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84，——记在刑警队的那段日子

金钟

1981年春天，因为新疆的南疆铁路已经铺轨通车，我所在的老部队——铁道兵第二指挥部机关准备撤编，这时正巧赶上中央军委决定第四批军队干部转业，而且这次转业名额比较多。

听到消息后，我马上向组织部门递交了要求转业的申请书。因这次时机比较巧（一是我们的机关撤并人员需要分流到其他单位；二是这次转业干部的数额比较多），因此我的转业申请很顺利获得了批准。

当年各级地方的政法机关（尤其是公安局）非常缺人，上级要求第四批军转干部必须有50％充实到政法队伍，而且这50％之中的半数要分配到那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的公安机关。

我是这批军转干部中比较年轻的（27岁，正连职），所以没有任何挑挑拣拣的理由，尽管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地方上的其他部门条件更好些，如商、粮、供、外贸、五金、物资局等行业最吃香，但我只能服从分配转业到公安局。

1981年夏天，我们机关里确定转业到公、检、法的军人，在新疆的南天山深处阿拉沟驻地，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派来的专职教员进行了授课学习。按照下发的教材，大家统一听课，讨论，考试，经过半年集中培训，使我们增长了知识，初步掌握了政法工作的基本要求。

这期间，我己通过临沂地方上熟人联系妥了安置单位——确定分配到临沂地区公安处。谁知到了8、9月份，我们单位的军转干部们陆续都接到了转业安置的通知书，唯独我迟迟没有音信，最后得到的消息是在山东省公安厅调剂中将我给安排到枣庄市公安局了。

为此，我和家里人又大费了一番周折，最终将分配名额又重新调回到临沂地区，但经这一折腾，临沂地直单位军转安置工作已分配完毕，最后无耐之下，将我分配到临沂县公安局刑警队报到。

1981年冬天，军转干部培训结束，我办理完转业手续，于12月底在乌鲁木齐乘火车返回了家乡临沂，和家人们一起过了一个欢欢乐乐的春节。

1982年3月1日一大早，我穿着摘下了领章、帽徽的旧军衣，持军转干部介绍信到临沂县公安局报道（位置是现在的沂州路北段的兰山公安分局家属院），由此正式踏入了警营这个崭新的阵地。

那天，有县公安局政工股的马进法股长接待了我，他看了介绍信，先简单问了下情况，做了个登记，就打电话让刑警队来人接，记得是刑警队张桂明副指导员来政工股，他接到我并领到了刑警队的办公室（现在的兰山公安分局考棚街驻地），那时刑警队办公室非常简陋，除了几间破瓦屋，再就是院里搭设的几间防震棚。

▽下图是我刚从部队转业不久，穿着己摘掉领章和红五星的旧军装，在临沂地区汽车配件公司家属院里拍的。

我是1982年3月1日正式报到上班的，当时的县局刑警队共有20多个人，全县公安干警总数约100多人（包括交警队和各乡镇的公安特派员）。当年我们第四批转业干部40多人一次性充实到县局后，大大增强了公安警力。

我刚到县公安局报到时，当时的局长是主进元（刚宣布调走命令），由教导员范明峻主持工作，副局长是杨家启（分管治安），刘元法（分管刑侦），曹宪义（分管交通），另外还有一位刚从部队转业的张志田副局长。

县局的刑警队长叫李洪义，指导员孟庆全（负责技术），副队长是沈玉龙，内勤是牟晓利，侦察员每两个人共同使用一个小办公桌，平均1人用一个抽屉。

我刚到刑警队时，跟着老刑警们一块出发，开始很不适应这儿的工作环境。但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和练习，在老刑警的言传身教和指导下，我慢慢的也就熟悉并适应了。

我的体会是：在基层刑警队工作，一要有很强责任心，要耐住艰苦，不但能够做到吃苦耐劳，还要随时应对和处置各种危险情况。二是要善于走访调查，会分析观察各类人和事物，这方面需要侦查员开动脑筋，多想办法。三是业务能力要十分精通，要会记文字材料，会整理规范的文书卷宗，这项工作是很考验一个侦查员能力的。

八十年代初，临沂县局刑警队只有两台旧三轮摩托车，侦查员外出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骑自行车，到全县各乡镇出发都是两个人一组结伙骑车去。

记得是1982年秋天，县公安局准备组装一台吉普车用，因为我在部队时熟悉小车，局领导专门抽了我参加装配，经过近二十天的努力，我和葛绪彬，尚金良，高振学，石立富几个人克服困难，到处寻找零配件，硬是凑合着组装成功了临沂县公安局第一台北京吉普车，当驾驶员石立富开着新组装的吉普车在临沂街头风驰而过时，曾一度成了大家议论的新闻。

▽那时期的公安人员服装还是蓝色的，戴国徽和红领章，后来改为大盖帽。

基层刑警队的工作充满艰苦和风险，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开始很难适应。

1982年4月，我刚到刑警队一个多月时，李官乡仙子峪村东的“紫子山”发生一起拦路强奸案，受害人是二个少女，她们大白天在走亲戚的途中，被歹徒拦截并强奸，发案地位于半山坡的公路边，发案时周围行人很少。

接报警后，我和另一位侦查员负责盯案，当时住在李官乡政府的大院里，我们连续二十多天不能回家，在离临沂城几十公里的偏远山村，每天由乡公安特派员张纪明陪同调查，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周围村庄挨家串门，逐人调查访问，迎着困难，顶着压力，直到查清事实真相。

还有一次是1983年6月，八湖乡村外的狼蔴地里发生一起恶性抢劫、强奸案。接报警后，我和沈玉龙副队长，蔡明堂公安特派员负责盯案，当时吃住在相公镇平墩湖村委里，生活条件非常差。我们白天串街入户走访，晚上还要忍着蚊虫盯咬找人谈话，就这样一鼓作气连续半个月，终于查清了作案人的真实姓名住址，但因作案人己窜至外省，我们后来又开展了追逃工作。

1982年夏天，临沂城内曾连续发生针对女青年的恶性流氓案，犯罪分子利用夜间专门跟踪下夜班的女工，趁其不背从后面突然持刀专捅屁股，在一个月内先后致多人受伤，这消息短时间在临沂的城内传开后，弄的老百姓人心惶惶，影响很坏。

刑警队为侦破此案，组织专案组并联合辖区的派出所共同破案：一是调查走访摸排线索。二是组织夜间在重点路段守候，力争抓获现行。我当时在夜间守候组。

有一天夜间我在银雀山路中段正在蹲坑守候时，约凌晨一点多钟，看见东面有一个人影正悄悄向西而来，这时正巧车站派出所的高治山所长下夜班路过，我告诉他让注意点，我持手枪在原地继续守候，高所长骑车向东去察看情况，谁知那个人发现不妙，突然拐入北面的小巷里欲爬墙逃跑，紧急情况下，高所长只好掏枪射击，“叭、叭”两声清脆的枪响过后，将那个黑影从墙头上打下来了。

我当时听见突然传来的枪声后，知道发生了意外，连忙向东奔跑到小巷子里去追踪，在巷子里头借着灯光看到是一个男青年正卧在地上，捂着被子弹打穿的小肚子“哎呦、哎呦……”不停地叫唤，地上还淌了不少鲜血。

我赶紧跑到附近的临沂地区车辆监理所大门口值班室，用电话向局里汇报情况并请求救护车支援。

当晚，市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将受伤的嫌疑人拉到医院，经紧急抢救后才脱离了危险。

事后进一步调查，这是一个家住东关街外号“阚六”的惯偷，当晚正准备出来作案，谁知被蹲坑守候的公安人员发现，仓皇跳跑中挨了枪子，辛亏当晚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性命。

1982年冬天，我们刑警队费尽千辛万苦破获了一起特大流窜杀人案，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主犯抓获归案押在看守所内。

谁知就在看守所关押期间，由于预审人员在早上提审时工作麻痹大意，导致杀人罪犯在预审室内突然跳窗并爬墙越狱逃跑了。

因为这个案子开始时是我经手侦破的，比较熟悉罪犯的情况。于是局里马上让我和另外二个侦查员乘车迅速赶往罪犯可能落脚的地方——山东高密县去追逃。

案发当天下午，我们乘车抵达高密公安局，在求得当地公安局全力配合情况下，连夜在几个重点人员家里开展佈控。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凌晨，当风尘仆仆彻夜潜逃而归的杀人犯刚一进门，便被我们埋伏的人员按倒在地生擒抓获。一场惊心动魄的抓逃行动顺利结案。

1983年6月，正是麦收时节，白沙埠乡的大墩村里发生一起強奸案。

一个年轻农妇夜间在家里睡觉时，被人悄悄入室强奸，罪犯逃跑时，慌乱中在大街上失落了一只布鞋。

接报案后，我和高振学二个人骑摩托车去看现场并进行初步调查，我将秘密捡到的布鞋悄悄带着找人辩认，工作中正巧被本村的一个中年妇女认出来是自己丈夫的。

于是我们不露声色地在村里守株待兔，下午五点钟，终于将赶集回来的犯罪分子抓获，开始他还想抵赖，但在铁的证据面前，他只有低头认罪。

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当我和高振学一块风尘仆仆，骑着三轮摩托车将抓获的罪犯押回县局时，受到局领导的表扬。

1982年7月，我到刑警队工作三个多月后的一天上午，九曲乡有群众报警：在村外玉米地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

接警后，孟庆泉指导员带我们去现场勘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凶杀案现场。死者是一具女尸，穿着很鲜艳，看上去约二十多岁。但在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由于夏天炎热气候，庄稼地里密不通风，当时尸体已经严重膨胀发泡，尸身上面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蛆虫，现场充斥着刺鼻的尸臭气味。在勘察现场时，大家虽然戴着厚口罩，但一个个仍呛的喘不过气来。

现场尸检勘察工作连续进行了近三个小时，一直到下午二点多钟结束时，饥肠辘辘的我们才顾上吃点午饭。

但当我看到饭菜时，不由人地想到那红肿发胀的臭尸，虽然肚子很饿，但心里直想呕吐，自然什么胃口也没了。

后来又经过几次勘查和尸检现场的磨炼，我见的多了也就习惯了。

1984年1月，那是个严冬季节，我们接到朱保乡一个村庄报警：有群众在村外的玉米柴垛里发现了一个无名人头。

在勘验时发现，这个无名头髅像个中年人，脖颈上的创口切割很整齐，初步调查周围几十里村庄也没有认识和失踪的人。

后经多方协查，终于弄清了这是临沂城内失踪的一个流浪汉，外号叫“憨六”的人头。

又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我们抓获了杀人凶犯，这是一个在临沂城内正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人干的，他老家在案发地附近村庄。

其作案原因令人难以置信：这个青年人爱唱歌，几次报考音乐学院没能过线，他感觉自己音道有问题，便盯上了在大街上的流浪汉“憨六”，因为他认为“憨六”每天在大街上吆喝，嗓门特别大，便由此动了杀机，想研究一下“憨六”的嗓门，以提高自己的唱歌技巧……。

作案前，他精心准备了工具，利用欺骗手段杀死了这个流浪汉，又切割下他的头髅，悄悄带回老家藏在村外玉米柴垛里，自己抽空去研究琢磨了几次，谁知不小心被野狗发现，将人头给咬出来了……。

至此，案情真相大白。

1983年春天，全国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严打刑事犯罪”斗争，这次严打行动中央直接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掛帅动员，工作中实行层层督导，严打宣传声势很大，严打涉及范围极广。

公安机关是当时三年严打斗争中的主力军，我们作为县公安局刑警队员更是骨干力量。

严打斗争刚开始时，县公安局各科、所、队以空前的力度，雷历风行的作风，第一次行动就迅速抓获了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

记得义堂镇有个营子村，在严打第一次集中行动时，全村竟然一次被义堂派出所刑拘了36名违法人员。

由于严打斗争中抓获违法人员数量太多，导致关押犯人场地拥挤不堪，特别是案件审查力量严重不足。

为解决这些问题，临沂县政府临时征用县委党校教室作为关押场地，同时组织力量紧急修建新的监狱；另外由政府出面从各部门又紧急抽调了一大批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严打斗争，配合公安部门进行审查工作。

严打开始时，由于我当时己经在公安局刑警队工作一年多，公安业务基本熟悉了。所以严打一开始，局里任命我为一个“严打审查组”大组长，刘鲁同志任副组长，全组配置了十几个人一起活动；另外还有县检察院、县法院的几名同志参加这个审查组，我们这个大组具体负责审查从义堂、付庄、程庄等重点乡镇抓获的违法人员，任务十分艰巨繁重。

在工作中，我们始终严格掌握标准，同时明确分工和进度，将大组又分成若干小组，实行责任包干，使办案效率大大提高。

那段时间，大家一心扑在严打工作上，深入乡镇农村，不分黑白昼夜地加班加点，根本顾不上休息，更顾不上照顾家庭和孩子。

整个严打进程中，由于我们严格按照上级要求，掌握政策界限，防止冤假错案发生，所以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自1982年3月至1984年8月，这两年多是我从军营到警营转折的第一站，本来是打算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上干份清闲舒适的工作，谁知阴差阳错又投身到一个更加艰巨繁重的战斗环境中。

好在我不怕吃苦，能耐疲劳，学习和进步都比较快，虽然工作环境变了，但军人本色不变，加之公安队伍军事化管理和纪律，我都能很快适应并履行神圣职责。

褪下绿军装，换上橄榄绿，初心不改，牢记使命，正是因为我在县刑警队基层两年多艰苦的磨练，为我后来三十多年的警营生活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坚实基础。

感谢踏入警营第一站后对我曾热心帮教的各位老公安人员，是你们教会了我如何面对复杂环境，坚持做到无私无畏，迎难而上，严格执法，勇当先锋。

▽这是我在刑警队工作期间，1983年冬天年终总结受到表彰，佩戴着大红花在刑警队院子里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