篇的长篇。一个文体有一个文体的质的规定性，这是艺术规律，我们写作时不能乱来。

对汪曾祺小说深入追究后我们会发现，有几个概念纠缠到了一块儿，比如乡土文学、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汪先生一直不赞成自己的文学被称为乡土文学，因为当时流传一个观点，很多人习惯以乡土文学为借口去反对现代主义。汪曾祺说：“我认为我的作品是现实主义，但是我一点都不排斥现代主义，我认为我的作品里面现实主义中有现代主义。”他同时提到：“我主张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但是我一点不排斥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希望我在写中国式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时候，能够融入西方的一些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

汪曾祺在80年代后期开始写系列小说《聊斋新义》，这是汪曾祺对蒲松龄《聊斋志异》部分作品的“重述”。大家都知道《聊斋志异》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瑰宝，是古代中国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汪曾祺为什么要在晚年重述“聊斋”？这其中蕴藏着他对传统的想法。汪曾祺在晚年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文学传统的重要性，有一次他在座谈会上说，如果对新潮派的年轻作家说点意见，那就是要补两门课，一门课是古典文学的课，一门课是民间文学的课。这句话放在今天更加切要。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越来越趋同、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如何让我们的文学成为我们自己的文学，让中国故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汪先生说得好，回到民族传统，同时不拒绝国外文学的影响；回到现实主义，但是不拒绝现代主义。把传统的和现代的、本土的和国外的融合起来，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传统。这也是我在今天重读汪曾祺作品的时候，在作品本身的美、意蕴、作家修为等提醒之外，更为看重的一个启示。

原载于《文艺报》2023年10月9日3版

薛大娘

汪曾祺

薛大娘是卖菜的。

她住在螺蛳坝南面，占地相当大，房屋也宽敞，她的房子有点特别，正面、东面两边各有三间低低的瓦房，三处房子各自独立，不相连通。没有围墙，也没有院门，老远就能看见。

正屋朝南，后枕臭河边的河水。河水是死水，但并不臭；当初不知怎么起了这么一个地名。有时雨水多，打通螺蛳坝到越塘之间的淤塞的旧河，就成了活水。正屋当中是“堂屋”，挂着一轴“家神菩萨”的画。这是逢年过节磕头烧香的地方，也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正屋一侧是薛大娘的儿子大龙的卧室，另一侧是贮藏室，放着水桶、粪桶、扁担、勺子、菜种、草灰。正屋之南是一片菜园，种了不少菜。因为土好，用水方便——一下河坎就能装满一担水，菜长得很好。每天上午，从路边经过，总可以看到大龙洗菜、浇水、浇粪。他把两桶稀粪水用一个长柄的木勺子扇面似的均匀地洒开。太阳照着粪水，闪着金光，让人感到：这又是新的一天了。菜园的一边种了一畦韭菜，垄了一畦葱还有几架宽扁豆。韭菜、葱是自家吃的，扁豆则是种了好玩的。紫色的扁豆花一串一串，很好看。种菜给了大龙一种快乐。他二十岁了，腰腿矫健，还没有结婚。

薛大娘的丈夫是个裁缝，人很老实，整天没有几句话。他住东边的三间，带着两个徒弟裁、剪、缝、连、锁边、打纽子。晚上就睡在这里。他在房事上不大行。西医说他“性功能不全”，有个江湖郎中说他“只能生子，不能取乐”。他在这上头也就看得很淡，不大有什么欲望。他很少向薛大娘提出要求，薛大娘也不勉强他。自从生了大龙，两口子就不大同房，实际上是分开过了。但也是和和睦睦的，没有听到过他们吵架。

　 薛大娘自住在西边三间里。

她卖菜。

每天一早，大龙把青菜起出来，削去泥根，在两边扁圆的菜筐里码好，在臭河边的水里濯洗干净，薛大娘就担了两筐菜，大步流星地上市了。她的菜筐多半歇在保全药店的廊檐下。

　　 说不准薛大娘的年龄。按说总该过四十了，她的儿子都二十岁了嘛。但是看不出。她个子高高的，腰腿灵活，眼睛亮灼灼的。引人注意的是她一对奶子，尖尖耸耸的，在蓝布衫后面顶着。还不像一个有二十岁的儿子的人。没有人议论过薛大娘好看还是不好看，但是她眉宇间有点英气。算得上是个一丈青。

　　她的菜肥嫩水足。很快就卖完了。卖完了菜，在保全堂店堂里坐坐，从茶壶焐子里倒一杯热茶，跟药店的“同事”说说话。然后上街买点零碎东西，回家做饭。她和丈夫虽然分开过，但并未分灶，饭还在一处吃。

　　薛大娘有个“副业”，给青年男女拉关系——拉皮条。附近几条街上有一些“小莲子”——本地把年轻的女佣人叫做“小莲子”，她们都是十六七、十七八，都是从农村来的。这些农村姑娘到了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就觉得这是花花世界。她们的衣装打扮变了。比如，上衣掐了腰，合身抱体，这在农村里是没有的。她们也学会了搽脂抹粉。连走路的样子都变了，走起来扭扭答答的。不少小莲子认了薛大娘当干妈。

　　街上有一些风流潇洒的年轻人，本地叫做“油儿”。这些“油儿”的眼睛总在小莲子身上转。有时跟在后面，自言自语，说一些调情的疯话：“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青春不再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小莲子大都脸色矜持，不理他。跟的次数多了，不免从眼角瞟几眼，觉得这人还不讨厌，慢慢地就能说说话了。“油儿”问小莲子是哪个乡的人，多大了，家里还有谁。小莲子都小声回答了他。

　　“油儿”到觉得小莲子对他有意思了，就找到薛大娘，求她把小莲子弄到她家里来会会。薛大娘的三间屋就成了“台基”——本地把提供男女欢会的地方叫做“台基”。小莲子来了，薛大娘说：“你们好好谈吧，”就把门带上，从外面反锁了。她到熟人家坐半天，有一搭无一搭地聊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才回来开锁推门。她问小莲子“好么？”小莲子满脸通红，低了头，小声说：“好，”——“好，以后常来。不要叫主家发现，扯个谎，就说在街上碰到了舅舅，陪他买了会东西。”

　　欢会一次，“油儿”总要丢下一点钱，给小莲子，也包括给大娘的酬谢。钱一般不递给小莲子手上，由大娘分配。钱多钱少，并无定例。但大体上有个“时价”。臭河边还有另一处“台基”，大娘姓苗。苗大娘是要开价的。有一次一个“油儿”找一个小莲子，苗大娘索价二元。她对这两块钱作了合理的分配，对小莲子说：“枕头五毛炕五毛，大娘五毛你五毛。”

　　薛大娘拉皮条，有人有议论。薛大娘说：“他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有什么不好？”

　　薛大娘每天到保全堂来，和保全堂上上下下都很熟。保全堂的东家有一眯特别，他的店里都不用本地人，从上到下：管事（经理）、“同事”（本地把店员叫“同事”）、“刀上”（切药的）乃至挑水做饭的，全都是淮安人。这些淮安人一年有一个月假期。轮流回去，做传宗接代的事，其余十一个月吃住都在店里。他们一年要打十一个月的光棍。谁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假满回店，薛大娘都了如指掌。她对他们很同情，有心给他们拉拉纤上，找两个干女儿和他们认识，但是办不到。这些“同事”全都是拉家带口，没有余钱可以做一点风流事。

　　保全堂调进一个新“管事”——老“管事”刘先生因病去世了，是从万全堂调过来的。保全堂、万全堂是一个东家。新“管事”姓吕，街上人都称之为吕先生，上了年纪的则称之为“吕三”——他行三，原是万全堂的“头柜”，因为人很志诚可靠，也精明能干，被东家看中，调过来了。按规矩，当了“管事”，就有“身股”，或称“人股”，算是股东之一。年底可以分红，因此“管事”都很用心尽职。

　　也是缘分，薛大娘看到吕三，打心里喜欢他。吕三已经是“管事”了，但岁数并不大，才三十多岁。这样年轻就当了管事的，少有。“管事”大都是“板板六十四”的老头，“同事”、学生意的“相公”都对“管事”有点害怕。吕先生可不是这样，和店里的“同事”、来闲坐喝茶的街邻全都有说有笑，而且他的话都很有趣。薛大娘爱听他说话，爱跟他说话，见了他就眉开眼笑。薛大娘对吕先生的喜爱毫不遮掩。她心里好像开了一朵花。

　　吕三也像药店的“同事”、“刀上”，每年回家一次，平常住在店里。他一个人住在后柜的单间里。后柜里除了现金、账薄，还有一些贵重的药：犀牛角、鹿茸、高丽参、藏红花……。

　　吕先生离开万全堂到保全堂来了，他还是万全堂的老人，有时有事要和万全堂的“管事”老苏先生商量商量，请教请教。从保全堂到万全堂，要经过臭河边，薛大娘的家。有时他们就做伴一起走。

　　有一次，薛大娘到了家门口，对吕三说：“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

　　吕先生从万全堂办完事回来，到了薛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进了屋，薛大娘就解开上衣，让吕三摸她的奶子。随即把浑身衣服都脱了，对吕三说：“来！”

　　她问吕三：“快活吗？”——“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薛大娘和吕三的事渐渐被人察觉，议论纷纷。薛大娘的老姊妹劝她不要再“偷”吕三，说：

　　“你图个什么呢？”

　　“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

　　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再来说说薛大娘

龚 静

——近来读《汪曾祺小说全编》（上），又发现了薛大娘的身影。

——说又，一则1995年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薛大娘》；二则，1991年汪曾祺发表过一篇散文《一辈古人》，文章由“靳德斋”、“张仲陶”和“薛大娘”三文合成。这两篇，无论散文还是小说都直接以薛大娘为题。另有1994年创作的《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也提到薛大娘。这三部作品中的薛大娘形象基本一致，除了种菜卖菜谋生外，兼做拉皮条的营生。薛大娘原型显然源于汪曾祺家乡高邮，隔了这么多年，已七十古来稀的汪曾祺三次下笔薛大娘，可见汪曾祺对之何等念念不忘。所以，在写于1940年的《翠子》中看到薛大娘，我眼前一亮。原来年轻的汪曾祺就写过薛大娘。

——《翠子》当然不是专门写薛大娘，《翠子》写“我”家十九岁丫头翠子的一点点故事。故事简单小巧。夜，幼年丧母的“我”和翠子在家等父亲回家。“我”欢喜翠子，翠子也关心“我”和父亲。夜深风大，两人说点闲话。父亲回了，满腹心事。“我”约略知道翠子要走了，不舍，童言率语，对父亲说：“翠子真好，又好看，又待我好，跟妈一样。爹，我们再也不要让她走，教她永远在我家里！”原来翠子家里给她说了个男人，跛脚的。父亲说“这件事，我不能管！”说完，“爷又叼上一支烟，划了一根火柴，半天都不去点。等火把指头灼痛了，才把火柴扔了”。第二天正好逢爷的生日，翠子借着“我”的口说予爷：“爹，你是不是三十岁了？翠子让你明儿别出去，为你做生日，她办菜！”“明儿是你妈的忌日。我要翠子回家，她长大了，留不住。”“满屋漆黑，柝生敲过三更了。我不知道父亲甚么时候方睡。我醒来时，父亲已起床出院中做深呼吸去了。翠子站在我床边，眼睛红红的”。各人各有一点淡淡哀愁和情意，一点似深似浅的无奈，皆以幼儿口吻淡淡道出。且慢，还没说到薛大娘。薛大娘在淡淡的压抑氛围中倒是若她种的青菜那般清鲜。“我”一五一十回答父亲的问话，晚上吃的是青菜虾圆汤，青菜“在薛大娘园上挑的。翠子说，这样有起水鲜”。接下来“我”跟父亲叨叨着翠子和薛大娘还有薛大娘儿子大驹子的事。大驹子见翠子和“我”来了，停下正在浇水的活，“笑吟吟地……”“替我们下园挑菜去。翠子坐在埂上跟他谈话。”薛大娘呢，“给了我两个新摘的沙胡桃，我便一个人去找蟋蟀儿去……”待“我”回到园子找翠子，“他们都没看见，翠子还那么坐着，睁着大眼睛望着天，天上不见雁鹅。大驹子呢，站旁边，看定翠子的脸”，年轻男女，各怀心事。接下来一笔：“菜篮子里只有两棵。”薛大娘那两个沙胡桃给的真是恰恰好，支走了二宝（即“我”），留下翠子看天，大驹子看翠子。

——汪曾祺三岁时，生母杨氏因肺病去世，与《翠子》里的二宝身世相仿。当二十来岁的汪曾祺写《翠子》时，少时记忆定然历历在目，在故乡一系列人事中，对薛大娘分明印象颇深，《翠子》中虽然着墨不多，但已然非后来小说《薛大娘》中的性情：薛大娘勤勤劳劳种菜，一早洗净码好青菜，“就担了两筐菜，大步流星地上市了”，自自然然“拉皮条”，“他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有什么不好？”，喜欢上了保全堂的管事，就主动投送怀抱，“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用现在的话来说，我的身体我做主。薛大娘自主掌握生命，敢于冲破道德藩篱。不必用“新女性”“女性主义”之类的概念来定义她，她活得健朗鲜活。

——我曾于2007年写过《一个一个蓝色的闪把屋里照亮……》①一文，从汪曾祺小说《小嬢嬢》谈起，讨论晚年汪曾祺的一系列表现女性情感情欲之作，其中也说到《薛大娘》，特别提到小说结尾强调“薛大娘有一双‘十个脚趾头舒舒展展，无拘无束’的脚，‘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尽管这样写来，已经不够汪式浑然天成了，有作者不把他的想法告诉你都憋不住了之直露之嫌。”

——回过头去看散文《薛大娘》，和小说一对照，发现几处作者别具用心之处值得拿出来说一说。除了说薛大娘种菜“拉皮条”外，散文中写到薛大娘的丈夫是裁缝，“是个极老实的人。整天不说一句话，只是在东厢房里带着两个徒弟低着头不停地缝”，在小说《薛大娘》中则进了一步，写丈夫专事缝纫，“他在房事上不大行”，“有个江湖郎中说他‘只能生子，不能取乐’”，“薛大娘自住西边三间（屋）里”，这样为薛大娘之后的行为作了铺垫，从人性角度加深了体贴。也突破了生殖繁衍之婚姻传统伦理，直接关涉性事之欢，在小说人物、在小说作者都是比较有突破的。想象过往年代里水乡小镇上的一个已婚女人，若薛大娘如此举止，没有些生命自主的能量，大概不是活得灰溜溜，就是被唾沫星子淹死了。再早些年，在某些偏僻之地，或者要被族人沉塘而死吧。这么说来，其实薛大娘周边的环境还比较友好，民风也还开明，顶多嚼嚼舌头，不会真怎么样。否则，薛大娘在那些年轻男女间怎么能明明暗暗地拉皮条，还提供自家的屋子做欢会的“台基”。那些男的身份大多是乡下到城镇上谋生的，做店员、帮工、为地主收租等；也有县城里一些“风流潇洒的年轻人，本地叫做‘油儿’；而女的呢，大多是当地年轻的女佣人，本地把年轻的女佣人叫做‘小莲子’，她们都是十六七、十七八，都是从农村来的。这些农村姑娘到了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就觉得这是花花世界。她们的衣装打扮变了”， 来自农村的“小莲子”们走出了乡间熟人社会，也慢慢走出了原有的伦理囿限。当然，彼此也是交易，“小莲子”得些钱，薛大娘也得些好处，只是行事似乎都在彼此情愿基础上，“小莲子”事先也和“油儿”在街上眉来眼去的，并非强迫。当然，毕竟与传统伦理冲突，有人议论议论也是自然的，但也不过议论议论罢了。

——薛大娘看上的保全堂管事也需要多说几句。散文《薛大娘》里管事姓蒲，行三，四十出头；小说中呢姓吕，行三，三十多岁，“这样年轻就当了管事的，少有”，三十多岁的吕三比四十多的薛大娘年轻不少，如此似乎更彰显薛大娘主动追求的大胆。散文中薛大娘表达的方式特别直接——“薛大娘趴在蒲三耳朵上，直截了当地说：‘下半天到我家来。我让你……’”小说中呢，则铺陈了一段吕三平日里的形状，说他如何说话风趣，和人有说有笑。薛大娘每天卖菜多半歇在保全堂药店屋檐下，自然每天见到吕三，“见了他就眉开眼笑”，如何表白呢？话说吕三是从万全堂调过来的，所以平日里还会到万全堂管事那里议事，“从保全堂到万全堂”，要经过薛大娘的家。这么一来，薛大娘和吕三就有机缘结伴一起走，那么到了薛家门口，道别，薛大娘此时一句“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就水到渠成了。小说《薛大娘》比散文《薛大娘》多了层婉转，也不妨看作小说对现实事件的丰富。

——以前读汪曾祺写薛大娘的散文小说，感受到作者对薛大娘活泼泼生命的欣赏，他写靠五十的薛大娘有股子“英气”，在小说中又添加了薛大娘有一双不爱穿鞋袜的脚，“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感受到作者笔下的女性主动的生活追求，有点像沪语“呱啦松脆”之意味，明亮响亮。后来再三读，又感受到另外一种社会文化之深蕴。想想1940年代的《翠子》中已提到薛大娘，那这个人物是烙印在汪曾祺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这么推算起来，薛大娘是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出生之人，在她生活的时代，于女性而言的伦理，还是裹小脚、身处闺门、从一而终，比如汪曾祺小说《晚饭花》（1981年）中《珠子灯》里的孙小姐。大户人家小姐孙淑芸新婚不久丈夫去世，自此就病了，她病恹恹地躺着，一躺十年，伴着那些丈夫在世时用过的物件，“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这声音源自仅在新婚时点过一次的六盏珠子灯，“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孙小姐死了。“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她也并不是全然的旧式女子，她读过诗词，读过丈夫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还接受丈夫的建议放了小脚。受过新派教育的丈夫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笔者思忖，就算孙小姐夜深人静闪过改嫁之念，也要压抑下去的，得顾及两家大户人家的脸面哪。

——孙小姐和薛大娘，同时代女子，轩轾之别。未裹脚的薛大娘，在其时其代，也是殊为难得。不过，反过来也可见，民间社会从来不是板结一块，在通常社会习俗之间总有缝隙，就好比总说古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内闱”中也有女性话语份额的，比如安排婚丧嫁、养育后代、祭祀庆典等家庭事务方面。我们在珠子灯的寂然中也豁然而见薛大娘的英气，不压抑，主动示爱，也毫无世故伦理的负累。

——汪曾祺给人的印象通常似乎多为温和温润，他自己也说“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一切，都是小品”，只是温和并不代表不够深锐，洞明世事并不一定言语刀锋。1987年9月至12月他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期间讲座、游览、写作。在游览林肯故居后著有《林肯的鼻子》一文，文末写到：“……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林肯的鼻子也可以摸。没有一个人的鼻子是神圣的。林肯有一句名言：‘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我还想到，自由、平等、博爱，是不可分割的概念。自由，是以平等为前提的。在中国，现在，很需要倡导这种‘created equal’的精神的。”此文写于1987年10月1日。三十年过去了，这些看起来普通的话，依然掷地有声。小说《薛大娘》结尾写“她（薛大娘）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确实像给一个人物下结论，不那么文学，不那么留白的，但为什么要有定规呢，这些话让我们在看到汪曾祺对笔下人物欣赏之同时，也看到汪曾祺对人和社会的期许。

——我想说，薛大娘真是幸福，在汪曾祺笔下永远活泼泼、水灵灵的。

——① 该文刊于《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2月14日“书人茶话”。后收入《书·生》（龚静著，东方出版中心 2014年1月版）。

薛大娘：她的道德观念和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完全不同

薛大娘

汪曾祺

薛大娘家在臭河边的北岸，也就是臭河边的尽头，过此即为螺蛳坝，不属臭河边了。她家很好认，四边不挨人家，远远地就能看见。东边是一家米厂，整天听见碾米机烟筒砰砰的声音。西边是他们家的菜园。菜园西边是一条路，由东街抄近到北门进城的人多走这条路。路以西，也是一大片菜园，是别人家的。房是草顶碎砖的房，但是很宽敞，有堂屋，有卧室，有厢房。

薛大娘的丈夫是个裁缝，是个极其老实的人，整天不说一句话，只是在东厢房里带着两个徒弟低着头不停地缝。儿子种菜。所种似只青菜一种。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可以看见薛大娘的儿子用一个长柄的水舀子浇水，浇粪，水、粪扇面似的洒开，因为用水方便，下河即可担来，人也勤快，菜长得很好。相比之下，路西的菜园就显得有点荒秽不治。薛大娘卖菜。每天早起，儿子砍得满满两筐菜，在河里浸一会，薛大娘就挑起来上街，“鲜鱼水菜”，浸水，不止是为了上分量，也是为了鲜灵好看。我们那里的菜筐是扁圆的浅筐，但两筐菜也百十斤，薛大娘挑起来若无其事。

她把菜歇在保安堂药店的廊檐下，不到一个时辰，就卖完了。

薛大娘靠五十了——她的儿子都那样大了嘛——但不显老。她身高腰直，处处显得很健康。她穿的虽然是粗蓝布衣裤，但总是十分干净利索。她上市卖菜，赤脚穿草鞋，鞋、脚，都很干净。她当然是不打扮的，但是头梳得很光，脸洗得清清爽爽，双眼有光，扶着扁担一站，有一股英气，“英气”这个词用之于一个卖菜妇女身上，似乎不怎么合适，但是除此之外，你再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字眼。

薛大娘除了卖菜，偶尔还干另外一种营生，拉皮条，就是《水浒传》所说的“马泊六”。东大街有一些年轻女佣人，和薛大妈很熟，有的叫她干妈。这些女佣人都是发育到了最好的时候，一个一个亚赛鲜桃。街前街后，有一些后生家，有的还没成亲，有的娶了老婆但老婆不在身边，油头粉面，在街上一走，看到这些女佣人，馋猫似的，有时一个后生看中了一个女佣人求到薛大娘，薛大娘说：“等我问问。”因为彼此都见过，眉语目成，大都是答应的。薛大娘先把男的弄到西厢房里，然后悄悄把女的引来，关了房门，让他们成其好事。

我们家一个女佣人，就是由于薛大娘的撮合，和一个叫龚长霞的管田禾的——管田禾是为地主料理田亩收租事务的，欢会了几次，怀上了孩子。后来是由薛大娘弄了药来，才把私孩子打掉。

薛大娘没想到别人对她有什么议论。她认为：一个有心，一个有意，我在当中搭一把手，这有什么不好？

保安堂药店的管事姓蒲，行三，店里学徒的叫他蒲三爷，外人叫他蒲先生。这药店有一个规矩：每年给店中的“同事”（店员）轮流放一个月假，回去与老婆团圆（店中“同事”都是外地人），其余十一个月都住在店里，每年打十一个月的光棍，蒲三爷自然不能例外。他才四十岁出头，人很精明，也很清秀，很潇洒（潇洒用于一个管事的身上似乎也不大合适），薛大娘给他拉拢了一个女的，这个女的不是别人，是薛大娘自己。薛大娘很喜欢蒲三，看见他就眉开眼笑，谁都看得出来，她一点也不掩饰。薛大娘趴在蒲三耳朵上，直截了当地说：“下半天到我家来。我让你……”

薛大娘不怕人知道了，她觉得他干熬了十一个月，我让他快活快活，这有什么不对？

薛大娘的道德观念和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完全不同。

汪曾祺《薛大娘》一定要在心底爱着一个人，才能熬过这漫长寡淡的岁月

汪曾祺先生作品描写的是风俗世界里的人生百态，我们都知道很多作家的小说会源于生活，可是现实生活往往比小说还要奇幻和荒诞。汪先生作品里的爱还是超出了世俗的，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反正我是觉得并没有玷污爱这个词。

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们，您可以继续愤慨地留言指责这种您看不惯的情感，毕竟各抒己意才是文学的意义所在，但是您还是不要把这个世间想象的太过纯洁和干净，其实呢，多去了解了解人性会有用的，太相信美好的人，会容易受到情感上的伤害。

人有着丰富的情感，极少人会有超强的理智，保持好自控能力，谁能控制自己的心不去喜欢一个人呢？所以在看到有人指责这种情感没有人伦的时候，我的叛逆心理暴涨，就非要再来一篇，哈哈哈哈，就算到了一百岁，我也持续保持倔强和叛逆！

据说，据说哈，哈佛大学有个进行了85年的研究，就是到底什么决定了人的健康、长寿、和成功。最后得到结论是：

要有一个因素的话，那就是长期持久的亲密关系，不一定非得是你的爱人，是你的爱人更好，但是一定是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会批评你，指责你，你有什么突发奇想的念头，再挫败，再难受，在这个人这里，都能得到支持和鼓励，能够得到安慰，能够得到保护，而不是被嘲笑，被奚落，被看不起。

这就是一个托底的亲密关系。

乍一听，咦，要有一个长期持久的亲密的关系，还不一定是自己的爱人，这不是要让人发生点什么吗？

仔细一想，干嘛想法这么龌蹉呢，作为父母，是不是能成为孩子的这么一个托底的亲密关系？作为知根知底的好朋友，是不是也能成为对方的亲密关系？

当然，若是能有一个知心爱人，你们两个的心是世界上最近的距离，她从来不会嘲笑你，不会看不起你，在郁闷失落的时候，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总是安慰你，鼓励你，不断地支持你，发自内心的关心你，替你开心，替你高兴，如果你的身边能有这么一个人存在，那么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没有之一。

汪曾祺先生很多作品里面都有这么一个人存在。比如《晚饭花》中的学生李小龙每天放学，都要经过王玉英家，他喜欢王玉英。

李小龙的黄昏若是没有王玉英，黄昏都不能成为黄昏，哎，汪曾祺先生真是写情书的高手，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意味深长。

他还是个学生，他的情感是简单明快的，看到了就高兴。不像大人们心思那么复杂。

每天都能看到王玉英，李小龙放学的路上总是充满了希望和乐趣，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那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路变得有意义。

《薛大娘》里婚姻生活形同虚设的薛大娘也有这么一个人。

也是缘分，薛大娘看到吕三，打心里喜欢他。吕三已经是“管事”了，但岁数并不大，才三十多岁。这样年轻就当了管事的，少有。“管事”大都是“板板六十四”的老头，“同事”、学生意的“相公”都对“管事”有点害怕。吕先生可不是这样，和店里的“同事”、来闲坐喝茶的街邻全都有说有笑，而且他的话都很有趣。薛大娘爱听他说话，爱跟他说话，见了他就眉开眼笑。薛大娘对吕先生的喜爱毫不遮掩。她心里好像开了一朵花。

吕先生从万全堂办完事回来，到了薛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进了屋，薛大娘就解开上衣，让吕三摸她的奶子。随即把浑身衣服都脱了，对吕三说：“来！”

她问吕三：“快活吗？”——“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薛大娘和吕三的事渐渐被人察觉，议论纷纷。薛大娘的老姊妹劝她不要再“偷”吕三，说：“你图个什么呢？”

“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

看过原文的小伙伴都知道薛大娘丈夫是个无欲无求的人，两个人自从生了儿子，就没有在一起过，他在房事上不大行。西医说他“性功能不全”，有个江湖郎中说他“只能生子，不能取乐”。这就是表面维持夫妻关系，没有夫妻事实的婚姻状态。

就算守了二十多年活寡，薛大娘本身还是撮合男女关系拉皮条的，但是她并没有混乱的私生活，她见过了那么多的异性，唯独见到了吕二的时候，被月老掉下的苹果砸中了脑袋。

从道德层面上，她背叛了婚姻，给老公带了绿帽子，从她自身的婚姻生活上来说，薛大娘是个特别不幸福的女人，如果换做现在，怕是早就和男人离婚了吧。

人活了大半辈子，一直清心寡欲地过着，就算有个名义上的老公，晚上也是自己一个人独守空床，男人有和没有一个样子。这种状态下，你能随口骂出来没人伦，正常婚恋难道会死，人和畜生怎么怎么地这种话？

这种婚姻本身就不正常，至于为什么没有离婚，一是可能那个年代很少人离婚，不像现在不合适就离婚这么普遍，第二也可能是在这之前薛大娘自己都没有想到还会遇到自己什么都不图他的男人，本以为就这样守活寡过一辈子了。

请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审判别人，你只是你，共情能力再强，你也无法真正的体会到别人的日子是怎样的。

薛大娘和吕二都没有破坏彼此的家庭，吕二家在异地，一年在外十一个月，薛大娘两口子用不着破坏已经是形同虚设，破坏家庭这种事情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在有限且短暂的岁月里面，能遇到一个什么都不图，就是因为喜欢，因为本身的吸引而控制不住地想要去爱，这是很难得的。

而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若是心里面爱着一个人，生活也会变得有趣了许多吧。

爱是什么，爱是我们内心深处无法描绘的，是人类最深沉、最宝贵的情感，对于男女关系来说，爱是对某个人强烈的情感，这个人让自己时时惦记、念念不忘，愿意始终陪伴在对方身边。

可是不是所有相爱的人最终都能走到一起，总是有太多的阻碍因素，很多的事情自己也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让很多的有情人陷入痛苦之中。

某天我看到网络上有这么一段话：

不论是已婚还是未婚，一定要心里爱着一个人。

贾平凹说：心上有一个人，才能开心地活下去，不然生活的意义就会越来越低，生活里需要感情的牵绊，才有了念头，生活就有了奔头。

你因为可能会见到这个人，把自己打扮的得体，保持好的心情，活力满满的去面对生活，去收拾一地鸡毛。你和他交谈，你感觉真正的被尊重、被看见、被倾听。唯有和他在一起时，你才是你，而不是你的“身份”。

所以，心里一定得有一个人，在不在一起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让你的生活有了盼头。

这句话不知道你看过没有，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贾平凹说的，现在太多的情感句子上来就是，张爱玲说，杨绛说，莫言说，怎么怎么的。

但是这个观点，我还是有一点点赞同的。爱着的这个人，可能是婚姻关系中的另一方，因为工作原因，两地分居，不能够时时刻刻厮守。也可能是情侣关系的两个人，因为爱走到了一起。还有可能，是非单身人士另外认识的一个异性知己，一个可以完全撇开身份和地位，撇开物质和金钱，撇开所有的外在条件，只作为自己，去认识和交往的那个人。

因为没有目的性，没有物欲，无所图，不是建立在金钱地位的基础上，更不是因为赤裸裸的生理欲望吸引，而是对彼此人品和性格，学识和能力的肯定和欣赏，所以这样两个人相处是自然而平等的，不是浅薄的表面关系，是彼此了解之后，灵魂与灵魂的沟通与对话。

爱其实是可以扩大范围的，爱某项体育运动，爱看书和写字，爱手工，爱音乐，这些爱好不断提升自己，充实着自己的生活。可是爱一个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他出现的意义抵过了所有的爱好。

这个人应该是值得爱的，值得你的崇拜和尊重，拥有这种情感，会是你生命中最有意义和深刻的体验。

《美国往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当我厌倦一切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你。想到你在这个世界某个地方存在着，我就愿意忍受一切，你的存在真的很重要。

千万不要拿着有钱老男人出轨年轻美貌的三姐这种一个贪财一个贪色的交易，或者婚内出轨破坏双方家庭情感闹得鸡飞狗跳那些婚外情同咱们今天说的情感相提并论，本质上不是一回事的。

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有一期讲怎么去理解恋爱，她讲：什么是恋爱呢，恋这个字在情感当中是一对一的情感，其实爱是非常多的，但是恋是非常少的，生活当中真正的恋能成功的不多，假如说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就这一个人，我心里永远有他一个地方，不一定成婚姻，所以真正的恋是可以不成婚姻的，但是就是心里喜欢你，然后看着你快乐，我就特别快乐。

我们很多年轻人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爱，我自己要爱，结果他不知道爱其实是一种付出，而且是一种包容，很多人的爱就是要得到，真正恋的话，两个人在一块相处特别舒服，就是说，我并不是为了跟你要恋，但是我就觉得跟你一块，舒服就舒服，不舒服就分手，我觉得这种情感就比较成熟。

看到她讲这个恋，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到暗恋，我一直觉得暗恋的时候，对一个人的情感是最充足最满最真的，同样是对一个人，暗恋和相爱时候的内心世界是不一样的，恋的层次高于了爱。

如果只是相爱，不能够结婚，永远在一起也行，爱情是纯情感问题，热烈飘渺难以持久，婚姻是经济物质关系，会有暂时的稳定和持久，这个暂时的时间，从目前大众现实生活来看，很难讲。

也不要说爱从来都是包容和克制，那些违背伦理的都不过是借用爱的名义来掩盖欲望的本质这种话，爱情这个东西哪里有道理可讲，心动起来怎么能够淡定？

世间这么多人，能够相逢一定是有独特的意义，不管是照亮彼此也好，还是温暖一时，交往的本质本来就是成为彼此支撑的力量。

怎么说呢，人活一世太苦了，很多人只是路过而已，爱的不爱的，一直都在告别，如果心里面一直爱着一个人，生活便会有了光的存在吧。

在生命短暂的旅途中，不管是表明还是在心里面默默地欣赏和崇拜，能有一个人让你不知不觉得去喜欢，人生也从此赋予了意义和动力吧。

不管最后是分手还是白头偕老，这份痛苦或者快乐，都将改变我们的人生，都有助于自己的成长。所以不要太在乎结局，结局不应该是评判爱情的唯一标准，你自己的切实感受才是。

在有限的生命里，去体验，去感受，去付出你的真心和勇气，才不会给自己留下遗憾。

最后愿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值得付出的人，因为他的存在，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或问：“你图他什么？”薛大娘的人生哲学是：就图个你情我愿。

薛大娘的人道主义

潘小松

汪曾祺（1920～1997）是一位把短篇小说艺术发挥到极致的作家；他的短篇语言精巧、构思奇特、人物性格鲜明，有强烈的感染力。

汪曾祺很能写女人，也擅长写女人。他笔下的女角色“人物性格”比男角色更有担当也更可爱。汪曾祺的家乡在苏北的高邮，此地的文化风俗却更近江南。这是他自己解说的。这里多水，水柔，更有女人的特性。这是汪曾祺能写女人擅写女人的先天条件。他不知不觉让自己的文字布满了水的痕迹，也不知不觉让自己的小说充溢着女人的心思和女人的声音。

汪曾祺有时出于不忍或者仁心宽厚，不愿直接去写男性人物的种种行状，却拿女性人物来衬托。看似写女人，实际是在“状”男人；如《薛大娘》里的薛裁缝。

《薛大娘》篇幅甚至小于常规短篇，也不以故事情节取胜；却是汪曾祺小说里的精品佳构。从人物塑造上讲，我觉得甚至超过公认的名作《受戒》。作者自己也很看重这个人物。纪实散文《一辈古人》我统共读到三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薛大娘”。《辜家豆腐店的女儿》提到的裁缝家实际就是“薛大娘”家；《黄开榜的一家》里甚至写黄开榜的长子与薛家有瓜葛：用苏北话说，黄家的长子“把”了薛家。如此，《薛大娘》里黑屋子里裁缝的两个徒弟之一即黄开榜的长子。黄开榜周围的人不晓得其中的“道理”，读者却或者能读出《薛大娘》里老实巴交的裁缝丈夫可能另有“行状”。此即所谓“不写之写”。

汪曾祺的小说篇什是要相互参看的。汪曾祺短篇小说之不亚于世俗所谓“长篇”，其理由也在于这些篇什之间的关联。通常以为小说（fiction）是虚构的替代字眼或者“名词”；在汪曾祺那里，虚构和纪实就很难分得清楚：他老人家是常把记忆里的点滴故实放进小说里；他老人家也常把不便于叙述的真实让小说的人物代言。这是我阅读汪曾祺小说的直觉感受。假如一定要我举例子，汪曾祺父亲常改头换面进入儿子的小说（此是题外话，这里且不表）外，“薛大娘”就是作者坦白承认实有其人的“人物”之一，有散文《一辈古人》为证。《小姨娘》《小娘娘》是带着怀旧色彩的思念篇什，汪老作品的编辑者却收在小说的集子里。

闲话少说，且看《薛大娘》。

薛大娘是卖菜的。这是作者卖的第一个“关子”。螺蛳坝裁缝薛家是“镇子”上有名的人家，并且近著名的“臭水沟”和“越塘”，几乎无人不晓。叙述者偏要强调薛大娘是卖菜的。按照女性主义的解读，薛大娘很“独立”，有自己的“事业”，并不靠老公“养活”。

薛大娘的菜水灵鲜嫩，“水头足”，所以卖得很快。薛大娘的能干表现在一百多斤的菜担子在她并不是负担。卖完了喝一口“茶捂子”里自带的茶算是休息。小说里所强调的只是薛大娘的菜是在“保全堂”廊前卖的。“保全堂”听来是个药铺的名字，在汪曾祺小说里是个重要的戏剧场景地，反复出现于不同篇什的；比如《异秉》里王二的“熏烧”卤干也是在这里卖的。薛大娘在这里卖菜，能见到镇子上的能人如保全堂当班的“经理”之类。薛大娘的“自我价值”有一部分是在这里实现的，比如她的“自献”于新任“经理”。或问：“你图他什么？”薛大娘的人生哲学是：就图个你情我愿。我给他解燃眉之急，我自身也快活，有何不好？

这是薛大娘的人道主义观；也是汪曾祺的人道主义观。汪曾祺的哲学和人道主义都由生活点滴常识构成，并不多“宏大叙事”。人谓“俗”；我却以为大雅。

薛大娘为在城里打工的女仆“小莲子”们“拉皮条”。揆诸小说里叙述的实际，“拉皮条”这三个字严重了点。也许作者写《薛大娘》的时候，“拉皮条”三个字还没有当下这么邪恶的意义。无非是镇上的浮浪小子见到小莲子们秀色可餐，四眼相对彼此有意而不得门径。因为不像“后现代”人这么直截了当，所以要“媒介”。薛大娘便成为“媒介”并提供“台基”——私会之所是也。薛大娘认为这也是男女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我只不过给人搭桥，有何不可？“薛大娘的道德观念和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完全不同。”我们其实也可以说作者的“道德观念”也与“太太小姐”们不同。因为，一支笔写到“交易”成分的时候，读者并不觉得可厌可恶。

汪曾祺是不太主张在小说里发议论的。在《薛大娘》这篇很短的小说里，他却破天荒大发议论：薛大娘爱光脚，“她的脚总是洗得干干净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人，自由的人。”汪曾祺文字的魅力之一是不重复字眼，在一百个字以内重复，那只能被理解成诗性叙事了。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舒舒展展，无拘无束”的生存状态是作者极度缺乏的东西，因此珍贵，因此渴望。

女性主义批评是满可以挖掘汪曾祺小说的材料的。我因为不愿意破坏汪曾祺小说东方美的水的韵律，就不拿所谓社会科学新理论模式来展开解读了。那样解读汪的文本很煞风景，恐怕连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韵味也一并全无了。就此打住。

汪曾祺笔下宽厚：他老人家本是要表现薛裁缝的无能的，却以薛裁缝的“性无能”一笔带过，转而去表现薛大娘的“能”。结果，便宜了“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支持者比如说我这位笔者。

《薛大娘》描写的生活是农耕社会理想生存模式的一个维度，也是乌托邦的一个范本：即便是人类较“脸红”的一面，在那个田园牧歌式的生存环境里也是张弛有度的，并没有“后现代”“全球化”里的极度夸张。极度夸张让人生厌，张弛有度则是粪在阳光下都闪着金光的。

（原载《中国科学报》2015-05-22第11版)

一辈古人

汪曾祺

薛大娘

薛大娘家在臭河边的北岸，也就是臭河边的尽头，过此即为螺蛳坝，不属臭河边了。她家很好认，四边不挨人家，远远地就能看见。东边是一家米厂，整天听见碾米机烟筒砰砰的声音。西边是她们家的菜园。菜园西边是一条路，由东街抄近到北门进城的人多走这条路。路以西，也是一大片菜园，是别人家的。房是草顶碎砖的房，但是很宽敞，有堂屋，有卧室，有厢房。

薛大娘的丈夫是个裁缝，是个极其老实的人，整天不说一句话，只是在东厢房里带着两个徒弟低着头不停地缝。儿子种菜。所种似只青菜一种。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可以看见薛大娘的儿子用一个长柄的水舀子浇水，浇粪，水、粪扇面似的洒开，因为用水方便，下河即可担来，人也勤快，菜长得很好。相比之下，路西的菜园就显得有点荒秽不治。薛大娘卖菜。每天早起，儿子砍得满满两筐菜，在河里浸一会，薛大娘就挑起来上街，“鲜鱼水菜”，浸水，不只是为了上分量，也是为了鲜灵好看。我们那里的菜筐是扁圆的浅筐，但两筐菜也百十斤，薛大娘挑起来若无其事。

她把菜歇在保安堂药店的廊檐下，不到一个时辰，就卖完了。

薛大娘靠五十了。——她的儿子都那样大了嘛，但不显老。她身高腰直，处处显得很健康。她穿的虽然是粗蓝布衣裤，但总是十分干净利索。她上市卖菜，赤脚穿草鞋，鞋、脚，都很干净。她当然是不打扮的，但是头梳得很光，脸洗得清清爽爽，双眼有光，扶着扁担一站，有一股英气，“英气”这个词用之于一个卖菜妇女身上，似乎不怎么合适，但是除此之外，你再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字眼。

薛大娘除了卖菜，偶尔还干另外一种营生，拉皮条，就是《水浒传》所说的“马泊六”。东大街有一些年轻女佣人，和薛大娘很熟，有的叫她干妈。这些女佣人都是发育到了最好的时候，一个一个亚赛鲜桃。街前街后，有一些后生家，有的还没成亲，有的娶了老婆但老婆不在身边，油头粉面，在街上一走，看到这些女佣人，馋猫似的。有时一个后生看中了一个女佣人求到薛大娘，薛大娘说：“等我问问。”因为彼此都见过，眉语目成，大都是答应的。薛大娘先把男的弄到西厢房里，然后悄悄把女的引来，关了房门，让他们成其好事。

我们家一个女佣人，就是由于薛大娘的撮合，和一个叫龚长霞的管田禾的——管田禾是为地主料理田亩收租事务的，欢会了几次，怀上了孩子。后来是由薛大娘弄了药来，才把私孩子打掉。

薛大娘没想到别人对她有什么议论。她认为：一个有心，一个有意，我在当中搭一把手，这有什么不好？

保安堂药店的管事姓蒲，行三，店里学徒的叫他蒲三爷，外人叫他蒲先生。这药店有一个规矩：每年给店中的“同事”（店员）轮流放一个月假，回去与老婆团圆（店中“同事”都是外地人），其余十一个月都住在店里，每年打十一个月的光棍，蒲三爷自然不能例外。他才四十岁出头，人很精明，也很清秀，很潇洒（潇洒用于一个管事的身上似乎也不大合适），薛大娘给他拉拢了一个女的，这个女的不是别人，是薛大娘自己。薛大娘很喜欢蒲三，看见他就眉开眼笑，谁都看得出来，她一点也不掩饰。薛大娘趴在蒲三耳朵上，直截了当地说：“下半天到我家来。我让你……”

薛大娘不怕人知道了，她觉得他干熬了十一个月，我让他快活快活，这有什么不对？

薛大娘的道德观念和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完全不同。

注释：本文原载《北方文学》1991年第十二期；初收《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993年11月。

汪曾祺小说告诉你，绿帽子没什么了不起

一次和一位也嗜读汪曾祺的友人聊天，谈到最喜欢的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我开玩笑说是邱韵龙。我对邱韵龙的金句很激赏：“我宁可精精致致地过几个月，也不愿窝窝囊囊地过几年。”

小说里，邱韵龙是京剧团里唱二花脸的，是个很称职的二路。他高小毕业，在戏班子里文化程度算高的。邱韵龙精于算计，他也熟知北京的掌故 、传说、故事、新闻。他爱聊，也会聊。邱韵龙不赌钱，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是吃。吃肉，尤其是肘子，冰糖肘子、红焖 肘子、东坡肘子、锅烧肘子、四川菜的豆瓣肘子，是肘子就行。

他二十二岁结的婚，娶的是著名武戏教师的女儿，比他大两岁。他们生了个女儿。一转眼，邱韵龙结婚小四十年了。一家子过得风平浪静，和和美美。女儿读了外贸学院，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了。万万没有想到：邱韵龙谈恋爱了！

女的是公共汽车公司卖月票的售票员，模样不错，照邱韵龙的说法是“高鼻梁，大眼睛 ，一笑两酒窝”。她四十几了， 一年前死了丈夫。因为没有生过孩子，身材还挺苗条 ，说是三十大几，也说得过去。

出轨的过程极富戏剧性：这就到夏天了，他们逛了一回西山八大处。回来，邱韵龙送她回家。天热，女的拧了一 个手巾把儿递给他：“你擦擦汗。我到里屋擦把脸，你少坐一会。”过了会，女的撩开门帘出来：一丝不挂……

邱韵龙的一个弟妹(师弟的媳妇)劝他不要这样，他说：“我宁可精精致致的过几个月， 也不愿窝窝囊囊地过几年。”他天天跟老婆蘑菇，没完没了。老婆叫他纠缠得没有办法 ，说：“离！离！”他自觉于心有愧，什么也没有带，大彩电、电冰箱、洗衣机，成堂沙发，组合家具，全都留给发妻，只带了一个存折，两箱衣裳。“扫地出门”，去过他那精精致致的日子去了。

钱钟书说，老年人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没得救了。放在这个邱韵龙身上，再合适不过。可惜邱韵龙精精致致的日子没过多久，他得了大面积心肌梗死，在医院里去世了。

怎样看待邱韵龙这场由出轨引发的不可救药的黄昏恋，汪曾祺在小说里不置可否，不过题目起的有意思：《迟开的玫瑰或胡闹》。这到底是一支迟开的爱情的玫瑰还是一场胡闹呢？难说。

小说《薛大娘》里，主人公薛大娘是卖菜的。薛大娘个子高高的，腰腿灵活，眼睛亮灼灼的。引人注意的是她一对奶子，尖尖耸耸的，在蓝布衫后面顶着。还不像一个有二十岁的儿子的人。薛大娘还有个“副业”，给青年男女拉关系——拉皮条。薛大娘拉皮条，有人有议论。薛大娘说：“他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有什么不好？”

薛大娘喜欢上了吕三。吕三是县里中药店万全堂的“管事”，他岁数并不大，才三十多岁，为人和善，说话很有趣。薛大娘爱听他说话，爱跟他说话，见了他就眉开眼笑。薛大娘对吕先生的喜爱毫不遮掩。她心里好像开了一朵花。吕三每年回家一次，平常住在店里。他一个人住在后柜的单间里。

有一次，薛大娘对吕三说：“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 吕先生从万全堂办完事回来，到了薛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进了屋，薛大娘就解开上衣，让吕三摸她。随即把浑身衣服都脱了，对吕三说：“来！”她问吕三：“快活吗？”——“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薛大娘和吕三的事渐渐被人察觉，议论纷纷。薛大娘的老姊妹劝她不要再“偷”吕三，说：“你图个什么呢？”“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 薛大娘虽然有丈夫，但她和丈夫分开过，并未分灶，饭还在一处吃。不过，这也还算是出轨。

汪曾祺在小说结尾写道：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显然，汪曾祺对薛大娘有一种同情之理解，甚至赞美。并不是赞美出轨，而是赞美那种舒舒展展的，无拘无束的，不被压抑和扭曲的人性。汪曾祺曾谈到，聊斋对妇女常持欣赏眼光，多曲谅，少苛求，这一点，是与曹雪芹相近的。汪曾祺自己也是如此。

其实，世上本没有轨，自从有了婚姻制度，就有了轨，也就有了出轨。前现代的婚姻制度，因为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对女性是极不公平的，对女性出轨行为的惩处是极其严厉的。对男性几乎没有任何约束。

到了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制度，出轨只是婚姻双方的事，外人似乎可以不必插嘴。出轨当然是不道德的，但道德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文明的进步趋势是，对出轨的人和出轨的行为，越来越宽容。现在毕竟不是一个动辄要浸猪笼，丢石头砸死的时代了。得知配偶出轨之际，当事一方如何反应，最见修养，最见格局，最见做人的境界。

民国年间的金童玉女，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曾经历过这样的考验。梁思成在事情过去若干年后是这样回忆的：“可能是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方在天平上衡量……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

这才是真正的爱，博大的爱，不是那种狭隘的，以占有欲为底色的爱。虽然有出轨行为，但林徽因金岳霖也都是君子，梁思成更是伟大。我辈凡夫俗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汪曾祺有一组以聊斋故事改编的小说《聊斋新义》，其中有一篇叫《捕快张三》。捕快张三，结婚半年。他好一杯酒，于色上寻常。他经常出外办差，三天五日不回家。媳妇正在年轻，空房难守，就和一个油头光棍勾搭上了。一回，张三出外办差，提前回来了一天，发现了媳妇出轨的行迹。张三要媳妇自尽……

一会儿，媳妇出来了：喝！眼如秋水，面若桃花，点翠插头，半珠押鬓，银红裙袄粉缎花鞋。到了外屋，眼泪汪汪，向张三拜了三拜。 “你真的要我死呀?” “别废话，去死！” “那我就去死啦！” 媳妇进了里屋，听得见她搬了一张杌凳，站上去，拴了绳扣，就要挂上了。张三把最后一杯酒一饮而尽，叭叉一声，摔碎了酒杯，大声叫道： “咍！回来！一顶绿帽子，未必就当真把人压死了！” 这天晚上，张三和他媳妇，琴瑟和谐。夫妻两个，恩恩爱爱，过了一辈子。

伴侣出轨了怎么办？不妨看看是偶然失足，还是已彻底不爱了。要是彻底不爱了，当然离婚干净。要是一时糊涂，可以选择原谅。一顶绿帽子能当真把人压死吗？不能够！

薛大娘

汪曾祺

薛大娘是卖菜的。

她住在螺蛳坝南面，占地相当大，房屋也宽敞，她的房子有点特别，正面、东面两边各有三间低低的瓦房，三处房子各自独立，不相连通。没有围墙，也没有院门，老远就能看见。

正屋朝南，后枕臭河边的河水。河水是死水，但并不臭；当初不知怎么起了这么一个地名。有时雨水多，打通螺蛳坝到越塘之间的淤塞的旧河，就成了活水。正屋当中是“堂屋”，挂着一轴“家神菩萨”的画。这是逢年过节磕头烧香的地方，也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正屋一侧是薛大娘的儿子大龙的卧室，另一侧是贮藏室，放着水桶、粪桶、扁担、勺子、菜种、草灰。正屋之南是一片菜园，种了不少菜。因为土好，用水方便——一下河坎就能装满一担水，菜长得很好。

每天上午，从路边经过，总可以看到大龙洗菜、浇水、浇粪。他把两桶稀粪水用一个长柄的木勺子扇面似的均匀地洒开。太阳照着粪水，闪着金光，让人感到：这又是新的一天了。菜园的一边种了一畦韭菜，垄了一畦葱还有几架宽扁豆。韭菜、葱是自家吃的，扁豆则是种了好玩的。紫色的扁豆花一串一串，很好看。种菜给了大龙一种快乐。他二十岁了，腰腿矫健，还没有结婚。

薛大娘的丈夫是个裁缝，人很老实，整天没有几句话。他住东边的三间，带着两个徒弟裁、剪、缝、连、锁边、打纽子。晚上就睡在这里。他在房事上不大行。西医说他“性功能不全”，有个江湖郎中说他“只能生子，不能取乐”。他在这上头也就看得很淡，不大有什么欲望。他很少向薛大娘提出要求，薛大娘也不勉强他。自从生了大龙，两口子就不大同房，实际上是分开过了。但也是和和睦睦的，没有听到过他们吵架。

薛大娘自住在西边三间里。她卖菜。

每天一早，大龙把青菜起出来，削去泥根，在两边扁圆的菜筐里码好，在臭河边的水里濯洗干净，薛大娘就担了两筐菜，大步流星地上市了。她的菜筐多半歇在保全药店的廊檐下。

说不准薛大娘的年龄。按说总该过四十了，她的儿子都二十岁了嘛。但是看不出。她个子高高的，腰腿灵活，眼睛亮灼灼的。引人注意的是她一对奶子，尖尖耸耸的，在蓝布衫后面顶着。还不像一个有二十岁的儿子的人。没有人议论过薛大娘好看还是不好看，但是她眉宇间有点英气。算得上是个一丈青。

她的菜肥嫩水足。很快就卖完了。卖完了菜，在保全堂店堂里坐坐，从茶壶焐子里倒一杯热茶，跟药店的“同事”说说话。然后上街买点零碎东西，回家做饭。她和丈夫虽然分开过，但并未分灶，饭还在一处吃。

薛大娘有个“副业”，给青年男女拉关系——拉皮条。附近几条街上有一些“小莲子”——本地把年轻的女佣人叫做“小莲子”，她们都是十六七、十七八，都是从农村来的。这些农村姑娘到了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就觉得这是花花世界。她们的衣装打扮变了。比如，上衣掐了腰，合身抱体，这在农村里是没有的。她们也学会了搽脂抹粉。连走路的样子都变了，走起来扭扭答答的。不少小莲子认了薛大娘当干妈。

街上有一些风流潇洒的年轻人，本地叫做“油儿”。这些“油儿”的眼睛总在小莲子身上转。有时跟在后面，自言自语，说一些调情的疯话：“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青春不再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小莲子大都脸色矜持，不理他。跟的次数多了，不免从眼角瞟几眼，觉得这人还不讨厌，慢慢地就能说说话了。“油儿”问小莲子是哪个乡的人，多大了，家里还有谁。小莲子都小声回答了他。

“油儿”到觉得小莲子对他有意思了，就找到薛大娘，求她把小莲子弄到她家里来会会。薛大娘的三间屋就成了“台基”——本地把提供男女欢会的地方叫做“台基”。小莲子来了，薛大娘说：“你们好好谈吧，”就把门带上，从外面反锁了。她到熟人家坐半天，有一搭无一搭地聊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才回来开锁推门。她问小莲子“好么？”小莲子满脸通红，低了头，小声说：“好，”——“好，以后常来。不要叫主家发现，扯个谎，就说在街上碰到了舅舅，陪他买了会东西。”

小芳

汪曾祺

小芳在我们家当过一个时期保姆，看我的孙女卉卉。从卉卉三个月一直看到她到两岁零八个月进幼儿园日托。

她是安徽无为人，无为木田镇程家湾。无为是个穷县，地少人多。地势低，种水稻油菜。平常年月，打的粮食勉强够吃。地方常闹水灾。往往油菜正在开花，满地金黄，一场大水，全都完了。因此无为人出外谋生的很多。年轻女孩子多出来当保姆。北京人所说的“安徽小保姆”，多—半是无为人。她们大都沾点亲。即或是不沾亲带故，一说起是无为哪里哪里的，很快就熟了。亲不亲，故乡人。她们互通声气，互相照应，常有来往。有时十个八个，约齐了同一天休息(保姆一般两星期休息一次)，结伴去逛北海，逛颐和园；逛大栅栏，逛百货大楼。她们很快就学会了说北京话，但在一起时都还是说无为话，叽叽呱呱，非常热闹。小芳到北京，是来找她的妹妹的。妹妹小华头年先到的北京。

小芳离家仓促，也没有向妹妹打个电报。妹妹接到她托别人写来的信，知道她要来，但不知道是哪一天，不知道车次、时间，没法去接她。小芳拿着妹妹的地址，一点办法没有。问人，人不知道。北京那么大，上哪儿找去?小芳在北京站住了一夜。后来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把她带到妹妹所在那家的胡同。小华正出来倒垃圾，一看姐姐的样子，抱着姐姐就哭了。小华的“主家”人很好，说：“叫你姐姐先洗洗，吃点东西。”

小芳先在—家呆了三个月，伺候一个瘫痪的老太大。老太太倒是很喜欢她。有一次小芳把碱面当成白糖放进牛奶里，老太太也并未生气。小芳不愿意伺候病人，经过辗转介绍，就由她妹妹带到了我们家，一呆就呆了下来。这么长的时间，关系—直很好。

小芳长得相当好看，高个儿，长腿，眉眼都不粗俗。她曾经在木田的照相馆照过一张像，照相馆放大了，陈列在橱窗里。她父亲看见了，大为生气：“我的女儿怎么可以放在这里让大家看？”经过严重的交涉，照相馆终于同意把照片取了下来。

小芳很聪明，她的耳音特别的好，记性也好，不论什么歌、戏，她听两遍就能唱下来，而且唱得很准，不走调。这真是难得的天赋。她会唱庐剧。庐剧是无为一带流行的地方戏。我问过小华：“你姐姐是怎么学会庐剧的？”——“村里的广播喇叭每天在报告新闻之后，总要放几段庐剧唱片，她听听，就会了。”木田镇有个庐剧团，小芳去考过。团长看她身材、长相、嗓音都好，可惜没有文化——小芳一共只念过四天书，也不识谱，但想进了团可以补习，就录取了她。小芳还在庐剧团唱过几出戏。她父亲知道了，坚决不同意，硬逼着小芳回了家。木田的庐剧团后来改成了县剧团，小芳的父亲有点后悔，因为到了县剧团就可以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小芳如果进了县剧团，她一生的命运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她是很可能唱红了的。庐剧的曲调曲折婉转，如泣如诉。她在老太大家时，有时一个人小声地唱，老太太家里人问她：“小芳，你哭啦?”——“我没哭，我在唱。”

小芳在我们家干的活不算重。做饭，洗大件的衣裳，这些都不要她管。她的任务就是看卉卉。小芳看卉卉很精心。卉卉的妈读研究生，住校，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卉卉就全交给小芳了。城市育儿的—套，小芳都掌握了。按时给卉卉喝牛奶，吃水果，洗澡，换衣裳。每天上午，抱卉卉到楼下去玩。卉卉小时候长得很好玩。很结实，胖乎乎的，头发很浓，皮肤白嫩，两只大眼睛，谁见了都喜欢，都想抱抱，小芳于是很骄傲，小芳老是褒贬别人家的孩子：“难看死了！”好像天底下就是她的卉卉最好。卉卉稍大一点，就带她到附近一个工地去玩沙土，摘喇叭花，狗尾巴草。每天还一定带卉卉到隔壁一个小学的操场上去拉一泡屎。拉完了，抱起卉卉就跑，怕被学校老师看见。上了楼，—进门：“喝水，洗手！”卉卉洗手，洗她的小手绢，小芳就给卉卉做饭，蒸鸡蛋羹、青菜剁碎了加肝泥或肉末煮麦片、西红柿面条。小芳还爱给卉卉包饺子，一点点大的小饺子。

下午，卉卉睡—个很长的午觉，小芳就在一边整理卉卉的衣裳，缀缀线头松动的扣子，在绽开的衣缝上缝两针，一面轻轻地哼着庐剧。到后来为自己的歌声所催眠，她也困了，

就靠在枕头上睡着了。

晚上，抱着卉卉看电视。小芳爱看电视连续剧、电影、地方戏。卉卉看动画片，看广告。卉卉看到电视里有什么新鲜东西，童装、玩具、巧克力，就说：“我还没有这个呢！”她认为凡是她还没有的东西，她都应该有。有一次电视里有—盘大苹果，她要吃。小芳跟她解释：“这拿不出来。”，卉卉于是大哭。

卉卉有很多衣裳——她小姑、我的二女儿，就爱给她买衣裳，很多玩具。小芳有时给她收拾衣服、玩具，会发出感慨：“卉卉的命好，我的命不好。”

小芳教卉卉唱了很多歌：

大海呀大海，

是我生长的地方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小芳唱这些歌，都带有一点忧郁的味道。

她还教卉卉念了不少歌谣。这些歌谣大概是她小时候念过的，不过她把无为字音都改成了北京字音。

老奶奶，真古怪，

躺在牙床不起来。

儿子给她买点儿肉，

媳妇给她打点儿酒，

摸不着鞋，摸不着裤，

套——狗——头！

老头子，

上山抓猴子

猴子一蹦，

老头没用！

我有时跟卉卉起哄，就说：“猴子没蹦，老头有用！”卉卉大叫：“老头没用！”我只好承认：“好好好，老头没用！”

我的大女儿有一次带了她的女儿芃芃来，她一般都是两个星期来一次。天热，孩子要洗澡，芃芃和卉卉一起洗。澡里放了水，让她们自己在水里先玩一会。芃芃把卉卉咬了三口，卉卉大哭。咬得很重，三个通红的牙印。芃芃小，小芳不好说她什么，我的大女儿在一边，小芳也不好说她什么，就对卉卉的妈大发脾气：“就是你！你干嘛不好好看着她？”卉卉的妈只好苦笑。她在心里很感激小芳，卉卉被咬成这样，小芳心疼。

有一次，小芳在厨房里洗衣裳，卉卉一个人在屋里玩。她不知怎么把门划上了，自己不会开，出不来，就在屋里大哭。小芳进不去，在门外也大哭，一面说：“卉卉！卉卉！别怕！别怕！”后来是—个搞建筑的邻居，拿了斧子凿子，在门上凿了一个洞。小芳把手从洞里伸进去，卉卉一把拽住不放。门开了，卉卉扑在小芳怀里。小芳身上的肉还在跳。门上的这个圆洞，现在还在。

卉齐跟阿姨很亲，有时很懂事。小芳有经痛病，每个月总要有两天躺着，卉卉就一个人在小床里玩洋娃娃，玩积木，不要阿姨抱，也不吵着要下楼。小华每个月要给小芳送益母草膏、当归丸。卉卉都记住了。小华一来，卉卉就问她：“你是给小芳阿姨送益母草膏来了吗?”她的洋娃娃病了，她就说：“吃一点益母草膏吧！吃一点当归丸吧!”但卉卉有时乱发脾气，无理取闹。她叫小芳：“站到窗户台上去！”

小芳看看窗户台：“窗户台这么窄，我站不上去呀！”

“站到床栏杆上去！”

“这怎么站呀？”

“坐到暖气上去！”

“烫！”

“到厨房呆着去！”

小芳于是委委屈屈地到厨房里去站着。

过了一会、卉卉又非常亲热地喊：“阿姨！小芳阿姨！”小芳于是高高兴兴地回到她们俩所住的屋里。

一个两岁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古怪的恶作剧的念头呢?这在幼儿心理学上怎么解释?

小芳送卉卉上幼儿园。她用脚顶着教室的门，不让老师关，她要看卉卉。卉卉全不理会，头也不回，蹭蹭蹭蹭，走近她自己的小板凳，坐下了。小芳一个人回来。她的心里空了一块。

小芳的命是不好。她才六个月，就由她奶奶做主，许给了她的姨表哥李德树。她从小就不喜欢李德树，越大越不喜欢。李德树相貌萎琐。他生过瘌痢，头顶上有一块很大的秃疤，亮光光的，小芳看见他就讨厌。李德树的家境原来比小芳家要好些，但是他好赌，程家湾、木田的赌场只要开了，总会有他。赌得只剩下三间土房。他不务正业，田里的草长得老高。这人是个二流子，常常做出丢脸的事。

小芳十五岁的时候就常一个人到山上去哭。天黑了，她妈妈在山下叫她，她不答应。她告诉我们，她那时什么也不怕，狼也不怕。她自杀过一次，喝农药，被发现了，送到木田医院里救活了。中国农村妇女自杀，过去多是投河、上吊，自从有了农药，喝农药的多，这比较省事。乡镇医院对急救农药中毒大都很有经验了。她后来在枕头下面藏了两小瓶敌敌畏，小华知道。小华和姐姐睡一床，随时监视着她。有一次，小芳到村外大河去投水，她妹妹拼命地追上了她，抱着她的腿。小芳揪住妹妹头发，往石头上碰，叫她撒手。小华的头被磕破了，满脸是血，就是不撤手：“姐!我不能让你去死！你嫁过去，好赖也是活着，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小芳到底还是和李德树结婚了。领结婚证那天，小芳自己都没去，是她父亲代办的。表兄妹是不能结婚的，近亲结婚是法律不允许的。这个道理，小芳的奶奶当然不知道，她认为这是亲上做亲。小芳的父亲也不知道。小芳自已是到了我们家之后，我的老伴告诉她，她才知道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村干部应该知道，何况本人并未到场，怎么可以就把结婚证发给他们呢?

李德树跟邻居借了几件家具，把三间土房布置了一下，就算办了事。小芳和李德树并未同房。李德树知道她身上揣着敌敌畏，也不敢对她怎么样。

小芳一天也过不下去，就天天回家哭。哭得父亲心也软了。小华后来对我们说：“究竟是亲骨肉呀。”父亲说：“那你走吧。不要从家里走。李德树要来要人。”小芳乘李德树出去赌钱，收拾了一点东西，从木田坐汽车到合肥，又从合肥坐火车到了北京。她实际上是逃出来的。

小芳在我们家呆了一些时，家乡有人来，告诉小芳，李德树被抓起来了。他和另外四个痞子合伙偷了人家一头牛，杀了吃了，人家告到公安局，公安局把他抓进去了。小芳很高兴，她希望他永远不要放出来。这怎么可能呢?偷牛判不了无期。

李德树到北京来了！他要小芳跟他回去。他先找到小华，小华打了个电话给小芳。李德树有我们家的地址，他找到了，不敢上来，就在楼下转。小芳下了楼，对他说：“你来干什么?我不能跟你回去！”楼下有几个小保姆，知道小芳的事，就围住李德树，把他骂了一顿：“你还想娶小芳，瞧你那德行！”“你快走吧！一会公安局就来人抓你！”李德树竟然叫她们哄走了。

过些日子，小芳的父亲来信，叫小芳快回来、李德树扬言，要烧他们家的房子，杀她的弟弟，她妈带着她弟弟躲进了山里。小芳于是下决心回去一趟。小芳这回有了主见了，她在北京就给木田法院写了一封信，请求离婚，并寄去离婚诉讼所需费用。

小芳在合肥要下火车，车进站时，她发现李德树在站上等着她。小芳穿了一件玫瑰红人造革的短大衣，半高跟皮鞋，戴起墨镜，大摇大摆从李德树面前走过，李德树竟没认出来！

小芳坐上开往木田的汽车一直回到家里。

李德村伙同几个朋友，就是和他—同偷牛的几个痞子，半夜里把小芳抢了出来。小芳两手抱着一棵树，大声喊叫：“卉卉！卉卉！” ——喊卉卉干什么?卉卉能救你么？

李德树让他的嫂子看着小芳。嫂子很同情小芳。小芳对嫂子说：“我想到木田去洗个澡。”嫂嫂说：“去吧。”小芳到了木田，跑到法院去吵了一顿：“你们收了我的钱，为什么不给我办离婚?”法院不理她。小芳就从木田到合肥坐火车到北京来了。

我们有个亲戚在安徽，和省妇联的一个负责干部很熟。我们把小芳的情况给那亲戚写了一封信，那位亲戚和妇联的同志反映了一下，恰好这位同志要到无为视察工作，向木田法院问及小芳的问题。法院只好受理小芳的案子，判离，但要小芳付给李德树九百块钱。

小芳的父亲拿出一点钱，小芳拿出她的全部积蓄，小华又帮她借了一点钱，陆续偿给了李德树，小芳自由了。

李德树拿了九百块钱，很快就输光了。

小芳离开我们家后，到一家个体户的糖果糕点厂去做糖果，在丰台。糕点厂有个小胡，是小芳的同乡，每天蹬平板三轮到市里给各家送货。小芳有—天去看妹妹，带了小胡一起去。小华心里想：你怎么把一个男的带到我这里来了？是不是他们好了?看姐姐的眼睛，就是的，悄悄地问：“你们是不是好了？”姐姐笑了。小华拿眼看了看小胡，说：“太矮了！”小芳说：“矮一点有什么关系，要那么高干什么？”据小华说：“我姐喜欢他有文化。小胡读过初中。她自己没有文化，特别喜欢有文化的人。”

还得小胡回去托人到小芳家说媒。私订终身是不兴的。小胡先走两天，小芳接着也回了家。

到了家、她对她说：“你明天去看看三舅妈，你好久没看见她了，她想你。”小芳想，也是，就提了一包糕点厂的点心去了。

去了，才知道，哪是三舅妈想她呀，是叫她去让人相亲。程家湾出了个万元户。这人是靠倒卖衣裳发财的。从福建石狮贩了衣服，拆掉原来的商标，换上假名牌。一百元买进，三百元卖出。这位倒爷对小芳很中意，说小芳嫁给他，小芳家的生活他包了，还可供她弟弟上学。小芳说：“他就是亿万富翁，我也不嫁给他！”严她妈说：“小胡家穷，只有三间土房。”小芳说：“穷就穷点，只要人好！”

小芳和小胡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个女儿，取名也叫卉卉。

我们的卉卉有很多穿过的衣裳，留着也没有用，卉卉的妈就给小芳寄去、寄了不止—次。小芳让她的卉卉穿了寄去的衣裳照了一张相寄了来。小芳的卉卉像小芳。

家里过不下去，小芳两口子还得上北京来，那家糖果糕点厂还愿意要他们。

小芳带了小胡上我们家来。小胡是矮了一点。其实也不算太矮，只是因为小芳高，显得他矮了。小胡的样子很清秀，人很文静，象个知识分子。小芳可是又黑又瘦，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神情很憔悴。卉卉已经上幼儿园大班，不怎么记得小芳了，问小芳：“你就是带过我的那个阿姨吗?”小芳一把把她抱了起来，卉卉就粘在小芳身上不下来。

不到一年，小芳又回去了，她想她的女儿。

过不久，小胡也回去了，家里的责任田得有人种。

小芳小产了两次。医生警告她：“你不能再生了，再生就有危险！”小芳从小身体就不好。小芳说：“我一定要给他们家留一条根！”小芳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小华说：“这孩子是他们家的一条龙。”

小芳一直很想卉卉。她来信要卉卉的照片，卉卉的妈不断给她寄去，她要卉卉的录音，卉卉的妈给她录了一盘卉卉唱歌讲故事的磁带。卉丹的妈叫卉卉跟小芳说几句话。卉卉扭扭捏捏地说：“说什么呀?”——“随便！随便说几句！”卉卉想了想，说：

“小芳阿姨，你好吗?我很想你，我记得你很多事。”

听小华说，小芳现在生活很苦，有时连盐都没有。没盐了，小胡就拿了网，打一二斤鱼，到木田卖了，买点盐。

我问小华：“小芳现在就是一心只想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了?”

小华说：“就是。”

小芳现在还唱庐剧吗?

可能还会唱，在她哄孩子睡觉的时候。

汪曾祺《小芳》

其实爱，只是好像永远欠缺着理解和沟通

关于《小芳》我有过两个感想，一个是有些父母对孩子的掌控欲和权利，一个是结婚是找无钱自己喜欢的，还是有钱自己不喜欢的，最近几个月身边又发生一些事，还是想结合小芳的故事说一说感想。

人是挺复杂的一个物种，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不同的做事风格。小芳才六个月大就被奶奶包办了婚姻，对方是个相貌萎琐、好赌的二流子。

小芳一直不愿意，寻死觅活的，闹了好几次，可惜父母没有给她做主，领结婚证那天她没有去，她父亲给她代办的。

之前看的时候我很愤怒，天下怎么会有这么糊涂和自私的父母，明知道对方不是过日子人，还硬生生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面推。

现在又看了一遍，倒是没有那么生气了，小芳的父母不是不疼爱小芳，只是因为软弱无能、愚昧无知，她父亲还有一些愚孝。

才六个月大的婴儿被当奶奶的指给姨表哥李德树做媳妇，亲近不能结婚，这一家人都不知道，这是做父母长辈的无知。

李德树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小芳的父亲仍然没有想过给自己的女儿解除婚事，甚至是在小芳不去办结婚证的时候，他出面代办，我琢磨着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穷，没有钱退彩礼。二是愚孝，自己老娘亲定下的婚事，自己是个当儿子的，不好随便推翻。三是目光短浅思想简单，他或许认为女人都要嫁人，嫁谁不是嫁？男人结了婚就好好过日子了。四是懦弱，没有能力担当起家庭的责任。

小芳被迫嫁给二流子之后天天哭，哭的她父亲也心软，无奈的让小芳逃了出去。从这一点说明小芳的父亲并不是心肠狠毒的人。

但是小芳出门打工，在李德树闹的时候，他给小芳写信让她快回去。说李德树扬言，要烧他们家的房子，杀她的弟弟，她妈带着她弟弟躲进了山里。

真是令人无语，还不是担不了事。小芳回去就要妥协，就要羊入虎口，他这个做父亲的这个时候还不清楚吗？哪里有把自己的女儿推出去做挡箭牌的？

还好小芳的父亲不是心狠不顾亲情的老顽固，在小芳坚决要离婚，得到法院判决之后，他还是出了一些钱给女儿凑彩礼钱。

判离，但要小芳付给李德树九百块钱。

小芳的父亲拿出一点钱，小芳拿出她的全部积蓄，小华又帮她借了一点钱，陆续偿给了李德树，小芳自由了。

所以说小芳的父亲其实并不坏，只是性格上缺点太多，他是糊涂且懦弱的，没有能力护住自己的妻儿，没有考虑过小芳嫁给流氓日子过得痛苦要怎么办。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缺点，他或许就没有在小芳的这个婚事上，同自己的女儿好好谈一谈，听听孩子的想法，再考虑清楚这个婚事究竟能不能算数。

很多的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紧张，造成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不是因为父母不疼爱子女，也不是因为子女不孝敬父母，而是缺少相互的理解和有效的沟通。说白了就是没有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好好说说话，都没有把自己内心究竟怎么想的说清楚。

我一个朋友，他家有自己的厂子和生意，但是这个朋友志向在其他的行业上面，因为家里面还有父亲和兄弟操劳着，母亲也是勤快麻利能干的，所以他总是想出去找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他妈妈可能没有理解到孩子的内心世界，不同意孩子出去，她就是希望一家人整整齐齐、团结一致的在家族事业上，把事业做大做强。

朋友的性格也不是内向，他应该也和他妈妈好好的沟通过，可能毕竟是两个人的思想不一致，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朋友除了在家找过几份工作，除了两次远门，每次都是不容易，不能说不容易，是特别的不容易。

因为父母不同意他出去工作，他出门手里并没有多少钱，到了异地他乡，全凭自己吃苦耐劳，一点一点积攒点钱，住不起旅馆晚上就睡在肯德基，夜班的保安也干过，地下室也住过，一份米饭撑一天的事情也经历过，还好经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不错的工作，环境也好，工资待遇也好。

这时候家庭阻扰就要出现了，他父母就开始轮流打电话让他回去做事。或者是新开了店面，或者是生意忙的顾不过来。

他不愿意，还不行，短信、电话轮流轰炸，就是逼着他要回去。

因为朋友是个心软且善良的人，总是担心他妈妈的身体，所以到最后总是没有办法，一次次的妥协。

一开始我也是很不了解他父母的行为，我觉得像朋友这样有志气，有理想，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作为父母的要大力支持啊。虽然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马云或者罗永浩，但是年轻人凭着激情和干劲闯一闯，多经历一些，总没有坏处的。

怎么还会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战胜风雨的雄鹰呢？

后来朋友在无奈之下回到家乡，从他回来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我忽然理解了他的妈妈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来。

虽说家里面有父亲和兄弟，但是很多事情上还是当妈妈的操心更多，朋友的妈妈心劲很强，当身边这两个大老爷们没有能给到她期望的帮助的时候，她就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直想要逃离家门的大儿子身上。

大儿子性格好，脾气好，做事能力强，当妈妈的吩咐了什么事情，总是能做得很好，这是一个很省心和省力的好帮手，我给朋友 说他是家里半个顶梁柱，这话也没错，另外半个是他的妈妈。

我后来理解到不是他妈妈对朋友事业的不支持，原来她清楚自己孩子的能力，对我朋友寄予了最大的期望。她心里面也是希望，在朋友的协助下，或者在朋友的带动下，把家庭事业做好做大。

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母亲，费心费力为家庭操劳着。

朋友的想法也是没有错的，因为有时候厂子里不太忙，用不了这么多人，他不愿意呆在家里面无所事事，也不愿意同父母一样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他渴望到更广阔的天地翱翔。

只是有时候期望值越大，要求就会越苛刻一些。当朋友没有按照父母的期望去做，父母就会生气，矛盾就会产生，这个时候双方都会认为，对方不理解自己。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透明的人，无法让自己的思想和内心全部展现在别人面前，我们也无法看透摸清别人的想法，有时候话没有说透，或者脾气上来发了火，就不会再心平气和的沟通了。

所以爱吗？爱，是真的爱，只是因为缺少有效的沟通，都不接受对方的思想，爱的方式不太合适。

中国的父母好像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生气时候在言语上使劲的贬低儿女，使劲往泥里面踩，就好像在父母的眼里，自家的儿女是天下最差劲的人。

昨天有个朋友和她妈妈吵架，朋友很生气，她妈妈也很生气，说再也不管她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朋友的婚姻。说到这很多朋友都猜到，是催婚。

朋友的妈妈在一两个月之前说是要给朋友在老家介绍一门亲事，她们两家的长辈好像是关系不错的。

介绍就介绍呗，成不成的谁也不知道，但是昨天晚上朋友的妈妈忽然说了一句，要给朋友介绍的这个男的，还没有离婚，马上要办离婚手续。

朋友一听就有些生气，天哪，还没有离婚早早地就想着找下家啊，这是啥人啊，这种人的人品能有保障吗？不行，这种人自己是不会同意的，介绍也别给介绍。

这话给她妈妈一说，咦，她妈妈反倒是生气了，说：人家要是离婚了早就找到了，还能轮得到你？会过日子就行了呗！

这话听得朋友更生气了：这个人是迪拜的国王还是美国总统啊，这么牛气，还得别人排队等着相见他，让他去找好的吧，我这不稀罕。

朋友妈妈也更生气了：你要求这么高你想找什么样的？你看看你原来找的，你多会找啊！以后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朋友很无语，她自己又不差，性格也好，人品也不错，工作也可以，有能力，还过日子，怎么在她老母亲嘴里自己好像就是哪哪都不如别人的人，差劲的没人要一样！

聊天刚开始的母慈女孝荡然无存，结果是两个人针锋相对都很恼火。

她妈妈平时很疼她的，有好东西给她留着，大老远的寄过来，可是遇到思想不统一的时候，两个人就俨然是敌我双方，誓不共存。

真的，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这个嘴巴里面越是按了机关枪一样厉害，不光机关枪，长矛、砍刀、弓箭、匕首一样不少。生气时候说出的话那是一句句直扎人心。

哪痛扎哪，绝不带打偏的。

也不知道贬低儿女是不是中国传统现象之一，反正两个人都觉得是对方不讲道理，不可理喻。就算能坐下来好好说一说，估计不知道那句话说的不对，就令其中一方愤然而起。

真的，我们都是做过儿女的，这情况太多了。

平常一家人和和睦睦的，一有点事不知道哪里说不好就容易激起千层浪，做父母的太轻易就指责孩子这不对那不对，这不好那不好，哎，我也经历过，没有办法，吵不过生气，吵的过事后也会愧疚，自责自己把父母气到了，反正产生矛盾的时候在家里面会有压抑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是不好解决的世界难题。

《小芳》提线木偶，被父母攥住的命运，试问同款父母有多少？

相信身边很多人的人生之路，是被父母给安排的。小到穿什么风格的衣服，选文科还是理科，大到要做什么工作才是好的，要和谁结婚过一辈子。以及婚后要生几个孩子，都被安排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在这些父母的眼中，孩子就必须要像一个木偶提线娃娃，什么都要听从大人的安排，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不允许，那是很危险的，那样做的话是注定要失败的，大人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米都多，唯有按照自己安排的人生道路走，才会有可能不碰壁。

如果乖乖按照大人安排的去做，最后还是没有很好的结果呢？该由谁来买单？父母是不会承认当初的安排是不对的，人生是条单行道，走错了就错了，没有人能承担的起责任。

如果孩子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不行，坚决不行。就像小芳，聪明、耳音好，不论什么歌曲、戏曲，只要听过一两遍就能唱下来，而且不会走调，镇上的庐剧团团长看她长相、身材、嗓音都好，不介意小芳没文化识字不多，想着进了团可以补习，破例录取小芳，小芳还唱过几出戏。

可是小芳的父亲坚决不同意，硬逼着小芳回了家，小芳人生之路从此发生了转变。本来是很宽敞的阳光大道---庐剧团改成了县剧团，团里的人都转为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她父亲有点后悔了。

有没有同款父母？孩子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喜欢的工作，可能没有达到父母的理想工作，或者出于对孩子好的出发点和目的，硬逼着让孩子离开那份工作。

一点也不夸张，我一个朋友就遇到过这种事情，他身无分文出门闯荡，网吧也睡过，肯德基也睡过，夜班值班保安也当过，和朋友一起挤在小小的一间半地下室，两个人一天的口粮是一份米和菜，中午吃一半，晚上吃一半。

当好不容易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工作环境还不错，生活慢慢步入正轨的时候，父母不愿意了，不分昼夜不分时间的打电话让回去，家里有其他的安排。不回去就要去把朋友抓回来，什么正在开会、正在工作，都是骗人的，就是在外面玩，发的照片？那是找人糊弄家里人的！

朋友顾虑家人的身体健康，终于还是没有坚持住，回了家，结果被安排的那份工作也没有那么好，一段时间下来，那份工作也没有顺利开展下去。

工作是为了生活，可是生活中遇到那些被安排的怎么办呢？小芳六个月大的时候，被奶奶做主许给了姨表哥李德树。李德树相貌猥琐，好赌博，不务正业，是个二流子。

小芳十五岁时候经常一个人到山上去哭，她不愿意嫁给李德树那样的人过一辈子，她自杀过一次，喝的农药。那时候中国农村妇女多是投河、上吊，自从有了农药，喝农药的多，这比较省事。乡镇医院对急救农药中毒大都很有经验，小芳被救了回来，她后来在枕头下面藏了两小瓶敌敌畏。

小芳的妹妹小华生怕姐姐喝了药，随时监视着她，又一次小芳到村外大河去投水，小华拼命的抱住姐姐的腿，头被磕破，满脸是血。

就算小芳不愿意，一次一次求死，到底还是和李德树结了婚，领结婚证那天小芳没有去，是她父亲代办的。表兄妹是近亲，怎么能结婚呢？小芳身上时时揣着敌敌畏，李德树不敢对她怎么样。

看到这里我真是气愤得很，孩子不愿意，这做父母的怎么还硬逼着孩子嫁给一个流氓，明知道那个人是什么品行，这不是把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面推吗？小芳逃了出来，跑到北京去找打工的妹妹小华，在汪曾祺先生家做保姆。

逃出来只是暂时的，李德树找了过来，小芳没有跟着回去，父亲来信，叫小芳快回去，李德树扬言要烧了他们家的房子，杀了她的弟弟。小芳有主见，她决定离婚。在经历了回去被抢又再次逃出来的经历之后，还是通过汪曾祺先生的亲戚，解决了这件事，法院受理了案件，判离，但是小芳要付给李德树九百块钱。

小芳的父亲拿出了一点，小芳拿出她全部的积蓄，妹妹又帮她借了一点，付出了九百元钱，小芳自由了。

还好小芳是有主见的，她比太多人看的通透明白，也知道要有自己的坚持，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或者说婚姻是人这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是人唯一一次给自己选择亲人的机会，哪里能这么的凑合呢？

凑合一天两天，可以，有新鲜感，时间长了呢，一年两年，生活中各种的琐碎把原本就不牢固的感情击成了满地碎片，比鸡毛还鸡毛。头上被阴霾笼罩，人生活在黑暗浓雾中。

很多的父母给孩子安排自己觉得好的相亲对象，要孩子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这样会有几种不同的结果，孩子可能会遇到确实不错的人，经过熟悉、磨合，组成幸福的小家庭。也有可能，会遇到出发点不纯粹的，带有其他目的的接近者，婚姻没有建立在相互的爱慕心疼的基础上，掺杂了很多东西。

一个朋友，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这个朋友在外面上班，一直没有回去，他和这个相亲对象还没有认识，没有加微信，没有互看照片，没有打过电话，等他过了一段时间回到家，发现这个相亲对象已经和他的妈妈关系很熟悉了。

他妈妈在家里面是说一不二的，她看好了，就会让朋友无条件的服从。朋友已经和这个相亲对象见过面，也保持着联系，开始了相亲流程，每天的沟通、聊天，增进感情，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按照他妈妈安排的，年前结婚了。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有什么反常之处吗？相亲对象没有见过面，就已经和一家之主未来的婆婆搞好了关系，反常不反常？希望大家评论区能给个看法，究竟反常不反常。

朋友闲聊的时候说到了这个，一个朋友说，这个女的挺有心机啊，没有人会越过相亲对象直接和婆婆搞好关系的，这家家底挺厚吧。

听到这我才恍然大悟，确实，朋友家里面有厂子，有门面，有好几套房子，在外人看来确实是相亲结婚的首选，衣食无忧，未来工作都不用愁。

所以怎么说这个事情呢？朋友的妈妈出发点可能是好的，考虑到朋友年龄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可是她喜欢的未必适合朋友，她没有想到的是，她不能保证孩子在她的安排下就一定会幸福，将来婚姻生活过得不好，怎么办？她也不能怎么办，日子已经走到了那里，一切都不能重新开始。

这段感情注定是不纯粹的，夹杂了物质、利欲的，或者说一开始就已经建立在了物质上面，不管人品究竟如何，只要差不多，哪怕是差一点，或者说一开始就没有相中朋友本人，那个女的都会同意的，毕竟家底很厚，丰厚的家产给朋友罩上了一层金色的光环。

希望那个女士在和朋友相处之后，会因为真正的喜欢上这个人而结婚，而不是因为喜欢这个家的家底。因为我那个朋友真的是人品很好，很不错的一个人。

也希望朋友能有一双慧眼，看清身边的鬼怪妖魔，不要被甜言蜜语迷惑掉入温柔陷阱，要学会拒绝，学会不接受，选择自己真正想要过得生活，祝愿他以后的日子都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这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例子，今天看到汪曾祺先生的小芳，有些感慨，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父母只是给了一个生命，这个独立的生命中的很多生活，尤其是上完学之后的工作，私人生活，是父母不能够决定和安排的，很多以“为你好”为理由的爱，是沉甸甸能压死骆驼的稻草。

真正的为你好，是尊重孩子的决定，鼓励孩子的勇敢和尝试，就算没有大富大贵，没有成为人上人，也是一份宝贵的人生阅历。做父母的，只要卡住人生的底线和原则，不要让孩子迈过黄色警戒线，不要触犯法律就好了。

珠子灯

汪曾祺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几个女佣人，穿了干净的衣服，头梳得光光的，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远远听到送灯的箫笛，很多人家的门就开了。姑娘，媳妇走出来，倚门而看，且指指点点，悄悄评论。这也是一年的元宵节景。

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这盏灯相当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小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是麒麟送子，琉璃泡子挂在四角。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上红蜡烛。点亮了。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

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这些灯都不怎么亮（点灯的目的原不是照明），但很柔和。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元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

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

孙小姐是个才女。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教女儿读诗词。除了《长恨歌》《琵琶行》，孙小姐还能背全本《西厢记》。嫁过来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两口子琴瑟和谐，感情很好。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

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六盏灯再没有点过。

她变得有点古怪，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别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平常不许擦拭。里屋炕几上有一套茶具：一个白瓷的茶盘，一把茶壶，四个茶杯。茶杯倒扣着，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是荸荠形的扁圆的，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

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屋里一点声音没有。她躺着，听着天上的风筝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鹁鸪鸪——咕，鹁鸪鸪——咕”，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

女佣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她这样躺了十年。

她死了。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书接前文 欢会一次，“油儿”总要丢下一点钱，给小莲子，也包括给大娘的酬谢。钱一般不递给小莲子手上，由大娘分配。钱多钱少，并无定例。但大体上有个“时价”。臭河边还有另一处“台基”，大娘姓苗。苗大娘是要开价的。有一次一个“油儿”找一个小莲子，苗大娘索价二元。她对这两块钱作了合理的分配，对小莲子说：“枕头五毛炕五毛，大娘五毛你五毛。”

　　薛大娘拉皮条，有人有议论。薛大娘说：“他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有什么不好？”

　薛大娘每天到保全堂来，和保全堂上上下下都很熟。保全堂的东家有一眯特别，他的店里都不用本地人，从上到下：管事（经理）、“同事”（本地把店员叫“同事”）、“刀上”（切药的）乃至挑水做饭的，全都是淮安人。这些淮安人一年有一个月假期。轮流回去，做传宗接代的事，其余十一个月吃住都在店里。他们一年要打十一个月的光棍。谁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假满回店，薛大娘都了如指掌。她对他们很同情，有心给他们拉拉纤上，找两个干女儿和他们认识，但是办不到。这些“同事”全都是拉家带口，没有余钱可以做一点风流事。

　保全堂调进一个新“管事”——老“管事”刘先生因病去世了，是从万全堂调过来的。保全堂、万全堂是一个东家。新“管事”姓吕，街上人都称之为吕先生，上了年纪的则称之为“吕三”——他行三，原是万全堂的“头柜”，因为人很志诚可靠，也精明能干，被东家看中，调过来了。按规矩，当了“管事”，就有“身股”，或称“人股”，算是股东之一。年底可以分红，因此“管事”都很用心尽职。　也是缘分，薛大娘看到吕三，打心里喜欢他。吕三已经是“管事”了，但岁数并不大，才三十多岁。这样年轻就当了管事的，少有。“管事”大都是“板板六十四”的老头，“同事”、学生意的“相公”都对“管事”有点害怕。吕先生可不是这样，和店里的“同事”、来闲坐喝茶的街邻全都有说有笑，而且他的话都很有趣。薛大娘爱听他说话，爱跟他说话，见了他就眉开眼笑。薛大娘对吕先生的喜爱毫不遮掩。她心里好像开了一朵花。

　吕三也像药店的“同事”、“刀上”，每年回家一次，平常住在店里。他一个人住在后柜的单间里。后柜里除了现金、账薄，还有一些贵重的药：犀牛角、鹿茸、高丽参、藏红花……。　吕先生离开万全堂到保全堂来了，他还是万全堂的老人，有时有事要和万全堂的“管事”老苏先生商量商量，请教请教。从保全堂到万全堂，要经过臭河边，薛大娘的家。有时他们就做伴一起走。　　

　有一次，薛大娘到了家门口，对吕三说：“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

　吕先生从万全堂办完事回来，到了薛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进了屋，薛大娘就解开上衣，让吕三摸她的奶子。随即把浑身衣服都脱了，对吕三说：“来！”

　她问吕三：“快活吗？”——“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薛大娘和吕三的事渐渐被人察觉，议论纷纷。薛大娘的老姊妹劝她不要再“偷”吕三，说：“你图个什么呢？”

“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

　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文 本 研 读

（注：>>>处为文章精析）

三姊妹出嫁

汪曾祺

①秦老吉是个挑担子卖馄饨的。他的馄饨担子是全城独一份。（交代人物职业身份，展示了秦老吉及他的职业的独一无二，引起下文对担子的描写。）

②这副担子非常特别。一头是一个木柜，上面有七八个扁扁的抽屉；一头是安放在木柜里的烧松柴的小缸灶，上面支一口紫铜浅锅。铜锅分两格，一格是骨头汤，一格是下馄饨的清水。扁担不是套在两头的柜子上，而是打的时候就安在柜子上，和两个柜子成一体。扁担不是直的，是弯的，像一个罗锅桥。这副担子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很好看。这好像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李嵩笔下画出来的玩意儿。秦老吉老远地来了，他挑的不像是馄饨担子，倒好像挑着一件什么文物。这副担子不知道传了多少代了，因为材料结实，做工精细，到现在还很完好。（从担子的格局、制作、材料描写担子的精美古老、独一无二，衬托了秦老吉的手艺与品格，引出下文秦老吉的出场。）

③笃——笃笃，秦老吉敲着竹梆，走来了。找一个柳荫，把担子歇下，竹梆敲出一串花点，立刻就围满了人。（暗示了秦老吉的生意兴隆、事业发达。）

>>>①—③段，交代秦老吉的身份及他的馄饨担子。

④秦老吉就用这副担子，把三女儿养大了。（承接了上文秦老吉的馄饨担子，引起下文对三姊妹的描写。）

⑤秦老吉的老婆死得早，给他留下三个女儿：大凤、二凤和小凤，姊妹三个，从小没娘，彼此提挈，感情很好。（写三姊妹间牵衣执袂、血浓于水的姐妹情，暗示秦老吉良好的家教之功。）一家人都很勤快。一进门，清清爽爽，干净得像明矾澄过的清水。三姊妹各有所长，分工负责。（描写家中窗明几净，三姊妹各司其职，表明秦老吉统筹擘画、安排得当。）大裁大剪，单夹皮棉——秦老吉冬天穿一件山羊皮的背心，是大姐的；锅前灶后，热水烧汤，是二姐的；小妹妹小，又娇，两个姐姐惯着她，不叫她做重活，她就成天地挑花绣朵。她把两个姐姐绣得全身都是花。围裙上、鞋尖上、手帕上、包头布上，都是花。这些花里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凤。（“凤”字暗接三姊妹名字，也表现了小凤的巧手慧思、惹人疼爱。）

>>>④⑤段，交代秦老吉的家庭背景，详细介绍三姊妹。

⑥姊妹三个都大了。一个十八，一个十七，一个十六。该嫁了。这三只凤要飞到哪棵梧桐树上去呢？（比喻手法，将“三姊妹”比作“凤”，表达了作者对三姊妹的赞美之情。）

⑦三姊妹都有了人家了。大姐许了一个皮匠，二姐许了一个剃头的，小妹许的是一个卖糖的。（以三姊妹的姿容与能力，完全可以选择物质条件更优秀的夫婿，但她们却选择了与父亲相同的手艺人，体现其不慕名利、脚踏实地的价值取向。）

⑧皮匠的脸上有几颗麻子，一街人都叫他麻皮匠。他在东街的“乾陞和”茶食店廊檐下摆一副皮匠担子。因为手快，麻皮匠一天能比别的皮匠多绱好几双鞋。不但快，绱得也好。针脚细密，楦得也到家，穿在脚上，不易走样。因此，他生意很好。也因此，落下“麻皮匠”这样一个称号。（写麻皮匠手艺卓绝、生意兴隆，侧面映衬了大凤的美好。）

⑨二姑娘的婆家姓时。老公公名叫时福海。他开了一爿剃头店，字号也就是“时福海记”。剃头的本属于“下九流”，他的店铺每年贴的春联都是：“头等事业，顶上生涯”。（对联使用双关的修辞手法，展示了时福海这样的手艺人凭本事吃饭、不自轻自贱的生活态度。）时福海也是一个吹鼓手。时福海有两个儿子。下等人不避父讳，大儿子叫大福子，小儿子叫小福子。大福子也学了吹鼓手。笙箫管笛，无不精通。（大福子在音乐方面才华横溢，如此人才能配得上二凤，又是一处映衬也。）二凤要嫁的就是大福子。

⑩三姑娘许的这家苦一点，姓吴，小人叫吴颐福，是个遗腹子。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妈妈很慈祥，儿子很孝顺。吴颐福是个很聪明的人，十五岁上就开始卖糖。（吴颐福过苦日子偏偏卖甜东西，体现了他乐观向上的精神。）卖糖和卖糖可不一样。他卖的不是普通的芝麻糖、花生糖，他卖的是“样糖”。他跟一个师叔学会了一宗手艺：能把白糖化了，倒在模子里，做成大小不等的福禄寿三星、财神爷、麒麟送子；还能把糖里加了色，不用模子，随手吹出各种瓜果，桃、梨、苹果、佛手，跟真的一样。（通过写吴颐福独特的手艺，展现其确实是个“很聪明的人”。）

>>>⑥—⑩段，详细交代三姊妹的夫家人及家庭现状。

⑪麻皮匠、大福子、吴颐福，都住得离秦老吉家不远。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们的女婿。姐儿仨有时在一起互相嘲戏。三姑娘小凤是个镴嘴子①，咭咭呱呱，对大姐姐说：

⑫“十个麻子九个俏，不是麻子没人要！”

⑬大姐啐了她一口。

⑭她又对二姐姐说：

⑮“姑娘姑娘真不丑，一嫁嫁个吹鼓手。吃冷饭，喝冷酒②，坐人家大门口！”

⑯二姐也啐了她一口。

⑰两个姐姐容不得小凤如此放肆，就一齐反唇相讥：“敲锣卖糖，各干各行！”

⑱小妹妹不干了，用拳头捶两个姐姐：“卖糖怎么啦！卖糖怎么啦！”（通过对小妹的动作和语言描写，展现了小凤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性格，照应前文“小妹妹小，又娇”。）

⑲秦老吉正在外面拌馅儿，听见女儿打闹，就厉声训斥道：“靠本事吃饭，比谁也不低。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谁也不许笑话谁！”（用秦老吉的训诫写出了秦老吉家教严格，呼应前文。）

⑳三姊妹听了，都吐了舌头。（细节描写，刻画了三姊妹的调皮可爱与对父亲的敬重。）

>>>⑪—⑳段，写三姊妹出嫁前互相打趣，使人物形象更加丰富立体。

图片

㉑姐儿仨同一天出门子，都是腊月二十三。一顶花桥接连送了三个人。时辰倒是错开了。头一个是小凤，日落酉时。第二个是大凤，戌时。最后才是二凤。因为大福子要吹唢呐送小姨子，又要吹唢呐送大姨子。轮到他拜堂时已是亥时。给他吹唢呐的是他的爸爸时福海。时福海吹了一气，又坐到喜堂去受礼。（㉑段，写三姊妹同时出嫁，描绘了四个家庭虽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景象。）

㉒三个女儿的婆家，都住得不远，两三步就能回来看看父亲。炊煮扫除，浆洗缝补，如往日。有点小灾小病，头疼脑热，三个女儿抢着来伺候，比没出门时还殷勤。（好一幅父慈女孝的图画，让人心生羡慕。）秦老吉心满意足，毫无遗憾。他只是有点发愁：他一朝撒手，谁来传下他的这副馄饨担子呢？

㉓笃——笃笃，秦老吉还是挑着担子卖馄饨。（女儿出嫁后秦老吉更加丢不下这手好手艺，体现其对传统手艺的珍视。）

㉔真格的，谁来继承他的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馄饨担子呢？（以疑问结尾，引发思考。连用三个修饰词“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来描述馄饨担子，展示了馄饨担子价值不菲，珍贵无比。呼应前文，用“谁来继承”真切表达了作者对于传统手工艺传承问题的隐忧。）

>>>㉒—㉔段，三姊妹出嫁后更殷勤地照顾父亲，但秦老吉有点担心自己的手艺无人传承。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注】①镴嘴子：一种鸟，喙大而硬，此地说嘴尖舌巧的姑娘为镴嘴子，其实镴嘴子哑着的时多，不善鸣叫。②吃冷饭，喝冷酒：当地童谣，也有说成“吃人家饭，喝人家酒”的。

寄语

一个卖馄饨的老汉，三个乖巧能干的姑娘，为我们演绎生活的美好，让我们感受最平凡的父爱。女儿出嫁，意味着和父母渐行渐远，很多父亲在女儿出嫁时都会默默的流泪，而秦老吉却用简单的父爱，挑起家庭的重担，带给三个女儿无尽的温暖。小说主要围绕主人公秦老吉、他的三个女儿以及她们的婚姻来展开情节，赞美和呼吁美好和谐的人性，表现人与人之间真挚动人的感情，表达了对手艺独特精湛、自食其力、生活态度朴实美好的手工艺人的赞美。让我们一同走进汪曾祺的小说《三姊妹出嫁》，一同感受流淌在生活里的温情，了解老一辈人对传统手艺传承问题的担忧。

知 识 建 构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口语化

汪曾祺的小说都是围绕市井生活中最普通的老百姓：侯银匠、会接生的陈小手、想要拥有异禀的帮工，卖菜的薛大娘，辜家豆腐店的女儿，身在闹市的“活”庄子……给我们展现丰富的人物形象。从民间口语中汲取口语化的语言是汪曾祺语言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汪曾祺不仅善于学习民间口语，而且善于学习老百姓的叙述方式。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都是采用人们讲故事的方式直接点出人物事件，或者间接介绍风土人情。他的语言十分简洁，往往用一两句话便切入正题。如《三姐妹出嫁》开头介绍“秦老吉是个挑担子卖馄饨的。他的馄饨担子是全城独一份”。在介绍秦老吉出场时对“担子”的描写用了“玩意儿”一词，在写吴颐福制作“样糖”的时候用了“加了色”等词，都体现了小说语言口语化的特点。

试 题 解 析

1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恰当的一项是（ ）

A.看到夫婿后，三姊妹相互的嘲戏既表现三姊妹的聪慧和对未来夫婿的爱，同时引出下文秦老吉对女儿的教育。

B.小说前后两次写秦老吉挑担卖馄饨的情形，女儿出嫁前卖馄饨是为了养家，女儿出嫁后则是丢不下这手好手艺。

C.小说注重细节描写，小凤整天挑花绣朵，花里总少不了“凤”字，“凤”既代表三姊妹的名字，又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D.小说语言朴实自然，洗练平淡，叙写了三姐妹从幼年到许配人家，再到出嫁后的生活，简单平静，饱含着平凡的生活味道。

答案：

B

解析：

“女儿出嫁前卖馄饨是为了养家”错，不仅为了养家，也为了传承传统手艺。

2

小说开头部分写秦老吉馄饨的担子有何作用?请结合小说内容加以分析。（6分）

参考答案：

①写出担子的精美和古老，表现秦老吉手艺独特精湛，以担子养家糊口；

②担子承载着秦老吉的深情与责任，与结尾相结合，表达了对传统手工艺传承问题的隐忧；

③引出下文对其一家的生活状况的叙述及对三个女儿的描写等情节。（每点2分，共6分。）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重要情节的作用的能力。由开头对馄饨担子的描写“他的馄饨担子是全城独一份”“这副担子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很好看，这好像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李嵩笔下画出来的玩意儿”“他挑的不像是馄饨担子，倒好像挑着一件什么文物。这副担子不知道传了多少代了，因为材料结实，做工精细，到现在还很完好”可知，塑造形象上，用秦老吉的馄饨担子精美和古老交代了挑担子卖馄饨的秦老吉是个传统手艺人的形象；情节结构上，引出下文写“秦老吉就用这副担子，把三个女儿养大了”秦老吉凭着挑馄饨担子卖馄饨的手艺养活三个女儿的情节；主题上，着意突出馄饨担子的精美和古老，秦老吉手艺独特精湛，表现作者对传统手工艺传承问题的隐忧这一主题。

3

汪曾祺小说一贯赞美和呼吁美好和谐的人性，表现人与人之间真挚动人的感情，请结合全文加以分析。（6分）

参考答案：

①秦老吉无私关爱三个女儿：靠一副担子把她们养大，让她们成家立业。

②三个女儿勤劳能干彼此和睦，孝敬父亲，不慕荣华自小帮父亲干活，各自嫁了一个手艺人，婚后依然抢着来伺候父亲。

③三个女儿的夫家人淳朴善良，勤劳能干：各自的手艺都很高超，不自轻自贱，一家人和睦相处。(每点2分，共6分。意对即可。)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意蕴、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的能力。

解答本题，要围绕“赞美和呼吁美好和谐的人性，表现人与人之间真挚动人的感情”的理解，从原文找到落点。小说主要围绕主人公秦老吉、他的三个女儿以及她们的婚姻来展开情节。

由“秦老吉就用这副担子，把三个女儿养大了”“姊妹三个，从小没娘，彼此提挈，感情很好。一家人都很勤快。一进门，清清爽爽，干净得像明矾澄过的清水”“秦老吉正在外面拌馅儿，听见女儿打闹，就厉声训斥道：‘靠本事吃饭，比谁也不低，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谁也不许笑话谁！’”“秦老吉心满意足，毫无遗憾”可知，秦老吉独自一人抚养女儿，倾注了心血和关爱，把女儿教导的很好，一家人和和美美；由“姊妹三个，从小没娘，彼此提挈，感情很好”“一进门，清清爽爽，干净得像明矾澄过的清水”“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们的女婿。姐儿仨有时在一起互相嘲戏”“三个女儿的婆家，都住得不远，两三步就能回来看看父亲。炊煮扫除，浆洗缝补，如往日。有点小灾小病，头疼脑热，三个女儿抢着来伺候，比没出门时还殷勤”可知，三姐妹勤劳能干、孝顺父亲，姐妹之间感情亲密；

由“因为手快，麻皮匠一天能比别的皮匠多绱好几双鞋……因此，他生意很好。”“大福子也学了吹鼓手。笙箫管笛，无不精通”“他跟一个师叔学会了一宗手艺：能把白糖化了，倒在模子里，做成大小不等的福禄寿三星、财神爷、麒麟送子；还能把糖里加了色，不用模子，随手吹出各种瓜果，桃、梨、苹果、佛手，跟真的一样”“因为大福子要吹唢呐送小姨子，又要吹唢呐送大姨子。轮到他拜堂时已是亥时。给他吹唢呐的是他的爸爸时福海。时福海吹了一气，又坐到喜堂去受礼”“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们的女婿。姐儿仨有时在一起互相嘲戏”可知，三个婆家的人淳朴善良，勤劳能干，三姐妹与婆家相处和睦。

1.看到夫婿后，三姊妹相互的嘲戏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2.小说写了以秦老吉为代表的手艺人的生活境遇，表达了作者哪些思想感情？

3.有人认为本文的主人公是秦老吉，也有人认为本文的主人公是三姐妹。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小孃孃

汪曾祺

来蜨园谢家是邑中书香门第，诗礼名家，几代都中过进士。谢家好治园林。乾嘉之世，是谢家鼎盛时期，盖了一座很大的园子。流觞曲水，太湖石假山，冰花小径两边的书带草。至今犹在。当花园落成时正值百花盛开，飞来很多蝴蝶，成群成阵，蔚为奇观，即名之为来蜨园。一时题咏甚多，大都离不开庄周，这也是很自然的。园中花木，后来海棠丁香，都已枯死，只有几棵很大的桂花，还很健壮，每到八月，香闻园外。原来有几个花匠，都已相继离散，只有一个老花匠一直还留了下来。他是个聋子，姓陈，大家都叫他陈聋子。他白天睡觉，夜晚守更。每天日落，他各处巡视一回，来蜨园任人游览，但除非与主人商量，不能留宿夜饮，把园门锁上，偌大一个园子便都交给清风明月，听不到一点声音。

谢家人丁不旺，几代单传，又都短寿。谢普天是惟一可以继承香火的胤孙。他还有个姑妈谢淑媛，是嫡亲的，比谢普天小三岁。这地方叫姑妈为“孃孃”，谢普天叫谢淑媛为“孃孃”或“小孃”。小孃长得很漂亮。

谢普天相貌英俊，也极聪明。他热爱艺术，曾在上海美专学过画——国画和油画，素描功底扎实，也学过雕塑，不到毕业，就停学回乡，在中学教美术课。因为谢家接连办了好几次丧事，内囊已空，只剩下一个空大架子，他得维持这个空有流觞曲沼、湖石假山的有名的“谢家花园”，本地人只称“来蜨园”为“谢家花园”，很多人也不认识“蜨”字，供应三个人吃饭，包括陈聋子。陈聋子恋旧，不计较工钱，但饭总得让人家吃饱。停学回乡，这在谢普天是一种牺牲。

谢普天和谢淑媛都住在“祖堂屋”。“祖堂屋”是一座很大的五间大厅，正面大案上列供谢家祖先的牌位，别无陈设，显得空荡荡的。谢普天、谢淑媛各住一间卧室，房门对房门。谢普天对小孃照顾得很体贴细致。

谢家生计，虽然拮据，但谢普天不让小孃受委屈，在衣着穿戴上不使小孃在同学面前显得寒碜。夏天，香云纱旗袍；冬天，软缎面丝绵袄、西装呢裤、白羊绒围巾。那几年兴一种叫做“童花头”的发式，前面留出长刘海，两边遮住耳朵，后面削薄修平，因为样子像儿童，故名“童花头”，都是谢普天给她修剪，比理发店修剪得还要“登样”。谢普天是学美术的，手很巧，剪个“童花头”还在话下吗？谢淑嫒皮肤细嫩，每年都要长冻疮。谢普天给小孃用双氧水轻轻地浸润了冻疮痂巴，轻轻地脱下袜子，轻轻地用双氧水给她擦洗，拭净。“疼吗？”——“不疼。你的手真轻！”

单靠中学的薪水不够用，谢普天想出另外一种生财之道——画炭精粉肖像。一个铜制高脚放大镜，镜面有经纬刻度，放在照片上；一张整张的重磅画纸上也用长米达尺绘出经纬度，用铅笔描出轮廓，然后用剪齐胶固的羊毫笔蘸了炭精粉，对照原照，反复擦蹭。谢普天解嘲自笑：“这是艺术么？”但是有的人家喜欢这样的炭精粉画的肖像，因为：“很像！”本地有几个画这样肖像的“画家”，而以谢普天生意最好，因为同是炭精像，谢普天能画出眼神、脸上的肌肉和衣服的质感，那年头时兴银灰色的“宁缎”，叫做“慕本缎”。

为了赶期交“赞”．谢普天每天工作到很晚，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一笔一笔擦蹭，小孃坐在旁边做针线，或看小说——无非是《红楼梦》《花月痕》《断鸿零雁记》之类的言情小说。到十二点，小孃才回房睡觉。临走说一声：“别太晚了！”

一天夜里大雷雨，疾风暴雨，声震屋瓦。小孃神色慌张，推开普天的房门：“我怕！”

“怕？——那你在我这儿呆会儿。”

“我不回去。”

“……”

“你跟我睡！”

“那使不得！”

“使得！使得！”

谢淑媛已经脱了衣裳，噗的一声把灯吹熄了。

雨还在下。一个一个蓝色的闪把屋里照亮，一切都照得极清楚。炸雷不断，好像要把天和地劈碎。

他们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他们在做爱时觉得很快乐，但是忽然又觉得很痛苦。他们很轻松，又很沉重。他们无法摆脱犯罪感。谢淑媛从小娇惯，做什么都很任性，她不像谢普天整天心烦意乱。她在无法排解时就说：“活该！”但有时又想：死了算了！

每年清明节谢家要上坟。谢家的祖茔在东乡，来蜨园在城西，从谢家花园到祖坟，要经过一条东大街。谢淑媛是很喜欢上坟的。街上店铺很多，可以东张西望。小风吹着，全身舒服。从去年起，她不愿走东大街了。她叫陈聋子挑了放祭品的圆笼自己从东大街先走。她和普天从来蜨园后门出来，绕过大淖、泰山庙，再走河岸上向东。她不愿走东大街，因为走东大街要经过居家灯笼店。

居家姊妹三个，都是疯子。大姐好一点，有点像个正常人，她照顾灯笼店，照顾一家人吃饭——一日三餐，两粥一饭。糙米饭、青菜汤。疯得最厉害的是兄弟，他什么也不做，一早起来就唱，坐在柜台里。穿了靛蓝染的大襟短褂。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只听到沙哑沉闷的声音，本地叫这种很不悦耳的声音为“呆声绕气”。他哪有这么多唱的，一天唱到晚！妹妹总坐在柜台的一头糊灯笼，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姐妹二人都和兄弟通奸。疯兄弟每天轮流和她们睡，不跟他睡他就闹。居家灯笼店的事情街上人都知道，谢淑媛也知道。她觉得“格应”。

隔墙有耳，谢家的事外间渐有传闻。街谈巷议，觉得岂有此理。有一天大早，谢普天在来蜨园后门不显眼处发现一张没头帖子：

管什么大姑妈小姑妈，

你只管花恋蝶蝶恋花，

满城风雨人闲话，

谁怕！倒不如海走天涯，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何等潇洒。

谢普天估计得出，这是谁写的——本县会写散曲的再没有别人，最后两句是一种善意的规劝。他和小孃孃商量了一下：走！离开这座县城。走得远远的！他的一个上海美专的同学顾山是云南人，他写信去说，想到云南来。顾山回信说欢迎他来，昆明气候好，物价也便宜，他会给他帮助。把一块祖传的大蕉叶白端砚，一箱字画卖给了季匋民，攒了路费，他们就上路了。计划经上海、香港，从海防坐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

谢淑媛没有见过海，没有坐过海船，她很兴奋，很活泼，走上甲板，靠着船舷，说说笑笑，指指点点，显得没有一点心事，说：“我这辈子值得了。”

谢普天经顾山介绍，在武成路租了一间画室。他画了不少工笔重彩的山水、人物、花卉，有人欣赏，卖出了一些，但是最受欢迎的还是炭精肖像，供不应求。昆明果然是四季如春。鸡土从、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都非常好吃，谢淑媛高兴极了。他们游览了很多地方：石林、阳中海、西山、金殿、黑龙潭、大理，一直到玉龙雪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谢普天的画大有进步。他画了一些裸体人像，谢淑媛给他当模特。画完了，谢淑媛仔仔细细看了，说：“这是我吗？我这么好看？”谢普天抱着小孃周身吻了个遍，“不要让别人看！”——“当然！”

谢淑媛变得沉默起来，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谢普天问：“你怎么啦？”——“我有啦！”谢普天先是一愣，接着说：“也好嘛。”——“还好哩！”

谢淑媛老是做噩梦。梦见母亲打她，打她的全身，打她的脸；梦见她生了一个怪胎，样子很可怕；梦见她从玉龙雪山失足掉了下来，一直掉，半天也不到地……每次都是大叫醒来。谢淑媛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已经显形了。她抚摸着膨大的小腹，说：“我作的孽！我作的孽！报应！报应！”

谢淑媛死了。死于难产血崩。

谢普天把给小孃的裸体肖像交给顾山保存，拜托他十年后找个出版社出版。顾山看了，说：“真美！”

谢普天把小孃的骨灰装在手制的瓷瓶里带回家乡，在来蜨园选一棵桂花，把骨灰埋在桂花下面的土里，埋得很深，很深。

和陈聋子（他还活着）告别，飘然而去，不知所终。

原载《收获》1996年第4期

　　豌豆

汪曾祺

在北市口卖熏烧炒货的摊子上，和我写的小说《异秉》里的王二的摊子上，都能买到炒豌豆和油炸豌豆。二十文（两枚当十的铜元）即可买一小包，撒一点盐，一路上吃着往家里走，到家门口，也就吃完了。

离我家不远的越塘旁边的空地上，经常有几副卖零吃的担子。卖花生糖的。大粒去皮的花生仁，炒熟仍是雪白的，平摊在抹了油的白石板上，冰糖熬好，均匀地浇在花生米上，候冷，铲起。这种花生糖晶亮透明，不用刀切，大片，放在玻璃匣里，要买，取出一片，现约，论价。冰糖极脆，花生很香。

卖豆腐脑的。我们那里的豆腐脑不像北京浇口蘑渣羊肉卤，只倒一点酱油、醋，加一滴麻油——用一只一头缚着一枚制钱的筷子，在油壶里一蘸，滴在碗里，真正只有一滴。

但是加很多样零碎作料：小虾米、葱花、蒜泥、榨菜末、药芹末——我们那里没有旱芹，只有水芹即药芹，我很喜欢药芹的气味。我觉得这样的豆腐脑清清爽爽，比北京的勾芡的黏黏糊糊的羊肉卤的要好吃。

卖糖豌豆粥的。香粳晚米和豌豆一同在铜锅中熬熟，盛出后加洋糖（绵白糖）一勺。夏日于柳荫下喝一碗。风味不恶。我离乡五十多年，至今还记得豌豆粥的香味。

北京以豌豆制成的食品，最有名的是“豌豆黄”。这东西其实制法很简单，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五寸×三寸的长方块，再加刀割出四方小块，分而不离，以牙签扎取而食。据说这是“宫廷小吃”，过去是小饭铺里都卖的，很便宜，现在只仿膳这样的大餐馆里有了，而且卖得很贵。

夏天连阴雨天，则有卖煮豌豆的。整粒的豌豆煮熟，加少量盐，搁两个大蒜瓣在浮头上，用豆绿茶碗量了卖。虎坊桥有一个傻子卖煮豌豆，给得多。虎坊桥一带流传一句歇后语：“傻子的豌豆——多给”。北京别的地区没有这样的歇后语。想起煮豌豆，就会叫人想起北京夏天的雨。

早年前有磕豌豆模子的。豌豆煮成泥，摁在雕成花样的木模子里，磕出来，就成了一个一个小玩意儿，小猫、小狗、小兔、小猪。买的都是孩子，也玩了，也吃了。

以上说的是干豌豆。新豌豆都是当菜吃。烩豌豆是应时当令的新鲜菜。加一点火腿丁或鸡茸自然很好，就是素烩，也极鲜美。烩豌豆不宜久煮，久煮则汤色发灰，不透亮。

全国兴起了吃荷兰豌豆也就近几年的事。我吃过的荷兰豆以厦门为最好，宽大而嫩。厦门的汤米粉中都要加几片荷兰豆，可以解海鲜的腥味。

北京吃的荷兰豆都是从南方运来的。我在厦门郊区的田里看到正在生长着的荷兰豆，搭小架，水红色的小花，嫩绿的叶子，嫣然可爱。

豌豆的嫩头，我的家乡叫豌豆头，但将“豌”字读成“安”。云南叫豌豆尖，四川叫豌豆颠。

我的家乡一般都是油盐炒食。云南、四川加在汤面上面。叫做“飘”或“青”。不要加豌豆苗，叫“免飘”；“多青重红”则是多要豌豆苗和辣椒。吃毛肚火锅，在涮了各种荤料后，浓汤中推进一大盘豌豆颠，美不可言。

豌豆可以入画。曾在山东看到钱舜举的册页，画的是豌豆，不能忘。钱舜举的画设色娇而不俗，用笔稍细而能潇洒，我很喜欢。见过一幅日本竹内栖风的画，豌豆花、叶颜色较钱舜举尤为鲜丽，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豌豆前面画了一条赭色的长蛇，非常逼真。是不是日本人觉得蛇也很美？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

汪曾祺

原载1994年第3期《收获》。

店只是一个“店”，怎么会有个女儿？然而螺蛳坝一带的人背后都这么叫她。或者称做“辜家的女儿”、“豆腐店的女儿”。背后这样的提她，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姓辜的人家很少，这个县里好像就是两三家。

螺蛳坝是“后街”，并没有一个坝，只是一片不小的空场。七月十五，这里做盂兰盆会。八九月，如果这年年成好，就有人发起，在平桥上用杉篙木板搭起台来唱戏。约的是里下河的草台戏子，京戏、梆子“两下锅”，既唱《白水滩》这样摔“壳子”的武打戏，也唱《阴阳河》这样踩跷的戏。做盂兰盆会、唱大戏，热闹几天，平常这里总是安安静静的。孩子在这里踢毽子，踢铁球，滚钱，抖空竹（本地叫“抖天嗡子”）。有时跑过来一条瘦狗，匆匆忙忙，不知道要赶到哪里去干什么。忽然又停下来，竖起耳朵，好像听见了什么。停了一会，又低了脑袋匆匆忙忙地走了。

螺蛳坝空场的北面有几户人家。有两家是打芦席的。每天看见两个中年的女人破苇子，编席。一顿饭工夫，就织出一大片。芦席是为大德生米厂打的。米厂要用很多芦席。东头一家是个“茶炉子”，即卖开水的，就是上海人所说的“老虎灶”。一个像柜子似的砖砌的炉子，四角有四个很深的铁铸的“汤罐”，满满四罐清水，正中是火眼，烧的是粗糠。粗糠用一个小白铁簸箕倒进火眼，“呼——”火就猛升上来，“汤罐”的水就呱呱地开了。这一带人家用开水——冲茶、烫鸡毛、拆洗被窝，都是上“茶炉子”去灌，很少人家自己烧开水。因为上“茶炉子”灌水很方便，省得费柴。费火，烟熏火燎，又用不了多少。“茶炉子”卖水，不是现钱交易，而是一次卖出一堆“茶筹子”——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小竹片，一面用铁模子烙出“十文”、“二十文”……灌了开水，给几根茶筹子就行了。“茶炉子”烧的粗糠是成挑的从大德生米厂趸来的。一进“茶炉子”，除了几口很大的水缸，一眼看到便是靠后墙堆得像山一样的粗糠。

螺蛳坝一带住的都是“升斗小民”，称得起殷实富户的，是大德生米厂。大德生的东家姓王，街上人都称他王老板。大德生原来的底子就厚实，一盘很大的麻石碾子，喂着两头大青骡子，后面仓里的稻子堆齐二梁。后来王老板把骡子卖了，改用机器碾米，生意就更兴旺了。大德生原是一个米店，改用机器后就改称为“米厂”。这算是螺蛳坝唯一的“工厂”。每天这一带都听得到碾米的柴油机的铁烟筒里发出节奏均匀的声音：蓬——蓬——蓬……

王老板身体很好，五十多岁了，走路还飞快，留一撇乌黑的牙刷胡子，双眼有神。

他的大儿子叫王厚辽，在米厂里量米，记账。他有个外号叫“大呆鹅”，看样子也确是有点呆相。

二儿子叫王厚堃，跟一个姓刘的老先生学中医。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

大德生东墙外住着一个姓薛的裁缝。薛裁缝是个老实人，整天只知道低头做活，穿针引线。他的老婆人称薛大娘。薛大娘跟老头子可不是一样的人，她也“穿针引线”，但引的是另外一种线，说白了，就是“拉皮条”。

大德生门前有一条小巷，就叫做辜家巷，因为巷子里只有一家人家。辜家的后门就开在巷子里，和大德生斜对门，两步就到了。后面是住家，前面是做豆腐的作坊，前店后家。

辜家很穷。

从螺蛳坝到草巷口，有两家豆腐店。豆腐店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干了这一行也只有一直干下去。常言说：“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磨豆腐。”不过才巷口的一家生意不错。一清早卖豆浆，热气腾腾的慢慢一锅。卖豆腐，四大屉。压百叶，百叶很薄，很白。夏天卖凉粉皮。这凉粉皮是用莴苣汁和的绿豆粉，颜色是浅绿的，而且有一股莴苣香。生意好，小老板两个月前还接了亲。新媳妇坐在磨子一边，往磨眼里注水，加黄豆，头上插一朵大红剪绒的小小的囍字。

相比之下，辜家豆腐店就显得灰暗、残旧，一点生气也没有。每天只做两屉豆腐，有时一屉，有时一屉也没有。没本钱，买不起黄豆。辜老板是病病歪歪的，没有一点精神。

辜老板老婆死得早，没有留下一个儿子，眼前只有一个女儿。

辜家的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在螺蛳坝算是一朵花。她长得细皮嫩肉，只是面色微黄，好像是用豆腐水洗了脸似的。身上也有点淡淡的豆腥气。

一天三顿饭，几乎顿顿是炒豆腐渣，不过总得有点油滑滑锅。牵磨的“蚂蚱驴”也得扔给它一捆干草。更费钱的是她爹的病。他每天吃药，王厚堃的师父开的药又都很贵，这位刘先生爱用肉桂，而且旁注：“要桂林产者”。每天辜家女儿把这药渣倒在路口，对面打芦席和烧茶炉子的大娘看见辜家的女儿在门前倒药渣，就叹了一口气：“难！”

大德生的王老板找到薛大娘，说是辜家的日子很难，他想帮他们家一把。

“怎么个帮法？”

“叫他女儿陪我睡睡。”

“什么？人家是黄花闺女，比你的女儿还小一岁！我不干这种缺德事！”

“你去说说看。”

媒人的嘴两张皮，辣椒能说成大鸭梨。七说八说，辜家女儿心里活动了，说：“你叫他晚上来吧。”

没想到大呆鹅也找到薛大娘。

王老板是包月，按月给五块钱。

大呆鹅是现钱交易。每次完事，摸出一块现大洋，还要用两块洋钱叮叮当当敲敲，以示这不是灌了铅的“哑板”。

没有不透风的墙，螺蛳坝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那么多双眼睛，辜家女儿的事情谁都知道了。烧茶炉子、打芦席的大娘指指戳戳，咬耳朵，点脑袋，转眼珠子，撇嘴唇子。大德生的碾米的师傅、量米的伙计议论：“两代人操一张X，这叫什么事！”——“船多不碍港，客多不碍路，一个羊也是放，两个羊也是赶，你管他是几代人！”

辜家的女儿身体也不好，脸上总是黄白黄白的，她把王厚堃请到屋里看病。王厚堃给她号了脉，看了舌苔，开了脉案，大体说是气血两亏，天癸不调……辜家女儿问什么是“天癸不调”，王厚堃说就是月经不正常。随即写了一个方子，无非是当归、枸杞之类。

王厚堃站起身来要走，辜家女儿忽然把门闩住，一把抱住了王厚堃，把舌头吐进他的嘴里，解开上衣，把王厚堃的手按在胸前，让他摸她的奶子，含含糊糊地说：“你要要我，要要我，我喜欢你，喜欢你......“

王厚堃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只好和她温存了一会，轻轻地推开了她，说：“不行。”

“不行？”

“我不能欺负你。”

王厚堃给她掩了前襟，扣好纽子，开门走了。

王厚堃悬崖勒马，也因为他就要结婚了，他要保留一个童身。

过了两个月，王厚堃结婚了。花轿从辜家豆腐店门前过，前面吹着唢呐，放着三眼铳。螺蛳坝的人都出来看花轿，辜家的女儿也挤在人丛里看。

花轿过去了，辜家的女儿坐在一张竹椅上，发了半天呆，忽然她奔到自己的屋里，伏在床上号啕大哭。哭的声音很大，对面烧茶炉子的和打芦席的大娘都听得见，只是听不清她哭的是什么。三位大娘听得心里也很难受，就相对着也哭了起来，哭得稀溜稀溜的。

辜家的女儿哭了一气，洗洗脸，起来泡黄豆，眼睛红红的。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

她不是西南联大的人。她不属于教职员工，更不是学生。西南联大的各种名册上都没有“文嫂”这个名字。她只是在西南联大里住着，是一个住在联大里的校外的人。然而她又的的确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住在西南联大的新校舍。

西南联大有许多部分：新校舍、昆中南院、昆中北院、昆华师范、工学院……其他部分都是借用的原有的房屋，新校舍是新建的，也是联大的主要部分。图书馆、大部分教室、各系的办公室、男生宿舍……都在新校舍。

新校舍在昆明大西门外，原是一片荒地。有很多坟，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坟多无主。有的坟主大概已经绝了后，不难处理，有一个很大的坟头，一直还留着，四面环水，如一小岛，春夏之交，开满了野玫瑰，香气袭人，成了一处风景。其余的，都平了。坟前的墓碑，有的相当高大，都搭在几条水沟上，成了小桥。碑上显考显妣的姓名分明可见，全都平躺着了。每天有许多名师大儒、莘莘学子从上面走过。住户呢，由学校出几个钱，都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说什么也不搬。她说她在这里住惯了。联大的当局是很讲人道主义的，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可是她这两间破破烂烂的草屋，不当不间地戳在那里，实在也不成个样子。新校舍建筑虽然极其简陋，但是是经过土木工程系的名教授设计过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间利用十分合理。那怎么办呢？主其事者跟文嫂商量，把她两间草房拆了，另外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她原来的要好一些。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一个鸡窝。那好办。

她这间小屋，土墙草顶，有两个窗户（没有窗扇，只有一个窗洞，有几根直立着的带皮的树棍），一扇板门。紧靠西面围墙，离二十五号宿舍不远。

宿舍旁边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倒也没有人觉得奇怪。学生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金先生，朱先生……但是，相处这些年了，竟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除非你给她，她从不伸手要东西。学生丢了牙膏肥皂、小东小西，从来不会怀疑是她顺手牵羊拿了去。学生洗了衬衫，晾在外面，被风吹跑了，她必为捡了，等学生回来时交出：“金先生，你的衣服。”除了下雨，她一天都是在屋外待着。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意。衣服被窝洗好做得了，为了避免嫌疑，她从不送到学生宿舍里去，只是叫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来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她的女儿能帮上忙了，能到井边去提水，踮着脚往绳子上晾衣服，在床上把衣服抹煞平整了，叠起来。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也许她原是靠喂鸡过日子的）。联大到处是青草，草里有昆虫蚱蜢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每天一早，文嫂打开鸡窝门，这些鸡就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奔出来，散到草丛中去，不停地啄食。有时又抬起头来，把一个小脑袋很有节奏地转来转去，顾盼自若，——鸡转头不是一下子转过来，都是一顿一顿地那么转动。到觉得肚子里那个蛋快要坠下时，就赶紧跑回来，红着脸把一个蛋下在鸡窝里。随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来：“郭格答！郭格答！”文嫂或她的女儿伸手到鸡窝里取出一颗热烘烘的蛋，顺手赏了母鸡一块土坷垃：“去去去！先生要用功，莫吵！”这鸡婆子就只好咕咕地叫着，很不平地走到草丛里去了。到了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面撒着，一面“啯啯，啯啯”叫着，这些母鸡就都即即足足地回来了。它们把碎米啄尽，就鱼贯进入鸡窝。进窝时还故意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鸡教。鸡窝门有一道小槛，这些鸡还都一定两脚并齐，站在门槛上，然后向前一跳。这种礼节，其实大可不必。进窝以后，咕咕囔囔一会，就寂然了。于是夜色就降临抗战时期最高学府之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新校舍了。阿门。

文嫂虽然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但是大学是什么，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办它，这些，她可一点都不知道。只知道有许多“先生”，还有许多小姐，或按昆明当时的说法，有很多“摩登”，来来去去；或在一个洋铁皮房顶的屋子（她知道那叫“教室”）里，坐在木椅子上，呆呆地听一个“老倌”讲话。这些“老倌”讲话的神气有点像耶稣堂卖福音书的教士（她见过这种教士）。但是她隐隐约约地知道，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

先生们现在可没有赚大钱，做大事，而且越来越穷，找文嫂洗衣服、做被子的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先生非到万不得已，不拆被子。一年也不定拆洗一回。有的先生虽然看起来衣冠齐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有一位先生还为此制了一则谜语：“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他们的袜子没有后跟，穿的时候就把袜尖往前拽拽，窝在脚心里，这样后跟的破洞就露不出来了。他们的衬衫穿脏了，脱下来换一件。过两天新换的又脏了，看看还是原先脱下的一件干净些，于是又换回来。有时要去参加，没有一件洁白衬衫，灵机一动：有了！把衬衫反过来穿！打一条领带，把纽扣遮住，这样就看不出反正了。就这样，还很优美地跳着《蓝色的多瑙河》。有一些，就完全不修边幅，衣衫褴褛，囚首垢面，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了。他们的裤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绳把破处系紧。文嫂看到这些先生，常常跟女儿说：“可怜！”

来找文嫂洗衣的少了，她还有鸡，而且她的女儿已经大了。

女儿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除了他学着说云南话“为哪样”、“咋个整”，其余的话，她听不懂，但她觉得这女婿人很好。他来看过老丈母，穿了麂皮夹克，大皮鞋，头上抹了发蜡。女儿按月给妈送钱。女婿跑仰光、腊戌，也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还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有一次还带了一盒遵义板桥的化风丹，她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他还带来一些奇形怪状的果子。有一种果子，香得她的头都疼。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

文嫂胖了。

男生宿舍全都一样，是一个窄长的大屋子，土墼墙，房顶铺着木板，木板都没有刨过，留着锯齿的痕迹，上盖稻草；两面的墙上开着一列像文嫂的窗洞一样的窗洞。每间宿舍里摆着二十张双层木床。这些床很笨重结实，一个大学生可以在上面放放心心地睡四年，一直睡到毕业，无需修理。床本来都是规规矩矩地靠墙排列着的，一边十张。可是这些大学生需要自己的单独的环境，于是把它们重新调动了一下，有的两张床摆成一个曲尺形，有的三张床摆成一个凹字形，就成了一个一个小天地。按规定，每一间住四十人，实际都住不满。有人占了一个铺位，或由别人替他占了一个铺位而根本不来住；也有不是铺主却长期睡在这张铺上的；有根本不是联大学生，却在新校舍住了好几年的。这些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单元里，大概只有两三个人。个别的，只有一个。一间宿舍住的学生，各系的都有。有一些互相熟悉，白天一同进出，晚上联床夜话；也有些老死不相往来，连贵姓都不打听。二十五号南头一张双层床上住着一个历史系学生，一个中文系学生，一个上铺，一个下铺，两个人合住了一年，彼此连面都没有见过：因为这二位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中文系学生是个夜猫子，每晚在系图书馆夜读，天亮才回来；而历史系学生却是个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铺的铺主睡觉时，下铺是空的；下铺在酣睡时，上铺没有人。

联大的人都有点怪。“正常”在联大不是一个褒词。一个人很正常，就会被其余的怪人认为“很怪”。即以二十五号宿舍而论，如果把这些先生的事情写下来，将会是一部很长的小说。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他独占北边的一个凹字形的单元。他不欢迎别人来住，别人也不想和他搭伙。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木板，把双层床的一边都钉了木板，就成了一间屋中之屋，成了他的一统天下。凹字形的当中，摞着几个装肥皂的木箱——昆明这种木箱很多，到处有得卖，这就是他的书桌。他是相当正常的。一二年级时，按时听讲，从不缺课。联大的学生大都很狂，讥弹时事，品藻人物，语带酸咸，辞锋很锐。金先生全不这样。他不发狂论。事实上他很少跟人说话。其特异处有以下几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联大的学生时兴用一种灰绿色布制的夹子，里面夹着一叠白片艳纸，用来记笔记，做习题。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出让衣鞋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不是顶天立地满满写着字，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了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他还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大概是相当笨的，因此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这样过了三年。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当会计。其时他已经学了簿记、普通会计、成本会计、银行会计、统计……这些学问当一个银行职员，已是足用的了。至于经济思想史、经济地理……这些空空洞洞的课程，他觉得没有什么用处，只要能混上学分就行，不必苦苦攻读，可以缺课。他上午还在学校听课，下午上班。晚上仍是开夜车，搜罗纸片，吃肉。自从当了会计，他添了两样毛病。一是每天提了一把黑布阳伞进出，无论冬夏，天天如此。二是穿两件衬衫，打两条领带。穿好了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这是干什么呢？若说是显示他有不止一件衬衫、一条领带吧，里面的衬衫和领带别人又看不见；再说这鼓鼓囊囊的，舒服吗？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名号，这外号很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金先生很快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前，他想到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加入国民党，这已经着手办了；一件是追求一个女同学，这可难。他在学校里进进出出，一向像马二先生逛西湖：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

谁知天缘凑巧，金昌焕先生竟有了一段风流韵事。一天，他正提着阳伞到聚兴诚去上班，前面走着两个女同学，她们交头接耳地谈着话。一个告诉另一个：这人穿两件衬衫，打两条领带，而且介绍他有一个很长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听话的那个不禁回头看了金昌焕一眼，嫣然一笑。金昌焕误会了：谁知一段姻缘却落在这里。当晚，他给这女同学写了一封情书。开头写道：“××女士芳鉴，径启者……”接着说了很多仰慕的话，最后直截了当地提出：“倘蒙慧眼垂青，允订白首之约，不胜荣幸之至。随函附赠金戒指一枚，务祈笑纳为荷。”在“金戒指”三字的旁边还加了一个括弧，括弧里注明：“重一钱五”。这封情书把金先生累得够呛，到他套起钢笔，吃下一块肉时，文嫂的鸡都已经即即足足地发出声音了。

这封情书是当面递交的。

这位女同学很对得起金昌焕。她把这封信公布在校长办公室外面的布告栏里，把这枚金戒指也用一枚大头针钉在布告栏的墨绿色的绒布上。于是金昌焕一下子出了大名了。

金昌焕倒不在乎。他当着很多人，把信和戒指都取下来，收回了。

你们爱谈论，谈论去吧！爱当笑话说，说去吧！于金昌焕何有哉！金昌焕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过两天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不知怎么丢的。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作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的）鸡呢？我鸡呢？……”

文嫂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还得吃饭，还得每天把鸡放出去，关鸡窝。还得洗衣服，做被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

这几天文嫂常上先生们的宿舍里去。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一件鱼网似的毛衣，一个压扁了的脸盆，几只配不成对的皮鞋——那有洞的鞋底至少掌鞋还有用……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单元打扫一下。

因为洗衣服、拣破烂，文嫂还能岔乎岔乎，心里不至太乱。不过她明显地瘦了。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凹形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

“啊呀天呐，这是我鸡呀！我笋壳鸡呀！我黑母鸡，我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鸡呀！……”

“我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至于他怎么偷的鸡，怎样宰了，怎样煺的鸡毛，谁都无从想象。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钓人的孩子

汪曾祺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西门外。

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饯，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

每个人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栖栖惶惶，忙忙碌碌。谁都希望意外地发一笔小财，在路上捡到一笔钱。

一张对摺着的钞票躺在人行道上。

用这张钞票可以量五升米，割三斤肉，或扯六尺细白布，——够做一件汗褂，或到大西门里牛肉馆要一盘冷片、一碗汤片、一大碗饭、四两酒，美美地吃一顿。

一个人弯腰去捡钞票。噌——，钞票飞进了一家店铺的门里。　　

一个胖胖的孩子坐在门背后。他把钞票丢在人行道上，钞票上拴了一根黑线，线头捏在他的手里。他偷眼看着钞票，只等有人弯腰来拾，他就猛地一抽线头。

他玩着这种捉弄人的游戏，已经玩了半天。上当的已经有好几个人了。　　

胖孩子满脸是狡猾的笑容。这是一个小魔鬼。

这孩子长大了，将会变成一个什么人呢？日后如果有人提起他的恶作剧，他多半会否认。——也许他真的已经忘了。

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散文和小说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先生算是其中的一个。汪曾祺先生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还能写一手优秀的小说。汪曾祺短篇小说前期和后期有一种变化，小说中这些人物都是极为安守本分的人，即使给生活压得奄奄一息也无所抱怨。惟在性爱上割不断那丝向往与遐想，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做这样努力与反抗的，往往是女性。如果向更深层追索，可以发现，她们也表达着对阴暗死寂的生活的质疑与抗议。但结果也是无解的。汪曾祺小说的诸多篇章，于关键处戛然而止，留下一片无尽的空白。即使有着痛彻心灵的悲哀，也都留待读者去慢慢发掘。

作家苏北指出，“汪曾祺先生是一个不一样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特别的作家。”他说，初读汪曾祺先生作品时，觉得文字简单充满了风俗人情。随着研究深入才慢慢体会到，先生文中的风俗人情其实是一种文化符号，唤醒了人们对生活的审美。

“汪曾祺先生是一个知识庞杂的作家，在学问之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才华。”苏北介绍，除了写作，汪曾祺先生也喜爱绘画、书法、京剧等，并且诗书画俱佳。他的大儿子汪朗曾说，老头儿有“三杂”——看杂书，写杂文，吃杂食。有人评价：“汪曾祺就是一个小型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汪曾祺《薛大娘》：一个卖菜妇女的爱情，打破无性婚姻的苦闷

陈予墨

薛大娘是汪曾祺小说里，一个卖菜的中年妇女。

她的丈夫是个裁缝，有隐疾，按西医的话来说是“性功能不全”，按中医的话来说是“只能生子，不能取乐”。

薛大娘跟丈夫生了一个儿子，但生了之后，二十多年来，夫妻俩就不怎么同房。

薛家的房子占地大，布局比较特殊，正面、东面两边各有三间低低的瓦房，三处房子各自独立。

薛裁缝住东边的三间，带着两个徒弟每天裁、剪、缝、连、锁边、打纽子。他人很老实，一天到晚没有几句话。

而薛大娘住西边的三间房。她每天一大早，由儿子担着菜到集市上，她就负责卖。卖完菜就在周边的药店里坐坐，跟伙计聊聊天。

到了中午她就上街买点零碎东西，回家做饭。她和丈夫虽然分开过，但并未分灶，饭还在一处吃。夫妻俩这么多年来，一直和和睦睦的，很少吵架。

这样的生活风平浪静，在外人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薛大娘心里满意这样的生活吗？未必。

薛大娘有个副业，跟撺掇潘金莲和西门庆在一起的王婆是同行。

在当地县城，有不少从农村进城打工，在主人家做女佣的年轻女孩，被当地人称为“小莲子”。

也有一些成天在大街上闲逛，风流潇洒的年轻男子，本地人叫作“油儿”。

油儿热衷于追求小莲子，看上眼了就跟在后面搭话。谈得有意思之后，就找到薛大娘，求她把小莲子弄到她家里来会会。

于是，薛大娘就把自己家开成了情人旅馆，等油儿和小莲子来了，她就把门带上，从外面反锁，让他们好好谈谈，自己去附近熟人家坐坐。

等他们谈得时间差不多了，薛大娘再从外面回来开门。

薛大娘问小莲子“好么？”小莲子满脸通红，低了头，小声说：“好——”

“好，以后常来。不要叫主家发现，扯个谎，就说在街上碰到了舅舅，陪他买了会东西。”

这样的情景，想想搞笑，明明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可是薛大娘说得像是开面馆的一样。

欢会一次，油儿总要丢下一点钱，给小莲子，也包括给大娘的酬谢。钱多钱少，并无定例，但大体上有个“时价”。

薛大娘这样的行为，是不光彩的。有人议论她，她说：“他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有什么不好？”

薛大娘为什么要干这一副业呢？

这应该是跟她丈夫有隐疾有关。一个人在某一方面缺失了，就会想着用另一种方式来补偿。薛大娘没办法跟丈夫过正常性生活，就乐于做这种帮男女牵线搭桥的事。

不过薛大娘眼看着别人男欢女爱，自己却不能，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种痛苦。

所以后来，薛大娘自己也谈起了恋爱。

薛大娘的恋爱对象，是保全堂药店的管事先生吕三。

她每天卖完菜，就来保全堂坐坐，跟店里上下的伙计都很熟。

吕三年龄三十多岁，是个外地人，来这儿打工的。

他们这些外地人，一年到头难得回一次家。家里虽然有老婆孩子，但实际上相当于打光棍。又因为他们全都是拉家带口，所以没有余钱做什么风流事。

薛大娘看上了吕三为人志诚可靠，精明能干，她最爱听他说话，跟他说话就眉开眼笑，心里乐开了花。

有时候吕三出去办事，要经过薛大娘的家，薛大娘就跟他做伴一起走。

一次，薛大娘把他拉进了自己家，主动脱了衣服，跟他做起了油儿和小莲子之间的事……

文中说“薛大娘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这说明，薛大娘结婚二十多年，虽然丈夫有隐疾，但出轨还是第一次。

后来，薛大娘与吕三的事被人察觉，街坊邻居议论纷纷。

薛大娘的老姊妹劝她不要再“偷”吕三了，说：“你图个什么呢？”

她说：“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

对于薛大娘的出轨，汪曾祺是赞扬的。他说：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从这可以看出作者对释放人性、追求自由的渴望。

在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没有爱情意识，结婚不过就是搭伙过日子，传宗接代而已。

薛裁缝的病，在外人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薛大娘“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没有跟他离婚的理由。

但是，无性的婚姻，从自然规律上来说，确实会给夫妻双方，尤其是性需求正常的一方，带来身心上的伤害。

薛大娘的性格是热情活泼的，可她的丈夫却身有隐疾，性格沉闷。这两人过日子，虽然表面上看没什么矛盾，但实际上空虚无聊。薛大娘之所以喜欢跟人聊天，热衷于帮男女拉纤，潜意识里都是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

如果没有遇上吕三，薛大娘可能会一直隐忍下去，过平凡琐碎的日子。而爱上吕三，让她重新焕发了生命力，释放了长年的压抑。

这是底层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人性的解放。

不过，作者会发出那样的议论，是因为他是从民国，一路走到20世纪末的人，在他的人生中，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压抑。这种压抑是社会赋予的，是时代的悲剧。

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思想开放自由的时代，还是应该讲究道德和法制。

薛大娘拉皮条的行为，按我们现在的法律来说，这是犯了组织卖淫罪，可判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她跟吕三偷情，相当于男女双方共同婚内出轨。小说中没写薛大娘的老公知道了这件事是什么反应，也没写吕三老家的妻子知道后是什么反应，但一般来说，心里都难以忍受，搞不好还会闹起纠纷。

所以像薛大娘这样身处无性婚姻中的女人，如果想要追求自由、真爱，最好的方式还是离婚。这样的于情于法都合理，别人也没理由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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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薛大娘》任何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

我是相信爱的，纵使当代社会流行快餐爱情，乱花渐欲迷人眼，轻易地选择和放弃，付出真心的不被珍惜，太多人有着太多的顾虑，每天都上演着被抛弃，被丢下的爱情悲剧，我还是相信爱是圣洁的存在。

就算爱情被金钱、物质、家庭、现实诸多外界因素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尘埃，被遮住了光彩，我还是相信爱，相信爱的力量。

相信那些不是因为什么一见钟情而产生的一分钟的荷尔蒙荡漾，相信有些人不出众的外表下掩盖着有趣又高尚的灵魂，相信世上会有人和我一样，爱的纯粹和坦荡。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里面出现的那个拉皮条的薛大娘，汪曾祺先生写了她的专篇，看过了她的故事，我转变了对她之前片面偏激的看法，还真的对她没有那么的厌恶。

薛大娘是卖菜的。

儿子大龙种菜，种菜给了大龙一种快乐。他二十岁了，腰腿矫健，还没有结婚。

薛大娘的丈夫是个裁缝，人很老实，整天没有几句话。他在房事上不大行。西医说他“性功能不全”，有个江湖郎中说他“只能生子，不能取乐”。他在这上头也就看得很淡，不大有什么欲望。

自从生了大龙，两口子就不大同房，实际上是分开过了。但也是和和睦睦的，没有听到过他们吵架。

薛大娘过着有男人和没男人一个样的婚姻生活。说不准薛大娘的年龄。按说总该过四十了，她的儿子都二十岁了嘛。但是看不出。她个子高高的，腰腿灵活，眼睛亮灼灼的。

薛大娘卖菜之余有个“副业”，给青年男女拉关系——拉皮条。

附近几条街上有一些“小莲子”——本地把年轻的女佣人叫做“小莲子”，她们都是十六七、十七八，都是从农村来的。这些农村姑娘到了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就觉得这是花花世界。

她们的衣装打扮变了。比如，上衣掐了腰，合身抱体，这在农村里是没有的。她们也学会了搽脂抹粉。连走路的样子都变了，走起来扭扭答答的。不少小莲子认了薛大娘当干妈。

进了县城，开了眼界，学会了打扮，心思多了，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就多了几分渴望和懵懂，十六七岁的年龄，民国时期很多女孩子都要结婚了，也该谈恋爱的。

街上有一些风流潇洒的年轻人，本地叫做“油儿”。这些“油儿”的眼睛总在小莲子身上转。有时跟在后面，自言自语，说一些调情的疯话。小莲子大都脸色矜持，不理他。跟的次数多了，不免从眼角瞟几眼，觉得这人还不讨厌，慢慢地就能说说话了。　　

“油儿”到觉得小莲子对他有意思了，就找到薛大娘，求她把小莲子弄到她家里来会会。薛大娘的三间屋就成了“台基”——本地把提供男女欢会的地方叫做“台基”。

小莲子来了，薛大娘说：“你们好好谈吧，”就把门带上，从外面反锁了。她到熟人家坐半天，有一搭无一搭地聊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才回来开锁推门。

她问小莲子“好么？”小莲子满脸通红，低了头，小声说：“好，”——“好，以后常来。

我一直以为现在的男女关系进展急速麻利快是时代发展的太快了，人们因为外表、地位而倾向于一时的快乐，没想到以前也是这么的速度啊，互相觉得有意思就可以找个地方会一会，民国的人们不都是很传统的吗？这种恋爱方式和价值观我这个封建思想脑瓜接受不了。

欢会一次，“油儿”总要丢下一点钱，给小莲子，也包括给大娘的酬谢。钱一般不递给小莲子手上，由大娘分配。钱多钱少，并无定例。但大体上有个“时价”。

臭河边还有另一处“台基”，大娘姓苗。苗大娘是要开价的。有一次一个“油儿”找一个小莲子，苗大娘索价二元。她对这两块钱作了合理的分配，对小莲子说：“枕头五毛炕五毛，大娘五毛你五毛。”

看明白了，说这些急速麻利快的进展是爱情真是玷污了爱情，这些就是掺杂了欲望和金钱的交易关系，男的贪色，女的爱财也爱欲，拉皮条的提供张床铺，得个好处，各取所得，皆大欢喜。

薛大娘拉皮条，有人有议论。薛大娘说：“他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有什么不好？”

真是天真，装什么正义，没有了薛大娘，这种现象就能消失了吗？还有王大娘、张大娘，还有那些小树林、小河边，墙角旮旯。那些骚动的心总要找个地方释放一下荷尔蒙的荡漾。以前的小旅馆不像现在遍地都是，说白了薛大娘那里就相当于钟点房，就算这情况放到现在，一男一女去开房，你以为前台的服务员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吗？

怎么说到薛大娘，此刻脑子里想到的是《水浒传》里的王婆。王婆谄媚的笑着招呼：”西门大官人来了！“

薛大娘每天在保全药店的廊檐下卖菜，和药店上上下下都很熟。保全堂的东家有个特点，店里面不用本地人，用的清一色的淮安人。这些淮安人一年有一个月假期。轮流回去，做传宗接代的事，其余十一个月吃住都在店里。

他们一年要打十一个月的光棍。谁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假满回店，薛大娘都了如指掌。

她对他们很同情，有心给他们拉拉纤上，找两个干女儿和他们认识，但是办不到。这些“同事”全都是拉家带口，没有余钱可以做一点风流事。

某天， 保全堂调进一个新“管事”，是从万全堂调过来的。保全堂、万全堂是一个东家。新“管事”姓吕，街上人都称之为吕先生。

也是缘分，薛大娘看到吕三，打心里喜欢他。吕三已经是“管事”了，但岁数并不大，才三十多岁。

吕先生和店里的“同事”、来闲坐喝茶的街邻全都有说有笑，而且他的话都很有趣。

薛大娘爱听他说话，爱跟他说话，见了他就眉开眼笑。薛大娘对吕先生的喜爱毫不遮掩。她心里好像开了一朵花。

薛大娘常年在药店房檐下卖菜，和店里的人都熟悉，却偏偏喜欢新来的吕先生，这只能说是缘分到了，挡也挡不住。

吕三也是淮安人，也是每年回家一次，平常住在店里。他一个人住在后柜的单间里。

有一次，薛大娘到了家门口，对吕三说：“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

吕先生从万全堂办完事回来，到了薛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进了屋，薛大娘就解开上衣，让吕三摸她的奶子。随即把浑身衣服都脱了，对吕三说：“来！”

　　她问吕三：“快活吗？”——“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薛大娘和吕三的事渐渐被人察觉，议论纷纷。薛大娘的老姊妹劝她不要再“偷”吕三，说：“你图个什么呢？”

“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

　　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看完这篇小说我讨厌不起来薛大娘，从道德底线上来讲，吕先生和薛大娘都是有家的人，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婚姻的底线，是对伴侣的不忠诚，对婚姻的不忠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们会唾弃这种苟且的行为，这是偷情偷汉子。

薛大娘家庭人员健全，有男人和儿子，可是婚姻生活是一成不变的，没有爱情，没有激情，没有夫妻生活的调剂，其实是不健全的婚姻关系。

吕先生是外地人，一年十二个月，十一个月都不能在老婆身边。这样的两个人凑成临时搭伙的夫妻，对不起家庭，但是对得起自己。

肯定会有卫道士发问：如果这是你的老婆，你会同意吗？也有人说最后两段不好，这是可耻的小三，要删掉。每个人都有权利从自己的角度看待世情，既然汪曾祺先生认为这是健康和自由，就权且算是健康和自由吧。

世事混混噩噩，做人何必这么尖锐绝对，薛大娘的婚姻形同虚设，和裁缝好多年不同屋不同床，吕先生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他们这种关系是有限时间内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相互慰藉。

这个是不是跟现在热议的农民工结成临时夫妻有那么点类似？满足当下的欢愉，和男人在外面找的单身年轻小三不一样的性质，这种谁也不会去破坏谁的家庭。

会有不少人说这是错的，是可耻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世上什么事都要分个对的错的？太多的人不能选择去做真实的自己，克制了自己的情绪，去做周围所有人都认为对的事情，生活中一直郁郁寡欢，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

就像上一篇我写过的托马斯的父亲，一直做着别人认为对的事情，活的压抑痛苦，最终还是选择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最后产生的结果证实了所有人都认为对的就真的是对的吗？

不能继续多说，说了会被认为三观不正，有提倡婚外情的嫌疑。薛大娘的行为违反了道德，不值得我们学习，她勇敢去追求幸福，无拘无束的去做自己的思想，自然纯朴，不图钱财不图物质，就是因为纯粹的喜欢，这样的人让人讨厌不起来。

扪心自问，我一向认为自己是敢爱敢恨，待人真诚善良，做事坦荡大方，也不敢任性的坚持自己的心，无拘无束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人一旦顾虑太多，就无法开心的做自己。

愿我们都能做一个身心健康，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的人吧。

汪曾祺小说的读法

原载《群言》2017年8期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诗化特征明显。懂得欣赏诗歌、散文的读者，看汪曾祺小说自然别有会心。否则，你可能不得其门而入，甚至大失所望。我有一个朋友是先锋派小说家，到现在还接受不了汪曾祺。他的理由是：“怎么可以这样写小说？”其实当年《北京文学》发表《受戒》，读者喜欢汪曾祺的最大理由就是汪曾祺叫他们知道：“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和回忆

汪曾祺小说语言朴素而博雅。他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不仅指他的语言充分体现了汉语本来的韵味，绝不生造似是而非、没有根基的语言泡沫，还意味着他小说的“哏”主要就隐藏在字里行间，你如果不是像欣赏散文、诗歌那样细吟密咏，而只会看热闹，一目十行贪看故事情节的推进，你就会漏掉汪曾祺小说的主要意趣。好比他安步当车，忘情山水之间，而你则心急火燎，走马观花，赶任务似地“到此一游”。

在现代文学诸大家中，汪曾祺最佩服鲁迅，就因为鲁迅小说用语不苟而且传神。不苟，意味着“无一字无来历”，绝不粗制滥造，瞎写一气。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粗制滥造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传神，就是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所说的“贴着人物写”，语言和人物身份、心理、神态之间“不隔”，恰如其分。汪曾祺喜欢的另一个现代作家废名也很注重语言，但汪曾祺受废名的影响实在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他吸收了废名的用心、精致、洗练，但抛弃了废名的神秘晦涩，语言显得更加明净、朴实、通畅。

汪曾祺小说也写文人，如《金冬心》写扬州画派代表人物之一金农，《八月骄阳》写老舍之死；也写了一些艺术家，如《岁寒三友》《鉴赏家》中的“大画家季匋民”；也写了一些科学家、技术人员和普通干部，如《寂寞与温暖》。但毫无疑问，他着墨更多的还是底层人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笔下的“人民”又并非一般种田耕地的农民、固定时间地点上班伺候机器的产业工人，而是诸如挑夫、锡匠、小商小贩、小手艺人、药店学徒、饮食店老板、和尚、杂耍艺人等中国底层社会特殊的人群。汪曾祺在他们身上更多地发掘了中国人天性中的知足常乐、勤俭持家、含辛茹苦、乐观向上、善良诚实，尤其是那种百折不挠的“皮实”劲儿。“皮实”是汪曾祺对他的好友林斤澜小说人物的一个说法，但后来大家似乎都愿意把这个词儿回赠给汪曾祺本人。这也算是一段文坛佳话吧。

汪曾祺不回避丑恶，比如他写了那个玷污大淖姑娘巧云的刘号长，专门鱼肉乡里的八舅太爷，将陈小手一枪撂于马下的团长，以公谋私、阴毒刻薄的“造反派”，无端射杀天鹅的无知无良者，小学校里排挤耿介之士的教育界庸俗无聊之辈，等等。但汪曾祺没有被笔下的丑恶吓到，更不会被他们征服。他只用眼角余光一扫，告诉读者，晓得世间有这些丑恶就够了，不必与之死缠烂打。他笔下更加看重、更加爱护的还是美：美的风俗、美的人情和人性。在这一点上，汪曾祺似乎更加接近孙犁。

汪曾祺小说结构看似随便，比如唯一写上世纪40年代末他在上海教中学那段经历的短篇《星期天》，一开始将全体教职员工逐一写下来，王安忆甚至说这是“汪老”在“犯错误”，把小说写成了人事档案。其实这种随便的表象后面，自有法度，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谁规定小说不能局部地写成人事档案呢？

另外，汪曾祺小说主要写过去。具体地说，就是写他本人对三四十年代高邮、昆明、上海等地生活的记忆。汪曾祺主张“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也主张“写小说就是写回忆”。他不喜欢写眼面前儿正在发生的事儿，更愿意沉入记忆深处，让几十年前的往事在心底充分发酵之后，徐徐写出。

当然，他也并非完全不写当代生活，只是十分谨慎，不肯轻易下笔而已。《八月骄阳》写老舍之死就很成功。《皮凤三楦房子》构思很像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有人说不太成功，照我看来，水平绝不在高晓声之下。那篇《小芳》写他北京家里的安徽小保姆，多么朴实感人！同样朴实感人的还有写他在北京住家附近小吃店的《安乐居》。但取材现实的小说，汪曾祺确实写得不多。相比之下，他觉得还是过去的生活容易把握。

始于写实，却并不止于写实

汪曾祺小说严格地从写实出发，最后总是努力追求超越的普遍的艺术境界。

汪曾祺一生足迹遍天下，工作生活较长时间的地方先后有高邮、“第二故乡”昆明、上海、北京、武汉、张家口、内蒙古及江西进贤。当然，这几个地方对于他创作的意义不能等量齐观。比如汪曾祺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中说：“我在昆明呆了七年。除了高邮、北京，在这里的时间最长，按照居留次序说，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第二故乡”云云，引用很多，但一般均省去“按照居留次序说”一语，结果昆明对汪曾祺的意义往往被不适当地抬高，甚至超过他工作生活半个世纪的北京。

1939年，汪曾祺（左）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沈从文（右）于该系任教，后汪曾祺正式成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

所谓汪氏小说的写实特点，首先就是他在小说中或多或少都写到过上述几处地方（武汉除外），作品时间、地点的线索十分明晰。199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卷》，在小说部分，汪曾祺本人的编法就是“把以这几个地方为背景的归在一起”。在1995年编的《矮纸集》里，他的想法更清楚了：

小说集的编法大体不外两种。一种是以作品发表（成集）的先后为序；一种是以主题大体相近的归类。我这回想换一个编法：以作品所写到的地方背景，也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分组。编完了，发现我写的最多的还是我的故乡高邮，其次是北京，其次是昆明和张家口。我在上海住过近两年，只留下一篇《星期天》。在武汉住过一年，一篇也没有留下。作品的产生与写作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这里漏了江西进贤，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他随中央土改工作组下放蹲点的地方。其实1983年的短篇《迷路》就是写他在进贤参加“土改”的事，另外还有散文《和尚·静融法师》。

人总是在特定时间去了特定地点。有了地点，也就带出时间线索。时、地线索清楚了，小说的本事即真实的素材也就班班可考，而作家从写实出发最终抵达普遍艺术境界的手段也就益发分明。在这一点上，汪曾祺颇有古人遗风，和当代小说家有意无意地模糊作品的时、地关系，一味以虚构为圭臬，或竟一转而趋极端之影射，是很不相同的。一味虚构，凌空蹈虚，看不出任何现实关系，这是一个极端。所谓一味影射，就是看似虚构，却又处处留痕，暗示某些具体人事，最终使小说意义局限于以虚构之名行影射之实，无法企及超越的普遍价值，这是另一极端。过去的黑幕小说和当下某些官场小说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当代小说家往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一会儿虚构，一会儿影射。这都不是艺术创造的正途。

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家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鲁迅（尤其杂文和《故事新编》的“今典”部分），尽管时代不同，文体有别，但文学精神一脉相承，共同点就是始于写实，终于普遍意味之寻求。

换言之，他们的创作起点明确指涉某些时事，但因为用心深切，瞩望高远，反而令读者能够穿越具体时事，体会到普遍的艺术意味。

清代学者浦起龙《读杜心解》有言，“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所谓“诗史”，也就是浦起龙所说的这个充分写实的特征。但诗史毕竟还是诗，其实录部分固然可以帮助像陈寅恪那样的历史学家进行诗史互证，但除此之外，千载之下犹能给予一般读者以诗的普遍意味。

汪曾祺小说毕竟也包含虚构成分，异于杜诗的诗史性质，汪氏小说莫不依托真实的生活经历，不同于完全虚构，也为读者所熟知。他说过，“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有些小说甚至人物姓名都不加改动。但即使熟悉本事的家乡人也不会对号入座，因为他们知道作者虽以自己为原型，最终创造的人物却有质的区别。

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关于<受戒>》等创作谈都交待过小说的本事。《<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提到：“我的一些写旧日家乡的小说发表后，我的乡人问过我的弟弟：‘你大哥是不是从小带一个本本，到处记？——要不他为什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据《我的小学》《我的初中》两篇自传性散文透露，小说《徙》中的高北溟就是教过他五年级和初中语文的那位同名同姓的老师。汪曾祺研究者陆建华的《高大头就这样变成了皮凤三》一文还介绍了汪曾祺如何在1980年代初回故乡高邮时细心观察《皮凤三楦房子》的主人公高大头的原型高天威。

1991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

据说，《异秉》中卖熏烧的王二的原型的后人看了小说，很为其父被写入小说而自豪，并告诉汪曾祺弟弟，“你家老大写的那些，80%是真的”。

《星期天》发表后，汪曾祺40年代在上海私立致远中学教过的学生张希至女士证明，小说的描写十分逼真，校长和老师们的形象都写活了。许多“汪迷”还根据小说的描写纷纷寻访致远中学以及小说中提到的那个听水斋在今日上海的什么位置。

这种情况在汪曾祺小说中比比皆是，因此汪曾祺不得不郑重声明，“我希望我的读者，特别是我的家乡人不要考证我的小说哪一篇写的是谁。如果这样索隐起来，我就会有吃不完的官司的”。

好在汪曾祺的同乡都很宽厚，不计较他们自己或家人在作家笔下是否被冒犯。汪曾祺的同乡们也懂得文学艺术的特点，他们从小说中看出了自己的影子，但并没有将自己和这些影子等同起来。他们知道这是汪曾祺的创造。他们懂得这种艺术的创造始于写实，却并不止于写实。《徙》中高北溟的女婿汪厚基（也是和原型同名同姓）在小说发表之后汪曾祺回乡之时还活着（汪曾祺以为他已经作古了），对小说写到他的一些与事实不尽符合的细节不以为忤，认为“这是曾祺先生的小说家言噢”。

这大概也就是鲁迅谈到《故事新编》之《出关》时所说的，“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

当我们将汪曾祺归入中国当代作家时，应特别留意此点。读汪氏小说，首须注意其内容、命意与其所依托的真实生活之关系，尤其要理清其小说作品所关涉的时间地点线索，然后再来看汪曾祺在写实基础上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社会人生怎样的普遍启迪。如此读汪，方可获更深之解悟。

读汪曾祺

冀北仁

翻阅杂志，读到汪曾祺先生的短篇小说《詹大胖子》，喜欢那种淡淡的笔调。于是又找出汪先生的文集重读，感觉汪老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一种平和冲淡的美。

好多年前，在《小说月报》上读《大淖记事》，觉着那实在是蕴藉隽永的神奇文字，喜欢得不得了，就把那期杂志收好，藏着，直到现在。

汪老的散文，我最爱《葡萄月令》。将“流水账”记到那个份上，真是妙绝！那样的文字，倘没有多少年和葡萄的朝夕相处，是绝对写不出的。

汪老是江苏高邮人，他曾把自己的作品背景按地点分为五个部分：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虽然在张家口仅仅生活了四年，但张家口是汪老“一生中很难忘的一个地方”。《汪曾祺传》的作者陆建华说：“张家口是因为他仅仅在那里生活了四年而列其后，但在以张家口为背景的作品中，却不难发现作者对张家口的无限眷恋之情。”或许，在汪曾祺的心中，张家口也是他的家乡之一吧。

　　1958年夏，各地都要揪出一些“右派”以供批斗，为凑指标，汪曾祺被增补为“右派”，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到了1960年，他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结束劳动，但暂时无接受单位，就在研究所协助工作。直到1962年初，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谈起这段经历，很多深陷其中的人，恐怕都会“黯然神伤”，因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然而，提起这段经历，汪老却觉得很浪漫。

　　在《随遇而安》的开篇，他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其实，汪曾祺的浪漫、乐天，在《随遇而安》文中随处可见。

在张家口，汪曾祺干过许多农活，包括起猪圈、刨冻粪之类的重活。后来，则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给果树喷农药。1961年，他还到坝上的沽源县马铃薯研究站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和《中国口蘑图谱》。在劳动中，汪曾祺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也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汪曾祺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据称，汪曾祺的这段经历是很幸运的。汪曾祺回忆说，“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并未受到歧视。摘帽后去沽源的经历更是轻松自在，他说：“在这里的日子真是逍遥自在之极。既不开会，也不学习，也没人领导我。就我自己。”对别人而言，这段经历是“炼狱”，而对汪曾祺则不同，包括沽源在内的张家口的这段经历，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因沽源的经历，汪曾祺创作了散文《沽源》、《坝上》、《随遇而安》等，以及小说《黄油烧饼》——一篇语言平淡却意味隽永的经典小说。1982年汪曾祺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共选入十二篇作品，其中有七篇就是以张家口为背景的，《羊舍一夕》、《王全》、《看水》、《七里茶坊》等都堪称生动描写张家口的名篇佳作。

　　直观地说，汪曾祺在张家口的这段经历，似乎不是下放劳动，而有点体验生活的味道。他在散文《沽源》中回忆了自己坐牛车去研究站，以及吃莜面、采蘑菇、骑马的经历。写得很有感情，也很有情趣。他回忆称，在沽源过着“神仙过的”日子，“逍遥自在之极”。张家口、沽源真的如汪曾祺所说的那么美好吗？在一直工作生活在此地的笔者看来，汪曾祺把张家口美化了，汪曾祺的张家口是文学的张家口，不是现实中的张家口。因为张家口是边塞，风大沙大，古来是苦寒之地，凡冬日来过张家口的人都深有感触。汪曾祺之所以美化张家口，一是因为他的乐观，二是因为他对生活的热爱，没有对张家口的热爱，汪曾祺写不出那么优美的文字。作协主席铁凝著文称，“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我又常想，一个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然而，文学顶不了饭吃，也抵挡不住塞外的风沙。一位叫胡印斌的老乡作家说：“以我生活塞外二十余年的经历，吾乡虽非困住苏武、张骞的‘绝塞’，但与南方人汪曾祺自小生活的高邮里下河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仅仅凭诗意化的文学描述，或者说事过境迁式的宽容和豁达，就真的以为如何如何，一样未必真实。”是的，汪曾祺的张家口与现实中的张家口不可同日而语。汪曾祺的随遇而安很耐人寻味。笔者以为，随遇而安成就了汪曾祺的文学大厦，或许，如果汪曾祺没有随遇而安，恐怕也没有他今天的文学成就。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汪曾祺在张家口

苏北

关于汪曾祺在张家口的文章不多，除汪先生自己的几篇：《葡萄月令》《随遇而安》《坝上》《寂寞与温暖》《沽源》外，几乎没有汪曾祺在张家口四年生活研究资料。

前不久看到重庆的陈光愣写的一篇短文《昨天的故事》，虽不长，却让我大为惊奇，简直为我们复原了一段那时的生活，一个活生生的汪曾祺立于眼前。

文中最有趣的一个细节，竟不住不让你开口去笑：1959年，在农科所一次学习大会上，领导传达中央文件，提到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传达完毕，汪忽然语出惊人，怀疑地说“毛主席是不是犯了错误？”弄得四座为之失色，不知如何往下接话。幸亏在边远的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人还比较纯朴，没人出来发难。所领导愣了一会，于是岔开话题，说：“大家的思路统一到党的指示的思路上来。”敷衍了过去。

真不知道汪老头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冒出这么一句奇怪的话来。也可能人在比较高压的政治环境下面，反会说出一些非夷所思的话来。几天前，我见到汪朗，把上面的这个细节说给他听。汪朗笑说，老头儿政治上比较幼稚。这个细节真好，确实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汪的单纯。

写这个故事的陈光愣老人，195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到沙子岭农科所之后，与汪在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后期又与汪同宿舍住，这个回忆是可靠的。这个细节也绝非是空穴来风。看看汪被打成右派的依据便可知道，这句话和他早期鸣放时的话语，是何其相似，1957年鸣放时，汪在单位的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

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

他还给人事部门提意见，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1958年鸣放，他写了小字报《惶惑》，说：“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又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看看，这些诗意的话，都挺飘逸呢。也只有“全是诗”（黄裳语）的汪曾祺能说得出来。

打成右派后，他回家同妻子说：我现在认识到我有很深的反党情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还是要暴露出来。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条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他凄切地向妻子转说单位领导林山和他谈话的内容，忍不住哭了起来。

到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汪最初的劳动是掏大粪、起猪圈粪。陈光愣回忆：上面派他跟一个又高又瘦胡子拉碴的老头一起赶大粪车。每天往返于沙岭子和张家口之间，在城里大街小巷招摇过市，骡子拉着大粪车在公路上得得地走，汪总是坐在车架上，头戴着护耳的深色绒帽，双手操在棉衣袖筒里，一面听着骡蹄的叩击声，一面默默地眯起眼在想，一副老实巴交的农人的样子。

最锻炼人的当然是在寒冬刨冻粪了。室外零下几十度，人畜粪冻得硬如石头，得用钢钎、铁锹才能把粪弄进粪车。这样的劳动，汪也卖力干。汪自己在《随遇而安》中说“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陈光愣在《昨天的故事》中关于汪的描述是这样的：每每干得满头大汗、浑身蒸气笼罩，背心汗渍了也不敢脱去棉袄，进入了中医所谓的“内热外寒”的状态。

在劳动之余的政治学习会上，汪畅谈劳动心得体会，说：“古人为了治病，臭粪尚可嘴尝。现在改造思想，闻一闻臭粪又何妨？”（这是陈光愣的记述）。汪自己后来则平静地说：“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

在劳动锻炼的后期，汪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转到果园上班，活则相对比较轻松了。他的《果园杂记》、《关于葡萄》和《葡萄月令》就是在果园劳动的产物。他是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自己说：“这是一个细活。要喷得很均匀，不多，也不少。喷多了，药水的水珠糊成一片，挂不住，流了；喷少了，不管用。树叶的正面、反面都要喷到。”说：“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睛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最后汪说：“我觉得这活比较有诗意。”

还是归到诗上去。

在果园劳动之余，汪读了很多书。汪自己说：“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陈光愣回忆说：“他的床头小桌上，堆满书籍，古籍为多。晚上，汪多数时间是坐在小桌前读书，读的多是《诗经》。汪有时说，如果能有那么一天的话，就去专门研究《诗经》。”汪先生在《随遇而安》中说：“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在《七里茶坊》中说“带了两本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汪晚年写随笔，时有提到以上的书，我想多是在张家口读书时留下的印象。人在艰苦环境下读的书，更容易记住。

有意思的是，汪在张家口时，还到一个叫沽源的县画了一段时间马铃薯。汪说“去时大约是深秋，呆了一两个月，天冷了，才离开。”在沽源，他每天一早起来，就趟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的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到马玲薯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他在《随遇而安》中骄傲地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而且他能分出土豆的品种名称：“男爵”最大，“紫土豆”味道最好，还有一种类似鸡蛋大小的，很甜，可当水果吃。（这个老汪，真是个好吃精！）——最近有人到沽源考察，还有一种叫“黑美人”的，是黑瓤的（土豆多为黄瓤白瓤）！这一款，汪先生并没提到！

关于汪画马铃薯图谱，黄永玉后来在回忆中这样说：他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在那里好几年，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他就来一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帮忙买好寄去。他在那里画画，画马铃薯，要我寄纸和颜料。汪自己在《随是而安》里也说，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这个朋友大约是黄永玉了。

那一册《中国马铃薯图谱》丢失了太可惜。汪后来提到过多次，可他毫无惋惜之意。倒是他自得地说：“薯块更好画了，想画得不像都不大容易。”

近些年，有人到张家口寻访汪曾祺的足迹。多数人不记得当年的那个黑瘦的中年人了。去到旧地，见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已物是人非，倒是有几排旧房子，门前一棵大榆树，屋后一块空地，说曾是储藏马铃薯的大窖。有一个叫赵喜珍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人瘦瘦的，性格温和。只呆了几个月。冬天没有得画了，就走了。

汪先生在张家口待了四年，但这四年对汪意义非凡。他自己说，我和农民一道干活，一起吃住，晚上被窝挨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是的，汪小时候虽在高邮县城，可家里富裕，他没有真正接触农民、了解农民，在昆明、上海、北京，则更不可能。其实张家口是给汪补上了这一课，虽然是不得已的。

关于张家口，汪后来写了九个短篇小说，十三篇散文，有十多万文字，可以出一本《汪曾祺文学地理之张家口》，这也是汪的收获。汪后来写文章和接受采访时说：“我三生有幸，当了一回右派，否则我这一生更平淡了。”虽是自嘲，但也是实情。

汪在生活中总是能看到美，不管在何种境遇下。他自己说，我认为生活是美的，生活中是有诗的。我愿意把它写下来，让我的读者，感到美，感到生活中的诗意。关于张家口，也是一样的。他写了《萝卜》（其中一节专门写张家口的心里美萝卜）《坝上》《果园杂记》《葡萄月令》《寂寞与温暖》等名篇，都写得很美。比如在《坝上》，他写到口蘑，写了多种口蘑的品种，并说他曾采到一个口蘑，晾干带回北京，做了一碗汤，一家人喝了，“都说鲜极了！”写到关外的百灵鸟，到北京得经过一段训练，否则有关外口音：“咦，鸟还有乡音呀！”——这就是汪曾祺。当然，他的《葡萄月令》，更是文学名篇了。看来，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热爱文学的人，到哪里都能发现生活之中的美，生活之中的诗意。

2014年1月5日

尴 尬

汪曾祺

农业科学研究是寂寞的事业。作物一年只生长一次。搞一项研究课题，没有三年五载看不出成绩。工作非常单调。每天到田间观察、记录，整理资料，查数据，翻参考书。有了成果，写成学术报告，送到《农业科学通讯》，大都要压很长时间才能发表。发表了，也只是同行看看，不可能产生轰动效应。因此农业科学研究人员老得比较快。刚入所的青年技术员，原来都是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几年磨下来，就蔫了。有的就找了对象，成家生子，准备终老于斯了。

生活条件倒还好。宿舍、办公室都挺宽敞，设备也还可以。所里有菜园、果园、羊舍、猪舍、养鸡场、鱼塘、蘑菇房，还有个小酒厂， 一个漏粉丝的粉坊。鱼、肉、禽、蛋、蔬菜、水果不缺，白酒、粉丝都比外边便宜。只是精神生活贫乏。农科所在镇外，镇上连家小电影院都没有。有时请放映队来放电影，都是老片子。晚上，大家都没有什么事。几个青年技术员每天晚上打百分，打到半夜。上了年纪的干部在屋里喝酒。有个栽培蘑菇的技术员老张，是个手很巧的人，他会织毛衣，各种针法都会，比女同志织得好，他就每天晚上打毛衣。很多女同志身上穿的毛衣，都是他织的。有一个学植保的刚出校门的技术员， 一心想改行当电影编剧，每天开夜车写电影剧本。一到216 次上行夜车（农科所在一个小火车站旁边）开过之后，农科所就非常安静。谁家的孩子哭，家家都听得见。

只有小魏来的那几天，农科所才热闹起来。小魏是省农科院的技术员。她搞农业科学是走错了门（因为她父亲是农大教授)）。她应该去演话剧，演电影。小魏长得很漂亮，大眼睛，目光烁烁，脸上表情很丰富，性格健康、开朗。她话很多，说话很快。到处听见她大声说话，哈哈大笑。这女孩子（其实她也不小了，已经结了婚，生过孩子）是一阵小旋风。她爱跳舞，跳得很好。她教青年技术员跳舞，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拉下了海。他们在大食堂里跳，所里的农业工人，尤其女工，就围在边上看。她拉一个女工下来跳，女工笑着摇摇头，说："俺们学不会！"

小魏是到所里来抄资料的，她每次来都要住半个月。这半个月，农科所生气勃勃。她一走，就又沉寂下来。

这个所里有几个岁数比较大的高级研究人员一一一技师。照日本和台湾的说法是"资深"科技人员。

一个是岑春明。他在本地区、本省威信都很高。他是谷子专家，培养出好几个谷子良种，从"冀农一号"到"冀农七号"。谷子是低产作物。他培养的良种都推广了，对整个专区的谷子增产起了很大作用。他一生的志愿是摘掉谷子的"低产作物"的帽子。青年技术员都很尊敬他。他不拿专家的架子，对谁都很亲切、谦虚。有时也和小青年们打打百分，打打乒乓球。照农业工人的说法，他"人缘很好"。他写的论文质量很高，但是明白易懂，不卖弄。他高个外号，叫"俊哥儿"，因为他年轻时长得很漂亮。这外号是农业工人给他起的。现在四十几岁了，也还是很挺拔。他穿衣服总是很整齐，很干净，衬衫领袖都是雪白的。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冬天也不戴帽子。他的夫人也很漂亮，高高的个儿，衣著高雅，很有风度。他的夫人是研究遗传工程的，这是尖端科学，需要精密仪器，她只能在省院工作，不能调到地区，因为地区没有这样的研究条件。他们两地分居有好几年了。她只能每个月来住三四天。每回岑春明到火车站去接她，他们并肩走在两边长了糖槭树的路上，农业巨人就啧啧称赞：“啧啧啧！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岑春明会拉小提琴，以前晚上常拉几个曲子。后来提琴的E弦断了，他懒得到大城市去配，就搁下了。

另外两个技师是洪思迈和顾艳芬。他们是两口子。

洪思迈说话总是慢条斯理，显得很深刻。他爱在所里的业务会议上作长篇发言。他说的话是报纸刊物上的话，即"雅言"。所里的工人说他说的是"字儿话"。他写的学术报告也很长，引用了许多李森科和巴甫洛夫的原话。他的学问很渊博。他常常在办公室里向青年技术员分析国际形势，评论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得失，甚至市里开书法展览会，他也会对"颜柳欧苏"发表一通宏论。他很有优越感，但是青年技术员并不佩服他，甚至对他很讨厌。他是蔬菜专家。蔬菜研究室主任。技术员叫岑春明为老岑，对他却总称之为洪主任。洪主任大跃进时出了很大的风头：培养出三尺长的大黄瓜，装在特制的玻璃盒子里，泡了福尔马林，送到市里、专区、省里展览过。农业工人说。“这样大的黄瓜能吃吗?好吃吗？”这些年他的研究课题是"蔬菜排开供应"，要让本市、本地区任何时期都能吃到新鲜蔬菜。青年技术员都认为，这是纸上谈兵，没有实际意义。什么时候种什么菜，菜农不知道吗？“头伏萝卜、二伏菜”！因为他知识全面，因此常常代表所里出去开会，到省里，出省，往往一去二十来天、一个月。

顾艳芬是研究马铃薯的，主要是研究马铃薯晚疫病。这几年的研究项目是"马铃薯秋播留种"。她也自以为很有学问。有次所里搞了一个"超声波展览馆"。布置展览馆的是个下放在所里劳动的诗人兼画家。布置就绪，请所领导、技术人员来审查。展览馆外面有一块横匾，写着"超声波展览馆"。顾艳芬看了，说"馆"字写得不对。应该是"舍"字边，不是"食"字边。图书馆、博物馆都只能写作"舍"字边，只有饭馆的馆字才能写"食"字边。在场多人，都认为她的意见很对，"应该改改，改改。"诗人兼画家不想和这群知识分子争辩，只好拿起刷子把"食"字边涂了，改成"舍"字边。诗人兼画家觉得非常憋气。

顾艳芬长得相当难看。个儿很矮，两个朝天鼻孔，嘴很鼓，给人的印象像一只母猴。穿的衣服也不起眼，干部服，不合体。整年穿一双厚胶底的系带的老式黑皮鞋，鞋尖微翘，像两只船。

洪思迈原来结过婚，家里有媳妇。媳妇到所里来过，据工人们说。头是头，脚是脚，很是样儿。他和原来的媳妇离了婚，和顾艳芬结了婚。大家都纳闷，他为什么要跟原来的媳妇离婚，和顾艳芬结婚呢?大家都觉得是顾艳芬追的他。顾艳芬怎么把洪思迈追到手的呢?不便猜测。

她和洪思迈生了两个女儿，前后只差一岁。真没想到顾艳芬会生出这么两个好看的女儿。镇上没有幼儿园，两个孩子就在所里到处玩。下过雨，泥软了!她们坐在阶沿上搓泥球玩，搓了好多，摆了一溜。一边搓，一边念当地小孩子的童谣：

圆圆，

弹弹，

里头住个神仙。

神仙神仙不出来，

两条黄狗拉出来。

拉到那个哪啦?

拉到姑姑洼啦。

姑妈出来骂啦。

骂谁家？

骂王家，

王家不是好人家！

岑春明和洪思迈家的宿舍紧挨着，在一座小楼上。小楼的二层只他们两家，还有一间是标本室。两家关系很好，很客气。岑春明的夫人来的时候，洪思迈和顾艳芬都要过来说说话。

顾艳芬怀孕了！她已经过了四十岁， 一般这样的年龄是不会怀孕的，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已经怀了三个月，顾艳芬的肚子很显了，瞒不住了。

洪思迈非常恼怒，他找到所长兼党委书记去反映，说："我患阳痿，已经有两年没有性生活，她怎么会怀孕?"

所长请顾艳芬去谈谈。顾艳芬只好承认，孩子是岑春明的。

这件事真是非常尴尬，三个人都是技师，事情不好公开。党委开了会，并由所长亲自到省里找领导研究这个问题。最后这样决定：顾艳芬提前退休，由一个女干部陪她带着两个女儿回家乡去;岑春明调到省农科院，省里前几年就要调他。

顾艳芬在家乡把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

对于这回事，所里议论纷纷:

"真没有想到！"

"老岑怎么会跟她？！"

"发现怀了孕不做人流?还把孩子生下来了。真不可理解，她是怎么想的？"

岑春明到省院还是继续搞谷子良种栽培。他是省劳模，因为他得了肺癌，还坚持研究，到田间观察记录。省电视台还为他拍了专题报道片。

顾艳芬四十几岁就退休，这不合乎干部政策，经省里研究，调她到另一个专区，还是研究马铃薯晚疫病。

洪思迈提升了所长，但是他得了老年痴呆症。他还不到六十，怎么会得了这种病呢?他后来十分健忘，说话颠三倒四，神情呆滞，整天傻坐着。有次有电话来找他，对方问他是哪位，他竟然答不出，急忙问旁边的人： "我是谁？我是谁?"

汪曾祺：《瑞云》

为什么有些人不希望伴侣变好

从人性上面来讲，不是每一段感情都能像篝火一样温暖着彼此，像一盏灯照亮着前方。可能在现实生活两性关系中，我们会遇到更多自己无法理解的矛盾点和纠纷。怎么说呢，人心是善变的。

《瑞云》是汪曾祺先生改编的《聊斋志异》里面的小说，结尾一变，意义大不同，更令人深思。

起初都是一般的，行院里的姑娘瑞云越长越好看，好看到什么程度，汪曾祺先生描写的更为具体丰富。

初一十五，她到灵隐寺烧香，总有一些人盯着她傻看。她长得很白，姑娘媳妇偷偷向她的跟妈打听：“她搽的是什么粉？”——“她不搽粉，天生的白嫩。”

瑞云过了十四，进十五了，到了该接客的年龄，养母蔡妈妈上楼来找瑞云。

“姑娘，你大了。是花，都得开。该找一个人梳拢了。”

瑞云在行院中长大，哪有不明白的。她脸上微红了一阵，倒没有怎么太扭捏，爽爽快快地说：“妈妈说的是。但求妈妈依我一件：钱，由妈妈定；人，要由我自己选。”

“你要选一个什么样的？”

“要一个有情的。”

“有钱的、有势的，好找。有情 的，没有。”

“这是我一辈子头一回。哪怕只跟这个人过一夜，也就心满意足了。以后，就顾不了许多了。”

蔡妈妈看看这棵摇钱树，寻思了一会，说：“好，钱由我定，人由你选，不过得有个期限：一年，一年之内，由你，过了一年，由我！今天是三月十四。”

于是瑞云开门见客。蔡妈妈定例，上楼小坐，十五两，见面贽礼不限。

王孙公子、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纷纷登门求见。瑞云一一接待。

这些狎客对瑞云各有品评。有的说是清水芙蓉，有的说是未放梨蕊，有的说是一块羊脂玉， 一传十，十传百，瑞云身价渐高，成了杭州红极一时的名妓。

余杭有一个贺生，素负才名，家道中落，二十未娶，一日在西湖散步，看到了瑞云的游船，回到寓所，茶饭无心，想了一夜，备了一份薄薄的贽礼，往瑞云院中求见。

瑞云不是见钱眼看的女子，她有自己的想法，通过她对贺生的礼貌相待，我觉得她更倾向于有学识有才华的人。

第一次见面，瑞云款待得很殷勤，亲自涤器烹茶。问长问短。问余杭有什么山水，问他家里都有什么人，问 他二十岁了为什么还不娶妻……语声柔细，眉目含情。有时默坐，若有所思。

末了还送了贺生一首诗，看得出来瑞云对贺生是有意思的，贺生也是收到诗之后狂喜，过一二日，实在忍不住，备了一份贽礼， 又去看瑞云。

这一次两个人南海北，琴棋书画，无所不谈。瑞云从来没有和人说过那么多的话，贺生也很少说话说得这样聪明，不知不觉，炉内香灰堆积，帘外落花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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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云把座位移近贺生，悄悄地说：“你能不能想一点办法，在我这里住一夜？”　

贺生说：“看你两日，于愿已足。肌肤之亲，何敢梦想！”

他知道瑞云和蔡妈妈有成约：人由自选，价由母定。

瑞云说：“娶我，我知道你没这个能力。我只是想把女儿身子交给你。以后你再也不来了，山南海北，我老想着你，这也不行么？”

贺生摇头。两个再没有话了，眼对眼看着。楼下蔡妈妈大声喊：“瑞云！”瑞云站起来，执着贺生的两只手，一双眼泪滴在贺生手背上。

贺生回去，辗转反侧。想要回去变卖家产，以博一宵之欢；又想到更尽分别，各自东西，两下牵挂，更何以堪。想到这里，热念都消。咬咬牙，再不到瑞云院里去。　　

蔡妈妈催着瑞云择婿。接连几个月，没有中意的。眼看花朝已过，离三月十四没有几天了。

瑞云遇到了自己真心喜爱的男子，知道贺生娶不了自己，想要把自己的女儿身给了心爱的男人，可是贺生实在是没钱，付不起，两个人都很难过。

一天，来了一个秀才，坐了一会，站起身来，用一个指头在瑞云额头上按了一按，说：“可惜，可惜！”说完就走了。瑞云送客回来，发现额头有一个黑黑的指印。越洗越真。而且这块黑斑逐渐扩大，几天的工夫，左眼的上下眼皮都黑了。瑞云不能再见客，蔡妈妈拔了她的簪环首饰，剥了上下衣裙，把她推下楼来，和 老妈子丫头一块干粗活。

天仙成了粗使丫头，天地之差，云泥之别，一朝从高高在上跌入到淤泥里面。瑞云娇养惯了，身子又弱，怎么受得了这个！

贺生听说瑞云遭了奇祸，特地去看看。瑞云蓬着头，正在院里拔草。贺生远远喊了一声：“瑞云！”

瑞云听出是贺生的声音，急忙躲到一边，脸对着墙壁。贺生连喊 了几声，瑞云就是不回头。

贺生一头去找到蔡妈妈，说是愿意把瑞云赎出来。瑞云已经是这样，蔡妈妈没有多要身价银子。贺生回余杭，变卖了几亩田产，向蔡妈妈 交付了身价，一乘花轿把瑞云抬走了。

到了余杭，拜堂成礼。入了洞房后，瑞云乘贺生关房门的工夫，自己揭了盖头，一口气，噗，噗，把两枝花烛吹灭了。贺生知道瑞云的心思，并不嗔怪。轻轻走拢，挨着瑞云在床沿坐下。

瑞云问：“你为什么娶我？”　

　“以前，我想娶你，不能。现在能把你娶回来了，不好么？”

“我脸上有一块黑。”

“我知道。”

“难看么？”

“难看。”

“你说了实话。”

“看看就会看惯的。”

“你是可怜我么？”

“我疼你。”

“伸开你的手。”瑞云把手放在贺生的手里。贺生 想起那天在院里瑞云和他执手相看，就轻轻抚摸瑞云的手。

瑞云说：“你说的是真话。”接着叹了一口气，“我已经不是我了。”

贺生轻轻咬了一下瑞云的手指：“你还是你。”

“总不那么齐全了！”

“你不是说过，愿意把身子给我吗？”

“你现在还要吗？”

“要！”

两口儿日子过得很甜。不过瑞云每晚临睡，总把所有灯烛吹灭了。好在贺生已经逐渐对她的全身读得很熟，没灯胜似有灯。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一窗细雨，半 床明月。少年夫妻，如鱼如水。

贺生真的对瑞云脸上那块黑看惯了。他不觉得有什么难看。似乎瑞云脸上本来就有，应该有。

瑞云还是一直觉得歉然。她有时晨妆照镜，会回头对贺生说：“我对不起你！”

“不许说这样的话！”

很好的感情，相互仰慕的两个人，因为脸上的一块黑结成了姻缘，难得可贵的是，贺生曾经见到过瑞云的无暇的美丽，可是他却丝毫不在意，对瑞云脸上那块黑反而是看惯了，似乎她脸上本来就有，应该有。应该有这三个字，令人深思。

对他而言，或许内心是感谢这块毁容的黑吧，要不然凭自己的财力，是完全够不上瑞云的。正是因为有了这块黑痣，让自己没有倾家荡产就抱得美人归，贺生心里是带着侥幸和满足的吧。

某天，贺生遇到一名姓和的秀才，交谈得知，和秀才就是当初那个给瑞云点了黑痣的人。结果就是和秀才凭借自己的妙手，再次化解开了瑞云脸上的黑痣。

瑞云掬水洗面，面上黑斑随手消失，晶莹洁白，一如当年，瑞云照照镜子，不敢相信，反复照视，大叫一声：“这是我！这是我！”

夫妻二人，出来道谢， 一看，秀才没有了。

《聊斋志异》到此结束，这是很美好的故事结局，可是不是符合现实的结局。汪曾祺先生是从人性分析，给出了一个更为切合实际的结局。

这天晚上，瑞云高烧红烛，剔亮银灯。

贺生不像瑞云一样欢喜，明晃晃的灯烛，粉扑扑的嫩脸，他觉得不惯，他若有所失。

瑞云觉得他的爱抚不像平日那样温存，那样真挚，她坐起来，轻轻地问：“你怎么了？”

贺生怎么了？

往日瑞云自觉丑陋无比，夜间总是熄灯，今日恢复往日容貌，美艳可人，高烧红烛，贺生反倒是没有那么欢喜了，这是怎么了？

贺生是内心惶惶加怯怯，害怕会失去瑞云吧。往日的瑞云，是红极一时的名妓，见面费用就要十五两银子，更不要说娶到手，那是他一个家道中落的清贫秀才高攀不起的。

贺生会怎么想呢？因为她脸上突生黑痣，成为了粗使丫鬟，自己才能侥幸与之结成姻缘，现在瑞云又恢复往日的美貌，这外面花花世界，她又曾经见到过那些达官贵人、富豪巨贾、王孙公子，享受过那种锦衣玉食的好日子，他们哪个不比我有钱有权，不比我房屋宽敞，奴婢成群，瑞云她还能不能在我这清贫的家中待下去，她可是动了离开之心？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请那和生抹去黑痣。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会疯狂地生长成参天大树。而带着自卑的怀疑一旦凝聚成固定的点，这个点就会成为牢牢盘踞在脑中的恶魔。

看过一部日本电影，一个盲人按摩师长得帅气高大，性格温和，可惜他就是眼睛看不到，他每天都去寺庙虔诚祈祷，希望自己重见光明，能看到这个世界。他的老婆，每天给他做饭照顾他，他也特别喜欢老婆做的小鱼，被扣掉了眼睛的小炸鱼。

在盲人丈夫虔诚祈祷了一百天，他忽然就重现光明了，也看到了老婆的模样，一开始还很高兴能看到食物吃起来更美味，没过几天就觉得那条被扣掉了眼睛的小炸鱼真是难看。甚至觉得自己以前每天都送给妻子的石头也是丑陋，他扔掉了所有的石头，送给妻子一根大红色的发簪。

丈夫不光看到了妻子的模样，还看到了娇艳无比村花的模样，村花本来就对按摩师倾心，现在他恢复视力，更加的帅气了呢，她给按摩师准备了丰盛的刺身，并且对着按摩师倾诉爱慕之情。

此时，妻子走了进来，说着还不如看不到呢，然后把按摩师按倒在地，将他的眼睛扣了出来。原来对他特别特别好的的亲亲老婆，每天同样也是去寺庙祈祷，但是呢，许的愿望恰恰相反，她不希望丈夫恢复视力。她希望丈夫一直瞎下去，一辈子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丈夫外表很优秀，她有自卑感，知道自己长的不好看，觉得丈夫是因为眼睛看不到，所以才和自己在一起。照这样推断，如果有一天丈夫能看到了，伴侣选择范围就大了很多，自己肯定是会被冷落，被休的。所以，祈祷神明，不要让丈夫看到，千万不要让丈夫恢复视力，这样丈夫就能一辈子乖乖地呆在自己身边。

不能说妻子过于担心，事实果真如此，瞎子一旦恢复视力，第一件事就是，扔掉他手中的拐杖，哪怕这个拐杖，帮了他很多年。

按摩师重见光明不但扔掉了拐杖，还开始厌恶以往每天都很喜欢吃的小鱼，嫌弃自己以前每天送给妻子的石头难看，就连一直精心照顾自己的妻子，也是觉得不如村花好看，村花同自己帅气的脸庞更般配。

《瑞云》里面贺生的担心和不悦，可见不是毫无道理的，人心隔着肚皮，当有了更多的选择之后，能不能守住初心，谁说的清呢？更多人会选择他认为更好的吧，原来的呢？那个陪伴自己多年的拐杖呢？那些在逆境中一直陪伴着自己度过黑暗的人呢，没有办法，迫于现实，只好丢下了。

感情里面，每个人私心都很重，说白了人都是变态。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变态的心理，是个善良真心的好人，真诚的为对方考虑，大概率是被辜负的，相信我，没有例外。

瑞云

汪曾祺

瑞云越长越好看了。初一十五，她到灵隐寺烧香，总有一些人盯着她傻看。她长得很白，姑娘媳妇偷偷向她的跟妈打听：“她搽的是什么粉？”——“她不搽粉，天生的白嫩。”平常日子，街坊邻居也不大容易见到她，只听见她在小楼上跟师傅学吹箫，拍曲子，念诗。

瑞云过了十四，进十五了，按照院里的规矩，该接客了。养母蔡妈妈上楼来找瑞云。

“姑娘，你大了。是花，都得开。该找一个人梳拢了。”

瑞云在行院中长大，哪有不明白的。她脸上微红了一阵，倒没有怎么太扭捏，爽爽快快地说：

“妈妈说的是。但求妈妈依我一件：钱，由妈妈定；人，要由我自己选。”

“你要选一个什么样的？”

“要一个有情的。”

“有钱的、有势的，好找。有情的，没有。”

“这是我一辈子头一回。哪怕跟这个人过一夜，也就心满意足了。以后，就顾不了许多了。”

蔡妈妈看看这棵摇钱树，寻思了一会，说：

“好，钱由我定，人由你选，不过得有个期限：一年，一年之内，由你，过了一年，由我！今天是三月十四。”

于是瑞云开门见客。

蔡妈妈定例，上楼小坐，十五两，见面贽礼不限。

王孙公子、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纷纷登门求见。瑞云一一接待。贽礼厚的，陪着下一局棋，或当场画一个小条幅、一把扇面。贽礼薄的，敬一杯香茶而已。这些狎客对瑞云各有品评。有的说是清水芙蓉，有的说是未放梨蕊，有的说是一块羊脂玉，一传十，十传百，瑞云身价渐高，成了杭州红极一时的名妓。

余杭贺生，素负才名，家道中落，二十未娶，偶然到西湖闲步，见一画舫，飘然而来。中有美人，低头吹箫。岸上游人，纷纷指点：“瑞云！瑞云！”贺生不觉注目，画舫已经远去，贺生还在痴立。回到寓所，茶饭无心。想了一夜，备了一份薄薄的贽礼，往瑞云院中求见。

原来以为瑞云阅人已多，一定不把他这寒酸当一回事，不想一见之后，瑞云款待得很殷勤。亲自涤器烹茶，问长问短。问余杭有什么山水，问他家里都有什么人，问他二十岁了为什么还不娶妻……语声柔细，眉目含情。有时默坐，若有所思。贺生觉得坐得太久了，应该知趣，起身将欲告辞。瑞云拉住他的手，说：“我送你一首诗。”诗曰：

何事求浆者，蓝桥叩晓关。

有心寻玉杵，端只在人间。

贺生得诗狂喜，还想再说点什么，小丫头来报：“客到！”贺生只好仓促别去。

贺生回寓，把诗展读了无数遍，才夹到一本书里，过一会，又抽出来看看。瑞云分明属意于我，可是玉杵向哪里去寻？

过一二日，实在忍不住，备了一份贽礼，又去看瑞云。听见他的声音，瑞云揭开门帘，把他让进去，说：

“我以为你不来了。”

“想不来，还是来了！”

瑞云很高兴。虽然只见了两面，已经好像很熟了。山南海北，琴棋书画，无所不谈。瑞云从来没有和人说过那么多的话， 贺生也很少说话说得这样聪明。不知不觉，炉内香灰堆积，帘外落花渐多。瑞云把座位移近贺生，悄悄地说：

“你能不能想一点办法，在我这里住一夜？”

贺生说：“看你两回，于愿已足。肌肤之亲，何敢梦想！”

他知道瑞云和蔡妈妈有成约：人由自选，价由母定。

瑞云说：“娶我，我知道你没这个能力。我只是想把女儿身子交给你。 以后你再也不来了， 山南海北，我老想着你，这也不行么？”

贺生摇头。

两个再没有话了，眼对眼看着。

楼下蔡妈妈大声喊：

“瑞云！”

瑞云站起来，执着贺生的两只手，一双眼泪滴在贺生手背上。

贺生回去，辗转反侧。想要回去变卖家产，以博一宵之欢；又想到更尽分别，各自东西，两下牵挂，更何以堪。想到这里，热念都消。咬咬牙，再不到瑞云院里去。

蔡妈妈催着瑞云择婿。接连几个月，没有中意的。眼看花朝已过，离三月十四没有几天了。

汪曾祺重写《聊斋-瑞云》，太精彩了

这天，来了一个秀才，坐了一会，站起身来，用一个指头在瑞云额头上按了一按，说：“可惜，可惜！”说完就走了。瑞云送客回来，发现额头有一个黑黑的指印。越洗越真。

而且这块黑斑逐渐扩大，几天的工夫，左眼的上下眼皮都黑了。

瑞云不能再见客。蔡妈妈拔了她的簪环首饰，剥了上下衣裙，把她推下楼来，和老妈子丫头一块干粗活。瑞云娇养惯了，身子又弱，怎么受得了这个！

贺生听说瑞云遭了奇祸， 特地去看看。 瑞云蓬着头，正在院里拔草。贺生远远喊了一声：“瑞云！”瑞云听出是贺生的声音，急忙躲到一边，脸对着墙壁。贺生连喊了几声，瑞云就是不回头。贺生一头去找到蔡妈妈，说是愿意把瑞云赎出来。瑞云已经是这样，蔡妈妈没有多要身价银子。贺生回余杭，变卖了几亩田产，向蔡妈妈交付了身价，一乘花轿把瑞云抬走了。

到了余杭，拜堂成礼。入了洞房后，瑞云乘贺生关房门的工夫，自己揭了盖头，一口气，噗，噗，把两枝花烛吹灭了。 贺生知道瑞云的心思， 并不嗔怪。轻轻走拢，挨着瑞云在床沿坐下。

瑞云问：“你为什么娶我？”

“以前，我想娶你，不能。现在能把你娶回来了，不好么？”

“我脸上有一块黑。”

“我知道。”

“难看么？”

“难看。”

“你说了实话。”

“看看就会看惯的。”

“你是可怜我么？”

“我疼你。”

“伸开你的手。”

瑞云把手放在贺生的手里。贺生想起那天在院里瑞云和他执手相看，就轻轻抚摸瑞云的手。

瑞云说：“你说的是真话。”接着叹了一口气，“我已经不是我了。”

贺生轻轻咬了一下瑞云的手指：“你还是你。”

“总不那么齐全了！”

“你不是说过，愿意把身子给我吗？”

“你现在还要吗？”

“要！”

两口儿日子过得很甜。不过瑞云每晚临睡，总把所有灯烛吹灭了。好在贺生已经逐渐对她的全身读得很熟，没灯胜似有灯。

汪曾祺重写《聊斋-瑞云》，太精彩了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一窗细雨，半床明月。少年夫妻，如鱼如水。

贺生真的对瑞云脸上那块黑看惯了。他不觉得有什么难看。似乎瑞云脸上本来就有，应该有。

瑞云还是一直觉得歉然。她有时晨妆照镜，会回头对贺生说：

“我对不起你！”

“不许说这样的话！”

贺生因事到苏州，在虎丘吃茶。隔座是一个秀才，自称姓和，彼此攀谈起来。秀才听出贺生是浙江口音，便问：

“你们杭州，有个名妓瑞云，她现在怎么样了？”

“已经嫁人了。”

“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和我差不多的人。”

“真能类似阁下，可谓得人！—— 不过，会有人娶她么？”

“为什么没有？”

“她脸上—— ”

“有一块黑，是一个什么人用指头在她额头一按，留下的。这个人真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心肠！—— 你怎么知道的？”

“实不相瞒，你说的这个人，就是在下。”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昔在杭州，也曾一觐芳仪，甚惜其以绝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术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一个有情人。”

“你能点上，也能去掉么？”

“怎么不能？”

“我也不瞒你，娶瑞云的，便是小生。”

“好！你别具一双眼睛，能超出世俗媸妍，是个有情人！我这就同你到余杭，还君一个十全的佳妇。”

到了余杭，秀才叫贺生用铜盆打一盆水，伸出中指，在水面写写画画，说：“洗一洗就会好的。好了，须亲自出来一谢医人。”

贺生笑说：“那当然！”贺生捧盆入内室，瑞云掬水洗面，面上黑斑随手消失，晶莹洁白，一如当年，瑞云照照镜子， 不敢相信， 反复照视，大叫一声：“这是我！这是我！”

夫妻二人，出来道谢，一看，秀才没有了。

这天晚上，瑞云高烧红烛，剔亮银灯。

贺生不像瑞云一样欢喜，明晃晃的灯烛，粉扑扑的嫩脸，他觉得不惯。他若有所失。

瑞云觉得他的爱抚不像平日那样温存，那样真挚，她坐起来，轻轻地问：

“你怎么了？”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北京

原载《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关老爷

汪曾祺

老关老爷——关老爷的父亲作过两任两淮盐务道，搂了不少银子，他喜欢这小城，土地肥美，人情淳厚，就在这里落户安家，起房屋，置田地，优哉游哉当了几年快活神仙老太爷。老关老爷的丧事办得极其体面。老关老爷死后，关老爷承其父业，房屋盖得更大，田地置得更多。一沟、二沟、三垛、钱家伙都有他的庄子。他是旗人。旗人有族无姓，关老爷却沿其父训，姓了关。关老爷的二儿子是个少年名士，还刻了一块图章：汉寿亭侯之后，其实关家和关云长是没有关系的。关老爷有两个特点。一是说了一嘴地道京腔，比如，他见小孩子吸烟，就劝道"小孩子不抽烟"！本地都说"吃烟"，他却说"抽烟"，本地人觉得这很奇怪。一是他走起路来是方步，有点像戏台上的台步，特别像方巾丑。这城里有几家旗人，他们见面时都还行旗礼一一打千儿，本地人觉得他们好像在演戏，很滑稽，很可笑。关老爷个子不高，矮墩墩的。方脸。"高帝子孙多隆准"，高鼻梁。留两撇八字胡。立如松，坐如钟。他的行动都是很端正的。他的为人也很正派。他不抽大烟，不嫖，不赌。只是每年要下乡看一次青。

"看青"即估产。田主和佃户一同看看今年的庄稼长势，估计会有多少收成，能交多少租。一到稻子开花，关老爷就带了"田禾先生"下乡。关老爷骑一匹大青走骡，田禾先生骑一匹粉嘴踢雪黑叫驴，一路分花度柳，款款而行。庄稼碧绿，油菜金黄，一阵一阵野蔷薇的香味扑鼻而来，关老爷东张张西望望，心情十分舒畅。他下乡看青，其实是出来玩玩，看看野景，尝尝野味，改变一下他在深宅大院里的生活。估产定租这些事自有田禾先生和庄头商量，他最多只是点点头，摇摇头。他看的什么青！这些事他也不懂。他还带着个厨子。厨子头一天己经带了伏酱秋油，五香八角，一应作料，乘船到了一沟。

在路上吃过一碗虾仁鳝丝面，中午饭就不吃了，关老爷要眯一小觉。起来，由庄头领着，田禾先生随着，绕村各处看了看。田禾先生和庄头估计今年收成，商谈得很细，各处田土高低，水流洪窄，哪一个八亩能打多少，哪一堤柽柳能卖多少钱……意见一致，就粗粗落了纸笔，有时意见相左，争待不下，甚至会吵了起来。到了太阳偏西，还没有个通盘结果。关老爷只在喝茶抽烟，听他们争吵，不置一词。厨子来问：" 开不开饭？"关老爷肚子有点饿了，就说："开饭开饭！先吃饭，剩下的尾数也不值仨瓜俩枣，明天再议。"

关老爷在一沟的食单如下：凉碟——醉虾，炸禾花雀，还有乡下人不吃的火焙蚂蚱，油汆蚕茧；

热菜——叉烧野兔，黄焖小公狗肉，干炸活鱼季鱼；

汤——清炖野鸡。

他不想吃饭，要了两个乡下面点：榆钱蒸糕，面拖灰翟菜加蒜泥。关老爷喝酒上脸，三杯下肚就真成了关公了。喝了两杯普洱茶，就有点吃饱了食困，睁不开眼了。

他还要念一会经。他是修密宗的，念的是喇嘛经。

他要睡了。庄头已经安排了一个大姑娘或小媳妇，给他铺好被窝，陪他睡下了。

第二天起来，就什么都好说了，一切都按庄头的话定规。

他给陪他睡的大姑娘、小媳妇一个金戒指。他每次都要带十多二十个戒指，田禾先生知道，关老爷下乡看青，只是要把一口袋戒指给出去，他和庄头磨牙费嘴都只是过场而已。

一沟、二沟、三垛转了一圈，关老爷累了，回到钱家伙喝了人参汤，大睡了两天，回家，完成了他的看青壮举，得胜还朝。

关老爷是旗人，又是从外地迁来的，本地亲戚很少，只有一个老姑奶奶嫁给阚家；一个老姨嫁给简家，算是至亲。有熟读《三国演义》的人说：你们一家是阐泽的后人，一个是简雍的后人，这样的姓很少，难得!关老爷和岑直斋小时候是同学，跟杨又渔学过做古文、制艺、试帖诗，以后常在一起作文酒之游。关老爷的二儿子关汇和岑直斋的大儿子岑瑜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班同学。这几家是通家之好，婚丧嫁娶，办生做寿，走动得很勤。

岑直斋的女儿岑瑾是个美人(她母亲是姨太太，本是南堂子里的名妓)。她眼睛弯弯的，常若含笑，皮肤非常白嫩，真是"吹弹得破"，——因此每年都生冻疮。关汇很爱看岑瑾的一举一动，他央求老姨奶奶到岑家说媒。岑瑾的妈说这得问问她本人。岑瑾本不愿意，理由是：一、她比关汇还大两岁；二、关汇身体不好，有点驼背；三、他在学校里功课不好，尤其是数、理、化。她妈说大两岁没有关系，大媳妇知道疼女婿；身体不好，可以吃药调理；功课——关家这样的人家不指着儿子做事挣钱! 一个庄子就够吃一辈子。经过妈下了水磨功夫掰开揉碎反复开导，岑瑾想：富贵人家的子弟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就说："妈，您作主！"这样关汇和岑瑾就定了婚，他们那年才读初三。关汇几乎每天都到岑家去，暑假就住在岑家，和岑瑜一起玩：用汽枪打鸟，钓鱼。关汇每天给岑瑾写情书，虽然天天见面。情书大都是把旧诗词改头换面。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之类，他送岑瑾一张放大十寸的相片，岑瑾把相片配了框子挂在墙上。岑瑾觉得她迟早是关家的人了，也不再有别的想法。

初中毕业，关汇到上海去读高中，岑瑾到苏州读了女子师范，暂时"劳燕分飞"了。关汇还是每天写信，热情洋溢，岑瑾也回信，但是关汇觉得她的信感情有点冷淡。

关家老太太急于想早一点抱孙子，姑奶奶、姨奶奶也觉得关汇的婚事不能再拖，就不断催关汇把事情办了。于是在关汇和岑瑾高三寒假就举行了婚礼。两家亲友都不甚多，但是吹吹打打，也很热闹。婚礼半新不旧。关汇坚持穿燕尾服，不穿袍子马褂，岑瑾披婚纱，但是拜堂行礼却是旧式的。燕尾服，婚纱，磕头，有点滑稽。

热闹了一天，客人散尽，关汇、岑瑾入洞房。

三天无大小，有些姑娘小子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房"。什么也没有听见。

半夜里，听到劈劈啪啪的声音，打人?关老爷一听，不对！把关老太太叫起来，叫她带了大儿媳妇赶紧去看看。撞开了房门，只见岑瑾在床前跪着，关汇拿了一根马鞭没头没脸地打她。打一鞭，骂一句："你欺骗了 我！你欺骗了我！"大嫂把岑瑾拉起来，给她盖了被窝，老太太把关汇拉到关老爷的书房里，问："为什么打她？"关汇气得浑身发抖，说："她欺骗了我！她欺骗了我！"——怎么回事？"—— "她不是处女！不是处女啊！"

这里的风俗，二三天回门，要把那点女儿红包在一方白绫子里，亲手交给妈妈。妈妈接过白绫子，又是哭，又是笑："闺女！好闺女！"

岑瑾三天回门，这门怎么回呢?关汇不去。老太太再三给他央求，说："关、岑两家，不能让人议论"。好说歹说："你就给妈这点面子，我求你了！"老太太差点跪下。关汇只能铁青着脸进了岑家的门，连饭都没有吃，推说头疼，就先回去了 。

关汇不进岑瑾的门，自在书房里睡。

关岑两家是不能离婚的。一离婚，就会引起一县人的揣测刺探。只好就这样拖下去。拖到什么时候呢?

这事总得有个了局。

"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关老爷还是每年下乡看青。他把他的看青的"章程"略微作了一点修改：凡是陪他睡觉的，倘是处女——真正的黄花闺女，加倍有赏，给两个金戒指。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载一九九六年第三期《小说界》

水蛇腰

汪曾祺

崔兰是个水蛇腰。腰细，长，软。走起路来扭扭的。很多人爱看她走路。路上行人，尤其是那些男教员。看过来，看过去，眼睛很馋。崔兰并不知道有人看她。她只是自自然然地走。崔兰还小，才读小学五年级；虽然发育得比较快，对于许多事还有点朦朦的，感觉并不大懂。她还不知道卖弄风情，逗引男人。

崔兰结婚早。未免过早一点，高小毕业就结婚了。在这所六年级制的小学里，也许她是结婚最早的一个。嫁的是朱家。朱家的少爷。朱家是很阔的人家，开面粉厂。这个地方把面粉叫“洋面”，这个面粉厂叫“洋面厂”。崔兰嫁的是洋面厂的小老板。崔兰怎么会嫁到朱家去的呢？

崔兰的父亲是洋面厂的账房先生，崔兰常给她父亲到洋面厂去送饭（崔兰的母亲死得早，家里许多事得她管），朱家的少爷一眼看上崔兰，托人说媒，非崔兰不娶。崔兰的父亲自然没有意见，崔兰只说了两句话：“我还小哩。……他们家太阔了！”事情就定了。

结婚三朝，正是阴历七月十五，“迎会”（赛城隍）的日子。这个地方每年七月十五“出会”。近晌午时把城隍老爷的“大驾”从庙里请出来，在主要街道上“巡”一“巡”，到“行宫”里休息，下午再“回銮”。这是一年里最隆重而热闹的日子。大锣大敲，丝竹齐奏。踩高跷、舞狮子、舞龙、舞“大头和尚”（月明和尚度柳翠）。高跷有“火烧向大人”（向大人即清末征太平天国的名将向荣）。柳枝腔“小坟”贾大老爷用一个夜壶喝酒……茶担子、花担子，倾城出动，鞭花訇鸣，各种果品，各种鲜花，填街满巷，吟叶百端…… 朱家的少爷带着新娘子去“看会”，手拉手。从挡军楼（洋面厂的所在）一直走到中市口（全城最繁华处）。新婚夫妻在大街上，在那么多人面前手搀手地走，那样亲热，很多“老古板”看不惯。

他们的衣装打扮也是这城里的人没有见过的。朱家少爷穿了一件月白香云纱长衫，上面却罩了一个插了玫瑰红韭菜叶边的黑缎子的小马甲。马甲插边，还是玫瑰红的，男不男，女不女！

崔兰穿的是一件大红嵌金线乔其纱旗袍，脚下是一双麂皮软底便鞋，很显脚形，——崔兰的脚很好看，长丝袜。新烫的头发（特为到上海烫的），鬓边插一朵小小的珍珠偏凤。脸上涂了夏士莲香粉蜜，旁氏口红，描眉画眼，风姿绰约，光彩照人。

朱家少爷和崔兰坐在王万丰（这是中市口一家大酱园）楼上靠栏杆一张小方桌前的藤椅（这是特为给上宾留的特座）上看会，喝茶，嗑瓜子。楼下的往来人议论纷纷，七嘴八舌。有男的，也有女的。有荤的也有素的。有的人说出了声（小声），有的只是自己在心里想。

——崔兰这双丝袜得多少钱？

——反正你我买不起！

——她的旗袍开叉未免太高了，又坐在栏杆旁边，从下面什么都看见了！

——她穿了裤子没有？

——她晚上上床，一定很会扭，扭得很好看。

——你怎会知道？

——想当然耳，想当然耳！

——闭上你们这些男人的臭嘴！

一夜之间，崔兰从一个毛丫头变成了一个少奶奶，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为此很不平。一句话在很多人的嘴里和心里盘桓。

“这可真是糠箩跳米箩了！”

钓鱼巷

汪曾祺

程进生有异相，能"纳拳于口"，——把自己的拳头塞进自己的嘴里。有人说这是福相，他自己也以此为荣。他的同学可不管他福相不福相，给他起了外号：大嘴丫头，大嘴就大嘴吧，还要"丫头"！叫他哪点像丫头?他长得很壮实，一脸的"颗子"——青春痘。

他初中已经毕业，暑假后考高中。因为温习功课，看"升学指南"，演算有名的高中历届的入学试题，要专心，要清静，他从上堂屋原来的卧房搬到花园西侧一间书房里来住。书房西边是一溜四扇玻璃窗，窗外是一个花坛，种了三棵丁香。玻璃窗总是开着，程进常由这里出入，跳进来，跳出去。书房东边的房门闩了，没有人来打搅，他就在里面头悬梁，锥刺股。

他的弟弟程伟也搬到花园里来住，在书房对面的小客房里。

程家共有三房。大爷即程进和程伟的父亲。"废科举，改学堂"之后，他读过旧制中学，现在在家享福，经营他的田产。他一心想开矿发财，他认为只有开矿才能发大财。

二爷早故。

三爷是个画家，他认为大哥的想法很可笑：你那点家产就想开矿？再说咱这里也没有什么矿! 到外地去开?开矿是那么简单的事吗?

三爷两度丧妻，现在续娶的是第三位。是邵伯左土右隶的人，姓邰，邰家是大地主。邰氏夫人的母亲死得早，邰小姐从小娇生惯养。她嫁过来时从娘家带过两个随身的主佣人。邵伯人不知道为什么把女佣人都叫成姓高。这两个女佣人一个被叫成小高，一个叫大高。小高贴身伺候大小姐。大高做比较粗的活，拆洗被褥幔帐，倒马桶……。小高娇小玲珑，大高比较高大。小高还没有人家；大高结过婚，不到一年，去年，丈夫死了。小姐出嫁，带过个岁数不大的寡妇，有人家是要忌讳的。这事请示过程家的大姑奶奶。大姑奶奶知道邰小姐用惯了大高，离不开她，邰小姐特别爱干净，被褥不是大高洗，她不放心，想了想，就说："让她带过来吧！"

大高怕热，爱出汗。一天要用凉水抹几次身。晚上，要洗衣次澡。在花园里，打一满澡盆水，在别人都已经睡下的时候，闩了花园到正屋的六角门，哗啦哗啦大洗一次。擦干后躺在竹床上乘凉，四仰八叉，一丝不挂。用一个芭蕉扇赶蚊子，小声唱"牌经"（这地方打麻将出牌报牌兴唱"牌经")，"牌经"大都很"花"，比如打出一张白板，就唱：

"白笃笃的奶子，粉撮撮的腰……。"

大高唱这样的"牌经"，似乎是对自己的赞美。

直到露水下来了，她全身凉透了，才开了六角门回屋睡觉。大高乘凉时，程进透过书房的西窗偷偷地往外看她，看得目瞪口呆。

程进睡得迷迷糊糊的，感觉到旁边好像有一个光溜溜的女人身子，光滑细腻，……

程伟起来小便，听到哥哥书房里有一种奇怪声音，他走近听听：两个人在喘气。他轻手轻脚，绕到丁香花下往里看，月光如水："哈！你们！给你告妈！"

程进的妈觉得这件事不好办。大嫂子怎么和三嫂子(这地方妯娌之间彼此称呼都是"嫂子"，不兴叫弟媳)说。想了想，还是得把大姑奶奶请回来。

姑奶奶在一家照例是很有权威的。程家姊弟中，她最年长，比程进的父亲还大一岁，程家的事她做得一半主。

大姑奶奶和三弟媳谈了谈，说大高不宜在这个门里呆下去了，传出去不好。

三少奶奶找小高问了问：大高每天几时进花园洗澡，什么时候回屋。三少奶奶跟三少爷商量了一下，拿二十块钱给大高，又捡了十 几件八九成新的自己穿过的衣裳，打了一个包袱，叫小高送大高搭船回邰家，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大高明白事情盖不住，跟大小姐说了声："大小姐，我走了"，擦擦眼泪，走了。

程进考进了南京私立东方中学。南京私立中学不少，名声都不大好。"要偷人，进惠文；吊儿郎当进东方"。惠文是女中，个别女生生活上是不大检点，"偷人"不如流言所说的那样普遍。东方的学生大都是公子哥儿，纨绔子弟。他们很少正经读书，整天在外面吃喝玩乐。到玄武湖划船，打弹子，跳舞，——南京中学生很多人会跳踢踏舞，吃女招待。"女招待，真不赖，吃三毛，给一块。"有人甚至荒唐到把妓女弄到宿舍里过夜。

南京妓女很多。她们眼就看得出来，都在旗袍上襟别一个粉红色的赛璐珞小桃花徽章。有的女学生不知就里，觉得这很好看，也到百货公司买一个来戴!后来才知道这是妓女的标志了。

堂堂国府所在，为什么要容纳这样多妓女，而且都让她们戴上小徽章?答曰有此必要，这对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大有好处，让她戴上"桃花章"，可以区别良莠，且以表示该妓女最近经过检查，干净卫生，并无毛病，只管放心嫖宿，她们要缴纳"花捐"，才能领取徽章，公开从业。每月政府所收"花捐"是一笔不小数目。

南京妓院大都集中在几条巷子里，钓鱼巷是最有名的，钓鱼巷即在东方中学学生宿舍的后面。这些姑娘们时常在巷子里进进出出，走来走去，打扮得花枝招展，走起来袅袅婷婷。住在宿舍里的学生对她们已经看得很熟，分得清谁是谁。姑娘们走过学生宿舍的后窗户，大都向上看看，和些熟识的学生招手点头，眉来眼去(南京人叫做"吊膀子")。妓女都有个香艳的名字，很多是从《红楼梦》上取来的：林黛玉、史湘云……（林黛玉、史湘云被妓女当了芳名，可算是倒了楣了! )有一个最红的，为学生最喜欢的姑娘叫"沙利 文"。南京有个专卖面包、西点的面包房叫"沙利文"，出的面包也就叫"沙利文面包"。为什么给妓女起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她的两个奶奶鼓鼓的，暄腾腾的，很有弹性，恰像是沙利文刚烤出来的奶油圆面包。"沙利文"有点天真，很喜欢和学生来往，一起去看场电影啦，到明孝陵、鸡鸣寺去逛逛啦。这些公子哥儿都长得很帅，留了菲律宾式的长发， (背发上涂了很多油)。学生总比较文雅，不像当官、做买卖的那样俗气，一点不懂怜香惜玉，如狼似虎，穷凶极恶。虽然当了妓女，总还希望能得到一点感情，被人看成是个女学生，不是"婊子"。学生能给她们一小点感情，像《茶花女》那样的感情。明知这一小点感情是假的，但是姑娘也就满足了。学生从后窗户把她们弄到宿舍里去睡觉，她们大都很愿意。她们觉得不只是让人玩，自己也玩了。

程进不止一次把妓女从后窗户弄进宿舍里来过夜。这种事他父亲在读旧制中学时就干过，可以说是传代。只是方式有些不同。程进的父亲用的是腰带。那时兴系腰带，几乎每人都有一条，湖蓝色，绸制的。把两根腰带结起来，就可以把一个妓女拉上来。到程进时就改用了梯子。钓鱼巷凡有学生是熟客的妓院，都准备了一架小梯子，几步就上来了。

程进在和妓女做事时，有时会想起大高，他的性生活是大高开的蒙，而且大高全身柔软细腻，有种说不出的美。

为了实现父亲的愿望，程进高中毕业，报考的大学是广西大学矿冶系，考上了。

矿冶系毕业后在东北一个矿上工作，一一他当然不可能独资开一个矿。解放后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留用。工作很好，屡受表扬，升为工程师。他在东北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子。

反右运动中，追查他的历史，因为他曾在孙立人的远征军中当过翻译，在印度干了一年。本来问题不大，甚至不是问题，但是斗起来没完。七斗八斗，他受不了冤屈，自杀死了。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本来都可以活下来，对国家有所贡献，然而不行，非斗不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程进的爱人还年轻，改嫁了。遗孤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这孩子不爱说话。他不懂父亲为什么要死，母亲为什么要嫁人。

大高回邰家后嫁了一次人，生病死了。

"沙利文"不知下落，听说也死了。

很多人都死了。

人活一世，草活一秋。

一九九五年岁暮 载一九九六年第二期《大家》

胡思乱想什么的一点胡思乱想：

汪曾祺《钓鱼巷》当一段感情放又放不下，舍又舍不得，得又得不到，怎么办？

睡美人的飞机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她真是美丽动人，麦色细嫩的肌肤，绿宝石色的杏仁眼，长达腰际的黑色直发，她是安第斯山姑娘，同样可以说她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古典佳人。她衣着打扮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猞狸皮外套，细花的真丝衬衫，生亚麻布的长裤，一双叶子花色流线型的皮鞋。当时我正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排队办理开往纽约的登机手续，她踏着母豹式的轻盈脚步走过来，我就想：“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只是瞬间超自然出现，很快又消失在前面的人群中。

那是上午九点。从前一天夜里就在下雪，街道上的车辆比平时慢了很多，高速公路上更慢，卡车排成长龙，汽车在雪中湿润润的。机场大厅却相反，仍旧是春意盎然。

我排在一位荷兰老太后面，她为她带的十一件行李争吵了几乎一个小时。我正为此感到厌烦时看见了她，瞬间呼吸都停止了，以至于都不知道那争执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直到女职员叫我才从神游中醒过来。为了向女职员表示歉意，我问她是否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她回答我说：“当然信了。”她目光没有离开电脑屏幕，又说：“其他都不可能。”然后问我想要什么座位，吸烟的还是不吸烟的。

“都行。”我郑重其事跟她说：“只要不在那位有十一件行李的老太身边。”

她还是眼不离闪着磷光的电脑屏幕，给我一个商业式的微笑表示感谢。

“您选个号，”她对我说：“三，四，还是七。”

“四。”她的微笑有了点灿烂。

“我在这十五年了，您是第一个不选七号的人。”她说。

她给我圈出登机卡上的座位号，和我其他的证件一起交给我，第一次用她那双葡萄色的眼睛看着我，使我感到愉快。只是这时我才注意到机场刚刚关闭，所有的航班都要延误。

“到什么时候？”

“上帝知道到什么时候。”她微笑着说，“广播通知今天上午有今年以来最大的雪。”

她搞错了：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雪。但在头等舱候机厅里倒是真正的春天：花瓶里有新鲜的玫瑰，就连音乐都是那么优美而舒缓，符合创办人的意愿。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这儿才是那美人最合适的避难所，我开始在各个大厅寻找她的身影，为自己的胆量激动不已。可是看见的多是生活现实的男人，在那里读着英文报纸；与此同时，他们的女人却在想着别的事，透过大玻璃窗望着那些一动不动地停在雪中的飞机，望着那些冷漠的工厂，和被机耕过的广阔的路易斯平原。中午过后便没有一点空隙，闷热让人难以忍受，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我逃了出来。

在外面我遇到更惊人的场面。完全合法的人们爆满了候机厅，扎营在憋闷的走廊上，甚至楼梯上，和他们的狗和孩子以及手提行李一起躺在地上。和城里的联系也中断了，这座透明的塑钢建筑仿佛一个搁浅在暴风雪中的大瓶子。我不南地想到此刻那美女一定待在那些难民中的某处，这个想象激起我的希望和勇气。午饭时又引起我们的难民意识。七家饭店，所有的咖啡馆，甚至酒吧都排起长队，可只开了不到三个小时就不得不关门了，因为既没有吃的也没喝的了。儿童一下成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几乎同时开始哭起来，人们开始产生一种恐惧感。这是反映本能的时刻。在这恐怖的时刻，我唯一弄到的食品是在一家儿童商店买到的两杯奶油冰激凌。我在柜台前慢慢地吃着，服务生在往那些没被占用的桌子上放椅子，我一边从镜子里看着自己，手里拿着最后一个空纸杯和最后一小勺冰激凌，脑袋里想着那个美人。

纽约的航班本来是上午十一点，延误到夜里八点才起飞。我总算能飞了，头等舱的旅客开始登机了，一位空姐把我带到座位上。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就在我的邻座靠窗——那是专门留给特殊旅客的位置——坐着那位美人。我在想：“也许我这样写，没人会相信。”我向她问候时几乎有点张口结舌，她没有察觉。

她放东西好像要生活许多年似的，每件东西都按其顺序放在合适的位置，直到各就其位伸手可及。她在做着她的事，男服务生给我们拿来迎客的香槟。我拿起一杯想献给美人，可我好后悔，因为她只是向服务生要了一杯水，先是用一句不可理解的法语，然后又用一句不太易懂的英语，说在飞行中请不要为任何事情叫醒她。她声音温文尔雅，带一点东方的伤感。

等拿来水时，她打开放在膝盖上一个角上包铜的化妆盒——这很像奶奶外婆们用的那种箱子——从一个五颜六色的管里取出两片金黄色药片。她做这一切都井井有条，对她来说，好像天生就没有什么不会似的。最后放下舷窗遮光版，最大限度地伸展开她的坐椅，用线毯盖到腰部，没有脱掉鞋子，戴上眼罩，背对着我侧躺在坐椅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整个八小时十二分的纽约飞行中她没有咳嗽也没改变一下姿势。

这是一次紧张的旅行。我一向认为在大自然当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美女的美，因此，对睡在我身边的美人，我不可能让自己的目光逃离片刻。起飞不久那位男服务生就消失了，替代他的是一位空姐，她想叫醒那美人，好给她一袋小吃和听音乐的耳机。我告诉她美人曾要求那男服务生的话，但空姐非坚持要亲耳听到不可——亲耳听到她本人说连晚饭也不吃的话。我又重复了一遍，可即便如此，空姐还是说，那美人并没在脖子上挂牌说别叫醒她。

我吃自己的晚餐，心里自言自语对她说话，似乎她醒着。她的睡眠是那么沉稳，以至于令我感到不安，似乎觉得她吃的那些药片不是用来睡眠而是为了死亡。我每喝一口便举杯祝福一次。

“干杯，美人。”

晚餐结束，灯光熄灭，开始播放没人爱看的电影，在这昏暗的世界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本世纪最大的风雪过去了，大西洋的夜空是那么广阔而清澈，飞机像停止在群星中间。在几个小时里我一点一点地欣赏着她，而我能感觉到的唯一的生命信息，则是经过她前额的那些睡梦的阴影，好像水中的云。她脖子上有条链子，在她那麦色的皮肤上细得几乎看不出来，完美的耳朵，没扎戴耳环的耳朵眼，玫瑰色的指甲显示她的健康良好，左手上戴一个平面宝石戒指。由于她看上去不到二十岁，我想那不会是一个结婚戒指，而是一个男友的礼物。“知道你在睡眠，睡得那么安详，放松的躯体，优美的曲线，离我的胳膊手那么近，”我想着，品味着香槟的冠状泡沫，心里重复着迪埃戈精湛的十四行诗句。然后我把自己的座椅也放到她的高度，这样我们躺得更近了，就像在同一张双人床上。她的呼吸如同其舒缓的声音，她的肌肤散发着淡淡的幽香，这种香只能是她美人独有的味儿。我似乎难以相信，前一个春天我读过川端康成的一篇很美的小说，写的是京都的一些资产阶级老男人夜花重金观赏这座城市最美的姑娘，她们裸露着身体，乱醉如泥，在同一张床上，这些爱的精疲力竭的老男人，不叫醒她们，也不碰她们，甚至连想都不想，因为他们的快感就是观赏她们的睡态。那天夜里，守护着美人的睡眠，我不仅理解了那老年人的纯美意识，而且还完美地体验了一回。

“谁会相信这件事呢，我，在如此高度的日本老人。”我被香槟酒刺激得有点自恋，心里说。

我觉得自己睡了有几个小时，被香槟酒和无声电影搞的，醒来时头痛欲裂。我去了趟卫生间。我身后第二个座位上躺着那位有十一件行李的荷兰老太，睡态丑陋，好像战场上被遗忘的死尸。在过道中间地上，落着她拴有彩色链子的花镜，我没有去给她捡起来，而是欣赏了一会儿这幅画面。

我先前香槟酒喝得有些过量，睡了一觉好多了；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感到吃惊：卑鄙而又丑陋。这才发现那些爱情的贪杯真是可怕。突然飞机开始颠动，又尽可能拉平，仍然快速飞行着。机舱亮灯了，让都回到座位上去。我急忙出来，幻想着只有上帝的晃动才能唤醒那美人，而她应该扎进我的怀抱里来逃避这恐怖。匆忙中我差点踩了荷兰老太的眼镜，那可好了。但我还是走回去，拾起眼镜，给她放到怀里，我该感谢她没有在我前面选了这个四号座位。

美人的睡眠真是厉害，飞机已开始降落，她还是不醒。我必须想法设法晃醒她，即便她会气恼，因为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看看醒着的她，以恢复我的才华，也许还有我的青春。但我没能这么做。“毬，”我很轻蔑地在心里说，“我为什么没生为塔乌罗！”她在广播通知即将着陆时醒了，没用谁帮忙，那么美丽清新，仿佛睡醒在一束玫瑰花中。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周围其他旅客，如同年老的夫妇，醒来时也不相互问候。她也一样。拿掉眼罩，睁开明亮的眼睛，扶直了座椅，把线毯丢到一边，摆动了一下头发，靠自身重量梳理好，又把那个角包铜的盒子放在膝盖上，快速地化了妆，时间恰好到机舱开门。没有看我一眼。她穿外套时，几乎掠过我的头顶，用纯正的美洲西班牙语说了句对不起，连声告别也没说就走了。至少应该为了我们幸福的夜晚，为我所做的一切说声谢谢吧。她在今天纽约太阳升起时消失了。

《故里杂记-鱼》

汪曾祺

臭水河和越塘原是连着的。不知从哪年起，螺蛳坝以下淤塞了，就隔断了。风和人一年一年把干土烂草往河槽里填，河槽变成很浅了，不过旧日的河槽依然可以看得出来。两旁的柳树还能标出原来河的宽度。这还是一条河，一条没有水的干河。

干河的南岸种了菜。北岸有几户人家。这几家都是做嫁妆的，主要是做嫁妆之中的各种盆桶，脚盆、马桶、木量子。这些盆桶是街上嫁妆店的订货，他们并不卖门市。这几家只是本钱不大，材料不多的作坊。这几家的大人、孩子，都是做盆桶的工人。他们整天在门外柳树下锯、刨。他们使用的刨子很特别。木匠使刨子是往前推，桶匠使刨子是往后拉。因为盆桶是圆的，这么使才方便，这种刨子叫做刮刨。盆桶成型后，要用砂纸打一遍，然后上漆。上漆之前，先要用猪血打一道底子。刷了猪血，得晾干。因此老远地就看见干河南岸，绿柳荫中排列着好些通红的盆盆桶桶，看起来很热闹，画出了这几家作坊的一种忙碌的兴旺气象。

桶匠有本钱，有手艺，在越塘一带，比起那些完全靠力气，吃饭的挑夫、轿夫要富足一些。和杀猪的庞家就不能相比了。

从侉奶奶家旁边向南伸出的后街到往螺蛳坝方向，拐了一个直角。庞家就在这拐角处，门朝南，正对越塘。他家的地势很高，从街面到屋基，要上七八层台阶。房屋在这一片算是最高大的。房屋盖起的时间不久，砖瓦木料都还很新。檩粗板厚，瓦密砖齐。两边各有两间卧房，正中是一个很宽敞的穿堂。坐在穿堂里，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越塘边和淤塞的旧河交接处的一条从南到北的土路，看到越塘的水，和越塘对岸的一切，眼界很开阔。这前面的新房子是住人的。养猪的猪圈，烧水、杀猪的场屋都在后面。

庞家兄弟三个，各有分工。老大经营擘划，总管一切。老二专管各处收买生猪。他们家不买现成的肥猪，都是买半大猪回来自养。老二带一个伙计，一趟能赶二三十头猪回来。因为杀的猪多，他经常要外出。杀猪是老三的事，——当然要有两个下手伙计。每天五更头，东方才现一点鱼肚白，这一带人家就听到猪尖声嚎叫，知道庞家杀猪了。猪杀得了，放了血，在杀猪盆里用开水烫透，吹气，刮毛。杀猪盆是一种特制的长圆形的木盆，盆帮很高。二百来斤的猪躺在里面，富富有余。杀几头猪，没有一定，按时令不同。少则两头，多则三头四头，到年下人家腌肉时就杀得更多了。因此庞家有四个极大的木盆，几个伙计同时动手洗刮。

这地方不兴叫屠户。也不叫杀猪的，大概嫌这种叫法不好听，大都叫“开肉案子的”。“开”肉案子，是掌柜老板一流，显得身份高了。庞家肉案子生意很好，因为一条东大街上只有这一家肉案子。早起人进人出，剁刀响，铜钱响，票子响。不到晌午，几片猪就卖得差不多了。这里人一天吃的肉都是上午一次买齐，很少下午来割肉的。庞家肉案到午饭后，只留一两块后臀硬肋等待某些家临时来了客人的主顾，留一个人照顾着。一天的生意已经做完，店堂闲下来了。

店堂闲下来了。别的肉案子，闲着就闲着吧。庞家的人可真会想法子。他们在肉案子的对面，设了一道栏柜，卖茶叶。茶叶和猪肉是两码事，怎么能卖到一起去呢？——可是，又为什么一定不能卖到一起去呢？东大街没有一家茶叶店，要买茶叶就得走一趟北市口。有了这样一个卖茶叶的地方，省走好多路。卖茶叶，有一个人盯着就行了。有时叫一个小伙计来支应。有时老大或老三来看一会。有时，庞家的三妯娌之一，也来店堂里坐着，包包茶叶，收收钱。这半间店堂的茶叶店生意很好。

庞家三兄弟一个是一个。老大稳重，老二干练，老三是个文武全才。他们长得比别人高出一头。老三尤其肥白高大。他下午没事，常在越塘高空场上练石担子、石锁。他还会写字，写刘石庵体的行书。这里店铺都兴装着花槅子。槅子留出一方空白，叫做“槅子心”，可以贴字画。别家都是请人写画的。庞家肉案子是庞老三自己写的字。他大概很崇拜赵子龙。别人家槅心里写的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之类，他写的都是《三国演义》里赞赵子龙的诗。

庞家这三个妯娌，一个赛似一个的漂亮，一个赛似一个的能干。她们都非常勤快。天不亮就起来，烧水，煮猪食，喂猪。白天就坐在穿堂里做针线。都是光梳头，净洗脸，穿得整整齐齐，头上戴着金簪子，手上戴着麻花银镯。人们走到庞家门前，就觉得眼前一亮。

到粥厂放粥，她们就一人拎一个木量子去打粥。

这不免会引起人们议论：“戴着金簪子去打粥！——侉奶奶打粥，你庞家也打粥？！”大家都知道，她们打了粥来是不吃的，——喂猪！因此，越塘、螺蛳坝一带人对庞家虽很羡慕并不亲近。都觉得庞家的人太精了。庞家的人缘不算好。别人也知道，庞家人从心里看不起别人，尤其是这三个女的。

越塘边发生了从未见过的奇事。

这一年雨水特别大，臭水河的水平了岸，水都漫到后街街面上来了。地方上的居民铺户共同商议，决定挖开螺蛳坝，在淤塞的旧河槽挖一道沟，把臭水河的水引到越塘河里去。这道沟只两尺宽。臭水河的水位比越塘高得多。水在沟里流得像一枝箭。

流着，流着，一个在岸边做桶的孩子忽然惊叫起来：

“鱼！”

一条长有尺半的大鲤鱼“叭”的一声蹦到岸上来了。接着，一条，一条，又一条，鲤鱼！鲤鱼！鲤鱼！

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鲤鱼。它们戗着急水往上窜，不断地蹦到岸上。桶店家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奔到沟边来捉鱼。有人搬了脚盆放在沟边，等鲤里往里跳。大家约定，每家的盆，放在自己家门口，鱼跳进谁家的盆算谁的。

他们正在商议，庞家的几个人搬了四个大杀猪盆，在水沟流入越塘入口处挨排放好了。人们小声嘟囔：“真是眼尖手快啊！”但也没有办法。不是说谁家的盆放在谁家门口么？庞家的盆是放在庞家的门口（当然他家门口到河槽还有一个距离），庞家杀猪盆又大，放的地方又好，鱼直往里跳。人们不满意。但是好在家家的盆里都不断跳进鱼来，人们不断地欢呼，狂叫，简直好像做着一个欢喜而又荒唐的梦，高兴压过了不平。

这两天，桶匠家家家吃鱼，喝酒。这一辈子没有这样痛快地吃过鱼。一面开怀地嚼着鱼肉，一面还觉得天地间竟有这等怪事：鱼往盆里跳，实在不可思议。

两天后，臭水河的积水流泄得差不多了，螺蛳坝重新堵上，沟里没有水了，也没有鱼了，岸上到处是鱼鳞。

庞家桶里的鱼最多。但是庞家这两天没有吃鱼。他家吃的是鱼籽、鱼脏。鱼呢？这妯娌三个都把来用盐揉了，肚皮里撑一根芦柴棍，一条一条挂在门口的檐下晾着，挂了一溜。

把鱼已经通通吃光了的桶匠走到庞家门前，一个对一个说：“真是鱼也有眼睛，谁家兴旺，它就往谁家盆里跳啊！”

正在穿堂里做针线的妯娌三个都听见了。三嫂子抬头看了二嫂子一眼，二嫂子看了大嫂子一眼，大嫂子又向两个弟媳妇都看了一眼。她们低下头来继续做针线。她们的嘴角都挂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是对自己的得意？是对别人的鄙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