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串联（上篇）

网海扁舟

回忆我的文G串联～上集

　　近日整理旧照片，看见了那张半个世纪前-1966年11月，在天安门拍摄的一张纪念照片，这是当年串联到北京留下的。

文G中，那场声势浩大的“红卫兵大串联”，对于我们曾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大串联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由于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的重大活动，所以一直到今天，许多事情还都历历在目。

回想起来，在我们这代人即所谓“老三届”一代的经历中，唯一的“幸事”，恐怕要算是文G初期的大串连了。这里仅对那些有幸参加了串联的单个人员而言。大串联，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旅行和免费旅游，是我们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中国。尤其对我们这些生在老区的人来说，大串连是以很多“第一”而载入我们个人生活的史页的。比如说，第一次跨市出省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电车，第一次去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见世面……如此等等。总之，那是一次大范围、大跨度的集体旅游，是一次前所未有、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的好机会，可能也是我辈至今唯一没有抱怨的难忘记忆。

但是从宏观上看，这无疑是种瞎折腾。串联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还浪费了学子们的学习光阴。因为当时说过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所以没人能算清由此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串联”最早发端于北京。1966年6月间，由北京大、中学校组成的“红卫兵”，成群结伙地北上南下。他们每到一地，涂刷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聚众演讲，大造舆论，呼吁成立红卫兵组织，到处号召人们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如今，“串联”一词，已经等同于文G用语，特指文G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或各地互相之间交流经验的活动。

1966年的8月，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上旬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和毛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然后是伟大领袖分别于8月18日、8月31日先后两次在天安门接见了到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公开表示了他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个象征性的政治表态，各地校园里才纷起效法，匆匆忙忙地拉起了红卫兵组织。

到了10月，上面有个通知：外地革命师生可以组织起来到首都参观革命运动。于是，学校各个班级立即推选代表前往北京。被推选的代表条件要求十分严格，用政治放大镜仔细观看，要求根红苗正，并且家庭的政治历史不能有一点瑕疵。只可惜名额太少，大家对少数几个幸运者生出无限的忌妒和羡慕。但没过多久，待到这批幸运儿从京归来时，大串连的风暴立即刮起，一下子校门大开，有外出串联回来的同学告诉大家，无需任何人批准，只要是红卫兵，学校给你开具外出串连的证明，就都可以免费上北京去见毛主席。

1 0月下旬，学校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准备组织大家以班级为单位，集体外出串联。同学们得到了这个消息，蠢蠢欲动。一片沸腾，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我父亲是单位的一个负责人，他所在单位在65年开始搞和风细雨式的“四清”运动，“四清”还没有结束，就开始搞疾风暴雨式的“文G大革命”了，而他和其他负责人一道，是同时受到两股风暴冲击的“当权派”，关进了单位牛棚，家里遭难了。另外，当时全家九口人平时生活费用（当时从大学、中学到小学、幼儿园，七兄妹中都有人在读），全靠父亲工资负担，经济相当困难。

那些天，这个事，回家不好开口，曾经想放弃去串联。但是，犹豫很久，终究难于摆脱外出的诱惑，还是给母亲说了这个事。那时好友戴林生同学知道我困难后，已经答应借五元钱给我，于是我就要家里给我五元钱，母亲答应了。临走前一天，母亲还是塞给了我10元钱，并且叮嘱我想办法去一趟西安，看望在那里读军事大学的大哥。

10月30日，我们班的29个同学（全班共43人，有些同学已经前期外出串联了）分成几个小组，成群结伙地整装上路了。那天，我穿着单薄衣裤和一双打了补丁的解放鞋，揣着15元钱，带了点全国通用粮票，和同一组的润生（组长）、林生、李花、招弟、冬秀等几个同学，也走上了串联之路，一次难忘的免费大旅游，就这样突忽其来地开始了。

当天，我们坐了一天汽车，晚上来到省城南昌，打前站的瑞国同学在那里接站。珊明同学热情带我们到其姐姐在读的江西医学院红卫兵接待站，安排住宿。

第二天个各个组分别行动。 我们组首先到了杭州，住在西湖旁边，除到浙江大学等大学看大字报外，逛了逛西湖。

离开杭州，我们坐的是有篷的货运列车去上海，没有座位，大家都坐在车厢地板上。

在沪期间，去了位于五角场那里的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顺便逛了逛附近的鲁迅公园，还乘了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为了省钱，大家顿顿吃的是8分钱一碗的光面。

印象里面这两地待的时间不长，可能每地就是1-2天。

接着我们直接从上海去北京。到了火车站，只见火车站人山人海，到处挤得水泄不通。列车进站，有票的无票的，大家抢着从车门或者从车窗钻进去车厢后，费了好大的劲，才有了可容双脚之处。大家只能这样站着，这已经很不错了。车厢里层层叠叠，满眼是人：行李架上躺着人，椅子背上坐着人，椅子上坐着人，椅子下面躺着人，走道上、厕所里也都挤满了人。有的车玻璃被打碎了，让人觉得车厢简直要被撑破。车厢内外，吵声、骂声、叫声不绝于耳。车不能按点开，至于什么时候开，谁也不知道。心中着急也没用，只能站在车厢里耐心等待。呵呵，挤成这样，大家都挤成了张全身照片-挤扁了。但是倒不用担心列车猛然开起来把人摔倒。不是列车没了惯性，是你没地方可倒。

但不管怎么挤，心里难掩向往和激动之情。首都北京，这是我们心中的圣地，我们这些老区孩子能扑向它的怀抱，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

记得晚上路过南京时，列车停留时间较长，那时没有修长江大桥，整个列车要分成两截乘渡轮过江。

火车到了北京，因为车厢里坐的都是进京学生，下车后就由解放军管理。学生们排成一个个方队，接站的军用卡车源源不断地把我们一车一车学生送到先农坛（？）体育场，等待分配到下面的红卫兵接待站。当时每天都有数十万学生涌向北京，接待任务之大，令人膛目。此时的北京已是人满为患，所有的大、中学校都住满了人，而各地学生仍在源源不断地朝北京涌。首都动员了多少人力物力，恐怕是个天文数字。

我们好像在那里待了三天两夜，每天发放饼干给大家充饥。。

　　三天后,我们终于被安排到位于北京市西郊的北京市第六十七中学，学校东临颐和园，西倚玉泉山。学校接待站建有临时的伙房。“来北京串联，吃饭不要钱。” 每顿大都是大白菜（里面有点肉）、粉丝汤，馒头。 学校早不上课了，教室的桌子凳子堆叠起来，地上铺上稻草，一床苇席加一床军被，就成了我们的睡床。一个教室睡几十人，由解放军负责管理，感动的是解放军战士睡在教室门的风口处，为我们档风。好在有暖气，每晚合衣而睡也不觉得冷。但是早上起来后，看见外面都结了冰，室外还是蛮冷的。

安顿好后第二天，我就向负责的组长请了几天假，背着一袋前几天发的剩余饼干，只身懵懵懂懂前往西安。大哥那时正在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大学读大三，我们相互很久没有联系，此行目的是通风报信，把家中遭难的情况告诉他。我在大哥学校那里只是待了几个小时，就和大哥及他的一伙同学又返回火车站乘车，他们南下串联，我则返回北京。在郑州分别时，大哥给了我五元钱，叫我赶紧还给同学。

回京后，我又回到67中与小组同学回合。

到北京，大家最大的期望与目的，就是等待伟大领袖的接见。这是大串连的高潮，也是所有外出串连的学生最精彩、最神往的一幕。而且当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到京城串连的学生，必获得一次被接见的机会。在等待接见的日子里，我们就按照班、排、连的编队，由解放军领着进行队列操练了一段日子，以等候那个人人翘首以盼的盛大节日——最高领袖的接见。此后，则是自由外出串联。所以，除紧张的操练外，余下的时间便常往城里跑。

外出串联，中午不回来的，可以领2 个馒头或者大饼等干粮带去当午餐。外出串联，公交车不要票，想上那辆就上那辆，想坐到那里就坐到那里。我们不担心怎么走出去，只担心找不着回来的路。

在我们心中，天安门是首都的象征，那是一处圣地。宽阔的长安街，巨大的广场，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这一切是我们在课本上就熟知的，但只有身临其境，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宏伟，什么叫做巨大。

自然，大家第一目标便是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广场上，除了许多红卫兵在那里散发传单外，就是广场上有很多用绳子圈起来的摄影点，外地来的学生，大多喜欢在这里留下一张胸佩领袖象章、手捧红宝书的纪念照片。我们也不例外，在 这里拍摄了串联唯一的一张宝贵照片。

那时，也许是刚经历了“破四旧”，著名的故宫博物馆并未开放，只有一个大型泥塑《收租院》展览，我们顺着人流也去参观了。接着还去了故宫北面的《红卫兵公园》，那是一个皇帝在槐树上吊自杀的地方（后来才知道这是明崇祯朱由检自缢的地方，叫景山公园）。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去了清华、北大。这里是我们憧憬已久的地方，其文G中的一举一动总是令全国瞩目。现在，上清华北大的梦彻底破碎了，但看一眼校园，感受一下其中的氛围，也不枉这一生呀！

　　去了几次了清华北大，只见满校园都是大字报、大标语，我们忙不迭地看，并把那些新鲜的闻所未闻令人莫名惊诧的奇文抄在笔记本上；有的学生在校园散发传单，我们抢下一张，上面总是号外或热点新闻，大家小心地将其保存起来，准备带回去给同学们传看。我们捡了那么多传单，抄了那么多笔记，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由于居住地在西郊，我们还顺便游了附近的颐和园、香山公园、圆明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美丽的皇家园林，它 给了我空前的心灵震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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