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胡有猷烈士

素缘了凡

胡有猷（1911-1949），贵州凤冈人，红岩烈士。又名胡筠，号献华。1911年9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凤冈县城一个商人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四川重庆市北碚学运特支书记，积极发展党员、领导学生运动。1948年4月17日下午，因为叛徒出卖被特务逮捕，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渣滓洞。

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凤岗县城一个商人家庭。凤岗地处贵州高原东北的大娄山脉，是一个所谓“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山区。父亲胡怀中，经营黄丝、盐巴生意，早年，不幸在山洪暴发中死去。胡有猷有一个哥哥、有个妹妹。自幼个性倔强的胡有猷，妹妹总喜欢叫他“牛哥”。他六岁入私塾，十四岁入县立高级小学读书，天资聪慧，学习勤奋，是县里出类拔萃的学生，学校每次考试张榜，总是名列前茅。

1929年，胡有猷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在校六年，成绩特佳，深得老师的器重，他不仅认真学习课文，而且喜欢阅读文艺作品和进步书刊。在进步教师的影响和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同情劳动人民，不满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对贵州人民的荼毒，立志要打碎万恶的旧社会，为劳苦大众服务。

1935年，他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强渡乌江、飞越娄山、攻克遵义，都发生在他家乡附近。红军的胜利，鼓舞了苦难的贵州各族群众，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

1936年，他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时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入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科学座谈会”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读《新华日报》，讨论时事，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出版《民先导报》，被当局逮捕。在狱中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队员一起唱“民先队歌”，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民主解放奋斗，这次斗争增加了不少经验教训，应该保持优良传统，继续努力迈进。”经亲友保释出狱后，他在贵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建设本领做充分准备。

1939年秋，胡有猷离贵阳来重庆，准备奔往延安抗大学习，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赴陕北青年，没有去成。经党组织同意，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嘉许。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他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1943年，他调回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段时间，家乡亲友曾多次劝他回黔竞选国大代表，有人还推荐他去当凤岗县长和遵义教育局长，都被他婉言推辞，他说：“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实际上，他抛弃个人名誉地位，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决定留在重庆从事革命斗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主要专门从事学运工作。

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全市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院、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的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骄阳似火。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建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又向甘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也十分活跃，一批优秀青年加入到组织中来。

1948年春天，正当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时，特务机关发现了重庆市委秘密印发的《挺进报》，随即党内又出现了叛徒，形势更加恶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同时，得知他的直接领导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已经由城内转移来到北碚。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作了各种应急准备。

1948年4月17日下午，被特务逮捕。（被冉益智出卖）。

17日当天傍晚，夜幕下一辆美制囚车沿嘉陵江向重庆市内急驰。车上，紧铐双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分析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他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威逼下叛党出卖同志是最可耻的，因此不管自己面临多么严峻的考验，都要坚定不移地保卫组织，保护同志。

胡有猷很快也知道了自己的被捕，是因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而蒋启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于胡有猷给蒋妻的巧妙暗示，使蒋启予得以虎口脱险，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党员才没有发生以外，北碚的党组织因此得以保存了下来。

再说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拿出最后一张“王牌”——让叛徒出面“对质”。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职务，他们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着胡有猷，低声下气地“劝说”。

“无耻！”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喝住叛徒，并对特务说：“既然你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特支书记，那就别想问出什么东西。”尽管胡有猷受尽毒刑拷打，但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个也未暴露。

1948年7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书”和“供词”：“北碚区之胡有猷，曾在湘辉学院吸收金臣麟，在乡建学院吸收吕雯然等为党员，在北碚师范有外围组织创造研究社及群众三人。”敌人根据冉的供词，先后逮捕了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等人。由于金、甘、吕，是通过胡有猷来领导的，冉益智和他们没有见过面，不敢与他们“对质”，更供不出他们所领导的党员，因此，敌人仍千方百计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认和敌人严刑逼供的极端险恶情况下，胡有猷明知吕雯然是共产党员，甘光余是支部书记，金臣麟与自己是同一个党小组，可始终坚持不承认他们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胡有猷坚定不移地守卫住保护同志的坚强防线，使这几位同志能够否认自己是党员，能够在公开审判时申辩开脱，于1949年初国共和谈时保释出狱。他们所在的乡建学院、湘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一直到重庆解放也未遭到破坏。

敌人没能从胡有猷口中得到任何东西，便把他长期监禁在阴森可怕的人间魔窟——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胡有猷和江竹筠、杨虞裳等十几位难友一起，被反动派枪杀于电台岚垭。在胡有猷身后，他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名“庆中”，二儿子名“庆国”，一对孪生兄妹名“庆新”和“庆生”，儿女名字末尾四字联在一起，就是“中国新生”。一位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他将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自己则被无耻的叛徒出卖后牺牲了……

重庆解放前夕，胡有猷被杀害于渣滓洞。

胡有猷，又名胡筠，号献华。一九一二年九月初一出生于凤冈县龙泉镇。其父、兄经营黄丝、盐业，并创办“三友商号”，富甲一方。

其母勤俭持家，严于子教，常施孤恤苦。

胡有猷聪慧好学，小学毕业后摆脱封建家庭束缚考到贵阳省立师范学校就读，爱好文学、美术、外语，常读进步书刊《共产党宣言》、《母亲阅读》、《铁流》等苏联文艺作品和有关书刊。“九·一八”事变后，与南明中学学友地下党员寇述彭组织“贵阳抗日救国会”，起草《救国会章程》。之后，多次组织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救国。

1936年，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友人游国梁创办《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

1937年冬，他返贵阳进入私立大夏大学就读，在学生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与进步学生组织“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吸引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阅读《新华日报》，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夏，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创办《民先导报》，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同年8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他毫不屈服，坚持斗争，后因敌人没有掌握证据只好将其释放。

1939年秋经党组织介绍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积极开展统战活动，曾因工作成绩斐然得到该社负责人黄炎培、沈钧儒的嘉许。“皖南事变后，他奉命转移到川北农村做地下工作，

1943年又奉命调回到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小学、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1946年间，又在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专门从事学运工作。根据党的指示，通过沙坪坝和城区一些学校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47年，中共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北碚、沙磁、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他任北碚学运特支书记，在此期间先后以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大夏中学、社会部第四育幼院教师、教导长等职务的公开身份，领导重庆北碚部分中学的师生员工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学生运动。

胡有猷自处白色恐怖之中，家人同乡常常为他担忧，多次写信劝告“回县谋县长、中学校长职位或竞选国大代表”，均以“为革命而头可断，害人的官我不当”为辞而谢绝。

这期间，他继续为《新华日报》、《挺进报》写稿，揭露和指责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常与沈钧儒、黄炎培等爱国人士交往，向他们通报反动派的情况和党的主张，深受沈、黄等人赞赏。

此后重庆发生“挺进报”事件，特务机关侦知重庆市委秘密刊物“挺进报”并逮捕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叛变，重庆地下党受到严重威胁。他通知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作了应急准备。

1948年4月17日，胡有猷在北培第四保育院因叛徒出卖，被捕入人间魔窟——渣滓洞监狱。

1949年春，特务徐贵林在监狱的院坝里毒打一名叫蒲小路难友时，胡有猷在铁窗里首先发出愤怒的吼声：“不许打人！”顿时众多反抗者的怒吼：“不许打人！”“不许打人！”特务只得悻悻而去。

特务利用叛徒“劝说”的办法，更遭到胡有猷的横眉冷对。特务把乡建学院支部书记甘光余带出，指着他问：“这是什么人？”胡有猷回答：“不认识”。又把地下党员吕斐然带出，问“吕斐然是什么人？”回答：“不认识”。特务未弄清甘、吕两人的身份，他们被当作群众“保释”出狱。特务在狱中开辟“新生”墙报，逼迫难友们写稿“悔过自新”，他一个字也未写。家人打通关系多次营救他，求他在脱党关系声明上签字，都被他拒绝。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胡有猷等31位地下党员在“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离家求学 投身革命

胡有猷，又名献华，1912年农历9月1日出生在贵州省凤冈县城，父亲胡怀宗，做黄丝、食盐生意，家境较裕。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5月21日，凤冈县城遭受洪灾，史称“癸酉大水”，父亲不幸被淹死。此后母亲何氏操持家务，但家境日渐萧条，再加之当时匪首袁绵文驻兵县城，四处抢劫，匪风猖獗，全家出现了难以糊口的现状。虽是清苦，母亲何氏仍竭力供其上学，1929年，15岁的胡有猷高小毕业后考入贵阳市师范学院。

胡有猷自小刻苦学习，各科成绩堪优，是县城内出类拔萃的小才子。他爱好广泛，尤好文学、美术、外语，同时还自学俄语。在课余，他阅读了不少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书籍，还写下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日记和诗词作品。闲暇时，他将这些读书笔记编制成四十多本，存放在凤冈县城老家。可惜在十年文革中，胡有猷所存的四十多本读书心得，多次遭到浩劫，大多散失，只有少数存在他后世及亲朋家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侵华战争，大片河山沦于敌手。声援抗日、抵制外族的爱国热潮顿时席卷全国，贵阳学生运动也日趋高涨。胡有猷目睹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使他经常与一些志向相同的同学谈论国家命运，畅谈个人理想，并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从而成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1933年胡有猷与贵阳一中地下党员寇述彭组建了“贵阳学生抗日救国会”，胡有猷任秘书并负责起草“救国会”章程。该会于1923年成立后，先后多次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军阀统治，反内战，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投降卖国行径进行揭露。1934年，胡有猷在贵阳师范毕业。

1936年，在“贵阳国劳文化协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争科学座谈会”的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出版《民先导报》，被当局逮捕。后经亲友保释出狱后，他在贵阳师范附属中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劳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做好充分准备。

1939年秋，胡有猷离筑返渝准备前往延安抗大学习。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赴陕青年未能如愿。后经党组织同意，胡有猷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民主人士沈钧儒的赞许。后胡母何氏六十寿辰时，沈钧儒还亲笔题赠条幅，以示祝贺，足见沈老对胡的嘉奖之情。“皖南事变”后，国共破裂，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特务多如牛毛，耳目遍地皆是，开展地下工作十分困难。为了革命的需要，胡有猷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

1943年，他又奉调回到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先后以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大夏中学及社会部第四育幼院教师、教导长的公开身份，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不停地开展革命活动。据胡有猷的侄女胡庆瑞于1983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怀念我的叔父胡有猷》一文载：“（那时）我们家里人时常为他的安全担心，曾劝他回到老家暂避一段时间，免遭毒手。家乡一些当年的同窗出于对他（从事的革命活动——作者注）全然不了解，希望他回县当县长或中学校长，或参加1947年“国大代表”竞选，但叔父视官禄如草芥，胸怀坦荡，不畏强暴，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断然一一拒绝，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与意志，仍然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针对家人和朋友的劝阻，胡有猷推辞道：“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事实上，他抛弃了个人名誉，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安排留在重庆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二、从决裂到携手

胡有猷考入贵阳市师范后，母亲何氏在家中给他订了婚事，未婚妻是何坝乡欧家千金欧翠兰。欧家家境殷实，欧翠兰又是独生女，从小娇生，有吸大烟（鸦片烟）的劣习，这些对当时在外求学的胡有猷一概不知，但他极不满意这桩婚事，多次反抗都没有成功。后来他托好友冉鸿逵到欧家去说他的“坏话”，以达到欧家主动解除婚约，好友冉鸿逵虽去了欧家游说，但未能如意，最终在母亲的逼迫下与欧翠兰结婚。

1984年，胡有猷遇难35周年，时在凤冈县政协工作的冉鸿逵回忆往昔、唏嘘不已，创作一首律诗《悼念故友胡有猷烈士》以抒发对故友的无限思念。“六十年来感电驰，家国兼忧先殉党。筑城夜话几人知，须眉无玷任求疪。关情配偶违君愿，三生石上重相会。携手浮桴恨我痴，为改缁衣换钵衣。”诗中“关情配偶违君愿”一句，就清楚记载了当年他去欧家说“坏话”一事。不情愿的结合，使胡有猷无法尝到婚姻带来的幸福，是时，他正在贵阳求学，已投身于学运活动，所以很少回家。有一个假期，胡回到凤冈老家探亲，晚上发现妻子欧翠兰提着灯笼出了门，他感到有些异常，便悄悄跟踪，结果发现妻子欧翠兰是去烟馆吸鸦片。胡有猷顿时伤心欲绝，回家后痛哭一场，第二天不辞而别回到贵阳，之后连续几年都没回家，并登报声明与欧翠兰解除夫妻关系。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有猷才回到凤冈。在家乡他向青年们传播进步思想，教他们唱《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传输什么叫共产主义等知识。之后，胡有猷与志同道合的李昌琦女士结婚，先后生肓了四个孩子，长子胡庆中，次子胡庆国，一对孪生兄妹胡庆新、胡庆生，四个孩子的名字联在一起便是“中国新生”，一位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将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革命未竞事业，后世代代相传，1949年胡有猷遇难时，他的次子胡庆国才2岁多，庆国成人后，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1977年为中国的气运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年庆国才30岁，他的儿子胡渝也只有2岁。如今，烈士胡有猷的亲人分别住在重庆、贵阳等地，仍然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烈士的大无畏精神，给后世留下难忘的记忆。现居重庆的女儿胡庆生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说：“听母亲李昌琦讲，父亲为了躲避特务的视线，在领导学运工作中，工作场所、通信地址、居住地点不得不经常变换。白天忙完之后，晚上研读文件及‘禁书’，总是深夜才睡。在小川北开展工作时，经常一整天只吃一顿饭，饿着肚子跑很远的路，在渝（重庆）时也随时用两三个烧饼或一碗小面就算一餐饭。”侄女胡庆瑞回忆道：“叔父牺牲时，我们还很小，记得的东西不多，只知道生前家里曾经多次营救，但他就是不写悔过书，不写自白书。”

三、被捕前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专门从事学运工作。

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全市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校、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建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又向甘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1948年 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作了各种应急准备。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但仍沉着镇静地走进院长办公室。

“你是胡有猷吗？”一个便衣特务问。

“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

“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特务假装客气地说。

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十来里路，山高路窄，特务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吗？”

他蓦然一惊：难道蒋启予也被捕了？平静地回答：“我不认识。”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特务又追问一句。

“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放心了，敌人不知道地址，说明北碚师范的党员蒋启予没有发生危险。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务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蒋家对面马路口的缝纫店。一个特务拿着一封信，冒充蒋启予的朋友，欺骗蒋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的。蒋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马上到街上去找蒋启予。胡有猷见状心如火焚，只有一个念头：快想办法营救同志！这时，蒋启予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发觉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蒋启予家，与蒋妻相识，于是故意咳嗽一声。当蒋妻用惊诧的目光看他时，他故意低下头装着不认识。胡有猷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蒋妻的警觉，她赶忙抱着小孩装着逛街，抄小路拦住回家的蒋启予，叫他赶快过江转移到隆昌老家去。

特务等了一阵不见蒋启予的踪影，知道上了当，就将胡有猷押到兴江旅馆一个房间，进行突击审问：“快说，蒋启予是不是共产党？甘光余是不是共产党？”

胡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晓得。”

特务“啪”地一声打了他一耳光，进一步追问：“你与乡建学院的甘光余是什么关系？”

“我是育幼院的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特务见他不说，就用被子捂住头打屁股，打一阵问一阵，结果什么也没问出。

17日傍晚，在一辆美制囚车内，紧铐双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分析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胡有猷很快知道了自己被捕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而蒋启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于胡有猷给蒋妻的巧妙暗示，使蒋启予得以虎口脱险，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党员也没有发生意外，北碚的党组织因此得以保存了下来。

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让叛徒冉益智出面劝降胡有猷，而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呵斥叛徒冉益智。尽管胡有猷受尽毒刑拷打，但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个也未暴露。

四、狱中斗争

胡有猷同志用坚定的革命信仰，战胜了特务们的醋刑和叛徒的劝?降，始终没有出卖党组织和战友们。面对这位来自黔北的铮铮硬汉，特务们把他投入到人间魔窟渣滓洞，开始了19个月的非人生活。

胡有猷被关押在渣滓洞楼上二室监狱里，在狱中，他仍然坚守秘密、团结同志，把监狱变成对敌人斗争的新战场。在重刑之下胡有猷难开铁口，敌人为了达到瓦解关押同志，便在狱中办了两期“新生”墙报，逼大家写稿表示悔过自新。胡有猷在学运工作中，曾积极向《挺进报》、《新华日报》撰稿，是一支有名的笔杆子，特务们便软硬兼施，都遭到他的严拒。胡有猷还随时提醒同室的难友们要随时警惕，要团结一致挫败敌人的阴谋。1948年7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书”和“供词”：“北碚区之胡有猷，曾在湘辉学院吸收金臣麟，在乡建学院吸收吕雯然等为党员，在北碚师范有外围组织创造研究社及群众三人。”敌人根据冉的供词，先后逮捕了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等人。由于金、甘、吕，是通过胡有猷来发展和领导的，冉益智和他们没有见过面，不敢与他们“对质”，更供不出他们所领导的党员，因此，敌人仍千方百计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认和敌人严刑逼供的极端险恶情况下，胡有猷明知吕雯然是共产党员，甘光余是支部书记，金臣麟与自己是同一个党小组，可始终坚持不承认他们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胡有猷坚定不移地保护同志，致使他们所在的乡建学院、湘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一直到重庆解放也未遭到破坏。

1949年春季的一天，在阴森的渣滓洞监狱的院子里，特务徐贵林正在凶狠地毒打小难友蒲小路，胡有猷见状怒睁双眼，朝着特务徐贵林大声斥吼“不许打人”。震耳的吼声如一根导火线，使全室的难友纷纷发出反抗的吼声，特务给怔住了，不得已悻悻而去。1949年，曙光普照山城，重庆已得到解放，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密令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到成都、重庆实施“大屠杀、大爆破”。 11月14日晚，特务徐运举秉毛人凤之命，将胡有猷、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革命志士，秘密押到歌乐山电台岚垭秘密杀害，当时，胡有猷才37岁。

当年在中共重庆地下党工作的吕坪后来写了一篇题为《怀念战友》的文章，发表在2010年的《光明日报》上，吕坪是著名作家吕雷的父亲，他在文章中沉痛地写道：“据后来统计，除有15人逃离监狱外，一年多来先后有285位烈士牺牲，其中包括和我有过直接联系的胡有猷、杨韧、陈诗白几位同志”。

五、曲折的认定

解放后，胡有猷的历史一直得不到澄清，其主要“依据”是重庆方面的档案上有“胡有猷，党员、已自首，可能是叛徒”的记载，为此一直未被定为烈士。

而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胡有猷是被叛徒冉益智供出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当他被捕后得知自己是被冉益智出卖时，也就承认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这种大无畏精神不能说明他存在叛党，只能证明勇于承认自己是为了保护更多的同志。1949年4月17日，在一辆封闭式的囚车里，被捕的胡有猷遭受特务们的突审，当特务问胡北碚和肓儿院地下党的情况时，他只用“不知道”三字作答。这些都是曾与胡有猷同车关押的余永提供的可靠材料。

为了澄清胡有猷的历史问题，1983年重庆复查组调查了曾与胡同室关押的金臣麟，金臣麟是胡有猷发展的地下党员，金后来说“胡有猷明知我是共产党员，被捕的吕雯然是乡建学院的共产党员，甘光余是乡建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但他只承认我们是赤色群众”。1949年初，国共和谈时，胡有猷发展的金臣麟、甘光余、吕雯然被保释出狱。面对这些史实，1983年8月28日《四川日报》登载了一篇署名艾风、吴中福、赵世富的文章，标题是《这叫“叛变自首”吗？——胡有猷烈士殉难复查纪实》，详细讲述了对烈士胡有猷的复查经过和历史真相。1983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式认定胡有猷为革命烈士。

胡有猷同志出生于凤冈、革命于重庆、遇难于渣滓洞，与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革命烈士一样，在全国解放之际血染红岩，可是这位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出年青生命的铮铮铁汉，今天的大多凤冈人却摇头不知，惜乎、叹乎！

今日之事不忘前世之师，我们没有理由遗忘过去，胡有猷是唯一被国民党枪杀在重庆渣滓洞的凤冈人，他与江姐、赵雪峰、华子良、小萝卜头等一样是人们心中永远的英雄，一样与红岩彪炳千秋。他虽然在黎明前倒下了，但是他用年轻的生命和对党的忠诚驱散了满天的阴云，换来了光明。

9月27日，凤冈县政协举行“不忘初心、缅怀先烈”暨《胡有猷》新书发行仪式。县政协副主席王宏、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县城各中小学代表、部分文史研究员参加会议。会议还邀请了胡有猷烈士亲属参加。

1949年11月，被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革命志士，先后遭到杀害。与江竹筠、杨虞裳、李青林等同时遇害的，有曾任中共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烈士。他于1947年秋到1948年4月之间，领导北碚的学生运动，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

胡有猷，号猷华，又名胡笳，1912年农历九月初一，出生在贵州省凤冈县城内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6岁开始读书，天资聪敏，酷爱学习，深得老师和家长的喜爱。他先就读私塾，1925年入县高级小学肄业，是县里出类拔萃的学生。1929年考入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在校6年。1936年夏，去上海考取大夏大学，以后又去武汉考入中华大学。1937年冬回到贵阳，进入内迁这里的大夏大学读书。胡有猷学习勤奋，兴趣广泛，不仅擅长文学，而且攻读英语和俄语，也喜欢参加音乐和体育活动。

胡有猷少年时代就受到共产主义启蒙教育，青年时代即开始参加进步社团活动。1935年，他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的胜利，鼓舞了苦难深重的贵州各族人民，也激发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在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他积极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宣传苏联革命和建设的胜利。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烽火燃烧在祖国大地，胡有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在中华大学时，他与同乡同学游国梁一起，创办了《滇黔月刊》，宣传抗日和革命思想，在大夏大学期间常与学校进步教授接近，还和“生活书店”的凌毓俊经常来往，与同学毛仁学等组织秘密读书会，以“读书座谈会”、“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的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阅读《新华日报》，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讨论。这期间，胡有猷在宣传中，经常讲：“今日的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问题，汉族和少数民族要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民族的解放。在国际上，团结全世界进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复兴我中华民族。”

1938年6月5日，胡有猷在贵阳生活书店经凌毓俊介绍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创办《民先导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由于他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8月13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与胡有猷同时被捕的有男女“民先”队员30余人。在狱中，胡有猷受到敌人审讯，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与被捕的“民先”队员一道，高唱《囚徒之歌》、《光明赞》，开展绝食斗争。胡有猷还在狱中抓紧学习，写日记，总结斗争经验。由于社会舆论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一致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除“民先”正副队长张益珊、凌毓俊长期监禁后被杀害外，其余均先后释放。胡有猷被关押了11天，于8月24日，国民党以受训3天为词，由其姨父保释出狱。

胡有猷出狱后，离开大夏大学，到贵阳师范附小任教，并与同事丁讯创办《小学教育周刊》，同时还积极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习，准备将来到苏联去。这时，胡有猷在贵阳师范学校时的好友，陶信镛从延安(1937年10月去延安)回到贵阳，他对胡说：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训练抗日干部的中心。使胡有猷受到很大鼓舞，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积极组织“筑光音乐会”，以歌咏、宣传队的形式，深人工农群众和居民中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宣传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个政治口号，与此同时，还积极组织进步分子到延安。胡有猷对延安也很向往，希望有机会到那里去学习和锻炼。

经过长时间党的教育，特别是监狱和实际工作的锻炼，胡有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9年秋，党组织介绍胡有猷与毛仁学到重庆，并准备去延安。因国民党当局掀起反共高潮，去延安的打算受阻，便一起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皖南事变”以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胡有猷转移到小川北一带，深人农村发动群众，1943年回到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小学、广益中学等校任教，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织领导下，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在寸滩中心小学时，胡有猷与进步女青年李昌琦认识，以后结婚。李昌琦的哥哥李昌纯(李纯思)，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也在那里教书。胡有猷与李家兄妹一道，在认真做好隐蔽工作的前提下，继续进行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1944年11月，日本侵略军侵占贵州独山，四川危急。这时，胡有猷在广益中学教书。根据南方局指示，他曾经与李昌纯、卢光特一道积极筹划，准备到农村组织武装打游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1946年3、4月，党在重庆建立了重庆市委和四川省委。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领导下，以建川中学总务主任为职业掩护，专门从事学运工作，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1947年秋，重庆市委研究，成立3个学运特支：沙磁区特支，刘国志(牺牲在渣滓洞监狱)任书记；南岸区特支，赵隆侃任书记；北碚特支是胡有猷任书记。

北碚是风景区、工矿区，也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当时在北碚有3所大专院校，10来所中学，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是卢作孚的弟弟，地方的实力派，由于长期受党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接近进步的民主人士，对党的地下活动客观上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因此，北碚地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都比较活跃，但是，国民党在北碚建立了特务组织，对进步活动监视很严，重庆当局也对北碚实行控制。斗争仍然是很复杂的。

胡有猷到北碚担任学运特支书记时，正是党经过一段时间隐蔽后，恢复、建立和发展的时期，当时除北碚学运特支外，北碚还有一个特支，是北碚中心县委撤销后建立的，主要管工厂和农村的党的工作。胡有猷专门领导学生运动。

胡有猷在北碚的社会职业，是第四育幼院教导长，他的爱人李昌琦也到那里作教师。

北碚第四育幼院设在北温泉对面半山上，一座名叫禅岩寺的古庙里，离北碚约七华里。育幼院的学生是抗日战争中收容的孤儿，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少年儿童。育幼院工作人员工资很低，胡有猷一家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这期间，胡有猷家乡的亲友和地方官吏、士绅，劝他回凤冈县竞选国大代表或者当县长，也有的推荐他去遵义当教育局长，胡有猷婉言谢绝了这些好意，他说，“我热爱教育事业，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

胡有猷到北碚后，为了站稳脚跟，首先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便积极在育幼院内活动。当时该院还有两个教师党员，他们一起做院内教职工的团结工作。接着，他便从北碚特支书记李家庆、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处接过乡建学院、相辉学院、北碚师范等院校党的关系，并帮助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和“六一”社员(党的外围组织)，积极领导这些学校的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在工作中，胡有猷仔细认真，严肃稳重，强调革命气节，注意斗争策略，警惕性也很高。由于有社会职业，又要考虑党的工作，他经常熬夜，双颊略带浮肿，两眼总是布满了血丝。

1947年暑假的一天，胡有猷顶着烈日去城区莲花池，在党员夏君义家里，与在乡建学院读书的党员甘光余联系和布置工作。在用暗号接头后，胡有猷首先分析形势说：“《新华日报》撤走后，重庆斗争十分困难。过去党的政策，可以通过报纸告诉群众，现在要通过党员，秘密地向群众传达。‘六一’大逮捕后，有的党员暴露了，现在不宜公开活动了，要保护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市委决定成立‘六一’社组织，可以秘密发展积极分子人社，配合全国解放战争，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加强重庆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还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持蒋介石，扶持日本。在乡建学院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重要意义。”

当时乡建学院有党员十来名，但不属一个系统，没有统一的党组织。胡有猷听了甘光余汇报学校的情况后，传达了市委关于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的决定，研究了干部人选，帮助建立了支委会，支部书记甘光余、组织委员吕斐然、宣传委员吕应生。这次会面，还研究了党员的学习和隐蔽问题，要求回校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

以后，从1947年9月至1948年春季，胡有猷又以甘光余亲戚的名义，先后四次与甘见面和联系工作，帮助乡建学院党支部研究工作计划，开展反美反蒋斗争，参加学生“四自会”竞选活动，审查发展党员和“六一”社员，以及恢复一些同志的党籍，向解放军输送干部等。乡建学院党支部建立以后，先后共计发展了十多名党员和数十名“六一”社员，学生运动十分活跃。当时，甘光余很想知道胡有猷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他严肃地对甘说：“不要问这些，知道我在重庆工作就行了。”

相辉学院党的负责人金成林，是许建业发展和直接领导的党员，原在社会大学读书，为了加强相辉学院党的工作，许建业决定把他调到相辉学院读书。1947年2月底，金成林来到相辉学院后，每月进城一次，向许建业汇报工作和接受任务。由于北碚距离城区较远，有些工作不能及时汇报请示，北碚建立了学运特支后，于1948年2月底，金成林由胡有猷领导，并一起过组织生活。

相辉学院是复旦大学迁走后，利用其校址新办的一所学校，师生员工共计1000余人，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都比较复杂，党的工作任务很重，胡有猷对这里的工作也抓得很紧。金成林和刘天辅(该校文史系党员)第一次与胡有猷见面，是在北碚公园，胡帮助他们建立了党小组。当时相辉学院的党员很少，党组织后来在积极分子中发展了“六一”社员。

胡有猷帮助相辉学院建立起党小组以后，大约每星期约金成林在嘉陵江边、北碚公园或图书馆见面一次。听金汇报工作情况之后，每次都要认真分析形势，仔细交代任务和工作方法。当金成林向他汇报到发展的“六一”社员的名单时，胡有猷说：“不要讲这么具体，可以讲一小组、二小组或甲乙丙丁，上级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名字让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好处。”

在领导相辉学院党的工作中，胡有猷注重进行合法斗争，有些群众组织也是取得学校当局同意的。他说：“群众团体不仅要搞激进的，中间的、灰色的也可以搞一点。不要把我们的人都暴露了，要保存党的力量。”他还强调党的组织不要打通横的关系。

1948年4月初，当胡有猷知道特务在重庆大肆逮捕共产党员的时候，他严肃地对金成林说：“全国快解放了，敌人可能狗急跳墙，要经受得住考验，不要叛变，不要出卖组织，不要出卖同志。”后来的事实证明，胡有猷对党员的这些要求，他自己是身体力行的。

胡有猷还在北碚师范学校接上了蒋忠槐的党的关系，并在该校发展了“六一”社员。胡有猷还准备与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兼善中学等校的党员接上关系，在这些学校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以便建立北碚学校党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全地区的学生运动。

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重庆发生了不寻常的严重事件，没有实现他原来的计划和打算。原来《新华日报》停刊后，重庆市委主办了地下刊物《挺进报》，指导重庆市和川东地区党的斗争。同时把报纸送给了在重庆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他们开展攻心战。敌人用尽手段，于1948年4月初，侦破了《挺进报》，市委书记刘国定等被捕。不久，刘国定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处在严重危急之中。

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说党内出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同时，又得知他的直接领导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已经转移到北碚。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和可能引起敌人怀疑的东西，作了应急准备。

4月17日，重庆市委负责人肖泽宽、李维嘉和冉益智约定在北碚公园开会，研究重庆市出现的这个紧急情况。冉益智家住黄桷镇，他住在北碚的地址被特务侦破了，当他一早过河准备赴会时，在北碚图书馆附近被跟踪的特务逮捕。冉被捕后，在北碚受到审查，当天叛变投敌，供出了刘国定的市委书记身份，出卖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也供出了胡的地址。

冉益智叛变后，不但出卖了胡有猷，也出卖了乡建学院、相辉学院和北碚师范学校的党员金成林、甘光余、吕斐然、吕应生、蒋忠槐等同志，冉益智并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详细地址，只知道发音相近的姓名，所以这些同志当时在北碚没有被捕，而是以后在其他地方被捕的。

就在4月17日这天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校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但仍沉着镇静地走进了办公室。

“你是胡有猷吗?”一个特务问。

“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

“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特务假装客气地说。

“好吧!先找我妻子拿点衣物。”胡有猷想乘机把被捕的消息告诉妻子。

“不行，你的女人也一起走。”特务给他带上了手铐，并搜查了他的家，把他的妻子和保姆也一起抓走了，还夺下他们怀中的两个孩子，扔给邻居。后来，这两个孩子由育幼院长以胡“表兄”的身份，送到重庆曹学慧处，转给了胡有猷的岳母抚养。

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七、八里路，山路狭窄，特务怕胡有猷中途逃跑，一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着走。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蒋忠槐)吗?”

他蓦然一惊，难道蒋启予也被捕了?平静地答道：“我不认识。”

“他住在什么地方?”特务继续追问。

“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常去蒋启予家接头，和他家里的人都认识，敌人这么一问，他放心了，说明蒋没有发生危险。

但是，出乎胡有猷意料，特务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蒋家对面的缝纫店。特务拿出一封假信，欺骗蒋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游览北温泉的，蒋母不知有诈，叫保姆马上上街找蒋回来，眼看敌人阴谋就要得逞，胡有猷心急如焚。当时，蒋的妻子在家“坐月子”，警觉地发现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故意咳嗽一声，蒋妻与他四目相望时，他又故意低下头去，装作不认识。蒋妻装着逛街，赶忙出门，抄小路在当年女子师范学校处(今解放路)，拦住正要回家的蒋启予，使蒋在北碚脱险。

原来，特务在逮捕胡有猷前，已去过蒋家，现在又不见蒋行突击审问：

“快说，蒋启予是不是共产党?甘光余是不是共产党?”

胡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晓得。”

特务火了，给了胡有猷一个耳光。进一步追问：“你与乡建学院甘光余是什么关系?”

“我是育幼院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特务见他不说，就用被盖捂住头打屁股，打一阵问一阵，结果什么情况也没有问出来。

当时，李昌琦也被押在那里，胡有猷趁室内无人时暗示妻子设法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她释放出来后照着做了，使党组织避免了损失。

当天傍晚，一辆美制囚车由北碚向重庆急驰。车上，审讯在继续进行。特务要他交代北碚地下党组织的情况，胡有猷分析当时的斗争形势，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他在北碚领导和发展了数十名共产党员和“六一”社员，他们的姓名和住址他都知道，也知道重庆大学党支部书记凌春波。他要保卫组织，保护同志，只简单地回答敌人：“不知道。”

敌人从叛徒口中知道胡有猷是特支书记，在使用了种种酷刑以后，也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时，只好拿出最后一张“王牌”，叫叛徒来“对质”。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职务，他们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胆怯地低声“劝说”。

胡有猷大义凛然，喝住叛徒：“无耻。”并对特务说：“既然你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特支书记，那就别想问出什么东西来。”

敌人失望了，把胡有猷关进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

胡有猷被囚禁后，把监狱当作第二战场，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和敌人作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一进监狱，就向狱中难友讲了冉益智叛变的情况，要大家提高警惕，与叛徒斗争到底。

在狱中，冉益智曾对胡有猷审讯过两次，每次都要他说出有关北碚地下党组织的情况，胡有猷对叛徒的丑恶嘴脸，感到特别恶心，他轻蔑地回答说：“我原来是你领导的党员，这就不说了。我发展的党员我说不清楚，具体情况不知道，我也不会讲。地下党单线联系的原则，你不是不懂。”弄得冉非常尴尬，“审讯”只好草草收场。

后来，金成林在巴县老家被捕了，关在渣滓洞监狱楼下一室。第二天“放风”时，胡有猷和金成林相见了。他问金：

“你说出啥子没有?”

金成林回答：“我啥都没说。”

胡有猷叹了一口气：“老的不如小的。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了，出卖了我们的同志。冉益智供出了我，还说你是共产党员。”

金成林感到惊讶：“党内出了叛徒，真没有想到。”

由于冉益智死死咬住金成林是共产党员，胡有猷考虑再三，只好承认是“赤色群众”。后来，金成林与胡有猷、杨虞裳关在一问牢房了。胡对金说：“你年轻，可以装糊涂，敌人一问三不知。”他向金成林讲了自己的“案情”，并分析金成林可能被释放出去。

胡有猷平时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蹲在牢房的角落沉思，表面看去有点消沉，实际上他是在冷静地观察狱中的动静，考虑斗争的对策。他发现知道金成林与许建业有联系的胡××，突然在狱中出现，表现很不正常，很可能是敌人安排来的探子时，便立即告诉金成林不要出来“放风”，以免和胡××碰面。因此金就装病，半个月不出牢房。不久，胡××被“押”走后，金成林才又出来“放风”。由于胡有猷的党性强，使金没有发生危险。

1948年秋天，敌人异想天开地在监狱搞什么“感化教育”，墙上写了“回头是岸”几个大字，还办了反动的《新生》墙报。特务逼着大家写稿，说“感化”好的，可以释放。胡有猷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坚持不写稿，放风时也不去看。当敌人逼着金成林等年轻的同志写稿时，胡有猷积极帮助他们推脱，说：“这些娃娃写不来，作文不行。”在难友们抵制下，《新生》出了3期就夭折了。

重庆是有名的“火炉”城市，一间牢房关着20多人，三伏天闷热难当，许多难友中暑发烧，敌人为了从肉体上搞垮不肯屈服的革命者，却只给一碗水喝，有时还借故停止供水，楼五室的难友被停止送水后，楼二室13岁的小难友蒲小路，利用“放风”机会冒险偷偷送水。外号“猫头鹰”的特务看守长徐贵林，发现了小家伙的秘密活动，举起皮鞭要打蒲小路，被杨虞裳等人挡住了，“猫头鹰”又对杨虞裳举起了皮鞭。这时，胡有猷等大声吼斥特务：“不许打人!不许打人!”敌人见众怒难犯，只好夹起皮鞭钻进了看守室。

监狱里没有学习条件，难友们却想出办法坚持了学习。原来监狱中有个小图书馆，有“四书”、“五经”、英语读本，还有《蒋介石言论集》，可以借到一些学习材料。后来，图书馆撤销了。杨虞裳是地下党川东地委负责人之一，理论水平和斗争水平都比较高，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要大家回忆被捕前读过的书，一人讲，大家听。他带头讲政治经济学，胡有猷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余祖胜讲高尔基的“三部曲”。通过学习，难友们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

胡有猷在同室难友中，算是比较年长的，由于多次受刑，身体被折磨得很虚弱，但他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凡是狱中的斗争，他都是积极参加的。1948年12月，为了给在狱中被折磨去世的难友、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开追悼会，整个监狱开展了绝食斗争，当时胡有猷正在生病，身上浮肿，为悼念战友，寄托哀思，他忍住病痛，忍饥挨饿，同样坚持了3天的绝食。平时，他和难友们一道，“放风”时扭秧歌，打篮球，抠泥土回牢房做围棋，用废纸做象棋，开展文娱活动，还常常高唱《国际歌》，活跃狱中生活，鼓舞革命斗志。

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进展，胜利的捷报不断传到狱中，眼看全国就要解放，胡有猷感到欢欣鼓舞。同时，这又使他看到蒋家王朝的末日快要到来，预感到敌人垂死挣扎时会对革命者下毒手。共产党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但他考虑到还有两件大事要办。

一是他原来掌握的党内的一些情况，没有来得及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他估计同室的金成林，一直没有暴露身份，可能释放出去。因此，他向金口授了汇报材料。1949年1月，金成林果然被保释出狱，他按照胡有猷讲的内容，向川东临委如实作了汇报。

二是他要告诉妻子，他将为革命献身，他托人从狱中带出纸条给妻子：“我出不来了，要好好把孩子养大成人。”他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名庆中，二儿子名庆国，一对孪生兄妹叫庆新和庆生，名字末尾四字联在一起，就是“中国新生”。胡有猷把他的全部心愿和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

在山城即将解放的时候，敌人对囚禁在监狱的革命志士，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1949年11月14日，胡有猷与30位难友在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烈士们倒下了，新中国诞生了，人民站起来了。中华儿女将永远继承先烈的遗愿，奋勇拼搏，振兴中华!

有猷烈士，凤冈县人。

青年才俊，革命功臣。

自幼聪颖，就读筑城。

勤学上进，榜列前名。

接受马列，升华毕生。

投身革命，学运躬行。

主编学报，亲理章程。

宣传真理，誓散乌云。

唤起民众，共为国兴。

炎培嘉奖，统战建勋。

慈母寿诞，均儒题文。

华族儿女，“中国新生”。

创办刊物，鼓舞精神。

组织队伍，迎接长征。

北碚书记，工作艰辛。

舍身忘死，对党忠诚。

叛徒出卖，不幸难临。

为救启予，暗递眼神。

同志获救，损失减轻。

虽陷囹圄，犹自坚贞。

渣滓洞里，受尽酷刑。

保守秘密，守口如瓶。

团结狱友，不断斗争。

英雄江姐，同具豪情。

共赴国难，血染渝林。

千秋彪炳，铁骨铮铮。

捐出身命，换来光明。

光照万古，名留汗青。

胡有猷烈士的四女儿胡庆生在父亲就义的地方缅怀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