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品读“亢龙有悔”的智慧

五月白杨

从历史中品读“亢龙有悔”的智慧

“亢龙有悔”出自《周易》乾卦上九爻爻辞：亢龙有悔。大意是：龙飞得太高，达到了极点，若再继续向上飞，可能会有灾祸或后悔之事。

《易传》中孔子有这样的解释：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

上九爻辞说：“升腾到极限的龙，将有灾祸之困。”这是什么意思？

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孔子说：“身份显贵而没有根基，地位崇高而没有人民，有才德的压抑在下层，不能获得他们的辅助，因此有所行动必招祸殃。”

《易传》还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龙飞到了过高的地方，必将将有灾祸之困，因为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了尽头，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盈满不可能长久。

《史记》中记录了蔡泽劝谏范雎应懂得“亢龙有悔"的智慧，他列举了吴王夫差、齐桓公、夏育、太史嗷、商鞅、白起、吴起、文种、范蠡等人的经历。

蔡泽，生卒不详，战国燕国纲成(今河北万全)人，善辩多智，深谙道家月满则亏的思想。因点破范雎狡兔死走狗烹而使其功成身退后被范雎推荐任秦昭襄王相，几个月后，辞掉相位，定居秦国做小吏，经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四朝任职，乱世中保全自身。

范雎(?-前255年)，字叔，魏国芮城(今山西芮城)人，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秦国宰相，因封地在应城，所以又称为"应侯"。

蔡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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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吴王夫差、夏育、太史嗷

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会，有骄矜之志，畔者九国。

从前，齐桓公曾九次盟会诸侯，制止混战使天下归正，但到葵丘盟会时，他有骄横自大之意，结果许多国家叛离了他。

吴王夫差兵无敌於天下，勇彊以轻诸侯，陵齐晋，故遂以杀身亡国。

吴王夫差的军队无敌于天下，依仗勇猛强悍而轻视各个诸侯，侵犯齐国、晋国，所以终于自己被杀，国家灭亡。

夏育、太史噭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於庸夫。

夏育、太史嗷勇猛异常一声呼喊可以吓退大军，但是最后死在平庸之辈的手下。

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处俭约之患也。

这些都是到了名功极为煊赫时而不能回到常规常理上来，不能自甘谦下、自我节制所造成的祸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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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 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

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於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

商鞅为秦孝公制法令昭示全国，禁绝奸邪的根源，崇尚封爵制度有功必定奖赏，有罪必定惩罚，划一权、衡，统一度、量，调节商品、货币流通等轻重关系，铲除纵横交错的田埂，允许认垦荒田，使百姓生活安宁而一民同俗，鼓励百姓耕作，使土地发挥效益，一家不操二业，努力种田积贮粮食，平时演练军事战阵，因此军队发动就能扩展领土，军队休整就可使国家富足，所以秦国无敌于天下，在诸侯中扬威，奠定了秦国的基业。

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

功业告成，结果身遭车裂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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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起

白起(?-公元前257年)，《战国策》作公孙起， 战国时期秦国郿县(今陕西省眉县常兴镇白家村)人，

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

楚国地域方圆几千里，士兵有百万之多，白起率领几万人的部队与楚军交战，第一次交战就攻克了鄢、郢，烧毁了夷陵祖坟，第二次交战在南面兼并了蜀汉地区。

又越韩、魏而攻彊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馀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

后来又越过韩国和魏国去进攻强大的赵国，在北面坑杀了马服子赵括的军队，把四十多万人，全部屠杀在长平城下，血流成河，血水咆哮如同雷鸣，进而围攻邯郸，使秦国形成帝王的事业。

楚、赵天下之彊国而秦之仇敌也，自是之後，楚、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

楚国、赵国是天下的强大国家却是秦国的仇敌，从此之后，楚国、赵国都因恐惧而屈服不敢再进攻秦国，这是白起杀出的威风啊。

身所服者七十馀城，功已成矣，而遂赐剑死於杜邮。

他亲自征服了七十多座城邑，功业告成，却终于在杜邮被赐剑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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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

吴起(公元前440年-公元前381年)，姜姓，吴氏，名起，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人。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

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

吴起为楚悼王制定法令降低削弱大臣的权力，罢免庸才，废黜无用之辈，裁减可有可无的官员，杜绝豪门贵族的请托，整饬划一了楚国风俗，禁止游民无业游荡，选练既能耕田又能作战的农民士兵，向南收取了杨越，向北兼并了陈、蔡两小国，拆穿纵横机谋的无用辩说，让那些往来游说的人无法开口，禁止结党营私而鼓励百姓为国耕战，使楚国政治安定，兵力震动天下，威慑诸侯各国。

功已成矣，而卒枝解。

功业告成，可是最后惨遭肢解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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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种

文种(?-公元前472年)，也作文仲，字会、少禽，一作子禽，春秋末期楚之郢(今湖北江陵附近)人，后定居越国。春秋末期著名的谋略家。越王勾践的谋臣，和范蠡一起为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立下赫赫功劳。灭吴后，自恃功高，不听从范蠡功成身退的劝告，后为勾践所不容，最后被勾践赐死。

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免会稽之危，以亡为存，因辱为荣，垦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力，辅句践之贤，报夫差之雠，卒擒劲吴。令越成霸。

大夫文种为越国国君深谋远虑，避免了会稽被困亡国在即的危急，采用屈降计策来图谋生存，借着君臣受辱而求得复国的光荣，开垦荒地，招募游民充实城邑，开辟农田，种植谷物，率领全国各地的民众，把上上下下的力量集中起来，辅助勾践这样贤能的君王，报了夫差灭越的仇恨，终于灭掉了强劲吴国，使越国成为霸主。

功已彰而信矣，句践终负而杀之。

功业彰明而获得信望，可是勾践终于忘恩负义把他杀了。

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祸至於此。

这四位先生，功业告成却不离开官职，遭祸竟至于如此悲惨。

此所谓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返者也。

这就是所说的能伸而不能屈，能往而不能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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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 ，字少伯，华夏族，楚国宛地三户(今南阳淅川县滔河乡)人。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越国相国、上将军，武庙十哲之一。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兴越灭吴，后隐去。著《范蠡》兵法二篇，今佚。

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硃公。

范蠡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超脱世俗远避世事，永做个悠然自乐的陶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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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独不观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您难道没见过那些赌博的人吗？有时要下大赌注，有时要分次下小赌注，这些都是您所明明白白知道的。

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涂，六国不得合从，栈道千里，通於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

现在您任秦国相国，出计不必离开座位，策划不必走出朝廷，坐而指挥即可控制诸侯，谋取三川之地，展开威势，用来增强宜阳实力，打通羊肠坂道的天险，堵塞太行山的通路，切断范、中行氏这些韩、魏领土上的要道，使六国诸侯不能联合，栈道连绵千里，可通往蜀汉地区，使天下诸侯都畏惧秦国，秦国的欲望满足了。

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

您的功业也到了顶点了，这也就到了秦国要分次下小赌注的时候了。若在这个时候却不引退，那么您就是商鞅、白起、吴起、大夫文种的结局。

吾闻之，‘鉴於水者见面之容，鉴於人者知吉与凶’。

我听说过这样的话‘用水来照镜，可以看清自己的面容，用别人作借鉴，可以明知事情的凶吉’。

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

《书》上说‘功成名就之下，是不能久留的’。

四子之祸，君何居焉？

这四位先生的灾祸，您何必再去经受呢？

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

您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送回相印，把它让给贤能的人，自己引退而隐居山林观览流水，一定有伯夷正直廉洁的美名，长享应侯爵位，世世代代称侯，而且有许由、延陵季子谦让的声誉，像王乔、赤松子一样的高寿，这么做比起终遭灾祸来怎么样？那么您看处于哪种情况好呢？忍耐不能自动离去，犹疑不能自我决断，必定会遭到四位先生的灾难。

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原君孰计之！”

《易经》上说‘龙飞得过高达到顶点既不能上升又不能下降因而后悔’，这句话说的就是能上不能下，能伸不能屈，能往不能自觉返回所造成的状态，让人们警惕。希望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应侯曰：“善。吾闻‘欲而不知，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为上客。

应侯说：“好的。我听说‘有欲望而不知道满足，就会失去欲望；要占有而不知节制，就会丧失占有’。承蒙先生教导，我恭听从命。”于是便请蔡泽入坐，待为上客。

《魏书》中记载，高允撰写《筮论》这样解释“亢龙有悔”的：

高允(390年-487年)，字伯恭，渤海郡蓨县(今河北省景县)人。北魏时期宰相、文学家，丞相参军高韬之子。

高允遂著《筮论》曰：

高允撰作《筮论》说：

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 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

从前明元帝末年修建白台，高有二十多丈，乐平王曾经梦见登到上面，四面张望没有见到什么。

王以问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 

王问卜筮者董道秀，道秀卜筮后说：‘大为吉祥。’

王默而有喜色。

王不出声而有欢喜的神色。

后事发，王遂忧死，而道秀弃市。

后来事情泄露，王因之忧虑而死，而道秀被斩首示众。

道秀若推六爻以对王曰：‘《易》 称“亢龙有悔”，穷高曰亢，高而无民，不为善也。’

道秀如果推算六爻来回答王说：‘周易》中说“亢龙有悔”，高飞穷极叫做亢，高了没有民众，不是好事。

夫如是，则上宁于王，下保于己，福禄方至，岂有祸哉？

假如这样，则上可安定乐乎王，下可保全自己，福禄将到，哪有祸患呢?

今舍于本而从其末，咎衅之至不亦宜乎！”

现在舍弃根本而依从未节，罪过的到来不也是适宜的吗?”

这件事在《资治通鉴》这样记载的：

拓跋丕(?-444年)，明元帝拓跋嗣次子，太武帝拓跋焘异母弟，母大慕容夫人 ，南北朝时期北魏宗室、将领，封乐平王，官至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

癸酉，乐平戾王丕以忧卒。

癸酉（初八），乐平戾王拓跋丕忧虑过度而去世。

初，魏主筑白台，高二百馀尺。

当初，北魏国主曾建造白台，高二百多尺。

丕梦登其上，四顾不见人，命术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

拓跋丕梦见自己登上了白台，四处望去却不见人影，他叫术士董道秀为他占卜，董道秀说：“大吉。”

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弃市。

拓跋丕面露喜色。等到拓跋丕去世，董道秀也因罪被押往刑场斩首。

高允闻之，曰：“夫筮者皆当依附爻象，劝以忠孝。王之问道秀也，道秀宜曰：“穷高为亢。《易》曰：“亢龙有悔。”又曰：“高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则王安于上，身全于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高允听说这件事后，说：“占卜的人都应当按照六爻的形象去规劝人们忠于国家孝敬父母。乐平王向董道秀问卦时，董道秀应该说：‘高到极点就是亢。《易经》说：“亢龙有悔”，又说：“高则无民”，都是不吉祥的兆头，乐平王不能不以此为戒。’如果这样，在上，乐平王平安无事；在下，董道秀保全性命。董道秀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当然应该被处死。”

《资治通鉴》中还记录了王豹谏言齐王司马冏要懂得”亢龙有悔“的智慧的故事：

王豹，西晋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李官桥镇)人。初为豫州别驾，齐王司马冏 (jiǒng)为大司马时，被任为主簿。曾上书齐王司马冏，劝其与成都王分陕而治，尽出藩王，以背不虞之祸。长沙王司马乂看到信后，反诬王豹离间骨肉，劝齐王司马冏杀之。最终，司马冏纳司马乂之策，杀王豹。王豹在死前大呼:"县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众皆以为冤。

王豹致笺于曰：

王豹给司马去信说：

伏思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未有一人获终者，乃事势使然，非皆为不善也。

我考虑从元康年间以来，在位的宰相，没有一个人在职任上获得善终，这是事态情势所造成的，不是他们都做了不好的事。

今公克平祸乱，安国定家，乃复寻覆车之轨，欲冀长存，不亦难乎！

现在您平息了祸乱，使国家安宁平定，却又沿着翻车的轨道走，想希望长期在位，不也是很难的吗？

今河间树根于关右，成都盘桓于旧魏，新野大封于江、汉，三王方以方刚强盛之年，并典戎马，处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据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见其福也。

现在河间王在关右培植自己的根系，成都王固守在当年曹魏属地而不肯离开，新野王在江、汉地区得到大片封地，这三个亲王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都掌管着军队，把持在要害的地方，而您靠难以再赏赐的大功，凭震慑君主的威势，独自控制京都，总揽朝政大权，再进一步则物极必反，而退下来就将处于荆棘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期望求得安稳，看不出有什么好结果。

因请悉遣王侯之国，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为北州伯，治邺；自为南州伯，治宛；分河为界，各统王侯，以夹辅天子。优令答之。

因此请求将王侯的封国进行调换，按照周朝时周公、召公分治的办法，让成都王为北州伯，统治邺都地区；司马冏自己为南州伯，统治宛都地区。以黄河为界，各自分别管理北方南方的王侯。来共同辅佐天子。

长沙王见豹笺，谓曰：“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下打杀！”乃奏豹谗内间外，坐生猜嫌，不忠不义，鞭杀之。

对王豹的信，司马态度温和地作了答覆。而长沙王司马乂看了王豹的信，对司马冏说：“这小子挑拨离间我们骨肉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不把他在铜驼下打死！”司马冏就启奏王豹离间朝外内官员，凭空制造猜疑、怨恨，不忠不义，应该用鞭子抽死。

豹将死，曰：“县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

王豹临死前，说：“把我的头悬挂在大司马府的门前，我要亲眼看着兵士攻打齐王！”

后来：司马乂知道齐王司马冏越来越专权，司马乂便与刘暾等人预谋杀齐王司马冏的党羽两千余人都被杀，并且都被夷灭三族。司马冏的儿子淮陵王司马超、乐安王司马冰、济阳王司马英被囚禁在金墉。司马冏被暴尸于西明亭，三天而没有人敢收殓。司马冏从前的掾属荀闿等上表请求殡葬，得到允许。

《后汉书》中记录了阴兴深知“亢龙有悔”的智慧：

阴兴（9年-47年），字君陵。南阳郡新野县（今河南新野）人。光烈皇后阴丽华的弟弟。历任黄门侍郎、期门仆射等职，随从光武帝刘秀征伐四方，深受刘秀的信赖。建武九年（33年），任侍中，被赐爵关内侯，阴兴坚决推辞。后任卫尉，与执金吾阴识共同辅导太子刘庄。

建武二十年（44年），刘秀患重病，任命阴兴为侍中，并让他接受遗诏顾命。不久，刘秀病愈后又有意让阴兴出任大司马，被他流泪推辞。建武二十三年（47年），阴兴去世，年仅三十九岁。后来被追谥为翼侯。

九年，迁侍中，赐爵关内侯。

公元33年（建武九年），阴兴改任侍中，并被赐爵位关内侯。

帝后召兴，欲封之，置印绶于前，兴固让曰：“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士，令天下觖望，诚为盈溢。臣蒙陛下、贵人恩泽至厚，富贵已极，不可复加，至诚不愿。”

刘秀召请阴兴，准备封赏他，把关内侯的印绶都摆出来，阴兴却坚决不接受，说："臣并没有冲锋陷阵的功劳，但宗族的好几人都蒙恩受封，让天下人感到倾慕向往，这实在是过于满溢了。臣蒙皇上及贵人（阴丽华）的深厚恩宠，富贵已经到头，不能再增加了，臣诚恳地请求陛下您不要再加封。"

帝嘉兴之让，不夺其志。

刘秀称许他的谦让，于是没有改变他的心愿。

贵人问其故，兴曰：“贵人不读书心邪？‘亢龙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廉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

阴丽华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您没有读过书吗？'亢龙有悔'，越是在高位越易遭灾难，这外戚之家苦于自己不知进退，嫁女就要配侯王，娶妇就盼着得公主，臣心下实在不安。富贵总有个头，人应当知足，夸奢更为舆论所反对。"

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

阴丽华对这番话深有感触，自觉地克制自己，始终不替家族亲友求官求爵。

十九年，拜卫尉，亦辅导皇太子。

公元43年（建武十九年），阴兴任卫尉，与兄长守执金吾阴识共同辅导皇太子刘庄。

明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

公元44年（建武二十年）夏天，刘秀的风眩病非常严重，于是任命阴兴为侍中，让他在云台的广室里接受刘秀的遗诏。

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

但不久刘秀就病愈了，召见阴兴想让他代替刚刚病故的吴汉任大司马。

兴叩头流涕，固让曰：“臣不敢惜身，诚亏损圣德，不可苟冒。”

阴兴叩头流泪，坚决辞让说："臣不敢爱惜生命，只是实在害怕损伤了陛下的圣德，不敢随便冒领高位。"

至诚发中，感动左右，帝遂听之。

他真挚的语言发自肺腑，让刘秀身旁的人都感动，刘秀就答应了他的辞让。

《宋史》记录了北宋宰相贾昌朝给皇帝上奏讲述“亢龙有悔”：

贾昌朝(997年-1065年)，字子明。真定府获鹿县(今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获鹿镇)人。北宋宰相、训诂学家、文学家、书法家。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赐同进士出身，任为国子监说书。宋仁宗朝，历任天章阁侍讲、参知政事、枢密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等职，累官至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封爵魏国公。治平二年(1065年)，贾昌朝去世，年六十八。获赠司空、侍中，谥号"文元"。宋英宗亲题其墓碑为"大儒元老之碑" 。

母丧去位，服除，判许州。

母亲去世，昌朝离开职位，守丧期满，判许州。

召对迩英阁，帝问《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称：'亢龙有悔。'悔者，凶灾之萌，爻在亢极，必有凶灾。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义，修德则免悔而获吉矣。'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圣人用刚健之德，乃可决万机。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济，然亢而过刚又不能久。独圣人外以刚健决事，内以谦恭应物，不敢自矜为天下首，乃吉也。"手诏优答。

皇帝在迩英阁召他应对，皇帝问《乾卦》，昌朝上奏说：“《乾》的上九称‘：亢龙有悔。’悔者，是凶灾的萌芽，爻在极盛处，必定有凶灾。不说凶而说悔，因为悔有能凶能吉之义，修养道德就免去后悔而获得吉祥了。‘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祥。’圣人用刚健的道德，就可以决断万机。天下长久繁盛，阴柔不可以成功，但亢直而过于刚强又不能长久。只有圣人对外以刚健决断事情，对内以谦让恭俭应对万物，不敢自夸为天下第一，这才是吉祥。”皇帝亲手写诏书赞美他的回答。

又言："汉、唐都雍，置三辅内翼京师，朝廷都汴，而近京诸郡皆属他道，制度不称王畿。请析京东之曹州，京西之陈、许、滑、郑，皆隶开封府，以四十二县为京畿。"帝纳之。

昌朝又说：“汉代、唐代以雍州为都城，设置三辅在内羽翼京师，朝廷以汴州为都城，但临近京城诸郡都隶属其他道，按制度不称王畿。请分京东的曹州，京西的陈、许、滑、郑州，都隶属开封府，以四十二县为京畿。”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将行，命讲读官饯于资善堂。复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

将要去赴任，命令讲读官在资善堂为他饯行。再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

时河决商胡，昌朝请复故道，不从。语在《河渠志》。

当时黄河在商胡决口，昌朝请求恢复原先的河道，没有得到同意。详见《河渠志》。

六塔功败，滨、棣、德、博民多水死，昌朝振救之甚力。

六塔工程失败，滨、棣、德、博州百姓多溺死，昌朝赈救很得力。

内侍刘恢往视，还，言河决赵征村，与帝名嫌为不祥，时皆谓昌朝使之以摇当国者。

内侍刘恢前往省视，回朝说黄河在赵征村决口，对于皇帝的名讳为不吉祥，当时都认为昌朝使之以动摇当权的人。

嘉祐元年，进封许国公，又兼侍中，寻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

嘉祐元年(1056)，进封许国公，又兼任侍中，不久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为枢密使。

《淮南子》中是这样解释“亢龙有悔”的：

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故《易》曰：“亢龙有悔。”

百姓赞同你的言论并且说话诚实，是由于你在对百姓作说教前一向说话诚实；百姓服从执行你的命令并且被教化好，是由于你的发号施令也同样出于真诚。圣人处于上位，百姓归顺并被感化，同样是由于圣人对百姓动之真情实感。反过来，君王处在高位发布政令而下面百姓不相应，这是由于君王的真情与政令不一致。所以《易经》会说这样的话：“身处高位的君主为自己的骄傲横蛮带来的恶果而后悔。”

《汉书》五行志篇这样解释"亢龙有悔"的：

”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皇，君也；极，中；建，立也。

“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皇，就是君王。极，中正的意思；建，树立道德的意思。

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

做为人君，如果貌言视听思心五事都有过失，就做不到中正，这样就不能曰理万机，其失就在于昏愤不清，这是他眼睛不明的原因。作为君王自下要承奉天道理万事。

云起于山，而弥于天；天气乱，故其罚常阴也。

云起于山中，而弥漫在天上；天气动荡不定，这是其罚星常阴的原因。

一曰，上失中，则下强盛而蔽君明也。

一说，君王失了中正，下边强盛而掩蔽了君王的英明。

《易》曰“亢龙有悔，贵而亡位，高而亡民，贤人在下位而亡辅”，如此，则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极弱也。

《易》上说：“骄傲自满有悔，身份贵的人会失掉王位，地位高的人要失掉人民，贤人在下位就不能辅佐”，如果这样，那么君王南面的尊严，而得不到一人的帮助，所以就很微弱了。

刘昫在《旧唐书》睿宗诸子篇中：

刘昫 (xù)(887-946年)，字耀远，冀州归义县(今河北省容城县)人。五代时期政治家。风仪优美，勤奋好学。后唐庄宗时，出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后唐明宗即位，累迁兵部侍郎、端明殿学士。长兴三年，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宰相。后唐废帝即位，授吏部尚书，迁门下侍郎 。身在相位，不习典故。后晋建立后，出任东都留守。开运年间，拜司空、同平章事，管理三司事务。身患疾罢，以太保致仕。

后晋开运三年，去世，时年六十岁，成为《旧唐书》署名作者。

史臣曰：夫得天下而治者，其道舒而有变；让天下而退者，其道卷而常存。何者？飞龙在天，舒也；亢龙有悔，变也。让皇帝守无咎于或跃，利终吉于劳谦，其用有光，其闻莫朽。惠庄、惠文、惠宣、隋王等，或守常而获免，终保皇枝；或过望而包羞，竟尘青史。略阳公信魁伟之状，起图谋之心，福善祸淫，宜哉不令。

赞曰：谦而受益，让以成贤。唐属之美，宪得其先。长不居震，刚不乘乾。让 之大者，胡可比焉。捴、范已降，同气连枝。性习何远，非革即睽。有善有恶，祸福不欺。

张居正《权谋残卷》中：

君臣各安其位，上下各守其分。居安思危，临渊止步。故易曰潜龙勿用，而亢龙有悔。夫利器者，人所欲取。故身怀利器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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