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变成苏东坡，乐观、豁达，用一生把别人的苟且活成潇洒

宇翔教育•刘昱祥

　　苏轼的一生中几经官场浮沉、大起大落。“三贬之地”是苏轼所遭贬罚的地区。三贬丧三妻。

一贬黄州（1079年—1083年）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43岁，因“乌台诗案”，苏轼不仅锒铛入狱，出狱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一共是4年零2个月；

再贬杭州、颍州（1089年—1091年）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57岁以“讥刺先朝”罪名，贬到惠州(今广东)；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被贬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

又贬儋州（1097年—1101年）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

　　苏轼的家庭成员：父亲苏洵，妻子王弗、王闰之（王弗的堂妹）、红颜知己王朝云，儿子苏遁、苏过、苏迨、苏迈，姐姐苏八娘，弟弟苏辙，妹妹苏小妹。𦣝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洵的儿子。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

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合称“三苏”。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

1、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是1076年苏轼在密州时所作，当时苏轼正和弟弟分离，在中秋节当天写下此词，表达自己的离思。该词望月怀人，勾勒出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孤独境界，可谓遗世独立。通过对月亮阴晴圆缺的追问，表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意味，达到了社会和自然的高度契合。胡寅评价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而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2、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通过对月夜江上壮美景色的描绘，借对古代战场的凭吊和对风流人物才略、气度、功业的追念，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功业未就、老大未成的忧愤之情，同时表现了作者关注历史和人生的旷达之心。该词气象磅礴，格调雄浑，高唱入云，境界宏大，前所未有，因此被称为此词须关西大汉手持铜琵琶、铁绰板进行演唱，是对传统词的一大突破，因而成为了豪放词的定鼎之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

3、水龙吟·次韵章行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旁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1081年，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居黄州。苏轼的同僚好友章楶在《水龙吟·燕忙莺懒芳残》中写描写杨花之美，苏轼也写下了这首词来唱和。苏轼在一封给章质夫的信中说：“《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云，亦告以不示人也。”但是这首唱和之词却远超原词，成为了不可多得的经典。

4、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鬃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075年，苏轼在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在一次打猎活动中，苏轼写在了这首气势雄豪，淋淳酣畅的词。这首词在境界上大大突破了北宋偎红倚翠、浅斟低唱之风，对南宋辛派词人有很大的影响。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这首词“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5、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19岁时和16岁的王弗结婚，二人恩爱情深。十年后，王弗去世了，这给苏轼以很大的打击。1075年，苏轼任密州知州，年已四十。这一年的正月二十日，苏轼梦见王氏，便写下了这首“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 ”的悼亡词。词的上阕记实，下阕记梦，虚实结合，衬托出对亡妻的思念，加深全词的悲伤基调。

6、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1078年，苏轼任徐州知州。一天，苏轼夜宿彭城燕子楼，梦到以前居住在这里的唐代张尚书之爱妾盼盼。据传燕子楼就是张尚书为关盼盼所建的。盼盼面貌姣好，谈吐不俗。自从张氏死后，盼盼独居在小楼上十余年不嫁。该词上片梦游园，描写了燕子楼小园的清幽之景；下片感梦，抒写凭吊燕子楼，登高远眺，直抒感慨。该词传达了人生变化莫测的失望之感。

7、水调歌头 快哉亭作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1083年，苏轼已经贬官黄州，是年苏轼将往张怀民暂新居西南筑亭，以观览长江胜景。苏轼钦佩张怀民的气度，为其所建的亭起名为“快哉亭”，并赠其这首《水调歌头》。全词熔写景、抒情和议论于一炉，表现作者身处逆境，泰然处之，大气凛然的精神世界，在艺术构思和结构上，具有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特点，充分体现了苏词雄奇奔放的风格。

8、 满庭芳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苏轼在被贬黄州后，在政治上遭到了打击，变得比较消极。这首《满庭芳》就是苏轼内心的一些反映。词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展示了作者人生道路上受到重大挫折之后既愤世嫉俗又飘逸旷达的内心世界。

9、八声甘州 寄参寥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参寥也就是僧道潜，与苏轼过从甚密，结为莫逆之交。1091年，苏轼由杭州知州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在即将离开杭州时，苏轼作此词赠予参寥。此词起势不凡，以钱塘江潮喻人世的聚散分合，以“俯仰昔人非”写人世转瞬万变。下阕写词人与参寥的友情。全篇大开大合，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是其他词人难以驾驭的。

10、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082春，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已经第三年了。苏轼和朋友春日出游，风雨忽至，朋友深感狼狈，词人却毫不在乎，泰然处之。该词通过途中遇雨这件小事，来抒发自己旷达超脱的人生境界。上片主要写雨中，下片写雨后，洋溢着豪迈、豁达、乐观的生活信念。

11、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定慧院在湖北黄冈县东南，是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初居之地。此词上阕写鸿见人，下阕写人见鸿，借月夜孤鸿来表达自己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词的境界高妙，被评价为“似非吃烟火食人语”。

12、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1074年秋，苏轼由杭州移守密州。第二年，他下令修葺城北旧台，并取名为了超然台，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1076年暮春，苏轼在登上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写下了此词。此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通过对景象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思乡的情感，又表现豁达的人生态度。

13、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在黄州期间，曾住在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后来苏轼在这里开垦了一片荒地，开始种植庄稼，命名为“东坡”。一天苏轼喝酒晚归，但是家童都睡着了，迟迟不开门。于是苏轼只能在门前听浩浩长江东流。就在这时候，苏轼想到了月夜泛舟，放浪于山水之间。这首词写的非常有情趣，反映了苏轼豁达的精神。

14、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写于什么时候还有很大的争议，大概是被贬之后的作品。词的上阕写暮春的景象：花落残红、杨花漫天、芳草萋萋。过片写得遇佳人却无缘一晤，自己多情却遭到无情对待的悲哀。全词写得比较哀怨，是苏轼中比较少有的。

15、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被贬黄州期间，苏轼曾经到蕲水清泉寺。《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日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苏轼借助寺庙前向西流的水来抒发自己不服衰老的人生态度。

16、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曾经在春天发生了严重旱灾，苏轼曾率众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得雨后，他又与百姓同赴石潭谢雨。这组词就是当年初夏在赴徐门石潭谢雨路上写成的。这里选的是第四首，主要描写农村风光优美、民风淳朴、农事忙碌的景象，充满于乡间趣味，也反映了苏轼对于百姓的关心。

17、鹧鸪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这首词也是写于黄州时期，主要表现作者对仕途的失望，对人生的悲凉。从词中的句子来看，苏轼表面上是豁达的，实际上却比较消极了，有点自嘲的感觉。

18、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期，曾经写下了许多关于西湖美景的诗，以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为代表作。诗中是西湖是晴非晴，是雨非雨之时，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而苏轼也似乎是似醉非醉了。苏轼最后用西施来比拟西湖，使西湖成为美的化身，对西湖进行美的升华。这首诗也成为了歌颂杭州西湖最出名的诗篇。

19、东栏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此诗作于1077年，当时苏轼已经四十一岁，经历了众多的家庭变故，母亲、妻子、父亲相继辞世。在政治上，苏轼也遭到了很多的打击，被迫离开朝廷。

1076年，苏轼离开密州到徐州，孔宗翰接替苏轼。苏轼不久就写下这首诗送给孔宗翰。在这首诗中，苏轼表达了人生苦短的消极情绪。

20、狱中寄子由（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1079年苏轼发表于对新法的不满，最终台谏累章弹劾他“作为诗文讪谤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苏轼不久被捕解京，这就是“乌台诗案”。苏轼差一点就死在狱中。在这期间，苏轼写下了两首诗给弟弟，其中这是第一首。全诗写自己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兄弟的棠棣之情，十分感人。

21、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苏轼初到黄州之时，倍感悲观，但是也勉励自己要豁达。这首诗就写出了自己在黄州的复杂心情。诗中赞美了黄州山水、饮食之美，也自嘲了自己的仕途生涯。最终，诗人在这种山水之中得到了一些解脱。黄州虽然是苏轼被贬之地，但是也是苏轼创作的巅峰之地。苏轼的许多的诗词、散文名篇都在此地完成。如果没有黄州的解脱，苏轼不可能达到如此的高度。

22、海棠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这首《海棠》也是创作在黄州，主要通过对夜色的描写，表达出了好景不长，何不秉烛夜酒的及时行乐思想。全诗空空蒙蒙，如梦似幻，以花比人，是写物诗中的经典作品。

23、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084年，苏轼从黄州贬所改迁汝州团练副使，赴汝州时经过九江，与友人参寥同游庐山。随后写下了这首哲理诗。以理写诗是宋朝诗歌的风格，是宋人在唐诗之后另辟的一条蹊径，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该诗语浅意深，因物寓理，寄至味于淡泊，是哲理诗中的精品。



24、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被贬黄州并非是苏轼最惨的经历。1084年，宋哲宗亲政，蔡京、章惇之流执掌朝政，苏轼被贬英州（广东英德），最后直接流放到了海南，直到七年后哲宗病死，才遇赦北还。1100年，苏轼从海南岛乘船北归，写下了这首诗。苏轼在诗中回顾自己被贬的经历，也表现了他北归的兴奋之情以及九死不悔的倨傲之心和坚强自信。

25、送子由使契丹

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

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

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

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1089年，苏辙奉命出使辽国，庆贺辽主生辰。卑事小国，国弱臣辱，做这样的使臣内心是屈辱的。苏轼写诗送别。这首诗写出自己对子由出使辽国的复杂心理。写寻常之题材，寄兄弟之亲情，明国家之大义，实乃苏诗中抒写爱国情怀之佳作。

三贬丧三妻

　　一、苏轼的一生中几经官场浮沉、大起大落。

他21岁中举，22岁进士及第，一举名震京城。兼之其文采风流深受名士欧阳修的赏识，可谓春风得意。

然而，正当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准备大展拳脚，一施政治抱负之际，他却又接连遭遇母丧、妻死、父亡。

情感上的哀痛自不必说，仕途上又一度陷入了奔丧、守丧、还朝……这样的循环当中。

到他34岁时回到京师后，却发现朝堂之上的境遇和他当初离开时已经很不一样，政治斗争一波一波绵延不绝。而王安石兴起的革新变法令他难以接受，于是只好自请外放，到偏隅之地为官。

好在他这人是天生的乐天派，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窘迫他总能一笑置之，豁达得不行。

转眼到45岁时，他却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乌台诗案”，并因此身陷囹圄、差点掉脑袋，幸好有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不杀士大夫的祖制才逃过一劫，第一次被贬至黄州。

二、五年后，王安石一党遭到打压，新党崛起。

年已50岁的苏轼被重新起用，并且升职就跟坐火箭似的，连升了好几级。

从元祐元年到元祐八年之间，苏轼从起居舍人升至中书舍人，到翰林学士、龙图阁大学士……最后升任礼部尚书，官居一品。

可是回朝之后，因司马光等人对旧党的打压太严重，苏轼表示实在看不过去，说王安石一党的新法其实也没那么差，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此举引起了新党的不满。

绍圣元年，苏轼第二次遭贬谪至广东惠州，时年59岁。

在此之前的一年，苏轼的前妻的堂妹，也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去世了。

更悲催的是，在苏轼被贬惠州的两年后，一直贴身照顾他的侍妾、他生命中最珍视的红颜知己王朝云也病死了。

从此，他再没有娶妻。

三、绍圣四年，又因为政治上的纷争，62岁的苏轼被贬谪到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岛儋州。

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对罪臣犯官极大的惩罚，其严重程度仅次于满门抄斩。

元符三年五月，宋徽宗即位后，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得以复任朝奉郎，年底度岭北归。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北归途中，当时苏轼已经66岁了，在那时已属高龄；况且又是从瘴疠之地的海南回来，其身早已染上瘴毒；加上一年以来旅途劳碌、作息不稳，终于一病不起。

他预感自己快要行将就木了，强撑病体给弟弟苏辙写信嘱咐道：

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

四、苏轼的好友钱世雄、径山寺长老维琳都十分担心他的病体，经常过来探望他，可惜此时的苏轼已经病入膏肓，康复无望。

苏轼弥留之际，视听衰微，正是维琳在他耳畔大喊：“端明宜勿忘西方！” 告诫他现在要想着来生。

苏轼其时已呼吸气短，喃喃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表示西方也许是有的，但是空想着前往，又有何用？

钱世雄也大声说道：“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意在劝慰他，都现在这个时候了，你最好应该这样想啊。

苏轼最后只答了4字：“着力即差！”

意思是这件事不能刻意为之，如果勉强去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4字正是他的道教道理：

人生的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于不知善而善。

乌台诗案

　　苏东坡在他四十四岁那年摊上了个案子，这案子差点要了他的命。有人说，是王安石陷害苏东坡，正史、野史里都有这个说法，真是这样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置苏轼于死地？

案子发生在元丰二年（一〇七九），当时苏轼刚从徐州调任湖州，他很喜欢这个地方，每天吟诗作画，自得其乐。然而好景不长，三个月后的一天，苏轼正在伏案工作，进来几个御史台的人，宣布：御史中丞召见。苏轼不知来人的目的，说：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来的皇差叫皇甫遵，淡然说道：并不如此严重。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上面说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见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湖州到汴京要走二十多天，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孔氏谈苑》）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案子由御史台审，提出的罪证是一本别人为苏轼刻的诗集。御史台的别称是乌台，苏轼这个案子又是由诗而起，所以这个案子在历史上也叫“乌台诗案”。

苏轼获罪的原因是诗作，但到底是什么诗、哪句诗，使他惹祸上身的？御史台主审官把这本诗集当中的一些词句摘出来，捕风捉影，硬说苏东坡在诗里流露了对政府甚至对皇上的不满和不敬。

监察御史舒亶在他的弹劾奏疏中把苏东坡的诗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陛下不是实行“青苗法”吗？他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不是要明法整顿吏治吗？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却无术”；陛下不是要兴水利吗？他就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不是要推行盐禁吗？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见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苏东坡的诗经舒亶这么断章取义地一“解释”，立马变得处处与新法、也跟神宗本人过不去了。宋神宗正为新法不能顺利推行而烦恼，舒亶的挑拨尤如火上浇油，便命御史台立案审查。这就是“乌台诗案”的由来。可见，不是哪一首诗，哪一句诗，而是很多诗里面的几句诗，被御史台的人抓住了“小辫子”，要跟苏东坡算总账。

这些人为何要陷害苏东坡？诗案的发生，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朝廷围绕赞成与反对变法，形成新、旧两党，苏轼作为“旧党”中的中坚人物，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并屡作诗文讥讽，“新党”成员对之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因变法而引发的新旧党争，终于演变为一场殊死争斗。

苏东坡想不通，变法可以，为什么全然不顾社会的承受力？如果放慢点速度，整顿好人心，选用一批贤良，缓缓图之不是更稳妥、更容易收到实效吗？治理国家，难道就是发展经济这一件事吗？老祖宗讲究天人合一，大宋王朝求的是以文治国，这个传统丢了，国家会出大问题的。想不通，就频频上书劝阻，劝阻不成就联合起一批贤德人士共同抵制，同时，写到他的文章里，作诗讽刺。所以大难终于降临。

御史何正臣率先发难，向神宗皇帝上疏，指控苏轼诽谤新法，并进呈苏轼诗文，请神宗御览。神宗对此反应冷淡，只是将他的奏疏交给中书省去办理。事情久拖未决，苏轼毫发无损，令新党人物大为不快。恰在此时，刚到湖州的苏轼依照惯例上了一份《湖州到任谢上表》，里面有几句讥讽时政的言词，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感觉抓到了确凿证据，立即上疏，再次弹劾苏轼。御史中丞李定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认为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宥”。监察御史舒亶手段最为毒辣，东坡的那些所谓的“反诗”就是他亲自摘录出来的。他还告诉皇上，苏东坡的那个“上谢表”如今已经是“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见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七月己巳”条）“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他说是“无不”，把问题推至极端。

王安石与这一切有无直接关系？关于荆公与诗案的关系，大致有三种说法：

其一，政敌说。“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一〇七九），而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也就是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就离开政界了。那一年，王安石由于丧子的原因第二次罢相，去了江宁，最后连宰相都不干了。“诗案”是三年之后的事了，其时的宰相已是吕惠卿，怎能把“诗案”和王安石扯在一起呢？从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到“诗案”发生，已经十年过去，苏轼没有放弃对新法的批评，王安石一直不以为然，在他断断续续执政的八年内，苏轼可以畅所欲言，王安石一直未加干涉，怎么他当宰相的时候不办苏轼，退隐山林多年后却想到要报复苏东坡了？吕惠卿确实是王安石提拔的，但王安石当政时，吕与王的政见已然不同了，他当时不陷害苏轼怎么会在王安石远离政坛以后，反而秉从他的什么意志，替他清洗所谓的“政敌”呢？所以，“政敌说”于理不通。

其二，嫉妒说。说王安石是因为嫉妒对手的才华而下毒手的，这纯属想当然。王、苏二人虽政见不同，但在才情文学上他们二人相互欣赏。王安石曾称赞东坡：“子瞻，人中龙也”；在读到“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的东坡佳句时，抚几慨叹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苏东坡则称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古；智足以达其道，辨足以行其言”。相关的例子，在各自留传的作品中很容易找到，历史上也从没有留下任何王安石嫉妒苏东坡的记载，更不会因嫉妒而生仇恨陷对方于死地，这绝不是半山的为人。所以，“嫉妒说”同样站不住脚。

其三，“小人”说。林语堂在他写的《苏东坡传》中，把王安石称作“王安石那群小人”，的确，“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历来被视为王安石的“朋党”，王安石提拔的人、他的助手、学生和继承者，几乎都被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列入奸臣的行列，他本人虽没有被列入其中，但也是被骂了一千多年。

苏轼和王安石都是从政的文人。他们有许多的共同点，都是奇才，唐宋八大家，他俩就占了两家；他俩都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富有同情心，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他们各自的诗作中很多都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他俩政见不同，两人的关系也受到影响，逐渐疏远，最后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熙宁新法每推进一步，苏东坡都要写诗文讥讽，弄得王安石十分恼怒；苏东坡性情豪放，不拘小节，有时出口不让人，有时弄得王安石下不来台，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报复的事显然是有的。苏东坡半生颠沛流离，有一些就是王安石造成的。

客观地说，尽管王安石没有直接参与“乌台诗案”，但也不能说与他毫无关系，起码是他起用的那些人，有几个是贤德君子呢？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他表面上还尊重王安石，遵守他的教诲，但是他的私德、心胸、手段、志向，王安石怎么能担保呢？事实证明，正是李定，是这些小人制造了这个千古冤案。对此东坡的弟弟苏辙早就下过结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实际上，不仅李定，王安石、苏东坡、宋神宗，大家都有小人的倾向，表现就是不能容人，气量狭窄，个人意气用事，政见不同导致朋友都做不成。这样的事，所见所闻实在太多，古来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乌台诗案与王安石变法有关系，但跟王安石本人无直接的关系。

此刻，苏东坡正被关在御史台的大狱里大受其罪。诗人的作品件件都成了事儿，被主审官抓住不放，审了又审。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终于使他支持不住了。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而这样的罪名一旦承认，就是死路一条，苏东坡不是不知道，但他没有其他的选择。而认罪之后，剩下的，就只有等着杀头了。就在苏东坡已丧失了所有的信心和希望的时候，他把一些青金丹偷偷埋起来，准备一旦知道自己要被处死，就把它吞下去。他还跟儿子苏迈约好一件事：每天送饭的时候，都要有菜和肉，如果听到外面传要判我死刑，你就送鱼，不要送菜和肉。一天，苏迈外出筹集生活费用，就托了一位亲戚代为送饭。可是粗心大意的他临行前忘了交代一句：千万不要送鱼。正是无巧不成书，那位先生跟苏迈一样，也是个老实厚道之人，看苏迈天天不是菜就是肉，太过单调，于是就吩咐老婆做了一条鱼给苏轼送去了。苏先生一下子懵了——“我命休矣！”虽有思想准备，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时，苏轼还是感到如晴天响了一个霹雳。不就是几句诗吗，何致处以极刑？

稍微镇定下来以后，他把狱卒梁成叫了过来：如有笔墨，可否借来一用？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不得接触笔墨，可是这个狱卒人很善良，同情苏轼的遭遇，平时很照顾苏轼，甚至每天晚上给他准备热水洗脚，不厌其烦。送笔墨对他来说小事一桩，但对苏轼来说却如雪中送炭。

东坡伏在案子上，就着牢房里昏暗的光线，提笔写了两首诗。其中有几句显然是写给他兄弟苏辙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这实际上是苏轼的绝命诗，表达的是他当时的那种极其悲愤、伤感的情绪。写好后，他把诗卷好，交给狱卒，嘱咐他收好，“这儿有小诗两首，请转交舍弟苏辙。”梁成答应：“一定转到，放心。”（见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苏轼为什么把绝命诗交给狱卒呢？苏迈天天来送饭，为什么不交给自己的儿子呢？分析当时的情势，苏迈拿到诗，马上会把它转交给自己的叔叔苏辙，让苏辙现在就看到诗稿，不是时候，除了让家人更加伤心，别的作用什么也起不了。所以，不能把诗稿交给苏迈。现在的情势看来自己难逃一死，临走之前有些身后事要跟自己的家人有个交代，还有一家大小十口的生活负担，看来只有交给苏辙了。苏轼知道狱卒拿到这个诗稿是不敢留在自己手里的，必定往上交。监狱长之类的官吏恐怕也不敢留，因为苏轼不是平常的犯人，如果这事谁都不敢做主，就有可能转到上层人物、甚至神宗的手里去。果然。苏轼的这一步走对了。诗最后还真的转到了宋神宗的手里。神宗看过后一时也很感动。

神宗本人并不大相信苏轼对他怀有二心，也十分赏识苏轼的才华，他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如果不是神宗对苏轼甚有好感，不欲深加治罪，一拖再拖，按照李定他们几个人的意见，早就把判他个“斩立决”了。神宗的犹豫不决让御史台的人很着急，他们要进行“最后一搏”。一天，宰相王珪面见神宗，说：“苏轼于陛下有不臣之意。”神宗问：“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珪说，苏东坡的《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唯有蛰龙知”一句，这句诗大有问题。陛下请看，龙飞本在天上，苏轼却要在地下求什么蛰龙，还在九泉之下去求，这不是在诅咒皇上，要造反吗？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挑拨。在君权至上的社会，这样的罪名一旦坐实，是要灭族的。好在神宗还是个明白人，回答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旁边的章惇插言：龙未必专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称龙。神宗说：是啊，孔明被称作“卧龙”，东汉有“苟氏八龙”，难道他们都是人君么?说得王珪哑口无言。苏轼在毫不知情之间，又涉险渡过一关。章惇出来后，扭过头问王珪：“王相是要灭苏轼满门么？”王珪狡辩：“是舒亶说的。”章惇也没客气，啐了一口：“呸！舒亶的唾液也可以食么？”（见宋·王巩：《闻见近录》）

苏轼蒙难的消息传出去，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震动。许多人勇敢地站出来，声援苏东坡。当时援救他的有下面几种人：一是同情苏轼的各界人士。从苏轼被捕的时候起，救援的奏章、信函就如雪片般向朝廷飞来。上至国家的宰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在为东坡说话。

宰相吴充一次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宋·吕希哲：《吕氏杂录》）这话说出来甚冒风险，但对神宗的触动肯定不小。

　　尚书右丞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路遇谏官张璪。张璪知道王安礼在神宗心目中的分量，急切之下，竟不顾礼仪，焦急地冲着安礼嚷嚷：“公怎么不救他？怎么将他下死牢？”他，当然指的是苏轼。安礼觐见神宗，进言道：“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苏轼自恃才高，一旦示法，恐后世以为不能容人。愿陛下宽大为怀。”神宗说：“朕不想深罪他，召他对狱，考核是非，不久将放出。”随即又说：“在外面，不要泄露刚才的话。苏轼积怨太多，恐言官们因苏轼的事害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可见事情之复杂，连皇帝也有所怕。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专门负责调查、审问苏东坡的御史李定，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居然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哄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周围竟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令他震惊的是，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说明了人心所向，是抗议，是舆论，也着实透着点儿官员群体的正义感。当苏轼蒙难时，杭州的父老百姓曾公开做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苏轼知道后，不禁老泪纵横。应该说，苏轼未被杀头，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

二是苏东坡的亲人们。苏辙写的《为兄轼下狱上书》最为感人，一开头就以呼天抢地的语气写道：“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进而动之以手足之情：“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又明之其罪有可恕：“轼居官在家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如果能原谅苏轼这一回，我们再也不敢了：“轼感荷恩贷，不敢复有所为。”还表示愿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抵罪：“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这样一篇哀婉动人的上书，朝廷竟置之不理。

三是神宗的祖母，也就是宋仁宗的皇后。当时这位太皇太后正病重，神宗为了促使祖母的病情好转，打算搞一次天下大赦，就把这个意思跟仁宗皇后说了。这里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老太太问：“据闻苏轼已下台狱？”神宗答：“是，自八月迄今，已有两月。”老太太说：“忆及汝祖父仁宗皇帝初得苏轼、苏辙之日，回宫喜容满面，曰：吾今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惜吾不及用也。”神宗听罢惶恐道：“娘娘勿忧，尚未定谳。”太皇太后长叹一声，轻声言道：“官家大赦可免，但放了苏轼足矣。”（宋·陈鹄：《耆旧续闻》）老太太一边说，还一边掉眼泪。这边神宗也跟着掉泪。当时不光是仁宗皇后老祖母，整个皇宫里的皇亲国戚们都很喜欢苏轼的诗文——特别是皇后、妃子、公主们。几日后，太皇太后终于一病不起。苏轼在狱中闻知心中大恸，作挽词两章以示哀悼。这时王安石已五十九岁，在退隐地金陵钟山也写了两首挽词，派人送到京城。

四是王安石，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位不凡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后早已退隐山林，回到江宁（今南京）隐居，所以没能及时知道苏东坡坐事入狱的消息，等到这场轰动朝廷的“乌台诗案”传到江宁时，苏东坡的罪名已定，只争一个迟早，晚一步，苏东坡的人头就可能落地。野史中的记载是，王安石忙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交给神宗皇帝，据说信中就一句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历来对王安石十分敬重，因为王安石是他的老师，虽然先生早已退隐，但在看了王安石的信之后，犹豫再三的宋神宗不再犹豫，马上下旨将苏东坡放了。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诏书中说：“朕之所治，虽非圣世，但朕决不以文字之罪杀人，更不会以文字为狱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从诏书的用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是王安石的一句话最为奏效。在“乌台诗案”中，如果说别人起的是重要作用的话，王安石就是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性的一句话起了关键的作用。

前后持续了五个月的“乌台诗案”终于有了结果，苏轼被释放，但还是给他定了个罪名，叫“讥讽政事”，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并且不准擅离该地区，无权签署公文，相当于流放了。除主犯苏轼外，其余如苏辙、司马光等二十九人，也受到株连。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出狱的时候，那个善良的狱卒梁成把他的绝命诗还给了苏轼。他接过来，一时百感交集，伏在案上边读边眼泪哗哗地流。

苏轼经过这场磨难，性情上有很大改变，这以后我们见到的苏东坡，是成熟了的苏东坡——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孤寂潦倒之时，成熟于毁灭之后的再生。他去了黄州，在那里，伟大的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即诞生。

“乌台诗案”是北宋一百六十多年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当然，与后世相比，特别是“康乾盛世”发动的无数次文字狱，乌台诗案算不了什么。那些历史上的浩劫，至今人们还可以嗅到溅落在康熙、乾隆龙袍上的血腥味。北宋帝王对知识分子是比较宽容的，这是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阶段，最高统治者的精神素养的一种体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北宋文臣强势形成对皇权的一定监督，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商品经济的小康式的居民日常生活，都使得这个王朝显得别具一格，可惜以往人们对它关注和研究不够。

读这段历史，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两位文化巨人最后的握手言和。元丰七年(一〇八四)七月的一天，苏轼专程拜访闲居江宁的荆公。史载，王安石闻听苏东坡要来，欣喜非常，穿着粗布衣服，骑着毛驴，到江边去迎接。苏东坡的衣着也颇为随便，冠巾也不戴，神情潇洒地走出船舱，向荆公深深作揖：“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半山老人笑答：“礼岂为我辈设哉！”（宋·朱弁：《曲洧旧闻》）言罢，两人相视哈哈大笑。东坡又说：“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王安石摆摆手，上前拉住东坡的衣袖，两人互相搀扶着踏上钟山小径。

这一次，苏东坡在江宁盘桓了一个多月，他们在半山花园里赏花饮酒，赋诗唱和，还携手同游蒋山（即钟山）。他们谈了许多，话题涉及古今的历史教训和当今的社会风气，与他们赋诗吟歌一样，坦率而融洽。尽管过去政见不同，但如今已时过境迁，两人都感到，夹杂着个人功名富贵而争荣政坛的往事，已如一缕青烟消逝，而现在，到了应该彻底解脱的时候了。这两位文名冠盖当世的唐、宋八大文学家中的佼佼者，终于尽捐前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诗情画意的精神境界里，共同度过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两位老人分手之际，安石送给东坡一张专治头痛的偏方，而且盛情对他发出了邀请，在适当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半山园附近，建几间草房，就搬过来住吧。东坡愉快地答应了。

见过王安石后，苏东坡曾写过四首“次荆公韵”，其中第三首有句：“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东坡集》卷十四）意思是说他很希望如王安石所劝，在南京定居，与他为邻，但世事悠悠，现在已然迟了。不过，从这句诗里我们体会出的正是他对王安石极为钦敬的表示。而半山老人也非常思念东坡，东坡走后，他感到惘然，有些失落。东坡的旷达潇洒，东坡的聪慧敏捷，东坡的率真豪爽，都令他思念不已。他逢人便提起他与东坡的相会，每当这时候，他就不胜感慨地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宋·蔡绦：《西清诗话》）这段历史佳话，也使王安石谋划迫害苏东坡的说法不攻自破。

以东坡之才之智，他是被谁加害的自有他自己的判断，这个人绝对不是王荆公，否则，王安石怎么会在他最危险的时候救他？他又怎会巴巴的跑到江宁去看望王安石呢？

令人庆幸的是，两个伟大的文学家、诗人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文采风流，光照千古，动人的历史情景，直到现在还在激动着我们的心灵，为中华民族拥有这样两个具有伟大人格魅力和艺术才情的文化巨匠而深深地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