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可以批评吗？

杨世膺

原创 长安易居主 雅风传习 2020-05-01 19:13

陈振濂书作

陈振濂可以批评吗？

作者：长安居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振濂就是古时才子的今之转世，他的外观形貌风流潇洒，内在腹笥又存五车之富，此真乃上天对他的无量眷顾。

在新时期书法热大潮兴起、发展的过程中，陈振濂始终参与其间，他以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代最年轻之名校书法研究生的身份步入书坛，青年时代已著述宏富，成果斐然，在1980年代诸书法大师均健在的时间段里，庶几称得上“少年中之前辈，前辈中之少年”。

陈振濂以天纵神才，又能劬学异常，他在诗书画印各个艺术领域的创作实践中，均不落俗套，睥睨时贤；他在书学及其它传统艺术的研究中，凡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教育，中日书法比较研究，中国画史，篆刻史，宋代词学等，皆有深入涉猎，并成一家之言，尤其是在高等书法教育和中日书法比较研究方面，更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此筚路蓝缕的首开风气之功，的称功不可没。

陈振濂经过个人40年的奋斗，在书法界早已名动海内外，进入到人生收获的季节，而今的陈振濂已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浙江大学中国书画艺术与科技鉴定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院与浙江大学双博士生导师，可谓声名显赫，地位尊贵。那么，对这样一位在学术、艺术界引人无比尊崇的大名家，我们是否可以对他批评呢？

陈振濂书学著作书影

答案是肯定的，盖人人生而平等，学问、艺术又是天下之“公器”，自油表达个人对这一天下“公器”的各种意见，乃上天所赋，而这种天赋之权更受法律保护，是不能被侵犯的。当代书坛对陈振濂的批评，其实一直都在，对他的批评一种是隐性的，即当代书法名家私下对他的议论、评价。比如华人德致白谦慎的一百封私信，近已结集出版，命名为《飞鸿万里》，此中就有华人德私下对陈振濂的议论、批评，只不过当年的这一私下的隐性批评，今天被公诸于世罢了。1990年9月3日华人德致白谦慎的信函中有记云：

“……我写文章很慢，搜罗材料形成观点，有时萌发一种猜测，就要寻找资料加以证实，有时因证据不足又推翻。陈振濂才气很足，十年间著述三百万字，我想他肚子里哪有这么多学问倒出？又要活动，又要教书，也还得抽时间读书吧。有人写信给顾炎武，问近日成《日知录》几卷了，顾炎武云，今人纂辑之书，如买旧钱充铸新钱，古人采铜于山。故今钱日益粗恶，以为《日知录》又成几卷，是期之以废铜，其一载中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引自《飞鸿万里》1990年9月3日华人德致白谦慎函）

华人德信中援引“采铜于山”的典故出于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顾炎武曾对访客言及“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如读他的《日知录》，确实可以洞悉他著述《日知录》的过程就是一个“采铜于山”的过程，此即：搜集第一手的素材，然后提炼整理出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像其时很多人那样人云亦云走捷径，直取他人的二手观点。由上可知，华人德于书学研究主张“采铜于山，乃铸新器”，并对陈振濂书学著作的学术质量提出了个人的某种质疑。也许是受此信函篇幅或主旨所限，华人德没有就自己的这份质疑展开论述，但从这封私信中可以窥得，不论何人的文章、作品等，只要见诸于世，见之者都会生出或褒或贬等等的各种意见，只不过带有贬义及批评性质的意见，作者本人难以听到而已。正所谓“人人背后有人说，背后人人在说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中的独有常情，即他人当面廉价的吹捧并不值钱，而他人人后说的真话才益显可贵。

如果说，华人德在私信中对陈振濂的这一议论可归为对他的隐性批评，在1992、93年间，以大篇幅、系统化公开著文批评陈振濂的，自然要属沈语冰。基于1980、90年代，陈振濂曾被《光明日报》、《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报》等多家报纸聘为专栏作家，这一时期只要一打开各专业类的书法报刊，就能读到他的书学文章，他的文章发表频率之高，所涉及的书学研究内容之广，都是其时之书学家无可比拟的，故而他在书法界赢得了“陈振濂旋风”的雅誉。90年代初期，沈语冰在上海《书法研究》季刊上作长文《旋风还是彗星：陈振濂现象》，即是他对陈这一类型文章的系统化批评，沈文最后得出的批评结论是：“严格意义上的’陈振濂现象’，只能代表一种浅层次的市民文化现象。”沈文问世之后，大有石破天惊之慨，可以说在专业书法界影响很大，沈文的结论是否能立得住？可以有不同观点与之商榷，但这篇文章对陈振濂“旋风”的“神话”的确起到了“祛魅“的作用，不啻是当代书法批评的一次积极实践。而此时期华人德在致白谦慎的私信中也记录了有关这一事件的某些细节，比如在华人德1993年3月10日的信函中记有：

“沈语冰《旋风还是彗星：陈振濂现象》一文，我已嘱振元兄打印，放在（沧浪）书社第十一期通讯上，让大家看看，对端正自己的学风、文风也有借鉴作用，也可参加讨论。”

在华人德1993年10月29日的信函中，对这件事又有述及：

“戴小京讲，《书法研究》上登了沈语冰那篇批评陈的文章后，陈自己也写了一篇，又去组织了两篇，这两篇文章是陈寄给书画出版社总编卢辅圣的，由卢转给《书法研究》编辑……戴说陈自己的文章是直接交给他的，他去组织的两篇文章又为何寄卢转来，这两篇都不是作学术上的争论批评，而都是指责沈语冰的批评态度方式，有如围攻，戴说这类文章如用，将于刊物形象有损，故不准备用。对于这次批评争论，一些知名人物都未参与，故不久也会无声无息的。”（以上均引自《飞鸿万里》1993年3月10日，10月29日华人德致白谦慎函）

1980、90年代的20年间，是陈振濂学术研究成果叠出的全盛期，亦即在他学术研究的全盛期，他也并没有获得被他者批评的“豁免权”。进入90年代末期，陈振濂所主的“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在书法界遭到广泛批评。十多年前，西泠印社全体社员欲以团体会员的形式加入中国书协，成为中国书协各行业书协的团体会员，担任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的陈振濂，也曾遭到各媒体的诘难和质疑。

陈振濂书学著作书影

拙文之所以浪费如此篇幅来罗列这些陈年旧事，无非想说明一点，在当代书坛的任何人都是可以批评的，包括我们一向视为天之骄子的陈振濂。书法界对陈振濂的批评伴随着他的成长，而他毕竟有实学立身，从世俗化的立场观照，这些批评又何能对他造成一点点儿“实质性”的伤害？有一副联语为我们熟知，“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诸事；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众人”。由这副联语不难解悟到，做人务要有宽厚的器度，包容不同意见、观点的雅量。具体到艺术家之间出现观点交锋时，像陈振濂这样的大艺术家如果是该争论中的当事人，更需要备一种胜于寻常人的大量和风度。况且，书法的研究、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竞技，从来没有绝对化的胜利者。在书法研究、创作领域，各种观点、审美之争等，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口味，如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争，所以一位书法家对于他人的批评、褒贬等，不要不当真、不在乎，也没必要太当真、太在乎，以平常心视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最佳，而越是大书法家则越需要有容乃大，做到肚量如海。

张桂光微信朋友圈截图

近日，广东书家张桂光就陈振濂之《书法迈向“展厅时代”，“鸿篇巨制”势不可挡！》一文提出商榷意见，张桂光的商榷文章《愿百花齐放的书法走进千家万户》，4月20日先在“汉字书法馆”微信公众号推出，24日下午又为《书法报》微信公众号转载，意欲展开讨论。同日21：00前已有1700余次阅读量，而21：00后再将此微文链接点开，竟然显示“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无法正常阅读。《书法报》似乎遭遇到一种外来的压力？若没有，删帖的原因又是什么？

“老白话”微信公众号有关截图

无独有偶，2月22日“老白话”个人微信公众号刊发《陈振濂最缺的是风骨》一文，就陈的一件抗疫书法作品的内容提出批评，以陈的名字命名的“陈振濂艺术讲堂”微信公众号于2月25日，转载了严格、童笑雨合作的《书协副主席陈振濂：谁说书法只抄古文和时代同频共振》一文，以没有点《陈振濂最缺的是风骨》之文作者姓名的方式，回应了对方的质疑，本来两种意见有来有往，把个人观点都表达完整，以示读者，两者究竟孰是孰非？可以留待公论，这应该是好事。然而，同样令人不解的是，没过几天“老白话”微信公众号中那篇题为《陈振濂最缺的是风骨》的文章也被作者自行删除了，当有读者在此公众号的留言框，向该文作者询及那篇“批评陈振濂”的文章为何要自行删除时？作者的回复是“这篇的原因一言难尽”。将两家公众号先后无正常理由删除批评陈振濂的文章，联系在一起来看，不由得令人感到一丝诧异？！难道现时之陈振濂已经获得了被批评的“豁免权”？任何人对他的艺术观点和作品，只能“山呼万岁”，没有说“不”的权力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我向来以为，理性、健康的批评、商榷风气在当代书坛能广泛流布，并为众书法人视为常态，是书法界富有生气和活力的表现，这也是当代书坛最付之缺如的。而当代书坛权威人物，如陈振濂者，在面向公众的言论、文章中出现谬误，最恰当的方式也最好是由同时代的权威来为之纠错指谬。张桂光是当代学界公认的古文字学研究权威，他与陈都是“文格”后第一代名校大师之门的研究生出身，又在同一时期步入书坛，还同是名校的博导，张愿意就一个学术问题与陈坦诚相见，这在当代书坛应看作是一件大好事，结果呢……？当代书法批评实践之难，由此可见一斑矣。通读陈、张两位的文章，客观评价，两人作文得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成立，鉴于两人的师承不同，受教育背景不同，工作生活环境不同，艺术审美观不同等，一定是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上看待未来书法创作走向问题，由是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在书法讨论中属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况且陈振濂文中将“裹挟”写作“裹胁”，将“上古史”的概念延至唐代，这都是不折不扣的文字、概念硬伤，他人能为指谬，这对陈本人以及对读者都均称有益无害。《书法报》为什么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将张与陈商榷的文章作删帖处理？《书法报》作为一家享有高度公信力和权威性的老牌专业媒体，需要就此对全体读者和此文作者张桂光做出公开说明，媒体最大的责任和义务是为读者、作者负责，而非专门仅仅服务于书法界的某些“大人物”，此应为专业媒体人必备的基本、普通常识。（注：陈、张两位文章的具体内容，可搜索“汉字书法馆”微信公众号，加以关注。）

陈振濂的“书法史记”作品

今年春节，捂汗疫～情突起，各文艺家以自己的艺术创作专长为抗疫工作提供一种精神助力，是实践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最好方式，这也是各文艺家的天职所在。陈振濂作为当代书坛的翘楚人物，以书法家的身份参与抗疫，用自己创作的书法作品来提振人心士气，是值得我们为其大大点赞的。但是，陈振濂在一件自作语的书作中明显出现不当语辞，关于这一不当语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书友都曾公开发表过个人的质疑意见。其中尤以“老白话”微信公众号中《陈振濂最缺的是风骨》一文的言辞最为直接、激烈。尽管“老白话”微信公众号中的这篇文章已经无法读到，所幸的是陈的这件书法作品还在网间保留，就这件作品中的一处语辞，我再略陈愚见，以请教于各位读者。陈振濂这件自作语书法中的其他内容不论，仅就结尾处“因祸得福”一语求问陈振濂，这能称恰当吗？这次天灾是为一祸，举国之内已成公论，千人之众的国人在此疫中蒙难离世，多少家庭因此要饱尝丧亲失子之痛，即便这些逝者与我们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可是稍作换位思考，这何尝不是人间最大的哀痛啊！而疫～情发作期间，正值春节，这又是民间祈福求福的阖家团圆之时，在佳节团聚日痛失亲友，这份剧痛无论如何也不能写为“因祸得福”。一个人远去了，在所有逝者的名单中仅仅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数字，可是具体到“这一个人”的家庭，可就意味着一座能依靠的“大山”倒了，从此这个家庭或许生计无着，走向困苦……不客气地说，陈振濂此“因祸得福”一语已突破了最起码的人道底线，与汶串～大第震中无耻文人“纵做鬼，也幸福”以及“含泪劝家长”式的丑闻“作品”实在如出一辙，逝者的亡灵如泉下有知，又会对陈的这个“因祸得福”作何感想？他人对此提出质疑批评，陈振濂若碍于自身“尊贵”的面子，将此等不妥之作悄悄撤除也就罢了，个人日后作文务以严谨慎重的态度出之便是。然而，陈振濂就像一个一直生长在无数鲜花掌声中，早已被惯坏了的“巨婴”，别人说理的批评、质疑，在他的眼中已成“大逆不道”？对于外界的批评、质疑，不仅没有一丝歉意和不安，反而面向公众大言不惭地自称，此文辞不当之作为当代书法之《史记》？！在“陈振濂艺术讲堂”微信公众号中转载的《书协副主席陈振濂：谁说书法只抄古文和时代同频共振》访谈文章中，以下内容似可看作陈振濂对这一事件的自辩和态度？文中称：

“……除了对陈振濂与众不同的’反惯性书写’看法不一，对于书写的内容，也有人质疑，不是唐诗宋词，也不是标语口号。陈振濂的抗疫书法内容更像一篇时评……

’我希望做一部用书法打造的《史记》。书法家应该记录时代与生活，而不是简单抄抄古诗文。’陈振濂告诉记者……

……抗疫中，让他更加坚定了打造’书法史记’的想法。’这段时间，我写了很多抗疫作品，但没有一件能有这么大的反响。这证明书法史记切中了书法创作的七寸。’”（以上内容转引自“陈振濂艺术讲堂”微信公众号《书协副主席陈振濂：谁说书法只抄古文和时代同频共振》）

拜读上述文字，我只能说，他的这一“因祸得福”的大悖人道底线之作，假如溢出书法界这个小众群体的范围之外，将它置于知识思想界的公共空间之内，陈的“因祸得福”说，马上会被无数吐槽的口水淹没，陈振濂从此同王兆山之流或“并美”于世乎？这也并非没有可能。至于陈振濂把这类无关痛痒，不咸不淡的，毫无审美意蕴，兼有“新闻通稿”性质的文字自诩为“书法史记”，则更是荒诞不经了。众所周知，《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为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仗义执言，乃因言获罪的。获罪遭受“宫刑”之后，在阴暗的蚕室中，一面服刑、一面养伤，历尽百劫才完成了《史记》的写作。而《史记》成书后，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内，被认为是“颇谬于圣人”，有别于汉代正统思想的异端思想著作。在整个两汉时代，《史记》一向被视为是离经叛道的“谤书”、禁书。《史记》之所以为后世推重，就在于这部皇皇巨著的作者司马迁在写作时，始终坚守个人的独立人格，不畏权力、不避利害、秉笔直书。比如《史记》中记载的大汉开国皇帝刘邦，在司马迁唯求其真的笔下就是一个厚黑无耻，流氓成性的痞子无赖，司马迁写作《史记》所持的这种公正、唯实态度，是随时要付出极大蒸治、人身风险的，司马迁的胆识及“说大人，则藐之”的巍巍傲骨是陈振濂平生可以梦见的吗？以陈振濂的学识修养，他怎能不知《史记》成书的背景资料和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只因为陈振濂的人生之路过于顺畅、通达了，他天天生活在无数“粉丝”的崇拜目光中、巴结谄媚中，飘飘然不自觉地跨过了得意与忘形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不知节制之外，也渐渐忘记了谦卑、忘记了敬畏，竟忘乎所以把自己思想平庸，文辞寡味，以期“歌德”邀宠的个人普通“随记”，用书法的形式抄写一过，就命名为书法《史记》了。试想，若非患上了“大头症”的“巨婴”，焉能得意忘形如此！悲哉！相比之下，同样记述疫情中个人感受的湖北女作家“日记”，关注点则全在底层大众的苦难上，尽管引起巨大社会争议，甚至出现对她的辱骂和人身威胁，可她处之坦然，从容应对，引起知识界有识之士的共同敬佩。

陈振濂画作

从1980年算起，书法热大潮持续40年之久而不衰，这已能目为一道文化奇观了。若从中间的20年犁然划出一道分界线，将陈振濂既有的40年书法生涯置于其中，是否可以这样来评价，陈振濂的前20年是以书法为人生目的者，即这20年中的陈振濂是把书法看作人生的终极理想与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倾个人最大的心力，在物质条件并不丰足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为书法界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学”体系基本框架，使当代书法的研究与创作走向学科化成为一种可能。同时，陈振濂作为名校专业的书法教师，他敢于在高等书法教育的日常工作中放胆实践，打破旧有传统类型“师徒相授”的书法传承模式，以一位现代书法教育家的视角来向学生阐释、解读书法，并在具体教学手法上不主故常，新招叠出，以令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教学水平跨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不带一点感情色彩来评价，如论当代高等书法教学之能之强者，陈振濂居于最前列恐异议者寡。经过多年的高等书法教学实践，陈振濂在90年代末期尝试了“主题先行”的“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尽管这种模式的作品在社会上推出之后，曾遭遇书法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但在我个人看来，陈振濂的这一书法创作模式实验还是从学术上体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采古来能书人名》，《经典？》等作品，今天来看仍然是观念性很强，备有一定创作思考容量的上乘之作，而“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中蕴含的这一观念性与思考容量恰恰是当代书法创作的主流书风———“展览体”体书风之“技工化”书写，最最缺少的。就算这种书法创作思考、构思方法，包括创作模式在很长时间内，甚至永远不会被书法界普遍认同，陈振濂起码做了第一个敢于“试错”的勇士，也只有一个把书法当作人生目的的人，才敢于去以身“试错”，才“敢为天下先”，甘愿来当不怕他人诋毁谩骂的“出头鸟”。是故，陈振濂前20年的书法生涯，无论从书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高等书法教育的创新，还是书法创作模式的实践、实验等，都为当代书坛做出相当贡献，于此任何人都无法否定，也否定不了，我们对陈振濂前20年的书法生涯要由衷击节，向他表达一份敬意！

“学院派”主题书法创作《经典？》   作者：袁绍明

陈振濂前20年的书法生涯需要充分肯定，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自新世纪以降的20年间，暂且称作是陈振濂书法生涯的后20年，在这20年间，陈振濂在书法界的地位历年递进，今天已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高位。在我的记忆中，除却刘炳森以书法家的身份担任过这个职位，陈振濂是除刘之外的第二位，可以想见陈该是多么志得意满呀！但是，陈振濂在其职位不断升迁的同时，他对书法的态度也在悄悄发生改变，他前20年的书法生涯定义于以“书法为人生目的”者，可以成立的话，那他从新世纪至今的20年书法生涯已经变易为“以书法为处世手段”了，也就是说，书法不再是他原来的人生目的，他更愿意把书法当作一个“利器”，使之成为一个为自己谋利益，求发达的工具。由是，陈振濂的精神境界不再如先前那般纯粹和独立，日益走在了渐趋滑落的道路上。陈振濂这种个人精神境界的滑落，在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如从一种宏观视野上来考量，当代知识精英在近20多年以来，大抵上都走了与陈振濂相同的路径。老人家曾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作比喻，老人家从这个比喻又引申指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必须依附于某一个阶层，来为其服务始有出路。我们不得不佩服老人家见解的“高明”，知识分子从传统意义上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老人家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理一也，不外乎是说，知识分子在世间要得显达只有一条路———即“学而优则仕”。不幸的是，“甘蔗没有两头甜”，当一个知识精英看重“仕”，且有幸“仕”了之后，势必要“端人家的碗，看人家的脸”，自觉不自觉地就要随风使舵，随时转向，以牺牲个人的自油意志和独立人格为代价。有人觉得付出这个代价值得，有人觉得付出这个代价不值得，至于到底是“值”还是“不值”？则取决于个人对人生价值观所持的基本立场。

陈振濂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全国书法展投稿作者过多（六万人），称为“冒天下之大不韪”。

首先，全国书法人口有千万之众，六万作者投稿全国书法展，与千万书法人的基数相比，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其次，“冒天下之大不韪”意指“不顾天下人及舆论等的反对，公然去干一件罪大恶极的事”，一个书法爱好者投稿于全国书法展的普通行为，就被陈视为“干坏事”？这也太过离奇了吧？陈的文思至于退化如此吗？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还是不带任何情绪化来评价，在近20年间，陈振濂再也没有为当代书坛提供过来自个人独立思想的，能对当代书坛的发展产生驱动力的“新能源”。提起陈振濂出版过的书学著述，挂在我们嘴边，说得最多的是他的成名作《尚意书风郄视》，以及后来的《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学》、《高等书法教程》等，还有他主编的《书法学》上下卷，多卷本《大学书法教材集成》等。新世纪至今已过20年，陈振濂无论个人著述，抑或他亲自担纲编纂的书法类书，即便有最新的作品，在学术锐度、深度上和书坛影响力方面，恐怕没有一件新作能胜于以上所列之旧作。这说明一个学者也好，一个文人也罢，当过于“春风得意马蹄疾”时，天天应酬不断、会海不断、剪彩不断之后，过去敏感的思考神经就会变得麻木、短路，想再写出深刻的文字会非常困难；而到了不那么得意，乃至显得有些落魄时，也许旧日那种倚马可待、文如泉涌的灵感才能重新找回来。比如陈振濂那篇被张桂光指谬的文章，此文的核心观点就是陈在30年前的旧观点———“未来书法创作的走向，在于形式至上”，只不过陈在此文中把“形式至上”的提法变了一种说法，易作“展厅时代”，而最后得出的结论比之先前的文章更加绝对化。同时，陈振濂的书学著述是以研究书法史起步，说他连“上古史“的概念都不知道？我绝对不相信。他能把“上古“的概念延至唐代，只能说明他平素的生活太忙碌了，功利的驱使，名位的追求，这些世俗化、虚幻化的诱惑已经把他的身心完全包裹，当一个文人拥有了这种俗人才神往的光鲜，怎么能不使自己的才智退化，灵感空洞，文思衰竭。陈振濂书法生涯的后20年，他的精神固然在渐渐枯萎，与之相反的是，他的自大情绪却日益膨胀，比如在2000年初期，陈仅40岁初度的年龄，已经编就个人的《年谱》，将自己从出生起，每年的履历行踪一一详细记述，且印行于世，在坊间售卖。一个其时仅有四十多岁的书法家就以自订的形式把“年谱”编好，无疑是已经将自己设定为一个后世需要研究的历史人物了，这是自信还是狂妄？以其已有的书学成就看，这一行为只能称“大头症”。此外，“陈振濂艺术讲堂”微信公众号近期刊有《陈振濂的书法品牌为什么能做这么大？》一文，在这篇介绍陈振濂的文章中，共分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的小标题分别为：1，思想家的容量；2，内行手段；3，领～袖气质。首先，陈振濂能称得上思想家吗？中国思想家的荣誉是归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近世的鲁迅、胡适，陈振濂与一个思想家的距离，不是霄壤之别，而是根本连一点点儿的“边儿”都沾不上。其次，在“内行手段”一节中有如下叙述，“他的书法作品一直在市场受到收藏家狂热追捧，据了解其价位一直处于全国前三位……”（转引自“陈振濂艺术讲堂”微信公众号）陈能允许把这么庸俗的评价放在介绍自己的文章，可知今之陈振濂于“铜臭”嗜之多深。一般而言，这类“自卖自夸”的语辞多见于江湖书画家简陋的宣传单中，陈于此能认同且用以对外自炫，实在有些斯文扫地，跌份之极。最后，在第三部分“领～袖气质”的小标题下，置有一组陈振濂的个人生活照，由此可窥陈顾盼自雄般的自恋已入病态。何为“领～袖气质”？陈又准备去“领～袖”哪些人？一个自诩有“领～袖”气质的人，其病已非是狂了，而是直入不可救药的“妄境”！鲁迅先生在《骂杀与捧杀》中说，用“捧”来整死一个人，比“骂”还来得有效些和致命些。写作这篇吹捧陈振濂文章的作者，其初发心或是为了拍陈的马屁，讨陈的欢心，但任何东西都是过犹不及，拍马屁过了火就是“捧杀”。在陈振濂的后20年间，“捧杀”可谓是对他最大的毒害，而此”毒“对每个头脑发热，不知天高地厚、东西南北的人都会嗜之上瘾。（注：《陈振濂的书法品牌为什么能做这么大？》一文，可搜索“陈振濂艺术讲堂”微信公众号，加以关注。）

陈振濂印作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都是自标清高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道不行，乘桴桴于海上”，实际上决大多数的文人在灵魂深处都依附着一种“求重用”的劣根性，为了获得“求重用”，知识分子就要想方设法使权力者赏识自己的才华，让权力者把自己视作知己心腹，以求平步青云，前程锦绣。当这种被亲近、被宠幸的心结成为了一个文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个人原有的自油意志和独立人格自然就消蚀殆尽了。陈振濂担任中国书协副主席分管“学术”工作已近十年之久，书法批评作为中书协“学术”工作的重要组成，且是当代书坛最为薄弱的项目，他身为“学术”工作的主事者，“在其位未谋其政”，又有过哪些担当？比如：那位已经落马的赵某某，一年之内以中国书协的名义举办30场展览，把中国书协办成了“中国书法展览公司”，陈作为中书协“学术委员会”主任对此恶行发声批评了吗？再如：苏士澍担任新一届中书协主席后，书协之内俗书之风较前更盛，而苏士澍本人在书法创作中表现出的种种拙劣，对中书协学术形象的损害几是毁灭性的，陈又何曾从学术的立场上来对中书协面临的学术声誉危机，进行过可操作性的矫正和补救？可见，陈振濂究意的学术，都是趋利避害的，就算面对书坛中再大的丑陋，他也不会像司马迁那样勇敢地站出来，不计利害、不计得失，为书法应有的尊严和正义“吼他一嗓子”。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因此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中最“飘零忧国”，“感寓伤时”的一群人。中书协学术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可以看作是中书协内部知识精英的集合，陈振濂则是这一集合中的表率和先锋，在需要陈振濂以“学术”手段，即以他早年“旋风”般的思想锋芒，来治理书坛中的“恶疾”、“固疾”时，他的表现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所以，陈振濂书法生涯后20年中的表现不唯乏善可陈，又使人对他感到一种深深失望。中国人大名教授张鸣曾说：“真正的才华，跟不合时宜的性情是伴生物，去掉了不合时宜，才华就要打折扣，折扣还不小。在文坛想要登顶的人，如果圆通识时务，所登上的，充其量是官～家 ’钦命’的顶，不值一晒的。”陈振濂书法生涯后20年中表现出的“才华”，何尝不是“太合时宜”了？并且已达到了能与中书协中的“浊流”相携相拥，共进共退的地步，这样的“才华”对当代书坛又有什么作用呢？！

陈振濂画作

回顾陈振濂过往40年的书法生涯，他的人生之路较之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显得过于顺利、过于幸福、过于美好、过于无灾无难、过于无忧无虑了，这种过于安顺的生命历程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未必全是好事。他人今天以“芦杆儿打人”的方式，轻轻批评了陈振濂一下，他都不愿、不敢接受，这无疑是他精神萎缩，自信尽失的表现。我觉得，在智能手机上发表几篇“批评陈”的小文章，不过“芦杆儿打人”，对陈振濂的各个方面都不会伤及一根毫毛，陈振濂假如连这点儿自信心都没有了，那“陈振濂”还是陈振濂吗？教历史的袁老师教育我们，“所有不能讨论、不容怀疑、不许批评的，都别信，基本都是歪理～邪说”。以袁老师的以上妙语为是，故而陈振濂是可以批评的，陈振濂又是批评不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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