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东莫斯科：大汉寨村 红色村庄革命家庭

贯灼

作者：張 策、又名張允献。

　 儿怀念父亲张宝成

　在旧中国，我的父亲带领一个大家庭，像在风雨中飘摇的一支小舟，历尽艰险，乘风破浪，终于驶向彼岸。进入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伟大祖国一片光明。

　　1.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处境困难的家庭

父亲张宝成，字庆西，出生于清末的1899年，是家中独子。我的祖父张芝兰，字阶生，家谱中记载是“郡廪生”（清代府、州、县须经岁科两试成绩最优异者，由官府供给膳食、补贴家用的学生），是个贫弱书生。祖母孟氏，是位封建社会传统的农村小脚妇女。家里虽然守着30多亩薄地的祖业，但生活境遇并不宽松。

祖父36岁就去世了，父亲时年两岁，由祖母寡居抚养成人。祖母坚强担当，勤俭持家，节俭度日，供我父亲读书。30多亩地只能请人耕种，祖母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父亲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参加越来越重的体力劳动，由于先天和后天的营养不良压弯了腰，两腿也罗圈变形。父亲务农、读书两不误，这对当时的封建意识是革命性的行为，也是我父亲胸怀志向的体现。

我于1926年11月出生，父亲给我取名允献，字衍澧。那时，父亲正当青春气盛之年，兴家立业雄心勃勃。他要我哥读书，要我务农，家中土地由30多亩发展到78亩，成为村里人丁兴旺的新发户。直到日军侵华战争爆发，父亲兴家立业的计划终成泡影。

　　2.带领全家不怕牺牲，全力参加抗战

我们家族中埋伏着三个共产党员，即张廷浚、张殿元、张秀峰。張殿元是我三祖父张徴兰的大儿子，30年代初入党，他写标语、撒传单、搞暴动，革命行动非常积极。后因家贫到北平打工，没有找到活又生了病，贫病交加，饥寒交迫，冻饿而死。我被作为他的义子，把他送进祖坟入土为安，这一切都是父亲的安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29军英勇抗战。蒋介石倒行逆施，命29军撤军南逃。国民党政府地方官员纷纷携款潜逃，一时全国进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土匪蜂起，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在我父亲等人的领导下，大汉寨老少爷们组织动员起来联防自卫。人们把残破的寨墙、寨门重新修好，全村人熬更守夜站岗放哨，保卫家园。连我这10岁的顽童也拿起了红缨枪，要打“小东洋”。这都是我父亲等村里主事的人倡导的，决定坚决抵抗，誓死抗战，那时只有拼命一条路了。

3.四支队把革命红旗插在大汉寨

四支队是国民党在统一战线情况下给这支部队的番号，实际上是中共直南特委于1937年10月组建起来的抗日队伍，是由红军干部培训的子弟兵。四支队年于当年年底开来汉寨，队伍安坐在村西门外。村里当时出现准与不准部队进村的两派意见，一派要打。这件事情争议很大，我父亲和广僧爷、宝堂伯伯是主进派，认为这是军队不是土匪，不能打。最终这种说法占了上风，寨门大开，把四支队请进村来。

四支队军人穿一身灰色新军装，军容整齐，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进村。我们一群顽童就追上了，他们完全不像29军那样让人觉得害怕。我们一直堵在小学门上，看着他们整理铺草。这时走过来个扛枪的人，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小兄弟，我教你们唱歌好不好？我们说：好。他就把我们带到广场教唱“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这个教歌的人名叫马学义。他说，你们组织儿童团好不好？我们都说好，他就拉住张秀峰的手说叫他当团长，又拉住我说叫他当歌咏队长，就这样几分钟就把儿童团成立起来了。我们嘹亮的歌声在大汉寨久久回荡。

四支队在我村住了半月20天，把村里抗日救亡组织都建立起来了。农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自卫队各个组织都活跃起来。党员的组织发展工作也顺利开展。夜校也办起来了。至此汉寨村的抗日根据地建起来了，人称“清东莫斯科”。

大汉寨村至今80多年过去，仍然爱党爱国的红旗招展，这里有我父亲等老一辈的杰出贡献。

4.除暴安良，大义灭亲

张宝举是张宝堂的哥，也是我父亲远门的哥，是同一个大家族。张宝举，地主，开药铺，有线有地。他在我村和邻村称霸，准都不敢惹他。他娶了个小老婆名叫麻巧，大人小孩都看不起她。张宝举穿着特别考究，十分显眼。他夏天穿一身白绸，脚穿皮鞋，头戴白色礼帽，戴一副黑墨镜，比电影中的高级特务都吓人。他经常和麻巧俩人骑两辆自行车，耀武扬威地出出进进到处晃悠。家里人都看他们太不顺眼。

我听父亲说平素还是尊重他这个哥哥的。某天父亲看场在场里睡，张宝举从我家场地南寨墙上出溜下来。他对我父亲说：二弟，我把前头的xxx（忘了名字了）打死了……我父亲说他提着斧子，一身血腥臭气熏人。他是个杀人凶犯，横行乡里的恶棍。

日本人来了以后，我们家族长，也是我们红色胡同的掌门人张广僧，性情豪爽，正气凛然，在我们家中说一不二，人们都很尊敬他。他早就注意上张宝举了。

广僧爷很喜欢他的三儿子张秀峰和我。那天下午天黑之前，我到广僧爷家看见广僧爷、宝堂伯伯和我父亲三位长者在说事情。我听见广僧说，这个人不能留啦，他不当汉奸就当土匪，会闹得四邻八家不得安生……我只听到这里，就跑出去玩了。

我后来听说就在这时，他们三人议定，派跟张宝举一起开药铺的张廷壁和张易谦立刻去张宝举家结束了张宝举的性命，为村里除了一霸，大块人心。

在当时的无政府状态下，我们红色胡同的家法、自治权还是很严正的。

5.我父亲教了一辈子书，是不折不扣的教育家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我家学屋教私塾，后来当了多年的小学教员，直到1960年才辞退民办中学教师到北京我家养老。他辛辛苦苦教了多少学生！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

父亲原来不让我上学，要我务农，怕我一上学学懒了。以后我母亲对父亲说，你叫咱献也认两个字吧！父亲这才叫我进他的学屋门，虽然时间很短，他教我背熟了三字经，又学了论语，还写仿字、学珠算。

那时和我一起学习的还有四个人，他们是张允恭（张超）、张秀峰、张秋忙（张曙光）、张兆渭（绰号：二短腿）。他们四人都是六塔高小的毕业生。当时清丰县没有一所中学，所以他们没有升学，在我家学屋进修。

我家学屋是个单独小院，屋门放有一个大瓷缸，缸里种了荷花，水里还有几条金鱼。学屋东北方向有片平地，父亲自己开垦，年年种一片名花“十样景”，百花争艳，象征各个学子学业有成。学屋确实是个读书的环境。我们读书都要读出声，还要闭起眼晴高声背诵，从胡同过往的行人都可听到一片念书声。

以后父亲转到小学去教书了。

我不知父亲教学有多少工资收入，也不知享受什么学校福利，但我知道农村小学教师的待遇银低，属贫困知识分子群体。

现在每年有个教师节，教师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优秀的教师群体里应该有我父亲的位置，别人忘了他，我们后辈子孙不要忘了纪念他。

張 超（又名：允恭）

这1945年在南乐县当县委书记时的照片

　　汉寨内村红色区域

当年清丰县委会，就在汉寨内村，秘密领导主持县委工作……

6.我家就是县委会

1938年起，我哥張超（允恭，字衍洁）就在家门口担任党的领导职务。1940年4月，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成立了行署、专署、县政府，在这之前两年多时间中共都是作为地下党、秘密党。虽然和国民党政府搞统战，可他们不管共产党人吃饭，光抗战不管饭，说不定哪会儿会反叛就抓人。

这期间地县委在我家：召开多次会议，参加会议人员都不管饭，少数外地领导人住在学屋，由我家管饭。

我哥张超（允恭）任清丰县委书记，把县委机关带进我们家，县委组织人来人往，给我的父亲母亲和嫂子增加了沉重负担，但他们不厌其烦。

县委组织部长陈玉斌住在我家学屋。他是陈村人，是我八竿子打不着的老亲戚，我平时都喊他：三哥吃饭啦。有一次我趴到他耳朵上轻声喊：部长吃饭了，他马上站起来瞪着眼，板着脸，好象恨不得把我吃了，不依不饶，他是怕我暴露他的身份。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至于吗，你怎么突然对我这心凶？后来我理解了，确实当时做共产党干部是很危险的。我和这个三哥一直好兄弟。

这时县委组织部的代号是“赵振邦"，来往文件给“赵振邦”，就是给组织部的，这样赵振邦也就成了陈玉斌，陈玉斌就改名赵振邦了，以后我和三哥相处了多年。

有一次，赵振邦从我村到五仙镇去，他左胳膊挎个竹篮，内放文件、手枪，用毛巾盖住，伪装成走亲戚的人。有三个敌兵，看见他就埋伏在芦苇坑中，他走过去就被捕了。两个敌兵抓住他的胳膊，一个提着枪押送往十字村方向。那时是夏天，在走下路沟的时候，四人排成一条线，他手脚也出了汗。就在这时他的机会来了，他奋力一挣脱手了，拼命顺着路沟往回跑。敌人打了几枪都没有打中，他一口气跑到留固左家他外祖母家，这次遭遇非常惊险。他受到了地委书记郭超的表扬。不久成立顿丘县，赵振邦任县委书记。

　　赵振邦面容俊秀，两个虎牙，一笑俩酒窝。他对人和善，群众关系好。他说话有较大的语病，有次听他发言，他老说：这个话里话呀，他说一句就画一道，不长的发言，我给他画了六七个“正"字。散会后我对他说，你哪来的那么多“话里话”，我给你记下了30多句“话里话”。他一听很吃惊，啊，我说了那么多废话呀，我说你改改吧。我们两个的亲情不一般。

白潜同志于1939年数次住在我家学屋里，时任地委组织部长。后在四地委、八地委任书记多年，再后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长，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之后调党中央，在中央财贸部副部长。那时他在财贸战线工作很出色，党中央十分器重他。他多才多艺，年轻德劭。他是我哥哥的战友，给我父母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和他很有缘，一见面我就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从此我在他的领导下茁壮成长。他听到我在县委机关工作，马上把我调到地委机关在他的身边工作。不到一年，给我变换了五次工作。1942年他把我调到高内县委当秘书，接着他任县委书记又把我调到区委锻炼。他回地委任组织部长立刻叫我随他任干事。我们一起渡江南下，又一起进军大西南，他当贵州省委组织部长时，我任茘波县委书记。我被中组部选调做干事，没过多久，他在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任上被中央选调中组部任财贸处长。邓小平任中组部长时，白潜是他的爱将，五十年代末我和白潜一家都住在辟才胡同71号院。我和白潜、芦琪夫妇的缘分就这样难解难分，他就是这样关心爱护我，热心帮助我，赛过兄长。那时候，我们天天见面，亲密无间。

宋任穷纪念白潜同志写了四句话很贴切：党性坚强，联系群众，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白潜是我学习的榜样。

地委书记郭超和夫人赵森也在我家吃住过，他们对我父母都很敬重，我看到郭超和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唐亮（55年授衔上将），坐在我家西院谈工作。在我们家住过很多党和国家的栋梁，我们一家老少与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做出了贡献。

张 策 （又名：允献）

1945年的照片，时年19岁。

7.我家是拥军模范

八路军二十一团战功赫赫，威名远扬，已列入光荣战史。

大汉寨是21团的“家”。战士们说不打胜仗，对不起大汉寨的父老乡亲，无脸回大汉寨。军民情谊深。

21团团部就在我家，我哥任县委书记，军队与地方一家亲。团长胡乃超、政委曾凡有在我父母面前都称晚辈。我在80年代去八宝山参加一位老同志的追悼会时，碰见曾凡有政委，他当时在国防科工委工作，是少将，我们还都记得彼此，热情叙旧。

这里我要说说团长胡乃超这个大英雄。他在英雄谱中是个明星。在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进门面对着的墙上，书写着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名将英雄，榜上有胡乃超的名，1944年时，他任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牺牲在滑县的双村营战斗中。

胡乃超是吉林人，原在东北军，是抗日名将吕正操加入中共的入党介绍人。他于1940年随南进支队追击，讨伐国民党叛军石友三、孙良诚、高树勋，从冀中打到冀南，又打到冀鲁豫，立下累累战功。

1942年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一年。我任高内县委秘书，有一次到地委机关办事。地委机关随分区地委活动，这时日、伪、顽、杂、会五方面敌人盘踞在我家乡，我军转移，各村都严密封锁消息。我在村外巧遇胡乃超，他正在村外观察地形，看见我非常高兴，像久别的兄弟喜相逢，他把我领进村，免去岗哨的严格检查。我办完事胡乃超又把我送出村很远，难舍难分，站在村外目送我远去。他的亲情我记忆一生。

21团是毛主席建军路线指引下的红军八路军，是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人民子弟兵的缩影。

21团仅就在汉寨驻军期间，大汉寨村民看到的战斗英雄故事就可以写本书，拍成电影作为历史佳话传留后世。

连政治指导员何鸿业很能打仗，我俩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后来任八十年代组建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

8.我家最红，在战争年代中九死一生

由于张超在家乡做县委书记的知名度，我父母、嫂嫂和侄女芳蕊、侄儿贯五、贯三、贯一老少七口都作为共产党八路军家属成为敌人的捕杀对象。老的老小的小，天天提心吊胆，疲于逃命。经过多少次日本鬼子扫荡，经过多少次国民党反动派的进功，一家老小无任何防卫能力，只能在村里村外小范围的八圈里东躲西藏，亲戚朋友都不敢收留，没有回旋余地。在敌人占据期间，全家九死一生，艰难地度过了非常危险的时期，我们家当时的危难可想而知。

我听父亲说，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功占据了很多地方。有一天父亲躲出村去，猛然看见迎面从南边过来一些敌军。他躲不开了，只能在路旁站立，心里非常紧张。敌人带队的是一个骑高头大马，带着黑墨镜的军官，这军官很远就看见我父亲了，他下马叫卫兵牵着，自己走近我父亲，说：大爷，我是广三，还记得我吗？我父亲一时想不起又不便直说，支吾寒喧了几句应付过去。这个广三带队路过我村没有停住，也没有时间对我村造成危害，父亲捏了一把汗。

这个广三我熟悉。他叛变了。1940年清丰抗日县政府成立，似乎他担任也武装科长，名叫周广三，人们都喊他周二虎。他是沙河寨村人，但住在我村。他喊我二弟，喊得挺亲热。时间不久，黄克诚领导的二纵队途径清丰，周广三随二纵队走了，不知以后何时叛变了。这次敌人如果在我村驻足，是不会放过我家和全村父老乡亲的，想起来真是令人后怕。

战争年代我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也不敢在家久留。记得在陆凤祥担任清丰县委书记时，我和哥哥一起回家，躲到野外睡觉。在我家祖坟西边地里躲开大路走小路，挖了个一间房大小的地窖，我家乡叫“地荫”。我哥和张银书（张光涵）、老陆四个人买了一个烧鸡去地荫里睡觉。陆凤祥是江苏人，说话银风趣，他吃鸡吃骨头，吃鱼不吐刺。我哥说老陆说得好，你吃骨头我们吃肉。老陆说就这吧，不和你们争食。大家在哈哈大笑中开吃。我们苦中也有乐，斗志昂扬。

9.我的父母有个好儿媳

我的嫂嫂王翠慈，1934年结婚到我家，她是我家顶梁柱。

她进门时我刚8发，她给我第一印象我就喜欢她。她长相俊美，聪明贤惠。她从娘家留固王家带来一部先进时尚的织布机，马上安装在东屋北头房间内。她做饭，照顾一家吃完饭后，就在机器上“哗啦哗啦”地织布，这台织布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村里没有第二台。她织出来的土布经纬线稠密，布面光滑平整。我嫂子一下子在全村出了名，成了我们村上闻名的巧媳妇，我祖父和我的父亲、母亲都非常嘻爱她。她把我看成亲兄弟。

她是我母亲的好帮手，分担了繁重的家务负担，她扶老携幼，伺候奶奶又照顾公婆，竭尽孝.伺候奶奶至5年后去世。奶奶在世时看见她就笑。

我父母的晚年生活靠嫂嫂辛勤劳动，靠她和她的儿子、媳妇养老送终。她辛苦了一辈子，她是我们家顶天立地的女性。

嫂嫂王翠慈带着她对我说的“兄弟，咱家成分不好”的政治压力，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理解我的嫂嫂，想起我欠她太多，恩情我还不清帐了。嫂嫂原谅我吧，安息吧！

2020年10月1日写于病房

張 超、張秀峰（时年：21岁）、張 策（时年19岁）。

1945年8月后期，日本鬼子投降后，張秀峰在平汉军区机关做机要员，骑马探家。張 超在南乐县当县委书记。張 策在地委组织部工作。他们邀在一起，去清丰县城照的照片，以示祝贺留念。

張 策、張 超兄弟俩。

張曙光夫妇、張 超、張 策。

合影留念

張 策夫妇、張曙光夫妇、張 超夫妇。

合影留念

張 策、張秀峰夫人和女儿小鸣。

2018年正月初三在北京医院照片

張曙光、儿子女儿，張贯一、女儿。

2019年革命圣地单拐留影

張贯三、張 京。

2019年家乡留影

　　我度日如年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日本鬼子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抢光、烧光、杀光，毁灭性的大扫荡中。

1942年，我任中共内黄县委会秘书，县委书记李冠英（即为x维杰，清丰人，他坟埋在八宝山公墓礼堂门外，南侧第一排），付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们常下区村，不常住机关，常住机关的是组织干事郭韶华，粮秣员戴明道（六村人），交通员二和善（姜村人），李x英的大侄子通信员小三，xxx。

晚秋的一天，得到日本鬼子扫荡的消，我们机关在沙区的中心李候村，咈晓又转移路洲村。这两村在xx“四一二”大扫荡房子烧光了，枣树被剧很多，是重灾区，在这村和县政府机关住到一起。政府机关秘书（没有副县长）张欣如带队，我们和张欣如商定向北转移一个小村（村名似是马井）。进村后，我坐在路北一家老乡的门里，炊事员从驴身上拿下米袋子做饭，就在这时，村西头有人大声喊叫：来啦！我听见，站起来就往村东头跑，村外都是枣树，日本鬼子的歪把子机关枪就响起来了，距离我们跑的人很近，机抢描高了，子弹打断许多枣树枝叶，落在我的头上身上，没有打住人。歪把子机枪的响声清翠，子弹是炸子，弹头小威力大，打伤不好治。

我拼命跑进枣林，向东又转北，在树林中郭韶华、戴明道、小三我，我们四人汇合了，因情况不明，不敢走出枣树林。只好在那座待下午。

在太阳将要下山了，我们四人顺着一条大路向西走，我们前边有一男一女走亲戚，男的还背着包袱，在我们前边急四头还加快了步伐。我们发现有情况，看见从南边扫荡回县城大队敌人，我们四人不敢前进了，就近跺进一处破砖瓦窑坑里隐蔽下來，敌人牵着抢的牛驴，背着抢的财物。走到距我们近处，约四十五十米处，一吹哨原地休息。我们真害怕，又不敢出来跑，又怕被发现。在敌人射程之内，很近了。我们三个人手提手枪准备着打敌人，我看见戴明道打多嗦发抖，用手捅了他一下，老戴说，你看你还不是我一样。等了一阵，敌人走了。我们看着敌人走了，就出来继续向西走。

太阳已经下山，我们看见一个砍x柴的人，这个人正是六区区委书记李铎。他说，他也看见我们了。饿了一天，要李铎快给找饭吃。

李铎把老戴和小三留在他的住处，领着郭韶华我到离内黄县城八里路的司马村中共六区委x委李玉梅录。李给我们弄了饭吃。李说，敌人正在清乡，不能在家久待。我领你们到野地里隐蔽起来。他领我们俩到村外他家黄豆地里头，我和郭韶华睡在黄豆拢x之间（约一尺的距离）。李说，你们不要动，明天若无情况，我来送饭，我们躺到那睡了一夜。第二天，等老李送早饭，等到中午还不见人。我俩心里很恐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又不敢动。这时真的感受度日如年了。我们一秒一分难过，看着太阳老不移动，好似钉子钉死在那一动不动。真难熬，一直到太阳落了，老李才来，给我们送饭。李说，他们村里有个在城里当伪军的人给他说，你们家里那两个八路军，叫他们出来吧，要抓他们，他们能跑得了吗，他的意思是他没有想抓。

我们吃了饭，就一溜烟跑回根据地太平村了。到了太平村真觉太平了，轻松。

以后想，那时看见敌人扫荡回城了，看见李铎也应弄点吃的跑回根据地呀。那时我才15周岁，心眼不夠啊。

2021年1月6日星期三

北医A816张

張策同志永垂不朽

这是中组部审批的生平最后一句

怀念伯父張策

于2023年8月15日下午不幸去逝享年97岁

小编：知灼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