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

顾月英

　　我父顾韻峰一九一七年生于上海。我父亲有五个弟弟三个妹妹共兄妹九人，这对在旧上海做小本生意的家庭来讲，生活之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祖母生父亲七天因产后症无钱治疗留下瘦弱嗷嗷待哺的孩子就走了，无奈之下祖父请苏州的奶娘帮抚养，父亲是在奶娘的关爱呵护下长大成人，所以父亲把养育他的奶娘视如亲生母亲，一直到养老送终，奶娘故世后父亲按乡村习俗为其披麻戴孝送老人入土为安。

小时的父親与奶娘俩人在乡下相依为命，后稍大些送入就近的私塾学堂学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我父从小聪明乖巧，据他说到下雨没雨鞋就用稻柴绳把砖头绑在脚上去学堂上课。后来祖父把父亲带到上海念书，可上海租的房子小居住困难，父亲只能在小如斗室密不透风的亭子间安生，在这只有小灯，四季不见阳光的小室内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即使条件如此艰苦，父亲仍靠着坚强的意志毅力和聪明才智，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

在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寇侵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祖父的小店舖摇摇欲坠，未曾中学毕业的父亲只能辍学自谋生路，在苏州河北岸的英美烟草公司开始当门童、因聪明灵活人又长得帅气，后升为侍应生、跑街、直至升到品烟师。在煙草公司工作期间，由於他的勤奋好学自学成材，最后与外国人能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进行交流和书写。在做侍应生期间曾为一位漂亮端庄的女士敬过茶，此女士接茶时一口“谢谢浓！”。浓浓的乡音使父亲惊叹不已，后才知道是国母宋庆龄先生，因当时为支持中共“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免遭将介石和日寇暗害，而隐秘在煙草公司的朋友处继续战斗。

解放初，外贸系统管理人材奇缺，市政府把懂外文我的父亲抽调至上海外滩海关做翻译和外轮引航员，从海面的软梯爬上几十米高的外轮，一失足就会掉入大海，工作辛苦又危险。父亲工作认真，责任性强思想又积极上进，不久就入了党，后提升为外轮代理公司支部书记。这一切我们都从不知道，是后来父亲病故，公司领导给我们讲的。父亲时时处处依身作则，因当时国家困难他自己几次主动调低工资，从解放初的九十多元，到后来的八十多元，他的严於律已宽於待人的优良品行受到大家敬佩和称赞。

在文革中，父亲也深受牽连，后发判奉贤“五七”干校，和当时上海市长曹荻秋、陈丕显一起养猪接受再教育。

在奉贤养猪时，组织突然把他调到北京工作，去后才写信到家，片言只语中只知道是到北京出差，一去就是三年。1971年父亲写信叫母亲去北京玩，年1972年初父母俩人回沪。1972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

父亲后来在病中对我讲：“上海突然通知去北京，並关照什么都别问，去了才知道。他在接受再教育期间哪敢问这问那，到北京后，按排他把三十多位大学生翻译的中外文资料做审核校对最后签字，关照保密不得外传。（实际上这些大学生和父亲所祕密翻译的全是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做前期准工作)，工作量大，责任又这么重，父亲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本就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体质差的父亲，在这神经高度紧张和工作重压之下严重的肺源性心脏病和肺气肿使他一病不起，病痛折磨卧床整整八年之久，在乡下生病期间生活即使即再困难也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1979年5月我父带着病痛离开人世，当时还只有六十二岁！

难怪父亲把在北京几年的工作情况守口如瓶，对党严守纪律的原则父亲是坚决执行决不违背。父亲为在中美建交中默默无闻作出的贡献，作为子女的我们为他自傲。

父亲的博学多才和知识渊博，而且待人和气与人相处得体大方。在刚解放时，一些洋人纷纷离沪回国，曾有一位外国商人愿意把上海一套漂亮的花园洋房无偿赠送于我父，父亲婉言谢绝。这也是我父一生的品行所为。

我父喜欢书画，他的钢笔字体非常漂亮，英文书写更是受到外国友人的称赞，他的国画擅长水彩、花鸟，在英美煙公司工作时漂亮牡丹牌香烟外壳和图是父親亲自设计和画的，现今仍在延用之中。

光阴似箭，岁月匆匆，父亲离世已有四十多年，在他短暂人生中，对自己的一生经历虽只在片言只语中流露，已使我们深感父亲的中华美德和品行为人，仅此已勉足珍贵，值得后辈敬仰和崇拜，庆幸的是子女和后辈都秉承了祖辈的优良传统，善良好学和俱聪明才智。

父亲设计牡丹牌香烟外壳颜色，画的牡丹图和写的字。

父亲会议记录字迹也是毕端毕正。

父亲在台历上的记字，英文字体很美。

父亲病重时在床上给我手抄的毛主席诗词，虽手抖个不停但字体还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