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作战时的亲人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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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对越自卫还击战四十一周年 午马老山系列之二 作者:周锦荣笔名:午马编辑:韩水霖 　　人都有亲情，人都不该忘了亲情。 老山作战时的亲人情结刻骨铭心，难于释怀。 泪别亲人 1985年9月，胜似天堂的苏南，盛夏虽过，但天气还是热不可耐。正在昔日的皇帝粮仓——太仓休探亲假的我，每天伺候和逗玩着出生不到4个月的女儿——周西。 小家伙还挺乖，白天吃饱了，不管谁逗她都咧着小嘴，舞动小手朝人笑；夜间给她喂一次奶、排一次尿，就会不哭不闹睡到天亮。虽然有时感觉有点烦，但对于过了而立之年才有子女的我，还是挺开心，一家人能够团圆，其乐融融，这正是游子期盼的生活。 “有你的信。”正当我在家享受美好小家庭生活的时候，一天下午，妻子下班回家带回来一封信。信是我营导弹连副指导员王登奎来的。 我很诧异，一般在休假期间不会有战友尤其是下属给我来信的。我抱着孩子，急匆匆打开信件，看着看着，我傻眼了。原来我师在8月底就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赴滇轮战的预先号令，9月份已经完成了摩托化步兵师的改编，即将奉命赴老山地区参加对越防御作战。 看完信，首先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历史的重现。 那是1979年，我正在军校上学，还有几个月就将毕业。 2月17日晨，我边防部队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了。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很震惊，感到很突然。 学校及时给我们传达了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 这个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然后向全体城镇居民和有关边境居民传达的通知，让我们了解到的事实是：我国人民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期间，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民族牺牲，战后，又积极援助越南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重建家园。但是，黎笋集团由于自己的民族扩张主义（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受到我们党的理所当然的反对，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背信弃义，把昨日信誓旦旦地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做敌国，疯狂地驱赶掠夺迫害越南南北方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把昨日并肩作战的盟友柬埔寨当做鲸吞的对象，大举出兵，侵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和大片领土，同时不断挑起中越边界冲突，步步升级，越来越猖狂。他们侵我土地，毁我村庄，杀我军民，破坏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定，制造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其险恶目的是长期骚扰我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破坏我领土安全和国家威信，配合苏霸在我北方的威胁和在印支地区以及整个东南亚的扩张，危害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事实反复证明，同越南侵略者打交道，已经不能委曲求全，忍耐已经被当作软弱可欺，劝告、警告一概成了耳边风。 他们所散布的所谓和平谈判完全是对世界舆论的欺骗。他们欺人太甚，我们忍无可忍。所以，中央经过反复考虑，为了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给越南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 我们这场战斗的性质是正义的。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后，我的一些同学的原部队接到了赴前线参战的预先号令，传说要召回在军校学习的学员去参战。这些同学中，有的担心提前毕业，返回原部队去打仗；有的则希望尽早返回部队，争取去前线。那几天，与我同宿舍的一位学友也是寝食难安，因为他所在的部队也在做参战的准备，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们在一起关注前线战事进展的同时，常常分析他被原部队召回参战的可信度。 不久，新闻媒体传来了新华社广西、云南边防前线3月5日电：“中国广西、云南边防部队被迫对越南侵略者进行自卫还击，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现奉命自1979年3月5日起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自卫还击的战斗结束了。 　　那些想参战和担心去参战的同学也都安下心来，一如既往地、平静安详地走进教室、走向训练场，继续完成学业。 然而，1979年3月，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我军撤回之后便班师回营，并没有“严守边界”，而越军却大摇大摆地占领了边境上大多数骑线点，在上边驻兵、修工事，继续在我境内侵扰挑衅、制造事端。于是，便发生了1981年的法卡山、扣林山之战，1984年的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之战。于是，便有了5年之久的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 没想到，那年没轮到参加自卫还击作战的我所在的部队，这次却轮到了参加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 虽然我是一名军人，从入伍那天起就有打仗的思想准备，但已经度过了13年和平军旅生涯的我，当打仗真的来临时，还是想了很多很多。 年初，在部队确定精简整编第一批干部转业时，我和来部队探亲的妻子一起找到团长张铎和副政委徐锡荣，向他们提出了转业的要求。他们说我是团职干部第三梯队的第一人选，有希望提升到团的领导岗位上，劝我能留下来。当时我自己也分析，虽然在正营的岗位上已经干了三年多，但因从正连职直接提拔上来的，兵龄不算太长，年龄也不是很大，上过军校，又有中专文凭，即使团里答应我的要求定下转业，报到上级也不一定能批准。所以，转业的事就拖了下来。 现在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乡政府工作的妻子马佩娟，虽说官不大，但工作很认真，也挺忙，还常常要进村入企开展工作，难得照顾到家，现在添了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靠妻子一人带是困难的。请个保姆吧，咱一个穷当兵的没有那个经济承受能力。我的老家在常熟农村，弟弟也当兵在外，家里只剩年迈的父母，他们在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刚实行分田到户不久，责任田需要有人帮耕。 部队的情况也起了变化。张铎团长和徐锡荣副政委在部队第一批精简整编中确定转业，而经过团党委常委会讨论，已经上报作为团政治处主任人选的我，由于个中原因被师下派人员顶替，失去了升职的机会。 9月23日，我又接到昆山籍战友——三营营长樊金根的来信，他告诉我团主要领导已做出调整：任职不久就上学，上学回来开展工作不久的政委就地免职休息，由在我团担任过保卫股长、三营教导员，后调师机关任职，现在是师后勤部政委的张凤辰回团担任政委；团长是由兄弟团的参谋长李其安出任。 面对家庭的现状和部队失意的处境，我决意在部队对精简整编的编余干部处理时力争回转家乡。我的这个想法妻子当然求之不得，父母也翘首期盼。可是现在部队要打仗，团主要领导也换了，我的转业愿望能实现吗？ 部队打仗的消息，对妻子是瞒不过去的，但我不想急于告诉她。自从在部队提干后，我每次探亲假几乎都没有休完整的，中途会被部队的电报召回。这次要打仗，部队肯定会来电报催着回去的。等等吧，等部队来了电报再告诉妻子。 　　说来也怪，这次竟然一直不见部队的电报，大概新上任的团主要领导很能体谅下属，让我这位将要上战场、生死难料的军人在家休完假期。 眼看着假期一天天临近结束，那几天我真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白天有时发呆，夜晚常常辗转反侧，难于入眠。我的这些反常举动，还是被敏感的妻子察觉了。在她的再三追问下，我把战友的来信给她看了。 “回部队后能否依据家庭的实际情况提出转业。”妻子震惊之余跟我商量着。 “部队精简整编编余干部的转业量不会大，又是在部队参战的特定条件下，即使提出转业的申请，也很难获准。”我给她分析着。我还告诉妻子，现任政委张凤辰原来就是我们团的人，先前一向很关心我，对我不错，在这个时候，我很难向他开口要求编余。 “如果实在不能转业，那你就安心去，家里的事不要多想，我会处理好的。”妻子毕竟是国家公务人员，也是共产党员，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军队的需要发生矛盾时，还是能从大局上考虑问题的。 在得到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后，我虽身在家乡，但心已飞回到了部队，开始思考着怎样把部队顺顺利利带到前线，怎样把全营鲜活的官兵一个不少安安全全带回来的种种问题。 父母是要瞒住的，因为他们面对不了如此严峻、残酷的现实。 国庆节刚过，我就准备归队。 10月3日上午离家时，我把女儿交到母亲手上，对着还不懂事的女儿刚说“西西，要听好亲婆（奶奶）话”时，喉咙里一下子似乎被什么卡住了，再也说不出话来。我紧紧地抱住母亲和女儿，失声痛哭，站在旁边的妻子也哭了。 母亲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泪人似的我，再看看我的妻子，她很纳闷，以前每次离家，不曾见我流过泪，也不曾见我妻子掉过泪，这次怎么了？也许是因为我顾及女儿吧，所以她也没问什么。 当天下午，我在妻子和她的姐夫吴惠良、侄儿吴斌，还有从县城下乡教太极拳的陈阿姨陪同下，坐面包车到达上海，晚上由妻子和姐夫将送我上火车，踏上了归队的旅途，也踏上了参战的征途。 我在10月5日归队后，知道编余干部已确定，我不在编余干部之列。同时，我被同乡战友和我营官兵求战的热情所感动，坚定了等打完仗再考虑转业的决心。 我部江苏沙洲（现张家港）籍原机要股长钱义忠，1982年患肠癌手术后一直在家休息，等待死亡的降临。就是这么一个被医学界判了“死刑”的人，怀着宁愿战死疆场，决不等死在病床的赤子之心，十次“走后门”，终于获准回到了告别多年的机要工作岗位上，最终实现了走上战场的愿望。 　　我营一些官兵面对家庭的种种困难或本人的伤病，坚决要求参战，上演了一幕幕感人的求战剧。 同乡战友和我营官兵赤诚的报国心，高昂的求战情鞭策着我，鼓舞着我，我能犹疑退缩吗？！不！我再不提、也不想转业的事了。 在紧张的赴滇准备间隙，我整理了在军营的个人物资，将书（主要是在军校上学时的一些理论方面的书）和到南方用不着的一件翻毛皮大衣和一双翻毛皮鞋，用炮弹箱托运回家。这是我当兵13年的全部家当。我在箱子里放入了写给妻子的信，信中嘱咐她：“书给我保存好，如能回来，我要看的；如我回不来，等女儿长大了给她看。”后来我知道，这封似遗言的信，妻子看后趴在办公桌上痛哭了一场。 我也给在福建沿海前线某守备师当侦察班长的弟弟写了信，嘱咐他：“万一我回不来，你要照顾好父母，代我为父母尽孝；替我把你还未谋面的侄女抚养长大，让你嫂子改嫁″。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封信在弟弟他们班里传阅后，那些在水泥场地上练摔打不皱一下眉头、在大海里练武装泅渡不叫一声累的铮铮铁骨的战士都哭了…… “万一”后的事交代、安排完毕，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战前准备工作中。 然而，11月21日，我突然收到电报：“母来部队，能否见面” 。原来，母亲带着我的女儿到我妻子那里，听到一些熟人在议论我参战的事，被蒙在鼓里的她将信将疑，找到了我写给妻子的信，不识字的母亲把信拿给她的侄女看，才知道我真的要去打仗了。于是，她想来部队。 接到电报的当天下午，我派人到驻地的洛门邮局给我妻子发电报：“接家电，母要来，请劝阻”。母亲是制止了，可她执意要我妻子来部队再看看我。 11月29日上午，妻子一人来到部队。 她到部队后看到的是车、炮都已穿上了伪装网，房子的窗户已封住，只留了门；我一天到晚忙的基本不着家，整个军营弥漫着战前紧张的气氛。 因部队规定干部家属带头在12月10日前离队，所以，妻子仅来队11天，就要离队了。 11日凌晨两点多，我和已经改装为榴炮三连的副指导员王登奎、营部志愿兵肖泽川、通信员张麦民、司机许新建一起，将我妻子送到武山车站上火车。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妻子不停地哭。 当她上了火车，列车员关车门时，我指着哭泣着的妻子对列车员说：“我们部队有点情况，这位女同志是到上海的，请你一路上多关照。 ”我部的行动，铁路部门是知道的。这位女列车员很理解此时此刻参战军人与妻子的离别情，她说：“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 无情的车门关上了，阻隔了我与妻子的对话交流。 列车在本站原本只停留3分钟，可是电气化的线路突然停电，列车停在那里一动不动。整整一个多小时，我站在车厢外看着妻子在车厢门里面哭，却又无法安慰她。 多么难熬的等待与离别啊！我不想让我的部下看到我流泪，更不想让已经痛苦不已的妻子看到我哭，我强忍着泪水，默默注视着她。 终于，列车的汽笛声响了，随着慢慢滚动的车轮，妻子在车上挥动着双手，大哭起来。我和我的战友们追随着列车，边走边挥手与她告别，直到列车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 无情的列车带走了我最亲爱的人，也给她带去了无限的悲伤和牵挂…… 牵挂亲人 身在战场的军人，面对来犯之敌，他们怒目而视，像一头雄狮，用手中的武器向敌人发出胸中的怒吼；面对死的威胁，他们临危不惧，冲锋陷阵，昂首笑迎敌人的枪弹。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钢铁战士，他们是真正的男子汉。 然而，身在战场的军人也是人，他们有自己的父母、恋人、妻子、儿女，他们也有七情六欲。每当战斗间隙，每当假日来临，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思念家乡，眷恋亲人。此时的他们柔情似水，含情脉脉，是情感丰富的男人。 我也不例外。在离家的日子里，在战区、在战场上时时牵挂着劳作中的父母。 1986年5月23日，老山战场上，我穿着背心，挽起裤管，正带着营部的部分官兵，顶着烈日，在山坡上的梯田里为驻地百姓老杨家插秧。当我抬起头，伸值累弯了的腰时，我又想到了我的父母。 身在农村的父母，生养了我姐、我和我弟弟。姐姐已经出嫁，我和弟弟都当兵在外，家里仅剩年近60岁的二老。那时，刚分不久的责任田要靠两位老人来耕种，解决吃饭生计；那时，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地迅猛发展，大部分“泥腿子”都进乡镇企业打工赚钱。我父母也不例外，在乡镇企业里从事一些简单劳动，除了增加收入，保障日常生活开支外，还要为盖楼房、为我弟弟成亲增加积蓄。 由于父母都在乡镇企业工作，责任田的耕种，除了农忙时工厂放假劳作外，大部分是利用早晚时间来完成的。好在姐姐嫁得不远，就在一个村上，农田里一些重体力活常常有姐姐和姐夫帮做。 年老的父母既要打理农田，又要到工厂上班，那种劳累程度是难以承受的。然而，自从我参战后，为了照看我的女儿，母亲无奈辞掉了村办企业的工作。这样，不仅少了一份收入，而且也少了一人打理农田。家庭经济来源和责任田耕种的双重任务都落在我父亲一个人身上。 村干部考虑到我母亲因带我的女儿而离厂，没有了经济收入，所以给了我母亲每月26元的补助。这是村里对参战人员家属的照顾，虽然杯水车薪，但我还是很感激的，给村干部去信表示了谢意。 父亲是在镇办的砖瓦厂上班，干着冒着窑内高温进砖坯、出砖块的重体力活。每当我休假在家看到他下班回家时那身已经被汗水浸透并留下了白花花汗迹的衣服，真心疼，所以我一直反对他去干这个活。 可是父亲却考虑在砖瓦厂上班虽是苦一点累一点，但上班时间短，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早晚，可以腾出更多的白天时间在责任田里干活。因此，他始终不愿放弃这份工作。现在，家里责任田的活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我是多么希望他能辞职，一心一意干农活。我除了写信劝说外，只能央求我的妻子劝阻父亲。尽管父母一向很尊重我妻子的意见，但唯独这件事，父亲当着我妻子的面答应好好的，过后却依旧在砖瓦厂上班。 能够在近期内为父母帮耕和替父母减轻生活压力的，只有等到已经服役四年的我的弟弟复员回乡了。 然而，1986年7月中旬的一天，在福建沿海某守备师特务连任侦察排代理排长的弟弟来信告诉我，他被领导推荐，免试保送上军校学习，档案已经调走。 那时候我部也在开展这项工作，我曾于7月初给弟弟去信，希望他能争取免试入学，没想到他还未收到我的信，就已经被领导推荐确定了，足于说明我弟弟四年部队生涯是出色的、优秀的。 免试保送上学的条件很苛刻。团给了我营一个指标，我查遍了全营所有的班长，没有一人完全符合条件，后来还是上报了条件相对全面一点的营部指挥排侦察班长师金舟，结果获准了，也送他走了，但到了军校经体检，身体不合格又退了回来。 真可惜！残酷的战场生活摧垮了年轻战士的身体，也毁掉了一位有志青年的军官梦。 我弟弟能够上军校是件好事，虽然不能立刻回家为父母减轻劳作负担，但军校毕业提干后跳出“农门”，用不着盖楼房，这样可以减轻父母为盖房、为他娶妻的经济负担。我既为他能上军校而高兴，也多了份没人分担父母劳作之苦的担忧。 　　然而，没有什么背景的我弟弟，被借以班长任职时间少三个月的理由而退档。他的师首长在为我弟弟上军校名额被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子女挤占而惋惜的同时，动员我弟弟作为技术骨干转志愿兵留下来，但我弟弟权衡再三，还是脱军装复员回乡了。 自从收到弟弟告诉我档案已调走，等待上学通知后的一个多月中不见他的来信，给他去信也不回，我很担心，因为他们侦察排每年夏季都要下海进行武装泅渡训练，怕出什么意外。直到9月下旬收到他的来信，才知道他失去了难得的上学机会。 我原以为他会因此而消沉，但从他的来信中，看到他的态度是正确、积极的，看到他有在地方上干一番事业的决心。 凡人大概每经历过一次磨难，会更加成熟一点。 弟弟复员返乡，我既感到遗憾也得到慰籍。遗憾的是他没能在部队继续发展，慰藉的是父母可以得到他的照顾，我也可以稍微放心一点。 作为长子，身在战场上的我依然牵挂着父母的劳作、健康，同时作为丈夫，我也牵挂着病中的妻子。 "教导员，您的信”。 1986年7月30日，在战场遭遇特大洪灾后，我带领榴炮二、三连指导员给因交通中断快要断炊的观察所送粮、送菜，对观察所官兵进行“八一”建军节慰问。晚上，疲惫不堪的我刚回到营阵地指挥所，通信员张麦明就给我送来了我妻子的来信。 身在前线，盼信之心情尤烈。 夫妻生活是那样的甜蜜和令人陶醉，而前后方异地分居，并经受着战火威胁和痛苦煎熬的恩爱夫妻，唯有书信才能把两颗滚烫的、热恋的心连结到一起，相互传递健在的信息、挚爱的情感和无限的思念…… 我们几个同乡战友只要见面或通电话，首先问的是家属来信没有。与几位同乡战友比，我收到妻子的信是最少的。刚到云南集结地不久，吴江籍的二营教导员徐贵全已收到家属6封信，我却收到妻子1封信。后来，当他收到12封时，我只收到2封。当然，写信最少的可能也是我。昆山籍的团司令部协理员张振元，每月逢1的日子给家属写信，每个月就是3封。我想学他，把写信的时间固定下来，但我做不到，到逢1的那天有事，没时间写就要落空，因此还是视情况而写。 其实我写的也不算少。妻子非常珍重我参战期间给她的信，把我写给她的每一封信都编上号，夹在一起，完整的保存了下来。战后我清点整理了一下，从1986年元月1日到达云南集结地给她写的第一封信起，到1987年6月10日回撤至洛门后给她写的最后一封信的一年半时间里，总共写了60封220页约50000字的信，平均每月也有3封呢。 妻子因为忙于工作和家务，给我写信少一点，我是理解的，但主观愿望上还是希望她多来信，最好是天天收到她的信。因为战场上再无别的可盼，只盼在信上和爱妻多团聚。如果长时间见不到妻子的信，总是放心不下的。有一段时间40多天没见到妻子的来信。这么长时间见不到她的信，这在平时也是很少有的现象，在战时，更让人心急、盼望。而每次收到妻子的来信，心里总是乐滋滋的，那种溢于言表的状态，身边的战友都理解，也因此会受到感染。 　　看到妻子来信了，我一下子来了精神，可是当我拆开信，看着看着，我的心又一下子收紧了起来。 妻子告诉我，她是在病中给我写的信。她从7月10日到写信的17日一直病着，患额头炎，血压只有60－80，头不能竖起，竖起来就想吐，其中有4天没有起床，只能靠邻居给予照顾。给我写完信后，准备让乡长派车送她回支塘，到我家里休息，由我父母给予照顾。她在信中说，病后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十分痛苦。邻居看着不忍心，让她给我发电报，叫我回去。但她考虑到我在战场上带兵打仗，就没有给我发电报。 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妻子工作很忙，尤其是一到夏天，工作很紧张，而天热了，她吃不下饭，尤其是乡政府食堂的大锅饭更让她没有胃口。自己做吧，没时间，也不方便。所以，每过个夏季，人都要瘦掉不少。劳累，吃不好，加上为我担忧，她终于病倒了。 看到她身患病痛，4天躺在家里未起床，我心里很难受。我可以想象到她的难处，我也理解她在病中的心情。病痛中的一个人要比平时更思念亲人，更需要得到亲人的照顾和关怀，而我远在边疆，身在战场，没有在她的身边服侍，让她遭受了比其他病人更多的痛苦。 这种感情上的债我欠她的太多了，现在却没法给予补偿。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信安慰她，给予她精神上的鼓励。 我告诉她，身体还是需要全面检查一下，血压低总是有问题。另外，头不能竖起来，起来要吐，是不是神经衰弱。我叫她不要为我太担忧，要乐观一点，在家多休息几天，不要急于上班，多和女儿在一起，从中寻找乐趣，这样精神上得到慰藉，对缓减病情可能会有好处。同时，希望她要加强营养，补补身体。夏天到了，多买点水果吃。不要考虑钱，食堂里有喜欢吃的菜，贵一点也要买来吃。 我真想为她分担病痛，但又不现实，只能靠纸上写的几句暖心肠的话，给她实行精神疗法。 自从接到妻子在病中的来信后，我好几个晚上都做噩梦，真应验了那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语。 我向几位军医请教什么是“额头炎”，他们说的症状和我妻子信中讲的完全不一样。我把她信中讲的病情说给马兵海军医听，马军医分析可能是患了“美女氏综合症”。于是，我把马军医的诊断告诉妻子，并跟她说我们刚结婚不久，我也得过此病，还是她陪我去医院看的。如是此病，问题不大，很快就会好的。我还希望她思想上不要太紧张，精神上的愉快对身体的健康是大有益处的。 那些日子，我特别想见到她的来信，然而来了信，心里还是有点害怕，主要是担心她的病，怕打开信没有好消息。拆开妻子8月中旬的来信，让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她告诉我她的病好了，已经回单位上班。 妻子虽然病愈了，但我还是牵挂着。 因为家庭的负担由她一人扛着。我知道弟弟复员回家后要结婚，家遇结婚大事，一向受到我父母信任和被我弟弟尊重的她少不了要操办一些具体事；家里的住房要调整，我们住的房间要让出来给弟弟做婚房；弟弟婚房要装修，我们的房间是否也要一起翻新；结婚事情多，父母会为之焦虑，特别是母亲在焦虑时会来脾气，难免在我妻子面前会有过重的话或有我妻子不如意的事。在直塘，我们现在只有一间公房，厨房设在公共楼梯间下面，要弯着腰、低着头才能走进去。乡政府在为机关干部盖新的住房，我们能不能分到，如果分到了还要装修，等等。这些事都要由妻子自己去面对和处理。 我的安危是她始终担忧的。她不仅担心我的生命安全，还牵挂着我的战地生活。她从我寄给她的照片上看到我穿着背心、裤头的照片，知道战场上很热，给我做了内裤和西装短裤寄来。西装短裤质地很好，穿在身上大方、雅致。她还给我寄来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其中有一种叫“嘉应子”的果品，我还是第一次吃到。 我转业问题也是她忧心的事。若不是打仗，也许我已经转业了，但转眼到了参战后期，转业的问题又摆到了议事日程。如果我转业，就有个去向问题，她也就存在随调问题。这些事也让她非常忧虑。 为了她的健康，我给她寄去一瓶“九维他”，是补充多种维生素的，但愿能助她开胃，多吃一点饭。女儿不吃奶了，我建议她把给女儿热奶的煤油炉子拿回直塘家中，下班后买点喜欢吃的菜，晚饭自己做，虽然做饭需要时间，会晚一点吃，但自己做的可口。 为了让她能够减轻精神上的压力，我让她买台收录机，多听听音乐；考虑到她为了钱不一定马上买，我托人买了台放音机寄给她，同时给她寄了一些歌曲磁带，还有我的讲话录音，使她在工余时间，特别是晚上听听歌曲，听到我的声音，愉悦心情。 后来知道她用上了煤气，自己做饭方便多了，但我又担心安全问题，提醒她每次做饭前先把门窗打开，让残留在室内的煤气跑掉后再点火，做好饭后一定要关掉煤气阀；外出也要把门锁好，以免邻居家小孩进去玩煤气灶，防止发生意外。 在战场上，我更牵挂着成长中的女儿。 我离家参战时女儿才四个月，因为妻子工作忙，一人没有能力带她，我离家后，女儿就放在支塘我家，托我父母抚养，妻子只是在节假日回去照看她。所以，女儿的成长是最让我牵肠挂肚的。 女儿不吃奶了，会说话了，自己能走路了……我想象着，通过书信向妻子、家人询问着。 1986年2月下旬，还在云南集结地的我，分别收到了从部队回家休探亲假的我弟弟和曾经也是军人的表哥万雪元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说，我的女儿已经会叫爸爸了，问她爸爸在哪里，指指挂在墙上镜框里我和妻子的结婚照。 当我从他们的信中看到女儿会叫爸爸了，我是多么高兴啊！我多么想抱抱她、亲亲她，亲耳听她叫声“爸爸”。34岁的人了，能听到女儿叫爸爸该是多么幸福啊！ 现在，能在信上看到她叫一声爸爸，我已经满足了，因为我现在没有尽到一位父亲的责任，没有为她的成长付出做父亲应该付出的东西。 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 当我把女儿会叫爸爸的喜悦传递给我的妻子后，妻子来信告诉我，女儿才八个月，还不会叫呢。 原来是我的弟弟和表哥非常体谅身在战区的我的思念之情，是在用特殊的方式宽慰我，温暖我的心。 尽管女儿还不会叫爸爸，我还是挺满足的，起码她已知道有个爸爸在镜框里。我想等到我打完仗回去，那时她一定会叫的。 6月6日是女儿的周岁生日，那时我已经在战场上了。不能在家为女儿过生日，也该表示表示做父亲的心意。 我是有准备的。在上阵地前，我就为女儿买好了生日礼物，有一套衣服，一顶太阳帽，四块手绢，两双袜子，还想给她买双鞋子，可是买不到合适的。因为不好邮寄，玩具也没有买。这些衣物虽不怎么漂亮，但犹如千里鸿毛，礼轻意重。 生日礼物寄出了，我的心也随之飞回家了：不知家里给没给我女儿过周岁生日，是过的阳历6月6日还是农历4月18日（农村一般是过农历生日的），妻子是否回去和女儿一块过生日…… 妻子是最懂得我想要的东西的。 女儿周岁生日过后，她给我寄来了两张女儿的彩色照片。从照片上看，女儿长得非常可爱，着实让人喜欢。营部管理员樊军年看了照片后说：“这个小孩心痛坏了（方言，好的意思）。”马兵海军医看了照片后说：“太可爱了。”随后把我女儿在沙发上拍的那张照片拿了去。 先前妻子也给我寄来不少女儿的照片，尽管那些都是黑白的小照片，但照片上的女儿很自然，光会笑。每次拿到妻子寄来的女儿照片，我总是爱不释手，要反反复复看上好几遍，每次都感觉她在长大，在变化，越发变得老练。 我把这次妻子寄来的女儿彩照嵌入台式相框里，放在猫耳洞里的小柜子上，天天、时时能看到她。 看着女儿的照片，我感觉很陌生，小时候的印象在我脑子里的烙印很深，现在看到的模样与我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了。我想，等我打完仗回去再见面时会更加陌生。女大十八变么。 看着女儿的照片，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父母和妻子为她的成长所下的工夫、所操的心、所吃的苦。 　　我离家前，女儿白天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笑，谁抱她都可以；晚上只要起来喂一次奶，排一次尿，她就会不哭不闹睡到天亮。那时带她似乎不怎么费劲。可是，女儿后来的成长真的让人费心。 夏天到了，女儿要经受一生中第一个炎热的夏季。那时家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乡下蚊虫又多，我担心女儿要遭受酷热的煎熬。 外甥女张玉芳受我父母之托给我来信，告诉我女儿喜欢吃新鲜的东西，有一段时间不肯吃饭，奶粉又买不到，人瘦了许多。后来托人到上海买奶粉，妻子也设法从太仓买回了奶粉。 外甥女的信让我感觉到女儿的生活费可能头几个月我们给的少了点，因为独生子女费用是比较高的，而且女儿主要靠吃奶粉长大。我便和妻子商量要增加女儿的生活费，好让父母多给我女儿买她喜欢吃的东西。那时，除每月由部队后留人员为我妻子代供150元外，我还剩余28.5元，由于战时不交伙食费，也用不完。于是，我把几个月积存下来准备买照相机的钱寄给妻子，要她给父母，也算我这个做父亲的为女儿尽一点责任。 后来家里来信告诉我，女儿仍不肯吃饭，有时奶也不想吃，身体较弱。我想女儿现在已经一岁三个月了，就是吃人奶也该断奶了。如果仍光吃奶粉，恐怕营养供不上了。我干着急，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后来家里来信告诉我，女儿可以吃饭菜了，还天天要吃水果。这是好事，只是家乡的水果太贵了。我想今年我家院子里长的桃子和梨大概多数让她吃了。原部队驻地的苹果是很好吃的，若不是打仗，我一定会把洛门的苹果托运回家让女儿吃。 后来家里来信告诉我，女儿会说话了。不但会叫“爸爸”“妈妈”了，而且像鹦鹉学舌，什么话都学着说，常常说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后来家里来信告诉我，女儿会走路了。开始能蹒跚走两步，让人看着心惊肉跳，担心摔倒，后来就老练了，颠着小屁股走的自如了。 后来我弟弟复员回家了，不仅给家庭生活带来了生气，给父母以安慰，我女儿也多了一个关爱她、逗她玩的人。弟弟来信讲，我女儿除了奶奶，谁也不要，奶奶不在就要哭。弟弟刚回家时，女儿也不要他抱，后来时间久了，逗熟了，整天跟着他转。弟弟告诉我，有一段时间，我女儿不仅晚上哭闹，白天也非要有人抱她，弄得我父母一人在家做不了饭，两人吃饭要轮流。 看到这些情况，我既为女儿的成长高兴，也很内疚，深深感到对不起我的父母和妻子，因为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妻子告诉我，女儿已经认得妈妈了。每次回到支塘家中，她都要帮女儿从头到脚洗一边，把她洗得干干净净。可是女儿始终不要她抱，也不愿意跟她一起睡；妻子还告诉我，女儿胆子小，脾气却很大。妻子很担心女儿与自己的感情培养和教育问题。 我告诉妻子，女儿不要她抱、不愿跟她一起睡，与她感情疏远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太少，以后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多了会改变的。至于我，以后刚见面，她不哭，我就满意了。 为了培养与女儿的感情，妻子试图把女儿带到直塘，由她自己带，可去了直塘才两天，女儿就病了。为了让我父母放心，也让我父母享受到儿孙的欢乐，妻子还是把她送到爷爷奶奶身边。 女儿的教育也是我一直关注的。 女儿胆子小，连照相也害怕。我分析可能与陌生人接触少，与没有在外面多冲冲有关。我告诉妻子，有时间带她到镇上在陌生人面前多走走。至于害怕照相，我说等我打仗回来，有了自己的照相机，让她多摆弄；给她照相时不能像大人那样摆好架子，而是让她玩，抓拍，这样不仅自然，她也就不会怕了。 女儿脾气大，我跟妻子讲可以慢慢引导，现在是启蒙教育时期，对她进行一些必要的教育和引导，在日常生活和玩中注意培养。我叫妻子给女儿进行智力投资，买一点看图说话的书给女儿看，叫我弟弟有时间教教她，让她认认字，从小培养她的学习兴趣；也可以给她买一些智力玩具，如果家里有了电视机或到了直塘，可让她多看看“少儿节目”和“动物世界”，让她多听听收音机和带她到街上看看，这样有利于开发她的智力，培养她的思维能力，以后争取把她培养成为大学生。 后来妻子和弟弟来信告诉我，女儿很聪明，反应快，教什么会什么。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想以后我们会把她培养好的。 　　作战后期，随着返乡探亲日子的临近，越发想念我的女儿。 我幻想着与女儿的第一次见面。如果战后允许我先休探亲假，那么女儿是不是一起到上海火车站接我，不知道要不要我抱，叫不叫我爸爸。我想开始她一定不会要我抱，也一定不肯叫爸爸。又想着如果第一次和她一起吃饭，是让女儿坐在我的腿上喂她吃，还是让她自己吃，等等。真可笑，我什么都想到了。好几个晚上失眠了，越想越睡不着。有一个晚上还做了个梦，梦见女儿已经长成大姑娘了，不要我抱了。 我还和妻子商量，如果战后我不能马上休假，那么就让妻子带女儿来部队团聚，但女儿不愿和她一起睡觉，这倒成了一个问题。为此，我建议妻子在开春天气暖和后把她带到直塘，在一起生活一个多月，以便适应带她到部队来。当然，我又担心放在妻子身边困难较多，就劝妻子不要勉强，到时会有办法让女儿跟她到部队来。 我安全撤下战场的第二天，就到文山给女儿买了一件连衣裙，一双凉鞋，一只熊猫玩具，一盒积木玩具，一盒识字卡片。回家第一次听到叫我爸爸，总得给女儿有所表示。 部队快要从云南战区回撤了，我写信给妻子，要她告诉女儿：爸爸快要回来抱她了。 从此，我一直憧憬着在上海火车站能见到活泼可爱、聪明伶俐的女儿，憧憬着在上海平生第一次听到女儿叫我一声“爸爸”！ 我憧憬着…… 再见亲人 “啪嗒嗒……啪嗒嗒……”飞驰在沪宁线上的列车有节奏地发出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 卧铺车厢内，列车乘务员在给旅客换车票。我从列车乘务员手中接过车票后，开始整理行李，准备下车。 “ 呜……呜 ……”列车汽笛长鸣，车速慢了下来。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上海车站。请各位旅客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等列车停稳后按顺序下车。”列车播音员在提醒旅客。 此时的我，心砰、砰、砰跳得厉害，甚至有点恐慌。快要见到久别的亲人了，那种心情不可名状。 1987年6月17日下午6点，我在战后第一次休假到达上海。 透过车窗，我看到母亲、妻子、弟弟和女儿在站台上翘首盼望，我向他们挥手招呼着。 从车窗口卸完行李，我从车门下到站台，见过我的母亲、妻子、弟弟和年幼的女儿。 经历了生死考验的相逢，真是悲喜交加。 与分别六年的弟弟相见在上海火车站，我看到他长高了，长结实了，四年东南沿海侦察兵生活的磨练使他成熟、老练了许多，我感到欣慰。 妻子因我参战承受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为我担忧，流尽了眼泪。此时，面对她那闪烁着泪花的双眼，我真想在站台上拥抱她，把一切一切的思念和忧愁融进这拥抱中，但站台上人太多了，我没敢这样做。 “妈，我回来了。”我叫过母亲，母亲却没说话，只是把在她怀中的孙女推给我。母亲在这一年多中，含辛茹苦带大了我的女儿，为我操碎了心，付出了那么多，在这喜悦的时刻，她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一阵心酸，真想面对她痛哭一场。但是，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不想在这个欢喜相聚的场合让大家跟着我流泪。 我离家时才四个月的女儿，这时已过了两周岁，她长大了，肤色白皙，头发略显黄色，小脸蛋粉扑扑的。当我母亲把她推向我时，女儿轻轻地、甜甜地叫了两声“爸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叫我“爸爸”，多么高兴啊！我接过女儿，抱着、亲着，一切苦闷和烦恼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我想，女儿能在她懂事后初次见到陌生的我，叫我一声“爸爸”，一定在之前我母亲和妻子跟她做了好多好多的说教，才没让我见到女儿时失望。 到家了。家被夜色笼罩着，家里却灯火通明。前年离家时，我迷茫、恐惧，唯恐再也回不到生我养我的家，如今我回来了。 汽车在家旁的公路边停下，我走出车门，看到父亲急匆匆从家中出来，我快步迎上前去，叫着“爸，我回来了。”父亲拽着我的两只胳膊，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大概看到我没缺胳膊没少腿，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也细细打量着父亲，只见他白发增多了，腰有点弯，人老多了。我的心一颤，一种负疚感油然而生：我给予父亲的照顾太少了。 弟媳妇系着围巾从厨房中出来跟我打招呼：“阿哥，回来了。” 弟媳妇我是熟悉的，不仅因为在一个村上，离我家不足200米，还是我外婆的侄孙女，因与我外婆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勤劳、贤惠，所以我母亲极力为我弟弟促成了这桩亲上加亲的婚姻。 “回来了。对不起，你们结婚我没回来贺喜！”我向弟媳妇表示歉意。 我见过小舅、姐夫、姐和两个外甥，才走进家。 战后第一次在家吃完饭，心情特别愉悦，饭菜特别可口，我和小舅、姐夫、弟弟等人边吃边喝边聊。说到高兴处，大家畅怀大笑。 女儿与我还是很陌生的。在上海回家的汽车上，我是多么想抱她，让她坐在我的腿上，可是她一个劲地往奶奶怀里钻，不要我抱。吃晚饭时，我还是想让她坐在我的腿上一起吃，可她还是不肯，由奶奶抱着，站在一边看。当看到我笑的时候，她在旁边一个劲地说：“爸爸笑了，爸爸笑了。”听到女儿在说我，我是多么的高兴啊！因为女儿已经认识和认可我这位父亲了。 “娘舅，我敬您！”我端起酒杯与小舅的酒杯碰在一起。 “唉……”喝下酒，放下酒杯，我叹了口气。此时，我想起了我的大舅。 　　在我即将上战场前，弟弟来信告诉我，大舅癌症手术后病情恶化，已经不能起床，他在休假归队前去告别时，大舅流泪了。我很担心，怕大舅坚持不到我战后回去看望他。上战场不久，接到小舅的来信，才知道大舅在1986年3月31日早上8点15分病故。看到噩耗，当时我特别伤心，非常悲痛。 1985年国庆节那天，已经知道要赴云南前线打仗的我去探望身患绝症的大舅，我没敢把参战的事告诉他，怕病中的他为我担忧。没想到这次跟他见面，竟成了永别。 “要是大娘舅在，他今天一定会来的。”我说。我的眼前出现了大舅的音容笑貌。大舅性格开朗，说话幽默，酒喝到尽兴时，说话前总要把右手的食指竖在嘴唇中间，然后食指慢慢地离开嘴唇伸向前方时，话就出口了。那时，我特别要看他的这个动作。 也许是我的话题太沉重了，大家一下子沉默了。 为了改变这凝重的气氛，我立即转换了话题。 后来，表弟请我到他家做客，饭桌上又说起我大舅，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悲痛的情绪，与表弟抱头痛哭。 我为战后唯一没有再见到的亲人---大舅而悲伤！ 夜深了。客人散尽，女儿不肯和我们一起睡，还是跟奶奶睡了。暗淡的灯光下，我和妻子相拥着躺在床上，久久没有说话。说什么呢？想说的太多太多，可又无从说起。 人活着回来了，恩爱夫妻又拥抱在一起，还需要说吗？！ 家庭的温馨、妻子的温存，让我异常地激动和兴奋。然而，在这激动和兴奋的夜晚，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的是那魔幻般的作战经历。在382天血与火的战场上，在带领部队与敌作战的日日夜夜里，我的生命和战士一样朝不保夕，越军疯狂的炮弹曾有6次想让我的生命画上休止符，然而，我是幸运的。但是，也有数以百计的年轻战友为了祖国的安宁，在把大批的越军送入坟墓的同时，带着耿耿之志和拳拳之心长眠在离离青草之下。他们永远留在南疆的红土地上，他们把美好的向往、幸福的生活永远地留在了梦中；还有数以百计的年轻战友，为了人民的幸福，或将胳膊、或将腿永远地掷在老山上，致伤致残了。所以，当我回到家里，享受着人生的天伦之乐时，更加怀念那些为国捐躯和为民受伤致残的战友，更加思念仍在老山上作战的友军的官兵。 在给妻子的60封信中，我向她介绍了战场上发生的一切，唯独我6次遇险的情况只字未提。不让她知道，是为了不让她为我担惊受怕。现在，好端端的我抱着她，还要告诉她吗？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别再让她后怕，别破坏了她幸福的心情！ 妻子看我沉思无语，想说什么，可是她也没言语，只是把湿润的嘴唇再次送到我的嘴边，给了我一个长长的深深的吻…… 战后第一次休假生活是愉快而又十分紧张的，除了要应付各种社会活动---作报告外，就是整天带女儿和洗衣做饭。开始几天，女儿不愿跟我们在一起生活，妻子又要天天上班，为了照顾女儿，也为了替父母干点农活，我只好在支塘---直塘间来回奔波。 那时的204国道不像现在这样的高等级，我也不像现在这样拥有自己的汽车。那时白天带女儿、干家务或到田间劳动，傍晚骑45分钟的自行车赶到直塘与妻子相聚。到了周末，把妻子接到支塘，一家人团聚，周一早上送妻子到汽车站乘公共汽车回直塘上班。 母亲尽管希望我能够在家里多陪陪他们，但看我来回路途太辛苦，就帮着我劝孙女跟我们到直塘生活。记得有一次我硬把女儿放到自行车上带她走，可是她一上车又哭又闹，气得我把她扔在路边草丛里不想管她，可又心疼她，还是把她抱回家给了我母亲，我一个人失望地骑着自行车走了。 女儿终于跟我们在直塘一起生活了。我常常带她到乡政府、到乡文化站、到大街上玩。那些年长的爷爷奶奶、妻子单位的叔叔阿姨见了都要逗她；邻居们更是喜欢她，经常给她好吃的好玩的。时间久了，女儿的胆子大起来了，不怕陌生人了。小嘴还挺甜，话挺多，特招人喜欢。 为培养女儿的学习兴趣，开发她的智力，我常常陪女儿看图画书，教她识字，跟女儿玩智力游戏。还在战场上时，昆山籍的张正元到上海为团定做参战纪念品，他托关系为我买到了一台18吋原装索尼彩电，我休假回来从苏州把电视机取回家后，让女儿看动画片、动物世界、少儿节目。我在战场上为女儿想到但没法做到的事，现在尽力给予补偿。女儿大概也懂我的心，挺给我面子，对这些新鲜的东西挺好奇，接受能力挺快。 　　每天洗洗刷刷，带孩子做饭，像我这样一个大兵是很不习惯的。我做饭菜又不在行，买菜时不考虑菜的搭配，菜买回来后妻子问我怎么做，我一脸茫然。我做的菜，妻子总觉得没味道，但是为了鼓励我，嘴上总是说好吃。日子久了，琐碎的家务事难免会产生厌烦情绪，但看到女儿那么天真可爱，心里还是喜滋滋的。感觉累，但是快乐着！ 正当我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和享受天伦之乐时，8月12日和18日连续接到部队“速归”的电报。因为是休战假，假期较长，可我的假期还没到，又要被部队召回。军令如山。没办法，我只好于23日携妻子和女儿一起从上海乘火车返回部队。 这是女儿第一次到部队，我们担心她不适应长时间的旅途生活。也许是第一次坐火车，女儿在途中很活跃，和下铺的一个兰州小姑娘玩得很起劲。我用在老山战场上托人买的照相机，给她拍了不少途中生活的照片。现在看到她那些照片，还能想起那时她在火车上顽皮、可笑的举动。 回到部队才知道，急召我回来的原因是参加基层整党和老兵复员工作。 一回到部队，我就忙于具体事务工作中，无暇顾及妻儿。女儿开始对当兵的有点怕，不要别人抱，后来混熟了，成天跟营部的叔叔们在一起玩。 每每听到女儿叫我“爸爸”，看到女儿融入到战士中间，在军营中快乐地生活着，工作的烦恼、身心的劳累立马云消雾散，我的心里充满阳光，脸上撒满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