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水照缁衣：上海的月亮

黄家利

原创 李木生

图片 网上

制作 黄家利

《月光在鲁迅的生命里》共由九篇文章组成，将陸续刋发，敬请关注。

▲上海的月亮

上海的月亮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惯于长夜过春时》

月亮，终于照临着鲁迅最后十个年头的生命。

他曾经那样热爱的民国，正在充满着杀戮并急速地滑入专制的道路；而受着压迫的共产党人的星火，却在一点点地燎原在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战争之中；老的敌手变幻着层出不穷的敌意与诬陷，层出不穷的新的攻击者，更从同一营垒的左右甚至背后施以冷箭暗箭；爱的河流失去了疑虑与不确定的旋涡，潺湲地汇成庸常但却渊深常新的湖泊，而病痛的魔手，却又无情地将这样一个最热爱生活与最会工作的人，一步步拽进死亡的深渊……只有月亮带着儿时的光泽深情地跟随并照抚。

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国人大多以硬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视之，从而忽略了鲁迅生命中阴柔的月光。

倒是邻国的日本，《阿Q正传》与《藤野先生》比中国还要普及，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而且将鲁迅的《故乡》收入在初中三年级国语课本中。

日本的作家们更是扎堆看到了鲁迅的月亮。太宰治的《惜别》里，让鲁迅遇到了一个“冻僵的西伯利亚的月亮”，佐藤春夫则在鲁迅去世的当晚，便写下《月光与少年》的悼文。

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个《鲁迅跟月亮和小孩》，增田涉这样回忆：“有一次夜里两点钟的时候，我走过他所住的大楼下面，只有他的房间还亮着灯，那是青色的灯光。

透过台灯的青色灯罩发出的青色的光，在漆黑的夜里，只一个窗门照耀着，那不是月光，但我好像感到这时的鲁迅是在月光里。”尤其是那个名叫井上厦的日本作家，直捷地写出一个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剧本，名字就叫《上海月亮》。

剧本开始就以鲁迅的口吻抒怀：“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月亮。

有月亮的晚上，把书房的灯熄灭，沐浴着从窗户照进来的蓝色的月光，我可以就这样静静地一直坐下去。另外有月亮的上海街道的宁静也很绝妙，就像清澈的河底一样的街道，一切脏的、丑的东西全部消失了。仿佛只剩下好的、美的东西一样。

”剧本中鲁迅的月亮高高地悬着，“我从小就喜欢月亮，那种感觉要远远超过太阳……在上海夏季的一天。时间是月亮升起的时候……在月亮下好像能看到动物的骨头一样的东西的船上……我们一家打算看完中秋的月亮后就搬回我们自已家去（给母亲信）”。

而剧的结尾，鲁迅竟如李白一样地对月举杯：“鲁迅接过酒杯，大家一起干杯，然后大家对着高高地挂在天空的月亮举杯。不久，舞台上只剩下月亮了。”

上海的月亮，对于鲁迅，首先是与青年的生命有着血脉般的关联。

1931年6月14日，是个无月的日子，鲁迅写有两首《无题》的七言绝句，离左联5位青年作家被杀害于上海龙华才仅仅4个月——

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

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

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

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

这天是农历四月二十九日，鲁迅却看见“石头城上月如钩”，更看见“雨花台边埋断戟”，只有“所思美人不可见”。鲁迅痛着的心在流着血。

1933年2月7日的日记载：“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记念。

”这夜是农历一月十三，有着将圆的月，可是青年们的鲜血，仍然让月光下的鲁迅悲愤难抑，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与《记念刘和珍君》成为辈辈唤醒与点燃的姊妹篇。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北洋军阀，用青年们的血，印证他们的残暴；而今，通过北伐而取得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又在蹈袭北洋军阀的旧途，再次用青年们的血见证他们的残暴。不只是北京，1927年的广州，鲁迅就经过一次幻灭。

在上海，鲁迅的幻灭只是对专制的国民党政权的幻灭，他悲哀于历史的重复：“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个“无写处”的中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杀了革命者，却又绝对不让说，封锁一切消息，否则便会有接着被杀的祸患。封锁的起意处，已经让鲁迅犀利地看到这个以刀与子弹维持统治的国民党政权的虚弱，还有他们内心深处的自惭形秽，以及那种以光明为敌的阴暗。

“现在的统治者也神经衰弱到像这武官一样，什么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布置了比先前更进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却用着更厉害的流氓手段：用广告，用诬陷，用恐吓；甚至于有几个文学者还拜了流氓做老子，以图得到安稳和利益”（1931年7月20日暑期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还记得烈士别样的痛楚：来自同一阵营的、以“左”的面孔“革命”的面孔出现的责备与攻击，一种悖离人性的攻击：嫌这个人之子在乡下多花了些时日去陪了双目失明的母亲。主张“壕堑战”的鲁迅，面对鲜血、尤其是青年的鲜血，从来没有沉默过。

他可以改换曲折的方式去表达与揭露，但他绝不妥协、绝不沉默，“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他是在以自已的文字，为这个民族挖出一个能够从窒息中得以呼吸的孔道之前，1932年10月12日，农历九月十三，也是在一个朗月之夜，他写下过《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之后，1933年6月20日记，有“午季巿来，午后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殓”。

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该同盟1933 年1 月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成立。迎着暗杀，鲁迅又写下《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不仅发出被压迫者的声音，他还要怨鬼毒蛇般与压迫者纠缠不已。

1936年3月11日日记有“为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

白莽即殷夫，五烈士之一，鲁迅的手上就悉心保存着《孩儿塔》的手稿。

手稿里，也有月亮，“你们的小手空空/指上只牵挂了你母亲的愁情/夜静，月斜，风停了微嘘/不睡的慈母暗送她的叹声”。

增田涉说“月亮和少年——在月亮一样明朗，但带着悲凉的光辉里，他注视着民族的将来”，鲁迅是将这些青年们当作自已的孩子一样，期待着也寄托着民族的未来。这个序言，一再地感动着无数的人:“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

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有了鲁迅的序，逝去的白莽的《孩儿塔》，终于等来了出版的一天，1958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撰序之后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月圆之夜（农历三月十六），鲁迅再次写下长达七千字的《写于深夜里》，谈到到处都是死地的地狱状的中国：“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抬头看看窗外，一地惨白的月色。”

但是国民党统治者，在一个一个地封死这些呼吸的孔道，不仅用监狱与子弹，还用酷刻的书报检查制度。鲁迅的上海岁月，就是在这种封锁、挖掘、再封锁、再挖掘之中耗尽生命的，封锁不止，挖掘不已。他1933年的两部杂文集的名称挺有意思：《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伪自由，当然就是没自由，“‘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之所以投稿……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伪自由书>前记》）。

《准风月谈》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在日本侵略、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一个政府却只允许谈论风花雪月，多么混账！这是一个无法限制与规则的灵魂，他不仅在成书的时候将那些众多的删刈一一恢复并加上黑点，还在这本书的前记中留下历史的举证。

▲小说集，E.札弥亚丁等著，鲁迅等译。1932年10月20日付排，1933年1月1日初版

上海的鲁迅，还会将自已的月光，照进一部又一部的译稿中。那些译稿中的月亮，虽有着异国的情调，却又带着些中国的颜色。

我挑出那些其中的月光在这里，作为“上海的月亮”的补充与参照。

译苏联理定的《竖琴》，“春天到了。三月的月亮在辉煌。他张了眼睛，躺着。风无所不吹拂。雅各·勃兰想了。悲伤了。

却镇静。做了诗。竖琴在风中吟哦。

吹响了弦索。”译》札弥亚丁的《洞窟》，“外面大概是月亮罢——是我的月亮啊，还记得么？……不，外面并没有月亮。低的，暗的，阴惨的云，简直好像圆天井一般，而凡有一切，则是一个大的，寂静的洞窟。”鲁迅这样介绍《竖琴》：“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蕴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最初时候的周围的生活……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

”鲁迅到沪不久，去上海暨南大学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就讲到过俄国与苏联文学，讲到俄国作家因不满与批判而被杀掉脑袋，“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他反问道：“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并举叶遂宁和梭波里为例，“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译与重印日本《拾谷虹儿画选》，拾谷虹儿说：“于悲凉，则画彷徨湖畔的孤星的水妖，于欢乐，则画在春林深处，和地碉相谑的月光的水妖罢。

”鲁迅在说“作者现在是往欧洲留学去了，前途正长，这不过是一时期的陈迹，现在又作为中国几个作家（指叶灵凤等人抄袭虹儿的作品）的秘密宝库的一部份，陈在读者的眼前，就算一面小镜子，──要说得堂皇一些，那就是，这才或者能使我们逐渐认真起来，先会有小小的真的创作。

”止庵评论此事说：“这是最见鲁迅个性的：为戳穿一个剿袭者，竟专门编印一本书，真乃嫉恶如仇，且不惮费时费力。

”配合画选，鲁迅还一并译出蕗谷虹儿的诗，如《旅人》“一见天上月，乘云入黑暗/ 便念旅途郎，天涯在流转”；《月光波》，“月，从煌煌的大空，将那光的网，投在地面上。

/我的心，战栗于这海底之夜，舍深重的体质，而浮游于月光/月呀！将那光的网，赶快，赶快，收上去吧……将我，我的心，献在你今宵的收获里”。

“月亮刚刚上升，阴暗处这才笼罩了它的光辉；一切东西，立刻全都朗然晃耀了”——这是乞乞科夫最后出场的场景。

最让鲁迅耗费生命甚至是伤害身体的，就是翻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给黄源信，“不料译起来却很难，化了十多天工夫，才把第一二章译完，不过二万字”；给曹靖华信，“这书很难译，弄得一身大汗”；给胡风信，“这几天因为赶译《死魂灵》，弄得昏头昏脑，我以前太小看了，以为容易译的，不料很难，他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译果戈理，颇以为苦，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

九十多年前，果戈理在给普希金的信中说：“这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一定要把整个俄罗斯反映出来。

”九十多年后的鲁迅，熬去生命的精华，盗得批判与讽刺的火来给中国的醒者未醒者，也为艰难探索之中的中国文学树起一个可资学习的样板。

而鲁迅的翻译，正与他的创作等量齐观着。看他的日记，虽寥寥数字，却见实绩，1935年3月24日“夜译契诃夫小说三篇讫，约八千字，全部八篇俱毕”，这年6月2日“夜译《恋歌》讫，一万二千字”。

这些，全是在苦熬着翻译《死魂灵》之间，真是一个为了盗火而不要命的普罗米修斯。

有时，想想鲁迅的伟大，没有一点虚张声势，全都与国家与民族的苦难息息相关，又一一落在具体的细微处，平凡自然地一一落在具体的细微处。

“俯首甘为孺子牛”，其实可以改为“俯首甘为妇孺牛”的。

对于他们唯一的儿子海婴，虽然多了麻烦与吵闹，也向北京的母亲诉苦抱怨，甚至期望他赶快到二十岁好让他的媳妇将他领走，但这些报怨与诉苦，是一种爱呢，并含某种骄傲。

“怜子如何不丈夫”，那首《答客诮》，饱满着永不凋谢的父爱。而对于女性，从母亲到许广平，再到无数个她们，鲁迅总是捧出一副热的心肠。而他给萧红的《生死场》与《淑姿的信》所写的序言，就铺满着融融的月光。

▲金淑姿

淑姿姓金，浙江金华人，很小时与程鼎兴一见钟情，14岁开始书信来往。结婚后被去上海的丈夫长期抛于家中，1931年悒郁而死，年仅23岁。

程鼎兴回家为妻料理后事发现大宗淑姿写给他却无法发出的信，心疼而忏悔，整理遗信决心出版，并托同在上海北新书局工作的同事费慎祥，转请鲁迅为金淑姿的《信》写篇序文。

鲁迅不辞辛苦，竟然以骈文形式写下这篇在鲁迅文字中独一无二的序言：“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有鲁迅序，书即畅销且热议纷纭，以至鲁迅在给杨雾云的信中不得不剖白一番：“那一篇四不像的骈文，是序《淑姿的信》，报章虽云淑姿是我的小姨，实则和他们夫妇皆素昧平生，无话可说，故以骈文含胡之。”岂有半分含胡，近四百言，疼惜追悼之意溢于言表——朗月之下，“觉天人之必圆”，却只能“遂凄恻而令终”。

空余一个人间，让“洁白娇柔的月光，淡淡的照着”（金淑姿诗《春夜的花园》）。

▲鲁迅与萧红。萧红在民国女作家里，长得不漂亮，文采也不见得最好，却在史上留下一笔，这与鲁迅的直接帮助是分不开的。

萧军《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生死场》，都是在鲁迅的校阅修改甚至誊抄推荐、并分别为之作序之后出版面世的。为萧红的《生死场》写完序，已是1935年农历十月十九日的深夜，天上的月亮又在圆着她的脸庞。而书中的月亮，却是“弯月如同弯刀刺上林端”。

等到王婆服毒与“小金枝来到人间才够一个月，就被爹爹摔死了”，而乱死岗上，“天黑了！月亮也不来为孩子做伴”。

在这样月圆的夜里，鲁迅向着上海与全中国的读者这样介绍着这位一生飘泊的女性与她的《生死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

不到一年，鲁迅就永远地走了。

等到萧红离开日本东京来到上海万国公墓的鲁迅的坟前哭泣与落泪，已是1937年的1月，天气正与心情一样地阴冷着——“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萧红《拜墓诗》）。

当她写下“在所有纪念鲁迅的文字中……是最生动，最隽永，最富有人性温暖的”《回忆鲁迅先生》（林贤治语），已经到了1939年9月22日，正是月亮半圆的时分。

文中，萧红记下鲁迅与两个外国女子的关系，“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莱，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她记下鲁迅踢鬼的故事，“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月亮恒久，生命短暂，热爱月亮并在月光里工作了一生的鲁迅，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0月22日，在七八千位上海市民的送别下，鲁迅被葬于虹桥的万国公墓。覆盖在棺木的白旗上，写着“民族魂”三个黑色大字。

从5月18日日记“夜发热三十八度二分”起，至6月30日，鲁迅险病重起，以至6月20日至29日连日记都不能写记。如6月3日给唐弢信，“我病加重，连字也不会写了”。但他似乎在与病魔作殊死的搏斗。“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

其间，时颇虞淹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

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

”7月17日致杨之华信，让可见鲁迅对于生死的放达态度与对于那时“左派”们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让我低回咀嚼良久——“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

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8月1日，日记有体重的记载“85·8磅”，约合78斤，是那时至今中国最有分量的一个重量。

虽死亡之影频频逼近，鲁迅还在以生之念迎死而上。

8月15日，有几行《答世界社信》，“我的病其实是不会全愈的，这几天正在吐血，医生连话也不准讲，想一点事就头晕，但大约未必死”。

16日给沈雁冰信竟有“肺病而有吐血，本是份内事”之语。9月3日，他与母亲信说了实话：“肺病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是这病。”9月5日，终于写下遗嘱式文字《死》，近两千七百字之多，而最先表达的，还是“要赶快做”。倒是对于多多的怨敌，则毫不犹疑地决定：“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赶快做。10月15日，写《半夏小集》，致曹白信，致台静农信；16日，写《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并记日记；17日，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致曹靖华长信；18日，日记只有两个字“星期”，致内山完造信。

最后那一夜的最后几点钟里，痛苦不堪、虚弱不堪的鲁迅还要一次次地艰难地抬起头，看一眼再看一眼斜靠在床脚边的广平。

给他揩汗，先生又一次次抓紧广平的手。这一次次的紧握，是告别，又是想握住亲人的手增加一分和死亡搏击的力量。但是，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这个连老天都不舍的鲁迅与世长辞。

1996年10月，我曾写下《鲁迅十题》，第七题是《鲁迅之死》，里面有这样的话：“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民葬。在当局的阻止中，仍然有数万名各阶层的百姓，前往上海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瞻仰悼念；在警察的戒严中，仍然有一万多人，自动排成送灵的队列，前往虹桥路的万国公墓送葬。青年们自动组成治丧办事处，青年们自动抬起盛着导师的灵柩。我们应当记下当年的抬棺的青年们的名字。

他们是：胡风、巴金、黄源、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肖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青年们自动地为先生守灵。第一夜，有黄源和夫人许粤华，第二夜，这对年青的夫妇还在守灵。三十多个小学生，夹着书册石板来看先生了。

有一个衣服褴褛、腿有残疾的小学生，向着鲁迅的遗体鞠躬，鞠躬，一连鞠了七个躬才红着脸走开。

守灵的肖乾哭了，他说：‘如果先生这时醒转过来，他将怎样热烈地抱起那个微跛的孩子。’有一个叫王尘无的青年，久得肺病，咯着血，也强支病体来到殡仪馆哭祭先生，一年之后，便也随先生而去了。这个最不怕死的人，也许是最不愿死的人。”

“墓穴填平了。暮色降临了。伟大的地之子终于回归了大地。

可是，当人们陆续走散，便只余一片茫茫、沉寂的荒原……这时，西天竟出现了一弯微红的新月！陪伴他的只有这一弯新月！月亮，正是他所喜爱的。

在无边的夜色里，它放着淡的光辉，但却是纯净的、唯一的光辉……”（林贤治《人间鲁迅》）

而这个照着鲁迅墓地的新月，可否正是绍兴那“深蓝的天空中挂着的一轮金黄的圆月”？长眠的鲁迅，是在遥望还是回归？

▲鲁迅遗容(寓所卧室)   沙飞摄  1936年

3月7日，致沈雁冰信就有：“礼拜一日，因为到一个冷房子里去找书，不小心，中寒而大气喘，几乎卒倒，由注射治愈，至今还不能下楼。”“几乎卒倒”，病情已见险恶。才过10天，3月17日，给欧阳山、草明的信，“气管痉挛，突然剧烈的气喘……现在好了不少，每天可以写几百字了”。重病着，笔不放下，却还要受着自已阵营周扬们的攻击。

“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这是4月5日给王冶秋的信中的话。

此信说到左联“实做的少，监督的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

至于这些工头们另外组织的作家协会，鲁迅决裂般地表示：“我是决不进去了。”

惯于独自作战的鲁迅，大病之中，持笔走着自已的路。

4月7日日记“夜作《写于深夜里》讫，约七千字”。

在这七千字的长文中，他看见名叫人凡的青年正“抬头看看窗外，一地惨白的月色”。

5月15日，告诉曹靖华，瞿秋白厚达七百页的《海上述林》上卷已排完，“下卷刚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