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风格变化</p><p class="ql-block">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艺术思潮涌进了封闭长久的中国,很多年轻人,尤其是文艺界的很多方面,在接受新的艺术方面形成了一种相对的局面,从“星星画展”到“八五思潮”，一个个新的艺术群体应运而生。这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因为打开的窗口是美丽的,不仅是人体艺术登堂入室,而且抽象艺术也成为时代的摩登,还有行为艺术的堂而皇之等等,基本上报章中介绍的西方现代艺术在中国都有翻版,正如那些盗版的光碟那样。用所谓的“光怪陆离”来形容那个时期,大致可以表现出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艺术的发展更是以一种超前的力量而成为排头兵。因此,这一时期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分别前后的分水岭。与这一时期的艺术思潮相关的是出国潮,很多人都想去美国看看究竟,想以亲身的体验来获得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的认知,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中国传统造型研究</p><p class="ql-block">八十年代初期,袁运生在赴美之前,经历了在中国西北地区较长时间的考察、写生。[回到北京以后,发出了“魂兮归来”的感叹。袁运生在观察霍去病将军墓的石刻,发现其虽无统一创作的法则，然而团块结构朴实,线条流畅简洁,寥寥数次凿刻之间便赋予了石块生命、活力与自信,且每一件都昭示着强烈的个性。在他看来,这些年代久远的石刻中透露出一种现代中国雕塑所缺失的“内在的力”。而北魏的塑像带来的启示首先是整体意识只,即塑像各部分互为因果,使之实现不仅形式上,更是精神上的统一;另外则是其单纯，体现在不同塑像面目中的“莫测的微笑”以及和塑像其它部分的配合与节奏。由此,袁运生开启了对艺术中关于节制的本领的讨论:“就造型的容量而言,越具体就越单一,越抽象就越深邃、丰富，问题仅仅在于规范的准确，意向把握的精到。”袁运生眼中的北魏塑像,是线条在雕塑中彻底的交织,也是线与体结合的融会贯通。</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从研习欧洲造型基础到学习苏联基础教育理论,袁运生在其中看到了既有素描方法的单一派生出的艺术风格的单一,并直言“我们不能接受它的统治”。袁运生意识到西方世界中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并非如契斯恰科夫的素描方法般基于和科学认识论的过分密警切而自我僵化，恰恰相反，在科学与艺术相互介入与推动的同时，科学研究的客观世界与艺术表现的精神世界的根本差异性也被西方世界敏锐地洞见。关于素描本质的探讨，美袁运生做了非常有开创性的回应,即“它(指素描)既是基础,也是独立的艺术,可能是一种严谨的训练,也可能是一种符号的创造。它似乎更为本质,更为朴素。”正是在这里的阐回述中,袁运生引入了对白描手法的讨论,认为白描技法所强调的留白意境,舍弃与想象的互为补充,正是一种“纯正的素描”。袁运生将这些理念引入教学,并没有随着在美国十几年的创作生活发生改变,相反，他变得更加坚定。</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九十年代受邀回到央美以后,作为油画第四工作室的负责人,袁运生带领团队着手“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制与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工作。历经数十年的考察与研究,从丰富的中国传统造型资源中选取了古代青铜器、雕刻、绘画、文字与书法作为基础教政学的教材。自2002年起,他带领学生考察中国古代雕塑,并提出把复制中国古代雕刻列为基础教学,以改变我国近百年来以西方雕刻为唯一范本的不合理结构。</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从1982年到1996年是袁运生的美国时期，这是一个特别的时期，这是一个远离自己原有的轨道而进入到一个新的时空中的新的发展时期。这是对一个时代中的艺术家在另一方面的考验。以袁运生的习性，他对干新的事物的追求以及他对与自己个性相吻合的艺术的感知,往往是一拍即合。但他是有思想的;他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1982年,他获得美国一官方机构的邀请而有了“入虎穴”的机会,用同年去美国的陈丹青的话说,竞运生在那些年去美国的国人中是获得最高层级邀请的。他到了美国之后，看到了美国现代主义的各种风格流派,而他在中央美院学习时认识到的只是印象派以来现代艺术兴起的那一段时间的过往历史，而印象派以及塞尚、毕加索等都是批判的对象，可是,它们在美国是登堂入室,在各博物馆中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而这时候袁运生看到的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进行时。因此,他走东串西,进出干各博物馆和美术馆之中,在各个层面上了解到了美国艺术的发展。当然,这所有的了解,所有的观看,所有的观察以及思考,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艺术发展。因此,他努力去创造一个不受任何束缚的属于他的新时代的绘画,以告别过去,当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告别。</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从美国回来的艺术创作对于袁运生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他需要重新整理思路,盘点各种想法;既要面对过去,又要面对当下。而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诸多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于过去。事实上,他所面对的当下与他此前的机场壁画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多样化,其中包括在艺术市场裹挟下的当代艺术的兴起,艺术与资本的纠缠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p><p class="ql-block">他还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另一方面的矛盾。在美国14年,回来之后,北京、中国已经与他过去认识的有相当的距离。这时候的他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去，而是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立足点，他更多的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和在美国的历练,依然希望能在艺术语言和观念之间架构起一个连接的桥梁,能让属于自己的艺术观念在中西各自不同的语言表现中显现出具有独立性的立场。显然这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时候已经进入到21世纪的中国，不比他去美国前的状况，多样性、丰富性，以及艺术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比他去美国之前要更为复杂。他好像初到纽约那样,也感觉到在北京的各个方面与过去有很多的不适应。所以，他希望通过建构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制与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课题，而把自己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让归来的“魂”有一个安放的地方。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出发。当然，这是具有体系性的一项庞大工程。对于这样一个系统工程,对于一个年近八旬的艺术家来说,已经相当吃力。但他如同老将黄忠,老当益壮,壮心不已,归来依然是少年。</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