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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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青年时代》

整理／曹扬勇

蒋经国《温泉练兵纪实》的“序”是在赣州写的。这时候，他在赣州黎芫背训练新兵，给赣南训练地方武装。

他来到赣州的几个月里，身居群山万壑，目睹广东军阀的割据，一百六十万同胞，处在愚昧落后的封建统治之下，感慨万千。

赣南的春天来得早，5 月刚到，田里的禾苗已是绿油油的了，盛开的杜鹃花也映红了山冈。

蒋经国站在黎芫背村口的土墩上，无心欣赏这美好大自然，却久久地凝视着正忙碌在田间的那些衣衫褴褛的农民。

他们骨瘦如柴，被重重的担子压弯了腰的老农夫，艰难地移动着步子，把粪送到田里去。

蒋经国感叹，赣南民众“过着悲惨辛酸的生活”,然而，善从积极方面思考问题的蒋经国，他“眼见赣南民风纯厚，当时就觉得，赣南不仅在地理上，具备了建设新中国堡垒的条件，就是在人力方面也颇充足，在我初到的时候，就具有与赣南父老共甘苦的决心”。

赣南，地处江西南端，与广东接壤。当年，在新军阀割据统治之下，赣南属于江西只是名义罢了，实际上，是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的第一军的势力范围。

作为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对赣南可望而不可及，奈何不得他。讲理吗，余汉谋不听，用兵吗，鞭长莫及，只好忍气吞声。

因此，南昌的政令、军令很少能到达赣南，即使传达下去了，也贯彻不了，那时的赣南，真正是余汉谋的世界。

当然，广东军阀依仗军队，只能控制大局，就地方而言，还有土豪劣绅各自把关，地方的事，就连广东军人也干预不了那么多，于是，形成地方豪绅把权，上下大小豪绅对立的现象十分严重。

那时候，赣州有一个大绅士，名叫刘甲第的，是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回到家乡做起了土皇帝。

他依仗经济实力（在赣州城里办有大商店）收买部分武装，懂得几句诗词，写得一手好文章，在这块天地里他为所欲为。

他的四姨太上街，后面跟着一帮马弁，身披驳壳枪，威风凛凛，要是他本人外出，更是前护后拥，浩浩荡荡。

而赣南十一县的地方官员，未经他点头，谁也不敢就任，所以，赣南就更加成为江西的“世外桃源”。

然而，并非说二万二千平方公里的赣南，就这样从江西的版图上划出去了，赣南既是江西的一块土地，行政上还是归受江西省节制，继马葆珩之后，1938 年 4 月，熊式辉派刘已达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

结果，刘已达上任后，一方面受到广东军阀的挟制，另一方面又遭到地方势力的排挤，形成这样的局面，要从熊式辉早年在赣南结下的仇怨谈起。

1927年大革命时期，熊式辉任国民革命军第14军党代表，为了独揽该军军权，他制造事端，陷害该军军长、赣南石城人赖世璜，因此，激起赣南籍旧军官的不满。

抗日战争时期，这些赣南籍旧军官如谢杰等以抗日救国为名，招兵买马，成立新部队。国民党省政府和保安处，迫于形势，不得不承认他们。

那些旧军官把原来的部队和赣州城邻近几个县所招的新兵合并编组三个团，团长是赖天球、刘卓夫（均是大余人）和王廷骥（信丰人），这支部队官兵成分十分复杂，违法乱纪事件不断发生。

就在这时，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刘已达，对于地方的不法事件，自然不能不过问，并要加以制裁。

然而，那些缺乏纪律的保安团队，把对熊式辉的不满，转嫁到刘已达身上，不但蔑视他，而且不服管制，双方关系非常紧张。

刘已达及专署主要干部不能轻易离开赣州城，若越雷池一步，便有被抓去吊打的危险，而保安团队的主要军官也不能轻易进入赣州城，进城就有进得去出不来的危运。

造成如此紧张局势的原因，除历史因素外，还有一个，便是专员公署查获了驻境保安团队中的一个大队长，违禁吸鸦片烟，刘已达报告国民党省政府，将这个军官拘押起来了。

而驻南康一带的保安团声称要报复，捉拿刘已达是问，再加上南康县沄口区公所拘捕了被驻境团队暗中庇护的赌犯头子，因而，更促进了双方对立的形成。

双方戒备森严，真有一触即发之势。而且，无论地方何人调解，都只能加重事态的发展。

这时，正在赣州负责督练新兵的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蒋经国，周旋于双方，进行说合。

他曾用小汽车将赖天球从南康县秘密接到赣州公园蒋宅商谈，几经往返周旋，紧张空气稍有缓和。

为了使双方消除隔阂，蒋经国曾经建议刘已达，到南康沄口去向驻在该地的保安团进行视察和慰问，以示和解。

刘已达怕受辱吃亏，不愿去，后来，经不起蒋经国的再三敦促，并表示与他一同前往，刘已达才答应。

1939 年初夏的一天下午，由司机毛宁邵驾车，把蒋经国和刘已达送到南康县沄口镇，另带了几名警卫开了小摩托同行。

到达沄口时，公路两旁站着—百多名团队士兵，他们下车后，由前来欢迎的团长刘卓夫及其他军官陪同，到一个庙宇改建的团部所在地稍事休息。

不一会儿，他们就召集了几十个保安团参谋、队长之类的军官，在一个前厅里集合听训，团长赖天球介绍后，蒋经国以督练处处长的身份，对那些军官讲话，不到五分钟，台下听讲的人群中，忽有人站了起来，举手高呼：“打倒刘已达，拥护蒋处长!”（下面随即呼应，并有一人挽起衣袖，冲到刘已达面前，意欲用武。）

说时迟，那时快，一伙小头目相继离开座位，摩拳擦掌，拥上前去，包围了刘己达。

蒋经国一看这情景，立即上前，推开上台来的军官，但拥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挡也难以挡住，刘已达吓得面如土色，惊慌之下，急忙闪躲到蒋经国背后，用双手紧紧抱住蒋经国的粗腰。

由于人多手杂，有人误把蒋经国的手当做刘已达的手，用力狠狠地一扭，痛得他“哎哟”惨叫了一声。蒋经国发脾气说：“你们不要打刘已达专员，打我好了。”而他的左手腕，被扭得脱臼，痛得脸色发青。

那些军官见状着慌，才停住了手，那团长怕闯下大祸，赶紧喝退左右，同时，把蒋经国扶进房子里，并立即派人找医生，一直忙乱到下午七时左右。

次日，蒋经国和刘已达分别将这一事件上报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责成督练处长蒋经国查明肇事首要分子，依军法惩办。

在这次殴打事件中，刘已达虽然肉体上未受到什么损伤，但精神上却遭到莫大的打击。他觉得自己没有在赣南恋栈的必要，也沒有留住的可能。

于是，他借口有病，向国民党省政府请求辞职，省政府考虑到赣南的复杂局势，批准了刘已达辞呈。

可谁来接任呢？熊式辉思来想去，没有个好主意，赣南这块“腊肉骨头”在省里没有人啃得动。

正在这举旗未定的时候，有人给熊式辉吹风，说是蒋经国又要上庐山去打游击，这可吓坏了熊式辉。几个月前，好不容易从庐山把他接下来，现在战事尤为激烈紧张，若“太子”出事，如何向蒋介石交待。

蒋经国的赣南委任状 （下图一）

他灵机一动，决定把蒋经国放到赣南任专员，将他固定在地方上，使他难以拔腿远走；此外，他也只有借重这“太子”的威望，把这鞭长莫及之地交给他，还有可能插脚于赣南，倘若蒋经国也对付不了，那“总裁”就莫怪我无德无才了。

主意打定后，他秘密电告重庆蒋介石。

如此大事，蒋介石亲召蒋经国赴渝面谈，1939 年6月初，蒋经国奉父命到达重庆。

其实，打蒋经国主意的不止熊式辉一人，蒋经国刚到重庆，首先就有白崇禧来找他，拉他去广西当学生军的军长。

这一着，是驻京的白崇禧与李宗仁策划的一个锦囊妙计，他们想用这个办法拉住蒋经国，然后，再由小蒋出面要老蒋拨款，把广西学生军武装起来。

蒋介石不傻，早已看出他们的用心，得知情况后，根本没有同意蒋经国去。当然，对赣南已经产生感情的蒋经国，也不愿去广西。

其次，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想拉他，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曾答应出钱、出武器、派顾问，帮助国民党政府成立一个机械化师，何应钦在苦心寻找合适的师长，他选中了蒋经国，认为蒋经国任师长，与苏联顾问打交道方便。

蒋经国作为一个具有少将军衔的“国军”一员，对上级的委任没有直接推辞，他建议何应钦不妨先与他老子说说。

而蒋介石对这位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儿子，是否已经“脱胎换骨”尚未分晓，若委以重任，一旦掌握先进的部队，又与苏联取得直接的联系，到时反掌，那就难以制服了，所以，他也没有同意，其借口却是冠冕堂皇的。

他说，熊式辉早已任命蒋经国为江西省第四专员公署专员了，我不能不让他去，因为那里更需要他。

其实，蒋介石早已有主意，就是要让蒋经国在地方上得到锻炼，施展才华，同时，又可节制他，观察他的思想和行为。

蒋介石的主意已定，便找蒋经国谈，善弄权术的蒋介石不能理解蒋经国的心境，他认为，此事非要费些唇舌，才能说服儿子去赣南赴任。

所以，他一本正经地讲了半天去任赣南专员的道理，那知，蒋经国却轻松地回答说：我愿意留在赣南工作。

蒋经国接受专员之职当然有着十分复杂的心理。有人说，蒋经国施展阴谋诡计，把刘已达拉下台，而自己则“顺手牵羊”坐上了专员宝座，此说与前面所说的事实，大相径庭；也有人说，蒋经国去赣南，是想搞苏联道路的试点，把赣南染红，这也为蒋经国来的实际表现所否认。

蒋经国迷恋赣南，究竟是想干什么？引起很多疑惑，要真正认清他的本意，我们还是看看蒋经国本人在任赣南专员问题上，是怎样想和怎样说的吧。

蒋经国选择赣南任职，是试图走凯末尔复兴土耳其的道路。他曾说过：

“凯未尔要复兴土耳其，特别攘定僻远的埃尔斯埃仑，在那里建党建军，奠定复兴与革命的基础。基于我们抗敌之特殊政略与战略的要求，正是需要此种交通不便，易守难攻的地区据点。”

经过考查，他认为“赣南是复兴民族的一个（许多的一个）绝好的根据地或堡垒”居于这一企望，蒋经国毅然答应做赣南专员。

凯末尔（1881—1938 年）即基马尔，木商家庭出身，受过高等军事教育。1919—1922 年领导民族商业资产阶级上层革命打败英希武装干涉者，同年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当选为第一任总统。

蒋经国从重庆回到赣州，表面上仍住黎芫背继续练兵，实际上，他已经在关注赣南各县的工作了。

1938 年 6月上旬的一个下午，他在黎芫背会见了新任上犹县县长王继春，蒋经国在回忆当年与王继春谈话的情形时写道;

“最后我告诉你，不久以前，上犹县的县长怎样被暴徒绑出去，准备枪毙，县长的太太怎样被坏人侮辱、敲打。同时告诉你在上犹，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土匪，没有一个村庄没有鸦片烟，我告诉你，是为了要你注意到上犹的环境，是如何的复杂，你应该怎样勇敢地谨慎地来开始工作。”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蒋经国在就职专员以前，对赣南各县的情况就已经做了许多调查，对赣南的历史以及复杂的社会状况，都有颇多的了解。

正是这样，他才下定决心，要在这块土地上“干一番新事业”。

江西省第四行政区地处江西南端，所以，习惯称为赣南专员公署，计辖赣县、南康、信丰、大庾、上犹、崇义、龙南、定南、全南、安远、寻邬等十一县，督察专员公署设在赣州。

赣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一次大革命后，国共两党分裂，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向农村，赣南便成为中国红军的发源地、农村革命的根据地、反对国民党“围剿”的堡垒。

赣南人民俭仆勤劳，性格强悍，正义感强，只因贫穷、文化落后，封建迷信遍及每个村落，会社组织比比皆是，如桥会、船会、观音会、罗汉会等等，每逢神佛的诞辰，各会迎神打醮，善男信女，敬神礼拜。

至于那些帮会组织，更是各霸一方，互相倒轧，闹得整个赣南不得安宁。

红军时代，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地主恶霸，扫除帮会组织，取消封建迷信，红军西去后，地主豪绅返回故里，反攻倒算，恢复帮会，利用迷信继续愚弄人民，整个赣南又沉浸在封建统治之下。

土豪劣绅各霸一方，封建氏族之争有增无减，蒋经国在描写他执掌专员前的赣南情景时说：

“赣南各县，在一年以前，几无政治纪律可言，政令不出县城，还是小事，抗命枪杀县长，就不能不说是骇闻。推究它的主因，不外环境闭塞守旧，宗法组织坚强，及官吏自身堕落三种。”

蒋经国选择这样一块地方，作为“复兴民族”的根据地是有胆识的。

1939 年 6 月 19 日，他正式上任专员。这一天，景风山专署门前布置一新，大门外石碑竖立着两块标语牌，右边写着，“大公无私”，左边写着：“除暴安良”，甬道旁，右立“日新月异”左立“自强不息”。大门内外站着两个身穿绿衣的童子军，精待抖擞，一改旧衙门气息，开始给人一种“新赣南”的气象。

是日凌晨，专署保安司令部各科室、赣县各科室干部以及抗敌后援会、抗日组织负责人等一百多人，聚集在专署大礼堂，举行了蒋经国就职典礼大会。

蒋经国那矮而敦实的身材，外面套上绿军装，迈着轻松的步子，带着微笑走进会场，顿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大会由李宗白司仪宣布开会，专署国民党部黄问白书记长主持并讲了话，他宣读省政府主席熊辉的任命书之后，蒋经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讲话不带稿子，在讲到任职后的工作时说：“从今天起要为赣南民众吃苦、冒险，要大公无私，除暴安良，要建设新赣南，实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五项目标，使赣南老百姓逐步走向幸福道路……”

他的讲话，使到会者感到耳目一新，阵阵掌声，更加激励着青年蒋经国已经沸腾着的心，他愈讲愈激烈，愈讲愈有劲。最后他说，封建军阀不可怕，土豪劣绅不可怕，汉奸土匪也不可怕，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将一切困难全扫除，一定能夺取赣南新事业的胜利。

踌躇满志的蒋经国，在部下面前，第一次显露出他的雄心壮志，他预料奋斗中必有困难，首先，要统一全体干部的思想就不容易。因此，他在挑选干部时煞费苦心，但有一点可使他慰藉的,那就是在这个就职典礼大会上，他看到一个个身着学生装模样的干部，都抱着牺牲的精神，表示愿意跟着专员大干一场，为建设“新赣南”出力。

斯年，蒋经国刚满二十九岁。

就职的第二天即 6 月 20 日，蒋经国在《江西民国日报》发表了他的《修明政治与爱护人民》的文章，实际上，这就是蒋经国向江西全省宣布他治理赣南的政治主张，或者说是施政纲领。

择其要点：第一，号召赣南人民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抱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每一个同胞都很明确的认清：再不起来反抗，就将永远被人灭亡”第二，一切公务人员必须加强政治修养；尊重国民人格；培养大众的干部；解决人民的需要；发扬服务的精神。

蒋经国上任伊始，为进一步了解赣南的情况，“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研究群众的生活与要求”，从 1939年下半年到 1940 年，他先后三次巡视赣南专署所属各县。

赣南专署所属十一县，除赣县外，都是山城小县，崇义、寻邬尚无车路可通，“三南”（龙南、定南、全南）也只龙南有条勉强行车的马路，区、乡、镇之间更无公路可言，全靠走路。

蒋经国出巡，轻装简出，爬山越岭，日行百里，夜宿山村，与民交谈，查看山庄，视察水利，掌握产量，普查山林，勘察桥梁，搜集民间枪支弹药，解除封建土豪武装，所到之地，得到民众赞扬。

这里，我们根据蒋经国写的《报告与通讯》，结合民间传闻轶事，叙述巡行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和蒋经国的一些想法，这对了解蒋经国的政见很有帮助。

1940年8月中旬，建设“新赣南”的第一个三年计划在酝酿制订的过程中，蒋经国带了随身秘书、记者数人，从赣州经大余、崇义到南康，然后走信丰巡“三南”，转寻邬、安远返回赣县，历时二十多天，行程二千多里，了解了许多情况。

蒋经国在赣南走访商铺，察看账簿（下图）

8月13日清晨，蒋经国一行乘公路交通车于上午九时到大庾县（今大余县）城，他示意不要惊动百姓，同时，要避开衙门里面那些“拍马屁”官员的迎送宴请，几个人不动声色地在车站的小摊子上吃罢早饭，便走向他们这次巡视的第一站——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小梅关。

县城到小梅关有三四十里路。天气炎热，冒暑走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酷暑远行，大家口渴极了，便到车站向职员要碗茶喝，职员见这般百姓装扮的人，没有理睬，蒋经国也不勉强，带了一伙人向一个小村庄走去。

老百姓见陌生人进村，都围了过来，听说他们远道而来，许多老人和俵嫂都把茶桶提了出来，蒋经国一边大碗喝茶，一边与村民聊天。

他与一位姓林的白发老农谈得十分投机，兴致勃勃，特别是对合作抗战，老农表示极大的热忱，他说：过去“群龙无首难逞雄”，现在国共合作，“全国人民都愿意同心协力去争取胜利”。蒋经国问他是江西人还是广东人，老农望了他一眼，兴奋地说：“我不是广东人，也不是江西人，我是中国人。”

蒋经国听了这话，“感觉非常惭愧，觉得自己的思想还不及那位林先生前进”。当天，他以《我是中国人》为题，把这件事写在他的“报告与通讯”之中,阐述中国有这样好的百姓，抗战必胜。

离开村子的时候，蒋经国亲自付茶钱给老俵，老俵哪会受钱，蒋经国硬塞也不行，老俵走了很远的路，还是追赶上来，要把钱退还客人。

蒋经国坚守“不要老百姓出个冤枉钱”的信条，吃了茶非付钱不可，可老百姓硬是不收，蛮塞也不成，他便婉转地说：“老佬，这几毛钱给小孩买糖吃，不是茶费。”老俦一听，客人如此看重孩子，高兴地收下了，还说声“谢谢你”。

此时，蒋经国觉得自己与老百姓靠近了一步，离开梅关向东走，不到三里路，听见在一间破屋里有个人在呻吟，蒋经国走了进去，只见这人腿上脓疮已经溃烂，疮口处有无数的蛆虫在蠕动。

蒋经国详细地询问了情况，得知病人是南康人，在这里做泥木工，已经病了两个星期，既不能走路，更不能做工，所有的钱都用完了，目前已无钱再求医，处境十分困难。

蒋经国目睹此情，随手给了他五元钱，并通知乡长，把他送进医院去，乡长本来早知道有这样一个患者，但认为他是外乡人，可以不管，而蒋经国认为，这与“我是中国人”的思想相比，“乡长应当如何的惭愧啊”!

翻过几个山坳，他们向游仙村走去。一路上看到很多荒田荒地，即使稻田里，草也很高。蒋经国询问农夫：为什么有田不种，稻田不耘？

农夫回答说：“第一雇不到工。第二今年田种得很多，不去耘田亦够吃。”

蒋经国认为：“这是一种懒惰性的表现。”

他提出：“今后对农民亦应规定赏罚的办法，勤则赏，懒则罚。”

并当即指示游仙乡乡长一定要鼓励开荒，“同时强迫农民耘田，以增加生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蒋经国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是陌生的，他没有抓住生产关系的本质，所以也就找不到农村生产荒芜凋敝的症结，而把地主、富农“雇不到工”的责任，推到农民身上，骂农民有“懒惰性”。

其实，蒋经国主办的《正气日报》有篇文章，倒还比较敢于涉及土地问题的本质，揭露“战争之影响，通货膨胀，人民对法币信用不坚，故争购新耕地，以求投资稳固”。

又说：“农民因资金不足，不得不典当田地，典当之后，又无力清偿，最后惟有将田地全部变售。”

地主购得土地后出租农民耕种，收租过重，农民被迫弃农外逃，因此农村田地荒芜。这才是土地荒芜之根本原因，这才是农村凋敝的根源所在。

当然，并非说蒋经国当时对这情况一无所知。他在游仙村就曾调查过一户佃农并做有记录：

有一农夫全家四口人，没有一块地，每年租田种，可收谷五十担，但要拿出二十五担交租谷，每年总不够吃，所以只好外出给人家挑担挣点脚钱来解决生活问题。

蒋经国对这种艰难竭蹶的生活，深表同情。如何解决佃农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曾经引起蒋经国的深思。

这次视察回来后，他便提出了解决佃农问题的办法，设立自耕农示范区，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这种“改革”虽然在赣南没有起到什么历史的作用，但比起他当初一味地骂农民“懒惰”，要“强迫”他们劳动，则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离开游仙，当晚到达吉村——大余县第二区区公所所在地。

他们马不停蹄，立即召开区干部会议，当干部来到会场时，蒋经国看到清一色的年青人，心情格外高兴。年青人凑在一起，无所不谈，表现出年青人的工作干劲。

会上一致作出决议：“我们不但要应付公事，最要紧是创造新环境，新事业。”干部们在会上生气勃勃，一个个表示要做好征兵工作，保证抗日的需要，更要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为民众解忧排难。

蒋经国听了这些话，认为：“这是我们政治进步的表现。”

从吉村到沙村，一路上有很多手工纸厂，蒋经国询问了造纸的产量和过程。当问到为什么现在的纸要比过去坏、产量要比过去少的原因时，造纸工人能说什么呢？面对着远在赣州的高官们说出来又于事何补呢？

所以，工人们只好敷衍地说什么竹子发生害虫了，究竟是竹子真有害虫，抑或是人世间有“害虫”，蒋经国是没有感触的。

其实，映入眼帘的大片大片苍凉的竹林，稍有头脑的人就该能理解工人们的苦衷，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苛捐杂税日见加重，百业凋敝，何止造纸一业！

面对落后的手工造纸，蒋经国说：“以后可以设法改良，用机器造纸，可以造得更多更好。”

工人听说可以用机器造纸，都觉得奇怪，有个工人说：“机器！机器这东西是外国人用的，中国人哪可以用机器!”

这是工人自卑愚昧，还是借此嘲笑中国统治者的腐败，我们暂不加评说。而蒋经国听了很感痛心，并做了些“解释”，这却是真的。

在去沙村的路上，要在三溪口过河，没有渡船，只有竹筏子。撑竹筏子的是一位容貌很清秀的老人，表现得诚恳和气，蒋经国认为“这是个典型的中国老人”。

沙村，坐落在一个高山顶上，住着十来户人家，靠了大片的山林和散落在各条山沟里的“斗笠丘”勤耕苦种，勉强糊口度日，但比起外地来，却也显得安宁。

一个月前，从广东那边来了十几个土匪，把这十来户人家抢劫一空。蒋经国听了十分气愤，表示“今后要消灭土匪”。当天，他向赣南十一个县下达命令：“自本日起，每乡村所有壮丁组织警卫班，负地方治安之职。”

赣南的自卫队、警卫班，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发展起来，对遏制土匪的活动，维持地方的秩序，起过一定的作用。

8 月 14 日，蒋经国一行沿着峭壁山道，经过二十几条溪涧到达大余第三区区署所在地——内良。时间虽然很晚了，蒋经再还是找村子里的年青人开了一个座谈会。

那里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只有用灯芯浸在茶油罐里照明的小油灯，百姓家里是点竹片，青年人来开会都是带了竹片来，座谈会上一片火光也显得热闹非凡。

蒋经国与年青人在一起，有说有笑，显得亲切。当问青年人对抗日的看法时，有人说：“我们青年人，在今天不当兵就不是人。”有的说:“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何况年青人,我们责任更大。”

还有一个刚被征去当兵的人说：“没有国哪里会家，我们都是离开家来当兵的，我们要打走日本鬼子之后，才愿回家去。”

蒋经国表扬了这些年青人，认为“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正气”。嗣后，蒋经国以“正气”为名，在赣南设立了《正气日报》、《正气出版社》《正气中学》等，显示出他要在赣南大树正气，其中内含的意思，就是大力提倡爱国主义。

8 月 15 日凌晨 4 时 30 分，蒋经国利用清晨凉爽的气候，召开了内良区区乡保干部大会，会上，他指出区乡保干部“忙于事务工作，而不知道看书看报”，“不能任劳任怨，深入民间”等缺点，但认为这些“青年干部，能真正吃苦，不怕危险能忠实于事业”。他对自己到任赣南专员后所提拔的这批年青干部充满信心。

他说：“只怕不肯干，不怕有缺点。”有了这样一批年青青干的公务人员，“新赣南”事业“一定能达到成功的目的”。

开完干部会，他又经黄溪到白溪，这一带地域宽阔，竹山连绵，弯弯曲曲的溪水、瀑布点缀着无限秀丽的风光。蒋经国站在其中，敞怀兴叹：“我想瑞士风景，也不过如此。”

他爬上山巅往下眺望，更是“感到自己已经不是在人类世界上了，真的天地宇宙的伟大是无穷的，人类本来应当利用伟大的自然，相亲相爱，共同建设，共同生活，共同享受”。

他表示，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伟大的自然界，“为大家生存而劳动，来充实社会的文化经济力量，才是我们人类的天职”。然而，面对日寇入侵，国破家亡，蒋经国又能奈何？只有望而兴叹。

难怪当年曾在赣南《正气日报》担任主编的曹聚仁称蒋经国是一个“哈姆莱特型的人物”吧，激动起来说得条条是道，具有开朗的黎明气息；面对现实，却又常常表现出忧郁的黄昏情调。

山顶上有个凉亭，蒋经国即兴进去坐了一会儿。在亭子里洁白的墙壁上，游客写满了打油诗，蒋经国逐字逐句地念，念完后他说：“我和那些客人有同等感觉。”

于是他翻开笔记本，随手抄下了几首诗。其中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一山未过一山近，千里曾无半点平,

借问牧童遥指处，只观图昼不堪行。

世间花酒终为先，花酒原来枉费钱,

酒醉猖狂等于死，花迷撩乱不知天。

鱼因吞钮投江岸，蝶为寻花到野川,

寄语江门诸子弟，为贪花酒误青年。

蒋经国抄下这几行文字，深有感触地说，这无论是诗，或是发牢骚，说得都“相当有理”，他联系社会现实，抨击贪官污吏，认为如把“鱼因吞钮投江岸”改为“官因贪财不要命”，这就更加“适当得多”了。

至于“花酒”两字，蒋经国没多评说。不过，从他提出的禁赌、禁娼（当然也禁嫖）甚至提出禁酒的措施看，他对贪花嗜酒有害青年，的确是有同感。

从茶亭下到山脚，便是崇义县地界——聂都，这里原是鸦片聚集之地，地主士绅、农民百姓都抽鸦片。

蒋经国的禁烟令下达已经三个月了，就城镇而言，令行禁止，搞得确实有声有色，少数顽固分子也限期戒绝，不得死灰复燃。

那么，乡村究竟怎样呢？这天到聂都视察，主要是查看这穷乡僻壤之地禁烟的情况。听官吏汇报，说得很不错，蒋经国亲自到村子里抽查烟民，也没发现有抽烟的，他说：“现在可以说是禁绝了，因为他们知道吃鸦片烟一定会枪决，所以大家都不敢再吃。”

他对赣南禁烟十分自赏，现在看了这情形，更增添了他禁姻的信心。

8 月 16 日，翻过云浪涛涛的席草山，似在腾云驾雾中通过了五个关隘，来到云杉如海的高山之巅。

环顾四周，蒋经国又发出无限的感慨，真是“一路山川看不厌”，他们不知不觉走了百十来里路，来到崇义县第四区——文英。

蒋经国在赣南检阅童子军 （下图一）

蒋经国在这里做了文化教育状况的调查，这个区共有 2066 个学龄儿童，但人学的只有845 人，占总数的 40.9%。全区仅有 2 名高中生。文英乡共有4500 个居民，只订报十一份，平均 400 人一份，这与蒋经国上任时，提出的新赣南每十人一份报的要求相距十万八千里。

乡村的“教育非常落后”，针对这种情况，他认为“新赣南”的建设必须“特别注意到教育和文化工作的推进，决定彻底清理公产公款，强迫儿童入学，同时嘱自卫队政治指导室，积极展开民众教育工作”。

蒋经国好奇心大，一路走来一路问，对山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

他见山涧旁插着许多蛋壳，要问：“这是为什么?”见山田里有口缸，旁边插了钓鱼竿，线头上缚了块石头，风吹钓鱼竿，石头敲缸发出当、当、当的响声，蒋经国一定要问清“这是干什么用的”，才会继续往前走。

在一个小溪旁边，他见一位妇女在洗山牛肉，便蹲下去问她山牛是怎么弄来的，山牛对庄稼危害大不大……每到一个村庄，他要亲自记下它的名称、人口、田地、屋场以及可能弄清的历史状况。

8 月 17 日他们来到麟沄前村，挑夫指着对面一个村子，讲了一段故事：

那个村叫刘家村，因为风水很好，所以有人做了五代的官，发了大财，后来来了一个神仙，化为乞丐，到他家去要饭，他家一点也不给，神仙便把他家的风水崩了！从此后，刘家一天不如一天，现在已经完全破产了。

蒋经国听了这故事认为：“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神话，但是我们感到其中有很大的社会教育意义，这就是告诉大家，贪心不可太重。”

走了一百三十多里的崎岖山路的蒋经国，当晚夜宿麟沄前，利用月亮当空的好时机，来不及洗刷吃喝，便进村子里找农民闲谈去了，他听了农民的谈话，“深感人民俭朴诚恳和忠实”。

他听说，该乡乡长谢世芬自己种了许多山薯，并从事其他生产事业时，赞扬干部要发扬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劳动生产的好作风。

这天晚上，蒋经国睡在一张高低不平的床板上，但因为旅途十分疲务，他还是“感到十分舒适，整晚是在甜蜜中”。

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要得到更多的乐趣，必须尽量的降低生活的享受，劳动给予我们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江西赣州县抓壮丁收条 （下图二）

8 月 17 日，蒋经国来到永农渡。在这里遇到四五个乡民拦路告状，诉说保长“征兵不公平”。保长有四个兄弟不当兵，而把村民的独子捉去充数。

还有的说：政府说话不算数，把壮丁捉去当兵后，安家费一个钱也不给，是欺骗老百姓。

还有一个68岁的老太婆愤愤不平地说：“打东洋是我们大家的事，我把自己的二个儿子都送去当兵了，但看到保长四个兄弟不当兵,是太气人。”

蒋经国很同情农民的诉说，问他们：“你们怎么不敢向他本人或者向乡公所提出来呢?”

村民说：“保长势力大，我们惹不起。”

有的说：“我们是小百姓，哪里敢去乡公所。”

蒋经国听后十分气愤，他认为：“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为民众办事的，绝不能欺压百姓。”

他决定亲自询问保长，弄个明白。保长在专员面前供认不讳，蒋经国责令区长立即强迫保长的两个兄弟入伍当兵，并限期发给所有抗日军人家属的安家费。

为了教育保长，蒋经国把他带到区公所旁边的一个土地庙前，指着墙上的副对联，要保长一字一字地念出来：

公公十分公道，婆婆一片婆心。

蒋经国问保长这是什么意思？保长瞠目结舌，难于开口。蒋经国见他似懂非懂，一言点破其深长语义。他说：老百姓希望我们公务员都要像公公婆婆那样公道，像菩萨一样善心。

保长听了脸面直红到耳根，简直无地自容。

蒋经国一行到达崇义县的过埠时，这里正在闹虫灾。在万寿宫和其他庙宇前，都可以看到群众求助菩萨的对联，其中有副对联写道：

禾稼遭殃，原因赤子多罪，

螟虫肆虐，岂果苍天莫闻。

另一副对联是：

日害未除，虫害又起，

国事正迫，农事多忧。

蒋经国看了，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要打破迷信，一定要表示我们的力量，能够胜过自然的力量，换句话说，要领导民众征服自然，要把万物收为已用，这样才能使得人民不信菩萨，否则，人民看到政府没有力量，他们自然会去敬神拜佛了!”

遗憾的是，蒋经国往往说得好听，而没有多少实际措施，他说完上面这些话，拔腿一走就一切如故，等于白说，他真近乎人们说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好在他年青，人们常常以此原谅他。

蒋经国一行到达崇义县城，已是午夜时分，居民早已人睡，但是他们还是有说有笑，精神饱满，不像是连日来天天行程过百里的旅客。

走在前面的蒋经国，回头对随行说：“无论什么路程，总是愈走愈艰难，同时也是愈走愈兴奋的。”

在崇义县城，蒋经国做了详细的调查，认为这个县在建设“新赣南”精神的鼓舞下，“现在是大不相同了”，“工作（成績虽然不大，但都是表示新精神的发扬，新事业的开始”。

经过调查，他对该县的民众心理状况做了这样的分析：

“崇义的民众，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没有饭吃的，只要你能够勤劳，每天上山砍柴，就可过活，所以在崇义看不见要饭的。

但是，崇义的民众有个很坏的心理，就是得过且过，不知道储蓄，并不希望改良自己的的生活。

他们有钱就吃，从来不想做新衣服，造新房子。”

蒋经国的这个结论，如果不是说他年青无知，则便是戴上有色眼镜看问题。

实际的情况是，人民衣不裹体，食不饱腹，岁岁月挣扎在死亡线上，何谈做新衣服，造新房子?

当年，崇义县卖柴炭的农民，百拾来斤柴换升米，百斤木炭也只能换五升、半斗的，整年辛苦难糊一家口，哪来余钱储蓄?

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希望”，更不是“不想做”，而实在是穷困潦倒，无能为力。

蒋经国经常高谈要与民众“交知心朋友”，可是，在最重要的民生问题上，他离民众的感情尚差十万八千里。

他对民众是知之不多，或者是毫无所知，以至做出如此颠倒是非的结论。他甚至把颠倒过来的结论，看做是“经济交通、教育不发达的主要原因”，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如何才能发展赣南的经济、交通、教育事业呢？蒋经国的回答是：“强迫人民劳动。”他的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决定了他找不到建设“新赣南”的正确途径，也提不出根本措施和办法。

8 月 19 日清晨，蒋经国在崇义县聂县长的陪同下，来到城五里地的一片宽阔荒坡上，碧绿的草丛顶着一颗颗珍珠般的水露，显得格外生机勃勃。蒋经国问聂县长这样好的一块土地，为何无人耕种？

聂县长把几年前这一带农民受重租盘剥和遭受旱灾而背井离乡的情景，数说了一遍，蒋经国听得很认真，并时而露出他对农民遭遇的同情。

他说，政府在灾害面前不能袖手旁观，而“要领导民众征服自然”。他对聂县长说，县政府要帮助农民兴修水利，治水治旱治虫治病，搞好农业生产。

他仔细察看了荒山的面积、水源，认为县政府在这里办一个农场是适宜的。根据蒋经国的指示，随从秘书漆高儒把这块土地记录下来，并列入了“新赣南”三年计划中的农场建设之一。

第二年，农场办起来了，在专署的帮助下还修了一个旱涝保收的水库，农场后来发展成为崇义县的一个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这要算蒋经国的一份功绩。

离崇义县城二十里路有个长农圩，蒋经国在这里看见乡公所贴出的一张禁烟布告，很感兴趣，随即把它抄了下来，布告云：

老表，你看烟鬼的末日到了！本年七月以后，如果还有吃烟的，哼！阎王就要请他去开会，啪的一声，就结果了他的狗命。

说也怪，乡村中，就靠了这样一些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告示，烟赌全然禁绝了，“鸦片烟鬼”都背上四方匣子上山采矿去了。

一路上，蒋经国遇着一群群骨瘦如柴的人，其中许多是南康县人，蒋经国询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吃这个苦去挖矿？

其中一个骷髅似的中年人说：“在家闷得慌，抽烟要杀头，不如外出挖矿挣碗饭吃。”

看见这样一些从死亡线上转过来的农民，蒋经国微笑着拍拍他们的肩膀说：好好干，有前途。这也更增添了他对禁烟、赌的信心。

杨眉寺是区公所所在地，蒋经国在这里召开了区乡干部汇报会，到会干部又是清一色的年青人，他们与同龄专员在一起有说有笑，毫无拘束。

蒋经国鼓励年青人说心里话，所以，这些干部就把藏在肚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一个乡干部说：“我们不怕苦，但是，杨眉寺这块地方土豪劣绅封建势力太强，政府的政令推行不了，干部干着急。”

蒋经国听了这话，气愤地站了起来，说：“要实现三民主义，非打倒土豪劣绅不可，要复兴民族，非消灭恶势力不成。”

年青人听了专员的话，一时受到鼓舞，决心与封建势力作斗争。

蒋经国上任专员以来提拔的各级年青干部，热情很高，有志于改革政弊，但缺乏决心，这天听了专员的教导，顿时浑身是劲，表示愿意跟着专员，把赣南建设好。

蒋经国见此情形，意识到培训这些年青的基层干部的重要和紧迫。他一回到赣州，便提出了举办“青干班”、“夏令营”“冬令营”、“公仆学习班”等计划，并亲自担任各种训练工作，为“新赣南”建设培养“大批能干的人”。

9月初，蒋经国视察赣南各县后回到赣州，经过半个月的准备，1940 年 10月 1 日，他主持召开了江西省第四行政区扩大行政会议。

他在开幕词中，谈到他出任专员的最初一年巡视赣南各地的情形时，说：

“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二千八百五十里路，经过了九百十四条桥，其中有七百十四条需要修理的，八十四条是不能走的，只有三十四条是新修理的，但是，也不十分坚固，其余的桥都是用一根山木搭成的。

我经过一百八十九个茶亭，只有二十个最近修理的，有四十二个已经简直不能坐人。

至于在水利工程方面，我所看到的四十三个水利工程，已经有三十九个是坏得修理的。

在有些山岭里，樵夫因为找不到捆柴的绳子，竟会把电线剪下来代替。”

他的这段话，说明了建设赣南之必要，同时也说明了蒋经国上任伊始，就深入实际，一览赣南面目，足迹所至，感触殊多，并记录详细，这也为他以后提出“建设新赣南”打下了基础。

这是1987年，蒋经国一张罕见的全家福，照片中三代同堂，前排坐着的人是蒋经国、蒋方良，旁边是他们的孙子、孙女，后排则是蒋孝武(中)、蒋孝勇(右)和妻子方智怡(左)，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蒋经国西装革履，旁边的妻子蒋方良气质优雅，儿子和孙辈也是一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