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徐夷在东夷集团中的地位

怡然

论徐夷在东夷集团中的地位

徐绍贵 刘晓焕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论述徐夷在东夷集团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徐夷、徐国和徐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首先引用众多方家的观点论述东夷集团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为；接着从徐夷的创始、徐夷的势力范围、徐夷的文明成就和徐文化的内涵实质等方面进行多角度例证。旨在通过这些论述和例证，还原历史上徐夷的本真，从中较为系统地窥测徐夷、徐国、徐文化的发展脉络，凸显徐夷和徐文化在东夷历史文化甚或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东夷、徐夷、伯益、徐国、徐文化

一、引子

在我国东部地区，上古时期活跃着一个由多部落人们组成的伟大的族群，这就是史学家们通常所说的东夷。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学者宋彦泉先生在《东夷族的图腾崇拜》一文中指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部海岱地区史称东夷。”（载山东社会科学院编：《第五届东夷文化论坛论文集》中国·济南，2017年9月，第195页）。

历史上，人们习惯将居于东方的大大小小的部族、方国称为夷。《后汉书·东夷列传序》引《王制》云：“东方曰夷。”（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学者们研究发现，东夷的活动空间和群体分布甚广，山东全境与淮水流域都是其活动范围。尤其是山东是东夷人的核心活动地区。东夷人在这里创造了可圈可点的古代文明，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佳话。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宫长为先生指出：“广义的东夷，主要是以黄河下游、泰山地区为中心，包括山东、辽东半岛、苏皖北部和豫东地区，其中山东考古文化系列，从后李文化，到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最后到岳石文化，与东北地区红山文化，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等，都是土著文明的灿烂光辉。”（见《光明日报》2018年1月28日第11版）。

山东是东夷文明的核心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自不待言。正如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述存先生所述，东夷集团在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成和民族形成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华夏民族的主要族源之一，所创造的东夷文明也是华夏文明重要源头之一。（引自2016年1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9月“第五届东夷文化论坛”达成的《济南共识》也认为，东夷先民在中华早期文明

进程中，在社会组织、手工业、农业、渔业、医药、历法、礼制、乐舞、文字、冶炼、军事、城邦等诸多方面，皆具有特色和领先的创造，遗留下丰富深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东夷文化作为华夏早期文明形式，是孕育中华古代文明母体的重要代表性文化形态，也是齐鲁文化的重要源头，对儒家思想文化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东夷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丰富深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见2017年9月21日《山东社会科学院》官网）

史书常谓，东夷有九种。《尔雅·释地》中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说；《论语·子罕第九》有句话叫做“子欲居九夷”。《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另据《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东夷有黄夷、于夷、方夷、嵎夷、鸟夷、蓝夷、莱夷、徐夷、淮夷等。《论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书中也均屡屡提及九夷。众多学者认为，“九夷”是中国古代对于东方各个土著部落人群的通称。“九”，仅言其多，并非具体数目。这些众多的“夷”构成了东夷。因此，对于这个广义上的“九夷”，我们一般称之为东夷集团。

在庞大的东夷集团中，有一支号称徐夷的人群实在不容小觑，甚至在东夷历史上可以说曾经占有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徐夷所处年代久远，特别是古代志书存有“尊夏卑夷”的观点，实行“尊王攘夷”的做法，一直把炎黄族团视为正统，对其它族团实行排斥的态度。其历史存在常为正统的中原王朝所不容，其辉煌成就也为纪年存史的皇朝文人所有意回避或轻描淡写。因而史籍对徐夷和徐国历史记载很少，后世学者对其研究也不很系统。我们只能从一些史料的只言片语和不多的出土文物中，管窥到徐夷的发展轨迹和辉煌历史。出于这方面考虑，本文试图通过以下论述，弥补这方面的缺憾，还原徐夷这个伟大部族的本来面貌。

二、徐夷的创始

关于徐氏、徐夷（国）的起源，目前流行以下两种说法。

一是舜将伯益之子若木于徐——“赐其姓，封其地”之说。如山东科技大学刘宝春教授在其专著《南朝东海徐氏家族文化研究》一书中涉及“徐姓起源”时说：“徐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部族。早在上古时期，就活跃于今天山东东南部一带。徐人的远古始祖为东夷首领少昊氏。徐族的血缘始祖是少昊之后东夷族另一重要首领伯益。伯益与大禹一起治水，因为功勋卓著，舜‘赐其姓，封其地’，并将他的儿子若木封于徐地。于是开启了徐氏的历史。”（参见该书，中华书局2013年12月版，第10页）。

二是禹或禹的儿子启将伯益之子若木赐封于徐之说。为了感念伯益佐禹治水的功绩，禹的儿子启即位后，把伯益曾经立下治水大功的这片其势舒缓的地带，称为“徐”，封赐给伯益的儿子若木掌管。徐夷因而得名。而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编《徐福志》一书的记载则说禹封伯益之子若木为徐子爵，“是为徐国始祖”：“禹担任部落联盟首领后，先欲禅让于皋陶，皋陶死后，禹又指定皋陶长子伯益为王位继承人。传说伯益为夏禹守丧三年后避让王位给禹子夏启，自己隐居到箕山之北，伯益之子若木被夏禹封为徐子爵，是为徐国始祖。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徐氏也有记载：‘子爵赢姓，皋陶之后也，皋陶生伯益，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自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为周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又一族出于赢氏十四姓之一也。’

由此可见，徐夷的兴起是在夏朝，当时为方国，商朝时为诸侯国，直系祖先就是伯益。”（参见该志书，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2页）

以上两说，前者谓徐夷（徐国）在夏朝之前的大舜担任部落首领的后期即存在，后者则谓“徐夷的兴起是在夏朝（初年）”。两种说法均有一定道理。但相比而言，我们还是比较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这样，若木及后人被舜帝封于“徐”这片区域，史称徐夷、徐方、徐戎，建立的方国就

叫徐国。生活在这片地区的人即以该地为姓，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关于“徐”字，东夷历史文化研究和东夷骨刻文字破译研究专家丁再献先生曾有考证。他指出：“徐”字，在东夷骨刻文中亦有其字，虽然甲骨文暂时还没有发现，但在金文中已有了“徐”，这就已经为今后的徐夷、徐国乃至徐姓氏族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丁先生还展示了徐字的演变过程：丁先生指出，“徐”字位于临骨7图五〇中部偏右处有一从从之符号。金文徐从、从余，邑即国，余表声，从邑应为国名或地名。篆文从彳、从余，应与行走有关。自大汶口文化后期东夷先祖们创造了骨刻文“徐”字，徐夷、徐国、徐姓氏族便从此有了文字记载，为今天我们的徐国历史文化和徐姓望族研究提供了实在的佐证。（丁再献：《从东夷骨刻文的发展论徐国的历史文化》，载中华徐文化研讨会组委会编：《中华徐文化研讨会论文资料汇编》，内部印行，2017年9月13日，第45页）。

关于“徐”字的含义，古代辞书《尔雅》的解释为：“其虚其徐，威仪容止也。”《尔雅注疏》曰：“淮、海间其气宽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汉典·疏》云：“虚徐者，谦虚闲徐之意。”汉代《音意》云：“徐徐，安稳貌。”《广雅》谓之“迟也”。《说文解字》则称：“徐，安行也。”上述这些解释，从字面上体现了徐夷具有安稳、舒畅、威仪、坦荡的胸怀与气度。古代徐夷的疆域，《尚书·禹贡》有记载说：“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厎平。”

刘宝春教授认为，东海徐氏，是指以徐氏最大的郡望东海郡说起的。徐国自夏初立国至商末周初已发展为巍巍大国。其活动范围在今山东泰山以南、曲阜以东，包括莱芜、费县、郯城等广大区域。徐人起源于山东，后来由于战争等多种原因，徐族几次南迁，最后至今安徽、江苏之间的泗县、泗洪一带。（载刘宝春著：《南朝东海徐氏家族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12月版，第11页）

关于徐夷、徐国的由来，一个较流行的说法是：这要从大禹治水谈起。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特别是东部地区，一度洪水泛滥成灾，致使饿殍遍野，人们痛苦不堪。为了治理水患，尧帝命令一个叫鲧的大臣负责实施。鲧用“障水法”，就是发动民工通过高筑堤坝的方式拦截洪水。然而，这洪水却越拦越高，水患越拦越大，历时九年，到了舜帝即位时也未能平息。由于鲧治水不力，舜帝便下令在治水现场的羽山将鲧就地处死。这个羽山，就是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现在属于江苏省东海县的那座小山。别看这山不大，却因为舜帝在这里处死了鲧而变得很有名气。《左传》、《史记》、《汉书》等典籍都有“殛鲧于羽山”的记载。现在羽山南面脚下还有一片湖水叫做“殛鲧泉”，当地人称其为“鲧池”。鲧死后，他的儿子禹继承父志，受命继续治水。大禹汲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采取疏通河道引流而下的办法治理水患。其中，在水患严重的鲁南地区，大禹指挥人员把南北走向的马陵山拦腰凿穿，将流经马陵山东部的沭河水穿山西折南流入淮，从而将这一地区的水患消除。

关于这段史实，古书《水经注》有记载说：“禹凿马陵以通沭水。”这凿开的马陵山

位于今郯城县境内，被后世称之为“禹凿山口”。古代郯城县令还在马陵山西面的沭河岸边修了一座建筑，命名“禹王台”，以资纪念。

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不入，名垂青史。而在此过程中，有一位辅佐大禹治水的前线指挥员和实干家功不可没。这位功臣就是伯益。

伯益，也称益、伯夷、柏翳、大费，是当时东夷族部落徐夷的首领。伯益很有才能。史书记载他懂鸟语，善狩猎，驯牲畜，会稼穑，作占岁，并发明了凿井盖屋等人们生息的技能。（事见《史记•秦本纪》、《吕氏春秋·勿躬》、《淮南子·本轻训》）。有些地方还把伯益作为“土地爷”供奉。日照太阳文化旅游研究院学者鞠志国先生在《伯益与<山海经>考略》一文中指出，伯益作为当时的东夷领袖，部落联盟的主要政治人物之一，协助帝舜管理国家大事，协助大禹治水，到过全国各地，所见所闻甚多。（见《第五届东夷文化论坛论文集》，第123页）

关于伯益的出生地，有学者认为是山东费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沣认为，伯益的发祥地或在今山东寿光或青州。他说，山东省曾有两个含有“益”字的古地名，即位于寿光的益县和今为青州的益都。这些古老的地名，或许与伯益有种历史的联系。（引自网络资料《李沣的博客》）

大禹十分欣赏伯益的政绩和才能。治水成功后，舜帝曾盛赞赏赐大禹。但是大禹并没有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而是实话实说，向舜帝汇报了伯益的功劳：“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见《史记·秦本纪》）。及至后来，大禹为帝，就把国内大政事务交予伯益具体执掌。大禹在一次外出巡视中不幸逝世于会稽，伯益理所当然地总管朝政。然而，伯益是个高风亮节之人。待大禹的儿子启服丧三年期满，伯益便主动让位给启，而自己隐居于箕山之阳及至终老。

关于这段史实，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有记载说：“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孟子·万章》篇中对此也有类似记载。为了感念伯益佐禹治水的功绩，禹的儿子启即位后，就把伯益曾经立下治水大功的这片其势舒缓的地带，称为“徐”，封赐给伯益的儿子若木掌管。徐夷因而得名。伯益的儿子若木在这片土地上建起的方国就叫做徐国。从此，若木及其后代便以国为姓。这就是徐夷、徐国和徐姓的由来。

关于徐夷的远祖，刘宝春教授在《徐国历史溯源》一文及其著作《南朝东海徐氏家族文化研究》一书中也曾有考证，她指出：“结合历史事实，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认为，徐氏（徐夷）应是东夷族首领少昊氏的后裔，而不出于黄帝。”她还指出，远古徐人的活动疆域，与少昊氏的管辖范围基本一致，是以曲阜为中心的东部广大地区。她援引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的论述说：“徐国在周初当在今山东东南部曲阜县附近，以后才迁到南方数百里外。”（参看《中华徐文化研讨会论文资料汇编》，内部印行，2017年9月13日，第28页）

从图腾看，少昊族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少昊，名“挚”，“挚”即“鸷”，是一种猛鸟，从中可以看出少昊族对鸟的崇拜。山东师范大学王志民教授在《齐鲁文化通史》一书中也指出：“关于少昊，最要紧也最可信的传说是这一部族的‘鸟官’系统。”（参看王志民、张富祥著：《齐鲁文化通史》，中华书局2004年12月版，第99页）

另外，我们从唐朝文宗皇帝对其手下徐氏大臣写下的“根生少昊，枝出皋陶，……英英独秀，后裔邕邕”亲笔赞语中，也可以看出，这个结论是前人早已认定的。（参见徐禋纂修：安徽新安《徐氏宗谱》，清乾隆十三年刻本，卷首）

三、徐夷的势力

古代的方国，是指活动在一定区域内，以血缘纽带连接的部落集团。当时的徐夷在少昊后裔伯益的统领下，逐渐成为夏朝乃至商周

伯益的儿子若木被封赐于徐地立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徐夷的国力十分强盛。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方国间、部族间和中原王朝间，免不了争斗。由于战争的成败，早期徐国的位置和行政中心也在今山东南部地区几经辗转迁徙，相继在今山东滕州、费县一带游走，在今山东南部沂沭河流域的富庶沃野郯城及周边地区建立根据地。据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纂修的《郯城县志》的记载说：“郯城县唐虞时为徐州之域。……秦易封建为郡县，以是城为郯郡地，汉改为东海郡，置县十二，治郯县，统领徐州刺史部。东汉分东海郡置琅琊国，东海领县六，晋东海郡领县三，皆治郯县。……”上述记载说明郯城古时候曾长期为县、郡、刺史部的治所，是附近这一地区的行政中心。因而也可以推断，该治所的前身作为徐国的行政中心当是事实。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时世沧桑，加之郯城曾于1668年遭受旷古地震之灾，徐国城池痕迹早已荡然无存。只是在郯城城北一个叫做豹公墩的地方，据清代之前多部徐氏家谱记载，为早期徐国几代开基君主的墓地。（参见清·徐禋撰修：安徽新安《徐氏宗谱》，清乾隆三年刻本）。到了周朝时期，由于战事所迫，徐国的行政中心向南迁徙到了今江苏泗洪、安徽泗县一带，再后来到了今邳州等地，直至消亡。在表现当时徐夷的势力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徐国驹王曾在商末参加过抵制周王朝的战争。虽然对这次战争，史书没有进行正面记载，但我们从《礼记·檀弓》篇记录徐国大夫容居的话里，仍可大致领略到这段史实。在这篇记事文中，容居曾自豪地对别人说道：“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意思是说，当年我的祖先徐国君驹王，曾经起兵向西攻击周王朝，一直打到黄河边上。这位驹王是谁，现无确论，有人说是徐偃王之父。这段简单的记载间接表明，当时徐夷和占据统治地位的周王朝之间的争斗是存在的，并且徐夷的势力也是很强大的。不然不会主动起兵“犯上”的。在当时的西周政权中，徐国强大的的势力一度成为周王室在东部地区的直接威胁。为了稳定西周王朝在东部地区的局势，周公的大儿子伯禽被封于鲁国的都城曲阜为王，号称鲁侯。面对徐夷的不断侵扰，鲁侯伯禽曾亲自率兵在徐国和鲁国的结合部“费”，即现在的山东费县，召开誓师大会，大举征讨徐国。《尚书•费誓》记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甲戌，我惟征徐戎。”“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费誓》是伯禽率兵在“费”这个地方所作的征伐徐国的誓师之辞。这个“费”在今山东费县上冶镇毕城村，与徐子汆鼎出土处的台子沟村相距很近。从周初徐夷势力方炽，成为初建鲁国的严重威胁，以至“东郊不开”的情况来看，徐国当时确实控制着西周王朝鲁国的东面、南面大部地区。这次战役，鲁侯伯禽帅兵以“遂荒徐宅”取胜，占领了徐国的首脑地盘和大片疆域，迫使徐国的行政中心从今山东郯城向南迁出。但是，徐国南迁至今江苏泗洪一带后，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势力又再度强大。至周穆王时，徐夷的势力在整个南部淮夷集团的各个方国中最为强大。穆王亦不得不对其采取怀柔政策。对此，《后汉书·东夷列传》有记载说：“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都城记》也有记载说：“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李白凤先生所述：“徐夷……在商代时，大约一度强大到足以威胁成汤播迁，在周穆王时，徐偃王的势力强大到几乎席卷东南，弄得穆王也只好半公开地承认他成为东方的霸主。”（见李白凤著：《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9月版，第98页）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场重大战役应当特别一说。武王灭商后，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地（今河南商丘）以祀殷商。同时，武王封其二弟管叔鲜、四弟蔡叔度和七弟霍叔处在殷地周边建立侯国，以监视武庚。周武王死，其子诵继位，是为成王。当时成王尚处年幼，于是便由武王的三弟姬旦即周公旦摄政。这引起管、蔡、霍的猜忌和不满。武庚乘机联合管、蔡、霍发起叛乱以图复辟。史称“三监之乱”。这期间，徐国和楚国、奄国等见有机可

也派出军队向西进发，支持“三监”反叛。为此，周公旦举兵东征，杀武庚，废三叔，灭东方诸国。这次战役，徐国虽然失败，但我们仍可看出其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否则是不会主动参加与中原王朝抗衡的。

关于以上观点，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徐才安、蒲含均在《华东徐国的起落》一文中指出：“从商到春秋末，徐是当时中国东边的一个大国，他对华东沿海地区历史上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影响。他可与西周抗衡，他帅商人六族反周，弄得西周东面势力的代表鲁国不敢开国门。……西周中叶，徐国势力又大发展，周围有36个邦国拥护他。……春秋时期，徐国势力再次强大，闹得周宣王手忙足乱，派尹吉普耀兵东南，才使徐君来朝。此后，徐国是齐、楚、吴的争取对象。徐也周旋于这三国之间，最后为吴所灭。”（参见杨玉金主编：《郯文化研究》合订本，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12月，第369页）

另外，我们从古代和现存的一些地名上，也可以看出徐夷的势力对后世的影响。我国自古就有九州之说。而九州之一的徐州，其得名就出于“徐”。并且这个“徐”字，如今已经成为我国一个总人口居第十一位的大姓。而其他几个州的名字则不尽然。

在我国东部地区甚至南方和西部，有许多因“徐”得名的市、县、镇、村。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现在苏北的重要城市徐州市。带“徐”的县、区则有现在河北省的“徐水县”（今保定市徐水区）、广东省的“徐闻县”（属广东湛江市），上海的徐汇区（原名徐家汇）等。在这方面，估计“徐”字的使用频率在全国范围内的区划地名中，相对于其他姓氏也无出其右。

还有一个例子比较有意思。苏北有个盱眙县。许多外地人会将盱眙二字读作于台。而盱眙真正的读音则是xūyí。有学者认为，盱眙在秦代设县时，为避免某种限制，便以字面上不搭的“盱眙”代替“徐夷”而保留了其历史上的信息。古时候盱眙处于徐夷的范围之内。因此，盱眙县名来源于徐夷、徐邑之音转，很可能是一种合理的解释，除此其他任何解释都是很牵强且说不通的。（见网络资料“百度”《盱眙县名字的由来》）

四、徐夷的文明

文明，是指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徐夷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明程度是相当高的。以下，我们试从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的表现加以论述。

（一）物质层面上的表现

从近代各地出土的大量徐国文物中可知，徐夷在当时就拥有较发达的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和工艺水平。比如，青铜器的冶炼与加工、纺织物的制作、农牧渔业生产、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等，在当时都很先进。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出土的徐国编钟，浙江绍兴出土的徐器“铜插炉”和“铜房屋”，山东费县出土的“徐子氽鼎”，河南辉县出土的“徐侯壶”、“徐宝蕴”，现藏于台北市的徐器“王义梵耑”，还有著名的徐器“沇儿钟”、“义楚钟”等，“徐王鼎”、“徐伯鬲”、“徐偃王壶”、“徐髂尹钲”、“王孙遗者钟”、“徐王庚儿钟”、“徐偃侯旨铭”、“豆形兽尊仪”、“大徐王寿铭”、“徐王义楚铺”等，其工艺制作直到现在看来也十分精致。

在这方面，浙江东阳学者徐永生先生曾有专文论述，他指出：“徐为东夷集团中最大的国家，目前，在浩浩茫茫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很少见到徐国的具体经营状态，如经济、生产方面的文字。但是我们从出土文物，特别是青铜器铭文考古中，可以获得一些间接的东西。徐夷的古代青铜器出土文物，主要从商朝中、后期开始，到西周达鼎盛期。青铜器的制作标志着古代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见徐永生著：《徐国史研究》，时代文献出版社，2003年）

1965年，山东费县曾出土“徐子氽鼎”，高21．5厘米、口径22厘米、重3.2公斤，铭文：“徐子氽之鼎百岁用之”，系徐子“氽”随葬之品，同时出土的还有铜箭头等。

1979年4月，江西省靖安县大墓出土了三件青铜器，都是徐国的遗物，其中有一件铭文18字：“雁君之孙徐令尹者旨型，择其吉金，自作炉盘。”炉盘就如现在火盆，雁和偃同音，古文字可以通假。

1982年，浙江绍兴发掘一座春秋大型墓葬，出土的六件青铜器中有三件铸有铭文，这三件有铭文的铜器是鼎、炉、缶。缶的肩部有周铭文因残损未能释读。炉的底部有铭文三行，其中有“徐王之”的字样。鼎的器盖与器肩各有相同铭文44字，标明“徐崤尹自作汤鼎”。据专家考证，崤尹可能是对徐王负责管理祭祀的官。

《尚书·禹贡》里有段话是：“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这段话除了介绍徐夷具有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水路航运技术外，至少还说明徐夷在当时生产、生活文化中有两个方面是比较先进的。一是在衣着方面，徐夷在夏禹时代已经生产出黑色的绸和白色的绢。这是关于中国较早的丝绸品种的记载。二是在文化生活方面，峄阳孤桐、泗滨浮磬都是先秦古籍中记述的音乐材料。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夷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徐国的经济繁荣除了从出土徐器铭文和徐姓家谱及杂史中获取一些印象，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资料上得知一些相关情况。如《中文大辞典》和《中国人名大词典》“徐偃王”条下都曾记载、介绍：“周穆王时徐子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导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得天瑞，……。”以上叙述显示，徐国居然发动人力开凿运河，以水路航运的优势，加强与邻国的沟通往来。试想，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这个宏伟的工程是不会贸然实施的。（二）文化层面上的表现

徐夷所创造的文化带给后世的影响更是很深远的。“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人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见《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孔子的这种仁爱思想至今仍为人们推崇。但是，这个“仁”的思想，比孔子早四百多年的徐夷首领徐偃王，就早已经践行了。《淮南子·人间训》曾称徐偃王为“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徐偃王在周、楚连谋争伐时，因“好行仁义之道”，“不忍斗其人”，选择了回避战争的办法，弃国帅众“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后又南迁至浙江沿海一带。（见唐·韩愈撰《衢州徐偃王庙碑》和清·徐时栋撰《徐偃王志》）。由于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见《说苑》）。在这里，“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之一，徐夷早已做到，且具体化了。孔子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概括，给以系统化整理，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儒家学说。

徐夷文化思想内涵中的“仁”，对孟子“仁政”学说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孟子有句名言叫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孟子·尽心章句下》）。然而孟子的这一思想，早他近六百年的徐偃王就已实践了。在大战面前，为使百姓不受荼毒，偃王宁愿放弃江山社稷，放弃自己的王位，而与百姓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可以说，孟子的这个仁政学说，就是基于对徐偃王行为的认同而做出的恰如其分的理论诠释。

同时，由“仁”生发出来的“孝”、“义”、“忠””、“恕”等儒家思想，早已是徐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家学说信奉推崇的“礼”、“智”、“信”，也早在徐夷代表人物作为的事例上得以体现。著名的“季札挂剑”的典故就是诚信的范例。

说的是鲁襄公廿九年（公元前544年），吴王寿梦派其子季札出使上国，北过徐地时会见徐国君亘王（亘，通“桓”）。徐君看到季札佩带着一把宝剑，心里很是喜爱，但没好意思说出。季札也看到徐君爱慕的表情，打算出使回来后就把宝剑赠给徐君。然而，没等到季札回来，徐君便已逝世。为了践行自己心中的承诺，季札便把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从者问：“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许，岂以心倍（背）吾心哉!”这就是“季札挂剑”的由来。试想，如果平时徐君

不是诚信之人、仁义之君，季札有何必要如此回报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呢！

《礼记·檀弓下》讲述的则是“徐君使容居吊丧”的故事，也颇有气度。说的是邾娄国考公丧礼，徐国君派容居出使吊丧。容居欲行王制之礼。邾娄国掌司者拒之曰：“外方客人来到我们这里，应该臣行臣礼，君行君礼，君臣礼杂行者未之有也。”容居理直气壮地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徐于诸侯无所不用王制也，容居我虽然是一个愚鲁之人，也不敢忘记我的祖先立下的规矩。”说得堂而皇之，体现了“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之礼。

徐器“沇儿钟”的铭文，“惟正月初吉丁亥，徐王庚之淑子沇儿，择其吉金，自作和钟。中翰且扬，元鸣孔皇，孔嘉元成，用盘饮酒，和会百姓。涉于威仪，惠于明祀。吾以晏以喜，以乐嘉宾，及我文兄庶士。皇皇熙熙，眉寿无期，子子孙孙，永保鼓之。”描述了阖家几代人老幼有序，和睦相处的情形。说明“礼”在徐人家庭中早就得到了体现。

李白凤先生在《东夷杂考》一书中指出：“从徐夷的居地和文化发展方向来研究，它不仅和古老的莱夷族、黽族属于另外一个系统,而且和所谓的‘诸夏’也有其不同处；就是在青铜文字中，它的风格也有其特殊性。它不仅发展成为春秋以后的吴、越文化，甚至荆、楚文化也受到它极大的影响。这种纤细柔美的文字风格甚至对于田齐文字也有些影响。在器物的花纹方面，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试把春秋以后滨海铜器制式和花纹和中原铜器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其风格变化的差异。另外，徐夷在生活方面似乎与商民族的好尚也有不同。从青铜器制作方面来看，商民族好饮酒，所以酒器种类特别多。而徐夷族似乎在音乐方面有着特殊的爱好。仅从出土乐器来看，徐夷在乐器制作方面是起着革新作用的。”（李白凤著：《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9月版，第96—97页）

1993年，苏北邳州梁王城遗址九女墩古墓群中出土了19枚青铜编钟，分别有铭文记载涉及徐国历史，还有“徐王之孙，永宝之用”的字样。（见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邳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2月版）钟与磬均为古徐国宫廷乐器。这些乐器的发现，一是说明徐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同时也表现了“礼”的发展程度。正所谓：“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见《论语·阳货》）。有“礼”有“乐”，四海升平，政通人和。早在两三千年前徐人就提出“礼乐”的认知，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

东夷人的审美和绘画水平也很高。从目前国内出土的文物来看，东夷部落的彩陶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属于上乘。现存南京博物馆的彩陶，几乎都出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邳州大墩子遗址、邳州刘林遗迹。位于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屏镇桃花村锦屏山南麓的将军崖岩画更是丰富多彩，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天书。岩画中还有一些星象图，说明东夷人在那时就具有较高的天文认知能力。

本世纪初，骨刻文在山东被集中发现。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考定这些刻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距今约3500年—4600年，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以上彩绘、崖画、星象图、骨刻文，虽然作者无考，但从这些文物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仍可认为是徐夷人的杰作。

总之，徐夷创造的文化不仅是当时华夏东方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之一，而且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到广东浙江，西至江西贵州，北迄山东河北，东至黄海之滨，从全国各地已被发现整理的几十个古代有关徐人的考古遗址来看，都有力地说明了徐夷文化影响之深远和传播之广泛。直到今天，由古代徐人总结编创的《徐氏家训》、《徐氏格言》等，仍是指导人们谨言慎行恪守遵循的行为规范，对于推动当前我国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5、结语

徐夷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和灿烂的文化。徐夷人建立的徐氏方国，从夏启九年创立至周敬王八年（前512年）消亡，历时1600多年。其间，徐夷人才灿若繁星。有伯益、若木、豹公、驹王、偃王等早期开拓者和奠基者，也有在中国历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各方面名流。徐国消亡后，徐人在中国历史上仍不乏佼佼者。秦朝有率众东渡日本的徐福，东汉有南州高士徐稚，西汉有水利家徐伯，三国时有走马荐诸葛的徐庶和魏国大将徐晃、吴国大将徐盛，南北朝时有数位辅国重臣和文学巨擘，唐代有纯臣徐懋功，宋初有文学家书法家徐铉，元末有著名起义军领袖徐寿辉，明代有开国大将徐达，科学家徐光启、旅行家徐霞客、书画家徐渭，明末有农民起义军首领徐鸿儒，清代有词坛才女徐灿，抗英重臣徐广缙，抗日名将徐骧，民族英雄徐邦道，近代有民主革命者徐锡麟、民国临时大总统徐世昌、画家徐悲鸿、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现代则有开国元帅徐向前、大将徐海东、教育家徐特立等。

在徐夷早期重点活动的临沂地区，仅正史记载籍贯为东海郯城的古代著名徐人就有：徐诜（战国时期秦国宰相）、徐宁、徐湛之、徐羡之（南朝宋司徒）、徐孝嗣、徐勉（南朝梁中书令）、徐摛（南朝政治家、文学家）、徐陵（南朝政治家、文学家）、徐伯阳、徐有功（唐初司刑寺丞）等。这些至今都是徐人引为自豪的翘楚。

徐夷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灿烂的徐文化。通过以上论证，我们不难发现，徐夷的地位在整个东夷集团中是举足轻重的，其上千年积淀下来厚重的徐文化也是很有特点的。宿迁学院中文系教授程芳银、宿迁市委党史工办主任金国旗在其编著的《宿迁史话》一书里指出：“徐国族群庞大，力量强悍，疆域广阔，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历经不屈抗争，国都多次南迁，书写出一部内涵丰富的壮烈史，推动了我国特别是华北、华东历史经济文化的发展。”（参看《拂尘四千载，最忆是古徐----大型系列报道之溯源篇：一个绵延1600多年的古国》，载2010年8月25日《宿迁晚报》）

我们认为，这个评价是很中肯且合乎实际的。诚如江苏泗洪县政协副主席、长期从事徐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刘朝文先生所说：“徐人创造了灿烂的徐文化，形成了仁厚淳朴的徐国民风。徐文化之于鲁文化、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是独立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之外的一支淮河文化的源头和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成为南北两大文化体系的桥梁和过渡。”（见2010年8月25日《宿迁晚报》）

作者简介：

徐绍贵 山东历史学会会员、山东徐氏文化会副会长、《山东徐氏文化》主审。

刘晓焕 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孙子研究会理事、山东省范仲淹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地名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