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奇缘蝶恋花——抗战中的沙飞夫妇 王少军

少军

2022年， 在父亲沙飞母亲王辉110 周年诞辰之际，女儿少军重发敬献此文。回忆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国家危亡之际，义无反顾的走向抗敌的最前线，他们的人生是那么的惊涛骇浪！这段历史不能忘记！ 1931年9·18事变后，一首“在松花江上”的歌曲，迅速传遍中国大江南北。广东省汕头市电报局的职员沙飞（原名司徒传）和王辉（原名王秀荔），顿时热血沸腾,他们思考着如何报效祖国。 在他们的推动下，电台成立了一个救国会，他们都被选为常委，救国会的工作主要是捐款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出刊物《醒来吧》。1932年1·28事变以后，全台的人都很热心，他们的募捐工作更加加紧。另一方面他们增加通报时间，专门收集上海十九路军抗战的消息，然后给汕头市民作报道。

　　沙飞和王辉结婚了，他们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父亲是特级报务员，有着壹百多块大洋较优厚的工资收入，母亲也是电报局的职员。不久，我的大哥大姐相继出生，家庭中充满了欢乐。
　　

沙飞夫妇部分蜜月旅行结婚照：沙飞拍摄 南京中央游泳场 1933.4. 南京国民议会厅 1933.4.

苏州 留园1933.4

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父亲沙飞对摄影产生了兴趣，逐渐迷上这小黑匣子。他每月给自己父母亲寄钱后，留下的不多的钱几乎全用在了摄影上。最初每逢节假日，一家子出去游玩，或游泳、打球、看比赛、听音乐。但当沙飞的镜头开始对准劳苦大众后，他陪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当时的汕头，日本军舰常耀武扬威地游弋于港口，水兵上岸大摇大摆盛气凌人，三轮车夫被他们任意毒打,日本浪人走私严重。母亲王辉三姐妹对现实不满，感到苦恼、彷徨。她们关注形势，阅读进步报刊，看进步电影，回家就唱“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
　　在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积极寻求救国出路。沙飞认为摄影应该、也一定可以为抗日救亡服务，他努力钻研摄影技术。

1936年初，父亲拿一本外国画报给母亲看。里面有几幅的照片，是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他激动地说，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随时可以拍摄，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一下子出了名。我要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说这话时，父亲情绪沸腾，眼睛放着奇异的光, 母亲终生难以忘怀。这几张照片，从此改变了沙飞的人生。

1936年6月，沙飞背着照相机，乘着小木船，颠簸几个小时，再次来到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南澳岛。他拍摄了数十张照片。

沙飞以自己特有的敏锐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对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南澳岛率先并多次作了摄影报道。 1936年11月，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26期上，发表了一整版7张照片，题目是“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署名沙飞，有文字说明；不久，这些照片又以“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国防前线南澳岛”等为题，先后在《中华图画》杂志以及广州、桂林的沙飞摄影展览上发表。 1936年10月8日，沙飞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拍摄了“鲁迅与青年木刻家”、“鲁迅最后的留影”等照片，及10月19日——22日鲁迅遗容、葬礼及各界悼念活动。1936年10月——11月，以笔名“沙飞”在上海《良友》、《时代》、《生活星期刊》、《中华图书》、《作家》、《中流》、《光明》、《文季月刊》等杂志、以及广州民国日报、香港大众日报、汕头先声晚报等报刊发表有关鲁迅的文章及照片。 1936年12月3日——5日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个人摄影展览。 1937年6月25日——27日，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 。此为沙飞桂林摄影展览会专刊。 1937年1月初，沙飞到达抗战文化名城广西省府桂林。当月18日，桂林日报即发表了沙飞一首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 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 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 这位以拍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葬礼，并于1936年12月在广州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影展的摄影家，在桂林公众面前的第一次亮相，即引起广西文化界、艺术界人士的关注。 沙飞到桂林不久，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告知已到桂林，并准备举办个人影展。
　　正当沙飞踌躇满志时，收到妻子的来信：希望你能尽快回到汕头，否则提出离婚。

　　这封信如晴天霹雳，给沙飞以致命的打击，几乎使他疯狂、崩溃，他的心被深深地刺伤了。他，没有回家。

他曾写道：“……痛哭过甚至企图自杀过。但是因为随即记起了鲁迅的一言‘能生（憎），能爱，才能文’和托尔斯泰的‘不要让现实的大海把你毁灭’。于是我才以衫袖揩干了热泪，执起笔来，写下这么八个字‘誓不屈服牺牲到底’然后大笑起来，回了妻子一封同意离婚的信。”

他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妻子的怨恨，他把痛苦深埋在心中，努力使自己忘掉“王若冰”。

1937年6月25日——27日在桂林举办个人影展。 桂林影展闭幕后的第十天，卢沟桥事变发生。沙飞随即为上前线做准备。

　　8月15日，广西日报刊登了署名沙飞的文章《摄影与救亡》：“…… 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工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1937年8月13日桂林”　

这是沙飞参加抗战的宣言书， 也是他给桂林人民的告别信。他带着千家驹、尚仲衣、邓初民等捐助的摄影器材，路费和介绍信，豪情满怀地踏上征途，奔向沙场，到达山西太原。

　　

1937年9月，沙飞在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经温健公介绍，在河北（保定）民训处电台两天，经周巍峙介绍、社长李公朴同意，到全民通讯社任摄影记者。经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介绍，赴山西五台采访刚取得平型关战斗胜利的八路军115师，两星期后回太原发稿。 1937年10月，沙飞再次到五台山，受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接见并到杨成武支队、骑兵营采访。1937年12月，在河北省阜平，正式改名为沙飞，参加八路军，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 沙飞为摄影，离开了家；为救国，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还由于“恨”妻子，私底下将“王秀荔”改名为“王若冰”。沙飞选择摄影作为终生事业，立志做一名战地摄影记者，他要见证历史、记录历史，实现他报效祖国的理想。 　　一个以摄影为武器的战士 沙飞在抗战中，拍摄了许多文献性的历史珍贵照片，如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白求恩做手术、战斗在古长城、八路军铁骑兵向塞外挺进、收复插箭岭、聂司令员在前线指挥作战、军调执行部三人小组等。我国曾发行过沙飞摄影作品的纪念邮票。



　　沙飞，为民族、为国家、为世界留下了发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画卷。他的镜头记录的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一切，但作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他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照片，而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当人们驻足在这一幅幅历史画卷前时，不能不为之震撼。 沙飞于1942年7月7日在平山县碾盘沟村创办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封面《塞上风云》——八路军挺进长城 沙飞摄 手持相机的沙飞。 白求恩遗赠给沙飞的照相机。 在三四十年代，当世界各国的现实主义摄影及新闻摄影获得空前的大发展并成为世界摄影的主潮时，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为这个大发展增添了异常的光彩，取得了伟大而意义深远的成就，在某些方面是世界摄影史上独一无二的。
　　在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的这许多成就中，无疑包含着沙飞的贡献和心血。但是从具体工作方面来看，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沙飞个人的素质与品性。
　　——蒋齐生 1992年.“沙飞与《晋察冀画报》”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有无数光彩照人的人物，以鲜明的个性、传奇般的经历与火炬般的思想，照亮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沙飞，一个以摄影为武器的战士，无疑是我们民族现代史诗中的英雄。
　　—鲍昆 2005“沙飞——民族现代史诗的吟唱者和见证人“

其实，沙飞生正逢时。他的个人才华和人生抱负，与时代与志向与社会与兴趣与历史，恰巧全方位自然切合。如此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让沙飞赶上了。时代给沙飞以机遇，沙飞驾驭了机会，才得以用摄影的表达方式，完成了毕生的艺术理想。而作为艺术杰作的经典摄影影像，必然历久弥新地流传于人类文明的意象中，焕发永远也不过时的艺术生命力。沙飞的摄影作品，有可能因而获得这份超越时空的永恒荣誉。
——王瑞 2005年“思索沙飞”

　　 他把自己整个儿地溶入到民族灾难的深处，和这个苦难的民族一起同呼吸共患难了。他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温柔，走进一个伟大民族的内部，体验这个民族在艰难时刻的全部力量。
——杨小彦 2005年 “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沙飞五十五年祭 ”
　　 那一组在长城的镜头，是史诗般的闪光。……他对人物的把握是有穿透力的。白求恩的那组镜头，温润而美丽，在他的神色里，闪着迷人光泽。周恩来与马歇尔会面的场景，难得地折射出中美间的复杂氛围，透过画面我们可以联想起许多历史话题。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一组写真，尤为震撼人心。在血腥之间，超民族的爱心，直到现在依然让人感动。
　　这是只有史诗气魄的人才能创作出的杰作，联想起冼星海等人的交响曲，气象上真的庶几近之。
　　——孙郁 2008年“史之影”
坚强的女性 当初沙飞迷上摄影的时候，王辉一直认为，摄影不是职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沙飞为了摄影离开家，没有固定工作、固定收入，只挣点稿费，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1936年冬，王辉背着丈夫已经参加了“潮汕抗日义勇军”，搞读书会、新文字运动。1937年9月即已参加中国共产党。她考虑再三，给在桂林的丈夫写了封信，书面提出离婚，这是她的杀手锏。她认为毕竟是恩爱夫妻，又有两个孩子，他爱自己、爱孩子，爱家庭，决不可能同意离婚，他收到信后，一定会立即返回汕头、回家，重新开始生活。
但是,王辉万万没有想到，丈夫竟然会弃家搞摄影。她终于意识到，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家庭和摄影，他更爱的是摄影。她了解他，一旦决定了干什么，就一定干到底，决不回头。她没有再写信，无奈地吞下了自己酿的一杯苦酒。

王辉在沙飞走后，既要挣钱养家照顾两个孩子，又要参加抗日工作。1937年8月，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青抗会）正式宣告成立，王辉是发起人之一，任理事。她在青抗会用的名字是王玉珠，到重庆后改名为王辉。
1937年9月，汕头青抗会组成155师随军工作队，王辉加入工作队。她穿上军装、剪短头发、扎起绑腿、背起行装，到潮安、揭阳、普宁等县，巡回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工作。她在话剧“送郎上前线”中，女扮男装，演男主角，演得惟妙惟肖。这个剧在当时引起轰动。

1938年初，王辉担任中共汕头市委妇女部长兼潮汕中心县委妇女部长。仍然是电报局职员的王辉，奉命做上层妇女的统战工作。她努力争取，得到了155师师长李汉魂的妻子吴菊芳的支持，与国民党汕头市妇女会主任陈瑞莲多次接洽，共同筹备成立了汕头市妇女抗敌同志会。
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汕头妇抗会在募捐慰劳前线将士5千条手巾、5千条棉背心、5万封慰劳信的工作中，得到广大妇女配合，超额完成任务。王辉的工作从上层妇女到女学生、女工，她通过电报局抗敌同志会，募捐夜校识字班开办费；通过上层关系捐钱、借房子，在花园路培才小学内办了两个班，近百名学生，她亲自当授课老师，宣传抗日救国。女工学的第一支歌是“抗敌歌”：“我的敌人凶似狼，强占我地方，抢掠屠杀后，再烧毁我村庄......”。
1938年三八妇女节，汕头妇抗会组织纪念大会，主任陈瑞莲主持，王辉作为宣传干事做了国际妇女运动报告，大会发出“妇女动员起来救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大潮汕”的怒吼。会后举行环市游行，规模空前。

1939年3月15日，汕头青抗会会刊抗敌导报纪念妇女运动专辑发表文章“抗战中的潮汕妇女”，署名王秀莉。
在青抗会组织的一次宣传会上，当时才5岁的沙飞王辉的儿子上台表演王亚夫编导的汕头抗战民谣：“你别笑我是小鬼，小孩人小志气大，挽起衫袖和裤腿，赶走日本鬼。”

1938年5月，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机关搬到王辉的家——汕头市新马路79号。方方、谢育才、李碧山、苏惠等中共南委领导人到汕头时，常住在这里，她的家乡潮安彩塘东里乡的祖居地“大夫第”，也曾是县委机关的所在地。
　　1938年底，王辉通过新华日报陈克寒的文章“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知道丈夫沙飞已奔赴华北前线参加了八路军。她既高兴，也不感到意外，又终于明白：他再也不会回家了。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于1938年3月在汉口正式成立后，立即开始了抢救和保育难童的艰苦工作，宋美龄担任理事长。香港保育院是其下属机构。为抗日，王辉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她给在香港的朋友吴伟机写信，请他帮助联系，要把两个孩子送到该院。不久回信说已联系好。

1939年春，方方派王辉从汕头到香港，找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连贯，请示并准备去南洋到华侨中进行抗日救国募捐工作，为潮梅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筹集经费。
这次去香港，王辉带上了两个孩子。在乘船途中，顽皮的儿子与一小男孩在甲板上打架，被推倒在一桶开水上，屁股和大腿被烫伤。王辉抱着儿子，看着仍然高兴玩耍的女儿，心酸极了。她真怕控制不住自己，当众大哭起来。
她，这是要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走！她，只是仅仅抱着一线希望：在兵荒马乱中给孩子们一条生路！他们，将来的命运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到达香港后，她拖着极其疲惫的身躯，咬紧牙关，抱着受伤无法行走的儿子，拖着幼小的女儿到了保育院。结果，保育院只收留了妹妹。无奈之下，她请吴伟机帮助先将儿子送进医院治疗。

　　王辉离开香港前，嘱托这位善良的朋友：孩子的父亲已去华北前线抗日，现在战乱，我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如果我死了，请你帮我照顾两个孩子。在朋友的关怀下，儿子的伤治好后，送进了保育院。

1939年6月21日是端午节， 22日凌晨，汕头市被日军占领沦陷。战事发生时，得到消息的王辉，立刻赶回已撤至郊外的电报局，按预先指示，发急电向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青抗会及各分会报警，青抗会及时组织撤退。青抗会金砂乡分会得知情况后，迅速向保安第五团“借”枪支弹药，这批枪弹成了当时潮汕游击队抗日的主要武器。王辉站好最后一班岗，完成任务后从容撤退。

　　从此，汕头市一个温馨浪漫的小康之家彻底破碎。父母亲各自走向抗日前线，一双儿女流落为难童，一家四口天各一方。

　　1940年9月，王辉随方方同志离开广东到了桂林。她在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几个月，负责财务工作。王辉一直牵挂着两个孩子。她曾向李克农提出，能否请廖承志撤离香港时，将自己的两个孩子带出来。李克农说，现在香港十分混乱，廖承志工作很忙，自顾不暇，没有办法。年底，王辉收到吴伟机的来信，说香港保育院已撤退到贵阳。

王辉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办公室（照片右上为王辉） 80年代王辉重返桂林八办。（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旧址）。 1940年12月，王辉奉调从桂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她乘八路军军车经过贵阳休整时，有意识地翻阅当地报纸，在报纸的下角有关于香港保育院一批儿童到达贵阳的消息。她在贵阳八路军交通站负责人袁超俊的陪同下，在一座被日本飞机轰炸过的破楼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孩子——7岁的儿子司徒飞和5岁的女儿司徒鹰。

　　兄妹两人经过长期逃难生活，骨瘦如柴、眼睛发炎、皮肤溃烂，和街头小叫花子没有两样。已是寒冷的冬天，还没穿棉衣，晚上睡觉没有棉被。他们望着有些面熟而又陌生的女人发呆，母亲在他们的脑海里已经淡漠了。王辉一把将两个孩子拉过来，紧紧地搂抱着，亲吻着，叫着他们的乳名，他们才慢慢地胆怯地呐喊出了“妈妈”！母子3人悲喜交加、抱头失声痛哭。
在纷飞战火中，经过近两年的颠沛流离，在远隔家乡千里之外的落后闭塞的地方，居然与失散的亲生骨肉重逢。感恩老天爷，令她有幸“意外”“捡回”了被迫亲自“送走”的孩子，一家三口得以团聚。对于王辉来讲，更重要的：他们是沙飞的血脉呀!

王辉立即请示李克农，要求组织将两个孩子送往延安。李克农要袁超俊电话向重庆周恩来请示，并命令身上带有绝密账本的王辉必须与办事处人员按规定时间离开贵阳。
　　王辉与孩子分手时，流着眼泪抱着他们说，你们一定会回到妈妈身边的。12月底，王辉抵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钱之光处长告诉她，周恩来已批准将两个孩子带到重庆。
　　袁超俊将孩子俩从保育院接到住所，帮他们洗涤身上溃烂的疥疮，无微不致地照顾他们。不久，孩子俩随贵阳交通站全体人员一起撤离，抵达重庆，回到母亲身旁。办事处给他们发了棉被和棉衣，医务室医生治愈了他们的眼病和身上的疥疮，苦难的生活结束了。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红岩村）
在重庆，王辉担任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会计。她在机要、电台所在的三楼办公。其他人员不能随便进出，对内部人员也保密。

　南方局经费来源绝密，财务账绝密，王辉的工作绝密。周恩来、董必武等用钱都在王辉这里支取，给她收条。她用最薄的纸做账页。每月终，她把账结清，然后交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审核，之后把单据销毁，在账页上签名作绝密件保存。
　　根据周恩来指示，为使新华日报社一旦遭到突然袭击时不致泄密，王辉每次去查完账后，便将所有账表全部烧掉。有几次周恩来叫她到办公室，将现金交给她，让她当场清点，这都是捐款，是共产党活动经费。当时共产党经济十分困难，不少爱国同胞、华侨和外国朋友给予很大支援。周恩来再三嘱咐王辉，钱来之不易，要绝对保密，如果暴露，就会追查迫害捐款人，将造成极大的损失。当时王辉保管的现金数目相当大，她还保管一些衣物，方便同志们外出化装。她工作时穿军装。

　党中央为照顾周恩来，发给他180 元保健费。王辉把钱拿给周恩来。周说，我身体很好，不需要，小超当参议员有津贴，够我们俩人用。王辉说，这是中央决定发的，你不要，我不好处理。说完把钱放在他办公室就出去了。
　　周恩来在公开场合穿的一身西装，是他在苏联休养时做的，裤子早就磨破了，邓颖超找王辉要了一块布缝补这条破裤子。王辉觉得周恩来穿得太寒酸说不过去，她从周的警卫员那里要了那条裤子做样，买了料子，送到裁缝店做了条新裤子，做好后不敢送去，交给邓颖超。为此周恩来把王辉批评了一顿，为什么要动用办事处的经费？王辉是在执行财务规定，她继续把周恩来夫妇份内的钱如数发给他们。他们没有购买衣物，给了更需要的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决定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部分人员及家属撤到延安。为方便路上通过国民党关卡，为此，儿子改名为王大力，女儿改名为王小力，还有谢育才的女儿谢莹改为王莹； 同一批走的有李克农、博古的孩子及李鹏、叶选平、蒋南翔、李金德等100多人，分乘几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轿车。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去送行，一行人顺利到达延安。王辉的一双儿女到延安保小读书。

1942年下半年，王辉患了肺结核病。病中的她看到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抗战中的八路军》及沙飞主编的《晋察冀画报》，华北前线的照片，有的署名沙飞。
她看着画报，想了很多。“他”在用摄影为抗战服务！当初那么坚决地反对他搞摄影，真的错了。他现在个人生活怎么样了？想我和孩子吗？还恨我吗？坚强的王辉掉下了眼泪。她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对生活、对前途几乎失去信心。 邓颖超看到王辉情绪低落，主动跟她聊天，讲自己在长征途中患了肺病，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坚持走到陕北的故事，鼓励她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王辉跟小超大姐谈了自己与沙飞的关系。大姐说，既然你们俩现在都参加了革命，如果他现在还没成家，就应恢复关系。谈话后王辉似乎看到了希望，心情轻松了很多。她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病好后恢复正常工作。

1944年3月，王辉要调往延安学习。走前两个月她很忙，要把办事处的账全部结清，向中央报销，要把各界捐来的数百万元钱清点好、包装好带到延安。她最后结账时，发现少了法币1万元，她多次查，仍然查不出原因。钱之光处长帮助查，也未查出。她非常着急，这是她从桂林到重庆管财务以来最大的失误，她要求给予处分，并表示到延安后，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来偿还这笔款。

1944年儿子大力和女儿小力在延安 1944年5月，王辉到了延安。周恩来知道王辉工作出了差错，立即叫她去汇报，并把情况写成书面报告，还说，忙中有错是难免的，要好好吸取教训。

　　初到延安，王辉在“我的自传”中写道：“抗战后，听说他到华北，现在晋察冀，改名沙飞，在画报上常常看见他的摄影；我们过去的离婚，不是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对于他的爱没有完全消灭，听了他进步，我甚快活安慰，认为我过去没有爱错人，我常常默祝他进步、健康、幸福。”
　　王辉在组织部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后，进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后来转到六部。她向从晋察冀边区来的同学打听沙飞的情况。当知道沙飞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还没有结婚时，一向冷静、沉着的王辉沉不住气了。
　　王辉很快到周恩来、邓颖超那里，跟他们谈了自己和沙飞的关系及他现在的个人情况，并要求转封信给他。邓大姐说，应该恢复关系。王辉马上写了封信给沙飞，我在延安学习，两个孩子也在延安上学。 周恩来把信交聂荣臻后，很快托耿飚将信带去晋察冀。王辉以前从不跟孩子提及他们的父亲，她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告诉他们，你们的爸爸叫沙飞，在华北前线晋察冀军区搞摄影，是画报社主任。孩子们高兴极了。

　　有一天，未满12岁的大哥带着妹妹及项英的儿子项阿毛等几个小孩子去杨家岭周恩来那里玩。在院子里，邓颖超拿出《晋察冀画报》给孩子们看。大哥一边翻看着画报，数沙飞拍了多少张照片，一边很自豪地对小朋友们讲，这是自己的爸爸拍的。项阿毛告诉他，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现在就在周恩来办公室。
　　大哥马上去找，聂荣臻出去上厕所，他就在外边等。聂荣臻刚出来，他就问，聂司令员，您认识沙飞吗？聂荣臻一边回答认识，一边打量着眼前这个穿灰布制服的年轻人，发现他长得挺像沙飞的，就问，你是沙飞的弟弟？当听到“我是沙飞的儿子”时，聂荣臻楞了：“什么？沙飞有这么大的儿子？”大哥又拉着小力说，这是我妹妹。他还讲了母亲、自己及妹妹的情况，并询问父亲在晋察冀的一切。聂荣臻既惊讶又高兴，叫他给父亲写信。

　　周恩来与聂荣臻都很慎重，因为在战乱中，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聂荣臻发一封电报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宣传部长潘自力接到后，当天通知沙飞到政治部。沙飞看了电报，得知王辉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跟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工作，负责财务，现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个孩子都在延安读书。一刹那间他楞了，沙飞反复看着电报，顿时百感交集，竟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朱良才征求他本人对复婚的意见，朱主任说，你的情况由我们电复延安。你本人究竟欢迎不欢迎王辉和孩子，只能你自己答复。沙飞毫不犹豫立马明确表态，我愿意与她复婚！他立即拿过一张纸，习惯性地写下“秀荔”两个字，但很快把这两个字划掉了。略微思索了一下重新写出这样几行字：“王辉，我真心实意地欢迎你和孩子到晋察冀来，诚挚地等候你们。沙飞”。朱主任和潘部长看了沙飞写好的电文，微笑着连连称赞：“好啊，到底是不同凡响啊，言简情深。”沙飞平日也是最爱开玩笑的，然而此刻却笨拙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沙飞离开政治部后，想到一家人将团聚在华北抗战前线，非常兴奋。他高兴地骑着马，飞奔了十几里，他知道，在自己内心深处，始终有“她”、有两个孩子的位置。这也是他们“离婚”8年、而他仍然独身一人的根本原因！

　　不久，延安中央党校办公室通知王辉去杨家岭周恩来那里，她立刻猜到，一定是有了关于“他”的消息。电报由周恩来秘书转交，她看到了朱良才和沙飞分别拍的两封电报，朱良才代表组织介绍了沙飞的情况：政治上是共产党员、工作是晋察冀画报社主任、生活是未成家。还有沙飞的电报。王辉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她专门去安塞延安保小，把父亲来电报的好消息告诉孩子，他们高兴的跳了起来。邓颖超希望她在党校学习完才走。王辉给沙飞回了封电报：我学习完再去，望等我。
　　1944年初冬，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的师容之找到王辉，转给她一封信，这是沙飞在4月份托他带给她的。王辉感到非常奇怪和意外！因为当时自己还在重庆呢！他怎么知道两个孩子在延安，我很快就要到延安呢？
每天，她都把信及电报看了再看，思念着远方的亲人，想到很快将与丈夫团聚，她心花怒放！缘！这就是缘！这是心有灵犀的奇缘呀! 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缘份啊！
　　1943年12月，日本鬼子包围了晋察冀画报社，沙飞身负重伤，双脚几乎要被锯掉。躺在病床上的沙飞，突然特别想念妻子及两个孩子。自从他回了同意离婚的信后，已经整整6年了！再也没有他们的音讯了！他们在哪里？他们的命运如何？他在心中思念着他们、呼唤着他们！他感觉、希望、相信他们会在延安。他的感觉是对的。
　　1944年春，政治部师荣之去延安之前，专门去看望沙飞。沙飞交给他一封信，托他到延安后，去找自己的两个孩子。师荣之答应了。但昔日的王秀荔已改名为王辉，俩孩子也已改名换姓。师荣之到延安后，根本无法找到他们。
师容之为了不负朋友之托，写信回晋察冀。此时已与王辉联系上的沙飞，立即把妻子的姓名、地址清楚地告诉了他。这封信从春天辗转到冬天，终于到达王辉手里。师荣之还专门去学校看望两个孩子，知道是父亲身边来的叔叔，兄妹俩感到格外亲切。
　　1945年6月，王辉奉命调往晋察冀，途中要经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她决定不带孩子，自己先去。她一直加紧纺纱、生产，增加收入，还把从重庆带来的一些衣物变卖。离开延安前，她去向周恩来夫妇告别，遗憾的是邓颖超不在，王辉把相当于一万元法币的陕甘宁边区币交给周恩来，说这是自己劳动赚的钱。周恩来说，重庆八办已经找到原因了，有人说要捐多少款，少捐了一万元，结果帐就错了，你有两个孩子，自己留下来用吧。王辉把钱交给周恩来秘书李金德，秘书问，周副主席不要怎么办？她说，那就交党费吧。
王辉一行5人，从延安到晋察冀，在路上走了一个月，7月到达河北阜平。第一眼见到丈夫，觉得他有些老了，但眼睛还是那么明亮。王辉刚伸出手，已被丈夫紧紧地拥进了怀里。她跟他骑着一匹马“回家”！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一切痛苦都已成为了过去，他俩谁都不提起那不愉快的一段，他们的感觉就是分别8年，而不是离婚8年！让他们觉得最幸福的是：他们竟然破镜重圆于八路军的队伍里！

张家口1946年 那些天，村里的妇女都在谈论着沙主任夫人，双眼皮大眼睛，个子高，身材苗条，非常朴素，穿一身蓝粗布衣服，北方农村布鞋，说话面带笑容，和蔼可亲；那些天，战友们和老乡都关注着他们，父亲的脸上经常挂着笑容，精神振奋、情绪高涨，晚饭后他俩手拉手地在村外河边散步，那么亲密、幸福、美满，大家都受到了感染，为他们高兴。
　　父母亲在抗战胜利前夕终于团圆，并愉快地度过第二个蜜月！1个月后，鬼子投降了。神州大地举国欢腾，普天同庆，全国人民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 年底，两个孩子跟随朱良才李开芬夫妇、成仿吾、聂荣臻夫人张瑞华等人从延安到达张家口与父母亲团聚。 团聚的那一天，画报社办公室坐满了人，大人们叫孩子俩辨认父亲。有的人出来说，我是你爸爸，又有另外的人说，我是你爸爸，搞得女儿不知所措。还是儿子凭感觉认出了父亲。父亲一下子把孩子俩拥进怀里，久久地亲吻着，母亲则任随幸福的热泪默默地流淌。
　　在抗战中沙飞创办的晋察冀画报社里，父母亲与战友们共同见证分享了这磨砺8年的奇迹般的全家团聚的幸福时光。在以后的4年时光里，他们的三个孩子陆续出生。抗战前的4口之家，抗战胜利后成为有7口人的大家庭。
一家四口团聚在张家口，1946年。 父亲与母亲的悲欢离合，令我感慨万千：他们以坚贞不渝的爱情，共同奏鳴了纷飞战火中一曲“蝶恋花”乐章，创造了人间奇迹！这是苍天对他们对中华民族的痴心热爱和伟大奉献的馈赠，令这个家庭才得以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有个最圆满的大结局！ 在石家庄出生的小女儿王少军依偎在父亲的塑像下。

2004年，在沙飞的长眠之地石家庄，河北省英烈园矗立了沙飞雕像，基座上有王辉抄录的沙飞名言:“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雕像后面松柏环绕，同时展示沙飞的十幅摄影名作。

2005年，王辉以94岁高龄去世，她的骨灰安放在沙飞雕像基座下。虽然再次经历了更加残酷的磨砺，但我的父亲沙飞母亲王辉，永远永远地不再分离！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 谨以此文献给赋予我宝贵生命的远在天际的亲爱的父亲与母亲！

参考资料：王雁(沙飞二女儿)《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2025年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