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46年秋，周知被调去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他在离开重庆之前，把誌叔和我的关系都交到何其芳手里。约定一个日子，要我们去周恩来公馆曾家岩50号跟何其芳接头。这里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中。大门紧闭，安有电铃，传达室内由专人接待。传达室的同志进里面去通报时，我注意到墙壁上贴着一张作息时间表，表上每天下午都安排有学习的时间令人肃然起敬。会客室的陈设极其简朴，摆的是最便宜的藤沙发。何其芳是著名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第一次见面，自然而然的要谈一些文艺界的问题。告辞出来后走在路上誌叔对我说，他要是把我当成搞文艺的可就糟了！誌叔忙于革命工作很少写文章，但他的思想敏捷看问题深刻，有许多独到的见解。</p> <p class="ql-block"><b>《挺进报》与刘国誌</b></p><p class="ql-block">1947年初秋，我同六叔国铮～七叔国誌都住在刘家世交何北衡（曾任四川财政厅厅长）公馆的顶楼上。有一天，在顶楼上发现一块刻写蜡纸的钢板，誌叔一看到就高兴地说，嘿！这东西现在很有用，便拿走了。后来他又问我能否找到会刻写钢版的人。不久，我就看到吴子见把挺进报送到和公馆交给誌叔，记得是一大包，大概有两三百份。根据吴子见的回忆，挺进报的大部分由江竹筠发行，小部分由刘国誌发行。当时挺进报是用一种粉红色的打字纸印的。字写的很小，但很清楚。誌叔每次收到挺进报后都要紧张工作好半天，首先是拟出分配名单，谁多少份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分配就要花很长时间，记得有一次他严肃的说，这是同志们冒生命危险印出来的，一张也不能浪费！分配完之后按收件人一件件卷好，然后他自己送一部分，我帮他送一部分。</p> <p class="ql-block">不久誌叔对我谈起一次险情，有一次吴子见送《挺进报》来何北衡公馆时，在客厅里坐下来，刚打开纸包，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队长彭斌突然闯进客厅。吴子见赶忙把《挺进报》包好，掩饰过去。誌叔说彭斌只要见过一次《挺进报》，他这回肯定一眼就能识破。后来平安无事，大概彭斌从来也没有见过它。</p><p class="ql-block">1948年春，彭叔对我说，他决定在《挺进报》上连载延安出版的《辩证唯物论提纲》。叫我设法把那本书从泸州乡下弄到重庆来。我写信给弟弟以文，托他把书寄到重庆来了。四月《挺进报》遭到破坏，这件事情没有实现。上述事情可以充分证明，刘国誌同《挺进报》并非一般关系，它不仅是挺进报的主要支助者主要的发行者，而且是它的主要决策者。</p> <p class="ql-block"><b>刘国誌的被捕及其他</b></p><p class="ql-block">1947年冬天，罗广斌有一次从市里回到民建中学时，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们要把《挺进报》贴到市中心的。而且还看到他在写信封，要把《挺进报》寄给行辕主任朱绍良。我同意李维嘉的分析，当时这种左倾幼稚病的所谓“攻心战”，只能是自我暴露，引火烧身。生怕敌人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吸引敌人集中力量来扑灭我们。朱绍良收到《挺进报》之后，大发雷霆命令行辕二处徐远举等限期破案。当时清查《挺进报》，主要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加强邮检，二是守邮筒，从中发现收和寄《挺进报》的人，一个追一个查出地下组织。</p> <p class="ql-block">当时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地下党一些人滋长了轻敌思想和盲动主义倾向，在川东的农村武装斗争中已有所表现。记得1948年1月~2月誌叔有一天夜里在何家挺气愤的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一下子就给断送掉了，这种工作作风真成问题！后来才知道，当时在川东搞农村武装斗争的同志，根据四川全省国民党只有七个旅这一形势认为敌人的兵力薄弱不足，于是仓促举行了武装起义，结果很快就失败了。我党领导下的那些乡长逃到重庆来开会，又被特务包围会场，几乎一网打尽。开会的地点就在李忠良家里。</p> <p class="ql-block">誌叔的下级李中良被捕后供出他在何北衡公馆的住址。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国誌在何家沉着机智地逃脱特务的魔掌，在通知同志们转移之后，他到荣昌大姐夫郭质斌家等候上级冉益智把组织关系转移到成都去或昆明。不料冉益智1948年4月17号在北碚被捕后又供出誌叔在荣昌的地址。4月19日，刘国誌和曾紫霞终于在荣昌被捕。如果他不是把组织关系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他离开重庆之后只顾自己个人安全，跑到乡下去躲起来，特务根本无法抓到他们。1948年4月10号特务到何公馆没有抓到誌叔，就把三姑国凤，六叔国铮和表妹屈义嵩都抓到行辕二处关押起来，直到4月19日在荣昌抓到了誌叔才释放了他们。</p> <p class="ql-block">国誌七叔被捕以后，家人亲友中唯一见过他一面的是国誌五叔，相会的地点是在行辕二处徐远举的办公室里。五叔当时送给徐远举礼物是一个金烟盒，一个金钟表，还有衣料，价值几千港币，是送到张家花园徐远举官邸——徐远举在他所写的《血手染红岩——我的罪行实录》中坦白交代说:“本来释放刘国誌，在我当时的反动职权上，不成什么问题，只是我的反动思想作祟，反动政治成见太重:笫一刘国誌是四川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子弟，也为共产党闹革命，大惑不解。第二，我有心给刘航琛卖个人情，但我讨厌何北衡，对他的装腔作势，两面吃糖有极大的抵触。因这两个思想矛盾，我虽受了贿，始终未同意释放刘国誌。于“一一.二七”将他杀害于中美合作所。</p> <p class="ql-block">刘国誌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建立在坚实理论基础之上，因而能经得起种种严峻考验。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理论素养高，说话风趣，富有幽默感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政治上成熟，工作上沉着老练的学运领导人。誌叔在联大读书时穿着破旧，以致有一次乘飞机时机场上的门卫把他看成搬运工。但是在参加工作后，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亦为了掩饰自己，他却一直穿笔挺的西服还打了领带。誌叔从跳过秧歌舞，倒是喜欢唱歌，特别是苏联歌曲和古典名歌，苏联的《夜莺曲》和《祖国进行曲》就是他教我唱的。他常唱高尔基作词的《囚徒》:“太阳出来又落山啦，监狱永远是黑暗……”和歌德作词，舒伯特作曲的《魔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