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2023年8月5日）秦汉魏晋南北朝

涛哥

六国一统，秦皇国立，设郡置县，帝都辅弼，楚汉争霸，大风起兮。诸侯翘楚，云龙缥缈梁王宫，铜驼荆棘，盛衰兴败汉魏城。楼头明月，流照广厦连栋，墟间炊烟，遥唤阡陌桑农。瓷里青白，佣之百态，佛陀西来，胡汉交融。铁具耧耕，文典石经，人物殷阜，礼仪繁盛。天下成一家，大哉中华汉风！

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一说名“正”），又称赵政、祖龙，也有吕政一说。秦庄襄王和赵姬之子。秦始皇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首次完成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人物，也是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嬴政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后回到秦国，十三岁时继承王位。前238年，平定长信侯嫪毐的叛乱，之后又除掉权臣吕不韦，开始独揽国政大权。文重用李斯、武重用王翦，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之后，秦王嬴政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遂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所以自称“始皇帝”。同时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修筑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但到了晚年，秦始皇梦想长生，苛政虐民，扼杀民智，动摇了秦朝统治的根基。前210年，秦始皇东巡途中驾崩于邢台沙丘。秦始皇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辅助天子的官，即后世的宰相。《尚书大传》：“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用辅弼称宰相即源于此。秦设36郡，河南占7郡，确实是天下中枢。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个国家使用的文字并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统治下的各地之间的文字交流和政令传达存在很大的困难。秦国的文字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统一六国之前，秦国使用的是金文，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由于金文书写起来比较困难，在政令传达和文化传承方面并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决定推广一种新的文字，以便更好地进行政令传达和文化传承。小篆是一种比较简单易学的字体，他下令将小篆作为标准字体，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在推广小篆的过程中，秦始皇和李斯、赵高等人一起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在官方文书、刻石、碑文等处使用小篆，后逐渐向全国推广。为了保证小篆的推广，秦始皇还下令焚烧了一些非小篆的文字，例如隶书和籀文等，以统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秦始皇还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文字。他设立了“书官”和“典籍”，负责收集、整理、保存和管理各种文献和书籍，他派遣官员到各地收集文物和古籍。此外，他还规定了一套标准的书写规范和印章制度，以确保文字的准确性和规范性。这些措施有效地统一了文字和文化，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统一文字有利于政治上的统一。秦始皇通过强制推行小篆，消除了各地方言差异，促进了各地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管理和统治。统一文字促进了全国各地之间的贸易、交流和合作，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统一文字对华夏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尽管秦朝地域辽阔，各地方言差别极大，彼此仍能进行交流。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举措。

其实，直到今天，统一的汉字在各地方言无法实现交流时，

秦朝王室为嬴姓，故史书上别称嬴秦，区别于其它国号为秦的后续政权。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与赵高合谋，篡权夺位，继续执行严刑峻法导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其它六国被亡政权贵族乘机反秦，一发不可收拾。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秦朝从统一六国到灭亡，只有15年国祚。

秦的灭亡主要在于残酷的法律制度为主的严酷统治，农民起义一爆发就势不可挡，让秦朝匆匆谢了历史之幕。焚书坑儒、强制劳役、严刑峻法、苛捐杂税，这些确实可以称之为“暴政”，但史书是胜利者书写的，也是要区别对待。大一统的政权建立初期，为巩固政权，以法治国，诛杀一些反对者，这些都无可非议。但政权建立初期过后，一定要注意节约使用民力，休养生息。对于六国贵族进行分化瓦解，笼络与打击并用，这才是正理。仍旧严刑峻法，激化矛盾，是不可取的。

楚汉之争，又名楚汉战争、楚汉争霸、楚汉相争、楚汉之战等，即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至汉五年十二月（公元前202年1月），西楚霸王项羽、汉王刘邦两大集团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最终，楚汉之争以项羽的西楚败亡，刘邦建汉朝而告终。

楚汉之争是由秦末农民战争直接演变而来的，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民战争虽然胜利地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但曾经是农民战争领袖的刘邦和项羽，却不得不走封建统治的老路，遂转变为封建统治权的角逐者。在这场角逐中，项羽具有强烈的旧贵族意识，不善于用人，不能重建统一王朝。刘邦知人善任，因势利导，终于战胜了项羽，登上了西汉皇帝的宝座，建立了汉朝。

芒砀山，古称砀山，又称“仙女峰”，为国家5A级景区，位于豫、皖、苏、鲁四省结合部的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
芒砀山形成于燕山中晚期，面积16平方公里。芒砀山因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而闻名于世，中国第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亦埋葬于此；孔夫子在此避雨讲学留下了夫子崖、夫子山等景观；中国最大的汉墓群汉梁王墓群星罗棋布，传承千年的芒砀山古庙会每年在此上演，是豫东集山水、人文、民俗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楚河汉界，是秦朝灭亡后的楚汉之争时期的历史典故。楚、汉两方曾在荥阳展开长达四年（从前205年到前202年）的争夺战，后双方相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河南省广武山上有一条由南向东北的巨壑，历史上称为广武涧（即鸿沟），这里是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公元前203年，汉军趁项羽东击各地之机，出兵夺取成皋，后屯兵广武，阻楚西进。

蒜头铜壶（秦代，沁阳县官庄村出土），文物外展，没见到，遗憾。从“知乎”上找了这个图片，原物顶部确实呈蒜头形象。

（中）这件玉璧为秦代文物，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泌阳县官庄秦墓，直径15.6厘米，厚0.4厘米。玉璧由青玉制成，体呈扁平圆形，中间透穿圆孔，两面纹饰相同，均为较疏朗平缓的谷纹。整件玉璧材质并不精良，且不注重抛光，雕琢工艺也略显粗放，不同于战国玉璧的华贵。
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战国和汉代属于两个高峰，而秦代是中间的过渡阶段。秦代的遗址和墓葬主要集中在陕西、河南等地，但秦代皇陵和皇室贵族墓葬目前均尚未发掘，出土的玉器数量并不多，亦少见精品。由于秦代历时只有短短的十五年，其玉器风格尚未得到系统的发展，且与战国晚期和西汉初期的玉器工艺和风格极为相似，因此秦代玉器很难辨认。这件玉璧有确切的时代和国别，十分难得。
秦代玉器处于战国玉器向汉代玉器过渡的中间阶段，这件玉璧所刻划的斜格纹中兼有浅浮雕的谷纹，可视为谷纹向蒲纹发展的过渡形态，属于战国遗风。

（右）云纹铁芯白玉带钩，泌阳官庄秦墓出土。

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铁权（前221年，1986年宝丰县商酒务乡古城村出土）。

河南省宝丰县城北12.5公里处，有一个村庄，叫古城村，村北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战国时期，楚国大将曾在这里练兵，筑有古城，名“讲武城”。1986年，村民在古城遗址发现一件沉甸甸的铁器，除去表面包裹着的泥土，器物上凸起的古拙符号，让村民意识到，这并非寻常之物，便交县文化馆收藏，1997年调入河南博物院。
诏书铭文自右往左依次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铭文中的“廿六年”是指秦始皇嬴政执政秦国的第二十六年，也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第一年，即公元前221年，说明秦统一中国后即颁发了统一度量衡器的命令。

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权整体为生铁铸成，器物呈半球状，平底，实心，顶部有一圆拱形桥钮，高15.80厘米，直径25.00厘米，钮长15.5厘米。器身及底部平面大部有斑驳的锈蚀痕迹。半球形表面铸有自右向左均匀环绕一周的铭文，即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铭文为阳文篆体，20行、每行2字（首行3字、末行1字）共40余字，字迹基本清晰可识。

我们把计量长短的器具称为度，如尺子；测定容积、体积的器皿称为量，如 斛、斗、升；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称为衡，如天平和秤。这件铁权是度量衡中的衡器。重量30公斤，相当于秦制120斤，也就是秦制1石的重量。

秦统一度量衡后，颁布衡制“五权法”，即铢、两、斤、钧、石。确立了一石为四钧、一钧为三十斤、一斤为十六两、一两为廿四铢的单位进制，奠定了现代国际计量学的基础。秦推行度量衡统一的措施相当严格。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简《效律》记载，衡石不准确，误差十六两以上，相当于今天的256克，罚一甲；不满十六两而在八两以上，（128克到256克之间）罚一盾。

为保证衡器的精准，秦朝还设立了定期验校度量衡的制度。《吕氏春秋》记载：“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可见人们甚至注意到气候、温度对度量衡标准器的影响，规定在寒暑适宜、昼夜均等的春分与秋分校验度量衡标准器。

一权兼铭诏书唯秦独有，始皇帝推行新政的创举，在世界计量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始皇廿六年诏书权锈迹斑驳，静静地陈列在河南博物院，仿佛向每一位造访者诉说着大秦帝国的辉煌往昔，敦厚质朴的躯体和遒劲的诏书铭文彰显出衡器特有的威严，时刻警示我们统一来之不易，和平来之不易，须严以用权。

楚国货币：① 垂丘金版 ② 陈爯金币 ③ 郢爯金币；
燕国货币：明刀
齐国货币：齐刀
魏国货币：安邑釿圆肩布
赵国货币：“ 襄垣 ”平首布
韩国 货币：空首布、方足布一组
秦国货币：秦半两

刀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铸币之一。其形由春秋时期的农具、手工工具和日常用具——刀演变而成。种类不一，按其文字或形状，有齐刀、即墨刀、安阳刀、潭邦刀、针首刀、炎首刀、明刀、平首刀、直刀等。主要流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燕、赵等国。齐刀是齐国货币。币面文字带“齐”字的，有三字刀、四字刀和六字刀。三字刀为“齐法化（货）”。四字刀为“齐之法化”。六字刀为“齐造邦长法化”。“齐”指齐国都城临淄。币面文字不带“齐”字的，有即墨刀、安阳刀和潭邦刀。刀币由刀首、刀身、刀柄、刀环几部分组成。刀首是划分刀币类型的主要依据，按形状可分为针首刀、尖首刀、截首刀、圆首刀和平首刀。按刀背可分为磬折刀和弧背刀。

布币，因形状似铲，又称铲布，从青铜农具鎛演变而来，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流通于中原诸国的铲状铜币。铲状工具曾是民间交易的媒介，故最早出现的铸币铸成铲状。

布币，春秋早期出现，直至战国晚期铸行并流通的铲形货币。“布”是“镈”的同声假借字，在古代通用。布币是从青铜农具鎛演变而来的。按布币形状划分，可分为空首布、平首布两大类。
布币铸行的地区，主要是周朝的京畿之地，春秋的秦和三晋地区，战国的魏、赵、韩、燕等国，大体相当于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和山东、辽宁的一些地方。出土的分布明显地反映了布币流通的地域性。

圜钱也称圜金、环钱，是一种中国古代铜币。主要流通于战国时的秦国和魏国。圆形，中央有一个圆孔。钱上铸有文字。一说由纺轮演变而来；一说由璧环演变而来。是方孔钱的前身。
“圜钱”是中国战国时期铸行的一类圆形铜质货币，又称“圜化”，简称“环钱”，是我国先秦时期铜铸币四大系统之一，也主要是秦国的铸币形式。圜钱有两大类：一是圆形圆孔，比较原始；二是圆形方孔（由圆形圆孔逐渐演变而成）。

蚁鼻钱是江淮流域楚国流通的货币，是从仿制贝转化而来的。由于楚国的经济、文化比中原各国落后，镈、刀、纺轮的使用也较迟，铜铸币就沿用了仿制贝的形态。蚁鼻钱的形制，为椭圆形，正面突起，背磨平，形状像贝但体积较小。建国以来，蚁鼻钱多出土于河南、江苏。鬼脸钱则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均有发现，1963年湖北孝感野猪湖一次出土鬼脸钱5000枚面文为“咒”字，平均约重4.37克。以出土的地点墓葬和数量上看。蚁鼻钱铸行于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鬼脸钱则铸行于大约公元前4—3世纪的战国中晚期。楚国疆土开始时并不算大，以后疆土逐渐扩大，蚁鼻钱和鬼脸钱的流通范围也随之扩大，逐渐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独立的货币体系。

楚国是战国时期唯一具有金、银、铜三种铸币的国家。楚金币分有字和无字两种，无字者包括金饼、金钣等形制，有字者则按内容划分，其中金钣比金饼多，形状有方形、四角起翘的龟甲形以及众多切割成大小不等的块状碎金。有字金钣上往往钤有方形或圆形印，目前已辩识文字以郢爰、陈爰较为常见，爰为古楚国重量单位，前一字为地名。金钣形制有空心与实心之分，面上的文字均为“陈爰”，通常切开使用。

西汉梁国
汉初，刘邦吸取秦王朝孤立而亡的教训，广封王侯，实行郡国并存的制度。梁国是西汉时期重要的诸侯国之一，是镇守西汉国都长安东边的门户。汉景帝胞弟梁孝王刘武，在“七国之乱”时立下大功，享有“拟于天子”的礼遇。此后梁王大治宫室，广建苑囿，招募四方人才，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诸侯王。刘武死后，五子分封，梁国国力渐衰。 梁国（公元前196年~公元9年），西汉时期诸侯国，位于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南部，都城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异姓梁王彭越被吕后设计诛杀，异姓梁国被废除，彭越梁国都城定陶被废。同年三月丙午，汉高祖刘邦以原梁国（砀郡）疆域增加东郡，重新建立梁国，建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封第五子刘恢为梁王。吕后之侄吕产、汉文帝四子刘揖、窦太后次子刘武先后被封于此。经过多年经营，梁国成为西汉最强大的封国，刘武扩建睢阳城方圆七十余里，在睢阳城以东筑三百里东苑（亦称梁园、睢园、兔园），珠宝玉器多于京师，面积最大时拥有四十八城。梁国名人辈出，贾谊为梁怀王太傅，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都是梁孝王刘武的门客，在梁国主打梁园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睢阳是为汉赋之源。

汉景帝三年（梁孝王二十五年，公元前154年），刘武入朝。当时汉景帝尚未立太子，汉景帝与刘武宴饮，曾经在闲谈时说：“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梁王。”刘武谦虚地推辞。他虽然明知这不是真心话，但心中暗喜。他的母亲窦太后在旁边听到也同样很高兴。
同年（公元前154年），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齐国从未叛变、淮南衡山是在汉武时)反叛。吴、楚联军三十万先攻打梁国的棘壁，杀死数万人。梁孝王据守睢阳城，命韩安国、张羽等人为将军，抵抗吴、楚之兵。吴、楚受阻于梁，不敢越过梁国向西进兵，和太尉亚夫等人相持了三个月。吴、楚破灭，计算功劳，梁国所斩杀俘获的吴、楚军队的数目和朝廷大略一样多。次年，朝廷立太子。后来梁王因是皇上的亲兄弟，立有大功，又受封于大国，据有天下肥沃的土地。其封地北以泰山为界，西达高阳，共有四十余城，多数是大县。
梁孝王刘武“以窦太后少子故，有宠，王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之地，赏赐不可胜道，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梁孝王刘武过着奢侈豪华的帝王般生活，“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衤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刘荣，左迁临江王，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汉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逐其贼，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景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于阙下，谢罪，然后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益疏之同车辇矣。梁孝王三十五年冬，梁孝王再次上朝。上疏想留在长安，汉景帝没有准许。梁孝王回到梁国，意忽忽不乐。北猎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葬于永城芒砀山。自受封至去世，共为王三十五年，为梁王二十四年。史称梁孝王。梁国一分为五，长子买以十八城嗣位。后再削八城。梁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于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壹餐。

四神云气图壁画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永城市保安山梁共王陵出土。
“四神云气图壁画”是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镇院之宝”之一，铺满了展厅一堵墙，着实令人震撼。四神云气图壁画也称为“柿园汉墓壁画”，1987年揭取自河南省商丘市永城芒砀山柿园汉墓的主室顶部，柿园汉墓的墓主人为西汉早期的梁国诸侯王。壁画长5.14米，宽3.27米，整体面积约16.8平方米。壁画主题图案以朱砂红为底色，上面用白、绿、黑等颜色绘有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等四种神禽异兽，以及灵芝、花朵和云气纹等吉祥图案。图中巨龙尤为醒目突出，身呈“S”形弯曲，占据整幅画面的中央，龙身长约7.5米，龙舌卷住一怪兽的尾部，龙身覆满鳞纹，背生有双翼，足踏云气、长枝花朵等。龙舌卷住的怪物为鸭嘴、长颈、鱼身，身覆鱼鳞纹，背生羽翼。下方白虎前爪攀附在仙山上，口衔长枝花朵。上方朱雀长喙啄住龙首的一只长角，长长的雀尾上扬飘摆。四周边框装饰有连线穿璧纹和云气纹等。 中国古代青龙、白虎、朱雀等神兽既表示空间方位，亦可保护生者免于灾疫伤害，死者免受鬼魅的侵扰，为人们心目中的吉祥瑞兽。壁画以图绘神兽等象征汉代人们想象中的天界；以仙山等象征仙人居住的仙境，表达了人们趋吉求福，渴望长生升仙的思想信仰。
西汉时期的墓葬壁画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文化现象，这件“四神云气图”壁画体现了汉人对于自身生命存在的认识，折射出他们的生活状态，流露出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彰显汉代时期人们对生命的热爱。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经济、政治、文化都比较发达。梁国作为西汉的一个诸侯国，地处当时的膏腴之地，西汉梁国国王梁孝王刘武在公元前168年从淮阳迁徙到睢阳，且死后葬于芒砀山，自此以后梁国国王的墓葬选址皆在芒 砀山 。柿园汉墓是芒 砀山 墓葬群中凿山为室的一个，经专家考证，柿园汉墓墓主人是梁共王刘买。在墓室中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其中“四神云气图”壁画最引人注目，壁画长5.14米，宽3.27米，面积16.8平方米，是中国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画面最大、级别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壁画，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

南阳古称“宛”，历史文化名城。西周为申伯国地，城始建于西周宣工时期，距今已有2800余年历史。武当山、伏牛山、桐柏山分别从西南、北、东南三面拢来，围成一个南部开口、周围高、中间低的盆地，这也是称之为“宛”的原因。

南阳是刘秀的发迹地，作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建立东汉后，刘秀将南阳作为陪都。据《后汉书·刘隆传》记载：“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

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本质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中国古典美术艺术发展的巅峰，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汉代画像砖是指在墓室中构成壁画，或者用在宫室建筑上的砖块。汉代的画像砖有空心砖和方砖两种。

画像砖起源于战国时期，盛行于两汉，多在墓室中构成壁画，也有的用在宫室建筑上。画像砖主要用木模压印，然后经火烧制成，也有的是在砖上刻出纹饰。画面的表现形式有浅浮雕、阴刻线条和凸刻线条。其题材可分为画像、文字和花纹等种类，画面内容丰富繁杂。它们不仅是美术作品，记录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实物资料，更是古代绘画和雕刻艺术高度结合的珍品，是研究中国雕刻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

空心砖又称圹砖，流行于河南、山西等中原地区，它是一种大型的长方形陶砖，由于中空，因而易烧、体轻并可防潮，在河南南阳地区出土最多。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载：春秋时，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是齐景公的臣子，勇武骄横。齐相晏婴想要除去这三人，便请景公将两个桃子赐予他们，让其论功取桃，结果三人都弃桃自杀。后用“二桃杀三士”比喻用计谋杀人。

古文：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敌之人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挈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虽然，二子同桃而节，冶专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领而死。（《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

成语“二桃杀三士”由此故事提炼、化用而来。在“二桃杀三士”这个典故中，晏婴巧妙地利用矛盾，不费吹灰之力，不露一点声色，只靠着两颗桃子，兵不血刃就除掉了三个居功自傲的武臣，又不得罪景公，让人不由赞佩他高超的计谋和智慧。同时，三员武将以匹夫之勇，恃才傲物，彼此相互争功，最终自尝苦果，让人唏嘘。从而告诉人们骄狂必惹来众多非议，最终自取祸败的道理。

汉代画像石刻，多为石阙、石室和陵墓上的装饰性建筑构件。汉代人以石作纸，以刀代笔，采用多种雕刻技法，刻出寓意深远、包罗万象的历史画卷。河南汉代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南阳、商丘、郑州、许昌和浚县等地，画像内容不同，艺术风格各异。

角抵是两人相抵较量气力的一种运动，类似于现代摔跤或者相扑，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在黄帝大战蚩尤时，蚩尤的手下便在头上戴着长而尖的犄角，用犄角抵人。这种“以角抵人”的作战方法就是“角抵”的最早起源。
东周时期，每年春天和秋天，政府都会把身强体壮的男丁聚集起来相互较量搏斗技艺，称之为春秋角试。战国时，各诸侯国都设有较武场，角抵是主要的较武戏乐。角抵活动作为尚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在先秦时期极为盛行。
战国时期的秦国，非常重视军事建设，一年四季中，“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也就是说，春、夏、秋三个季节从事生产，冬季农闲时整顿军备，进行射御、角力等军事训练，以增强军队战斗力。这时的“角抵”娱乐特征尚不明显，更多的出于备战和增强战斗力的目的。

（上：拓片）许阿瞿墓志铭画像石被誉为南阳汉画馆的镇馆之宝，属国家一级文物，1973年出土于南阳市李相公庄，是全国独一无二带墓志铭的汉画像石。河南博物馆展出的是许阿瞿墓志铭画像石的拓片。

在这块画像石上，墓志铭共有6行136字，位于画像石左边。从铭文中可以得知，东汉建宁三年，墓主许阿瞿年仅5岁时夭折，全家人极为悲伤。此石的右边刻有画像，分上下两格。上格左边一幼童跽坐于榻上，旁边有铭文“许阿瞿”3个字。许阿瞿前有三个幼童，或托木鸟，或牵引木鸠玩耍；下格为舞乐场面，或飞剑跳丸，或踏盘鼓甩袖而舞、或抚琴吹箫奏乐。由此可以推测墓主人一定是富贵之家的孩子。

许阿瞿墓志铭画像石上不仅雕刻有精美的画像，同时还锲刻有墓主人的姓名和确切的纪年等文字，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墓志铭。

（下：“泗水取鼎”汉画像石）

“泗水取鼎”是汉画像石中最广泛的历史故事题材，关于其内容，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石辟邪，东汉，长150厘米，高130厘米， 1978年河南省许昌市榆林出土。

　　辟邪为汉代陵墓前的仪仗神兽，常与天禄配对。此兽以巨型青灰色石灰岩整块雕凿而成，形似虎似狮，体态威猛健壮。

“斜索戏车汉画像砖”，且全国仅此一件。

这件汉砖孤品上反映的是中国最早的杂技，险象环生的戏车表演。
画面中共有两驾马车，前面马车上，面朝后站立一个艺伎，与蹲在后面马车横杆顶端—个小托盘上的艺伎共同拉起一根前低后高的斜索。

在这条有巨大倾斜度的斜索上，一艺伎胸腰端正、头部前倾，口中衔着一个棍状物，双臂优美地摆动着，她的一条腿优雅地抬起、弯曲，另一条腿直立，身躯仅靠一只脚的脚尖支撑在斜索上，边舞动双臂，边向斜索上端攀登，成为整幅画面中的第一焦点。前车橦杆上端横置一木，横木右端上一艺伎双脚钩木、头朝下倒挂在横木上，她双臂伸展，左右手掌上各托一圆球，左手圆球上蹲一艺伎吹奏着乐器，姿态优美端庄；右手圆球上一艺伎随音乐翩翩起舞。 这个倒挂托举者，成为画面上第二个焦点。画面上还有两个御手，前车御手凝神驾驶，后车御手却是一心二用：一边驾车，一边仰头注视斜索上的惊险。

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于西汉初年置县，两汉交替时，新都侯王莽及其子孙据此37年。汉末刘备屯兵新野７年，曾请出诸葛亮，开启三分大业。所以，新野名门望族故里和汉代城廓建筑遗迹颇多。加之汉时厚葬成风，境内古冢墓葬星罗棋布，地下埋藏着大量珍贵的汉代文物。
据初步统计，全县共有汉代墓群和汉建筑群10多处，地下汉代纹饰砖、古文字砖20000多块，汉画像砖2000多块，其数量之多，堪称“全国之最”。

汉代画像砖虽属陶制工艺品，但它和汉画像石一样都是国之瑰宝，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古代特殊的烧陶工艺，使新野汉画像砖质地优良，不易风化和腐蚀，至今仍画面清晰，浮雕凸现，线条分明。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对圣贤忠烈的景仰，有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也有对人生欢娱的留恋。“斜索戏车”是一块反映汉代高超杂技艺术的模制高浮雕画像砖，由于软索为飞车软索，倾斜角度较大，难度远远超过现代的走钢丝技艺，堪称汉代杂技之精粹。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汉武帝在位的54间年，社会稳定，国运昌盛。《史记大宛列传》说，汉武帝为了夸示国家的广大富庶，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的春天，邀请了许多外国来客，准备了丰盛的佳肴，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赏赐典礼。在宴会进行中，演出了空前盛大的杂技乐舞节目。节目中有各式角觝戏的表演，七盘舞和鱼龙曼衍，还有戏狮搏兽的驯兽等节目。
盘鼓舞画像砖，陶器，东汉文物，长39厘米，宽40厘米，厚4.7厘米。河南新野汉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该画像砖为实心方砖，边角略有残缺，其采用高浮雕手法，刻画出两个正在表演的舞者形象，画面生动而富于变化。画面左侧为一女伎，梳高髻，身着长袖羽衣，秀颈细腰，双臂抬起，舒袖而舞。地上倒覆六盘，女伎一足踏鼓，似在盘鼓间腾跃雀跳，动作轻捷，舞步灵巧，展现轻盈曼妙的舞姿，长袖和裙边随舞飘拂。画面右下角为一伴舞的男舞伎，上体袒露，单膝跪地，一臂前伸，仰视女伎。在画面的右上方还有酒樽和鼎，由此可推测，此画像砖表现的应是汉代贵族宴飨时的舞乐表演场面。“七盘舞”，实际指的就是盘鼓舞。一般来说，盘鼓舞中的盘子和鼓并不硬性要求数量多少，只是根据舞者的喜好和习惯决定。不过从当时的习惯上而言，多数舞者会选择七个盘子和一个鼓，分别象征着北斗七星和月亮。中国古代文献中对盘鼓舞多有记载，见于张衡的《舞赋》、傅毅的《舞赋》和卞兰的《许昌宫赋》等篇章。文字记载虽然生动但是抽象，此画像砖却记录了汉代盘鼓舞的真实形态，弥补了这种不足，是研究汉代舞蹈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盘鼓舞本身的表演难度相当高，舞者既要目视客人，也不能踩到盘子和鼓，而是在其间游走穿梭，如仙女一般游弋于星汉之内，给人以绝佳的视觉美感。对于汉代盘鼓舞，考古专家们遍查资料，并根据画像砖上的图形，为舞者设计衣服，最终将该舞蹈的全部动作进行了还原，并进行了试演。结果不出众人所料，当盘鼓舞“似飞凫止迅疾，若翔龙之游天”演出时，顿时收到了一片喝彩。正如古人在赞美篇章中写的一般，果真是“气若浮云，志若球霜，罗衣从风，长袖交横”，堪称是汉代瑰丽舞步。

百戏宴饮车骑出行画像石，东汉文物，纵70厘米、横180厘米，1987年河南南阳卧龙区沙岗店出土。画像石整体为浅浮雕，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百戏宴饮，右边2人穿袒领宽袖长袍围席跽坐，1人举杯敬酒，另1人拱手致谢，后有侍者捧圆盘站立。中部有2人起舞弄壶，左边3人吹箫、击鼓伴奏助兴，俨然一番热闹场面。下层为车骑出行图，前后两车，车前驭手扬鞭驱马疾驰，后方车上饰华盖，坐尊者，两车前均有执戟的导骑，最前方有一人拱手站立作迎宾状。画像雕刻构图简洁明快。在粗犷古朴中见细致，反映了汉人的生产生活场景，为研究汉画雕刻艺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画像石、画像砖是汉代的历史产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主要用于营造墓室里的墙壁、墓顶、墓门和墓柱等，既是建筑材料，也起到了装饰的作用。它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题材广泛，规模宏伟，具有汉民族的艺术风格。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的数量居全省乃至全国第一，题材十分丰富，手法粗旷而灵动，诸如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天象星宿、车骑出行、舞乐百戏、奇禽怪兽、狩猎斗鸡和楼阁建筑等，堪称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胡汉战争画像砖

尺寸：高33厘米，宽122厘米。创作时间：东汉 出土地：河南新野樊集。

这是一方出土于河南新野樊集的画像砖，是汉代军事题材艺术作品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国古代军事题材美术作品中的典范。

甲第，豪门贵族的宅第。后泛指指豪门贵族。科举考试中的第一等。明清时称进士。

社会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贵族阶层是汉代画像砖生产创作的发起者，同时也是其享用者，因而在现存的汉代画像砖中，反映贵族生活的画像砖图案所占比重颇大，主题也相当多样，如宴饮、巡行、骑射、燕居、庖厨、迎谒、尊贤养老、讲学授经等。画像砖、画像石多在阴宅中使用，主旨是对主人阳世生活的重现，或是在灵魂世界中虚拟的理想生活，但其艺术形象终究来源于现实，涉及汉代贵族生活服、食、居、游各方面。

汉代贵族生活是奢靡的。汉初统治者虽躬行节俭，宫室却豪华至极。萧何曾进言汉高祖：“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深以为然，在宫殿园林营设上不遗余力。随国力日强，此风益盛。上行下效，贵族阶层也大兴华居。三国时期薛综为东汉张衡《西京赋》作注：“第，馆也；甲，言第一也。”汉时，贵室宅第又称为“甲第”，宅邸的华贵紧密对应贵族的财富与身份，《晏子春秋》曰：“君子居必择居。”在画像砖、画像石中，门阙、宅邸、园林形象较常见，多是对贵族甲第的写生。如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出土的东汉凤阙画像砖，阙门左右对称，主阙重檐，两侧有子阙，中间以桥形屋楼相连接，构成门楣；前主阙，中门楣，后子阙，不同层次的砖体堆叠拉开了门阙之间各部分间的远近关系，门内虽空空如也，却因此呈现出幽幽的纵深感，不知庭院深深深几许。另一河南郑州出土的双凤阙画像砖，画面中心高大的常青树两侧，耸立着两座重檐四阿顶的四层阙楼，阙上凤鸟是此类题材画像砖中的常见要素，寓意富贵祥瑞。《白虎通义》认为：“阙者，所以释门，别尊卑也。”阙是宅院的脸面，彰显主人的社会地位和富有，汉以前，阙为天子雉门与各国都城城门，而在汉代，即便无官阶的普通贵族也可建阙。不过，如此砖上所塑的深庭壮阙，现实中也仅高层贵族有实力享有。

（右）“上人马食大仓”画像砖。

东汉（25-220）河南许昌市出土。

长45厘米，高16厘米，厚8厘米。画中间有一阙门，中间立一持戟门吏。阙右为仓楼，呈干栏式建筑式样，底层离地较高。仓楼旁有常青树，树上栖鸟。阙左侧为行进中的轺车，马蹄飞扬，鬃毛飘逸。车上置华盖，乘两人，前御后乘。轺车上方有题榜“上人马食大仓”。其中“大仓”也称“太仓”，指天国的粮仓。山东汉画像石上也有类似的题榜，如“此中人马皆食太仓，饮其江海”等，意指墓葬主人及服侍主人的人马都能就食于天上的粮仓，享受天国的待遇，反映了汉代人对死后升入天国的精神向往。 字圣 -- 许慎
许慎（约58~147年），字叔重，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 汝南 召陵(今 漯河 市召陵区)人。师从贾逵，博学经籍，精文字训诂，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历经21年著成《说文解字》十五卷。这是我国第一部以部首检字、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文字学专著。

《说文解字》的“六书”理论
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载：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

“六书”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古文字构成规则的概括和归纳，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假借指的是后来衍生发展的文字的使用方式。 灰陶彩绘双联仓：

农业发展产生的粮食储存需求，催生出仓楼这种兼具多种实用功能的建筑，形成了下层为粮仓、上层为围廊式楼房的建筑形式。

陶廪。 绿釉陶水榭（后排左一），东汉中晚期文物，陶器，高53厘米，横长45厘米，纵长45厘米，池径40厘米。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

汉绿釉人形柱陶楼（后排右一），东汉，高144厘米，面阔43厘米，进深47厘米。1954年河南省淮阳九女冢村汉墓出土。

此楼系三层四阿式方形建筑。第一层正面设有廊，廊后为藏室，门前有“八”字形梯道，其上立一守门俑，下有四个长衣宽袖女俑。陶楼的第二、第三层均在腰檐上立方柱承托平座，平座中央设卧榻，四角用裸体人柱。
陶楼各层檐下均施云形雀替和变形斗拱，特别是侧檐下雀替相连，可能是后来骑马雀替的雏形。楼顶正脊中央饰一只口衔绶带的凤凰。
这件陶楼装饰所用的人形斗拱和裸体人檐柱皆为头梳双髻的儿童形象，特别是柱上裸体人形，还具有明显的两性特征，胸部乳房突出，下部有男性生殖器，反映了汉代的宗教观念。从一层藏室和楼上有卧榻来看，这应是一座多用建筑。这种形制在汉代陶楼中并不多见。

豪强地主在战国、秦时就产生了。他们利用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姓，兼并土地，实际控制乡村社会。西汉汉武帝以后，豪强地主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治权力体系，成为与国家体制结合的强势社会阶层。
在新莽政权末年的社会动乱中，豪强地主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们纷纷"起坞堡，缮甲兵"，称霸—方。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豪强大地主，南阳、河北等地响应刘秀的人，也多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强地主，刘秀就是在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下登上皇位的。

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强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霸一方，抗拒政令。他们既不愿放弃自己的割据武装，又无力建号立国。刘秀对他们一方面用武力征讨压制，一方面又尽量安抚，这使东汉初年的地方豪强拥有很大的势力。他们散在郡县，威福自行，权势胜过官府。
39年，刘秀颁布度田令，在全国丈量土地亩数，核实户口。这一政策的目的有二：一是限制豪强大地主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二是掌握确实的名籍和垦田数量，以增加赋税收入。度田令在实施过程中受到豪强大地主的抵制。

州郡官吏畏惧豪强，反而借度田之名残害百姓，"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赢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
刘秀以度田不实的罪名，处死了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和其他郡守十余人，这更激起豪强大地主的反抗，"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刘秀剿抚并用，把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往他乡，给予田宅，度田却也不了了之，豪强地主的势力未被根本削弱。

豪强大地主势力的经济基础是他们的大田庄。田庄这种生产结构在西汉末年就已经形成。光武帝外祖父南阳樊重的田庄，高楼连阁，陂池灌注，竹木成林。田庄里有耕地300余顷，还放牧养鱼，经营丝麻手工业，自制各种器物，所需皆能自备。田庄内部“闭门成市”，基本生活所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必仰赖田庄外面的市场。
东汉时期的豪强大地主更是广占田地，大量包荫人口，以田庄的方式进行经营。东汉崔宴所著《四民月令》记载了田庄经营的情况：田庄土地面积广阔，种植粟、粳、稻、麦、豆等粮食作物，胡麻、苴麻、地黄等经济作物，瓜、韭、葱、姜、蒜、芋等蔬菜，还广植松、柏、桐、梓、漆、枣、桑、竹等林木，饲养各种牲畜。还有养蚕、缫丝、纺织、染色、制鞋、制药、制蜡、酿酒、酿醋、作酱、制糖等手工业，以及加工制造农具、兵器的作坊。

田庄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基本都是自己生产，是一种具有很强自给自足特点的经济形式。豪强地主多聚族而居，利用宗法血缘关系，纠集宗族亲戚。田庄内主要的劳动者是对豪强地主依附性极强的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
徒附主要来自破产农民，宾客也是一种依附农民，但其成分比较复杂。在田庄中，奴隶的数量也很多，地位最低下。宗族、宾客、徒附不仅要向豪强地主交纳收获物半数以上的实物地租，还得无偿为田庄主服劳役，如砍伐林木，修治陂渠，葺治房屋等。

在田庄里，豪强地主既是田庄主，又是族长。在年终节令里，全族男女老幼及族姓外的依附者，都要向族长举觞祝寿。而族长也在一定的时节，"存问九族"，"振赡贫乏"，使田庄内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关系笼罩在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关系的面纱之下。
这种大地主田庄，在东汉大量存在，“豪人之室，连楼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东汉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不是作为赋税流入国库，而是为豪强地主所攫取。所以，东汉经济的发展，并未能为东汉王朝带来像西汉那样统一强盛的局面，而是表现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定。

大地主田庄内还拥有私人武装。豪强地主把依附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建筑坞堡，平时巡警守卫，战时则随田庄主作战。从出土的一些东汉农夫角和持盾武士俑来看，两者衣着完全一样，都佩戴环首大刀，表明当时依附农民和私兵的身份是一致的。这些私人武装，史书称之为"部曲"或"家兵"。
据《四民月令》看来，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设的，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的。这种私兵是维持地域社会秩序的支柱，是国家镇压职能的一种补充，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又能转化为公开与中央政府对抗的割据武装。东汉末年豪强地主武装割据局面的骤现，根源就在于此。

东汉沿袭西汉的任官制度，实行察举制、征辟制和任子制。察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其具体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采取特征与聘召方式，选拔有名望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政事。公府与州郡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制度。任子是高级官吏可以保举其子弟为官的制度。东汉时期，随着政治的腐败，大族出身的官吏们为了把持政权，扩大本家族的利益，互相推荐亲属故旧，察举制成了豪强大姓沽名钓誉、安插私人的工具。公府与州郡的辟除，为公卿牧守发展个人势力开了方便之门，而士人为了做官，也投靠依托权门。这样就发展成一种私恩的结合。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两者间形成了特殊的隶属关系，形成了一个个以某一家族为中心的政治势力。

东汉私人讲经之风盛行，在大小官吏之间产生了一种人际从属关系，也是官僚士大夫集团形成的一个重要途径。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特点是世代相袭，父子相传，这种经学世袭的情形被称为"累世经学"。有些高官也以传经相标榜，以提高门第威望。受业者以弟子自居，转相传授，弟子的弟子则为门生。

授业经师与弟子、门生之间往往又有荐主与故吏关系，大小官吏、上下级之间，由此又涂上了一层师生关系色彩。有些人的子弟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通过经学人仕，形成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如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这些人世居高位，累世传经，大批故吏、弟子、门生出于其门下，因而成为士大夫集团的领袖。 彩绘陶院落，陶器，东汉文物，通高84厘米，长130厘米，宽114厘米。1981年河南淮阳于庄汉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彩绘陶院落整体分为两部分，主体为三进四合院建筑，由前院、中庭、后院等组成。另一部分为田园，田园中部有一水井，灌溉沟和土埂清晰可见。

前院正面居中开双扇门。门外两侧为彩绘人物壁画，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
由二门进入中庭，为三进陶院落的主体建筑。门楼的两侧有相对的四层三重檐角楼，回廊环院落一周，与中庭二层相连接，形成复道体系，充分显示出汉代庄园的封闭性。
中庭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建于高台之上的庑殿顶楼阁，是整个陶庄园的最高建筑，应是主人娱乐和休息的场所。主楼二层前面设有平座，置栏杆，可供人远眺，鸟瞰全院。

总的来说，彩绘陶院落模型是河南出土的形制最大、内容丰富的建筑模型，既有庭院高楼，又有水沟农田，并且还绘有着色壁画，整组模型结构严谨，形象逼真，是当时社会庄园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其平面布局讲究，是廊院制的经典之作，为研究东汉时期的建筑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此外，彩绘陶院落内部建筑中，多用赭石、红等色彩施以彩绘，区别不同建筑物；院落外墙上有多幅色彩斑斓的壁画，内容为主人出行拜谒场景。与西汉一些绘画表现的死后成仙升天的场景不一样，这也构成彩绘陶院落属于东汉时期的一个标志。

七层连阁彩绘陶仓楼

此楼高192厘米、面阔168厘米，由院落、主楼、配楼和阁道四大部分共31件单体组合而成。院落三面围墙位于主楼之前，中间是可开启的长方形大门，内卧一陶狗．大门上方两端有对称的双阙和罘恩。主楼整体造型为下大上小的七层，配楼为一高台式单檐四层建筑，整体造型为下小上大，依次排列。阁道有两面坡式脊顶，量空横架在主楼与配楼第三层之间。令人惊叹之处在于此器物通体用白、红、黄等色彩绘制成几何图案，虽然经过了千年的风雨侵蚀，仍旧能看出当时绚丽的色彩。1993年河南省焦作市白庄6号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这件连阁式陶仓楼规模宏大，设计精巧，结构复杂，主楼与配楼挺拔秀丽，又有阁道横架，巧妙地连为一体，正是汉代“复道行空”高超建筑技术的真实写照，彰显出中国古代造型、绘画和建筑艺术的完美融合，是目前发现的层数最多、最高大完整且最具代表性的汉代建筑明器，国宝级文物。

庄园经济生产和生活的缩影，多数反映到了明器上，随葬的院落等可谓是墓主人生前真实生活的写照。另一方面，汉代厚葬之风盛行，统治阶级墓中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几乎包括人生前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的器物和器具。特别是到了东汉时期，为随葬专门制作的器物模型——明器逐渐增多。

三杨庄的汉代农庄，再现了躬耕于黄河岸边的汉代农人生活。手工业和科技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如冶铁、造纸、纺织、制瓷以及医学、天文学等。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外经济、文化交往不断加强，中原地区成为世界的商贸中心。 “囷”是古代的一种储粮设备。我国古代储存粮食方式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储于地上，一类储于地下。地上储粮，往往因地制宜，或因公、私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形的叫做仓、廪；圆形的为囷、囤。这件囷形制简朴，塑造手法写实酷似真物。用陶囷从葬，表明墓主生前的富足。 陶仓是两汉时期常见的丧葬明器，其出现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秦墓，汉时形成规制并走向兴盛，魏晋后逐渐衰落。陶仓的造型源于古代存储粮食的地面建筑，具体形状和造型因时代、地域环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粱米万石”带宇灰陶仓（左二）
仓高41.6厘米，口径10厘米。灰陶质，圆柱体，直口，平沿，圆肩，柱状腹，平底附三蹲熊足。口上承覆钵式盖，通体饰四组凸弦纹，腹侧有朱彩隶书“粱米万石”四字。
“小豆万石”带宇灰陶仓（左三）
仓高41.6厘米，口径10.2厘米。整体呈圆柱形，直口，平沿，圆肩，柱状腹，平底附三蹲熊足。口上承覆钵式盖，下部一侧有圆形镂孔，通体饰四组凸弦纹。腹侧有朱彩隶书“小豆万石”与下部圆形镂孔相应。
陶仓发展特点
墓葬中出土的陶仓明器分为圆形、方形等不同形状，设计之繁简各不相同。《吕氏春秋·仲秋纪》高诱注“圆曰囷，方曰仓”，简单区分了不同形状陶仓的名称。如今学者们往往将圆形陶囷和方形陶仓统称陶仓。圆形陶仓形制简单，平面呈圆形，上有出檐或不出檐顶，分有盖或无盖，腹部呈筒状，底部有足或无足。两汉时期的陶仓多见仓顶，顶部多出檐，以悬山、歇山及四阿式形态为主。有的陶仓还设置天窗、气孔等利于通风散热、防潮防虫的设施。为了适应南方潮热的天气，有些陶仓仓底还使用数根立柱支撑，形成干栏式结构。
方形陶仓主要指仓房与仓楼，平面呈方形，有较为规范的屋顶、瓦垄、房梁、门窗等。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陶仓的形态进一步复杂化和写实化，陶仓房、仓楼由此出现。陶仓房是平面为方形的立方体储粮明器，造型较陶仓更为繁复，不仅有屋顶、房脊、挑梁等细致真实的建筑构件，还时常绘有网格状纹饰，用以竹篾编成的网格，抵御啄食粮食的飞鸟。随着东汉时期庄园经济的发展，形制更为复杂的陶仓楼出现。陶仓楼指带仓的陶楼，一般有连阁和院落，楼层普遍高于两层，上有屋顶，楼上开窗。

绿釉羊圈和磨坊，东汉生活场景的再现。 “灭火东井”陶井（左二），明器，流行于汉至南北朝时期。井台有圆形或方形，多有装饰图案。一般井口装有滑轮支架，并系有绳索及陶罐。这件河南偃师出土的陶井上刻有“灭火东井”铭文,表现的是用于消防的专用井。 作为与墓葬制度联系紧密的俑像，是汉代雕塑艺术中的重要门类。与秦代兵马俑相比，汉代俑像则主要塑造的是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且形象更生动活泼。 西汉早期俑像性质和秦代兵马俑相似，多是用军阵来送葬的模拟物，但在规格上要比秦俑小得多。沿袭秦的风格，造型比较呆板，主要是用整齐的阵列向人们展示为死者送葬的森严军阵。除此之外也有彩绘女侍俑，模制烧成陶后敷涂色彩，轮廓线条流畅优美。艺术造型超出军阵陶俑，富有生活情趣。渐至东汉，这种侍仆舞乐俑成为主流，兵马俑不再出现。造型对象转为舞女，侍仆，农夫和市井等。造型艺术也由呆板变为生动。 这些动物陶器，真的栩栩如生，制作精良。 汉代绿釉与瓷器有本质差别，这还是一种着色的陶器。绿釉是一种含铅量较高的低温釉，呈色剂为铅的氧化物。汉代绿釉陶器，其釉比较凝厚、润泽。
右：四神纹饰彩绘带盖陶壶，陶质贮藏器，西汉时期文物，通高47.6厘米、口径18.3厘米、腹围102厘米。1953年河南省洛阳烧沟汉墓发掘出土。

四神纹饰彩绘带盖陶壶顶部带有球面形状的壶盖，敛口且塑长颈，腹部圆鼓，线条流畅。颈中部微收细、圆腹、折曲状高圈足，边缘折平。腹肩部一周围绘有一组汉代盛行的四神纹白虎纹、云气纹饰图案，其纹饰造型、构图特征明显有四神纹饰的形象。有对称的饕餮纹饰鋪首造型，壶身底部为平底带座，体型流线、浑厚笃实。这件四神纹饰彩绘带盖陶壶的铺首为仿青铜兽面饕餮纹饰，由目、眉、角、鼻、耳、躯干、尾、腿、足9个部分组成。两耳竖直，尖端部位向内弯曲，中间加以点纹，上部中作弧形，弧形内作交叉细线纹，眉毛和鼻子连在一起，两侧面颊向内卷曲。呈圆目，鼻子下方还有实鼻形状。饕餮纹饰为二里冈文化期至西周早期盛行，并非是现实中的动物，是神话传说中的神灵之物。常装饰于器物的腹部、颈下，作为主题纹饰出现，在其应用衰落后，一般出现在器物的耳部和足部。

彩绘陶壶器身所绘制的主题纹饰可见白虎和云气纹饰。虎的造型做昂首阔步姿态，双耳竖起，虎身斑驳的毛皮纹饰十分形象，虎目圆睁、警性灵动、神异威武、驱疫辟邪、栩栩如生，虎面部表情描绘的十分传神。虎身上部和正前方绘制一组反映天象的云气图形，云形曲线流畅飘逸、洒脱，强调纹样的流动感，描绘的技法更加趋向于中国画中的大写意，线条勾勒的准确精炼。可见图四彩绘复原图的整体效果，虎背淡涂赭彩，并不是纯白色的，同时也印证了它是一只神虎的说法，神虎纹饰常常出现在西汉时期的墓葬中，有神虎食旱魃壁画为例，神虎耳部造型偏长高耸。由于器身所绘制的图案部分下面均涂白色而成整体白色粉底，加之描绘的神虎形象，更加接近四神仙境的画面，故此处视虎为瑞兽白虎，同时例证了白虎纹饰造型是汉代四种神灵之一。这只白虎的图形保留至今仍十分清晰，更显珍贵。

四神瓦当，王莽四神瓦当共四块，每块大小、分量基本相等，瓦头为圆形，直径18厘米；瓦筒呈半圆形，长10厘米。在瓦头上，分别是“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四神”在古代分别代表天上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星宿。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四神”的明确记载。在古代传说中，白虎同青龙、朱雀、玄武合称“四神”。四神在古代又叫作四象、天之四灵，属于远古星宿崇拜的产物。在古代常作为纹饰使用，既表现方位，也寓意祥瑞。河南博物院馆藏的四神瓦当，便表现了它们的神气模样，呈腾跃状。瓦当上的白虎似在长啸，长尾高扬，动感十足。
西汉四神瓦当，出自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直径16-19厘米，边轮宽2-2.1厘米。四神由来颇早。远古时期，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不理解，以为有动物能呼风唤雨，主宰宇宙，心中产生崇拜，部落奉为图腾。商代，人们把天空四方的星象组成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以后作为方位或地域概念。到汉代，四神也被视为武力的象征，并出现在宫殿装饰瓦当及铜镜上。四神瓦当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又有驱邪除恶，镇宅吉祥的含义。其造型考究，体现了工匠们的高度智慧和艺术才情。 瓦当是建筑用的一种陶制品，周代人们便发明了瓦。西周中晚期周原（今陕西扶风）上的建筑已经有瓦当使用。战国时期，城市建筑业的日益发达，随之引起了砖瓦制陶工艺的发展。瓦，即具有圆弧的陶片，用于覆盖屋顶；所谓“当”，据解释：“当，底也，瓦覆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比于檐端，瓦瓦相盾，故有当名”瓦当是瓦的头端，在实用上，既便于屋顶漏水，起着保护檐头的作用，也增加了建筑的美观。最初的瓦当是半圆形的，称半规瓦，秦代的瓦当由半圆发展为全圆形。而汉代，则流行用圆瓦当。汉代瓦当的制作较战国时期更为兴盛。著名的宫室建筑，大多有烧制砖瓦的陶窑，进行专门设计和生产。瓦当图案的题材多种多样，基本以祥瑞纹样为主，有动物，卷云和文字纹等几种。 左：“关”字瓦当。为西汉函谷关门楼所用之瓦。函谷关初建于战国时期，为出入关中的门户，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东起点的第一道关卡。西汉中期,函谷关被迁至河南新安。

右：“汉并天下”瓦当，西汉，直径17厘米。西汉瓦当，陶质。此瓦当面“汉并天下”4字凸起，篆书体。《汉书·贾邹枚路传》记：“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又《董仲舒传》中言“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汉并天下”有称耀之意。

龙柄铜鐎斗：

鐎斗是汉唐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器物，它兴起于汉代，盛行于六朝，至唐代趋于消亡，有铜、铁、陶、瓷四种材质。现代汉语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鐎”这样的金字边写法，有文献记载，鐎斗又名刁斗。龙柄鐎斗，线条优美流畅，造型简约大方，柄部雕刻着一只龙首，长柄不仅方便了人们的使用，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鐎斗据器形不同，用途各异。一般认为多用于温羹，属饪食器一类。鐎斗釜形腹三蹄足，柄自腹部平出向上折，柄尾呈龙首形状，铸造精美，器形美观实用。

直柄铜鐎斗：

一般是附长柄的盆形器，下附三足，也有带流的。柄端常作兽头形。或说又名“刁斗”，古代军中“昼炊饮食，夜击持行”。盛行于汉及魏晋时代。直柄鐎斗宽沿外侈，柄直接连接在腹部上端，实用性很强。一般认为可用作行军器具。

刁斗：

铜质，有柄，能容一斗。体呈盆形，下有三足细柄向上曲，柄首常作成兽头型，口部带流。军中白天可供一人烧饭，夜间敲击以巡更。

《方言》卷十三：“（铫）无升（缘）谓之刁斗。”

戴震疏证：“刁，本作刀。

《史记·李将军列传》：‘不击刁斗以自卫。’

《集解》：‘孟康曰：以铜作鐎器，受一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名曰刁斗。’”

杜甫《夏夜叹》诗：“竞夕击刁斗，喧声连万方。”

“星河连塞络，刁斗兼山静。”——高适《同吕员外酬田著作幕门军西宿盘山秋夜作》

（上）提梁三足铜壶，西汉时期，征集。【汉代铜器,包括各种容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用具、兵器、乐器、度量衡器等。和商周时代相比，礼器大减，生活用品的种类和数量增多，而兵器则因被铁器取代而不断减少。

（下）朱雀纹扁铜壶(西汉，新蔡县出土）

这种设计已经接近现代水壶的标准了，还有提链可以便于外出携带。更让我感到诧异的是提链又再连接到壶盖上，壶盖就不易丢失了。古代设计的人性化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右）广平五升铜鼎，高15、口径18厘米，东汉，河南淮阳出土
说明：该墓出土的九鼎为四件陶鼎与五件铜鼎所组成，其中铜鼎样式掩口及腹中部起一周凸棱的做法为西汉时期铜鼎典型制法，但是上腹的窃曲纹与足内侧扁平做法又是仿自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的铜鼎风格。陶鼎的形制和纹饰与铜鼎全同，应是仿铜鼎之作。根据同出器物，可知这套鼎是王莽时期托古改制，以《周礼》作为恢复古制的依据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的产物。由此得知，王莽改制实在是后世对于先秦古制最为深切的一次缅怀。史书记载：“王莽建国元年铸一大鼎，高一丈。其文曰：‘建国鼎’，莽自书，埋之渐台。又作一鼎，其文曰：‘君臣之鼎。’並小篆书，三足。”

（上左）十二地支神兽博局铜镜，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

（上中）舞乐车马出行铜镜，汉代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昭明铜镜，汉代时期。“篆隶”是一种篆隶相参,半篆半隶的字体,是汉代铜镜铭文中独创的一种美术书体。石阙构件，两面刻画。正面分为三层：上层刻乐舞表演，一人长袖起舞，一人倒立，二人伴奏。

（上右）十二辰博局铜镜，新莽时期（公元9年——公元23年）。

铜镜由镜面、镜背、钮、钮座、内区、中区、外区、边缘、铭带、镜铭及主题纹饰等组成。形状有圆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八角形、亚字形、桃形、钟形及有柄圆形、有柄花叶形等多种。铜镜的正面一般微凸或较平，用玄粉和白旃磨擦光洁明亮后，供人使用。背面一般铸纹样，无纹样者称素背或素镜。钮在镜背的中央，有孔可供系带或手持，有柄的铜镜没有钮，常见的钮有桥形、弓形、弦形、半球形及兽形等。钮座是紧连钮的装饰，有圆钮座、方钮座、花瓣纹钮座等。边缘指镜背的最外缘，靠近钮的部分为内区，靠近边缘的为外区，中间为中区。铭带指铸有铭文的部分，呈条状、环状等。镜铭指镜背上所铸的铭文。主题纹饰指镜背的主要纹饰，如铸有叶脉纹的叫叶脉纹镜，铸有禽鸟纹的叫禽鸟纹镜，铸有十二生肖纹的叫十二生肖镜，铸有七角星的叫七角星纹镜等。

白虎星座画像石，东汉文物，南阳县出土，高60、长138，厚40厘米，画中刻一白虎, 昂首翘尾, 疾步云端, 虎前有六颗星, 分二组,横三竖三，虎体下排列有三颗星, 构成了西宫白虎星座图像。

天象图是汉代画像石中常见的题材，我们祖先最早的生产活动主要是畜牧业和农业，古代先民需要观测天象、掌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用以制定法历来指导农牧业的发展，因此我国的天文学是自然科学中较早发展起来的一个学科。汉代天文学家把周天恒星分为二十八宿，以东、西、南、北四方为“四宫”，并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神来命名，每一个方位分区七宿。其中“参宿”是白虎星座中的主要星宿。画像石上的白虎星座虽未刻全七宿，但白虎物象上的参宿是显而易见的。虎身下三星，据其相对于虎身的位置，从左至右应为天狼、九游、土司空三星。这些神秘的天文图像反映了汉代人民丰富的天文知识，展现了汉代天文学的卓越成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74年，在河南洛阳北郊一座北魏墓的墓顶，出土了一幅绘于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的星图。整个图幅的直径约7米，朱色绘出300余颗星辰，并用符号区分了恒星大小，用直线联接诸星，以表示中国星官，容易识别的常见星官有北斗、紫微、紫微左垣、紫微右垣、太微左垣、太微右垣、轩辕、北河、南河等，最明显的是北斗七星，中央是淡蓝色的银河贯穿南北。

1974年12期《文物》杂志，刊登了洛阳博物馆撰写的《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一文，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与北京天文馆的调查结论，认为：该星象图所列的星象，不仅代表了一个象征性的星空，也是一个当时的实际星空。
陈遵妫先生在其出版於1980年的《中国天文学史》书中指出：该图中的“银河纵贯南北，波纹呈淡蓝色，清晰细致。星象呈小圆形，大小不一，共有三百余颗；亮星之间附有连线表示星宿，但未列名称。单个星象可能是作陪衬之用。”
“此图时期定为北魏，则此图当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时代较早、幅度较大、星数较多的一幅星象图。它比苏州石刻天文图早约七百年，比新仪象法要星图早约五百年，比敦煌星图早约四百年。”

马钧（生卒年不详），字德衡，三国时期曹魏发明家。扶风（今陕西省兴平市）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最负盛名的机械发明家之一。
马钧年幼时家境贫寒，自己又有口吃的毛病，所以不擅言谈但却精于巧思，后来在魏国担任给事中的官职。马钧最突出的表现有还原指南车；改进当时操作笨重的织绫机；发明一种由低处向高地引水的龙骨水车；制作出一种轮转式发石机，能连续发射石块，远至数百步；把木制原动轮装于木偶下面，叫做“水转百戏图”。此后，马钧还改制了诸葛连弩，对技术进步做出了贡献。

“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长安或洛阳，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起点是以国都为准的，西汉时期起点在长安（今西安）；东汉时期起点在洛阳，期间丝绸之路第一次延伸到欧洲。魏晋南北朝有洛阳、长安、平城、邺城等多个起点，还一度以建康为起点；隋唐为大唐西市、开远门
和隋唐洛阳城；北宋为开封。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元、明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陆上丝绸之路的起源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为开始的，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中，将这个行为称之为是“凿空”。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沟通，不仅如此这条丝绸之路的贯通，使得当时东方文明汉王朝与西方文明罗马帝国之间有了一丝联系，而罗马也成为这条路上的终点。永元九年（公元97年），西域都护府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虽然被安息所阻，但此后罗马帝国使臣却先后五次通过丝绸之路前往汉朝。随着汉王朝的覆灭，丝绸之路的交通断绝。不过根据历史可以考证的是，最晚一次罗马帝国试图与中国交流沟通是在公元284年，其后唐代旅行家杜环曾通过西域诸国，前往西亚和欧洲游历，最远到达了东罗马帝国。唐代也成为继汉代以后维持丝绸之路最久远的时代，随着大唐覆灭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由此也酿成了中西方文明之间的阻隔。

事实上从唐王朝覆灭以后，随着五代十国时期的乱世，两宋时期虽然开创了又一盛世，但由于两宋疆域大幅度的缩减，对西北地区无法掌控。商业的繁荣，客观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直至明清时期闭关锁国，使得海上丝绸之路也走向了衰落。马可·波罗所处的时代是13世纪，按照时间分析，如果想要来中国，完全可以走海路。事实上当时马可·波罗一行人最初选择的也是走海路交通。

北魏的陶俑具有胡人形象的逐渐增多。一直到唐代这一东西方交流的高峰期，这种趋势都是在延续。宋代其实已经转向海上航路，不再以陆上为主了。

有关陆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建议可以去欣赏一下《丝路花雨》。

《丝路花雨》是中国自1979年起首演的大型民族舞剧，由《丝路花雨》创作组编剧，是以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敦煌壁画为素材创作的。它歌颂了画工神笔张和歌伎英娘的光辉艺术形象，描述了他们的悲欢离合以及与波斯商人伊努斯之间的纯洁友谊。《丝路花雨》曾先后访问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深受好评，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2017年5月，大型情景舞剧《丝路花雨》在敦煌大剧院常态化演出。 四种宗教应为佛、道、儒以及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长期的分裂割据时期，北方各族割据政权之间、民族之间、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江南相对稳定，得到持续开发，经济相对发展，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依次南迁，是民族大融合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广为传播盛行。

我并不赞同把儒与佛、道并列为“三教”，儒叫做“儒学”更好，我认为儒只是文化思想的一种，并不属于宗教范畴。

莲花在中国文人心中被赋予了纯洁、高贵、素雅等多种内涵。佛教传入之初并无偶像崇拜，通常情况下都会以莲花、手、脚印等来喻佛并进行供奉。

莲花和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如佛、菩萨的底座都是莲花台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和出家人淡泊名利、追求清静的修为完美契合。特别是以莲花来命名的佛教典籍；《妙法莲花经》（也称法华经），在我国汉地很早就已经开始流行，据此可以看出莲花在佛教僧侣心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因此莲花又被视为“佛门圣花”。

莲花砖的出现说明当时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已非常盛行。

不是有这句诗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邓州南朝彩色画像砖出土于河南省邓州市张村镇学庄村西南的一座南朝刘宋时期的墓地。这批画像砖自1957年12月出土后轰动考古界，是中国工艺美术考古的重大发现。这些画像砖上的画像种类多样，大体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现代人了解南朝社会的实物标本，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画像砖现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

仪仗出行画像砖

主要表现墓主人出行的场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军事统治者，出行必有仪仗卫队，仪仗必有管笳鼓吹，喧嚣的场面彰显着主人显赫的身份地位，蔚为壮观，声势浩荡，前鼓后吹，光耀于路，夸耀人前，威慑百姓。用曹植的话说这叫：“鸣笳开路”。出行类画像砖的内容以牛车为中心，包括仪仗出行、鼓吹乐舞、盔甲战马、执棒武士、供献仪仗、牛车步辇、贵妇出游、仕女出游等。

供献画像砖
画面为四人疾步前行，前两人双手托着博山炉，炉盖已掀开；后两人双手托盘，盘上置伞盖，流苏飘扬。

天马画像砖
画面为一匹飞行的天马，马首、龙身、虎爪，身生羽翼，昂首翘尾，奔腾在云海之上。天马也是古人理想的升仙工具。将其刻绘在墓葬中，当是墓主灵魂升仙的坐骑。整个画面极具动感。

武士画像砖
画面为4个疾步前行的武士。其中两位手执长盾，肩扛环首刀，还有两位腰挎矢箙，肩扛长弓，均不戴冠，以帛结髻，穿袴褶（kù zhě，汉末兴起的一种骑服，南北朝时盛行），并于膝下束袴。《宋书·礼志》云：“袴褶之制，未详所起 ，近代车马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志”。可见南朝军队之戎装，也是当时平民之常服，与当时士大夫之褒衣博带、高冠大履的装束形成鲜明对比。

铠马画像砖（最下）

据说当年出土时，砖面着黑、红、白、绿彩，色泽鲜艳。
前一匹彩绘黑色的骏马，马首套络头，缨穗上扬，马尾绾结，马身披银白色具装疾走，身甲和搭后俱全，甲片刻画细致逼真，马臀部的护甲上还附着长羽毛作为装饰，形似扇面，华丽壮观。
后一匹赭色马，抬蹄作腾空跃起状、嘶鸣。马首鬃耳间着花饰，鞍辔齐全，障泥（用于遮挡尘土的东西）垂马腹两侧，马尾飘逸。
两位御马武士身材修长，头戴小冠，身着两裆（背心），腰束带，下身穿缚裤，双手执缰奔走。武士形象坚定自信，威武昂扬；战马矫健有力，马具画工精细，马铠结构完备，刻画清晰。与牵马彩绘画像砖为一组。

郭巨埋儿画像砖（左上一）
此砖位于墓室东壁第7柱。画面反映的是“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郭巨为了养活母亲，决定埋掉年仅3岁的亲生儿子，及掘地三尺，见黄金一釜，上有字曰：“天赐黄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夺，民不得取”。其结局当然是母得以厚养，子免于死。图中树木葱郁，郭巨作挖土状，其妻怀抱幼儿立于对面，中间一釜黄金点明了故事的结局。这一荒唐的故事，被列为历代宣扬的所谓“二十四孝”故事之一。

贵妇出游画像砖（左下一）

此砖为墓的封门砖，已无色彩。画面中有四人，前两人身材高大，头结高髻，着短衫、长裙，披帛绕肩束腰外飘。其中一人手执团扇，俨然贵妇形象。后二人身材微矮，头梳丫形髻，衣着与前二人同，其中一人怀抱茵席，当为婢女。

飞仙画像砖

两仙左右相向，两仙间以一立于莲花之上的香炉为隔，香炉口上又是一朵莲花。左一仙人手捧莲花，两仙人裙带向后上下飞舞，刻画了一羽化升天的飞仙形象。

南朝 运粮画像砖（下中）

两个运粮的武士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前面一个牵马，往前做飞奔状，后面一个做辅助状，非常形象。

东汉·绘彩陶百花灯
通高108厘米，底座直径50厘米
灯由灯盏、灯干、灯座三大部分构成，泥质灰陶胎。灯顶上部为一只昂首展翅欲飞的彩绘朱雀形灯盏；灯干部、平底灯盘口沿和壁处各有四个圆孔，交替插入10支曲枝灯盏和9条细长龙；灯座象征着群峰环抱的山峦，山峦中塑有跪坐俑、拉弓欲射俑、抱子俑、骑马俑等，动物中主要有羊、兔、蝉和兽等，另外还有4棵常青树，挺立在山峦之中。这些人物、动物以奔腾跳跃或坐卧蹲伏的姿态展现在山峦之间。
汉代灯具造型大多取自吉禽瑞兽形象，寄寓了汉代人祈求幸福、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美好愿望。 造像，指基于宗教信仰而制作的崇拜对象。古时为生人、亡人或己身祈福，多有于僧寺或崖壁间镌石成佛像，也有以金属铸造成的铜造像。

河南博物院藏二佛并座像（右上一）。此像为北魏时期青铜铸造。在佛座上有二佛并肩结迦趺坐，高螺髻，面目清晰，有身光和圆形头光，阴线刻的衣纹繁缛细密，两肩和胸部衣纹呈阶梯状排列，垂于两侧，极具线条感，双手在腹前施禅定印。莲瓣形火焰纹背光上端，还铸有一半身佛像，形象与二坐像相似，也有火焰纹背光。整个造像形象秀丽、简朴，堪称北魏时期造像精品。在方形四足座上镌刻有“太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佛弟子李思为父母造佛”二十字铭文，“太和”为孝文帝拓跋宏的年号，“太和十一年”即公元487年。从铭文可知，自称佛家弟子的李思为其父母祈福所铸，是一尊纪年精确到年月日的铜质造像。时过境迁，中国第一个佛教文化发展高峰已悄然远去，李思是谁？他是什么人？这些显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历经千余年的信仰犹存于心，并且还会继续传承下去。

北齐（公元550-577年）七佛铜造像，征集。

北魏永平三年（510）弥勒佛铜造像（右上二），新乡博物馆征集。

北魏孝昌二年（526）骆道明造像，征集。 北魏（公元386-534年）田延和造像，淇县城关出土。 北齐天宝五年（554年），高海亮造像碑。襄城县出土。 北齐天宝十年（558）刘绍安造像碑，1964年新郑出土。 北魏（386-534年）赵安香造像，郑州红石坡出土。 刘根造像碑系嵌在一座砖塔上的铭记。内容分三部分，中为线刻释迦说法图，左右为“佛弟子刘根四十一人等敬造刊记”和题名。其造像人物刻画细腻传神，书法工整茂密，俊逸爽朗。 龙门石窟我前几年参观过，大规模的石刻佛像让人叹为观止。可见，佛教的影响在东汉到南北朝时期已广泛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 386年，北魏建立，佛教大范围流行。与392年，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国教在同一时期。宗教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