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游击战争的特殊性和规律性 （侯方岳）

木人

云南游击战争的特殊性和规律性

侯方岳

一、三大法宝同步发展浴血奋战几次大动员工农知青三结合

1941年秋，新的一届中共云南省工委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三大法宝：建党、建军、统战工作同步进行。又遵照毛主席指示“五四”战略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同时执行周副主席指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勤服务，以深人群众，扩大统战，准备建军，建立山区秘密军事根据地”，“如果日寇侵入云南，中共党员绝不能跟随国民党军逃走，而是发动工人、知识分子下到山区，联合爱国民主人士和各族农民，从武工队开始，发动游击战，建立根据地。不要怕与中央、南方局失掉联系；只要建立了较巩固的根据地，中央、南方局一定派人来与你们联系”。

云南省工委接受前届省工委移交下来的160余名党员，尚有几十入，情况不明，未移交下来，遵照南方局指示，进行逐个审查，同时传达上述中央和南方局一系列指示。1942年日寇侵入滇西德宏、腾冲、龙陵，省工委紧急调干部到专、县、乡镇，控制许多中小学据点，扩大统战，开展农运，普遍学军事，储备武器；并指派干部学习无线电和医务。通过勤学、勤业、勤交友、勤服务，党员在云大各系、级、班提高了威信，进入合法社团、掌握多份壁报，进行耐心细致深入的宣传，使群众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在联大民主堡垒得到巩固时，也动员一批高中毕业生考入云大，秘密建设云大堡垒，争取了许多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支持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争建联合政府的主张，进行普遍的宣传。1944年双十节，在昆女中广场召开六千人群众大会的声势，压下了特务制造的纸炸弹爆炸的恐怖，揭露了国民党的卑鄙阴谋。路南县群众驱逐了极反动的县长许安良，并为他立“遗臭碑”，迫使许多县长收敛罪恶。群众运动高潮是斗争推动起来的。

1944年冬，日寇从湘桂侵入到贵州独山，更彻底暴露出国民党的独裁、腐败无能，又推动了民主运动的高潮。我党除加强城市民主运动领导外，特抽调大批干部去宣威、沾益、陆良、昭通、巧家、会泽、嵩明、建水、石屏、峨山等县训练中学生到农村积极开展农运，储备武器，还指定专人和农运骨干，冒着大风雪视察宣威农村武装基地，下达坚定任务，一定要建立农村秘密武装部队，否则不得回城市。

1945年，我们经过精心筹备，组织了2万多人的“五四”纪念会、文艺晚会和反独裁争民主的示威游行，通过各大中学代表会，成立或改造了各大中学学生自治会，并进而成立昆明学生联合会，公开领导青运工作。9月下旬我党侦悉蒋介石准备发动军事政变，龙云不听劝告、不设防，但张冲、杨治廷听劝告，五华山有充分准备，杜聿明率5万大军3天攻不下五华山，后来施放毒气才攻下西华洞金银库。龙云经宋子文调解，才屈尊就驾。五华山警卫营按我党计划，换便衣潜出昆明，连夜奔回圭山、西山，成为我部精干战士。我党通过护国元老，开展“驱逐杜聿明运动”，驱散了白色恐怖。继之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斗争激化，酿成“12·1”惨案。“12·1”运动揭露了蒋帮罪恶，打退反苏反共逆流。经110多天浴血奋战，3万多师生参加四烈士出殡游行、发葬，打走大刽于手李宗黄、关麟征。在大胜利中，我们明确指出：城市斗争的胜利，只是第一次下农村进行血战的动员，派了大批经过浴血奋战的青年下乡。并通知各中学师生，准备参加游击战。

1946年夏，特务扬言：联大北迁后，要“血洗昆明”。当时省工委有两种意见：一是民主堡垒北移，无力抵抗，干部都向国外和边疆撤退隐蔽，二是依靠云大暗藏的堡垒，坚持抵抗，浴血奋战，打退逆流，以保“12·1”运动的胜利果实；方岳被迫向周副主席写专门报告，请转报中央、希望全国支援，中央同意了方岳意见。“李闻惨案”相继发生，方岳通过李长猛、蒋永尊等组织学联，迅猛反击。周副主席在南京上海迅速揭露蒋介石的反动罪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动员全国、全解放区全力支援，经50天日夜奋战，打败蒋帮顾祝同、霍揆彰、张镇、唐纵四将军，使其被迫赔礼道歉，公审枪毙凶手（行刑中途换人替死），撤职看管霍揆彰。这就是第二次大胜利，锻炼了上万人，也是第二次下乡展开武装斗争的大动员。周副主席通知方岳赴渝，向西南分局吴玉章等汇报了李闻惨案时我党巧妙顽强的奋战经过及云南人民武装起义方案。

1947年夏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秋天的“救济贫病师生助学募捐运动”都是省工委书记与方岳共同策划的。10月29日书记飞沪，方岳一人独挑重担。11月1日卢汉、何绍周照发警告，联合捕人，斗争立即转入“人权保障运动”，几日间共捕27人，绝大多数是非党员。方岳不得不亲自出面，动员护国元老包围卢汉，再以学联名义分别以不同语词致书卢汉与何绍周，婉劝其悬岩勒马，莫蹈李宗黄、关麟征、霍揆彰后辙，释放被捕人员；发动被捕人员亲属探监、送饭、送寒衣，争取管狱员宽待无据政治犯。侦悉黑名单，即分批分路组织秘密撤退，无一落入敌网。同时指挥宣威、陆良已于六、七月开始的游击战，处理滇东临时工委书记蒋永尊遇害的重大问题，听取旅缅特支联络员王子近汇报。15日嘱王子近即去仰光说服朱家璧、张子斋等20余人回国，赴弥勒西山参战。这是第三次干部、知识青年与工人下乡参战的动员。

1947年12月12日，省工委书记自沪归来、方岳汇报了人权保障运动经过，已有半数被捕人员获释，其余10余人尚待争取出狱。12月25日，王子近又回到昆明，报告朱家壁等20余人，愿回国到滇东参战。书记与方岳偕王子近于12月30日去建水，约同新参加省工委的张华俊，召开第一次省工委扩大会议。书记传达了中央指示、全国形势，要求云南全省展开游击战，牵制更多蒋军，以利解放军战略大反攻。方岳再一次讲云南分四大战区，分期分批起义。议决：张华俊与王子近率武工队随马帮去普洱、磨黑，迎接朱家璧等20余人，于1948年2月10日到弥勒西山、张华俊中途停步，王子近1人带几个武装人员去磨黑。朱等沿途拉了30多支枪，迟误20天，28日到西山。3月8日祁山到宜良会晤方岳汇报。方岳传达省工委指示：迅即组织三山主力突围到龙海山休整后，诱敌去罗平歼灭，再破师宗，继攻邱北，再破广南。但我8个大队被诱去桂、入越，患疟痢损失。但第三支队打破强敌围剿，挺进滇东北，支援宝山、播乐大队起义，歼灭滇东逾半之两大恶霸集团。广南大队在广南、西畴、麻栗坡三战三捷、歼敌三营。活捉少将，岳世华武工队和平解放马关。继之第三支队又解放罗平，扫平“四路诸侯”后。再解放师宗，永琨支队北上，解放坚城会泽，从而扭转全滇东战局，掌握了主动权。1948年秋，滇南、滇中起义，1949年春夏秋，滇西起义。“西进支队”挺进保山、临沧。八千里，横扫54县，游击战和运动战遂遍及全省。

二、云南游击战争的特殊性

1、云南地处西藏高原东侧坡的云贵高原，西部和西南部的大半省是横断山系，东半省也多高山深谷，大山与小平坝相间。各地经济自给。山区野菜根茎可食，不易饿死人，有利于打游击。蒋邦中央军集中滇东，但不能分布到每一县之乡镇。西部、西南部无蒋军，各专区保安队仅一个营。东部敌人统治力较强。但我们充分发辉了主观能动性，从滇东北，滇东南首先发动了武装起义，滇南晚一年，滇西晚了两年。百万大军渡长江后，除昭通专区因特殊原因与卢汉妥协外，游击战与运动战基本上遍及全省。

2、民族众多，有25个少数民族。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致使各民族间隔阂深、疑心重。但培训出各民族干部，将汉族革命干部成批带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战斗，长期以优良言行影响他们，一旦疑虑消除，各民族就能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宁愿牺牲自己甚至全家，来保卫共产党员。如会泽彝族金绍清全家6口，为保卫共产党员被杀死绝；又如路南蒲草村被杀13人，毕恒光、杨治廷、龙于湘、童绍尧等彝族干部都壮烈牺牲。

3、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从原始的农村公社、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封建地主制直到买办官僚资本。社会经济总体落后，文化低，接受革命理论困难较大。但只要善于作好统战，争取各民族各阶层，暂不触动落后制度，集中一切力量建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特务罪行的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征兵、征粮、征税以反内战，即可化阻力为助力，结成“反美蒋统一战线”。

4、经过1945年“10·3”政变，新上台的卢汉集团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仅暂缓和，但在野的军、政、文教、工商人士反蒋情绪更高，而卢汉集团并非统一体，也有左、中、右乃至顽固派，只要善于分别对象，耐心争取，可减少对我军、我党的危害；最后争取了卢汉率两个保安军起义。但我少数指挥员有时丧失警惕，是被保安军打死的。工人出身的模范团长李承华是保安军背信弃义突然偷袭打死的。除一般战斗各有伤亡和元江大围歼战外，到1948年底我们全歼敌军4个营（大队）、1个团（总队），其中只有1个加强营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其他全是云南保安军，可见我军与保安军战斗如何激烈。蒋介石集团26军都是抗日时期留下的老兵痞，宁死不投降，不当俘虏。至于我军壮大之后，卢汉起义前几个月，曾送给我们一部分他们换下不用的旧武器，也是我方事前作了重大让步，不打他的老巢昭通。他才给的。除了“昭通九县不发动游击战”，还保卫他的巨大财产，保卫他的生命绝对安全(他的贴身警卫员李富、警卫团长李焕文都是中共秘密党员)，使蒋帮暗害他的阴谋不能得逞。

5、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组织，仅限于城镇，除在少数县区外，深入农村不牢；亲蒋恶霸势力只占极少数；我们争取了全县性的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参加领导，也争取了多数乡绅的中立或同情，特别是争取了较多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支持。

6、民间枪支多。机枪、精良武器当然掌握在豪绅手中，亲蒋帮的也只占极少数；大部分是力图自保。多数中农也有枪支。起义时又依靠张冲、何现龙、杨体元、温培群、李和才、刘士纯、范嘉乐等的部分枪支，由于指挥正确，不难夺取大量武器。

7、中共党员虽少，1946年10月也只及四川百分之十。但是比较精干，在昆明等城市，我们团结大中学师生三四万人参加爱国民主反内战运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很坚定。经过“12·1”运动、“李闻惨案”、反美抗暴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人权保障运动……等浴血奋战的锻炼，联系广大群众。发展的新党员5000人以上，联系革命群众数10万人。保密工作好，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都很忠贞。到全省解放时，被捕人数众多，多数斗争胜利出狱，少数壮烈牺牲，没有出叛徒。

8、农村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秘密根据地有四五年建设基础，有10个乡镇的枪支、粮食储备；大部分党员干部学习过游击战争和运动战知识。知识青年与工人下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战斗，知识青年都工农化了。还培养了专业军事干部。部分省级领导成员遵循周恩来的教导，总结二、三十年代工农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能制定适合云南实际的战略计划、战役部署，中下层干部多数能作具体战斗布置。能机动灵活执行上级指示。

9、云南二、三十年代几次起义未成而失败，没有经过游击战争锻炼的老军事干部、老游击战士和老根据地群众基础的有利条件；也没有过去遗留下来的失败情绪。所有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都听党的指挥，前仆后继，不断弥补党外青年乱闯和粤来的领导干部造成的意外重大损失，不断克服困境、扭转危局，弥补巨大损失而大发展。

10、情报工作、保密工作与交通联络网好，基本保证了上下间的联系。省工委有一批可靠的联络员，两个重要联络员被捕为保卫党而壮烈牺牲。反特斗争中党群干部、根据地的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被俘战士都宁愿牺牲，甚至集体牺牲来保卫我党干部，党组织不仅未遭到大破坏，甚至一个支部也未被破坏。几次不小的失误，只牺牲少数人，未影响大局。

11、经过长期准备，全国解放战争中原突围，国民党后方相对虚弱，1947年蒋帮在云南只有一个第26军，地方保安军只有十几个营（1939年发展到十几个团两个军)。且横征暴敛，通货贬值，物价猛涨，民怨沸腾；党及时提出了“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的起义宣传，自发民变武装已相继起来，多数被土匪和野心家利用，党必须及时领导人民起义，同时改造民变武装。报经中央批准，再作临战准备，武工队演习，班、排、连攻防军事演习，才开始分地、分区、分批发动起义的。每一县、每一区都分几批起义，绝不一轰而起。我们武装壮大后，敌人虽增至五个军。但我党根据地已巩固，我各野战团武装已立于不败之地，能打整营整团的歼灭战，并基本掌握了主动权。

三、云南游击战争的规律性

1、建党的同时，建立山区农村秘密革命根据地，青运、农运、工运、妇运、兵运、统战、情报工作同步发展，长期准备，以待时机。1942年夏，日军占领东南亚各国，从缅甸侵入德宏、腾冲、龙陵，我们即在党内进行了发动游击战的组织准备工作，雷厉风行。1944年冬，日军打到贵州独山，我党派大批干部下乡准备游击战争时，还严格规定：“未建成武装根据地和农村武装部队不准回城市”。1945年秋日本投降时，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我们未存和平幻想，估计大内战即将爆发，第三次派干部下乡，甚至指定干部休学下乡。“12·1运动”斗争胜利后，省工委委员又下乡检查宣威、沾益、陆良、路南……等县准备工作。1946年7月李、闻惨案前夕即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请示起义方案和时间，李、闻惨案结束，周恩来指示我赴重庆向西南分局吴玉章等汇报李、闻惨案巧妙斗争胜利经过和云南人民武装起义方案，经转报南方局和中央，11月上旬获批准：省工委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从武工队开始，分地区、分期、分批起义。大批动员知识青年和工人下乡、逐渐组织武装，又经临战准备和宣传、动员。1947年夏武装起义已变成各族人民普遍的迫切要求，但党的计划部署则是绝对保密，丝毫未泄漏军机。

2、领导人头脑冷静，善择时机，经长期宣传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和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自发的民变武装已相继起来，领导上再加派干部，集中力量，先试行突破一二点。严格规定：各地区、各县、区内部分期、分批起来，未经批准的不得擅自暴露、擅自行动而应严密隐蔽、暗中支援协助，以合法身份地位掩护非法人员和武装部队秘密来往食宿。

3、以不同形式展开起义，暂时不打极左旗号。（1）宣威式：1947年6月6日开始武工队活动，以代号“六六分队”的基干队流动于宣威、水城、威宁边境广大地区，分乡村集训游击队骨干；与敌军捉迷藏，耐心说服干部和群众暂时避免硬拼而不暴露我主力目标，以培养一批游击队领导干部。（2）陆良式：以爱国民主人士杨体元挂名号召，于1947年7月24日开始，公开集中五百民兵、粉碎敌军包围，经激战后突出重围，占据龙海山，公开割据。加强基干部队和民兵训练。同时不断发动政治攻势，与卢汉省政府边打边谈，以缓和敌之进攻，以利巩固根据地和主力部队十月从宣威“六六分队”和沾益播乐根据地调来一批骨干，分任政委、参谋长和中层骨干，胜利地建成了滇东联结南北两大战区的根据地。（3）圭山、西山式：以软拖方式反三征，暗中配合陆良龙海山割据，以等待国外人员和两挺重机枪待我望远镜、军用地图、指挥枪等送去。（4）弥勒竹园式：借外出“剿匪”，深夜将镇公所武装40人枪秘密带人西山。

4、及时扭转党外人土与幼稚青年制造的“旧城盲动”：1948年2月5日一些幼稚青年和民盟人士在不经党的同意下，到泸西旧城擅自发起武装盲动。为报私仇，把党的两位朋友杀了，破仓抢粮。该县政警队前往镇压，他们却闻风逃走了；不仅使许多农民受害，而且打乱了我党原定隐蔽西山、坚守圭山，等待归国人员的战略计划。不得不及时领导路南、弥勒、泸西各族人民提前两月起义，陆良主动出击牵制敌军；宣威、水城春节起义部队突围南下。又严格规定宣威宝山中学、沾益播乐中学两大据点，只准派少数人秘密引导宣威水城部队南下，主力不得暴露，以防被一网打尽的历史悲剧重演。

5、游击队逐渐壮大，主力团队与地方游击队逐渐组成，先歼灭地头蛇和小股敌人。主力跳出外线展开运动战，长途诱敌来追至我预设伏击地区而聚歼之。相机奔袭敌后较空虚的县城（如1948年5月初袭破师宗）或远途奔袭有一定内应的县城(如6月下旬破广南，城防大队起义)，夺取武器物资后立即撤出，以防追敌迫我决战。主力团队以运动战扩大游击区，推进革命主力团队未到达，不得擅自单独起义(会巧领导人钱东平不请示报告，擅自作主，损失较重）。

6、以老的主力部队支援新区起义(如第三支队1948年9月1日支援宝山中学起义，9月5日支援播乐中学起义)。将新起义部队带入老根据地，一面战斗，一面训练，分期出击，夺取武器装备新部队；新部队又向老部队输送更多知识青年干部帮助提高、充实老部队，待新部队发展到打不垮、拖不散时，才分兵挺进滇东北协同作战，波浪式地推进革命新区游击战，奔袭强攻会泽县城，歼敌千余人。又如第三支队1949年夏跃进到嵩明、寻甸、武定、禄劝，开辟新区。9月下旬，三支队与第六支队56团组成西进支队，向滇西进军，开展保山、临沧地区游击战，这样即可保证新区、新部队立于不败之地，并截断滇缅公路，控制功果桥，拆毁惠通桥，阻断蒋军逃缅。

7、交通要道上有条件控制的县城，尽可能通过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两面政权，我们选派不暴露的干部掌握实权，拥戴爱国民主人士当县长，应付过往敌党政军的骚扰，从而获得情报，以助我军伏击，夺取武器粮食，支持区乡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建设。1949年1月，与我党多年交往的朋友，退休在家的原国民党60军21师少将师长邱秉常与我党合作，在宣威建立了两面政权，对支持我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迅速打开滇东北武装斗争的局面，起了积极作用，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典型。交通要道上的城镇不宜过早夺取，以免因防守而消耗我军主力。交通不便，两三省边境的城镇要坚决夺取，以利扩大根据地。

8、起义开始，立足未稳，群众发动尚未深入，不公开破仓，不号召分粮。以免“勇敢分子”趁火打劫；重演旧城盲动的错误；也防止我军转移后，敌人反攻倒算，迫害分得粮食的群众。群众严重缺粮，迫切要求分粮的地方，也事先调查，准备口袋，夜间分好，由我部队暗送到家，严防“勇敢分子”乱抢多占。事后向敌告密的坏人坚决严惩。保护粮仓也是暗中为我军保存粮食，有借有还，义仓永充。

9、根据地未巩固，群众武装尚不能确保胜利果实时，不发动减租、减息、废债，只劝说地富自动减租、减息、缓债、向我军献军粮。根据地巩固，群众武装坚强，能保卫胜利果实时，发动减租、减息也是有计划协商进行，掌握政策，不让“勇敢分子”乱斗、乱打、乱杀。只严惩通敌罪犯，严防地富集体造反。

10、省级领导制定战略计划、战役部署，支队（旅)团队制定战斗布置和战术方式(奇袭、奔袭、伏击、诱敌聚歼、分进合歼……等)必须坚持以最小的牺牲夺取较大或最大的胜利；永焜支队，曾创造典型，未牺牲一个营的干部。坚持速战速决，适时炸城墙拼刺刀、拼枪托；一鼓作气，一战而胜攻下会泽坚城。坚决避免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支、团、营大队指挥员在战场上，根据敌我兵力对比、情况的特殊变化而临时改变战斗方法或及早转移，绝不能不顾伤亡白昼硬拼。只有在意外被包围、被迫突围、意外中敌埋伏时，才能不顾牺牲，冲开血路，保卫领导集团，以创造反攻夺取最后胜利的条件。

11、关于“用间”：作好侦察、情报和交通联络工作，我们的党员曾分别派到云南警备司令部、军统沈醉家中、卢汉家中及绥靖公署警卫营剌探军情。不走不明地形、敌情的路，不在不能可靠防守的村寨地点休息、造饭、宿营。行军前多派侦察员，轮流往返汇报；行军时，多派尖兵班、排，控制沿途要隘。危险地段，主力要分两三路并进，以防埋伏。到预定休息、造饭、宿营地点，先派几个排班占据四周制高点，架好机枪，监视四周，控制路口，准进不准出；并派侦察班查清死角、死界，防敌秘密接近，夜间，指挥部应分组值班查哨，防敌偷袭；危险地带宿营，采取半夜变动宿营地，再进一步加强戒备；并向各连、排指挥员传达，万一夜间遭遇偷袭，部队被冲散，严禁各自远走，以免被敌分割歼灭而是事先指定集合地点。

12、以连(中队）、营（大队）、团为单位，轮流出击、轮流整训，不断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斗力；调整基层指挥员，提高指挥水平；不断动员增补新干部、新战士，扩充编制、扩大队伍、扩大游击区、解放区和根据地。

13、不脱产的民兵组、班、排和以乡、区、县为单位的半脱产的地方团、队（护乡团或游击大队）和流动各县、各地区的主力团（野战团）支队，密切协同作战，互相支援，由上而下增补武器弹药，由下而上增送精干战士，适当交流词整班、排、连指挥员。有计划训练各级指挥员，是扩大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较好的途径。

14、动员在昆明等市县地城市斗争中经过浴血奋战严峻考验的知识青年和工人下乡参军，除少数训练成军事指挥员，多数可训练成政工干部。除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各支队、团、营、连设团政委、营教导员、连指导员外，每排设“政治服务员”（副排长）、班设“政治副班长”、每班战士中设“政治战士”；政治战士团结农民战士，这是党的耳目，又是反特防特的柱石，这确实是“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创造性地发展了政治工作。他们是政治教员，又是文化教员，也是战斗员，这对于巩固部队起了重大作用。云南人民游击队所以打不垮、几千里急行军拖不散，这些政工干部起了决定作用。

15、由于政治思想工作的深入，战斗力提高，“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10个支队零两个团与广西两个游击支队于1949年8月，按照中央军委元旦命令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以下简称“边纵”），辖云南10个支队两个独立团，广西两个支队，贵州几个游击团。云南解放前夕，蒋介石嫡系增至3个军，云南保安军也扩编成两个军，战斗更激烈，“边纵”的几个支队曾先后转战数千里。西进支队适时挺进滇西，进军保山、临沧，控制功果桥，拆毁惠通桥阻断蒋军外逃。每日行军140-180里，仍然打不垮、拖不散。每次被冲散的战士仍能集合成班、组坚持独立战斗，一二个月后才找到指挥部或返还根据地，没有一个组、一个班集体降敌或逃亡。甚至个别被俘的战士，也能掩盖真姓名，冒充被拉去的背夫。被强制编人敌军，一二个月后，仍回到我军，不仅为我军保密、甚至保卫了领导机关。（如1948年宣威大队被俘的一些同志。又如昆明布珠巷6号的何非，他被俘后月余才逃回，省工委委员李雨枫、市委副书记赖卫民等都住在他家，省工委经常在他家开会，他被俘时，省市委都不知道，他却暗中保卫了党的领导机关）。所以不只滇东党未出叛徒，滇东各支队也未出叛徒，这是长期政治思想教育、革命气节教育、人生观改造的必然结果。

由于以上按规律地发展，不断克服失误，避免了重大损失，保证了云南人民武装迅速发展到主力野战部队28个团、约4万人，地方游击队护乡团与民兵10万余人。与昆明市委配合，最后争取了卢汉率两个保安军起义；并配合起义军，打胜了昆明保卫战和元江桥头配合第四兵团歼灭蒋介石陆军总部及其第八军、第二十六军、联勤、交警、宪兵各部队，解放全云南。第六支队由于优待俘虏，政策执行的好，争取蒋帮第49军军长王景渊率部在安顺起义。

云南省工委坚决执行党中央、南方局一系列指示，城市斗争与农村武装斗争，均发展成南方各省中规模最大，武装部队最多的一个省，屡受中央表扬。1949年8月特指定方岳代表云南人民武装，参加全国人民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1949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专栏发表了云南人民武装领导者侯方岳访问记：《云南人民武装的成长》，这是周恩来副主席指定记者采访记录，又经周副主席删改后刊出的。这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人民武装部队的光荣！

（发表于1999年9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院20周年献礼论文集》）

对侯方岳：《云南游击战争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一文的评论

国防科技大学原政治教研室主任张望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侯方岳写了一篇《云南游击战争的特殊性和规律性》的文章。我阅后认为，涉及到许多历史事件的真实性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特写此文。

1947年秋，我和刘诚、张干、许立等一批“民青”成员，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经组织同意，由昆明毅然下乡到泸西县进行武装反蒋的斗争。于1948年2月5日，在圭山东麓的旧城组织发动了武装暴动。旧城暴动受到了圭山一带各民族的热烈拥护，和当地党组织的及时引导，声威所及，震动了国民党的统治当局，同时，也引起了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注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省工委委员侯方岳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来到宜良县段官村我的家里。我的家是当时宜良有名的大地主。父亲已于30年代初病逝，家政由我母亲李士娘主持。我母亲由于受到我的影响，从1945年“12·1”学生运动开始，就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直到积极支持我与同学下乡武装反蒋。

侯方岳为了取得我母亲的信任和欢心，讲了革命的大好形势；特别夸赞了我们这些青年敢于拿起武器在泸西旧城进行反蒋斗争的革命精神。这样，他受到了我母亲的热情接待，把他当作自己人。侯方岳认为，我的家是一个最理想的地下交通站；以地主的招牌为掩护，供吃、供住，还供交通费。从此，侯方岳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他每次到我家，都以上宾接待。当然，我们家不仅只是接待候一人，其他“边纵”和地下党的领导人也都接待过。

许立是我在云大附中的同学。我们共同发动了旧城暴动以后，他就被组织分配担任从昆明到宜良一线的交通员。由于他熟悉我家的情况，所以，侯方岳来往我家，都是由许立护送。在这期间，侯方岳介绍许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7月，在省工委领导下，昆明暴发了“7·15”学生运动。候方岳害怕在昆明被抓，就带着他老婆陈素敏到宜良段官村我家中躲起来。在我家住了二十多天。直到“7·15”运动结束以后，才返回昆明。走时，也是我母亲给买的火车票。应该说，过去，他对我母亲是感激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1975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出来工作。解放老干部。侯方岳被解放以后，就带着他老婆陈素敏到长沙找我。当时，我们哈军工刚从哈尔滨内迁到长沙(直到1982年才重建为国防科大)，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我的家还没有搬到长沙。在那种情况下，出于对老同志、老上级的感情，我想尽一切办法，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到长沙找我，有两个目的：一是解放了，自由了，到外省找个老熟人，散散心。老实说，在当时，只有我能够接待他。二是想通过我，将他在合肥科技大学上学的女儿调到我校学习。我对他说，我们刚从哈尔滨搬来，又没有招生，调你女儿是不可能的。他要到韶山去看看毛主席旧居，我只有叫我女儿陪他俩去。他俩在长沙住了一个多星期。走时，我派人给他俩买了火车票，又派汽车送他俩上火车。

侯方岳在长沙期间，我向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我问他，听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给红卫兵写了一些材料，把“边纵”、地下党说得一无是处，是不是有那么回事？他吱吱唔唔地说，我没有写。第二件，我给他讲，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报纸上又在批复辟、批翻案，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注意动向。没有想到，他回昆明以后，1976年，又跟上了批邓，竟昧着良知带头攻击邓小平。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立挨整。专案组找候方岳调查许立的情况，他矢口否认是许立的入党介绍人。而且，还说了许立的很多坏话，记录材料被装入了许立的档案。许立成了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被开除了党藉。有趣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过去以后，侯方岳又悄悄地去找许立。对他说，你的入党问题，你重新写一个材料，交给组织，叫他们来找我。我给你写个证明。许立的党籍虽然恢复了，他却看清了侯方岳在危难关头，出卖灵魂保自己的卑鄙品质，断绝了与候的往来。

在80年代，我到广州去看庄田同志。他爱人祝平对我说，前些时候，侯方岳和他爱人到广州来看我们，他爱人害了糖尿病。我托人到海南岛给她找来一些草药。你捎回去，给她吃吃看。

回昆明以后，我和爱人拿着一包草药，还买了一个蛋糕送到侯方岳家里。他不但不表示感谢，反而丧着脸对我说，你买的蛋糕过期了。这时，站在他身旁的他的女儿都觉得不好意思的说：“爸爸，你真是！人家送来的蛋糕，你怎么知道过期？”

我们家对侯方岳的保护和照顾，可算是无微不至了。他是在旧城暴动的推动下找上门来的。在他身边最忠实可靠的战友也是旧城暴动的干将。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对旧城暴动切齿痛恨，造谣污蔑，而对被我们杀掉的两个恶霸，却说成是他的“朋友”？

他在文中说，“旧城盲动”是“一些幼稚青年和民盟人士”为报“私仇”的“武装盲动”。

刘诚是旧城附近的新苗村人，他现在是云南省农经学会的常务副理事长。可以调查，他与被我们杀掉的两个恶霸有什么私仇？

侯方岳说，有“民盟人士”参与策划了旧城的‘武装盲动”。纯属造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回忆旧城起义”的文章中说清楚了(见《云南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

他还诬蔑说，“该县政警队前往镇压，他们却闻风逃走了。”事实上，丁马村阻击战是由省工委特派员祁山同志调来的李平部队和刘诚、徐涛带领的旧城暴动部队联合进行的。我把从家中带去的50余枚美制手榴弹分发给参战部队；还把两支手枪(美造大拉七、比造十响)送给祁山。

刘诚还带领暴动部队参加了午街铺的袭击战。由于上级领导的指挥失误，导致旧城战士殷贵昌牺牲，号兵张云昌负重伤。 他说我们是“幼稚”，其实，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游击战争是什么样子？他写那些“特殊性”“规律性”，有的内容是抄来的(也没有抄好)，有的内容是他胡编的。他妄图将省工委领导云南游击战争的成就说成是自己的功劳，自称为“云南人民武装领导者。”他忘记了，49年初，他就调离云南了。

半个世纪以来，侯方岳在党内做了许多亲痛仇快的事。实践证明，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机会主义者。他对同志是一个不讲情义、良知泯灭的小人。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马克思主义者的品质。

——原载“云南农村经济”杂志

200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