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陀螺

北平

昨天，我在武昌光谷步行街一餐厅用餐，餐厅生意特别好，座无虚席。

“老板，几多钱啦？”一个独一无二的乡音冲到了我的耳朵里，我抬头一看，是一位中等个子五十开外的男子，花发平头，背对着我在收银台“埋单”。我放下筷子盯着这个陌生人。不一会，他付完钱转身朝我坐的方向扫了一眼。眉宇间一道耀眼的伤痕锁住了我的眼球，没错，是他，是我的发小---小元。我火速起身拦住了他，“小元，小元！”，他一下没反应过来，我一把抱住他，这时他才真正闻到了我骨子里的泥巴味。他非常激动，眼眶似乎有点湿润，一双粗糙而有力的大手紧握着我的手说：“真巧，在这里碰到了你，好快，差不多四十年没见面了！”说着说着，刹那间我们似乎沉浸到了童年时代，儿时嬉戏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小元和我同岁，六零后，属虎。虽然是同一村的，但是我们不同姓，他姓叶，我姓吴。我俩四五岁就在一起玩，小时候小伙伴玩的东西我们都会，他技高一筹，打陀螺我俩情有独钟。

小时候的玩具基本上都是自制的，陀螺也不例外。那个年代湾子里木匠很稀罕，一般人无法接近锯子和斧头，所以做陀螺唯一的“机械设备”就是用家里的菜刀。开始我们都用柳树枝做，柳树枝材质比较松软，容易用菜刀做，但不经打。

陀螺我们每天都背在书包里，像宝贝一样。打陀螺我俩无处不打，在学校操场上、放学的路上、稻场上、家门口以及河面冰上都打，有时做梦在梦里打。天气好基本天天打。我俩打陀螺是带竞技性的，一是看谁的打几鞭子停下后陀螺转的时间长；二是看谁的打得转定了的时间长；三是双方用力抽打相互碰撞谁的厉害。

记得读二年级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俩在上学的路上打陀螺比赛，输赢始终难见分晓，不知不觉玩迟到了。我俩在教室门口被老师罚了站，浑身暖烘烘的突然变得冰凉。罚站的老师并不是别人，而是小元的小妈。有了那次教训，从此我俩再也没有因此迟到过。

儿时我俩玩过许多陀螺，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读四年级初夏玩的陀螺。小元有个叔叔在县城，小元十岁生日时，其叔叔在县城买了一个陀螺送给了他。他比较张扬，见人就炫耀。的确这个陀螺和自制的完全不一样，外表光滑圆润，全身刷了清漆，圆柱上刻有两道圈，顶部圆心点缀有红油漆，脚尖安有铁钯钉。鞭子是用刨过的木棍做成的，绳子像是三角皮带中的尼龙绳。这个陀螺很容易发动，轻轻用鞭子一抽就转的定住了，鞭子抽打时发出的“啪啪啪”声很远就能听到，吸引了许多小伙伴前来围观，大家像看热闹一样，那家伙着实让人眼馋和嫉妒。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没有睡好，我要亲手做一个和他比一比。村北头松树林里有棵檀树，据说檀树材质比较坚硬，第二天晚上我偷偷用刀砍了一个枝子，经过一个星期的制作，雏形已现。手打起了血泡，菜刀把被砍松了，刀口缺了，刀刃也卷了。母亲拿着这把刀切菜很是心疼，切的萝卜丝好像波纹面，切白菜常常有菜丝钩在刀刃上，但母亲没有过多责怪我，只是说用菜刀哪能做成好陀螺？后来这把刀母亲花两角钱让“磨剪子戗菜刀”的人修好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二姐的帮助下，我终于做成了一个“狠”陀螺，这个陀螺个头比小元的还大一些，陀螺脚安了一颗木屐丁，其外观虽然比小元的逊色多了，但圆心很正，一打就转定了。过了两天，我拿着它去和小元的陀螺一比高低。第一轮果然他的陀螺碰不赢我的陀螺。第二回合，我们同时发动，我俩把陀螺朝相向方向打，待到两个陀螺快挨到一起时，我只顾使劲猛抽我的陀螺，鞭子不妙擦到了他的左眉头上。顿时鲜血直流，我赶紧撕一张作业本纸按住伤口，血止了良久还是没止住。他边按着伤口边说“等我好了再比！”。他母亲闻讯赶来带他找赤脚医生消毒止了血，左眼睛挂上了“银幕”，第二天上学，同学们都朝他喊：“看电影了啰！”，从此这道伤痕成了打陀螺留下的永久故事。

初中毕业，我俩以较好的成绩考上了高中。恢复高考的第四年，我们参加了高考，他仅以一分之差落榜，很遗憾地选择了务农，我考取了铁路学校，当了一名铁路工人。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各行各业有志之士有了用武之地。如今，曾经穿着“草鞋”的小元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在光谷置业办公司，农产品生意做得很红火。儿女大学毕业已在武汉成家立业，老两口为子女购置了婚房。一家人各自住着宽敞漂亮的商品房，开着小车往返于城乡之间，农活和生意两不误，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让我们这些考学入城当年被誉为“穿皮鞋”的人感到十分欣慰和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