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路762]——顿生敬意的镇宫之宝

杨永发

雍和宫“金瓶掣签”

北京是五朝古都，历史上曾是多种文化交流碰撞之地。在北二环东北角内簇拥着一大片辉煌庄严，气宇轩扬的建筑群，这就是雍和宫，它是清朝中后期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成为清政府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并随着“金瓶掣签”制度的完善和确立，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维护民族大团结作出了贡献。

雍和宫占地面积约六万余平方米，整个建筑具有将汉、满、蒙、藏等民族建筑融为一体地独特艺术风格，以其规模宏大的佛家丛林、帝王宗教活动场所及联系蒙、藏上层的特殊历史作用而闻名于世。

历史上，此处曾为明朝内宫监房，清朝康熙三十三年（1694）改为皇四子胤禛的府邸。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封为“和硕雍亲王”，贝勒府随之升为“雍亲王府”。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驾崩，胤禛登基继位。雍正三年（1725），胤禛降旨将“雍亲王府”升为行宫，赐名“雍和宫”。至乾隆九年（1744）仲春初九日，乾隆皇帝降谕将其父雍正皇帝的潜邸、自己的出生地——雍和宫辟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

在雍和宫，有众多华丽的宫殿、精美的佛像和珍贵的文物，曾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但要说雍和宫中的“镇宫之宝”，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就是金瓶，以及清朝乾隆皇帝所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始于12世纪末叶。数百来年，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宗教仪轨。然而，这一制度的最终确立，却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转变契机始于18世纪末廓尔喀人对西藏的入侵。

为清除这些弊端，乾隆皇帝应八世达赖喇嘛“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派遣大军入藏驱逐廓尔喀入侵者取得胜利之后，谕令进藏官员福康安“将来撤兵后，必得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并筹议善后章程。第二年，清朝政府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虚作弊”。

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二十六日，由乾隆皇帝亲自审定、朝廷造办处精心制造的金奔巴瓶供奉于雍和宫。乾隆皇帝亲撰御笔《喇嘛说》，揭碑立石于雍和宫，称此举是“辑藏安边，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政方针，并申明“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

史料档案详尽记录了两只金奔巴瓶的制作过程。金瓶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初一日，由清宫造办处制作，九月初二完成一只送往西藏。接着又照原样制做一个于十月廿六日供于雍和宫。

金奔巴瓶是乾隆亲自设计，亲自监督工匠制做的，从样式、花纹、装饰、选材，项项详细指示。清宫造办处集中了众多能工巧匠，金瓶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本可照纸样直接完成，但乾隆仍要求工匠先照纸样镟木样，呈览满意后才动手做。

甚至瓶衣的颜色，缝制形式也一一指示。直至最后又将原定镶嵌红黄蓝宝石改为藏族喜爱的松石、密蜡、珊瑚、青金石。足见乾隆对此事的高度重视，考虑得缜密周详。从乾隆的详细指示，可以看出他对金奔巴瓶制做工艺及过程极为熟悉。

当时清宫制有二个金瓶，一个送往拉萨，用以掣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转世活佛；另一个供于雍和宫，用以掣定内地藏区即蒙古、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各大活佛之转世灵童。自此开始，自西藏以东的大活佛转世均在雍和宫以“金瓶掣签”的方式决定，奠定了雍和宫在内地藏传佛教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金瓶掣签”制度确立之后，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世达赖喇嘛和第八、第九、第十一世班禅大师都是由“金瓶掣签”制度选定的。活佛转世制度中再也没有出现“率出一族”的现象，西藏内部再也没有因此出现过教内因“分润不均，唆使外族抢掠”的事情。这一制度的订立，不仅纯洁了宗教内部因在活佛转世中出现的“流弊”，而且维护了西藏地方的和平与稳定，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金瓶掣签制度，是历经数百年形成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由于金瓶掣签制度，让雍和宫不仅仅是一座寺庙，在守疆护土，维系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谢谢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