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七杰之王化一的传奇人生3

奚若子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重庆《反攻》杂志社今貌</span></p> <p><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他加入了军统,是为了保护张学良,也让“东总”免遭灭顶之灾</b></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王化一</span></p> <p>不容否定,王化一在离开东北中学前并无任何党派倾向,而是专注于抗日救亡工作,不可与魏益新之流混为一谈。当然,也并非有的学生回忆的那样,“这个投机政客从此脱离了东北集团,攀上了戴笠这个高枝,以主持武汉市新生活运动为名,干他不可告人的肮脏勾当去了。”相反,王化一为了抗日救亡工作,利用和戴笠的关系,成为特殊战场上的英雄。</p> <p>1934年1月8日,王化一前往上海迎接张学良归国。张学良下野前,因背负不抵抗的恶名,思想极度消沉,王化一始终不离张左右,力劝他早日主持抗日大局。王化一谒见张学良后,这样写道:“晚赴张公处谒见,略谈伟壮,精神亦佳,非复当年之汉卿矣,”颇为他的转变而高兴。然而,归国后的张学良,由于受意大利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影响,开始尊崇所谓“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要求王化一等对蒋介石要绝对服从,即要求取消“复东会”,另和蒋的亲信成立一个统一组织,即“四维学会”。</p> <p><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 font-size: 15px;">复东会是东北籍人士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杜重远、卢广绩等人于1933年9月18日在北平成立秘密抗日救亡团体,前身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图为阎宝航</span></p> <p>所谓“复东会”,是张学良下野出洋后,国民党取消“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后,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等在“救国会”基础上成立的秘密组织采,取封建结盟方式,抛开原救国会中的国民党CC派分子。在关羽、岳飞像前共饮苦水一杯,共同誓言:“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复东会”在张学良出国后,实际发挥了“关内的东北军与东北人的联系的纽带”作用,但也就引起了国民党CC分子的注意。而国民党复兴社则认为,复东会可以拉过来为其服务,以对抗CC派。</p> <p><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 font-size: 18px;">前排左起阎宝航、王卓然,后排左起卢广绩、王化一</span></p> <p>为此,张学良要求王化一、王卓然二人随戴笠去南昌见蒋介石,报告了复东会的组织,并谈到同复兴社合作组织新团体问题。蒋指定王化一、王卓然和刘健群、邓文仪、戴笠共同商量具体办法,即“①彻底融合蒋、张两方核心干部,拥护唯一领袖,肩起复兴民族之大业;②继续东北抗日工作,以作大战时之准备;③对外守秘,组织之名义为“四维学会”。随后,在张学良的说服下,取得了勉强一致的意见。5月12日,四维学会在汉口银行公会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会章,选举理事。由蒋介石方面参加7人,张学良方面参加8人,共15人组成理事会,王化一、王卓然、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作为张学良方面的理事成员。四维学会设在武汉,他们还在同一地址设立新生活俱乐部,由王化一负责管理。由此可见,王化一作为张学良的幕僚亲信,对于张学良是言听计从。</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王卓然(右)与马占山</span></p> <p>不过,王化一与戴笠的关系始于建立东北中学之初。当时有人向蒋介石告密说,东北中学是为张学良培植势力创办的,是黄埔第二,目的在于反蒋。蒋介石亲派特务头子戴笠到北平东北中学调查。结果戴笠不仅认为东北中学无可指责,还把他的儿子送来读书。后来蒋介石曾电召王化一和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到庐山加以笼络。</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杜重远</span></p> <p>随着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后,东北军围剿红军连连失利,110师几乎全歼,619团全部被歼,109师全师覆没,106师又损失1个团,先后损失3个师兵力。而蒋介石的态度是“两师番号,予以撤消”。这就促使张学良不得不考虑东北军的命运和前途,同时也使得包括王化一在内的张学良的亲信幕僚们从拥蒋抗日,实行独裁政治迷梦中醒悟过来。1935年,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而被国民党当局判处一年零二个月徒刑,关押在沪西漕河泾监狱。而高崇民此时也恰好因《活路》事件遭蒋介石通缉潜入上海。10月11日,王化一同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齐聚上海,利用看望杜重远的机会,会商时局。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断送了东北、华北。东北军被命令参加“剿共”,是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箭双雕政策。东北人要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就必须停止内战,保存实力,一致抗日。否则东北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复土还乡则毫无希望了。于是,大家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措词诚恳,情绪沉痛的信,劝其醒悟,停止内战,—致对外。这封信由高崇民亲赴西安送交张学良,进行说服。张学良收到信后,很为重视,经常找高崇民交谈,对其实现思想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西安事变前,王化—也多次参加说服张学良的会议。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王化一在武汉同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直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才恢复自由。</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张学良</span></p> <p>张学良南京被拘后,王化一立即投入营救张学良的行动。他利用和戴笠的关系,先后两次见到张学良。第一次他和吴瀚涛在戴的陪同下见到张学良时,张学良将写好的两份遗嘱王化一转交。一份给他家属,一份给张作相、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将领,表示如果西安事变造成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此时此刻,王化一心情极为悲痛,他们安慰他说,现在还没有到最后关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一分努力。随后转赴西安面见杨虎城将军及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转达张学良的意见,望诸位以抗日救国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于主张张学良必须回陕,否则不惜一战的孙铭九等人,王化一反复向其说明张学良在他临行时所嘱咐的话:“我能否返陕,全在大家能否一致”。第二次再次在戴的陪同下见到张学良时,报告了西安之行经过。张学良精神稍觉宽慰,并当着戴笠的面批评蒋介石“抗日必先消灭共产党”的主张是错误的。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遗憾的是,东北军的分裂,最终令少帅张学良牢底坐穿!</p> <p>1937年8月上海事变后,戴笠在南京以抗日为号召,成立“军统局”。王化一受聘为设计委员,军衔为少将。王化一在谈到受聘军统的原因时说:“一、个人的存在,二、张将军的安全,三、救国会干部避免CC团的打击,不能不和戴笠接近。” 张学良被扣留后,戴笠即挽留王化一。为生存计,王化一并未谢绝。而且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王化一仍负责新生活俱乐部工作,受聘后的经费正好用于刚刚成立的“东总”办公经费。</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东北救亡总会徽章</span></p> <p>“东总”的主要任务,一是促蒋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营救张学良将军。三是声援东北抗日。“七七”事变后,北平失陷,“东总”迁至上海。“东总”虽然成立了,但必须取得其合法地位才能存在下去。上海战起,“东总”负责人等都来到南京。时王化一也来到南京,他和高崇民利用和戴笠的关系进行疏通。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戴笠为拉拢计,对王化一、高崇民的要求表示首肯,同意每月供给经费500元,先拨出2000元做开办经费。</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东北救亡总会会旗</span></p> <p>1937年10月,“东总”迁至武汉,王化一以新生活俱乐部为掩护,安排“东总”成员在俱乐部里办公。王化一把戴笠每月供给新生活俱乐部的经费作为“东总”创办《反攻》刊物经费。11月,戴笠曾打算以东北救亡总会成员为主体成立郑州训练班,聘王化一为主任,以高级特务梁干桥为副主任。由于梁拒绝“东总”的一切建议,王化一遂辞去主任职,表示不能与其为伍,“东总”其他成员也同时退出。</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东北救亡总会主办的《反攻》半月刊</span></p> <p>在武汉期间,东北CC派特务头子齐世英经常派人监视“东总”活动,妄图捏造罪名,加以破坏。到“东总”刺探情报的韩韬曾被高崇民打过耳光。韩韬便诬告“东总”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机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同时他还刻制假印章,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部盖印的“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6月15日,戴笠把王化一找来说:“化一兄,我们要相见以诚。多久以来,有人屡次给蒋委员长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某某是共产党员,我都相信你和几位负责同志的话,总说你们是个抗日救亡组织,多数人是四维学会的成员,因为老家没有了,说话有些刺激,那是自然的,但不是共产党的有关组织。现在我自己打了嘴巴,欺骗了领袖。”王化一很镇静,他说:“雨农兄,请相信我们。”戴笠遂把韩韬所谓证据档案卷宗拿出来给他看。王化一看到,这正是齐世英诬告“东总”信,蒋介石在上面批“严办”两字。起初,王化一略显不安,翻阅后反倒觉得十分镇静,他告诉戴笠说,我是“东总主席团成员之一,了解内情,这里所谓证据完全是伪造的。”王化一不慌不忙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东总”根本没有诬告信上所说的那次会议。会议记录上罗列了(东总)全体委员的名字,但是目前在武汉的委员还不足半数,有人去西安,还有人去上海的,按开会日期说,他们怎能出席,怎能签字呢?又看签的字,有的还有些像,有的根本不像,从笔迹和墨色看来,签字和记录都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第二,在会议记录后半段有各部给工作人员发出的动员指示,每部都盖有部的图章和部长的名章,这很显然是不对头的,什么会议没有在记录上盖章的。第三,所谓“东总”企图夺取兵工厂武器,劫杀蒋委员长,更是无稽之谈。对于王化一的据理说明,戴笠认为有道理。随后,王化一回“东总”和各位负责人商量,决定在武汉的东总的同志每人签一自己的名字,把各部部章、部长名章都盖在一张纸上,由王化一一并交戴笠。经核查,证明信上所说全属子虚乌有。就是这样,王化一以其特殊的身份和灵活机智挽救了“东总”。</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重庆《反攻》杂志社旧貌</span></p> <p>1938年底,“东总”迁至重庆,为抗日救亡工作,特别是我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2年5月,国民党复兴社与CC派合谋,组织了由CC派把持的“东北抗敌协会”以扼杀“东总”,“东总”实际上被取消。但抗日救亡工作,特别是“东总”创办的《反攻》半月刊仍在出版发行。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重庆,《反攻》被看成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刊物。共产党员刘澜波、于毅夫等被迫离开重庆。为坚持“东总”旗帜,王化一、王卓然毅然承担了《反攻》半月刊的发行人和总编辑,并由高崇民来重庆主办。高崇民到重庆后,仍坚持“东总”抗日救亡精神,坚持团结进步,抗日到底。继续出版《反攻》,与反共反人民的CC派主办的《东北论坛》相对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9月18日才宣告停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