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的出身、辈分及姓氏源流考证（下篇）

钱晓强

召公的出身、辈分及姓氏源流考证（下篇） 作者钱晓强 其实，司马迁的“同姓”之说更应受到质疑。在西周宗法制确立之前，姓是氏部落的符号。召伯之称因封地召邑而来，《逸周书·大聚解》周公在回答武王的问话时说道:先父文王曾发令“以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族同亲，以敬为长。”因此，可以确证，召邑是召方降格后的称呼，召伯是名副其实的“国伯”，即一方诸侯之长。 《逸周书·世俘解》记录了武王伐纣胜利后的连续两天祭祀。在第二天辛亥武王来到周庙，“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然后，“王秉黄钺，正国伯。”即武王手持黄色大斧任命方伯为各方诸侯之长。“秉黄钺，正邦君。”即武王持黄色大斧任命诸侯。这说明在周克商后，“国伯”得到了武王的再次任命。 “召公方伯尊，材亦圣人亚。”王安石这句诗已经非常明确召公是“方伯”之尊。在西周及殷商，方伯指方国之伯，即国伯。 召公的先祖公刘的“公”字，是爵位或尊称，而不是姓。周初，召公封国在燕，见著史书的国君只有燕昭王、燕王喜，其它国君几无记录。而首代燕侯克，还是由出土文物克盉和克罍确定了名字，其后代与国同姓。而召公留在周王畿继承其爵位辅佐周天子这一支直系后人，姓召姓邵（召伯也称邵伯，是邵姓之祖）不姓姬。查遍先秦的典籍，也不能证明召公姓姬。 周宣王对召穆公召虎说:“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这表明，召伯作为召氏部落聚拢的方国的方伯，是最早与周结盟的一方诸侯。 召氏宗族在西周属于“太宗”。从召伯之称在其去世后仍由后代继承的事实（如召穆公召虎，也称召伯），可以确定，召伯也是召氏宗族的大宗伯之称。因此，召公姓召，符合当时姓与氏族部落名称相关的传统，也符合召氏之姓在宗周传承的事实。 根据历史记载，在周灭商之前，召公已有封地在召（今岐山西南）。召公、召伯之称也来源于此。这也说明他的父辈始封于召，他是第二代，所以称伯。这是文王其他儿子都不曾有过的特殊待遇，也是因为姬昌当时是被殷商授予的“西伯”，他还没有权力授予其它方国第二代某“方伯”之称。由此可见召公当时地位之崇，首先是来自殷商授予的“召伯”之称。 在那个时代，因封地称某伯者，首先是来自殷商的授权。如纣王授姬昌“西伯”之称，是因为他是自季历之后被殷商承认的第二代“方伯”。当时授封方国而称某伯者有数百之多，也是分散的部落联盟制的普遍现象。 依此确定召公非文王之子，其所作《公刘》所述之祖由北豳迁豳开疆创业，则与古公亶父之祖“自土漆沮”有别。上述召伯是第一代封君之后也就有了依据。 西周作册大鼎乃康王世器，铭载召公为“皇天尹大保”，其位极尊。《诗·大雅·江汉》出自周宣王之口对召公的最高评价：“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文武受命，召公维翰。”由此可见召公在文王时官居太保的重要性。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太保玉戈（现藏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博物馆）上有27个字，“六月丙寅，王才（在）丰，令太保省南或（国）……。”证明太保召公接受王命后，顺汉水而下，与江汉流域的诸候国结盟，展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武王伐纣时，八百诸侯能于孟津会盟，与召公的外交努力密不可分。《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这是武王伐纣时有关召公军事才能的记载。 后来，召公因功被分封于燕，因为他要留在镐京辅政，实地管理燕国的是他的儿子克。至于克是否是长子？不能依常例判断。因为召公不同于宗室他人之处，是他有两处封地。燕地是直面草原民族的险地，因此将始封地“召邑”和爵位由长子继承，应该比较合理。 成王时，召公与周公因为政见冲突，导致分陕而治。 《逸周书·祭公解》周穆王曰:“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兹申予小子，追学于文武之蔑。”这证明，召公去世之后，配享周庙，位升列祖。 召公作为太保，其位置在周朝之尊崇，见于《左传·僖四年》记载：僖公四年，齐以诸侯之师侵蔡伐楚，楚子使舆师诘难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管仲回答说：“昔召康公（召公谥称）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管仲在齐桓公面前对楚成王的使节所说召公旧事，得到了对方的认可。这里提到的先君太公，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姜太公，他是灭商兴周的谋略大家，而召公居然能给他下命令、赋予他征伐和辅政的权力，可见召公的显赫地位远非一般周室宗亲可比。 周初青铜器多与太保召公有关。西周太保之位，是辅佐国君理政之职，对太子和少国君有教养监护的责任，其职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召公辅佐文、武、成、康四代君王。在《诗·大雅·江汉》中，周宣王对召公的后代召穆公召虎说道:“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又说:“文武受命，召伯维翰”。据毛传:"翰干也。"郑玄笺:"正其政教，定其法度。"召公辅政时间之长，是历史仅有。成康时代对诸侯的封赏政令，悉出自召公。 西周时君王所下的文书命令称之为“诰”，而后世称之为“昭告天下”，由“诰”变“诏”，其典与召公有关。2017.6.11日写于铜川市心河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