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被称作理学大师，但程朱理学在当时就被一些学者指为“伪学”。但它后来又怎么成为统治封建社会后期的官学思想呢？奥妙何在？<br>朱熹的出身和教养决定他的学术志趣和学术目标—— 官僚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一生为之（即统治阶级）服务，他的学术思想的基点是从官僚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的，绝对不会为工农兵等人民大众服务，这决定了程朱理学的基调。他父亲李松是官僚地主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宋元学案》记述“父韦斋先生松，第进士，历官司勋、吏部郎。以不附和议忤秦桧，去国，行谊为学者所师。尝为闽延平尤溪县尉。建炎四年罢官，寓尤溪城外毓秀峰下之郑氏草堂，生先生。”程朱作为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理学对于家天下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来说是极有作用的，但对于人民、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孔子的《论语》里最讲仁爱，《礼记•礼运》里也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孟子道仁义，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力主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等。仁者爱人，孔孟有爱，以爱为基础，以民为本，有人性，有人情味，讲恻隐之心，含情脉脉，温情达理。而相对于这些来讲，而程朱却无多少仁爱之意，不是真正以民为本，不是以人为本，更不会与民同忧乐。李焘编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官痞文彦博的意思是天下是君主和士大夫的,不是老百姓的.我们就是吃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死活管那么多干嘛？二程、朱熹、文彦博就是一类的货色。程朱就偏重于说义理，片面发展了孔孟儒学中的“修己治人之道”的学说，主张以天理克制人欲以达到愚民从而治民治国的目的。这样，程朱理学抛弃了孔孟儒学里许多关键性的精华，只是主观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加以扩展，发扬。即《宋元学案》里所谓的“祖望谨案：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然善读朱子之书者，正当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之学也。述《晦翁学案》。”孔孟儒学发展到程朱理学就单一化、精致化、片面化、绚烂化、自私化而伪学化成了理学，就显得冷酷无温情，花里胡哨，剑走偏锋，片面化成了以天理灭人欲，虚情假意，走到极端就是以理愚民，以理杀人，自欺欺人的境地了。成为极端专制、极端自私的封建后期社会“家天下”的思想统治工具，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朱元璋想腰斩孟子（即去除其民主精华）而能接受程朱理学就是最好的说明，也即二程朱熹腰斩了孔孟儒学。朱熹对义理的阐发极广、极精、极微，更精致，但真理再跨前一步就是谬误，程朱理学就是在周敦颐较为科学的道学的基础上多跨前了二步：二程把周敦颐的道学跨前一步蜕变为二程的理学，朱熹把二程的理学再跨前一步蜕变为朱熹的理学，所以，朱熹作为哲学家对于封建专制体制来说是有作用的。是官僚地主统治者愚民政策里最有力的工具！这对于中华文化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清代•皮锡瑞在《经学历史》里论道：唐、宋明经取士，犹是汉人之遗；而唐不及汉，宋又不及唐……故论经学，宋以后为积衰时代。也就是说二程朱熹的理学是孔孟儒学的衰落阶段。<br> 湖湘学派的奠基人张栻就发现过朱熹的不足，曾表示担忧。《宋元学案》记：张南轩与先生书曰：又虑元晦学行为人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时只是箴规他人，见他人不是处多，己是处多；他人亦惮元晦，纵有所疑，不敢以请。谀言多而拂论少，所偏不加省察，则异日流弊，恐不可免。<br>这里张拭发现了程朱理学“偏于讲理，专于治人”“是己而非人”的不尊重他人，真正仁爱之味（即真正的民主精华）少的弊害，可谓见微知著的了。<br> 《宋元学案》也记述了大学者陈亮指出朱熹学派的缺陷以及朱熹门人的不足：陈龙川复先生书曰：浙间议论，自始至末，亮并不晓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琐碎，皆私意也。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比见陈一之《国录》，（梓材案：陈一之当是陈益之，止斋从弟也。）说张体仁太博为门下士，每读亮与门下书，则怒发冲冠，以为异说；每见亮来，则以为异人，辄舍去不与共坐。由此言之，未能免罪于流俗，而得罪于门下士亦多矣。不止，则楚人又将钳我于市。进退维谷，可以一笑！<br>这里陈亮指出了程朱理学家们“私则不复有公”，心胸狭窄，思维狭隘，以及理学门人的偏执性格。<br>总之，老庄道学、孔孟儒学、程朱理学、封建专制的王道、霸道、帝皇之术……什么的都是个人之学——修己治人之道，是圣人文化，贤人文化，不是凡人大众文化，不是集体之学、更不是社会群体之学，都自私、自利、自美、自乐、独自完善，强调个人修炼，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注重个人自我反省，只突出自我督察，自我纠错，个人自由，自我潇洒。也注重治人，但忽略互督，互察，互纠的力量，没有集体契约协作下的共督、共纠、共生的绵延之力。他们是自身文化，也即自生文化，不是互生文化，不是群体文化，互利性很低。只有个人的力量，自我的力量，没有群体的力量，没有社会的力量，只有自上而下，或者只有自下而上，没有自始至终的上上下下的互督，互察，互纠。所以外国人有：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二个中国人是一头猪，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四个中国人什么都不是的揶揄。这是中华文化的死穴！孔孟游学、讲学一生，郁郁不得志，无所建树，死后被后人利用；老庄列子等或隐或逃或仙，也都一生郁郁不得志，无所建树，死后被后人利用；程朱遭退遭逐、时用时弃、或立或倒，一生郁郁不得志，无所建树，死后被后人利用；陶潜、李白、杜甫、苏轼……莫不如此，直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刘少奇，为一国之主，自身尚不能保。就神圣的宪法还可以随意毁掉，可以任意修改而没有一点神圣性！何况中国其他的芸芸众生呢？因此，我们最需要的是建立在以天下为公基础上的契约文化，人民真正能当家作主前提下的互助、互督、互察、互纠、互进、互利、共赢的共生文化。<br> 天下为公是尧舜之道的基础，天下是所有人共同所有的天下，国家是所有民众之大家。天下为公是最大的真理，也即是最大的天理。汉儒以来，封建时期开始后的儒家，程朱理学家都不会明白这个道理。真正的尧舜之道不是儒家,更不是程朱理学，而是仁爱道德式的君子之道，是公天下才有的大公道，真民主，大民主，是真正的天下为公之道。在封建专制的家天下时代就没有天下为公的余地，自然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尧舜之道。<br>因此，程朱理学是建立在家天下基础上的封建时代的精华，“什么三纲五常”下的仁义道德，即偏仁义，偏道德。而封建专制私家天下的帝皇之学则是毫无仁义道德之言的极端冷酷、极端自私、极端短视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私利之学。封建官僚集团为政的目的是为官、为己不为民，不为公的。根本没有民主、民生和为民服务的概念。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看！皇家与官僚士大夫狼狈为奸、中饱私囊、鱼肉人民的丑恶嘴脸，展露无余。天下是一家之私天下，在宋代充其量是皇家与士大夫的天下，不是百姓的天下。有谁替百姓着想呢？有谁去立法、守法呢？<br>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卷四•第十三章 朱熹的思辨哲学及其反动的正宗性质》记载：朱熹自己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文集卷七读大纪）惟一的“理”如何流行显现为“三纲五常”，这是朱熹的哲学为封建主义说教的关键之一，因而在他的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朱熹与其弟子有这样的问答：“问：去岁闻先生曰：‘只是一个道理，其分不同’，所谓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与国人交之信之类是也？曰：其体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国人是体，仁、敬、慈、孝与信是用。问体用皆异。”……所以“理一分殊”之说完全是为封建的品级结构和等级制度所树立的理论，他警惕人们在这上面，“若不仔细分别，直是与墨氏一般”（语类卷九八），那就有平等原理出现的危险了。封建等级性是贯彻在朱熹哲学中的一条黑线，不管是他的自然观还是社会观，道德论还是人性论，其最后归宿都是要证明这种“等级差别”，在他的整个体系的每一部分上都满打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朱熹的反动的哲学和政治理论之为“后之时君世主”“来此取法”不是偶然的，为近代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者所美化也不是偶然的。<br>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利益的分割法则。宋王朝的财政措施特点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大量的财富被集中起来供皇室和官僚阶层享用。元•脱脱《宋史•列传第九》记载：石守信，开封浚仪人。事周祖，得隶帐下……太祖即位，迁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改领归德军节度……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第二天），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赍甚厚。 <br>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奇葩最歹毒的“君臣共吃天下百姓”的契约——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皇帝鼓励臣子石守信“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本质是“杯酒“蚀”兵权”。这是封建帝皇口谕性的制度性腐败！——皇家与官僚集团共约：狼狈为奸荒淫享乐共同鱼肉人民！这种用物质享受笼络腐蚀官员消磨其雄心斗志的做法在整个宋代都没有改变。官员们既有丰厚的俸禄，以满足奢华生活的需求，这种生活方式又可以避免朝廷的疑忌，于是共享鱼肉百姓之果——纵情享乐、醉生梦死之风盛行整个宋代，蔓延至元明清三朝而高峰在民国新旧军阀时期。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既然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滋生于这种土壤的词自然会异常兴盛。上梁不正下梁歪，迟早一起倒下来，宋朝国势只好江河日下，这种皇宫与官僚士大夫的狼狈为奸的集体腐败也就绝对不可避免，这样就形成了封建社会后期制度性集体腐败。宋太宗志大才疏，以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7月辽军大败宋军于高粱河，宋雍熙三年（986年）5月宋军在歧沟关遇辽军伏击大败，杨业被俘，绝食而死。兵力共损失了30万人，丢失辎重无数，把周世宗、宋太祖两代人积蓄的精锐丧失殆尽，打破了宋辽（契丹）均势， 经此两战役，从此终宋之世，不敢言兵。北宋、南宋皇族及士大夫的偏安心理，苟且行乐思想，畏战、厌战情绪只能是日益严重，形成了用银、绢、茶叶、美女、称臣等条件向辽、夏、金、元买“平安”的卑劣心理，拿广大百姓的血汗钱买来皇族官僚士大夫的享乐！两宋三百多年签订了送绢、送银，送茶叶，送地，送尊严（称臣或称侄）的出卖人民利益以求和、求乐的一系列条约，如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5年1月) 间与辽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宋与辽重熙增币又叫庆历增币。北宋与西夏“庆历和议”即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宋夏和议”。南宋与金，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绍兴和议》。南宋与金隆兴二年(1164年)， 宋孝宗的“隆兴和议”。南宋与金，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的“嘉定和议”……无不如此，“送”“送”“送”，宋朝就是“送朝”！<br> 中国文化中的最大癌细胞——“乡愿”延伸成的“关系学”的极致《厚黑学》，这癌细胞为什么根深蒂固，异常发达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这是私天下的封建专制自私的政治性腐败、制度性集体腐朽的土壤里必然生出来的产物。一些大学培养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是其产物。<br>以上是片面化发展孔孟儒学到程朱理学以控制人民的思想、心理的社会制度基础。<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