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北齐时期上党官道变迁与佛教文化

剑胆冰心

　　北魏时，上党地区分属于并州的上党郡和洛阳司州的建兴郡，前者大致为今长治地区，后者大致在今晋城地区。

此时的上党地区和首都洛阳仅一山之隔，之间联系紧密。北魏曾定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后迁都洛阳。迁都之后，北魏官员亦有冬居洛阳，夏还平城者，两地往来频繁，而上党地区是往返两地的必经之路。

到了北齐时期，建兴郡撤销，在高都设立高都郡，此时的官道变成了从晋阳（今山西太原晋源区）经上党、滏口陉到邺城（今河北邯郸邺城镇）。不过上党地区南边从原来紧邻首都变成了对战北周的前线。

处于交通要道的上党地区，也因此留下了不少北朝的遗迹，限于历史过于久远，岁月的摧残，使得北朝留下的古迹均为石窟石刻遗迹。

武乡县石窑会石窟位于长治西北武乡县分水岭群山之中，处于自古以来横亘上党地区南边的官道上（今国道208的一段），又位于晋中盆地和上党地区交界处的山中，是北魏时期沿线开凿的众多小型石窟中的一座，现场仅看到一窟两龛，小型佛龛的造像受到严重的分化，但佛窟中的造像有明显的北魏风范。

南涅水石刻始凿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一直延续到北宋仁宗赵祯天圣九年（1031年），期间经历了“三武一宗”灭佛。可能是出于保护佛像的目的，信徒信众们将这批佛像埋藏于地下，其中一具高大的佛像上就刻有“会昌五年（唐武宗李炎年号， 845年）”字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灭佛运动的时间。

南涅水石刻出土佛像、佛塔和石刻众多，时间跨度长，是研究这一时期佛教艺术的珍贵宝库。根据阅读石刻上的文字，我们分别找到了北魏孝明帝神龟、北齐文宣帝天保、北齐后主武平等多处年份标记。

在南涅水石刻出土的文物中，有数量巨大的，由方形石块雕刻的四面开龛的石塔。多块石塔上有粟特文的刻字，这些人从不远万里的故乡伊朗和中亚地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上党地区，可见当时贸易之繁盛。

良侯店石窟中的二菩萨头光典型的云岗样式特征，中心为莲花，外层装饰化佛，最外层是火焰纹的背光组合。云冈石窟17洞的背光纹样与良侯店菩萨头光纹样相似，火焰纹是云岗一期和二期的主要装饰纹样。④由此也可说明上党地区的石窟艺术与云冈石窟有传承的关系。

特别是东魏北齐时期，菩萨体型较健硕，面目已演变成汉人的形象，且轮廓丰腴饱满，面露微笑，表情亲切，如福源院的北齐菩萨造像和南涅水单体菩萨造像。早期菩萨雕刻手法，较大的衣纹用U形阶梯式刀法斜着向下凿刻，显示出贴体的效果，其他衣纹用浅直的阴线条水平细密雕刻。中期因褒衣博带式装束，在雕刻时不再刻意表现贴体，开始出现厚重感，基本以浅浮雕的手法进行雕刻。后期璎珞装饰重新开始流行，刻画精细，衣纹贴体，以偏向扁平的浅浮雕手法层层递进。

北魏时期虽然出现灭佛运动，但总体上统治者还是信仰佛教，因此佛教造像在北朝时期得到大力支持，开窟造像空前繁盛。北魏前期的菩萨造像外来因素较多，整体还是在沿袭印度犍陀罗的造像风格，孝文帝时期迁都事件及汉化制度改革使佛教造像有明显的变化，造像上整体风格表现为粗犷雄浑，古朴的特征，与当时北方民族的审美习惯社会风气较符合。北魏迁都后，到北魏末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制度已经全面深入，其中服饰改革是佛教造像的服饰风格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东魏北齐时期，汉化深入彻底，汉式的服饰造型广泛运用在佛教造像艺术上，菩萨身着僧祇支，下穿羊肠裙，双肩披披帛取代天衣附着华丽璎珞的装扮，以秀骨清像为主要的艺术特色。

佛教系统的佛法理论普通百姓并不感兴趣，他们对佛教的要求仅停留在祈福、庇佑等功利层面上。此时战乱频发，朝代更迭，普通百姓躲避灾难、保佑平安的迫切愿望才是石窟兴盛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佛教在翻译之初也加入了一些本土道教的思想观念，所以使其越来越具有世俗气息，造像显现出人文性的特征，菩萨形象中逐渐出现了具有文人士大夫飘逸气质的面貌清秀的造像特征。

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就逐渐显现出本土的地域化特征，北朝时期的菩萨造像也凸显出这方面的因素。早期的佛教造像艺术还在吸收和模仿印度犍陀罗与秣菟罗艺术风格，菩萨形象多为上身袒露，着裙，装饰项圈、璎珞、臂钏等饰物，造像形体健壮，姿态有力，但在北朝中后期，将本土的儒家思想和审美情趣融入其中，在手法上呈现出中印文化互融的艺术倾向，菩萨造像特征偏向瘦骨清像式，形体较为清瘦，此类造像风格应是延续顾恺之等东晋流行的绘画风格。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南北政权分割，朝代更替频繁，佛教造像艺术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和时代上的差别。中原地区的服饰风格也正处于百家争鸣的形式，这些特点在佛教造像艺术中自然会有所反映，也是北朝时期造像服装风格多变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