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城北徐公609041733

美好的回忆

老家门前

村景

收油菜籽

我的童年

徐丙根

童年，我们是非常快乐的，尽管哥哥比我大两岁，很少和我一起玩，我和堂兄、邻居的双胞胎徐二、徐三等却常常聚在一起，我们玩得很愉快，也很“成功”。为什么呢？

我们发明了“链条手枪”——这枪的把手部分是木头的，枪管是铁的，一般截取一段喷洒农药的细水喷管做成，然后通过链条固定在把手上，链条就是自行车的链条。这枪要在现在一定是属于明令禁止的管制产品，因为它已具备了一定的杀伤力：一扣扳机，随着枪声，枪管里的子弹（铁钉）便带着黄烟飞出枪膛。哪怕是一丈开外的小鸟，只要是神枪手，它也难逃厄运。

还发明过一种“弹壳炮”。那是备战备荒的年代，经常有民兵实弹训练，于是在训练场上便留有大量的弹壳，我们就把它拣回来当废铜卖钱或者留下来自己当玩具。我们在弹壳里填进一些火药（就是火柴头上的药），用一颗小铁球或钢珠紧紧地塞进弹壳口（必须是密封的），再用一根粗铁丝扎紧弹壳尾部，把炮身牢牢地支撑在地面上，便成了一门小炮。使用时，用浸过煤油的棉球在炮的尾部下面燃烧，加热炮的后身。几分钟后，只听一声轰响，铁球便带着浓烟飞出几丈之外。这种炮的杀伤力可比链条手枪大多了。

那时的晚上，生产队经常开会，而且一般都是把我家当会场，在我家开会。社员们开会，小孩自然就得 跟着一道来了。他们开会，我们就捉迷藏、“打仗”等，玩各种各样的游戏。

记得有一段时间，生产队办扫盲夜校，教师是插队知青。所谓扫盲夜校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也确实教几个字。我跟随母亲进过他们的夜校，教室就在生产队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几根长木条拼在一起就是课桌。板凳自己带，黑板是打谷场翻晒粮食用的木板掀。从那个开办不足一个月的学校里，扁担大的“一”字也不认识的母亲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说来也有趣，母亲虽然不识字，可据称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包括乳名和学名）还是她给起的呢！

跨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不久，全国上下掀起了“批林要批孔，斩草要除根”的大运动，学校更是首当其冲。“批林要批孔，斩草要除根”——那时幼稚与天真的我是这样理解的：斩草只有除了根才能有效，因为如果不把根铲除的话，草照样会长出来的，所以批林当然要批孔了，而至于林、孔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并不知道——多么荒唐的推理。我好奇地在公房门口、墙上、室内看着各种各样的漫画、标语——那时已经是文革时代，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了，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标语、漫画。

当年，国家规定，年满7周岁方可上学。那时的学制是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但是，到了1972年9月我6周岁时便想上学了。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姐姐和哥哥的成绩都很好，他们经常被老师和周围邻居们夸奖，因此，我非常羡慕他们，而学堂也便十分地吸引着我。然而，我最终还是被学校拒之门外，当然了，主要还是因为年龄不够。印象中似乎还和身高有关系吧——我小时候直到上初中时，个子算是比较矮的。直到1973年春节后我才得以进入学堂，成为一名小学生。

但是，我队有一个我的同龄人赵RZ，那时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不久，家中人丁实在太多。他母亲一个被称为“张三小”的坚强的女人送他上学了。他只比我大两天，他能上学，我为何就不能呢？

至今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大概是因为他没有父亲吧，在学校里时大家总是欺侮他，骂他，打他，他终于可怜巴巴地退学回家了。张三小便带着他来到学校又哭又闹，连跺带跳地骂呀骂——她还能怎么样呢？可那些小家伙们照样一个劲地欺侮他，尽管他已经退学了……。

好动和天不怕、地不怕是所有男孩的共同天性，我也不能例外。有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约好去掏鸟窝。来到麻雀窝最多的公房里，我第一个顺着柱子爬到屋顶，左手拉着撑木，右手去掏鸟窝。不知怎的，一个不小心从四五米高的柱顶摔了下来。还有一次，我从筛稻谷用的钢丝筛下穿越时，不知谁恶作剧地将支撑木突然抽走，害得我一下子被约2.5米长、1.5米宽的沉重的钢筛压在身上，当时就喘不过气来。

至于春天土墙引蜂蜜、夏天树枝黏知了、秋天晒场钻草堆、冬天雪地网麻雀，都是我童年常玩的游戏。我的童年充满了懵懂、童趣和快乐。

老妈的责任田

儿时的梦想——八十亩沟桥已跨越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