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正兴的知青们Ⅱ

进勇

赵雨雨



第1张：前面右数本人、于阳光、李兵、朱庄民

第2张：站立者李兵、背心于阳光、衬衫高波、蹲者本人

第3张：右数李兵、本人、高波、于阳光

1972年3月22日是我到正兴公社向阳8队当知青的第十天，这天也是一个逢场天。我们决定去趟苏码头把蜂窝煤运回来。这张照片就是我们挑生活用煤返回生产队的途中。左起于阳光、高波、本人、李子（照片是由朱庄民或李洪波拍摄的，他俩在我的上篇同名文中有所介绍）。

苏码头就是正兴，始建于清朝，距成都27公里。公路铁路欠发达，水运就很繁忙。从成都流出的锦江、鹿溪二河要流经此地，曾经一度，风使船疾，白帆如梭，苏码头的名号很响亮。后来公路四通八达，铁路速度更是快捷，水运作用弱化，它才渐渐沉寂下来。

苏码头改名为正兴应该是拜“文革”所赐。一提起码头,就想起“袍哥人家从不拉稀摆带”，太江湖，当然得改。正兴，“振兴”也，多提气！同样被改名的还有我插队的向阳大队。向阳本来叫莲花。可莲花是被佛教尊为圣物，据说佛祖一出世，便站在莲花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封资修色彩浓郁，不改咋行。当时不是有首流行歌曲唱到：“社员都是向阳花”么，估计信手拈来而已。

不过，我佩服向阳的村民们，大队名号的前世今生个个守口如瓶，三缄其口，屏闭得严丝合缝。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半，硬是就没听说过“莲花”这个词。直到三十多年后，我重返故地，在少路山上看见醒目的招牌——莲花村，一问，才恍然。

其实，向阳，挺喜庆，也蛮好。可惜，与畸形思维沾边，再怎么都别扭。

按理，插队第一天就应该自立门户。但生产队却给我们安排了房东。相当一段时间我们都在房东家搭伙，他做啥我们吃啥，虽说都是粗茶淡饭，却也免去了油盐酱醋烟熏火燎的烦恼。现在想来，还是政府替我们想得周全，给了我们一个适应期。

房东姓包，有木工手艺，都叫他包木匠。膝下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因为有手艺，家境还算殷实。他中等个头，干瘪黢黑，溜尖的下颌挂着稀稀拉拉的胡须，手里常常提拉着木工墨盒走家串户，再笼一身灰布长衫，腰束布带，头缠帕布，晃眼看，还以为来的是位堪舆家。

向阳8队的姓氏是多元的，大约有十来号吧，还有外来户姓孔的两兄弟，他们是随母亲从中心场下放来的，都是单身。那时有句口号：“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看来，城镇居民早于知青上山下乡。不过，孔家老大是泥瓦匠，老二有拔牙镶牙手艺，咋会就在城里吃闲饭？我百思不得其解。中心场就是华阳。

包姓在队里不是大姓，李姓才是大户。可是李姓的成分偏高，小土地出租，就是地主的弟弟，而包姓却是纯正的贫农。队长贾松林把我们安排在包木匠身边，其用心良苦。

贾队长个子不高，圆脸，敦实，嗓门低沉却吐词清晰，是一位精明的庄稼汉。他母亲跟着他，那是一个很和善的老人。还有个弟弟也住在一起，年龄比我还小两三岁，模样很阳光，待人也友善，都叫他花狗，大名却不记得了。花狗是队里记工员，后来和高波关系不错。

贾队长的老婆姓张，我们叫她张大娘，其实，那时顶多30来岁。张大娘性格开朗，多远见着你就打招呼，常常是人还未到笑声先至，笑容也灿烂。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在镇上读中学，一个在少路山读小学；一个是含苞待放的姑娘，一个是幼稚乖巧的女孩。虽说没给贾家添有香火，但张大娘也很受家人尊敬。

少路山是这一带较高的山丘，顶部平缓开阔，又处于大队中间，所以，上面建有小学、代销点，后来民办老师和我们知青的房子也修在那里。张大娘对知青很好，只要来代销店买百货，总要给我们带点豆瓣豆豉腌菜还有时令蔬菜。

不知为啥，张大娘对我又格外亲切，经常吃到她炒的花生黄豆胡豆，惹得阳光、高波、李子无不羡慕嫉妒恨。李子还要不要酸酸地说，张大娘怕是想让你当她的上门女婿哈。贾队长、张大娘也是贫农。

那年月，家庭出身很重要。根红苗正的包家掌握着队里的命脉。包木匠老婆替队里喂牛，那可是生产队重要的生产资料；二兄弟病怏怏的，却管着全队的沟渠。川西坝子的庄稼得益于都江堰灌溉渠。周边浅丘地带也受益匪浅。灌渠每年都要疏通保养，有一个冬季，李子还被公社抽去灌县维修水渠一个月，灌县就是现在的都江堰。据他说，修渠的劳动强度远比生产队，每天都几乎累得吐血。四川的江河众多，但也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所以水资源还是有限。一到农忙，水渠就要管控，放水停水都有时间规定。后来，在用水最紧张的时候，我们知青也被用在水渠的照看上，那是为了对付邻队的不守规矩。平时里，包老二就扛把锄头行走在田间地头，这里挖挖那里刨刨，活路看似轻巧却也是全劳力。

全劳力就是10分，那是精壮汉子的专利。妇女一个工就7至8分，老人和半大小子只能算半个工。我们四人头几个月评的都是7分。妇女中最弱的都拿7分半，比如张芬，一个稀脏邋遢的妇女。个子就是√2，肩不能挑背不能扛，地里刨两斤花生都要耗半天。要不是看在苏四的面上，贾队长肯定会拒绝给她派工。苏四是她老公。

评分那天是个傍晚，就在包木匠院子里。包家院子居全队中部，院坝也宽畅，是开社员大会的理想之地。大会还没开，屋里屋外已横七竖八地坐了几十号，都是勤扒苦做的庄稼人。

　　这时，村子里的炊烟渐起，又随着微风袅袅散入暮霭之中。而包木匠的院子里却弥漫着叶子烟味烧酒味汗臭味，空气很浑浊。高高悬挂的煤油灯，也在风中摇曳。

据说，队里的评分办法还是学山西大寨的，那时“农业学大寨”叫得很响。具体操作叫“自报公议”，就是先由各人自报分数，再由大家评议，最后队长定夺。工分的多少决定着你家一年分柴、分粮、分钱款，因此，村民都格外重视。

我们初来，不懂规矩，就请会计陈怀梦替我们先报。陈怀梦是队上的师爷，算盘打得好，肚子里也有点儿墨水，爱摆点三皇五帝的故事，当然是偷偷的摆。他个子不高，走路飞快，为人处世很有任侠尚义的脾性。这不，替我们说话了：眼镜他们才来，农活不熟悉，但态度还积极。知青嘛，看给个8分？“眼镜”就是我，四人中就我戴眼镜。坐在门口的苏家兄弟不干了，“捡了几筐红苕，就评8分，高了！”附和的还占多数，最后贾队长拍板：就7分。

回到住处，我们个个垂头丧气，心里也觉着有了块垒。堂堂七尺男儿还不如一个弱小女子，我们感到了莫大的耻辱。高波还冷静：没法，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当然，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工分也逐渐提高，一年左右都成了全劳力。

苏四是贫农却不勤劳。解放二十多年了仍旧一贫如洗，就是家中勉强能用的锅碗瓢勺都不齐备。但仗着出身好，还有苏三、苏七两兄弟，特豪横，也无赖。分给他家的谷子麦子包括红苕，秤杆必须旺旺的，否则，他当场就敢掀翻箩筐扔掉秤杆。我们私下称苏家是流氓无产者。搞不明白的是，苏四穷得叮当响，长得却肥实，肉缝里还能挤出一丝蛮狠。后来，贾队长让我当仓库保管员，恐怕就是用知青的名号来对付苏家兄弟的。1969年来到这里的那批知青是成都西乡路中学的，斗狠有点儿名气。当地村民也就认为知青都很“野”。当然有的并不这样认为。

包昭元是包木匠最小的弟弟，那时恐怕就二十来岁，若论颜值，称得上英俊，可惜脑袋生过疮，成了癞头。小伙子是个抡大锤的石匠，个子高一身蛮劲儿。也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他三番五次要和阳光比摔跤。有天上午，大家在少路山脚的那块才收完麦子的地里歇气，包老幺再次挑衅，阳光哈哈一笑，顾左右而言他，大约是想敷衍了事。石匠却青筋爆涨，步步紧逼，还说，“你们知青不是那么得行的嘛，咋啦？”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阳光一跃而起。两人个头倒差不离，但一个孔武有力，一个彬彬有礼，胜负似乎一目了然。四只手刚搭上肩，还没等看清，石火电光间，包老幺就四仰八叉地躺在了地上。不过，一骨碌他就爬了起来，摸摸秃头，“呸！”吐口痰，不服气地嚷道：“我还不晓得就干起来了，重来重来！”阳光这次心里有数了，等对方站立稳当，还友善提醒准备好没有。包老幺话音刚落，阳光一个大背挎又把他撂在了地上。包石匠彻底傻眼了，坐在地上久久不愿起来。就是一旁看热闹的村民也目瞪口呆，结果太出乎他们的意料。其实，他们不知道，阳光喜欢体育，协调灵活用巧劲儿是他的优势。摔跤不能蛮干，得动脑筋。包昭元哪懂？那以后，周边的村民都知道，我们不惹事但也是挺厉害的。

还有一次，我与苏四发生冲突，两人把扁担都抽出来了。关键是李子阳光高波他们都不在，连个拉架的都没有。那阵仗不砍翻一个是收不了场的。我心头开始发怵，和这种无赖耗上自己的前程很不划算。但又不能下耙蛋，不然今后就别想在向阳混了。情急之下，我用扁担指着他鼻尖，声嘶力竭地吼道：你拖儿带女，老子就一个。信不信，惹毛了，一把火烧了你龟儿子的房子！这一招明显是在恐吓，还把人家的妻子儿女还有房屋都搭上，有点儿无耻。但没想到，色厉内荏的一句话，竟戳中了苏四的软肋。他立马收起扁担，声音也低了八度，说，眼镜，我又没有惹你哈，挑起粪桶就开溜。我也吁了一大口气，脊背透湿。那以后，苏家兄弟有所收敛，至少在我们面前。

李姓有十兄弟，成活的也有五六个，个个都是壮汉。李重清，绰号驼子，挑上两百斤的重物从苏码头回来，中间不带歇气的；李重能，犁田耕地一把好手；李重光木工手艺不比包木匠差，但他们成分高，只有夹起尾巴做事，队里的重活技术活都是他们的。李氏兄弟对我们却不错。除了时常接济蔬菜啥的，还要丢两把自己种的烟叶子。是呀，下乡不到一年，我也学会了抽叶子烟。

说起抽烟，我的资历够深的。十二三岁时，父母因“文革”被关了起来，我就伙同大院里有同样境遇的发小们学会了抽烟。这一抽就是一辈子，直到前几年大病后才彻底戒掉。一次大院几个发小聚，大家一致指认，就是陈京生最早从家里偷出香烟，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贻害无穷。京生也是很早就到了部队，小时候被归入上房揭瓦一类，古怪机灵，年轻时是标准的英俊小生，风流倜傥，步入中年却一改形象，变得深沉稳重起来。他还是我与太太的牵线人。

　　包木匠还有个裹过小脚的老妈，都喊包婆婆，人很善良。天气一有变化，总要提醒我们：多穿点儿哦，莫着凉喽，只是中气不足。包婆婆与毛泽东同年，但早已是风烛残年了。我们去后，身体越发虚弱，除了被抱出来在院坝里晒太阳还能见着，平时只能从里屋传来的吭吭咔咔的咳嗽声得知她还存在。村民在田间摆起毛泽东73岁高龄畅游长江无不啧啧称奇，一旁耙田的李重能突然冒一句：包婆婆不要说游长江，就是喊包木匠提她到门前那个小水凼里泡一下立马就会翘根儿。村民们哄堂大笑，我当然也没忍住。猛地，瞥见身边的白娃儿一脸铁青，才下意识收起笑容，嘲笑老人是大不敬的。白娃儿是包老二的儿子，当然也是包婆婆的孙子。

我们运气很好，搭伙的第二天，包木匠卖了头肥猪，按当地风俗割点肉打点酒，晚间，我们就此也蹭了顿牙祭。蒜苗回锅肉忒香，火爆肥肠油汪汪的解馋，只是土碗里的烧酒腥辣呛人，一口下去，眼泪花儿直飚。我很纳闷，在家也喝啤酒梅子酒，还自诩是酒中老手了，而且也偷偷喝过好几回老爸的白酒，虽说不是想象中的如琼浆玉液那样顺吞，但也不会杀喉咙啊？后来才知晓我们喝的是用红苕干烤制的酒，俗称苕干酒，难怪有股烂红苕的霉味。若干年后才懂得，白酒有很多种类，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尖香型等等，茅台、五粮液、老窖则是他们的顶端产品。而苕干酒应该是最劣等的了，还有后来常喝的包谷酒。

在我的记忆里，生平第一次喝了酒打飘飘就是那一回。刚迈出堂屋还放肆地吐了，好多天没沾油腻，吐了很可惜，我为此心痛了好久。也是那晚喝了苕干后，还暗自庆幸没生在古代，否则，真要碰上武松、鲁达、张飞那样的英雄豪杰，他们尿都不尿你。功夫就不用说了，不能倒拔杨柳，也无法吼断桥梁，就是上桌“给洒家打两斤酒来”，你就怂了。也是那一次，我开始怀疑武松当年是不是真的喝了十八碗酒？哪又是什么酒？醪糟吧？施耐庵没有说，不厚道！

有一次赶完场后，我和李子进了镇上的饭馆。夹背撂下，一落座，草帽一搁，我就豪气地要了二两酒。那时买酒凭票供应，但在饭馆只要点了荤菜就可以配酒。有了包木匠那次教训，这次我不敢大口的饮只能呷，即使如此，二两烧酒很快就没有了，李子已经微醺，我也感觉身体发热，但眨巴眨巴眼睛，觉得还能对付，就又要了二两，边吃边聊，很快又没有了。这时开始出现包木匠那次的状态，发晕！但我不甘心，很想试试酒量到底多大，就提出再来二两。李子赶紧摆手，嘴里嘟囔说，不喝了不喝了，头都喝痛了。苕干酒包谷酒那都是要上头的。

在李子的坚持下，每人喝了二两就打住。二两在当时已经是海量，足以吹牛吹破天。也是凭借那顿酒，李子的酒量就被认定不如我。

哪知，几十年后，我们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一次聚会，同样的酒杯同样的酒，我喝高了，他却仅仅薄醉。我们都很诧异，两人的酒量咋就打了个颠倒。事后我们还真的捋了捋。追根溯源就追到了正兴那顿酒上。场景还原才发现，我多喝二两仅仅是口头上的。

“妈哟，区区二两苕干就被你压了一辈子嗦！”李子很是愤愤然。

老子说过：“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是告诫我们，懂得适可而止，才可以换来长久的平安。现在想来，李子其实那时就已经深得老子的智慧。而我自制力极差，待到幡然醒悟时，却已经为时晚矣，所以注定平庸。

其实，我们那帮走得很近的发小中，酒量在一斤以上的还不是少数，大瓜（岳建功）、朱儿（庄民）、京生、燎原，再加上李子，而我半斤了不起了。燎原，赵姓，三槐树大院的，后来随父母去了昆明。

　　那晚，包木匠喝完最后一口苕干后，一抹嘴角，说，刚刚你们说要去苏码头挑煤？要不下一场你们再去？包娃儿有事，下一次我让他帮你们挑回来就是。包娃儿是他十四五岁的独生子。十四五岁，多美好的年月，却喜欢蓬头垢面。

我们笑哈哈地谢绝了。一来脱离繁华有些时日了，心里莫名的憋屈；二来也想见见其他知青，急迫捕获一些信息；三来拢共就七十个蜂窝煤，我们四人四副挑子，平均一副不到二十个，充其量就一二十斤，这重量对于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简直不足挂齿！

第二天刚过卯时我们就出发了，翻过少路山，一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十二公里就这样轻轻松松被抹去，以为广阔天地处处充满诗意。

时至巳时，从煤店买下了蜂窝煤，我们开始平生第一次扁担上肩。初，雄赳赳的。润之先生不是主张“野蛮其体魄”么，孟老夫子不是要你“劳其筋骨”么，就区区十来个蜂窝煤而已，不值一提！哪知，才走了一两里路就深感挑担之凶险，越到后面休息的次数越密集，姿势也越发的狼狈。不是弓腰驼背就是前仰后坠，两个腿还走来绞起。到了秦皇寺，我们已经顾不得挑选休息场地，丢下担子一屁股就坐了下去，哪管地上有没有鸡屎狗粪啥的，就是稀泥凼凼也认了。

喘口气，回头望望，走过的公路并非笔直平坦，而是波浪一样起伏不平，尤其是快到秦皇寺那段长长的斜坡，足有两里，那就是连健步如飞的农民都心有余悸的“软脚坡”，看着就心焦。很讶异：居然还走过来了，不简单啊！但等到再喘口气才意识到，过了这里，铺就柏油的公路就走完了，剩下的都是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更严重的是，路程还有一大半。这时，我们抹去一脸的汗珠，摸摸红肿的肩膀，揉揉酸痛的腿肚子，望着遥远的少路山，心境是绝望的。我和李子都深情地怀念起一脸稀脏的包娃儿。

“吱”的一声，我抽完最后一口烟，弹去烟蒂，吐着青烟说：我们太自以为是！

李子点点头：还没到逞能的时候却逞能，只能自食其果。

当我们跌跌撞撞最后回到住地，已是向晚时分。再看看箩筐里的蜂窝煤，没有啦，都是一堆煤渣。而我们个个都是衣衫不整，汗流浃背，头发贲张，就差口吐白沫了。

此时，我们才意识到，贾队长们把我们的劳力定位在妇女的档次上一点也不冤枉。

写于2012年8月修改于2020年6月成都滨江中路一号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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