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军南下到临澧

空军一号

记我的父亲高兴林

高治江

随军南下时的父亲

前 言

　　1996年，父亲离世，是年67岁。

我始终认为，如果他不是在抗日战斗中头部负伤，留下后遗症，也许会多活一些岁数。父亲走了，留给我们无尽的回忆和思念的泪水……

父亲一生，英勇战斗，豪迈刚直，铁心跟党，全心为民。他不算长寿，但他的人格魅力，总是长久的照亮我们兄妹几人前行。于是，我萌发了要为父亲写点回忆文字的想法。根据平时收集父亲南下的历史资料、工作日记等，我整理写成了《随军南下到临澧——记我的父亲高兴林》一文。

1949年，为响应毛泽东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冀南军区党委遵照上级指示精神，从地方抽调了一批骨干南下到新解放区工作。这年9月，我父亲所在的河北任县等一批干部及工作人员，由首长雷隆、丁少之、杜良英等带队，历尽千辛万苦、艰难跋涉，来到了湖南省临澧县，我父亲时任通讯员。

南下工作队进驻临澧县城后，在中共常德地委、临澧县委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迅速打开了临澧县工作的新局面。接管之后，南下干部组成工作队，进入乡村第一线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斗地主、分田地等工作。

等到临澧县的伪政府废除了，新的党政班子建立了，新政权稳固了，南下工作队的同志又赴上新的工作征程，分别安排到了县委、政府及县直各机关单位、乡镇工作。他们和临澧人民一道，掀起了建设新临澧的高潮，为今天幸福、安康、繁荣的临澧打下了美好江山。

父亲的一生，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从父亲工作的足迹就可以看出，他的品行德行，在每一个时期所发挥的作用。父亲从参军抗日起，就是警卫通讯员，从他拿枪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枪是保卫谁，子弹射向谁。南下临澧后，他首先参与捣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这期间，党和政府需要肃清余孽，稳固政局，公安工作尤为首要，此时父亲走进公安，参与剿匪肃反、铁腕治理、监狱管理。大局巩固后，全国普遍粮食紧缺，粮食成了国计民生的红线，“民以食为天”成了稳定人心的秤砣。此时，这条线上需要强势人物担纲，于是，父亲到了粮食局，成了保粮精英。需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要对饥饿的市场加大打击力度，父亲又来到县打击办，净化社会主义阵地。改革开放后，一个新世纪的到来，人民向往幸福生活的渴望被激活，市场经济以勃勃生机打碎了计划经济桎梏，打击办顺应历史潮流，演变成了工商行政管理局，父亲又转换角色，以他的魄力和忠诚，清除障碍，为发展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历史的天空可以印证，父亲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他，就是一个新天地的拓荒者、保卫者、战斗者！

是为序，以此献给我的父亲。

                            

  高治江

2020年8月

时任南下临澧工作队通讯员

第一章    儿时梦想

　　父亲高兴林，曾用名李生晨，1929年6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家排行老五，祖籍河北省任县大屯乡贾村。1933年过继给河北省任县城北畅家屯村高氏家庭，小名高小五。1945年5月，父亲不满16岁，经区长温志广介绍参军入伍。

父亲的童年，家境贫寒，过着吃了上餐无下餐的生活。童年时期，生性好动，整天与玩伴一起嬉笑打闹，你追我赶，捉迷藏，踢毽子, 下河洗澡，打鱼摸虾。他自幼就有个好身体, 长得又高又大，小朋友们都叫他“小五哥”。孩童们每逢遇事，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走，我们找小五哥评理去！”小的时候，在大人们眼里，他勇猛、机灵、不服输，在孩子眼中，他始终和睦可亲，从不以大欺小，有一股正气，很受孩子们的尊重与喜欢，是孩子们心中的领头羊。祖父母对他管教严格，挨打之事时有发生，特别是曾祖父对他要求更严, 罚站罚跪便是家常便饭。

1937年7月的一天，祖父干了一早晨的农活回家，早饭时，祖母对父亲说:“小五已是8岁的人了，大人可以辛苦一点，该让小五上学读书认字啦！对他的今后会有好处……”

祖父嘴里含着一口饭，等了一会儿后回答说：“好吧，从下期开始让他去读吧。 但小五你一定要记住，每天要保证识10个字, 除此外，早上和放学后必须跟我一起干活，不许和学生打架，干农活不许偷懒，记住了吗？”我父亲满口答应了祖父的要求。

这年9月的一天，父亲背着祖母用一块旧布缝制成的小书包，跟随祖父进了就近的任县庙上小学。自此后，父亲几乎变了一个人似的，懂事了，勤奋了，每天坚持早上干一会儿农活，放学后直接朝着地里跑去做事，晚上再完成老师布置的读书、作业。每逢大忙季节，他都是坚持半工半读, 上午读书，下午下地劳动，学业成绩一直保持良好，他也因此讨得了祖父母的欢喜，挨打、罚跪的日子自然就少了。特别是通过读书，明白了怎样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的一些道理。

1944年腊月的一个晚上，祖母拍着我父亲的肩膀，对他特别亲近，笑着对他说：“家里让你读了几年书，你拿起票子认得钱，坐上马车认得路，把笔写得信，走得再远能找回家，长得人高马大，该成家了，该找媳妇儿了。况且家里缺的就是劳动力，和你父亲商量好了，从明年起，不再读书了，留在家里，协助母亲把地种好，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靠本分讨吃……”

听了祖母这番话，我父亲腰软了，心凉了。他反复地想着，腰软、心凉又有什么用呢？暂时只能听从长辈大人的安排。

1945年初春，父亲听从父母的安排停学了，务农以后，父亲真正懂事了。他看到，家乡虽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环境优美，因地理条件和当时地主收租等等因素影响，农民们尽管辛苦劳作，收成却总是欠佳。忙碌一年，除交租外，所剩无几，一年难得吃上几餐饱饭。苦啊！农民的命实在太苦了。父亲看到地主老财、发财人家每年春耕秋收时，运肥、拉粮用的都是马车，走亲、赶集坐的都是套马车，好不威风，让人羡慕。而贫苦农民人家，干活则是一家老小肩挑、背扛、手提。同是一片天，同是一个任县，人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这真的是命吗？

父亲刚两岁，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在东北横行霸道，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广大民众离乡背井， 流离失所。受苦受难的民众携儿带女、搀老扶 幼的逃离家乡，无家可归。

1937年7月8日，党中央通告全国，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难当头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中国人民拋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的八年抗日战争开始了。

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包括我父亲的故乡任县, 匪患横行。这些土匪丧尽天良，对手无寸铁的农民打家劫舍，翻箱倒柜，奸淫妇女，糟蹋百姓，闹得鸡犬不宁。在人民心目中，只要一见头戴礼帽、眼斜嘴歪、肩挂符号的人就吓得要死，怕得要命，老百姓提心吊胆，东躲西藏。

父亲记忆中的家乡，记忆中的童年，听到的、见到的一切：内有国民党的抓丁派款、地主的欺压剥削、土匪的泛滥成灾； 外有日本的疯狂侵略和烧光、杀光、抢光的血洗。看到这些、听到这些，父亲感到，这个悲惨时代需要热血青年站出来，勇敢地维护尊严和家园。于是，父亲下定了当兵的决心。

儿时心事终难忘  梦里经常返故乡

少年梦里到家乡  家乡惨景多凄凉

如今梦里游家乡  家乡格局大变样

到处机器隆隆响  城乡经济发展旺

广大民众一条心  家家户户喜气洋

干部百姓士气昂  新人新事新气象

富民政策指航向  任县百姓钱袋涨

任县党政班子棒  勇带人民奔小康

第二章    迈步军营

　　停学后，父亲和祖母一道，当上了地道的农民。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家休息, 一天又一天的辛苦劳作，父亲累得腰酸背痛，遍身瘫软，夜里翻来覆去，总是难 以入睡。日本侵略中国，地主老财的收租压迫，土匪的翻箱倒柜，国民党的苛捐杂稅、抓丁派款，老百姓暗无天日的生活情景，这一幕又一幕的现实，经常不断地在他脑海里浮现……

此期间，祖父母见我父亲白天劳作卖力，回家精神不振，思绪万千，托人为我父亲提亲, 并给他安慰，尽量稳住父亲务农的情绪。父亲清楚的记得，当年春，父亲和南盖宗村的袁春景结婚了。当时婚礼简朴，大约请了6桌客，为母亲缝了两套新衣服，家中所有的家具用具、床及床上用品全是旧的，只不过是洗了个干净。结婚成家后，家中又多了一位亲人。婚后，父母二人相处和睦可亲。

婚后的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彻夜长谈，父亲向母亲倾吐内心的想法，对时局看法，包括所见村里不平的一切，及以后怎样为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真实思想。母亲听到父亲这一番话，激动了，也流泪了，一百个支持父亲的想法，一千个赞同父亲参军入伍，并反复叮嘱，如能当兵保家卫国，必须记住四个字：“保重身体”。

1945年5月，父亲丢下了家中农活，到处寻找机会。一天，他来到了区政府。找到了区长温志广，父亲向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温区长见我父亲家庭出身好，老实可靠，当兵的决心大，当场表态，答应了父亲当兵的请求, 并与当地驻军八路军冀南部队25团2营联系, 还为父亲提供了介绍信。当天，父亲没回家吃饭，手持介绍信，直奔八路军而去。

一到营部，首长问起了父亲的详细情况和当兵的动机，文化程度……这时，一位身着军装、腰挂短枪的领导和首长低声地讲了几句话后走了。父亲当时估摸着有什么急事，接着营长又大声叫道：“向参谋，来一下！”

参谋一到，见他俩又嘀咕了约5分钟时间后离开了。首长走时对父亲说：“小高，好样的，你这个兵，我收定了。对你的安排、正式入伍时间，一切按向参谋说的办。”

首长走后，参谋同我父亲交流了一个钟头左右，并给父亲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谈话中，向参谋安排了一位同志为我父亲送来了一套比较合身的军装，交待父亲三天后到部队报到，具体工作是担任营部通讯员。自此，父亲成了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父亲高兴了，他几年的梦想成真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父亲脱下多年的旧农袍，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到驻军部队报到。父亲找到了领导，他们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后，安排我父亲参加军事训练。操场如战场，经过紧张训练，摸爬滚打，父亲几乎是样样得心应手。训练结束后，首长安排父亲担任通讯员工作。自此，父亲经常跟随首长身后，下连队，跑班排，关系处理十分融洽, 经常得到首长和战士们的赞扬。部队要求特别严格, 纪律硬得要命，着装、行军、训练、学习马虎不得，讲话、办事虚伪不得，真正体现了“铜墙铁壁”的威严，一切行动都要紧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规。

通过部队训练、行军、参加战斗，还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紧张的集体生活，父亲几乎是变了一个人，基本除掉了坏习气，成了一名较为合格的八路军战士。

抗日战争中，父亲亲身经历战斗，眼见着日军一个个倒在我军的枪口下，也见到我军的战士受伤牺牲。他也曾举枪杀过日军，也曾保护过首长、战士，也曾抬着担架抢救过受伤的战士。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战斗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他清楚地记得，1945年龙海小洋湖的一场激烈战斗。我冀南军25团打退了日军的几次进攻, 取得了战斗的彻底性胜利，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少战友牺牲和负伤。父亲在这次战斗中，奋勇杀敌，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殊死搏斗，全身多处受伤, 特别是头部伤得严重，深度昏迷。在阵地上紧急抢救包扎后，战士们把父亲送进了冀南第二医院，幸好抢救及时，才挽回了父亲一条性命。后来，经过一年的治疗，父亲才伤好出院，但父亲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1946年3月，父亲结束了一生难忘的住院治伤生涯，他高兴地出院了，身体解放了，他又可以参加战斗了！可是他出院后，来到任县政府有关单位打听部队情况，负责同志告诉父亲，他所在部队已经远去，现在什么位置也不知道。部队首长临走时告诉了我们，对你的工作等你出院后政府再妥善安排，你现在还在养病期间，回家休息几天后再听通知。

就这样，父亲慢步走回了家，心中七上八下，他心里时刻牵挂部队，时刻想着拿起枪痛杀日本鬼子。在家只呆了两天父亲就呆不住了，第三天早饭后，他又到了任县政府，要求尽快安排工作。领导见我父亲心情迫切，就将他们已经研究好了的工作安排告诉了他，“好吧，你去第四区区政府工作，担任第四区的通讯员……”

不久，平汉战役打响。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怎么办呢？他想，我是军人出身，必须为战斗出力。于是，他东奔西跑，组织了23名（其中5名女性）多为中老年同志，组成了一支畅家屯村“支前担架队”。

大家异口同声地选我父亲当队长。出发前，父亲由于伤势未愈，只能手拿拐杖，骑着枣红马，向大家宣布了纪律、做法及安排，营救伤员、保护自己的一些技能技巧。

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中，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在阵地上奋力营救了80多名战士，使受伤战士得到了及时转移和救治。战斗结束后，部队给予我父亲三等物资奖，支前担架队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表彰。

23名担架队的队员有一人负了重伤，当担架队的队员离开部队时，解放军指战员列队欢送。回到村里，全村老百姓纷纷向大家伸出大拇指，他们说：“平汉战斗打出了解放军的军威！伤员高兴林组成的支前担架队干得漂亮，替老百姓出了力！”

儿时梦想是当兵  当兵意愿已成真

部队练过三年整  军营生活真开心

军队是所大学校  铁的纪律育新人

任县男儿好样汉  个个举枪能参战

我虽是个通讯兵  也曾举枪和敌拼

赶跑日本蒋介石  也有冀南八路军

铜墙铁壁钢长城  逢战无往而不胜

不图称霸谋发展  祖国建设日异新

第三章    随军南下

　　1949年2月，冀南大雪纷飞, 寒气逼人，但任县的南下干部群众则是心潮沸腾，满面春风，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献词。文章深深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激发了全国人民继续革命的士气。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兵力已基本被解放军消灭，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短短几个月内，振奋人心的喜讯一个接一个传来，这对在八年抗战和两年多的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受尽千辛万苦的全国革命老区人民和干部来说，谁不高兴？谁不激动？解放区掀起了一个参军、参战、随军南下的热潮。

这年二月，中共冀南区委响应党中央、毛主席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和中央华北局指示精神，以战斗的姿态，迅速动员，将各级领导干部一分为二，一半留在原地工作，一半随军南下到新区，以实际行动支援全国的解放事业。为此，冀南区党委组成了一个南下的新党委班子，即六个地委、30多个县（区）党委的领导架子，并将任县、冀县的部分干部又组成了一个县的架子。此批共有干部及服务人员3000多人。抽调的人员中，多数是中共党员，大都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多数曾经历过抗日战争，有一定战斗经验和领导力强、水平较高的同志。

为了革命的需要，冀南任县、冀县南下干部及服务人员140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离开长期战斗过的地方，离开了亲人、战友、朋友和当地相处多年的乡亲们，于1949年2 月24日，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欢送下，在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南下光荣”的口号声中，向着湖南省临澧开拔。父亲加入了随军南下的队列，并担任通讯员。

进驻临澧县后，按照预定安排，临澧县委书记杨子云、县委副书记雷隆、县长丁少之、组织部长肖良才、宣传部长李惠民、民运部长史朝祥、公安部长范云普及干部和服务人员共140 人全部到齐。除留在县城的人员外，其余全部下到了预先划定好了的6个区，父亲担任了六区通讯员，以公开和半公开的工作方式开展工作。工作中，逐步澄清底子，发展土改根子，同时，根据临澧县的实际情况，成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民促社"，组织成立后，在农民中发展积极分子参加自己的组织。

临澧县，前身又名安福县，是个贫困县， 农业以稻谷为主，少数农民也种点棉花，没有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工业几乎为零。县城和集市少有商铺，全县每个集市就是几家小商户卖点食盐、草纸、火柴、索线。吃油靠山上的几蔸油茶树，吃菜靠菜园里种点萝卜、青菜，运输靠肩挑背扛，个别家中才有辆木鼓独轮车。晚上农村用桐油照明，大多农户靠摸黑，县城没有电灯。农民一年忙到头，吃不上一餐白米饭，一把米中将红薯、萝卜、苦菜等野菜掺杂就是多数农户充饥的饭食。临澧县的确是个穷上加穷的贫困县，农民的确是个苦上加苦的奴隶命。该县下设13 乡、44保、1574甲。

1949年7月25日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 114师340团1营进入临澧县，兵临城下，地下党组织和军队领导细数对接。我部以大军压境之势，在临澧县省立十四中（今临澧一中）召开紧急会议。会场四周戒备森严，机枪把守，解放军荷枪实弹，站岗放哨。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部队首长、地下党的同志、南下干部、学生代表、民促社部分积极分子以及原伪县长袁平凡、伪警察局长侯方宇等伪职人员，共约近400人参加会议。会上相互介绍，明确身份，亮明姿态。紧接着，军方首长、县委书记、县长以强势的口语、充满正气的神态、任何力量不可抗拒之势，威严宣布：临澧县和平解放！

话音一落，会场上掌声雷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群情排山倒海，场面激昂沸腾。会议结束后，伪县长说，共产党摧枯拉朽，我们老实投诚，无话可说……

散会后，按照预先的计划和部署，南下工作队的同志、解放军的同志、青年学生、积极分子等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刚亮，一区组织的庆典队伍进城，满城区彩旗招展，红旗飘扬, 锣鼓声、鞭炮声、秧歌队、九子鞭、三棒鼓、彩龙船遍及全城，学生们的巨幅标语、游行队伍、宣传队伍到处皆有。九点，二区、三 区、四区、五区、六区组织的狮子灯、龙灯、草台戏等队伍也相继来到了县城。

当时的县城几乎是人山人海，老百姓高兴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高呼声响彻云霄，临澧就此解放了，劳苦大众从此站起来了。

　　根据临澧实际，接下来，为临澧人民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看得见、摸得着、铭刻在心的几件大事。

一是接管建政。工作中废除了原临澧国民党党部、政府、警察局及县直单位和基层的乡、保、甲等伪政权、伪机构。建立健全了县委、政府及县直所需单位，将全县原来的13乡、 144保、1574甲重新划定为6个行政区，各区配齐了班子，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一一民兵中队。接管工作中，收缴了伪政府全部档案资料、328块光洋、2部手摇电话机、2支短手枪、 161发子弹，还收缴了县警察局和自卫队600 余支枪，并把人员集中进行学习教育。对表现好的20 人留用公安局，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参加军队的编入了114师。同时，也清洗了他们中一批顽固不化和影响极坏的部分骨干。通过接管建政，较好地稳定了临澧县局面。

二是筹粮支前。1949年8月19日，召开了县、驻军、区领导、开明绅士、青年学生代表及各界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由县长丁少之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部署了筹粮目的、任务、措施，还成立了筹粮委员会。会后，各区召开了紧急会议，张贴标语，积极宣传发动，找典型引导，找积极分子带头，仅半个月时间，就筹粮600多万斤，柴草580多万斤。当时交通不便，全靠老百姓肩挑、背扛、木鼓独轮车推，收集到的粮草运到了常德、慈利等地，解决了当时南下部队的燃眉之急，解决了我县驻军吃饭难的大问题，有效的支援了前线。

三是剿灭匪患。临澧县虽是个穷县，但当时匪患成灾，是历史上匪患严重的地区。这些土匪中有政治土匪、有社会贯匪、有股匪、散匪, 他们的活动区域在临澧太浮山，澧县、安乡临澧交界处，经常活动在陈二、王化桥、佘市桥、文家店、太浮山的深山里。根据常德地委指示, 在县委的领导下，县大队、区中队全力以赴剿匪，全体党政干部全部武装起来，既是工作队, 又是战斗队。根据当时的发展情况，首先成立农民协会，由史朝祥任农民协会主任，各区也相应成立了农民协会，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协 会。因土匪的猖獗，当时剿匪成了临澧县党、政、军的中心任务。根据实际制定了“以政治瓦解为主、军事围剿为辅、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有奖”的方针和政策。工作中，采取了剿灭马部、湘西张国军、侯匪，歼灭政治土匪，集中剿灭社会贯匪、股匪、散匪等有效措施。在地委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和地方党政干部，经过50 多天的顽强战斗，顽匪被歼，头目落网。1950 年6月10日止，共歼灭土匪1300多人，缴获 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剿匪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县城乡。从此，较好解决了匪患，出现了太平景象，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四是镇反除霸。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世界将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时机成熟。一方面用电台指使残存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活动，一方面向大陆派遣特务，建立反革命武装，空投反革命宣传标语，当时隐藏在临澧的小股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面对严峻而复杂的形势，县委、政府、驻军召开了会议，严阵以待，认清形势，周密部署，找准突破口，采取非凡措施，通过镇反运动一举破获了隐藏在县内的“中国人民救国军”、“湘西挺进纵队”、“反共军第一支队”、“五人共和团”、“军统联络组”等反革命组织。1950春，根据全国的镇反部署和地委的统一安排，县委、政府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驻军、民兵深入群众，调查了解，基本摸清了县内有五个方面的敌情底子：特务807人，土匪760人，恶霸300人，反动骨干297人，反动会道门头子56人，共计2229人。底子清楚后，按原制定的统一部署，党、政、军干部统一行动，一网打尽，充分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控诉揭发他们的罪恶。会后，交给政法部门审查，根据有无血案、罪行轻重、认罪态度予以定罪，事实清楚后，报常德行署、法院批准，召开万 人大会，对罪大恶极的杀了一批，关了一批，管了一批。对坦白好的、能改恶从善的、能重新做人的放了一批。

五是土地改革。临澧县临近洞庭湖，土地 肥沃，资源丰富，是一个美丽富绕的好地方。土地改革前，全县7%的地主人口占有全县 48.4%的土地面积，每户平均103亩，每人平均20. 3亩；93%的劳苦大众仅占有土地51. 6%, 每户平均2.75亩，每人平均0.86亩，还有一部分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根据临澧县的情况，全县人民在县委、政府的带领下，掀起了学习《土地法》的高潮，为动员各方面力量，县里成立了土改委员会。

据统计，土地改革中，全县共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土地225497亩，房屋26780间，耕牛2105头，农具35325件，家具76869件，稻谷28606317斤。这些果实分配给无地、地少的贫雇农及中农，基本上满足了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

经过反匪反霸、减租退租、工商业者的改造、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这些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提高了，积极性发动起来了，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和解放，贫苦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临澧是块宝地方  靠近洞庭和长江

土地肥沃资源广  地埋天然石膏矿

解放以前多凄凉  每逢灾年就逃荒

地主逼债胜阎王  提防抓丁土匪抢

来了南下工作队  劳苦人民才天亮

如今临澧大变样  到处都是新气象

高楼大厦随处见  城乡发展皆兴旺

百姓伸出大拇指  夸赞如今奔小康

第四章    转战公安

　　1950年2月26日，县公安局得知消息，以阎彪、侯金吾为首的一股惯匪隐藏在太浮山，准备在近日内逃往慈利山里。县公安局立即安排了公安战士、民兵150人，由县委民运部长史朝祥带队，前往太浮山剿匪。

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打得土匪落花流水，当场击毙了一批，抓获18人，逃散了一股。为了继续剿灭逃散之匪，史朝祥决定，将抓获的18名土匪交给我父亲，并配一名民兵，押送回县城，我父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太浮山地势险要，到处是大山大峪，两个人从山区押送18个顽匪走到县城，山道弯弯几十里，其难度和危险可想而知。刚走出浮山老林，来到了山脚下文家公社甘溪峪一个大山峪处，一姓贾的惯匪见此处山势险要，大喊大叫要小便，我父亲要民兵为他解了绳索，让他方便。谁知他方便后，撒腿就跑，父亲一声断喝，挥手一枪，将逃匪击毙。父亲提着枪对剩下的17名土匪说，“想跑这就是下场！”

快走出甘溪峪了，又有几个土匪大声嚷嚷要拉屎拉尿，父亲仍然要民兵为他们解开绳索，自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抽烟、警戒。约几分钟后，4个土匪企图慢慢脱离视线，民兵大声警告，“不许走动！”

没一个应声，4个黑影在往一方向逃跑。父亲怒不可遏，居高临下，又是“砰砰砰砰”4枪，将这4名胆大妄为的土匪当场击毙了。

回过头来，父亲解开上衣，拍着胸脯对在押的13名土匪说，“老子今天最多的就是子弹多，想死的你们跑吧！”

几个钟头的山路押送，父亲累得满头大汗，走到得胜岗时，又一土匪认为这里地形地貌熟悉，是个逃跑的特好机会，喊着不舒服，要休息。趁我父亲拿烟和解衣擦汗之机，那家伙撒腿就跑。父亲和民兵大喊站住，再跑开枪了。喊了几声，他不但没有站住，而是越跑越快。这些人死不悔改，作恶多端，是人民的敌人，逃了就会祸害老百姓。父亲没有犹豫，再次果断开枪，第一枪没有击中，父亲一个箭步摆好角度，第二枪，枪响子到，结果了土匪的性命。

天色已晚，离县城已经不远，父亲心里却忐忑不安，他觉得任务完成得不太出色，到县里怎么交差？

晚上8点钟，走进了县公安局，领导要我父亲将土匪带到看守所。移交清点后，局领导将我父亲叫到一旁，问道：“史朝祥同志信上写的押送18个土匪，怎么只有12个了，还有6个呢？”

父亲吱唔着说：“还有6个不老实，中途逃跑，是老子给枪毙了！”

领导拍着父亲肩膀说：“高兴林，你胆子不小啊！功归功，过归过，今天好好休息吧！”

第二天上班后，传来了对父亲“严重警告”的处分通知。父亲的表态是，领导的处分虚心接受，认真改错，我的枪只打土匪，保护好人，错也错不了好远，只要给我事做，再怎么处分也乐意。

时任临澧县公安局看守所所长

　　1950年10月的一天，父亲和区委书记张东海、区长云月生在所辖的六区（现临澧县新安镇、刻木山乡）所有乡、村工作了一整天，了解各村情况, 检查当前工作，布置新的工作任务，到晚上约七点才回到区政府，中午饭晚饭一起吃。

吃完饭，区长云月生把我父亲叫到一边，对他说：“刚才接到县里范云普同志的通知，你的工作可能有变，要你明天上午赶到县公安局报到。

第二天一早，我父亲六点起床，步行了三个多小时，来到了县里，找到了县公安局长范云普。他首先肯定了我父亲在六区的工作及所做出的成绩，然后说：“小高，经研究，决定把你从六区调到公安系统工作，今天下午就去新安派出所报到，明天起开始工作……”在县里吃过饭后，返回六区，收拾了行李，来到了新安派出所报到。

临澧县新安镇位于澧水下游，和石门县、澧县接壤相邻，解放初期，该镇街长约1500米左右，约400多户人家，近3000人口，街面有几家商铺店面。

在新安派出所，父亲是个当过兵的警察，他对公安有着一股热情，工作抢着干，担子选重的挑。他爱憎分明，对敌人、坏人从不手软。

新安镇不远的郊外，住着一个名叫于梅吧的人，他整天游手好闲，懒事生产，戴着墨镜，四处游荡，吃喝玩乐，打牌赌博，是个惯偷惯盗。当地老百姓见我父亲是个外乡人，长的高大，认为他一定能办事秉公，于是，纷纷投诉于梅吧的惯偷惯盗事实。父亲当场表态：只要大家报案，我就敢处理。当年，于梅吧先后6次被关押。

腊月24日下午，刚释放于梅吧回家，第二天早上，又来了两位同志报案，一个说他被偷走了2块腊肉，一条腊鱼，一个说他家约40斤大米，一瓶菜油被盗，都说：肯定是于梅吧所为。

吃过早饭，父亲来到于梅吧家中，见他灶台上挂着2块腊肉和一条腊鱼，拍着他肩膀说：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趟。到所后，几经询问，果真是他所为。父亲二话没说，在所里找了一把挖锄和一把铁锹，叫了一名民警，还喊了一个犯人朝着所旁的小山走去。约15分后，父亲说到了，不走了，就是这儿，给他俩指定位置，并限在30分钟内挖一个方圆1米，深1.5米的土坑。坑挖好后，命令于梅吧下到坑中，要另一犯人掀土填坑，并说：“于梅吧你坏到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这是块风水宝地，也是你的葬身之地，把眼睛闭上，等着死吧！”此时，父亲拿起了手中的枪，假装子弹上膛。

大约填到了他的膝盖部位，于梅吧开始哭了，连声求饶：“高所长，我再也不偷了，饶我一次吧，保证从此不偷了，保证不再打架闹事了，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父亲看他是真的害怕了，见目的已经达到，就把于梅吧带到派出所，再次进行教育后放他回了家。

过了年，正月十五一过，于梅吧就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开起了饮食店，镇上的人见他改邪归正，也常光顾，所以他的生意还算可以。一次父亲路过，在交谈中了解到于梅吧是真的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了，于是，父亲欣喜地为他写了“于梅吧麦面馆”的招牌。

后来，新安的老人们还流传着一段话语，“于梅吧当贼已出名，保长见了怕三分，南下干部高兴林，制贼手段真的硬，强盗收心变好人”。

这件事传遍了周边，新安镇的风气有了较好的转变。但是，父亲感觉自己的粗暴做法不对，此事过后，父亲也向所长做了汇报，并作了检讨。

　　1951年12月的一次会议后，主管公安工作的主要领导范云普，把我父亲单独留了下来，对他说：“小高同志，你在新安一年的工作有目共睹，同志们和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表现不错，值得表扬和大家学习。经请示丁县长同意，从明年1月起，调你到县公安局看守所工作，任所长职务……”听了领导的一番 谈话，父亲乐意地接受了任务。

元月一日天刚亮，父亲来到了看守所，门卫为他接下行李，当时看守所的条件较差，工作人员只有2人，监号18间，全都是老旧木板结构。父亲放下背包，来到了监舍，一看简直乱七八糟，犯人懒散、环境杂乱，几乎就是一群人渣，让人恶心。

那天，犯人洗嗽后准备开饭，这时，父亲通知厨房推迟15分钟，集合犯人先搞好监舍卫生后，再开饭。上午，父亲以战地整军的形式，召开监舍会议, 对犯人明确了着装、集体活动、学习、卫生等几个首要问题的要求。下午，利用犯人放风活动时间，把在押的犯人集中在院内，作了有关“起床、整理被子、洗嗽、开饭、集中出操、学习、不准打人骂人、不准以先欺后、不准大声喧哗、认真改造、争取早日释放等方面的训话。打这天起，犯人的坏习气、原来的人渣味道、打骂斗殴、接受改造的风气有了较好转变。

几年的看守所工作，父亲较好地做到了工作上带头干；作风上对自己严要求，当表率；生活上克勤克俭；其他方面本着克制、 求大同存小异，理性处事，从而看守所的面貌一天天有了好样。犯人中学习的风气浓了，懒散的恶习慢慢改变，想出狱和提前出狱的多了。看守工作的实践使父亲认识到：对待犯人必须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正确的指导思想春风化雨，感化他们向弃恶从善的方向转变。这期间，有18名表现好的在押人员提前释放，重新获得到了新生。

1962年3月的一个早上，父亲去上班，在县公安局院中，局长拍着我父亲肩膀说：“兴林同志，刚接到文家供销社报案，文家供销社雅林桥分社昨夜被盗，被盗物资是布匹，损失约在5000元左右。给你配一名干警，你去破案，时间要抓紧，尽量在周内完成这一工作，进展情况随时联系。”

上午8点半，父亲和另一名干警脚蹬自行车，来到了文家店供销社，和供销社负责同志一道去了现场，听了汇报，作了笔录，顺便打听了一些线索。下午和干警开始了走访调查，并摸清了邻近集市的场期。

当夜，父亲彻夜未眠。第二天一亮，父亲又将调查范围扩大到邻近雅林桥的周边村。无意中得到了一条线索，一老伯说：“我家的旁边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河南人，专靠拖板车经营为生，每天清晨赶着一辆马车赶集。”父亲认为这是一条很有价值新的线索，准备第二天顺藤摸瓜。

又是一个通宵未眠，约凌晨3点半的样子，父亲在雅林分社外面巡查的时候，发现从西面方向来了一个人，坐在一张板车上，板车套了一匹马。父亲有意站在路中不让，大声叫道：“师傅，天还没亮，到哪里去？”

父亲见他吱吱唔唔，便起了疑心，故意点了一支烟，随手摸了一下手枪，说：“卖布去吧？”。

这人一听像击中了命门，撒跑想跑。我父亲见状，立马朝天鸣枪，说：“跑什么，你跑的子弹赢吗？”

那人见事不妙，“扑通”一声跪地求饶，这个案子就这么简单的破了。

约早上5点时分，那个河南人将所盗布匹归还给了雅林桥供销分社。然后，河南人还架着板车，车上坐着我父亲和另一名警察，约上午11点半来到县公安局。

这个故事是在一次看电视时，父亲以一笑话讲大家听的，同时他还说，破案有难的，也有易的，有自己承认的，个别的也有逼供的。

1992年父亲与母亲的合影

　　1963年3月，父亲暂离了公安看守所的岗位，参加了临澧县赴澧县社教工作队。临澧社教队由县政府副县长张云清任工作队队长，分管澧县梦溪区的社教工作，组织上安排父亲为政保专干。工作中，他除搞好本职工作外，经请示领导同意，为自己定点了一个生产队，与劳动群众紧密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参加他们评工记分、开会和布置第二天劳动任务。一年的澧县梦溪社教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赞扬，领导根据父亲的工作表现予以了嘉奖。

1964年春，父亲又参加了县里的农村工作队，安排在佘市公社总庙大队。父亲住在一家较为贫困的贫农蒋化家中。早上起床打钟出工，苦活、重活、脏活争先干。有一天早晨打钟后，父亲挑起一担粪桶，到各家各户收屎收尿, 过秤后，给他们记工分，都说他不嫌脏，不嫌累。还有一天早上，父亲带着该队全体男劳动力，到蒋家坪供销社买化肥，别人挑100斤，他也挑100斤，压得满头大汗。他说，和农民同劳动，体会了他们的苦与难，才会带着感情和农民打成一片。

第二年的一个冬天，父亲发觉所住的队上有一户五保户，二老年龄在70岁左右，整天晒太阳，约中午时分，走进二老家一看，漆黑的房里，床上两床烂棉絮，盖被上还压着一件烂蓑衣，衣着单薄。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第二天一早，父亲步行到了佘市公社找民政专干，反映情况，争取救助，为二老领回了两床新棉絮、两套新棉衣。

我6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父亲笑着对全家人说：“省公安系统召开会议，对全省各县看守所所长进行培训，会期4天。这次我准备带三儿去省城玩几天，让他见一下世面。”父亲话音一落，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妈妈给我穿上了干净衣服，随父亲坐汽车进了省城长沙。在招待所住下后，晚上父亲带着我玩了个半夜。回招待所的路上，为我买了3斤桔子，并反复交待，这就是你三天的中餐，节约点吃。4天的培训过得很快，马上结束了。

会散后，省公安厅为我县分配了一台国产照相机，由主机、支架几部分组成。父亲告诉我，这是国宝，不要动它，如有损坏，谁也赔不起。会散回家的那天，我见其他县的所长都是雇有搬运工，帮着运送照相机到车站，唯有父亲一人扛着照相机，压得满头大汗。

我不解的问父亲，你为什么不请搬运工呢？他回答说，可以为国家节省两块钱。回到家后，他又和母亲一道，将照相机送到了看守所。晚上，父亲腰痛得叫天喊地，母亲问他怎么了，他说，长沙上车时扭腰了。经过医生扎针治疗一个月，扭伤的腰才好。

父亲参加龙海小洋湖战役头部受伤，脑部神经受到损伤，致留下了后遗症，给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带来很多困扰。

一天傍晚，母亲在家做好了晚饭，全家人只等父亲回家就吃饭。大约6点多钟，父亲没精打采，拖着沉重的身子，满脸苦闷到了家中。看着父亲的样子，大家更显亲热，搬凳的，让座的，爸爸前，爸爸后的叫个不停。谁料此时的父亲一蹬脚，跳到了水缸上，像玩杂技似的舞动起来，还大喊大叫，像中了邪一样。并对我说：“快把椅子让给我。”

我好生不解，顶撞了他几句。见我不服从他的指令，他很来气，举手就是给我一顿恶打。我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打掉了我两颗牙齿。

见此情景，一家人吓蒙了，母亲马上联系县公安局领导，向他们反映父亲的脑伤复发情况。县局领导很重视，马上派车将父亲送到了常德市精神病医院治疗。

父亲的伤痛，包括他因后遗症对家人的牵连，都是为那场战斗继续付出的代价。他常说，“我比牺牲了的战友幸运多了，我活着走进了新中国，参与了新政权的建设，我早就死而无憾了。”

公安是地方武装  有职有责保一方

地方平安是根本  人民利益切莫忘

教育犯人做新人  里面有着大学问

一见苗头抓不放  时刻都要紧提防

警钟长鸣抓教育  管制他们走正航

改邪归正步正道  也许还有新气象

打铁必须自身硬  为人带头树榜样

心中装着大方向  国泰民安永兴旺

第五章    保粮岁月

时任临澧县粮食局保卫股股长

　　1966年1月，父亲离开了工作过多年的县公安局，来到县粮食局从事保卫工作。

粮食是影响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物资。记得许多年前，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们会时常脱口而出“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宝中之宝”一类的口头禅。那个年代，粮食是千家万户的紧俏物资，凭计划供应，粮食保卫工作十分重要，此刻，组织上把这副担子交给了我父亲。多年无时无刻与“粮食保卫”打交道，离休后，父亲还会触景生情地时不时忆起，诸如“保粮就是保江山”这样的口号。

粮食系统是一个工作人员较多的单位，县里有粮食局机关和粮食直属库，镇、公社各设有粮管站。组织上安排我父亲担任县粮食局保卫股股长。粮保股5名同志，父亲到任后立即开了一个简短的小会，明确了工作任务，对各自的工作分了工，要求大家自始至终围绕着一个“保”字、一个“卫”字来做好本职工作。

1966年冬天的某日下午，我父亲在杉板公社粮管站吴家场粮库检查工作，碰巧遇到了一道南下临澧县的几位老领导，父亲叫了一声李书记（时任县委副书记李志新）后，并一一握手。

当时天色已晚，在吴家场集市找了一家小店，歇了下来。正在谈到文化大革命，谈他们一行4人准备回河北任县老家探亲时，从门外闯进了几个手上带有红袖的红卫兵。为首的一个开口说话了：“我是造反派司令吴××，你们这几个走资派跟我们去一下杉板公社革命委员会，接受审查……”。还有几乎更凶，从布袋拿出了绳索，看样子准备用绳子捆人。

父亲见势拍案而起，顺手脱下衣服，将衣服朝地下一甩，说：“你们几个小东西，皮都还没长称，学着为非作歹，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是南下干部，是县里的几位大领导，你们今后若动他们一根头发，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李志新见父亲火气越来越大，就出面打圆场：“小同志，你们要带我们去哪里？”

他们说要带走李志新，我父亲担心他们的安全，也跟着几位老领导上了手扶拖拉机，来到了杉板公社革委会。经革委会电话联系，杉板革委会又将几位老领导转送到县革委办的“五七干校”。

就因此事，县革委造反派将父亲定为“保皇派”，并撤销了他县粮食局保卫股股长职务，下放到佘市粮管站文家店仓库当保管员。我们全家也受牵连，来到了佘市公社荷花大队街口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没隔多久，因工作需要，父亲从佘市粮管站文家仓库调回县局任原职，全家也随之回县城关原住处。

　　1972年全家合影，后排左起：高金河、李丽芳、高治江、高金江。

前排左起：高银花、母亲袁春景、父亲高兴林、高金花。

　　1968年的夏粮收购时节，望城公社清水大队一个约60岁左右的老伯推着独轮木鼓车，车上约有200斤左右的谷子，准备进直属库时，因年老体弱身体差，力气不足，翻车倒地，腿被车压着。见此状况，父亲快步到老人身边，为他将车扶正，见他脚上血流不止，搀扶他来到伙房，用热水给他清洗干净，涂上了消炎粉。父亲将其仅穿一次的一件新衬衣，撕下一边衣袖为老伯进行包扎，并亲手为他倒上了一杯热茶。随后，父亲出来将车上的两包稻谷背到了老伯所在生产队交粮的谷堆上，给了他5元钱，要他到医院门诊检查上药。老伯满头大汗，尽管疼痛难忍，但还是不忘对我父亲连声道谢。      

1968年冬天的一个上午，父亲和县领导一起，来到文家公社的吴家仓库，检查他们的粮食保管情况。进门听了该粮食收购点负责人的汇报，该名负责人说，仓库粮食因交通不便，暂时没有调完，大约还有粮食75万斤，年前没有调运任务。前几天，已经搞好仓库四周的卫生，清理了易燃物品，对仓库粮食进行全面整理和消毒。今天又对所存粮食进行进一步的熏蒸，并请父亲他们检查指导。

听完汇报来到仓库，保管员把门打开，一股糊味儿扑面而来，父亲大喊了一声：“你们搞什么名堂，粮食着火了！”

走近一看，果真是粮食着火。因熏蒸火盆离稻谷太近，引发稻谷着火，幸好开门及时发现，没酿成大祸。现场通过目测，约烧毁稻谷100斤左右。

当天晚上，县粮食局召开了全县粮食系统由各公社粮站站长、粮食保管员参加的紧急会议，通报了文家公社粮管站吴家仓库发生的这起粮食着火事件，并当场宣布了“文家粮管站取消当年评奖资格、吴家仓库负责人停职、吴家仓库保管员记大过处分、停发当月工资”的处分通报。

　　1972年五兄妹合影，后排左起：高金河、高治江、高金江。

前排左起：高金花、高银花。

　　1974年8月的一天下午，一辆满载剧毒化学物品的6吨大卡车，因天气炎热爆胎翻车，事故地点在临澧县修梅公社白虎山一大堰塘里。

毒品入水后迅速发生化学反应，雾化成毒气四周蔓延。剧毒！堰塘的鱼顷刻全部死光，受冲击波的影响，堰旁住房有两人当场中毒身亡。修梅公社紧急向县政府报告，请求救援。

我父亲正好在县政府汇报工作，听到此消息，父亲迅速来到县政府办公室，告诉政府领导，县粮食局有配套的防毒面具，此任务交给粮食局合适，并请战带队赶赴现场处理。

父亲马上从县政府赶回了粮食局。刚进门时，粮食局负责人对我父亲说：“刚接到县政府紧急通知，修梅公社白虎山村207国道旁，发生重大翻车事故，有剧毒弥漫，伤亡严重，万分危机！县政府将救援任务交给了粮食局，局里决定，由你带队火速救援，立即出发！”

父亲紧急集合10名救援人员，身穿防毒面具服，随吊车赶到了白虎山的翻车处，在40多度的高温下，戴着防毒面具，开始了紧张的清理和救援工作。没过多久，湖北事故车方面也来了近10名技术人员紧急驰援，一道开展营救工作。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战，清理、装车、拖车等工作才告结束。

撤离现场时，父亲还不放心，反复叮嘱公社负责人和生产队长，还有围观群众，一定想办法把堰塘围起来，成为封闭圈，堰里的水不能饮用，死鱼更不能吃，必须埋掉，要相互监督，以免再次发生中毒。

回忆起在粮食系统的工作，父亲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多次评先授奖，领导和同志们对他的评价：“不愧为军人出身的老党员！”

为粮锄禾日当午  为粮汗滴禾下土

农民产粮多辛苦  切记农民是亲友

当你手端白米饭  莫忘百姓产粮难

粒粒粮食粒粒汗  牢记勤劳和节俭

饭时坚持八分饱  节约粮食防灾年

如今科技大发展  隆平育出吨粮田

家家户户创高产  做到不吃饥饿饭

中央号召要储粮  粮食问题大过天

时任临澧县工商局城关工商所所长

第六章    工商足迹

　　1978年4月，父亲在县粮局办理了有关移交手续，调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当时叫打击办公室）。工商局领导给父亲谈了话，安排他到城关镇所工作并担任所长。

打击办的工作是一个拨草找蛇打，非常吃力的工作，工作千头万绪。进城关所一看，全所5名同志, 仅三间房子，办公设施少有，几乎不像个什么单位的样子。进所后，和几个同志商量，既然我们走到了一起，就必须把工作搞好，才对得起领导，对得住职责。经请示县局领导同意，添置了两张办公桌及椅子，将三间房子一间布置为活动室及会议室，一间办公用，一间作为接待室。

打击办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不法分子和短斤少两，查处违法违章经营，把商贩引入正确轨道，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心为公，不搞为己的资本主义。

一天早上，工作人员在县城文化街梅溪路口发现一卖鱼的老伯，并将他带进所里，作了问话笔录，并给予了罚款5元的处罚，当时这老伯哭着离开。现在看来也许有点过分，不可理喻，但那时政策就是这样铁板一块。

腊月的一个晚上，接到举报，望城公社望城村周家廊生产队有几个投机倒把分子上街卖鱼，并要我们予以打击。第二天早上6时许，工作人员发现8 人拉着两张板车，从望城方向走向县城，车上装着约1000多斤鱼。工作人员及时向我父亲汇 报，父亲告诉他们，要他们不出声地守着，让他们把鱼卖完。这几个卖鱼的人把鱼拉到县汽车站旁，开始了经营。

约9点时分，鱼基本卖完，我父亲走到现场，摸着他们的肩膀说:“同志，跟我到打击办走一趟，接受处理。”

他们见势不妙，撒腿就跑。我父亲大吼一声：“今天一个也跑不脱！”他们见我父亲个子高大，声如洪钟，只好乖乖跟随来到了所里接受处理。

经过谈话和了解情况，鱼来自安乡湖区，每人可赚100元左右，最终给予了他们400元的处罚。

有一天，接到了梅溪村举报，称该村辛家台组有一顽固分子，出工不出力，专搞资本主义，生豆芽菜卖。当夜我父亲带着工作人员找到他家。进门时，他们正忙着为豆芽菜浇水。父亲说：“老辛别忙了，休息一会外儿，我们坐下谈一下。”当时，有工作人员手提一把椅子，要把8 个坛子全部打碎，我父亲拦住了这一举动。通过深讲细谈，结合该户实属困难的实际情况，当场给予了他18元的罚款处罚。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县城关境内有着一个气焰嚣张的走私团伙，人称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小恶霸——莫某。春节期间，莫某从广东、深圳等地运回临澧一批家用电器、手表、旧衣服等物资在临澧县城内销售。经查实，家用电器、手表全是三无产品，无一样来自正规渠道，特别是服装全是旧的，有的衣服上还有血迹。这批货物数量之多，价值额之大，如果不处理，影响极坏。

父亲是县城关工商所所长，接此案后，他想的不是怕恶霸，而是怎样彻查恶霸，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待。于是，他主动约谈莫某，和言细语宣讲政策和法规，让莫某吃透政策，认识走私贩私的危害。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莫某认识了错误，但只肯认罚5000元表示一下意思。

我父亲一听火了，桌子一拍：“小莫，我给你交个底，我就是打虎出身的，和平时期了，我一般不摸老虎屁股，但你的屁股我摸定了！你的东西全部没收销毁，罚款5万元，要不然你等着法办！”

见我父亲一身正气，威严无比，莫某低头了。他低声对我父亲说：“我这个假老虎今天遇上了你这个真老虎，我服你了！”

当天，莫某上交了5万元罚金。

  由于政策原因，当时的临澧县城街上见不到做生意的，更没有卖肉卖鱼的商贩，街面死气沉沉，看不到半点繁荣景象。父亲是政策的执行者，不是政策的制定者，那些人和事，只能永远留在历史的局限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市场经济的春天，时局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市场日趋活跃。此时的县打击办改名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了鼓励私人经营，县工商局在城关的文化街修建了一个约1000平方米的农贸小市场，将卖菜、豆腐、农副土特产品、肉、鱼等全部划行入市，为当时的经营户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经营落脚点。

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县委、县政府提倡大力发展个体工商户，在县工商局的具体指导下，县里成立个体工商户自己的组织 ——临澧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县城街道两侧个体工商户棚子一个挨着一个，餐馆、小吃、小卖部、水果店、理发店、经销店、药店等行业随处可见。农村到城里经商的、农 副产品进城交易的满街都是，临澧县城热闹非凡。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市场流通搞活了，极大地解决了城乡各自需求，解决劳动力的就业，更重要的是为国民增加了收入。

为满足个体经营的需求，县工商局在城关镇修建了可容纳150户的兴隆街个体经营区，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个体户的场地需求。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临澧县城区的交通受阻，人流受阻，安全隐患提上了县委、县政府的议事日程，并要县工商局提出设想和对策，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隐患方案。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指示精神，父亲积极参与调研，对城关镇、合口镇、新安镇进行实地考察，拟写了报告和实施措施方案呈送县委、政府，得到了采纳。

1986年破土动工，在县城关镇、合口镇、 新安镇人群比较集中、拆迁任务不大、不影响交通的地域各建了占地300亩、150亩、300 亩的大型农贸市场。1988年新建市场竣工，极大地方便了群众，解决劳动力就业，促进了地方经济繁荣，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全县范围内各自乡村，凡是有集市的地方：停弦、修梅、官亭、九里、佘市桥、文家店、四新岗、太浮、陈二铺、杨板桥、柏枝、烽火、雅林、肖家河等地也先后分别建起了各自的农贸市场。

父亲随军南下临澧，在这块土地上奋战、奔波了几十年，他把青春和美好都交给了临澧人民。风霜吹老了岁月，也吹老了父亲，1989年6月，父亲年满60岁，中共临澧县委组织为我父亲办理了离休手续，享受副县级待遇。然而，离休后仅仅只过了7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儿时心事终难忘  老来仍在思故乡

临澧工作几十载  酸甜苦辣均已尝

土改结束转地方  公安粮食和工商

毕生精力献给党  晚年享受是荣光

尽管风云多变幻  正义永远在东方

教育子孙走正道  一心永远跟着党

为国为民多卖力  唯有私心不能装

时刻把握大方向  前程美景万年长

　　1996年3月与老家河北任县亲人合影留念，后排左起：李成行、高金江、傅冠生、袁凤山、李兵琦、 栾云、高治江、高银花、王平。

中排左起：黄建英、李丽芳、母亲袁春景、小叔李运兴、 李振其。

前排左起：高金花、高鹏云、傅旬、栾超强、高继平、高燕、高继承。

后 记

　　南下干部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我的父亲高兴林，就是这个名词里奋斗了一辈子的北方人。

70年前，为支援全国解放，一批河北干部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抛家舍业，背上行装扛起枪，浩浩荡荡向临澧挺进，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向临澧解放区，参加了接管、巩固临澧新政权的建设。

这批人离开挚爱的家乡和熟悉的岗位，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江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展现了南下儿女志在四方的革命豪情。

《随军南下到临澧——记我的父亲高兴林》一文，透过对父亲的追忆，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南支队第六大队第三中队，南下湖南省临澧县的一个真实侧面。

文章写到了河北省任县、冀县、平乡县的 140名南下干部及工作人员到临澧县后，在原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军部队的配合下积极开展接管建政、筹粮支前、剿灭匪患、镇反除霸、土地改革的史事，以及父辈在临澧县这块土地上打江山，守江山的历历往事。

按照上级指示精神，1953年我母亲从河北任县来到了临澧县安家落户，扎根临澧。从此，临澧县成为父亲和母亲的又一故乡。父亲一生共育有3男2女， 5个子女先后参加了工作，他们的血脉已经在临澧繁衍生息。

父亲对家庭和我们子女们管教严格，有着一套家规和约法三章，时刻以“走正道、树正气、务正业、讲团结、讲文明、讲奉献”的18字警言来要求我们，激励我们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担当、有贡献的人。

回想起父亲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勇于战斗的一生，艰难辛苦的一生。他的一生中，从他本人爱好来看，有三大爱好。

一是爱好工作。一提起工作，他总是讲得头头是道，在工作中是怎样努力，怎样吃苦带头，冲锋在前，方便让给别人，怎样为党卖力，为群众造福谋利，时时处处以一个党员的样子，教育和感化别人。

二是爱好抽烟。我母亲说，他年轻时不抽烟，自龙海小洋湖战斗负伤后，养伤时才开始抽烟，特别是南下到临澧县后，烟瘾一天天大了起来。每天由一包上升到两包、三包不等，到最后每天可抽半条（5包）。回忆起父亲抽烟的样子，两只手的食指和中指间被烟熏得由黄变黑，牙齿也是满口黄加黑色，他坐的周边满地烟灰烟蒂。但是他从没抽一盒高档烟，买烟时总是买便宜的。他常说，抽高档烟是浪费，抽低档烟是混时间。

三是爱好喝酒。母亲说：“他年轻时是滴酒不沾，他的酒瘾也是战斗负伤后在家休息时养成的。”

清楚地记得，我6岁时坐在桌上写作业，父亲下班回家吃晚饭，我妈对爸说：“老高，今天家中无酒了，能不能忍一下，今晚不喝行吗？”

父亲大吼一声：“不行，赶快买去！”

母亲当时给了我一元钱，要我赶快去买酒。父亲见我动作缓慢，把我打得青红紫绿。父亲爱好喝酒，但他从不喝贵酒，就是专喝本县酒厂煮的杂粮酒、红薯酒，每餐喝两杯，每天喝两斤。

后来他告诉我们：“我要喝酒的原因，是因身体受伤的缘故，喝酒后感觉身体舒服一些，大脑才没有那么晕和疼了。你们以后不要学我，不喝酒为好。”

知道了这些原委，我们除了理解和谅解父亲，还有许多心酸。

父亲到了老年，深深眷念他的老家、老战友，他多次对我们说：我思念当年的老首长，怀念一同南下的140名战友，我爱任县的父老乡亲，喜欢任县的一草一木。当然，我更难割舍我的第二故乡，我为之鞠躬尽瘁的临澧县！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父亲作为南下干部，已经成为过去，但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天下为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南下精神″，必将光耀千秋，永远铭刻在临澧人民心中，永远激励他的子孙奋勇向前！

由于时隔较长，很多往事已成碎片，在整理撰写时难免挂一漏万，望看到此文的专家、读者补充修改。

为了搜集相关素材，追寻父亲足迹，我多次走访父亲的战友和工作单位，还在临澧县档案馆连续几十天查阅档案。在此，我向支持和帮助我的朋友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高治江

2020年8月30日

谨此怀念远去的父亲……

作者简介

　　高治江，1959年1月生，中专文化，中共党员，2019年退休。祖籍河北省任县贾村，出生地湖南省临澧县城关镇。妻子王平，57 岁，退休。女儿高艳，28 岁，太平洋保险公司职员。

1975年3月下放临澧县观山园艺场。1978年3月参军入伍，在广西边防1师3团服役。参加过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荣立三等功。1982年退伍后在临澧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

40年来，勤恳工作，积极向上，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系临澧县工商局中层骨干。

附录——

“冲锋时，党员在最前面”

高治江  口述   谭明  整理

  

我入党是在部队里，而且是在战场的阵地上，就是传说中的“火线入党”。

我是1978年3月入伍的；入伍前，我是临澧县观山园艺示范场的知青。入伍后，我到了广西，是广西边防部队某部迫击炮排的一名战士，担任三炮手。我们部队起初是在北海，后来边境局势紧张，便调防到了防城港。当时不比现在是摩托化行进，我们全靠的“铁脚板”走到了防城港。全程花了七天七夜，每天没日没夜的走，脚底打了血泡。

战斗是在1979年2月17日打响的，我们作为一线部队，第一批投入了战斗。同电影里的许多情节一样，战火硝烟、枪林弹雨，不时的有战友倒下；作为一名入伍只有11个月的新战士，你说不恐惧，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等经历了多，也就慢慢的习惯了。

随着战局的不断推进，我们的战线也在不断南移；我被通知火线入党是在1979年3月4日；当时，开战已有近半个月。向我宣布命令的是我们连的指导员。他当着全连战友宣布，我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因为战事紧张，当时既没有宣誓，也没有填表，只是一句简单的命令。

说实话，在战争时期，中共党员并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使命和责任。身为共产党员，在每次冲锋和进攻前，都要冲在战友们的最前面；在组成突击队时，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是首选。至今我还记得，在峒中作战时，在战斗最胶着的时候，我们连每个排只剩下不到三发炮弹，后勤还没跟上。指导员在做战场鼓动时说，“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战友们，祖国就在我们身后，人民在看着我们……”他说的第一句，开头就是“共产党员”。

在战场上，是真的没有机会让你去思考生与死的，脑子里面就只剩下一个词：“拿下他，冲上去”。当时，我所在的是迫击炮排，是伴随步兵作战，我们班只有班长和副班长有枪，班长是手枪，副班长是冲锋枪，他俩负责全班的安全和警戒。在一次战斗中，副班长受伤被抬下阵地，我就随手捡起了他的冲锋枪。当时，我真的什么都没想。事后回想起来，或许是为了保命，或许是一种责任的使然。

南疆战事结束后，我们回到了部队驻地，总结、备战，等正式填写入党申请书、履行入党手续都已过了大半年。

原载《常德晚报》2018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