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敬佩的人——记阳江一中杰出校友，著名诗人、学者、作家林贤治先生

&陈清源&

林贤治，当代著名作家、学者。1948年出生，广东阳江人，我校1965届高中校友。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夜听潮集》；文学史著作《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政治学著作《革命寻思录》；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沉思与反抗》《林贤治自选集》；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巴金：浮沉一百年》；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主编丛书丛刊数十种。
林贤治先生，一个令人敬佩的人。他的作品和为人就摆在那里，他的精神、立场和良知就摆在那里。时间是最好的评判者，这无需饶舌。

动荡中，想象着当众跳舞的幸福的少年郎

1948年，林贤治生于广东阳江的一个乡村家庭。父亲是个读书人，曾做过私塾教师，也做过为乡人治病的乡村中医。仁厚而又威严的父亲是他的第一任老师。关于诗的观念便是父亲最先教授给他的，童年时，他或坐在父亲的膝盖上，或躺在父亲的怀里，听父亲唱歌般的吟唱。两三岁开始，父亲便教他认字和书法。最先认的字叫“人”，反复写的字叫“家”，方方正正的汉字奇妙无比地使林贤治领悟到各字完形的意义。父亲教他书法，不特别强调临摹碑帖，但极其重视学书的程序，在父亲看来，先是楷书，进而行书，继而草书，这是不能倒着错的。而林贤治却偏偏中邪般迷上那飞扬夭矫的草书，或许自小他便不喜欢规行矩步，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受羁系的自由。
读初中时，对政治毫不敏感的父亲将他的教育托付给被打成“右派”的语文老师谢绍祯，谢老师的“杂科”和古代文学课程深深吸引了他。他学到了胡适主张的“克读法”，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读高中时，林贤治遇见了另一个“右派”老师梁永曦。因为与梁老师的交往以及林贤治自己的三本诗文，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这个高中生被举报，继而受到批判，成了少见的那种在高中时就要经常写思想汇报的人。

1965年林贤治高中毕业，因为“思想问题”没办法进入大学，只好回到农村种地。因家庭出身，林家频遭厄运。“文革”开始后，他的“问题”又被村里人翻出写成大字报，把他类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中的“小邓拓”，批斗了两天一晚。因为懂得家传的“岐黄之术”,几番波折后，经大队允许，他继承父业，成了一名乡医。治病救人之余，林贤治不忘阅读和写作。在那间被用作乡间医院的小屋里，林贤治写下了一部书稿、一首长诗和11篇论文，为避免再被举报，他将这些稿件藏在书桌夹层中。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想起自己的“偶像”鲁迅。“在人生中遇到挫折、失败、痛苦，你是受侮辱者、受损害者。”“鲁迅当年说他是戴枷锁跳舞，我却是在枷锁中静静地待着，想象着当众跳舞的幸福。”林贤治说。

思想界的“野马”

1980年，《花城》杂志创刊，急需人才，负责人发现了林贤治的写作才能，将他借调到广州。
编书多年，林贤治有着自己的原则——宁愿得罪作者，也不得罪读者。1995年，他与邵燕祥曾一起主编丛刊《散文和人》。著名作家邵燕祥，拉来很多名人来稿。但稿子到了林贤治手中，若不符合标准，他一律退稿。“我退了很多稿，冯亦代、董乐山等名家我都退过稿子。”不过，退稿时他都会给对方写信，坦率表达意见。
林贤治毫不讳言自己对鲁迅的崇拜。受鲁迅影响，他从来没有停止思考，没有放下纵意批评的姿态，因此有学者称他为中国当代思想界的“野马”。
林贤治以个性十足的写作享誉文坛，这种个性一方面来自于他的文人脾气。作为文学评论者，他文笔犀利，不留情面。在《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中，他称刘白羽、杨朔的散文是“盲目乐观的宣传说教”，王蒙“最大的艺术是调和的艺术”，余秋雨则是沉溺在“死文化”中表现出“恶俗的才子气”……连好友邵燕祥，他也毫不客气，有所批评。
林贤治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写作和编辑工作。他一手写作，一手编书，“两辆马车，一条道路直通罗马”。有着鲁迅一般风骨的他生活简单而有规律 ：绝少参加3人以上的聚会，也不参加任何学术研讨会，觉得“无非借机彼此捧场，互相抚摸一下罢了”。每天下午4点准时上班，工作到7点多，回家吃过饭后继续看书、写作，一般会持续到凌晨3点。他大多数时候只愿和至交好友来往，不聚会、不扎堆，只过编稿、写作、逛书店的生活，乐此不疲。

自由的写作者，悲悯的心

说起林贤治，人们首先会想到这是一个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的编辑和写作工作，几乎都是沿着“偶像”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的两条路线进行的：《呐喊》讲的是农民的命运，《彷徨》主要讲知识分子的命运。接触到林贤治的人都会感知到他的温和和体贴，林贤治的写作始终开放而自由，没有边界，他常自嘲是一名“不自由的自由写作者”。
离开农村的林贤治仍然思念家乡和农村，他敏锐地观察到了农村发展之下的种种断裂：发展的是农民有了房屋、能够温饱，过上舒服些的日子，但另一方面、养老金匮乏、空心化、后代教育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林贤治对女性问题有着超乎一般男性作者的敏感。父亲对母亲的平等态度，家中女性较多的现实，都让他对于女性易于进行换位思考。另一方面，他在农村生活时亲眼看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受到的限制。她们承受着家务、带孩子，被“悲剧性地消耗”，然后却因为疾病被夫家嫌弃，愤而吞药自杀。这一切都让林贤治深切感知到农村女性无援、无助的卑微地位。
他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2007年，他出版《旷代的忧伤》，写意大利殉道者布鲁诺、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波兰女革命家卢森堡，写陈寅恪、顾准等，讲他们的为人行事，探索、奋斗、困顿和坚守。两年后，该书在第一届“在场主义散文奖”上获头奖，颁奖词是 ：“为我们描绘了众多思想者的画像，勾勒了一幅人类自由精神的价值谱系。”
比起名人，林贤治更愿意把精力花在小人物身上。几年前更新博客时，林贤治会叫家人每隔两周把网络留言打印出来拿给他看。一次他发现了一条投稿留言，是一个40万字的来稿。自由来稿的质量一般都不高，但当他开始阅读后，却一口气读了几十页。后来他才得知，投稿人是生活在江苏的一个开油盐杂货店的农妇。林贤治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训练，作品却真正值得被人阅读。他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把这部作品的文字瑕疵修改至符合出版要求。作为编辑，他认为自己有一种责任——发现人才。他引用鲁迅的话说，“要做培养天才的泥土”，又说要看“地底下”，意思是 ：要重视小人物，注重新人培养。
林贤治说，他对写作充满激情，“写作是最切合我个人的方式，也是最自由的方式，可以让自己尽可能地接近生活和生命中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