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千秋 大爱如山，——忆我们的父亲马名骏

许村

　　他是一个打过日本鬼子狗汉奸的除奸主任、抗日村长。

他是一个为新中国成立出过力立过功的支前模范。

他是一个把武乡人民的冷暖记在心里的好书记。

他是一个怀揣水利梦想执着奋斗毕生被群众称为“太行大禹”的水利功臣。

他是一个被朱老总称赞为革命老区立了大功的“太行好儿女”。

他，就是我们子女心中永远铭记的那个大爱如山的父亲马名骏。

红色基因造就理想信念

抗战精神锤炼革命品质

我们的父亲马名骏1924年出生在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砖壁。还是一个少年的他亲眼目睹了罪恶的日本鬼子在家乡武乡飞扬跋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复仇的种子早就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当1938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太行山动员百姓开展游击战争时候，他就毅然决然的参加了革命，他站岗放哨，积极参加各种抗日行动，仅仅一年后的1939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武乡县砖壁村，位于距县城五十公里的东部山区。这里，南、西、北三面临崖，仅有一条峡谷小道可接通内外；东面靠山，经两道天然壕沟，可进入崇山峻岭之中，真乃一块天然的战略要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进行过伟大的革命实践。

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就常听父亲与来家串门的那些战友和老乡聊起当年在砖壁村为了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和掩护群众、支援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和百团大战的往事。

1939年7月15日，正当日寇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起第二次九路围攻时，八路军总部机关由潞城北村经黎城霞庄进驻砖璧村。八路军总部驻扎砖壁期间，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等党、政、军机关，分别驻在砖壁周围的埋里等村。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徐向前、陆定一、傅钟、杨立三等小路军领导人经常到总司令部来参加军事会议，和朱彭总副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一起制定作战方案，研究根据地的建设。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里朱彭总副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等总部首长，与人民同甘共苦，为革命艰苦奋斗，保持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总部机关刚到砖璧，就召开了军民联欢会、朱彭老总和群众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军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战斗间隙，首长们常利用和老乡们一块下棋、看戏、收割、打场、推碾子等机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发动群众积极抗日。日军烧了老百姓的房子，朱总司令就叫管理科负责帮老乡修好;老乡生了病，彭老总就安排总部医生去给医治;老乡的孩子掉到井里，左权将军就和警卫战士们一起抢救。为了战胜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减轻人民负担，朱彭总副司令等总部首长还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和领导了开荒种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生产自救运动。仅在砖壁村，就帮助老乡打了三眼水井，六眼旱井;筑了一个大池塘、三个蓄水坝;彭副总还在总部院里亲手栽下一棵榆树。

朱总和彭副总的亲民为民的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父亲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为民着想的宗旨意识。

在总部首长们的领导和帮助下，根据地人民的抗战热忱抗日的烽火已经燃烧。1939年7月16日，总部在砖壁指挥特务团于沁县以南的大桥沟伏击敌人，毙敌军需官。1940年7月22日，总部在砖璧发布了"百团大战"的予备命令，8月20日下达了作战命令，指挥敌后全线我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四十万人的兵力，在华北五千里长时战线上，胜利地进行了第一阶段以正太路为重点的交通总破击战和第二阶段的克服榆社城等据点的攻坚战。“百团大战”的胜利，打破了日军酌"囚笼政策"，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遏止了当时妥协投降的暗流，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和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1940年11月1是至3日，总部又在此指挥了著名的砖壁保卫战。

在此其间，我们的父亲先后任锄奸主任，武委主任和抗日村长。他为抗日战争胜利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荣。

1944年，他调入太行干部中学（辽县）学习，任中队长。1946年任武乡六区委委员，后任中共三区区委书记，七区区委书记。他积极配合主力大军做好后勤保障。1950年调省委党校学习后，任中共武乡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长，常委，书记处书记。

兴修水利马总指挥遇难题

北京搬兵朱老总情系老区

新中国成立后，武乡县，作为一个革命老区也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基本建设。1956年，已经担任武乡县县委常委，书记处书记的父亲马名骏。时刻牵挂着缺雨少水，土地贫瘠的武乡人民的温饱。在他分管全县水利建设和农村工作的时候，又与水利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7年冬至1958年期间，当时全国的水利建设正处于一个大干快上的高潮。“太行山上炮声隆，百库千渠齐动工”成为那个时代太行山上的武乡县兴修水利的生动写照。

那时，父亲是武乡县委常委、副书记，担任全县水利大会战的总指挥。从不着家的父亲像钉子一样，总是牢牢的扎在各个水利建设的工地上。就是有人找他在县城的办公室里面是肯定看不到他的踪影，而在开工建设的距县城三四十华里的故城水库工地上，却总是有他忙忙碌碌的身影。

大姐马征萍回忆说，那时，她已经在上小学，特别渴望能够见到父亲，但是她的心愿却常常落空，因为父亲很难得在家里吃顿饭住一宿。工地上也早就成了父亲的第二个“家”。就是靠着父亲这种吃苦耐劳，与工人们同劳动的作风在不断的提升着各个水利工程的施工进度。

1958年间，一场水利大会战在漳河北源打响，仅武乡县一个小县就铺开了百项水利工程，全县工地劳力吃紧，而故城水库是一个蓄水275万立方米，需动用土石36万方的重点工程，紧靠受益区出劳力，要在一冬一春几个月时间完工是艰难的，偌大坝抢不下蓄水高度，就很难安全度过汛期，当时，县委一班人考虑到，如果抽调全县劳力集中突击故城水库，那20多个小水库工程咋办？若故城水库受益区劳力全部到水库工地，又影响受益区的春耕生产。那一段时间总是看到父亲心情沉重，日夜苦思，后来听当时采访过父亲的地区水利局办公室的宋鲁生，田建华和张俊才等叔叔们介绍：就在父亲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在晋东南地委赵军书记、晋东南军分区袁健司令员的提示下，他忽然想到，当年八路军总部住在砖壁村的时候与朱老总与彭副总司令他们结下的革命友谊。现在在水利大会战中遇到劳力吃紧的困难，我们为何不去找朱总司令，求朱总司令想点办法解决燃眉之急，于是父亲他通过与县委一班人商量，决定到北京“搬兵”。

1958年元旦即将来临，父亲驱车日夜兼程，到了北京先找到康克清同志，说明来意，然后又让康克清同志告知总司令，朱总司令亲切而热情的接待了父亲一行，当父亲给朱总司令汇报武乡在水利会战中遇到的困难时，朱总司令对他说，武乡是革命老区，是养育八路军的地方，今日有了困难，我们解放军应该大力支援，给你一个营的兵力。咱们来个军民共建故城水库好不好？同时还语重心长的告诉他：“武乡是革命老区，改变山河面貌要快些，不仅要修建一些小水库，也应该修建大中型水库，才能抵御大的水旱灾害。”父亲听到朱总司令给武乡派一个营的部队共建故城水库，又嘱托他办些大工程，心里非常高兴，瞬间愁云解开，精神振奋。

后来，由朱总司令派来的500多名解放军战士开进了故城水库工地，解放军的到来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干劲儿，就这样有民工和部队的2000多人，日夜奋斗了三个多月，终于建成了故城水库，当年拦蓄洪水，安全度过了汛期，全县30多处小型水库水渠工程，也相继报捷！

当1958年武乡县水利大会战的胜利凯歌高奏的时候，“马明俊是太行山好儿子，是水利书记，是个水利迷”，一时间，人们送给父亲各种光荣称号，在全县到处传颂着他专程赴北京“搬”兵的故事，这也成为武乡县的一段佳话，流趟在太行山谷。

　　打响武乡关河水库攻坚战

创造水中筑坝全国新经验

三姐马若萍在回忆父亲时总是会提关河水库大会战的惊心动魄，三姐说，我那时还很小，也就是刚刚记事，可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没见父亲带着她走门串户的玩玩。现在回头再说吧那就是父亲干工作的拼命精神一点也不比打日本鬼子时差。

早在故城水库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就同武乡县委一班人，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开始着手筹建一座蓄水一万立方的大型水库，他们依据晋东南地委提出的“蓄住天上水，拦住漳河水，引来沁河水，挖出地下水，调来深谷水”的水利总体安排，决定要在漳河北源修建一座蓄水一亿四千万方的关河大型水库。

这座水库是人定胜天，锁住漳河三源水系，继漳泽、后湾、屯绛、申村、圪芦河、月岭山、西堡和陶清河等十多处大中型水库建成后，最后动工兴建的一座大型水库。这座水库，在控制漳河北源水系上起着骨干作用。它具有四大特点：一是效益高，蓄水一亿四千万立方米，不经武乡县能受益，而且下游的襄垣县和黎城县也可供水受益，是一座集防洪、灌溉、养鱼、发电和旅游融为一体，综合效益较高的水库。二是工程大，坝高33米，需动土石方240多万立方。三是技术新， 大坝施工方法选择为水中倒土筑坝技术，这在当时全国水库建设中属于创新性的第一次，具有示范性。四是责任重，这不仅是一个基础水利工程的建设，更是实现朱总司令对革命老区改天换地的重要嘱托，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也是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汲于这些重要性，晋东南地委和武乡县委更是十分重视、下大决心就非同一般了。自然，这个光荣而重大的使命和沉重的担子就落在了父亲的肩上。在他看来，这是朱总司令亲自给他的任务，也是太行人民的重要托付，他没有理由不迎难而上，知难而进，奋勇向前。在我们子女的眼里，父亲就是拿出来了当年打日本鬼子的精气神又毅然决然的挑起了这付重担。很快，他就从故城水库收拾好铺盖，带着新组建的一班人，把指挥部的营盘扎在了关河水库的工地上。

　　为了写好这篇回忆录我们翻阅了很多资料，其中在《武乡县志》关于关河水库管理的史料上，我们看到了有关当年关河水库工程指挥部的机构设制：

为了加强领导，充实机构，1959年5月30日，中共武乡县委，县人委研究决定，关河水库党委会和指挥部人员配备是：总指挥由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的我父亲马名骏担任，副总指挥是我们熟悉的时任县人委副县长郁学曾和晋东南地区水利局的两位工程师温宪令、袁双才担任，还有政委是县委书记处书记、县人委副县长赵日新担任，副政委是县政法公安部长张元堂和县兵役局副政委李风山担任。还有11名各相关单位领导任指挥员，3名施工技术负责人。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政工科，劳保科，后勤科，技术科，财统科，防卫科，广播站等。为了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工地的民工服女学生学政治和业务技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修建水库，新办了党校和技校。当时叫“党员大学”，“红专大学”，“文化大学”，“军事大学”等“四大学校”等。还抽调了县乡机关干部和民工，组建了兵团，兵团的组织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的方针，把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学生民工编成了“卫星团”，“火箭团”，“八一团”，“三八团”，“五四学生团”，“民兵团”等12个兵团，其中“三八团”就有1500名女战士，各团又下属了营，连，排，班的军事组织，同时又分了东山，西山，导流洞，水电站，灌区等五大战区，组织了爆破队，飞车走壁队，围梗速成队，平土队，水工队等专业队伍，如此看来，当年的组织机构和指挥部配备是有很高规格的，这在武乡县建筑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

1958年11月1日，漳河北源山下红旗招展，山上炮声隆隆，上万名民工云集关河，以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更大胜利的决心启动了关河水库的建设。到1961年1月竣工时，这座大型水库动工最多时集结了两万雄师。

作为子女，我们回头再看当年的父亲面对那沸腾的工地，在他的心里一定是有一个誓把山河重安排，要让黄土高坡上也能有“高峡出平湖”的江南水乡梦。所以父亲作为总指挥，兴奋的心情让他像当年跟着朱总司令在太行山上带着民兵打游击反扫荡时一样与父老乡亲们一起吃住在工地，摸爬滚打在工地。

我们曾经采访过部份健在的水库建设者：已经83岁的孙伏英，还有当年第一批去工地，最后一个离开工地回去的贾豁乡贾豁村的温富娥，从他们的口中看到了当年水库建设中的感天动地的精神。为了赶抢施工进度，组建了一支由15岁至20岁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参加的敢死队——万方团罗成突击队，队长是温怀龙，指导员邢堂栋，从那时的口号可以看出来武乡人民坚定的决心和信念，以及不屈不挠的太行精神：冲锋吹，战鼓擂，万方团，罗成队，东方连，刘胡兰，突击队，不怕苦，不怕累，头可断，血可流，大坝不成不罢休。

在施工期间，作为关河水库建设的一名总指挥，父亲他象当年抗日战争中带领民兵反扫荡一样吃住在工地，同民工战斗在一起，他感人的事迹很多，但父亲经常说是他的战友最值得鼓励，是他的父老乡亲，吃大苦耐大劳，想方设法排除万难最需要表扬。他和副指挥郁学曾一起精心组织，日夜轮班，突击施工，以非常时刻动用非常手段，硬在大汛期洪水即将到来之际，把大坝抢在了安全蓄水高度，取得了与天抗争的完胜。

　　这场攻坚战就发生在1960年的大汛之前。据当年气象部门预告，七月间进入大汛时期，关河水库上游可能降大雨下暴雨，在大洪水到来之前，若大坝施工达不到安全蓄水高度，就面临着前功尽弃的危险，当时因为关河地形复杂，从勘察设计，到清理河床基地，从修建300多米长的导流洞，到水中倒土筑坝，由于前期施工拉长，拖了回填大坝的后腿，因此，大坝高度仅有10米，面临着大坝安全拦洪蓄水的严峻考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父亲同他的副总指挥一班人认真分析了有利条件，即离主汛期还有40多天，民工的战斗情绪旺盛，只要精心组织施工，还有时间把大坝安全蓄水高度抢到安全高度。所以他们力主把大坝抢上去，但是，也有少数人知难而退，怕担风险，主张毁坝度汛，迫使水库下马，一些人还暗地组织爆破手，把炸药包埋在正在筑的坝体上，企图炸掉大坝，毁坝度汛，当父亲得知消息后，他又急又气，肺都要气炸了，郁学曾叔叔也气愤地高声呼唤，要将炸药包刨掉，刀下留情，保住大坝。又气又急的父亲和郁学曾带着的一些人甚至冒死躺在了大坝上以此来阻止毁坝行动。

作为他的子女，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资料都能想象的到我们坚强的父亲那个时候是多么的伤心和痛苦，一个打过游击，搞过土改，反过扫荡，支援过前线，解放了全中国的老革命眼看着自己心爱的水库大坝被毁该是多么的难受和委屈。在他的心里，毁坝度汛，工程下马，既对不起全县乡亲，更是辜负了朱总司令的重托。

于是，父亲果断的立即向县委，地委，山西省水利厅告急，请求上级领导速来武乡定夺关河水库保坝抗洪大计。

当时，接到报告的各级领导迅速赶来，晋东南地委副书记李生旺，军分区司令员袁健，水利局长桑双红从长治市赶来关河水库工地。紧接着山西省水利厅厅长康宁，工程师李常煜一行也赶到了现场，会同武乡县委一班人就在现场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听取汇报，科学分析了有利形势，一致同意父亲的决策方案。

当时，地委指定李生旺副书记袁健司令员，桑双红局长等人坐镇水库，协助父亲他们打好这场攻坚战，省地两级领导的决定就是命令，于是由5000名精干民兵组建的万方团、飞车队、爆破组在父亲和郁学曾叔叔的带领下，向回填大坝发起总攻。

总攻打响了，父亲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昼夜不停的组织工程技术人员与爆破组精心研究，创造了先进的“松动爆破土方工作法”。由一炮炸百十方、千方到上万方。爆破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经过二十多天的全力拼搏，大坝不断增高，终于超过了安全蓄水高度。紧接着，一鼓作气又组织了第二第三个攻坚战，33米高的水中倒土筑坝也终于在当年9月竣工。有力的抵挡住了汛期洪水的考验。

经过后续的开挖溢洪道，修建八角亭等收尾工程，关河水库终于于1961年1月全部竣工。

　　关河水库建设采用的是水中倒土筑坝法，就是利用土壤浸水后发生下沉现象这一性质，可以不用机械压实，仅利用水来破坏土壤的结构，使其颗粒湿润散化，造成有利的压实条件，然后在人力、运输工具及土层本身的重压下得到压实。其优点是：省机械、省劳力、省投资，进度快、质量高。不受季节气候变化限制，有利于大搞群众群众性的突击。当时由省水利局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负责施工指导。为了提高大坝建筑工效，指挥部领导亲自带领技术人员，利用水库和东、西两山坡陡的优势，以柴油机带动水泵抽水，进行水力冲土，运土试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通过技术革新和工地办工厂，推广了“三土”“六化”的施工经验。即火药炸土、高空运土、水中倒土；近路缓坡车子化、远路平地铁轨化、陡坡木轨自动化、隔沟运土高线化、装土运土壕沟化、车子滚珠轴承化。这些技术革新，省时、省力，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

1959年8月9日，山西电影制片厂一行5人，采访了热火朝天的关河水库建设工地，多角度拍摄了关河大坝千名飞车突击队员回填土方的精彩场面，片名为《今日太行》。

　　关河水库胜利竣工的喜讯飞一样传到了三晋大地，特别是武乡县，黎城县，襄垣县的百姓更是群情振奋，交口称赞；捷报传到省、地各级领导后，引起了各级领导的振动。领导们都纷纷发来贺信、贺电，祝贺水库建设的胜利。消息传到首都北京，朱总司令非常高兴，连连称赞。国家水利部更是高度重视，并且在关河水库召开了水中倒土筑坝现场会，把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集思广益创造的新经验，新方法，新思路推广到全国去。

期间，在关河水库大战中， 1958年11月17日至 12月27 日，国家水电部在关河水库工地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全国水中倒土筑坝经验交流现场会。组织了全国各地代表来武乡参观，第一批代表有广东、辽宁、内蒙古和山西省晋中地区的4个参观团，国家水电部的工程师和省、地水利局的负责人共73人。之后，黑龙江、吉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南、湖北、福建、广西、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20个省、自治区，以及吉林省的长春市，山西省的各县和太原市铁路管理局，汾河、西营、吴家庄等水库工地100多个单位，来关河水库工地参观，参观团参观了水中倒土筑坝和工地工厂，总参观人数达751人，历时40天。会后，国家水电部出版了《关河水库施工经验汇编》和《关河水库工地大办卫星工厂》专刊，由《人民日报》出版，向全国发行。

　　如今健在的关河水库建设者们早已经是步入耄耋之年，但是，当他们回忆起修关河水库的事来仍然是热情澎湃，那时没有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设备，有的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有的就是头可断，血可流，大坝不成不罢休。有的就是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势。有的就是誓叫山河重按排和填平海洋的干劲儿。

如今的关河水库，就是一座象父亲梦中的高山平湖巍峨屹立在太行山上，它那拦洪、发电、灌溉、养鱼和旅游融为一体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日益增长，早已是太行人民的福源地，武乡百姓的自豪与骄傲。

如今的关河水库，已成为年调节洪水与干旱均衡用水的大型综合利用水利枢纽工程，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发电、养鱼和旅游等。水库运行以来，防御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1962年7月 15日，上游来水量2450立方米/秒，水库下泄160立方米/秒，削减洪峰93.4%，保证了河道下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水库年平均供水1500万立方米，为黎城勇进渠 4667公顷农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年发电是500万度，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

如今的关河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在太行山上恬静的衬映着红色武乡，壮美着抗战摇篮。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谁能忘记在60年前我们的父亲和武乡儿女战天斗地，曾在这里度过了几百个不眠之夜，有谁记得从开工到竣工，父亲和他们那些战友们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无私奉献，团结拼搏，不怕牺牲的精神费尽心血，不惜身上脱了几层皮，掉了几十斤肉，落下了頑疾而创造的人间奇迹。

当一轮鲜红的朝阳从关河水库的东方升起的时候，父亲和他的那些战友们的故事依然会在这里传颂。

　　殚精竭虑奋力建成胜天渠

革故鼎新兴水利再创辉煌

作为马名骏的子女，我们都记得父亲常说的话，他干了大半辈子的水利事业都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造福工程。当有人说他是“水利功臣”时，他总是用他沉沉的脸色淡然的回应着。我们懂得，在父亲那里，总觉得构建水利这个千秋大业的人又何止只是他呢？

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年代，父亲已从武乡县调到了长治县人委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晚上挨批挨斗，白天到水利工地劳动，即使遭受各种磨难也没有动揺他那抓水利的决心和信念。他发扬了武乡县那种拼搏干水利的精神，完成了八大井片，还修建了一条胜天渠，在那种特殊年代，他能顶住压力，干出兴修水利事业是非常感人的。

四姐马琦萍、五姐马亚萍年龄就差一岁，可是却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就是在她们14.5岁的时候就响应国家号召，先后到长治县林移村“上山下乡”插队当了五年种地的农民。用父亲的话说就是要到艰苦的农村才能锻炼成长。而就在当地做“父母官”的父亲却一次也没有去林移看看在知青点插队两个女儿。

1969年7月的一天，晋东南地区水利局的同志到长治县采访了父亲，采访的缘由就是因为父亲修了一条胜天渠，那个年代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时代。所以在抓革命的时候，在搞运动的时候，抓生产也是要看成效的。胜天渠是长治县在荫城镇的北部修建的，水渠长达30华里，又环绕到荫城镇的西部和东部，工程虽然不大，但其中有三个要害的地段，施工难度比较大，技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精心施工，这条渠还是修成了。

据说这个胜天渠有三个特点：一个是胜天渠的建设处于特殊年代，顶着压力干成，很不容易，第二个修胜天渠，自始至终坚持了自力更生的精神，从设计到施工都是父亲和县水利技术员的“土专家”干出来的，第三个特点，也是最突出的焦点，是父亲以白天抓施工，晚上挨批斗的精神干出来的。其实我们都知道父亲为了修这条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气，我们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就是采访父亲的那天，天公不作美，白天父亲陪地区水利局的同志沿线参观介绍了胜天渠和其它的水利设施，忙完后又回去参加批斗会了。晚上一声炸雷巨响，惊醒了水渠建设指挥部的人们，当大家还在看天的时候，洪水就冲到了指挥部大院里，把地区水利局来的同志们围困在了屋里，当报警的电话、告急的电话报到县城时，当时父亲刚开完批斗会，一接电话，他连夜冒着倾盆大雨，骑车又赶回胜天渠，一边组织民工把围在洪水中的人员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一边又顶着大雨蹚水去百姓家里查看水情。又到胜天渠查看那三个要害部位，等他查看完胜天渠的情况回来时，天已大亮。只见父亲高兴的说，胜天渠经过这场暴雨和洪水考验，它就真的胜天了。

后来隔了几天，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同志到长治市视察工作时专门表扬了父亲兴修胜天渠的事迹。《山西日报》《人民日报》也都刊发了父亲修水渠的事迹。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从长治县调到了晋东南地区水利局任局长。

在晋东南地区任水利局长期间，正是我们的国家开始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改革开放新时代，阔步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

那时，太行山上上党大地土地包产到户，春风刮起，但是在水利战线上，仍然处于吃“大锅饭”，喝“大锅水”，实行封闭式管理的状态。面对新的形势，新的要求，新的挑战是知难而退还是迎难而上？现实摆在了父亲面前。

在我们子女中，二姐马素萍和四姐五姐由于先后参加工作而对父亲那时的操劳都记忆犹新。

为了尽快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要求，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一方面父亲组织一班人和全体水利职工认真学习中央的三个“一号文件”，然后又组织起来水利改革班子，迈开双脚到农村，到群众中去实地调查，他三下高平、晋城，四到长子、襄垣、黎城，跑了万亩灌区，跑井片，跑了水库跑电灌站，写出来一百二十多个典型调查材料并由此拿出来汇报材料上报到地委、省水利厅和国家水利部，得到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他还抓住长子，高平两个改革典型的经验加以推广，受到用户广泛欢迎。

从1980年到1983年，父亲带领他的一班人在水利改革上办了四件大事：一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出来九章42条《水利经济管理试行条例》，使水利系统普遍实行了承包制，二是改革了水利管理体系，按井片，灌区，水库和小流域，建立了水利服务中心，三是对基层农民水利技术员进行了考试考核，评定了技术职称，巩固了基层技术队伍。四是提出水利是国民经济能源重要组成部分，水是商品的新概念，并以此在水利战线提出了一个发展水、电、工、商、游五业并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实行以经济手段管理水利经济的总体规划。趟出了一条水利建设，水利管理的改革新路子。这些重大举措引起了山西省以及国家水利部的高度重视，多次组织外省来学习，水利部还把晋东南地区列为水利改革的试点地区，把长子，高平两县列为全国十大水利改革的重点，并召开了全国水利改革现场会，把晋东南的水利改革经验推广到了全国。

上世纪80年代，彭德怀同志的夫人浦安修同志（左1）经常回到武乡县砖壁村看望乡亲们，每次回来马名骏（左2）都会陪同左右

　离而不休发挥余热做贡献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铸春秋

1984年，父亲办了离休，不用上班了。可他却对我们说“作为党员，工作岗位可以离开，但是在为党奋斗的路上不能退休”。那个时期，父亲在家除了读书看报，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就是找水利系统的老同志，建设关河水库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的老战友们聊聊天，叙叙旧，讨论讨论水利上面的事。果然，在他的策划下，多位老同志共同完成的一篇《谈古论今话上党特色经济》的建议稿报给了上级。在他的心里还是念念不忘长治市三大水库（漳泽、后湾、关河）的旅游开发，造福乡亲们的宏伟蓝图。

本来是父亲享受天伦之乐的好时光，我们却没有感觉他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眼里，父亲是个很少有柔软多情的地方，常常看到他总是沉着脸，寡言少语，有时候还若有所思。后来我们才明白，在他的心里总觉得他应该是再发挥些余热，为关河水库这样的太行明珠、太行龙湖走出太行，一道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后来他常常找到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聊聊天，回忆一下共同奋斗在太行水利建设的火红年代。他给老同志们说，我们老了，别的出不了力，但是我们可以把晋东南的水利事业发展搞出来一本回忆录，重点就是要把我们兴修水利的故事挖掘一下，写一本回忆录，再写出来“关河水库修建大事记”。留给后人少走弯路。他特别提醒老同志们写回忆录，写大事记千万不能忘记是党的坚强领导才让我们修水库有了正确的方向，千万不能忘记为了水利事业而牺牲的烈士和故去的老革命，老干部，老八路，老土改等等。

六妹马丽现在接过了父亲钟爱的水利事业的接力棒，在谈到父亲晚年最爱讲的事就是在离休那年，也就是1984年10月1日，父亲作为革命老区的代表应邀到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参加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庆祝大会和国庆阅兵仪式。这份荣耀一直是他最感光荣和难忘的大事。父亲回来后逢人就讲他在北京见到的首长和他们的家人。那时，彭德怀同志的遗孀浦安修同志还专门请他到家里做客，共同回忆他们抗战时在武乡在砖壁结下的深情厚谊。

弟弟马骁说，父亲是1996年去世的，他一辈子为修水库，打井，灌溉，忙忙碌碌，就是为了自己心中那个永不退色的红色信仰。就是为了朱总司令对革命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的重托。

我们作为马名骏的子女，由于父亲的严管家风，从小到大都是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家乡的情怀深深植入我们的脑海。父亲总爱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马名骏的今天。他培养了我们知党恩，感党情，跟党走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干工作，父亲一生的戳力奋斗功在千秋；为家庭，父亲一生的笃定德行给我们的是大爱如山。

在关河水库建设60多年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怀念我们的父亲。同时，我们向当年那些与父亲同甘共苦，拼搏奋战的前辈们敬礼。十分感谢《家乡之音》组织的这次“红色五月，回望关河，寻找最美劳动者”的活动。最后真诚的建议以此次纪念活动为锲机进行筹划修建一个“关河水库纪念馆”，让关河水库精神永放光芒！

　　讲述//马琦萍 马 丽

资料//老 马 马 丽

执笔//许 村 2022/5/27（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