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闲话——西峰山那些随风而去的地名

山鹰🐓

西峰山是我们难忘的家园，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对它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深情，它陪伴着我们一路走来，延续着质朴善良的亘古遗风，它的每一次变迁都是我们难忘的记忆，那一幕幕远去的岁月变成了挥之不去的场景。
这是一个岁月悠久的村庄，据说早在宋朝时这里就有人类居住，而村庄面积的迅速扩大、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已是明朝初期的事情了。据记载：历经宋、元、明三朝的连年征战，造成中国北方人口数量的锐减，使得村庄凋敝、田地荒芜。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加强国力，恢复农业生息，针对北方人烟稀少的状况，决定实行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先后从山西的洪洞县实行人口疏散。几年的时间，原本荒芜的土地上出现了人类居住的村庄，鸡犬相闻、炊烟渺渺。那些千里之外迁徙来的移民，在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演绎出如今一个个人口稠密的村庄。西峰山村也就从明初的大规模移民中，历经五、六百年的沧桑岁月，如今变成了一个拥有五百多户、一千八百多人的村落了。
对于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国家来说，人们的精神寄托始终贯穿其中，为了祭拜神灵、祈求平安，总要为自己寻求一个精神家园。于是人们在生活安定，解决了衣食温饱之后，筹建各类的祭祀庙宇就成为当务之急。你看吧，无论大小村庄，一座座形制庄严的庙宇应运而生，多少年来，人们顶礼膜拜跪倒在它的面前焚香祈祷，祈求生活安康、风调雨顺、万事如意。历经几百年的岁月风雨，一辈辈的先人烟消云散，一座座房屋不断更替，然而那矗立在每个村庄显著位置的各类庙堂，始终昂然挺立，代表着一代代先人坚定的信念追求。
就说西峰山村，一个普通的山村，也曾拥有三官庙、龙王庙、五道庙、土地庙等好几座庙宇，虽说有些规制较小，庙宇简朴，但却功能不减，行之有效。几百年来，这些寺庙陪伴村民们一路走来，人们在这里烧香祭拜、超度亡灵，一直安抚着一方百姓的精神世界。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村中的三官庙、龙王庙和五道庙还完好无损的屹立着，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育下，人们不再相信鬼怪神灵，没有了焚香祭拜。曾经是村中热闹的场所，也就渐渐的沉寂下来。后来这些闲置的庙宇，被大队和生产队另辟它用，继续发挥着它应有的价值。
　　这些村中的公共场所，常常被村民们挂在嘴边，张口就是：庙台、井台、大庙。伴随着时光的流逝，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些大家熟悉的庙宇，先后遭到了拆除，从人们的视线中永远的消失了。这些流传了几百年的地域名称，也就慢慢的被人们忘却，并被冠以了新的名称。
　　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有幸成为这些传承几百年古老遗存的最后见证者，虽没有了香火缭绕、磕头祭拜的热闹场景，但从老辈人的言谈话语和建筑不凡的气度中，幼小的心灵里仍感到一丝神秘和庄重。仿佛静静的沉寂中，它依然向我们讲述着曾经的辉煌和岁月的风雨。
　　如果这些古老的建筑留存至今，一定会是山村中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也将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范畴。很可惜它们还是随风消散了，未留下丝毫的痕迹，那怕是一张模糊的照片，想到这些，不禁让人留有一丝遗憾。 三官庙
西峰山村民们口中称谓的大庙，就是紧邻村中老井台南侧的三官庙，位于今天的小学校内，这座建于明朝的庙宇，历经四、五百年的风雨后，最终于一九七三被彻底拆除，只剩下一颗合抱粗的白果树还屹立在原址，默默注视着村庄的变迁。
这座三官庙始建于明代的的具体年代以无从考证，但寺庙中供奉的神仙是人所共知的，暨天官、地官和水官，又称“三元”。为道教较早供祀的神灵。一说天官为唐尧，地官为虞舜，水官为大禹。道经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就是说三官有对世人、亡魂等能“赐与福份、赦免罪过、解除灾厄”的权能。三官大帝是早期道教尊奉的三位天神。
三官庙是村中几座庙宇中建制规模最大，房屋数量最多的一座寺院。大殿坐南朝北，属于三合院式的建筑格局，大殿前面建有东、西禅房各三间。在东禅房与正殿东南角处，有一座方形的钟楼，门口朝西，山墙的三面各有一个镂空的窗格，里面挂有一个一米多高的大铁钟。钟楼的对面则是看庙人的一间小更房。寺院的山门为对开式木门，左右一对石狮子分列大门两侧，给人一种威严的气势。大殿的后面巍然屹立着那颗沧桑的白果树，为整个寺院增添了一抹庄严的气势。大殿东面的侧院里，有一排南屋和三间东屋，是寺庙里的和尚生活与居住之所。所以说，这座三官庙与村中只有一间房屋格局的五道庙和龙王庙相比，确实豪华气派了许多。
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随着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整个华北沦落敌手，日本军队除了控制着主要交通线和城镇外，就连西峰山村也派驻了军队。村中的老人们说：当时有三、四个日本人带着十来个宪兵就驻扎在东街的李振博家。那时候的李振博可是村中的富户，常年从事着棚铺的生意，家里的房子也多，所以日本人就在他家安上了据点，并在门口的大杨树上用搭棚铺的杉篙支起了一个瞭望台，用以监视周围和村中的情况。在日本人驻扎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竟将三官庙大殿前的东、西禅房给放火烧掉了。自此，大殿前就变成了一个空荡荡的场地，让延续了几百年的三官庙渐渐衰败下来。
三官庙作为祭拜天地的寺庙，是一个村庄精神寄托的家园，但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平日里庙里的一切事物均由和尚们来打理，只是到了每年春节的时候，村里的保甲长等有头有脸的人物就开始碌起来，挨家挨户的敛钱，购买好各种的祭品摆放在神灵的前面焚香祷告，祈求村庄的平安，期盼来年的风调雨顺、万事如意。这种仪式从大年的初一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的十五，这段时间是三官庙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随着三官庙的部分建筑被日本人焚烧后，庙里的兴旺景象就大不如从前了，和尚们走的走、散的散，最后只剩下了两名老和尚看守寺院，在解放前、后的一段时期里，三官庙一度演变成了村中的公用场所，成了村干部调解村民各种矛盾的地点所在。比如：村民发现有人偷拿了自己地里的水果粮食或者邻里间产生了打架的纠纷，当事人就会到庙里敲响大钟，听到钟声，村干部就会来到三官庙，在众人的围观下进行调解处理，犹如一个临时的法庭当场宣判。
解放后，三官庙慢慢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房屋被闲置了下来。一九五八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成立人民公社的高潮，与之相伴的农村合作社也应运而生。三官庙大殿前的空场上，盖起了五间坐北朝南的合作社门市部，与三官庙大殿相互对应。灯火通明的营业厅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村民们奔走相告、兴奋异常。是啊，多少辈子村中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要到二十多里地外的阳坊镇去购买，而今不用出村，一切需求都解决了，这情景怎么不让大家高兴啊。村民们进进出出、来来往往，让已经闲置寂寥的寺庙重新焕发了生机，再次成为山村中最热闹的场所之一。
　　那时候三官庙的所有房产，都被合作社所使用，三官庙的大殿变成了饭馆，从前香火缭绕的庙堂飘动的是饭菜的清香，诵经念佛的禅音被炒菜的锅碗瓢盆声所替代，几张四条腿的方桌成了人们品尝美味佳肴的场所。大殿东侧的跨院则成了合作社的糕点厂，各色美味的糕点在这里加工后，被送到了附近的各个村庄，飘香在西部地区的山山岭岭。
　　随着农村合作社生产经营规模的逐渐扩大和百姓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增加，三官庙地域狭小问题逐渐显露，为了加大合作社的发展规模，一九六六年合作社重新选址，在村东的汽车站旁盖起了一排坐东朝西、宽敞明亮的副食百货门市部，三官庙中的饭馆也迁至门市部北侧的几间房内，同时还在门市部南侧盖起了一溜南屋，用以销售农业生产以及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锅碗瓢勺等日用品。那时候，合作社又在村子的南边征用了一大片土地，兴建了用于商品流转的库房、糕点厂、食堂、收购组、饲养室等附属设施，使西峰山供销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经营规模。为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方便广大百姓的生活，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合作社迁走了，糕点厂也搬迁了，从前热闹繁华的三官庙再一次被冷落下来，成了一片闲置的场地。那时候，正在西峰山小学读书的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这里经过，对当年所有的场景都记忆犹新。随着村里小学生的增多，原有的教室变得非常紧张，这片与学校操场一墙之隔的三官庙终于纳入了大队干部的目光，一九七四年，时任村党支部支书的王礼生毅然决定，拆除三官庙，扩建成小学校的教室。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在拆除三官庙的遗址上建起了前后三排的学生教室，一同消失的还有合作社的那排门市部。自此朗朗的读书声，环绕在这片大庙遗址的上空。
拥有几百年历史的三官庙消失了，“大庙”的名字也在人们的口中不再提及，渐渐的也就在人们的记忆中远去了。只剩下那颗历尽沧桑的白果树还傲然屹立在那里，花开花落间阅尽世间的冷暖，见证着山村悠久的历史。 这张在西峰山学校操场上拍摄的初中毕业生合影，身后那颗几百年的银杏树和大庙后面的南房还清晰可见。
（1973年1月） 银杏树
几百年的风风雨雨，
仍然翘首挺立，
花开花落中，
把山村沧桑的变迁悄悄记忆；
一代代先人身影的远去，
你默默无言黯然相送，
生生不息的欢笑里，
你枝繁叶茂累累硕果相随。
就是没有烛香缭绕的环绕，
还是那样从容无悔，
聆听着朗朗的读书声，
俯瞰着欢呼雀跃的欢声笑语，
更让你畅快淋漓。 五道庙
村民口中世代相传的庙台，就是位于村中十字街口的那座小小的五道庙，小庙的西侧是西街的入口，庙的正前方正对南街路口，东面是直达老井台的大街，往北则是通往村北的大道。
这座五道庙建筑面积不大，只有一间房子的格局，坐北朝南，小庙的九级台阶，却衬托着它不同凡响的重要作用。在五道庙的前面有一个两米高的影壁，为了保持小庙的整体性，影壁墙西角至庙的西山墙又垒砌了一道石墙，形成了小庙前一个不大的小院。在小庙影壁前有一个一米来高的土台，面积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但却是附近村民喜欢聚集的场所，常常有老头们靠着墙根晒太阳、说话聊天，在土台上谈古论今，引得一帮孩子围观倾听，天长日久，人们的口中就留下了“庙台”这个熟悉的称谓。
这座五道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大概解放以后出生的人都不大清楚，只是从老人们的口中才略知一二。据说这座庙是祭祀村中死者的重要场所，与村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是庙堂内设置非常简单，没有泥胎塑像端坐，只是在小庙的正墙上彩绘着五道爷的神像，神像的下面有一个砖砌的台面，上面摆放着一只香炉，为前来祭祀的人焚香祷告。
老人们说：不论谁家有人故去，死者的家人要赶紧到五道庙前来报到，简称“报庙”。来人要焚香跪拜，将死者的名字通报五道爷，请求对逝者予以收留关照、保佑平安。然后拿出一枚铜钱，在两面的墙壁上用手按住，反复多次的努力，那枚铜钱终于粘在了墙面的某一处。来人见此情景才长出了一口气。这就是说五道爷知道了消息，已将死者收留在自己的名下。随后，每逢死者的一期、二期和五期等时候，家人们又将糊制的纸驴、纸船等物品拿到五道庙前去焚烧，希望这些死者的用品经过五道爷的关照，顺利的送达到死者的手中。
五道爷何方神圣，据记载：五道将军是东岳大帝的臣属，而且是最重要的助手，是冥间的大神，掌管世人生死与荣禄。他还具有监督阎罗王判案或纠正不公行为的莫大权力，甚至可以代替阎罗王决定世人的寿限。但与阎罗王不同的是，他颇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留下颇多救助弱者、成全有情人、开释无辜的传说。五道将军并不始终身处冥间，而是经常暗中巡游人间，多以入梦的方式与人交流或履行职能，所以口碑颇佳。
佛家传说，人死以后，灵魂到冥间要过“十道关卡”，即人死后的“一七”、“二七”到“七七”四十九天的“七关”，再加“百日”、一年、三年，共“十关”，五道将军主管“三年”，这是死者灵魂的最后一关。正因为五道将军的“权限大”且具有同情心，富于正义感，所以老百姓喜欢他、信仰他，所以建庙奉祀他，使得五道庙遍及全国各地，成为人们寄托希望之所在。
如今村中五十岁以上的人还对那座五道庙有着很深的印象，当这些人看到它的时候，这座小庙已经没有了往昔的庄严与隆重，犹如一个迟暮的老人，静静地蹲坐在大街的旁边，观望着从它身边匆匆而过的村民，默默地迎候着一个个日出与日落。
　　要说这座五道庙最大的神奇，就是长在庙台上的那颗老槐树了，这颗与小庙同龄合抱粗的古树，历经几百年的沧桑，已是枝杈稀疏，老态龙钟，弯腰低垂，不堪重负般弯成了六十度的斜角，跨跨西街口的上空，伸向西南方向，其枝杈快要触摸到村民吴永珍的后房檐了。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树身的上方已经糟朽成洞，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凹槽，恰似一座天桥，仿佛在冥冥之中超度那些西行远去的亡灵。这颗被村民们称之为“歪脖树”的老树，成为庙台上神奇的一景。那些年，庙台上成为孩子们嬉戏的场所，一些胆大的孩子，扶着树身的槽帮，小心翼翼的爬上树身顶端欢呼喊叫，呈现出一派热闹的场景。由于树身过度低垂，每逢夏季的大雨过后，街道逐渐抬高，影响了生产队运送货物马车的通行，一九六六年被生产队派人砍掉了，一颗见证了村民悲欢离合几百年的歪脖老槐树，就这样从人们的眼前永远的消失了。
　　在庙台的东侧，与老槐树相互呼应的是一颗大椿树，这颗原本普通的椿树，也有着不同寻常的长相，就是在树身一米多高的位置上鼓出了圆形的大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树瘤子，给人以新奇的感觉。其实树身上的圆包是人为造成的，长期的刮蹭和经常的在树干上栓牲口，造成了树身的破损，慢慢的就结疤长瘤形成了特殊的样子，也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外，紧挨着五道庙的东侧坎沿上是一盘是碾子，碾盘的边上长有两颗大桑树，一颗黑桑、一颗白桑。这些独特的大树，营造出五道庙特有的祭祀氛围。
　　解放后，在破除封建迷信的教育下，小庙渐渐沉寂下来，被闲置了几年的这座五道庙，最后也被生产队充分利用，变成了打铁钉马掌的铁匠铺。那时候，三队社员刘廷仑就是这个铁匠铺的主人。小庙的庙堂内存放着打好的马掌和材料，庙前的小院里则砌上了铁匠炉，每日里炉火熊熊，敲击声叮当作响。小院东侧空场上立起了拴马桩，为前来的骡马和毛驴的四蹄上钉好铁掌。这情景，又成了小庙前的一道景观，常有孩子们围在旁边看热闹。刘廷仑在五道庙里打铁钉掌有四、五年的时间，后来就搬到了村西三队场院西侧的马路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这座位于村中的五道庙也被生产队拆掉了，留下的空场拓宽成了街道。有一部分被圈入了村民吴少宽的院内。从此，沿袭了几百年的丧葬习俗，随着五道庙的消失也转换了方式，“庙台”这个称呼也就渐渐从人们的口中消失了，继而变成了今天“十字街”这个新名称。 当年五道庙的遗址上，被拓宽成了大街，一部分纳入了民居的住宅，没有了当年场景的一丝痕迹。 山村大土坑的治理
　　历史在延续，时代在发展，山村的面貌也在与时俱进的不断变化，不少地名标志也在交替变换。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新农村建设的大发展中，旧的名称在消失，新的地标式名称不断出现在人们的口中。如村中称呼了多少年的西大坑、东大坑等地名，随着旧村面貌的不断改造，继而变成了健身园、文化园等新的词汇。
　　作为旧中国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西峰山村的周围曾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土坑有好多个，环绕在村边的土坑就有西大坑、东大坑、郭家大坑等，小的土坑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土坑形成的年代，少说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像位于西街村边的西大坑，估计时间更为久远，这个土坑方圆有一百多米，坑深也有三十米左右。为什么村庄会出现这么多的大土坑呢！探寻缘由它还是属于一家一户的私人领地。在过去土地私有制的一家一户生产过程中，人们盖房、脱坯搭炕、垫圈积肥等，都需要大量的黄土来完成，只好就近在属于自家的土地上挖取黄土，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小坑变成了大坑，大坑挖成了深坑，经过几代人的不懈挖掘，终于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些大土坑。 被垃圾逐渐填满的西大坑（2003年） 就说西大坑吧，他原来的主人属于西街刘天喜和刘廷仑两个家族，大坑的东侧是刘廷仑家的，西边则属于刘天喜家，经年累月的不断取土，两家的大土坑连接在一起，由于东面是出行的道路，南北两边又不是自家的地界，刘廷仑家只好在有限的空间内向下挖掘，于是越挖越深，最终变成了一个近三十米深的锅底坑，由于坡度太陡，只好修成盘肠小路，驮土的毛驴沿着小路转着弯走出大坑。大土坑一直使用到人民公社化的时期，才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产队在大坑沿处栽种了一圈杨树，十多年后，这些小树长成了大树，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小鸟在枝头间跳跃，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回响其间，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
每逢夏季来临，西大坑还是行洪走水的通道。西峰山村地势低洼，大雨过后，西坡上的雨水沿着地势首先冲入村口的西大坑中，水满后溢出坑沿。由于西大坑减缓了洪水的冲击力，使得水流缓慢的穿过街道奔向村东的大坑，然后消失在东河套中。
　　溢满洪水的西大坑，对于缺水的山村来说，也是难得的一道景观，放眼望去，一坑混黄的积水溜边溜沿、碧波荡漾，犹如一个小水库，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每当夜幕来临，蛙声四起、彻夜不绝，这可让居住在坑沿处的陈毅春苦不堪言，他无可奈何的说道：这家伙，吵得我成宿的睡不着觉。直到十多天后，积水慢慢渗入地下，大坑中才逐渐恢复平静。
　　每次西大坑积满雨水，也是家长们最为担心的时候，孩子出门前大人总要嘱咐一番：不要到西大坑去玩，注意安全。可是孩子们禁不住那充满危险地方的诱惑，总要在大坑附近转悠一番，拿起石片投掷水中，看到激起的片片水花，心中才得到了一丝心满意足。
　　九十年代，环绕西大坑的杨树被村委会砍伐，这些檩条粗细的大树被出售，曾是绿树成荫的西大坑又恢复了光秃秃的场景，最后成为村民们倾倒垃圾的场所，慢慢的西大坑在由深变浅，面积也在不断的缩小。由于大坑中的垃圾影响了周围的环境，在新农村的建设中被提到了村委会的议事日程。2008年5月，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薛德满组织人力，开始了对西大坑的综合治理，在当地部队的支援下，几天的功夫就用翻斗车就将残存的西大坑填平，同时修通了西街与公路连接的水泥路。填平后的西大坑被改建成了健身园，园中的各种健身器械，为村民们锻炼身体提供了方便，从前人们避之不及的垃圾场，成为了大家休闲娱乐的场地。“西大坑”这个名称在村民的口中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健身园”这个新的名词。 治理当中的西大坑（2008年5月） 改造后的西大坑，变成了村民锻炼身体的健身园（2009年）。 在对西大坑改造的同时，对东大坑也进行了治理，填平了大土坑，石砌了护坡，用水泥砖硬化了地面，搭建了一个戏台，每逢召开全村大会或者春节期间有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举行。从前的杂草丛生、坑洼不平的大土坑，旧貌换了新颜，转身成了村民聚集的场地，随之“东大坑”这个传承了多说年的名字也被“文化园”所取代。 春节期间、在东大坑的文化园举办文艺演出（2009年2月） 还有老郭家大坑，这个位于老郭家胡同口的大坑，顾名思义，外人还以为是郭家人自己挖坑取土留下的，其实不然，这个土坑的真正主人是村民吴永珍家的，因为这块土地是吴家的，由于离家较近，就在这里挖坑取土，久而久之，也形成了方圆七、八十米，十来米深的土坑。生产队时期，社员们曾在土坑内栽种蓖麻，记得那蓖麻长势旺盛、郁郁葱葱。一九六九年的时候，中苏关系骤然紧张，全民兴起了开挖防空洞的运动，其中一个主要洞口就选址在大坑北侧的土坎下，这个高两米、宽一点五米、总长度达一公里的防空洞，是第三生产队全体社员的庇护之所，当村喇叭中的警报声响起，只见漆黑的夜幕下，大家扶老携幼，穿街走巷，直奔防空洞而来，虽说是演习，大家还是以实战的态度来对待。这情景许多人还记忆尤新。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开挖的防空洞并未得到真正的使用，也就随之废弃了。后来郭家大坑同样也成了附近村民倾倒垃圾的地方，慢慢的也就逐渐萎缩。前些年，住在大坑旁边的村民谷士忠征得村委会同意，将大坑填平，被批准为宅基地，在上面盖起了一座四合院，郭家大坑的称谓也就从此消失了。
　　一辈辈的西峰山人远去了，还有谁知晓他们的姓名！可他们繁衍的后代还在生生不息，这就是生命的规律。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们总在不断地改变着家乡的面貌，一些旧的东西消失了，取而代之新的名称又开始流传下去，这就是历史，创造、交替、更新，永远充斥着永恒的动力。 村庄大街的变迁
　　在漫长的岁月进程中，西峰山村逐渐演变着村庄的规模，形成了东街、南街和西街三条主要大街的格局，三条大街交汇点位于村中五道庙的前面。 改造后的村庄西街。
　　那时候的村庄大街可以说是曲折蜿蜒、高低坎坷。就说村庄的这条西街吧，从街口的五道庙算起，到村西的西大坑处，全长不过二百多米，可谓高低错落，宽窄不一，大街的中间，是一条近百米由石块垒砌的宽两米、高一米五的行洪河道，河道两边的上面才是两米左右的人行道。大街西半部分由于街道变窄，为了防止雨季时洪水闯进家门，居住此段的刘天仓、刘天宝和刘廷起家的大门口外，都垒起了一人高的驳岸，每当雨季来临，大街就临时变成了行洪的通道，站在驳岸上惊叹着洪水穿过眼前，才让人感觉到一丝踏实和安全。 改造后的村庄南街。
　　南街从五道庙开始，一直延续到村南的水台公路上，全长有三百多米，这条大街的状况比西街稍微宽敞，但也是高低起伏，倾斜蜿蜒，雨季时，村南聚集的雨水通过公路的涵洞，也是直接穿过大街，在五道庙前与西街和村北的洪水交融汇合，然后转头东街，浩浩荡荡穿行村庄直奔村东的河套而去。 改造后的村庄东街。 要说最宽敞和标准的当属东街了，站在老井台上眺望，笔直的街道尽收眼底，直到现在，整条大街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雏形。由于东街地势较低，每到数九寒天的冬季，由老井台上蓄水池中跑漏的井水顺势而下，半条街面都凝结了一层滑溜溜的冰面，这可让孩子们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在冰面上打着出溜、划着冰车，那份欢快兴奋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至于现在通往村北的那条大街，一直没有冠以“街”的称谓，时至今日，村民仍然称呼它为“北沟”。因为这条路连接着村北的河套，每逢雨季，洪水沿着河套顺流而下，一直流淌到村中五道庙的十字街口，然后与西街、南街的水流汇合，再婉转东去。长年的雨水冲刷，在这条砂石路上形成了一道流水的斜坡沟槽形状，同时它也是村民们到村北田地春种秋收的通道，多少年来就将它称为北沟了。五十年代修筑工区时，这里一度成为部队运输连的营房，人们就将这里称呼为汽车连，八十年代初部队在运输连的遗址上盖起了四层楼的营房，人们又改称“大楼”，直至工兵四十一旅在这里成立了教导队，村民又将这里改称教导队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由于村庄人口的不断增加，被村民称之为北沟的两侧，才陆续建起了居住的房屋，形成了如今的街道格局，可大家仍然沿用北沟的名字称呼它。
　　这种延续了几百年村庄的大街局面，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得到了彻底的改观，时任西峰山村支部书记的王礼生看到这个街道状况，决定进行重新改造，先用推土机将大街高低坎坷的驳岸全部推平，然后借用115团的解放牌翻斗车拉来砂石将大街全部垫平。这次大街改造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为了把南街调直扩宽，将南街东侧的一排房屋整体搬迁，迁走的户数有二队和四队村民大概有二十来户，建成了村庄标准的十字街格局。 从前的时家胡同变成了笔直宽敞的西街。 这次大街改造的最大亮点，就是将通往村西的时家胡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西街，之所以被称为时家胡同，因为胡同中居住的大部分为姓时的人家，从胡同口东面算起，就有时玉和、时家小铺、时春海、时广弼、时珍弼、时仑弼等老住户。胡同的捋直加宽，也搬迁了居住在这条胡同中西口的几户人家，如：王礼才、于占红、周振宇和陈洪生等。通过这次街道的改建，却让原来的老西街则退居二线了。在一九九二年村庄大街铺装柏油路时，就把这条老西街甩下了，仍然是刮风时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直到几年之后才铺装了水泥路面。
　　不过这次大街的改造也留有缺憾，就是老井台的六郎井正好地处新修十字大街的中间，闪不开躲不掉，成为了修路当中的一道瓶颈，这让大队领导犯了难。那时各家各户都修通了自来水，古井已经弃之不用，被一块水泥板封住井口，到底怎么办，是将古井填埋、还是继续保留，于是大家各抒己见寻求解决的办法。时任第二生产队队长的王秉喜老人建议道：这是杨六郎留下的老井，多少年了大家都是吃这口井水长大的，还是留下个念想为好。大家听之有理，就决定留下了这个传承千年的古老遗址，虽说笔直的大街到此戛然而止，成为了一条断头路，但却延续了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文脉故事。
　　时至今日，在新农村的规划建设中，古老的山村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一个鸟语花香、街道整洁新农村的典范，正款款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