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宅私语（一）

云敏山人

彭国雄/文•配图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在一幢民国时期的老式楼房居住过好几年。这幢楼房的东侧是丰宁路（现在的人民路），南面是上九路。由于处在两条繁华路段的交汇处，因此这幢欧陆风格的建筑在周边错落无序的楼宇中，出落得十分显眼。从结构上看，这楼房无疑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时尚之作，广州解放初期，政权更替，人民政府属下机构的人员急需得到住房安置，因此将其改造成了一幢职工宿舍。这楼房看上去虽然十分得体，但我们家居可支配的空间实在太小，因此感觉十分压抑。但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能够得到单位安置住房，已属万幸。我家居二楼，约莫十几个平米，方方正正：南面是一堵砖墙，隔墙那边的人家，虽是邻里 ，却是使用另一个门牌、另一条楼道；东边也是砖墙，开了一扇窗子，嵌着印了暗花的欧式玻璃，整日里透着青紫的幽光；靠西面是一道板障，紧贴着另一户人家；靠北面也是一道板障，靠边开了一扇小门，与楼道相通。

　　这一层楼的结构极像一个U字母，内里居住了七户人家，U形的一边住着四户，另一边住着三户；U形开口处便是南北相对的两扇楼门，居住南面的三户从南门出入，北门则通连四户人家；南北两边各有一条狭窄的楼道，把七户人家串连起来；U形的结合部就是共用的厨、厕和澡间；在我们这边楼道的中间地带，有一块不足十平米的公共用地，为我们相邻几户人家晾挂各样东西提供了一点利便。就在这楼层不大的空间里，我们左邻右舍一帮小淘气，最大的不过五六岁，经常沿着狭窄的楼道，从北面的楼门，绕过厨房、厕所，来到南面的楼门，然后又折返北门，这样来回追逐，嘻嘻哈哈，嘈嘈切切，把这楼层窄小的空间吵闹得像个爆豆的砂锅，因此往往引来大人们的一顿臭骂。南面楼道边上有几扇大窗户，这是我们唯一可以享用清新空气和阳光的地方，如果把脑袋探出窗外，尽可俯览上九路上的繁华景致。那窗台有一米多高，我们这些小不点如不作一番努力，根本无法领略外面的风光，但只要我们做出攀爬的举动，总会引来大人们的一阵呵责，我们只好如惊弓之鸟，瞬间四散。我虽然在这里居住了几年，却从来未敢往窗台上攀爬，因此也不曾领教过大人的训斥。

　　我们这边廊上的头房，住着一户人家，家中一个小哥，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叫什么名字，现在也记不清了。他父母操一口北方话，似是南下的干部。这小哥十分顽皮和自大，这层楼上所有孩儿都把他当作领头，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他有时会做出一些惊险举动，让他的粉丝们触目惊心并五体投地。例如，他家和我们另外几户人家有着天壤之别的地方、就是他家外面有一个窄小的阳台（也是我们这一层楼内唯一拥有阳台的住户），护栏有一米多高（以前的阳台都没有防盗网），护栏下面就是热闹的丰宁路。这样的老式楼房，楼层间隔较高，往下望去，车辆穿梭往来，令人生畏。那小哥却不把这险厄放在眼里，两手在护栏上一撑，两脚一蹬，就窜了上去，两腿站在护栏上，接连做出一些惊怪动作，实在令我等小辈惊心动魄！正是不时有这风险极高的表演，才奠定了他在这一层楼上的江湖地位。其他孩儿都拿他当少年罗成，听他的、信他的—当然我也并不例外。

　　紧挨隔壁的另一户人家，男主人跟我父亲是同事，他有个男孩儿，比我小几个月。我这发小看上去瘦小、结实，聪敏，为人老实，他既是我的邻居，也是幼儿园里的园友，自然而然便成了我一生的好伙伴。由于我家与他家只有一板之隔，那板障很薄，只隔形影不隔声响。每当夜静灯熄，我躺在床上，偶尔会听到他父亲为他讲故事的声音。尽管他父亲把嗓门压得很低，我这边依然听得真切，讲的是刘备和诸葛亮，还有武松、鲁智深。他父亲老实巴达，说话低声慢气，看人的目光十分诚恳，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他在解放后业余进修了中山大学中文专业，有一定的文字功夫，在机关单位印刷厂是个把关的角色，所有排版待印的文件都要经他审阅。我的发小日后成就了一番事业，与他父亲幼时的教育不无关系。可惜他父亲在40多岁时就因心肌梗塞辞逝了，离去得很安详，是在熟睡中走完了最后一段旅途，却没有机会看到自己儿子日后的成就。

　　另有一户人家，与我家隔着那块公共用地，两边窗子时常对开着，相距不过几米，双方却好像没有太多的交流，除了有点神秘兮兮，并无太多值得回味的情节。只记得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干瘦的身材，面容苍白瘦削，小分头的发式，老喜欢把一张小帆布躺椅放在那块公共用地上，他整天静静地靠在躺椅上，或阅读书报，或闭目养神，少有言语，逍遥自在，很是享受生活的样子。倒是他的老婆，生来似乎是要跟她丈夫作对的：丈夫缺哪样，她就长哪样。她是那般的生动活泼，珠圆玉润，勤快利索。她是个大嗓门，声音清脆，时常嚷嚷着什么，便让那一方清静的处所多了几分生气。这对夫妻的年龄大概与我父母相当，只可惜在我搬离这老屋时，还没有看到他俩生儿育女。

　　南边一墙之隔，靠近上九路段方向，有一户人家却是风光无限。男主人姓周，身材胖墩，圆圆的脑袋，头顶半秃，眼睑浮肿，衬托着一对精明老练的小眼睛，背垂两手习惯性地配合着略微低垂的脑袋，仿佛老是在算计着什么。他和我父亲同在一个单位共事，他是正职领导，我父亲是副手，文革之前亲密无间，文革期间，都受了冲击，但他的日子过得比我父亲顺当，因为他一古脑儿把什么责任都往我父亲身上推；他过去应当没有干过什么实事，否则坐在正职这把交椅上，他不可能无非无过。所以干实事的总是容易躺枪—这就是正职与副职的差别。结果他在文革中还是当他的正职领导，我父亲却下放到一个小单位，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厨房跟班，后来又当了一段时间的车间主任。文革后期，父亲返回原单位，照样做那周氏的副手，不过已是貌合神离，不再当年之谊。周氏离休后，没过多久就已作古，听说死前在医院躺了很长时间，神志不清，十分痛苦。但愿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痛改前非，不再伤害别人。

　　这也算是我对老屋的一段回忆吧。

2011年，广州举办亚运会前夕，这所老屋的外墙作了彻底修整，看上去煞是美观。但时光荏苒，物是人非，我已年过半百。为了留驻那过去的时光，心中早有了拍一张老屋照片的冲动，但横桓于老屋前的高架路正好挡住了最佳的拍摄视角，虽然几经变换位置，仍然无法获得最佳效果。我想，如果没有一张完整的老屋照片，便难以重拾我那残缺的记忆。不过，听说这条高架路已列入拆卸规划。我心里于是有了一丝慰藉，相信那一段模糊的记忆，将会随着这条高架路的消失而变得更加清晰。

可惜，直到现在，我的视线依然受阻于那条大煞风景的高架路。难道，我真的没有机会为我的记忆留下一幅完整的写实图景？

二〇二二年八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