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胡有猷(1911-1949),贵州凤冈人,红岩烈士。又名胡筠,号献华。1911年9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凤冈县城一个商人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四川重庆市北碚学运特支书记,积极发展党员、领导学生运动。1948年4月17日下午,因为叛徒出卖被特务逮捕,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渣滓洞。</p> <p>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凤岗县城一个商人家庭。凤岗地处贵州高原东北的大娄山脉,是一个所谓“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山区。父亲胡怀中,经营黄丝、盐巴生意,早年,不幸在山洪暴发中死去。胡有猷有一个哥哥、有个妹妹。自幼个性倔强的胡有猷,妹妹总喜欢叫他“牛哥”。他六岁入私塾,十四岁入县立高级小学读书,天资聪慧,学习勤奋,是县里出类拔萃的学生,学校每次考试张榜,总是名列前茅。</p><p>1929年,胡有猷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在校六年,成绩特佳,深得老师的器重,他不仅认真学习课文,而且喜欢阅读文艺作品和进步书刊。在进步教师的影响和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同情劳动人民,不满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对贵州人民的荼毒,立志要打碎万恶的旧社会,为劳苦大众服务。</p><p>1935年,他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强渡乌江、飞越娄山、攻克遵义,都发生在他家乡附近。红军的胜利,鼓舞了苦难的贵州各族群众,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p> <p>1936年,他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时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入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科学座谈会”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读《新华日报》,讨论时事,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出版《民先导报》,被当局逮捕。在狱中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队员一起唱“民先队歌”,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民主解放奋斗,这次斗争增加了不少经验教训,应该保持优良传统,继续努力迈进。”经亲友保释出狱后,他在贵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建设本领做充分准备。</p><p>1939年秋,胡有猷离贵阳来重庆,准备奔往延安抗大学习,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赴陕北青年,没有去成。经党组织同意,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嘉许。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他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1943年,他调回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段时间,家乡亲友曾多次劝他回黔竞选国大代表,有人还推荐他去当凤岗县长和遵义教育局长,都被他婉言推辞,他说:“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实际上,他抛弃个人名誉地位,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决定留在重庆从事革命斗争的。</p><p>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主要专门从事学运工作。</p><p>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全市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院、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的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p><p>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骄阳似火。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建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又向甘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也十分活跃,一批优秀青年加入到组织中来。</p> <p>1948年春天,正当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时,特务机关发现了重庆市委秘密印发的《挺进报》,随即党内又出现了叛徒,形势更加恶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同时,得知他的直接领导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已经由城内转移来到北碚。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作了各种应急准备。</p><p>1948年4月17日下午,被特务逮捕。(被冉益智出卖)。</p><p>17日当天傍晚,夜幕下一辆美制囚车沿嘉陵江向重庆市内急驰。车上,紧铐双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分析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他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威逼下叛党出卖同志是最可耻的,因此不管自己面临多么严峻的考验,都要坚定不移地保卫组织,保护同志。</p><p>胡有猷很快也知道了自己的被捕,是因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而蒋启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于胡有猷给蒋妻的巧妙暗示,使蒋启予得以虎口脱险,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党员才没有发生以外,北碚的党组织因此得以保存了下来。</p><p>再说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拿出最后一张“王牌”——让叛徒出面“对质”。</p><p>“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职务,他们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着胡有猷,低声下气地“劝说”。</p><p>“无耻!”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喝住叛徒,并对特务说:“既然你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特支书记,那就别想问出什么东西。”尽管胡有猷受尽毒刑拷打,但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个也未暴露。</p><p>1948年7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书”和“供词”:“北碚区之胡有猷,曾在湘辉学院吸收金臣麟,在乡建学院吸收吕雯然等为党员,在北碚师范有外围组织创造研究社及群众三人。”敌人根据冉的供词,先后逮捕了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等人。由于金、甘、吕,是通过胡有猷来领导的,冉益智和他们没有见过面,不敢与他们“对质”,更供不出他们所领导的党员,因此,敌人仍千方百计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认和敌人严刑逼供的极端险恶情况下,胡有猷明知吕雯然是共产党员,甘光余是支部书记,金臣麟与自己是同一个党小组,可始终坚持不承认他们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胡有猷坚定不移地守卫住保护同志的坚强防线,使这几位同志能够否认自己是党员,能够在公开审判时申辩开脱,于1949年初国共和谈时保释出狱。他们所在的乡建学院、湘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一直到重庆解放也未遭到破坏。</p><p>敌人没能从胡有猷口中得到任何东西,便把他长期监禁在阴森可怕的人间魔窟——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胡有猷和江竹筠、杨虞裳等十几位难友一起,被反动派枪杀于电台岚垭。在胡有猷身后,他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名“庆中”,二儿子名“庆国”,一对孪生兄妹名“庆新”和“庆生”,儿女名字末尾四字联在一起,就是“中国新生”。一位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他将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自己则被无耻的叛徒出卖后牺牲了……</p><p>重庆解放前夕,胡有猷被杀害于渣滓洞。</p> <p>胡有猷,又名胡筠,号献华。一九一二年九月初一出生于凤冈县龙泉镇。其父、兄经营黄丝、盐业,并创办“三友商号”,富甲一方。</p><p>其母勤俭持家,严于子教,常施孤恤苦。</p><p>胡有猷聪慧好学,小学毕业后摆脱封建家庭束缚考到贵阳省立师范学校就读,爱好文学、美术、外语,常读进步书刊《共产党宣言》、《母亲阅读》、《铁流》等苏联文艺作品和有关书刊。“九·一八”事变后,与南明中学学友地下党员寇述彭组织“贵阳抗日救国会”,起草《救国会章程》。之后,多次组织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救国。</p><p>1936年,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友人游国梁创办《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p><p>1937年冬,他返贵阳进入私立大夏大学就读,在学生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与进步学生组织“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吸引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阅读《新华日报》,宣传抗日救亡。</p><p>1938年夏,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创办《民先导报》,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同年8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他毫不屈服,坚持斗争,后因敌人没有掌握证据只好将其释放。</p><p>1939年秋经党组织介绍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积极开展统战活动,曾因工作成绩斐然得到该社负责人黄炎培、沈钧儒的嘉许。“皖南事变后,他奉命转移到川北农村做地下工作,</p><p>1943年又奉命调回到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小学、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从事地下革命活动。</p><p>1946年间,又在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专门从事学运工作。根据党的指示,通过沙坪坝和城区一些学校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行。</p><p>1947年,中共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北碚、沙磁、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他任北碚学运特支书记,在此期间先后以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大夏中学、社会部第四育幼院教师、教导长等职务的公开身份,领导重庆北碚部分中学的师生员工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学生运动。</p><p>胡有猷自处白色恐怖之中,家人同乡常常为他担忧,多次写信劝告“回县谋县长、中学校长职位或竞选国大代表”,均以“为革命而头可断,害人的官我不当”为辞而谢绝。</p><p>这期间,他继续为《新华日报》、《挺进报》写稿,揭露和指责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常与沈钧儒、黄炎培等爱国人士交往,向他们通报反动派的情况和党的主张,深受沈、黄等人赞赏。</p><p>此后重庆发生“挺进报”事件,特务机关侦知重庆市委秘密刊物“挺进报”并逮捕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叛变,重庆地下党受到严重威胁。他通知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作了应急准备。</p><p>1948年4月17日,胡有猷在北培第四保育院因叛徒出卖,被捕入人间魔窟——渣滓洞监狱。</p><p>1949年春,特务徐贵林在监狱的院坝里毒打一名叫蒲小路难友时,胡有猷在铁窗里首先发出愤怒的吼声:“不许打人!”顿时众多反抗者的怒吼:“不许打人!”“不许打人!”特务只得悻悻而去。</p><p>特务利用叛徒“劝说”的办法,更遭到胡有猷的横眉冷对。特务把乡建学院支部书记甘光余带出,指着他问:“这是什么人?”胡有猷回答:“不认识”。又把地下党员吕斐然带出,问“吕斐然是什么人?”回答:“不认识”。特务未弄清甘、吕两人的身份,他们被当作群众“保释”出狱。特务在狱中开辟“新生”墙报,逼迫难友们写稿“悔过自新”,他一个字也未写。家人打通关系多次营救他,求他在脱党关系声明上签字,都被他拒绝。</p><p>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胡有猷等31位地下党员在“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p> <p>一、离家求学 投身革命</p><p>胡有猷,又名献华,1912年农历9月1日出生在贵州省凤冈县城,父亲胡怀宗,做黄丝、食盐生意,家境较裕。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5月21日,凤冈县城遭受洪灾,史称“癸酉大水”,父亲不幸被淹死。此后母亲何氏操持家务,但家境日渐萧条,再加之当时匪首袁绵文驻兵县城,四处抢劫,匪风猖獗,全家出现了难以糊口的现状。虽是清苦,母亲何氏仍竭力供其上学,1929年,15岁的胡有猷高小毕业后考入贵阳市师范学院。</p><p>胡有猷自小刻苦学习,各科成绩堪优,是县城内出类拔萃的小才子。他爱好广泛,尤好文学、美术、外语,同时还自学俄语。在课余,他阅读了不少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书籍,还写下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日记和诗词作品。闲暇时,他将这些读书笔记编制成四十多本,存放在凤冈县城老家。可惜在十年文革中,胡有猷所存的四十多本读书心得,多次遭到浩劫,大多散失,只有少数存在他后世及亲朋家中。</p><p>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侵华战争,大片河山沦于敌手。声援抗日、抵制外族的爱国热潮顿时席卷全国,贵阳学生运动也日趋高涨。胡有猷目睹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使他经常与一些志向相同的同学谈论国家命运,畅谈个人理想,并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从而成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1933年胡有猷与贵阳一中地下党员寇述彭组建了“贵阳学生抗日救国会”,胡有猷任秘书并负责起草“救国会”章程。该会于1923年成立后,先后多次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军阀统治,反内战,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投降卖国行径进行揭露。1934年,胡有猷在贵阳师范毕业。</p><p>1936年,在“贵阳国劳文化协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争科学座谈会”的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出版《民先导报》,被当局逮捕。后经亲友保释出狱后,他在贵阳师范附属中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劳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做好充分准备。</p><p>1939年秋,胡有猷离筑返渝准备前往延安抗大学习。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赴陕青年未能如愿。后经党组织同意,胡有猷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民主人士沈钧儒的赞许。后胡母何氏六十寿辰时,沈钧儒还亲笔题赠条幅,以示祝贺,足见沈老对胡的嘉奖之情。“皖南事变”后,国共破裂,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特务多如牛毛,耳目遍地皆是,开展地下工作十分困难。为了革命的需要,胡有猷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p><p>1943年,他又奉调回到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先后以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大夏中学及社会部第四育幼院教师、教导长的公开身份,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不停地开展革命活动。据胡有猷的侄女胡庆瑞于1983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怀念我的叔父胡有猷》一文载:“(那时)我们家里人时常为他的安全担心,曾劝他回到老家暂避一段时间,免遭毒手。家乡一些当年的同窗出于对他(从事的革命活动——作者注)全然不了解,希望他回县当县长或中学校长,或参加1947年“国大代表”竞选,但叔父视官禄如草芥,胸怀坦荡,不畏强暴,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断然一一拒绝,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与意志,仍然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针对家人和朋友的劝阻,胡有猷推辞道:“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事实上,他抛弃了个人名誉,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安排留在重庆继续从事地下工作。</p> <p>二、从决裂到携手</p><p>胡有猷考入贵阳市师范后,母亲何氏在家中给他订了婚事,未婚妻是何坝乡欧家千金欧翠兰。欧家家境殷实,欧翠兰又是独生女,从小娇生,有吸大烟(鸦片烟)的劣习,这些对当时在外求学的胡有猷一概不知,但他极不满意这桩婚事,多次反抗都没有成功。后来他托好友冉鸿逵到欧家去说他的“坏话”,以达到欧家主动解除婚约,好友冉鸿逵虽去了欧家游说,但未能如意,最终在母亲的逼迫下与欧翠兰结婚。</p><p>1984年,胡有猷遇难35周年,时在凤冈县政协工作的冉鸿逵回忆往昔、唏嘘不已,创作一首律诗《悼念故友胡有猷烈士》以抒发对故友的无限思念。“六十年来感电驰,家国兼忧先殉党。筑城夜话几人知,须眉无玷任求疪。关情配偶违君愿,三生石上重相会。携手浮桴恨我痴,为改缁衣换钵衣。”诗中“关情配偶违君愿”一句,就清楚记载了当年他去欧家说“坏话”一事。不情愿的结合,使胡有猷无法尝到婚姻带来的幸福,是时,他正在贵阳求学,已投身于学运活动,所以很少回家。有一个假期,胡回到凤冈老家探亲,晚上发现妻子欧翠兰提着灯笼出了门,他感到有些异常,便悄悄跟踪,结果发现妻子欧翠兰是去烟馆吸鸦片。胡有猷顿时伤心欲绝,回家后痛哭一场,第二天不辞而别回到贵阳,之后连续几年都没回家,并登报声明与欧翠兰解除夫妻关系。</p><p>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有猷才回到凤冈。在家乡他向青年们传播进步思想,教他们唱《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传输什么叫共产主义等知识。之后,胡有猷与志同道合的李昌琦女士结婚,先后生肓了四个孩子,长子胡庆中,次子胡庆国,一对孪生兄妹胡庆新、胡庆生,四个孩子的名字联在一起便是“中国新生”,一位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将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革命未竞事业,后世代代相传,1949年胡有猷遇难时,他的次子胡庆国才2岁多,庆国成人后,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1977年为中国的气运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年庆国才30岁,他的儿子胡渝也只有2岁。如今,烈士胡有猷的亲人分别住在重庆、贵阳等地,仍然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奉献。</p><p>烈士的大无畏精神,给后世留下难忘的记忆。现居重庆的女儿胡庆生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说:“听母亲李昌琦讲,父亲为了躲避特务的视线,在领导学运工作中,工作场所、通信地址、居住地点不得不经常变换。白天忙完之后,晚上研读文件及‘禁书’,总是深夜才睡。在小川北开展工作时,经常一整天只吃一顿饭,饿着肚子跑很远的路,在渝(重庆)时也随时用两三个烧饼或一碗小面就算一餐饭。”侄女胡庆瑞回忆道:“叔父牺牲时,我们还很小,记得的东西不多,只知道生前家里曾经多次营救,但他就是不写悔过书,不写自白书。”</p> <p>三、被捕前后</p><p>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专门从事学运工作。</p><p>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全市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校、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p><p>1947年暑假的一天,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建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又向甘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p><p>1948年 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作了各种应急准备。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但仍沉着镇静地走进院长办公室。</p><p>“你是胡有猷吗?”一个便衣特务问。</p><p>“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p><p>“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特务假装客气地说。</p><p>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十来里路,山高路窄,特务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吗?”</p><p>他蓦然一惊:难道蒋启予也被捕了?平静地回答:“我不认识。”</p><p>“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特务又追问一句。</p><p>“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放心了,敌人不知道地址,说明北碚师范的党员蒋启予没有发生危险。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务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蒋家对面马路口的缝纫店。一个特务拿着一封信,冒充蒋启予的朋友,欺骗蒋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的。蒋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马上到街上去找蒋启予。胡有猷见状心如火焚,只有一个念头:快想办法营救同志!这时,蒋启予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发觉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蒋启予家,与蒋妻相识,于是故意咳嗽一声。当蒋妻用惊诧的目光看他时,他故意低下头装着不认识。胡有猷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蒋妻的警觉,她赶忙抱着小孩装着逛街,抄小路拦住回家的蒋启予,叫他赶快过江转移到隆昌老家去。</p><p>特务等了一阵不见蒋启予的踪影,知道上了当,就将胡有猷押到兴江旅馆一个房间,进行突击审问:“快说,蒋启予是不是共产党?甘光余是不是共产党?”</p><p>胡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晓得。”</p><p>特务“啪”地一声打了他一耳光,进一步追问:“你与乡建学院的甘光余是什么关系?”</p><p>“我是育幼院的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p><p>特务见他不说,就用被子捂住头打屁股,打一阵问一阵,结果什么也没问出。</p><p>17日傍晚,在一辆美制囚车内,紧铐双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分析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胡有猷很快知道了自己被捕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而蒋启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于胡有猷给蒋妻的巧妙暗示,使蒋启予得以虎口脱险,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党员也没有发生意外,北碚的党组织因此得以保存了下来。</p><p>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让叛徒冉益智出面劝降胡有猷,而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呵斥叛徒冉益智。尽管胡有猷受尽毒刑拷打,但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个也未暴露。</p> <p>四、狱中斗争</p><p>胡有猷同志用坚定的革命信仰,战胜了特务们的醋刑和叛徒的劝?降,始终没有出卖党组织和战友们。面对这位来自黔北的铮铮硬汉,特务们把他投入到人间魔窟渣滓洞,开始了19个月的非人生活。</p><p>胡有猷被关押在渣滓洞楼上二室监狱里,在狱中,他仍然坚守秘密、团结同志,把监狱变成对敌人斗争的新战场。在重刑之下胡有猷难开铁口,敌人为了达到瓦解关押同志,便在狱中办了两期“新生”墙报,逼大家写稿表示悔过自新。胡有猷在学运工作中,曾积极向《挺进报》、《新华日报》撰稿,是一支有名的笔杆子,特务们便软硬兼施,都遭到他的严拒。胡有猷还随时提醒同室的难友们要随时警惕,要团结一致挫败敌人的阴谋。1948年7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书”和“供词”:“北碚区之胡有猷,曾在湘辉学院吸收金臣麟,在乡建学院吸收吕雯然等为党员,在北碚师范有外围组织创造研究社及群众三人。”敌人根据冉的供词,先后逮捕了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等人。由于金、甘、吕,是通过胡有猷来发展和领导的,冉益智和他们没有见过面,不敢与他们“对质”,更供不出他们所领导的党员,因此,敌人仍千方百计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认和敌人严刑逼供的极端险恶情况下,胡有猷明知吕雯然是共产党员,甘光余是支部书记,金臣麟与自己是同一个党小组,可始终坚持不承认他们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胡有猷坚定不移地保护同志,致使他们所在的乡建学院、湘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一直到重庆解放也未遭到破坏。</p><p>1949年春季的一天,在阴森的渣滓洞监狱的院子里,特务徐贵林正在凶狠地毒打小难友蒲小路,胡有猷见状怒睁双眼,朝着特务徐贵林大声斥吼“不许打人”。震耳的吼声如一根导火线,使全室的难友纷纷发出反抗的吼声,特务给怔住了,不得已悻悻而去。1949年,曙光普照山城,重庆已得到解放,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密令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到成都、重庆实施“大屠杀、大爆破”。 11月14日晚,特务徐运举秉毛人凤之命,将胡有猷、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革命志士,秘密押到歌乐山电台岚垭秘密杀害,当时,胡有猷才37岁。</p><p>当年在中共重庆地下党工作的吕坪后来写了一篇题为《怀念战友》的文章,发表在2010年的《光明日报》上,吕坪是著名作家吕雷的父亲,他在文章中沉痛地写道:“据后来统计,除有15人逃离监狱外,一年多来先后有285位烈士牺牲,其中包括和我有过直接联系的胡有猷、杨韧、陈诗白几位同志”。</p> <p>五、曲折的认定</p><p>解放后,胡有猷的历史一直得不到澄清,其主要“依据”是重庆方面的档案上有“胡有猷,党员、已自首,可能是叛徒”的记载,为此一直未被定为烈士。</p><p>而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胡有猷是被叛徒冉益智供出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当他被捕后得知自己是被冉益智出卖时,也就承认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这种大无畏精神不能说明他存在叛党,只能证明勇于承认自己是为了保护更多的同志。1949年4月17日,在一辆封闭式的囚车里,被捕的胡有猷遭受特务们的突审,当特务问胡北碚和肓儿院地下党的情况时,他只用“不知道”三字作答。这些都是曾与胡有猷同车关押的余永提供的可靠材料。</p><p>为了澄清胡有猷的历史问题,1983年重庆复查组调查了曾与胡同室关押的金臣麟,金臣麟是胡有猷发展的地下党员,金后来说“胡有猷明知我是共产党员,被捕的吕雯然是乡建学院的共产党员,甘光余是乡建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但他只承认我们是赤色群众”。1949年初,国共和谈时,胡有猷发展的金臣麟、甘光余、吕雯然被保释出狱。面对这些史实,1983年8月28日《四川日报》登载了一篇署名艾风、吴中福、赵世富的文章,标题是《这叫“叛变自首”吗?——胡有猷烈士殉难复查纪实》,详细讲述了对烈士胡有猷的复查经过和历史真相。1983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式认定胡有猷为革命烈士。</p><p>胡有猷同志出生于凤冈、革命于重庆、遇难于渣滓洞,与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革命烈士一样,在全国解放之际血染红岩,可是这位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出年青生命的铮铮铁汉,今天的大多凤冈人却摇头不知,惜乎、叹乎!</p><p>今日之事不忘前世之师,我们没有理由遗忘过去,胡有猷是唯一被国民党枪杀在重庆渣滓洞的凤冈人,他与江姐、赵雪峰、华子良、小萝卜头等一样是人们心中永远的英雄,一样与红岩彪炳千秋。他虽然在黎明前倒下了,但是他用年轻的生命和对党的忠诚驱散了满天的阴云,换来了光明。</p> <p>9月27日,凤冈县政协举行“不忘初心、缅怀先烈”暨《胡有猷》新书发行仪式。县政协副主席王宏、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县城各中小学代表、部分文史研究员参加会议。会议还邀请了胡有猷烈士亲属参加。</p> <p>1949年11月,被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革命志士,先后遭到杀害。与江竹筠、杨虞裳、李青林等同时遇害的,有曾任中共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烈士。他于1947年秋到1948年4月之间,领导北碚的学生运动,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p><p>胡有猷,号猷华,又名胡笳,1912年农历九月初一,出生在贵州省凤冈县城内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6岁开始读书,天资聪敏,酷爱学习,深得老师和家长的喜爱。他先就读私塾,1925年入县高级小学肄业,是县里出类拔萃的学生。1929年考入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在校6年。1936年夏,去上海考取大夏大学,以后又去武汉考入中华大学。1937年冬回到贵阳,进入内迁这里的大夏大学读书。胡有猷学习勤奋,兴趣广泛,不仅擅长文学,而且攻读英语和俄语,也喜欢参加音乐和体育活动。</p><p>胡有猷少年时代就受到共产主义启蒙教育,青年时代即开始参加进步社团活动。1935年,他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的胜利,鼓舞了苦难深重的贵州各族人民,也激发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在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他积极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宣传苏联革命和建设的胜利。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烽火燃烧在祖国大地,胡有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在中华大学时,他与同乡同学游国梁一起,创办了《滇黔月刊》,宣传抗日和革命思想,在大夏大学期间常与学校进步教授接近,还和“生活书店”的凌毓俊经常来往,与同学毛仁学等组织秘密读书会,以“读书座谈会”、“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的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阅读《新华日报》,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讨论。这期间,胡有猷在宣传中,经常讲:“今日的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问题,汉族和少数民族要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民族的解放。在国际上,团结全世界进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复兴我中华民族。”</p><p>1938年6月5日,胡有猷在贵阳生活书店经凌毓俊介绍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创办《民先导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由于他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8月13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与胡有猷同时被捕的有男女“民先”队员30余人。在狱中,胡有猷受到敌人审讯,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与被捕的“民先”队员一道,高唱《囚徒之歌》、《光明赞》,开展绝食斗争。胡有猷还在狱中抓紧学习,写日记,总结斗争经验。由于社会舆论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一致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除“民先”正副队长张益珊、凌毓俊长期监禁后被杀害外,其余均先后释放。胡有猷被关押了11天,于8月24日,国民党以受训3天为词,由其姨父保释出狱。</p><p>胡有猷出狱后,离开大夏大学,到贵阳师范附小任教,并与同事丁讯创办《小学教育周刊》,同时还积极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习,准备将来到苏联去。这时,胡有猷在贵阳师范学校时的好友,陶信镛从延安(1937年10月去延安)回到贵阳,他对胡说: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训练抗日干部的中心。使胡有猷受到很大鼓舞,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积极组织“筑光音乐会”,以歌咏、宣传队的形式,深人工农群众和居民中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宣传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个政治口号,与此同时,还积极组织进步分子到延安。胡有猷对延安也很向往,希望有机会到那里去学习和锻炼。</p><p>经过长时间党的教育,特别是监狱和实际工作的锻炼,胡有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p><p>1939年秋,党组织介绍胡有猷与毛仁学到重庆,并准备去延安。因国民党当局掀起反共高潮,去延安的打算受阻,便一起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皖南事变”以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胡有猷转移到小川北一带,深人农村发动群众,1943年回到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小学、广益中学等校任教,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织领导下,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p><p>在寸滩中心小学时,胡有猷与进步女青年李昌琦认识,以后结婚。李昌琦的哥哥李昌纯(李纯思),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也在那里教书。胡有猷与李家兄妹一道,在认真做好隐蔽工作的前提下,继续进行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1944年11月,日本侵略军侵占贵州独山,四川危急。这时,胡有猷在广益中学教书。根据南方局指示,他曾经与李昌纯、卢光特一道积极筹划,准备到农村组织武装打游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p><p>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1946年3、4月,党在重庆建立了重庆市委和四川省委。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领导下,以建川中学总务主任为职业掩护,专门从事学运工作,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p><p>1947年秋,重庆市委研究,成立3个学运特支:沙磁区特支,刘国志(牺牲在渣滓洞监狱)任书记;南岸区特支,赵隆侃任书记;北碚特支是胡有猷任书记。</p><p>北碚是风景区、工矿区,也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当时在北碚有3所大专院校,10来所中学,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是卢作孚的弟弟,地方的实力派,由于长期受党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接近进步的民主人士,对党的地下活动客观上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因此,北碚地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都比较活跃,但是,国民党在北碚建立了特务组织,对进步活动监视很严,重庆当局也对北碚实行控制。斗争仍然是很复杂的。</p><p>胡有猷到北碚担任学运特支书记时,正是党经过一段时间隐蔽后,恢复、建立和发展的时期,当时除北碚学运特支外,北碚还有一个特支,是北碚中心县委撤销后建立的,主要管工厂和农村的党的工作。胡有猷专门领导学生运动。</p><p>胡有猷在北碚的社会职业,是第四育幼院教导长,他的爱人李昌琦也到那里作教师。</p><p>北碚第四育幼院设在北温泉对面半山上,一座名叫禅岩寺的古庙里,离北碚约七华里。育幼院的学生是抗日战争中收容的孤儿,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少年儿童。育幼院工作人员工资很低,胡有猷一家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这期间,胡有猷家乡的亲友和地方官吏、士绅,劝他回凤冈县竞选国大代表或者当县长,也有的推荐他去遵义当教育局长,胡有猷婉言谢绝了这些好意,他说,“我热爱教育事业,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p><p>胡有猷到北碚后,为了站稳脚跟,首先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便积极在育幼院内活动。当时该院还有两个教师党员,他们一起做院内教职工的团结工作。接着,他便从北碚特支书记李家庆、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处接过乡建学院、相辉学院、北碚师范等院校党的关系,并帮助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和“六一”社员(党的外围组织),积极领导这些学校的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在工作中,胡有猷仔细认真,严肃稳重,强调革命气节,注意斗争策略,警惕性也很高。由于有社会职业,又要考虑党的工作,他经常熬夜,双颊略带浮肿,两眼总是布满了血丝。</p><p>1947年暑假的一天,胡有猷顶着烈日去城区莲花池,在党员夏君义家里,与在乡建学院读书的党员甘光余联系和布置工作。在用暗号接头后,胡有猷首先分析形势说:“《新华日报》撤走后,重庆斗争十分困难。过去党的政策,可以通过报纸告诉群众,现在要通过党员,秘密地向群众传达。‘六一’大逮捕后,有的党员暴露了,现在不宜公开活动了,要保护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市委决定成立‘六一’社组织,可以秘密发展积极分子人社,配合全国解放战争,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加强重庆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还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持蒋介石,扶持日本。在乡建学院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重要意义。”</p><p>当时乡建学院有党员十来名,但不属一个系统,没有统一的党组织。胡有猷听了甘光余汇报学校的情况后,传达了市委关于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的决定,研究了干部人选,帮助建立了支委会,支部书记甘光余、组织委员吕斐然、宣传委员吕应生。这次会面,还研究了党员的学习和隐蔽问题,要求回校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p><p>以后,从1947年9月至1948年春季,胡有猷又以甘光余亲戚的名义,先后四次与甘见面和联系工作,帮助乡建学院党支部研究工作计划,开展反美反蒋斗争,参加学生“四自会”竞选活动,审查发展党员和“六一”社员,以及恢复一些同志的党籍,向解放军输送干部等。乡建学院党支部建立以后,先后共计发展了十多名党员和数十名“六一”社员,学生运动十分活跃。当时,甘光余很想知道胡有猷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他严肃地对甘说:“不要问这些,知道我在重庆工作就行了。”</p><p>相辉学院党的负责人金成林,是许建业发展和直接领导的党员,原在社会大学读书,为了加强相辉学院党的工作,许建业决定把他调到相辉学院读书。1947年2月底,金成林来到相辉学院后,每月进城一次,向许建业汇报工作和接受任务。由于北碚距离城区较远,有些工作不能及时汇报请示,北碚建立了学运特支后,于1948年2月底,金成林由胡有猷领导,并一起过组织生活。</p><p>相辉学院是复旦大学迁走后,利用其校址新办的一所学校,师生员工共计1000余人,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都比较复杂,党的工作任务很重,胡有猷对这里的工作也抓得很紧。金成林和刘天辅(该校文史系党员)第一次与胡有猷见面,是在北碚公园,胡帮助他们建立了党小组。当时相辉学院的党员很少,党组织后来在积极分子中发展了“六一”社员。</p><p>胡有猷帮助相辉学院建立起党小组以后,大约每星期约金成林在嘉陵江边、北碚公园或图书馆见面一次。听金汇报工作情况之后,每次都要认真分析形势,仔细交代任务和工作方法。当金成林向他汇报到发展的“六一”社员的名单时,胡有猷说:“不要讲这么具体,可以讲一小组、二小组或甲乙丙丁,上级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名字让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好处。”</p><p>在领导相辉学院党的工作中,胡有猷注重进行合法斗争,有些群众组织也是取得学校当局同意的。他说:“群众团体不仅要搞激进的,中间的、灰色的也可以搞一点。不要把我们的人都暴露了,要保存党的力量。”他还强调党的组织不要打通横的关系。</p><p>1948年4月初,当胡有猷知道特务在重庆大肆逮捕共产党员的时候,他严肃地对金成林说:“全国快解放了,敌人可能狗急跳墙,要经受得住考验,不要叛变,不要出卖组织,不要出卖同志。”后来的事实证明,胡有猷对党员的这些要求,他自己是身体力行的。</p><p>胡有猷还在北碚师范学校接上了蒋忠槐的党的关系,并在该校发展了“六一”社员。胡有猷还准备与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兼善中学等校的党员接上关系,在这些学校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以便建立北碚学校党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全地区的学生运动。</p><p>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重庆发生了不寻常的严重事件,没有实现他原来的计划和打算。原来《新华日报》停刊后,重庆市委主办了地下刊物《挺进报》,指导重庆市和川东地区党的斗争。同时把报纸送给了在重庆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他们开展攻心战。敌人用尽手段,于1948年4月初,侦破了《挺进报》,市委书记刘国定等被捕。不久,刘国定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处在严重危急之中。</p><p>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说党内出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同时,又得知他的直接领导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已经转移到北碚。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和可能引起敌人怀疑的东西,作了应急准备。</p><p><br></p> <p>4月17日,重庆市委负责人肖泽宽、李维嘉和冉益智约定在北碚公园开会,研究重庆市出现的这个紧急情况。冉益智家住黄桷镇,他住在北碚的地址被特务侦破了,当他一早过河准备赴会时,在北碚图书馆附近被跟踪的特务逮捕。冉被捕后,在北碚受到审查,当天叛变投敌,供出了刘国定的市委书记身份,出卖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也供出了胡的地址。</p><p>冉益智叛变后,不但出卖了胡有猷,也出卖了乡建学院、相辉学院和北碚师范学校的党员金成林、甘光余、吕斐然、吕应生、蒋忠槐等同志,冉益智并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详细地址,只知道发音相近的姓名,所以这些同志当时在北碚没有被捕,而是以后在其他地方被捕的。</p><p>就在4月17日这天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校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但仍沉着镇静地走进了办公室。</p><p>“你是胡有猷吗?”一个特务问。</p><p>“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p><p>“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特务假装客气地说。</p><p>“好吧!先找我妻子拿点衣物。”胡有猷想乘机把被捕的消息告诉妻子。</p><p>“不行,你的女人也一起走。”特务给他带上了手铐,并搜查了他的家,把他的妻子和保姆也一起抓走了,还夺下他们怀中的两个孩子,扔给邻居。后来,这两个孩子由育幼院长以胡“表兄”的身份,送到重庆曹学慧处,转给了胡有猷的岳母抚养。</p><p>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七、八里路,山路狭窄,特务怕胡有猷中途逃跑,一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着走。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蒋忠槐)吗?”</p><p>他蓦然一惊,难道蒋启予也被捕了?平静地答道:“我不认识。”</p><p>“他住在什么地方?”特务继续追问。</p><p>“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常去蒋启予家接头,和他家里的人都认识,敌人这么一问,他放心了,说明蒋没有发生危险。</p><p>但是,出乎胡有猷意料,特务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蒋家对面的缝纫店。特务拿出一封假信,欺骗蒋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游览北温泉的,蒋母不知有诈,叫保姆马上上街找蒋回来,眼看敌人阴谋就要得逞,胡有猷心急如焚。当时,蒋的妻子在家“坐月子”,警觉地发现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故意咳嗽一声,蒋妻与他四目相望时,他又故意低下头去,装作不认识。蒋妻装着逛街,赶忙出门,抄小路在当年女子师范学校处(今解放路),拦住正要回家的蒋启予,使蒋在北碚脱险。</p><p>原来,特务在逮捕胡有猷前,已去过蒋家,现在又不见蒋行突击审问:</p><p>“快说,蒋启予是不是共产党?甘光余是不是共产党?”</p><p>胡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晓得。”</p><p>特务火了,给了胡有猷一个耳光。进一步追问:“你与乡建学院甘光余是什么关系?”</p><p>“我是育幼院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p><p>特务见他不说,就用被盖捂住头打屁股,打一阵问一阵,结果什么情况也没有问出来。</p><p>当时,李昌琦也被押在那里,胡有猷趁室内无人时暗示妻子设法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她释放出来后照着做了,使党组织避免了损失。</p><p>当天傍晚,一辆美制囚车由北碚向重庆急驰。车上,审讯在继续进行。特务要他交代北碚地下党组织的情况,胡有猷分析当时的斗争形势,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他在北碚领导和发展了数十名共产党员和“六一”社员,他们的姓名和住址他都知道,也知道重庆大学党支部书记凌春波。他要保卫组织,保护同志,只简单地回答敌人:“不知道。”</p><p>敌人从叛徒口中知道胡有猷是特支书记,在使用了种种酷刑以后,也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时,只好拿出最后一张“王牌”,叫叛徒来“对质”。</p><p>“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职务,他们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胆怯地低声“劝说”。</p><p>胡有猷大义凛然,喝住叛徒:“无耻。”并对特务说:“既然你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特支书记,那就别想问出什么东西来。”</p><p>敌人失望了,把胡有猷关进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p> <p>胡有猷被囚禁后,把监狱当作第二战场,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和敌人作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p><p>他一进监狱,就向狱中难友讲了冉益智叛变的情况,要大家提高警惕,与叛徒斗争到底。</p><p>在狱中,冉益智曾对胡有猷审讯过两次,每次都要他说出有关北碚地下党组织的情况,胡有猷对叛徒的丑恶嘴脸,感到特别恶心,他轻蔑地回答说:“我原来是你领导的党员,这就不说了。我发展的党员我说不清楚,具体情况不知道,我也不会讲。地下党单线联系的原则,你不是不懂。”弄得冉非常尴尬,“审讯”只好草草收场。</p><p>后来,金成林在巴县老家被捕了,关在渣滓洞监狱楼下一室。第二天“放风”时,胡有猷和金成林相见了。他问金:</p><p>“你说出啥子没有?”</p><p>金成林回答:“我啥都没说。”</p><p>胡有猷叹了一口气:“老的不如小的。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了,出卖了我们的同志。冉益智供出了我,还说你是共产党员。”</p><p>金成林感到惊讶:“党内出了叛徒,真没有想到。”</p><p>由于冉益智死死咬住金成林是共产党员,胡有猷考虑再三,只好承认是“赤色群众”。后来,金成林与胡有猷、杨虞裳关在一问牢房了。胡对金说:“你年轻,可以装糊涂,敌人一问三不知。”他向金成林讲了自己的“案情”,并分析金成林可能被释放出去。</p><p>胡有猷平时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蹲在牢房的角落沉思,表面看去有点消沉,实际上他是在冷静地观察狱中的动静,考虑斗争的对策。他发现知道金成林与许建业有联系的胡××,突然在狱中出现,表现很不正常,很可能是敌人安排来的探子时,便立即告诉金成林不要出来“放风”,以免和胡××碰面。因此金就装病,半个月不出牢房。不久,胡××被“押”走后,金成林才又出来“放风”。由于胡有猷的党性强,使金没有发生危险。</p><p>1948年秋天,敌人异想天开地在监狱搞什么“感化教育”,墙上写了“回头是岸”几个大字,还办了反动的《新生》墙报。特务逼着大家写稿,说“感化”好的,可以释放。胡有猷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坚持不写稿,放风时也不去看。当敌人逼着金成林等年轻的同志写稿时,胡有猷积极帮助他们推脱,说:“这些娃娃写不来,作文不行。”在难友们抵制下,《新生》出了3期就夭折了。</p><p>重庆是有名的“火炉”城市,一间牢房关着20多人,三伏天闷热难当,许多难友中暑发烧,敌人为了从肉体上搞垮不肯屈服的革命者,却只给一碗水喝,有时还借故停止供水,楼五室的难友被停止送水后,楼二室13岁的小难友蒲小路,利用“放风”机会冒险偷偷送水。外号“猫头鹰”的特务看守长徐贵林,发现了小家伙的秘密活动,举起皮鞭要打蒲小路,被杨虞裳等人挡住了,“猫头鹰”又对杨虞裳举起了皮鞭。这时,胡有猷等大声吼斥特务:“不许打人!不许打人!”敌人见众怒难犯,只好夹起皮鞭钻进了看守室。</p><p>监狱里没有学习条件,难友们却想出办法坚持了学习。原来监狱中有个小图书馆,有“四书”、“五经”、英语读本,还有《蒋介石言论集》,可以借到一些学习材料。后来,图书馆撤销了。杨虞裳是地下党川东地委负责人之一,理论水平和斗争水平都比较高,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要大家回忆被捕前读过的书,一人讲,大家听。他带头讲政治经济学,胡有猷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余祖胜讲高尔基的“三部曲”。通过学习,难友们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p><p>胡有猷在同室难友中,算是比较年长的,由于多次受刑,身体被折磨得很虚弱,但他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凡是狱中的斗争,他都是积极参加的。1948年12月,为了给在狱中被折磨去世的难友、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开追悼会,整个监狱开展了绝食斗争,当时胡有猷正在生病,身上浮肿,为悼念战友,寄托哀思,他忍住病痛,忍饥挨饿,同样坚持了3天的绝食。平时,他和难友们一道,“放风”时扭秧歌,打篮球,抠泥土回牢房做围棋,用废纸做象棋,开展文娱活动,还常常高唱《国际歌》,活跃狱中生活,鼓舞革命斗志。</p> <p>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进展,胜利的捷报不断传到狱中,眼看全国就要解放,胡有猷感到欢欣鼓舞。同时,这又使他看到蒋家王朝的末日快要到来,预感到敌人垂死挣扎时会对革命者下毒手。共产党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但他考虑到还有两件大事要办。</p><p>一是他原来掌握的党内的一些情况,没有来得及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他估计同室的金成林,一直没有暴露身份,可能释放出去。因此,他向金口授了汇报材料。1949年1月,金成林果然被保释出狱,他按照胡有猷讲的内容,向川东临委如实作了汇报。</p><p>二是他要告诉妻子,他将为革命献身,他托人从狱中带出纸条给妻子:“我出不来了,要好好把孩子养大成人。”他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名庆中,二儿子名庆国,一对孪生兄妹叫庆新和庆生,名字末尾四字联在一起,就是“中国新生”。胡有猷把他的全部心愿和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p><p>在山城即将解放的时候,敌人对囚禁在监狱的革命志士,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1949年11月14日,胡有猷与30位难友在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烈士们倒下了,新中国诞生了,人民站起来了。中华儿女将永远继承先烈的遗愿,奋勇拼搏,振兴中华!</p> <p>有猷烈士,凤冈县人。</p><p>青年才俊,革命功臣。</p><p>自幼聪颖,就读筑城。</p><p>勤学上进,榜列前名。</p><p>接受马列,升华毕生。</p><p>投身革命,学运躬行。</p><p>主编学报,亲理章程。</p><p>宣传真理,誓散乌云。</p><p>唤起民众,共为国兴。</p><p>炎培嘉奖,统战建勋。</p><p>慈母寿诞,均儒题文。</p><p>华族儿女,“中国新生”。</p><p>创办刊物,鼓舞精神。</p><p>组织队伍,迎接长征。</p><p>北碚书记,工作艰辛。</p><p>舍身忘死,对党忠诚。</p><p>叛徒出卖,不幸难临。</p><p>为救启予,暗递眼神。</p><p>同志获救,损失减轻。</p><p>虽陷囹圄,犹自坚贞。</p><p>渣滓洞里,受尽酷刑。</p><p>保守秘密,守口如瓶。</p><p>团结狱友,不断斗争。</p><p>英雄江姐,同具豪情。</p><p>共赴国难,血染渝林。</p><p>千秋彪炳,铁骨铮铮。</p><p>捐出身命,换来光明。</p><p>光照万古,名留汗青。</p> <p>胡有猷烈士的四女儿胡庆生在父亲就义的地方缅怀先烈</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