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周总理的秘书，1969年被下放，复出后帮助了很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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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中共党内资格最老的常委宋平同志，迎来了他的百岁生日。

“只知道是4月生日，老人家从来不准别人为他祝寿，所以坚决不向我们透露具体日期。”宋平的老部下、中组部原副部长刘泽彭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日。

宋平却认为，在他的百年沉浮中，生日，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日子。

青年宋平：初为总理秘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宋平也随大部队转移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2月，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宋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至1938年，宋平都在中央党校担任行政工作，年底，周恩来将前往重庆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主持南方局工作，中央先后选调优秀干部支援重庆，宋平正是其中的一员。

期间，他先后在南方局担任宣传部助理秘书、新华社重庆总分社负责人，受周恩来直接指挥，在此期间，周恩来经常在重庆红岩村听取宋平的汇报，亲自审阅他写的报道，就连去延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工作，周恩来也是交给宋平的。

周恩来毫不掩饰对这个年轻人的欣赏：“他的文笔很好，最难得的是，逻辑清晰，有条有理。”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被调离《新华日报》，特选为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

如果说在周恩来身边学到了什么，宋平简要地概括为：“交友的艺术。”“共产党员和群众交朋友，不是消极地为了和他们接近，而是为了帮助他们进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以便一起更好的为了抗战而服务。”

然而，相较于纪东等人，宋平并未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太久，1947年起，宋平先后担任中共哈尔滨市顾乡屯区委副书记、东北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不出意外的话，能力出众、谦和平易、履历亮眼的宋平本该一路高进。

下放忆故:“我永远忘不了甘肃人民”

风云突变，十年特殊时期即将到来之际，宋平被调往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副主任。1969年的那个冬天，宋平在铜川主管煤矿生产和煤田基本建设工作。

那是一段沉默的岁月，但越是沉默，宋平就越发勤恳。平日里，除开一些大型会议的正式报告外，他从不靠秘书起草。“大大小小的矿井有十二个，井下的情况很复杂，时时刻刻都要提着心，小心出安全事故，但是宋主任每次逢年过节都要下井去慰问工人。”

巷道低矮，下来了便要全程弯腰，特别低的地段，还得爬着走，井下坑坑洼洼处还时常积水，只能靠木梯上下往来，随行的人无一不腿软发抖，宋平倒是走得很稳健，滑了摔了，也能很快自己爬起来。

1972年，宋平调往甘肃，随后担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

1973年春天，宋平来到了陇西县马河公社罗家山生产队，这里偏僻荒凉，人烟稀少，他了解到，这个队只有14户人家，全队一半人外出讨饭，家家户户都缺衣少食。

社员高世民全家5口人住一件破土窑，一个牛皮纸袋里装着几斤苞谷面，全部家当就是一个锅、五只碗，那一床破被子是传了三代的“传家宝”，宋平一提拉起来，不见什么棉花，全是烂线串串。

高世民流着泪对宋平说：“现在不过农历三月，离庄稼收割还早得很哩，要是不出去讨饭，这日子没法过了。”宋平拍着他的肩膀承诺道：“党和政府会想办法的。”

随后，宋平向中央报告了甘肃农村的真实生活情况，很快，粮食、布匹、棉花和救助资金调拨到位，帮助濒临饿死的农民度过了难关，在那之后，他们都唤宋平——“宋家爸”。

宋平后来不止一次地强调：“我在甘肃，实在是交到了一些朋友。”宋平的那些朋友，身份、地位都算不上显赫，大多数都是本分的农民。

甘肃农民郭富山二十年如一日地坚守会宁山区植树造林，这让宋平十分敬佩，他曾经三次上红嘴山去探望郭富山，两人很少交谈，只是一起看着脚下干旱的红紫筋土，一起挖坑挑水。

郭富山的榆木锨上早已握出了深深的指痕，而他也早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把铁锨了。

一次，宋平看望郭富山过后，拿着植树人那把磨得又秃又小、又短又细的铁锨说：“你这把铁锨我带走了。”

郭富山只顾着抢铁锨：“你要这东西干什么？”

宋平背着手道：“我拿回去在干部会上给大家伙看看，讲一讲你郭富山！”

宋平最后一次上红嘴山，已经是1980年了。郭富山从窝棚里端出了山上自产的红苹果招待老朋友，宋平咬了一口，大声惊叹道：“真是鲜脆甘甜，这苹果里都注入了你郭老汉生命的芬芳。”

郭富山笑得脸庞通红。两人都知道，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1981年，宋平官复原职，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他被增补为国务委员，四年之后，奉调前往党中央组织部任部长一职。

1988年，宋平在一次座谈会中感慨道：“我在甘肃工作了8年多的时间，对甘肃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感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甘肃比较困难，在好地方呆这么久，也不一定能有那么深的感情，我永远也忘不了甘肃人民。我离开甘肃后，甘肃还是那么困难，这让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每次看天气预报，我都要注意听甘肃的。”

十三大之后，宋平进入政治局。他是山东人氏，但每每介绍起自己，他都说——“我是甘肃走出来的。”

党内伯乐:在黄土地上相看千里马

甘肃之于宋平，是一次历练，一场沉淀，亦是一次神遇。他自述：“在甘肃工作的，也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

1968年，胡同志来到水电部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房建队，一直到1977年，他还在甘肃进行劳动，勤勤恳恳，但无人问津。

两年后，宋平到甘肃省建委主持座谈会，时任设计管理处副处长的胡同志汇报工作。

汇报过程中，宋平发现了这个年轻人的优秀之处：“胡同志汇报起来条理清晰，数据准确，也禁得住问。”宋平追问胡同志一些方向性的问题，胡同志的回答更是令宋平十分惊喜，“很难想象，像他这个年纪的青年能有这样开阔的眼界，而且胆子大，不怕说错话。”

在宋平的提拔之下，1980年，胡同志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这是胡同志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之后的日子里，不过短短五年时间，胡同志就从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升调至贵州省委书记，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除了发掘新生力量，宋平对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工作也多有帮助。

在破除全国思想路线方面的阻力之时，各省省委书记中，唯有远在甘肃的宋平挺身而出，明确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中共十四大人事安排小组开展工作时，宋平再一次推了一把当年的那个年轻人，他向中央和邓小平、陈云提出了选拔胡同志作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建议。

陈云曾公开表示：“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我敬佩宋平；作为一个老党员，我欢喜宋平。”陈云和宋平私交甚好。宋平曾回忆道：“他（陈云）病重，我去医院探望，最后一次，他喊我的名字，不能说更多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