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清华园的缘分

老孙

第一个在国立大学里设立国学研究机构的吃螃蟹者是北京大学，时间：1922年。名：国学门。多年后，清华大学设立了名头更大的“国学研究院”。说来有点不相信，它的推动者不是清华人，而是在北大当教授兼《国学季刊》编辑的胡适。

万事皆有因果。胡博士之所以这么做，理由有三：其一，他是“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其二，清华是“庚子赔款”设立；其三，当时的清华还只是学校，正准备改制升大学。于是敏感的胡博士“极力向清华师生极力宣传‘中国办大学，国学是最主要的’ ”主张。瞌睡遇到枕头——清华人欣然接受胡的主张，随之国学研究院诞生，时间定格于1925年春夏。也正是这个国学研究院，成就了陈寅恪与清华结缘。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个特别机构，不与大学部直接关系，教学目的锁定在培养日后“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招生对象也不仅限于大学毕业生，但凡具有经、史、小学根基，且热爱国学的人均可报考。设立的学科有：中国历史、哲学、文学、文字学、语言、东方语言及音乐诸门。授课方式分“讲课”与“专题研究”两种。“讲课”每周一至二次；“专题研究”，由学生选题，再由特定导师指导，包括读书、写论文。当学生选定导师后，便以“专从请业”，亦可请多位导师同时指导。这种导师制教学风格其实并不是清华臆造，而是直接仿效牛津、剑桥的成规，自然有了兼取中西之长之意味，在中国教育史上且莫说是民国，乃至现在都是创举。

吴宓是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首要任务就是聘任好理想导师。胡适、梁启超、章太炎乃最初入围人选，而最终定夺的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陈丹青绘《清华国学院》左起 赵元任 梁启超 王国维 陈寅恪 吴宓】

第一位到校的导师是王国维（1877—1927）。担任的课程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和“礼仪”。研究生的研究范围包括：上古史、经学等。

第二位是梁启超（1873—1929）。教授指导的课程有：“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等。

第三位是赵元任（1892—1982）。专授“语言学”、“苏州方言调查”等。

陈寅恪是最后到校的导师，时间是1926年7月。他先后开设的课程有“佛经翻译文学”、“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指导研究生的范围包括：“古代碑志与外族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以及“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代有关系者之研究”等。期间陈寅恪有个著名的“三不讲”原则——“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直接导致上他的课有相当困难。据一位研究生回忆：

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突厥文、西夏文及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

台湾大学原教授许世瑛说，陈先生总是穿棉袍，外加皮袍子，有时再加皮马褂，但他身材瘦小，并不显得臃肿。身体看起来很孱弱，但很少闹病。

1927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遇到了最意外的打击，6月2日导师之一的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王、陈都以研究边疆史著称，治学方法也有些相近，是“风谊平生师友间”，彼此“明昌夜话，对泣数行”。陈对王的学术总结也非常到位：“取地下之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死后陈有挽词、挽联。两周年，国学研究院于其忌日（六月二日），在校内竖了一碑，以示纪念。碑在现清华大礼堂左前方，第一教学楼和第二教学楼间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地方。碑文由陈寅恪撰文、马衡篆额，全称《海宁王先生之碑铭》。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陈寅恪最著名文化遗产，为后人称道。

1929年2月17日不到56岁的梁启超也下世了，头两年因病停课，回天津养病。他的逝世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无异于灭顶之灾，四导师忽失其二，对课业的影响不言自明，再加上赵元任导师又常年在外调查方言，讲师李济也常年在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研究院实际上只剩下陈寅恪常川了。亦曾拟增聘章太炎、罗振玉、与陈垣为导师，马衡为讲师，由于种种原因只有马衡应聘，章、罗、陈未至。维持了4年的国学研究院非常可惜又无奈地结束了。陈寅恪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缘分自然终结，但与清华的缘分仍在继续，转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为两系的研究所开题课，延续其教育生涯，直至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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