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梁画作六十年代乌鲁木齐铁路局回忆录

亮

刘铁梁铅笔画

铁路工人俱乐部

位于中间的高大建筑物是“铁路工人俱乐部”，其左侧的房屋是前三街房可以看见第1、2幢，其右侧向后看，依次是“厕所”三街幼儿园”“后三街房”可以看见7、8、9幢，其右侧马路旁边是建筑处的“马棚”，路上还有马拉胶轮大车，这是六十年代主要的运输工具。俱乐部右边还停了一辆大轿子车，这是铁路局当时的一辆松花江牌大轿车，主要用于每日往返火车南站接送上下班职工。俱乐部房顶远处耸立一根高高的烟筒，它是三街供暖锅炉房。俱乐部前靣是宣传栏，宣传栏前面一左一右两间小房子是售票厅。

铁路局中心医院

位于四街房前的铁路局生活供应站

蒸气机车头清弃煤渣后马上有人来捡

新疆的冬季《滑冰车》

图、文作者～刘铁梁

在乌鲁木齐铁路局老三街长大的孩子

《老三街回忆录》作者：刘铁梁

2020年8月10日

三街是当年铁路局对居住片区的称谓。为了修通兰新铁路，1958年部分职工就拖家带口乘坐敞篷卡车，跃上乌鞘岭，颠沛星星峡，艰涉大戈壁，穿越天山群来到了乌鲁木齐一个名叫“二宫”的地方。落脚新疆后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居住和办公场所。在市政府协调下，很多家庭被暂时安置在天山路，八农、小西门一代老居民的房子住下。全局开展了兴建家园的建设。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先给钱再建设，有一句豪迈的口头禅是“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于是各单位干部职工义务劳动，配合建筑处施工，二宫的戈壁滩上红旗猎猎、驭马嘶鸣、人头攒动，车马往来，形成了红红火火的工地场面。现在的二十二街建起了砖瓦场。河南路就是当年拉红砖形成的。三街、二街后的水渠是往工地输水的设施。和平渠桥也是为了汽车拉运建材所兴建的。短短两三年，二街、三街、四街、局大楼、俱乐部、铁一小，连片的建筑耸立在了二宫不毛之地。职工家属欢天喜地从四面八方搬进了新居。没有家具的在单位开据证明后，可以到局总库拉桌子，拉床头，拉床板，拉椅子。家具算在房费里，一个月的房费才几毛钱。那时的人为国家工作能不卖力吗。

       俱乐部是一栋红砖建筑，坐落在现在的游泳馆位置。十几层的水泥踏步，两边是高低两层的花池。台阶上，三洞漆的绿油油的双扇大门，雨沿上立着“贯彻鞍钢宪法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正面两侧是巨型标语，一边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另一边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筑的最上端是“铁路工人俱乐部”七个隶书立体字。俱乐部的右边是前三街，左边是建筑处马棚，后边是厕所和三街托儿所，托儿所后则是后三街。

       俱乐部与铁一小一路之隔，每天上学都要路过俱乐部，三两成群。男孩背个黄书包，有的背着家长的工具包。女孩们大都背着碎布拼成的花书包。手里提个白线勾的墨水瓶网兜的，都是高年级的学生。放学后，口袋里有钱的孩子，在俱乐部门口买个羊蹄四分钱，吃串烤肉五分钱。舍不得吃的孩子，坐在小人书摊前，两分钱看一本，把攒的钱掏光了才高兴。女孩子则是坐在俱乐部后门台阶上抓嘎啦哈，踢沙包走方。一冬一夏，有两个我们爱去的地方。夏天，扒着木栏看师傅钉马掌，钻进马棚草料堆翻筋斗。冬天，在托儿所的菜窖上滑冰，冻的鼻涕哈喇，满脸通红才回家。晚饭后，各楼门的伙伴还要在夜色中藏猫、捉特务，要不就在楼道里讲故事，学电影。那时我们学习上考个三分、五分都不是好坏的标准，唯有打架的才是坏学生。

       现在的文化宫天天锁着大门。那时俱乐部是单位职工文化思想阵地。全局的英模报告会，国际形式传达会，卫生系统交流会，家属工作动员会，都是在这儿举行。到了节假日，这里就是孩子们的天堂。学校举办歌咏比赛，要包电影，要演出。除了二宫地区的学生，南站、西站的学生，局里也派仅有的两辆松花江大轿子车接来。那时，汽车里装的不像是学生，像是满满一车的花朵。满满的红头带，满满的红脸蛋，满满的红领巾。那嘈杂的笑声、叫声、欢快声，胜过现在孩子麻木表情的一千倍。晚上，脸上的红妆还没洗净，一个个又跑到俱乐部去混电影。瞅着进场人多时，跟在大人身后，快到检票员面前时，伸出小手轻轻牵住大人的衣摆混进去。有的就到侧门等候，让里边的小伙伴把用过的票，从门缝里递出来再用。这种行为不丢人，一张电影票两毛钱，很多家庭都只买两张老人去，孩子看电影都是自己解决的。不像现在，给孩子过生日，比给爷爷过生日还气派。所以，那时的孩子没有依赖父母的，更没有比爹的。倒是孩子们自己动手做冰车，冬天里，拉着冰车去买冬菜。家里的菜窖都是各家孩子自己挖的。门口装煤的煤棚都是孩子自己脱土坯盖的。

       有这样经历的一批人，又凝聚在毛主席正确思想下，为什么我们六十年里美国、印度对我老老实实不敢动手，道理是明显的。现在的孩子没有了我们那个年代生龙活虎样子了。我们每代人所具的时代不同，也许我们并不伟大也不时尚，但是，精神的传承是我们民族历史延续的保证。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觉得有许多的话要说。

作者：刘铁梁

2020年8月12日

《 珍 藏 在 心 中 的 年 代 》

去年我凭依稀的记忆，画了四街供应站。十几天里，回忆、思考的时间比画的时间多。我较劲脑筋透过几十年的纷繁变迁，浮华亮丽的表象思索着，为什么被许多人认为“饿肚子”年代的这么一栋不起眼的小建筑，能勾起我那么大的表现欲望，在画面里我力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解答。

1958年我国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来到大西北的铁路建设大军，是当时国家最强的一支建设队伍。单从人员构成上看，有国民党时期宝天铁路的遗员，有西北部队转业的战士，有东北南方支援的技术干部，有甘肃沿线吸纳的民工，还有留学国外的高工和苏联专家。那时候，国家已经摈弃了“先工作，后生活”的指导思想。新疆铁路基地建设在工、居、学、医、食、行各方面，都有了明晰的规划。到1962年三街、四街、八栋小楼、学校、俱乐部，连片的建筑相继落成。乌鲁木齐铁路新村已初具规模。

到 1962年，继美国人制裁、封锁中国之后，苏联人也开始了国际上第二波反华浪潮。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要求陪索，住在三街八栋的苏联专家，也是那时携家带口返回了苏联。国际形势的突变，使新疆铁路受到了重创。原本计划1961年通车到乌鲁木齐，沿线路基、隧道、桥涵均已完工，苏联援助的钢轨没了，路局只好派人前往全国各地，寻找、搜集日为、国民党时期的旧钢轨运回新疆，拼拼接接，一直到1963年才正式通车。局里住房也是那阵子停下来的。致使速中院、和平渠、南站、地窝堡，职工住房没有力量再进行新的建设了，于是形成了一个地区新旧两重天的局面。在生活上，全局职工家属一致，勒紧了裤腰带，和全国人民一道，用嘴里省下的农产品给苏联还贷。那时订牛奶，只给家里有老人和刚出生婴儿的，我至今记得，那是厚厚的玻璃瓶，口与瓶身差不多粗，上边一厚纸盖儿。有的职工营养不良浮肿，用手指在腿上一按一个窝，到医院开袋炒面吃。家庭妇女们都到供应站、二宫菜窖去捡削掉不要的烂菜叶，回来后洗净食用。很多家庭在路边、房后都辟出一块块沙地，种上洋芋、南瓜贴补日子。那时候，报纸把国家的困难原原本本都登出来，毛主席论中苏矛盾写了九评。从思想上职工家属一没有叫苦的；二没有悲观的；三没有惧怕的。人们的精神和斗志始终是饱满的，对生活依然充满着希望和理想。

四街供应站就是在那个年代兴建开张的。这是一栋“工”字型建筑，墨绿色的屋檐、墨绿色的门窗、红色的屋瓦、黄色的墙面，是当时铁路局三个供应站中最大的一个。大门进去，屋顶悬着彩色皱纹纸扭的花带，中间是布匹和日用文化柜台，左手间是肉食蔬菜柜台，右手间是酱醋烟酒副食柜台。柜台里的售货员和柜台外进出的人，都身着一样灰蓝色、缀有黑色胶木铁路扣的路服。平时上下班的女职工、家庭主妇们都爱往左右两个大门去，她们口袋里珍藏的肉票、糖票、布票、粮票，在这儿可以给家庭带去有限的改善。我们学生只爱往中间大门跑，趴在柜台上看铁皮铅笔盒上画的松悟空，选择漆着红蓝黄色木质的沾笔杆，还有小纸盒中银光闪闪的沾笔尖。当露出一点小笔头的英雄钢笔面世后，每个见过它的眼神，都透出拥有的渴望。在四街供应站，最叫我遗憾的是没有买一盒六中颜色玻璃球的跳棋，每当看到人家围坐一起下跳棋，我都心里很低落。

由于计划火车站修在二宫，当年铁路局选址离乌鲁木齐市区较远。市政府为改善铁路职工生活竭尽了所能。每个礼拜天，商业局、二轻局各个单位、商店都派人来铁路局设点摆摊，位置就在现在邮局、五一商场、北京路、四街站门前。一块白布撑起一个棚位，行军床上铺块硬纸板，背后的树沟边停着木板架子车、脚蹬三轮车，还有毛驴车。摊位的阴凉下，各式球鞋长袜、锅盆碗盏、暖壶器皿、炉铲炉篦、书包文具、图书杂志品种还是蛮多的。那年代没有城管，谁家的小脚老太太在供应站墙角支个凉茶摊，哪个维吾尔大叔在屋檐下摆个烤肉炉，都是可以的。因此，铁路局从那时起就有了城北商业环境的氛围和雏形，几十年来，形成了乌鲁木齐城市的一个亮点。

除了四街供应站，在速中院还有一个速中院供应站，位置在被服厂后门。旁边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右手是建筑处办公用房。供应站后是局文工团。隔三差五，车门上有红五星，中间一个白色路徽墨绿色的嘎斯卡车，卸下一批冻猪肉，冻带鱼，草包里装的大白菜，门口就立马排起了长长队伍。过了和平渠，在现在的二十三街，还有一个黑山头供应站。这个供应站规模很小，两间屋子，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有。供应站门口有间水房，到了冬天，居民们打水结成的冰面路十分难走。我的母亲就在这个供应站工作，每当上班，父亲都要叮嘱：“慢点走，小心滑”。

时光是一首飞奔的列车，当我们一代人还未来得及回首往事，都已经步入老年。光阴带走了我们的年华，留下的是传承父辈的精神。这，大概就是我想画铁路局老建筑的动力吧。

作者：刘铁梁

2020年8月13日

《 闲 话 做 饭 》

我们小的时候大人们有个习惯，出门遇到街坊总爱问一句：“吃了吗”，回答要么是“吃啦”要么是“没生火，没呐”。这句话在改革初曾被人戏谑过，认为那时的人都被饿惯了，才形成这个的口头禅。其实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后来以讹传讹，认为我们那个年代从来吃不饱肚子，以致演绎出饿死过几千万人口，大家也都相信了。

为什么那年代会形成这句问候呢？是我们当时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这句话的含义是吃饭必须经历的劳动过程，生火、做饭、吃饭、洗碗。既费时、还费事、又费精力，于是吃过的人总爱问别人吃过了没。现在的生活方式变了，人们要做饭打开煤气就得了。有些人还怕吃完了刷碗，干脆电话叫外卖，吃完了，碗筷往垃圾袋一丢，抹嘴就躺下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带给两代人不同的结果：辛劳和病害。

现在的后代，从出生就没见过比彩电、冰箱更为重要的生活设施—炉子。或是砖头砌就，或是生铁铸成，或是铁皮敲的。每家做饭必先在炉里生火，掏空煤灰煤渣，炉膛內放上易燃的纸团，支上长短合适的木柴，再摆上几个块煤，点火放炉圈坐锅，这是一套不可省略的劳动过程。那时候，最懒的人也不敢在“生火做饭”上取巧偷懒，一天三顿饭，哪一顿偷懒都得饿肚子。一个主妇操持一家人的吃喝，所付出的时间、经历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后来社会上提的口号是“把妇女从锅台上解放出来”得到了全国妇女的普遍欢迎。联想到五十年代，城市农村到处兴办食堂，污蔑是共产主义“吃大锅饭”的做法，其实是一种节约时间，改变生活方式的探索。

要吃饭就得做饭，要做饭就得生火，要生火就得用煤。这是过去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我们赶上了不用生火做饭的史历，可是孩子们根本不知道煤的故事，扯扯我们用煤的历史。

小时候八街有个煤场，家家户户十天半个月都要去买趟煤。煤是散的，又黑又脏，拿袋袋是没法装的。我们就到三街托儿所或是民警队借架子车。那时人都好说话，只要单位上的车闲着，问你借车何用，说明白了就可以拉出大院，不用打条或付款。煤场有三个规格：块煤、原煤、末煤。厂子里事先把块煤和末煤参混一块的原煤给你过秤装车。拉一车煤大概二百斤，够家里烧一俩月的。日子久了，家里煤池里剩的末煤越来越多，这东西不能烧火做饭，一小铲子倒下去，就把炉膛里的火盖灭了。于是家长们礼拜天挖点黄土，和煤末掺到一起和水团成煤球，做成煤饼。等着晾干后，砸成块一样好用。

很多我们这个年纪的老人，小时候都捡过煤核。冬天的早上，三街锅炉房都要清炉。师傅们拿着很长的铁钩，把炉膛里快燃透的煤渣倒出来，推到俱乐部后的旱厕边倒掉。这个时间是每天早上六点左右。早早等在煤渣堆的有胳膊上挎篮子的老汉，拿着铁丝耙子的家庭妇女，还有几个懂事起的早的学生。夜色中，当锅炉房黑黢黢的大门“咣当”一响，随着门开，里边的灯光泄了出来。即刻，一个推车的身影出现了，车身到处冒着白烟，烟雾里是闪着暗红火光的炉渣。一群人立刻围拢上去，在滚烫冒烟的炉渣上扒堆。老人和妇女们有经验，戴着的手套食指和拇指剪掉一截，捡拾煤核又快又准不怕烫。可怜的是学生娃，戴手套捏不住，不戴稚嫩的小手烫不起。就这样，这些孩子日积月累，也给家里节约了一大块的烧火经费。那些日子，在这些普通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锻炼出一种不怕吃苦，热爱劳动，脚踏实地，心怀理想的精神。那时候，谁也不懂“低碳生活”的道理，家家屋顶上的烟囱每天都冒着烟，天照是兰的，星照是闪的，空气照是新鲜的。而现在的人都懂煤水资源的可贵，都知道应该节约能源，却没人践行，致使我们生活在空气、食品恶劣的环境中。这一切，都是生活方式改变后习惯的结果。

文革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悄然变化，一些家庭开始用汽车拉煤。如果认识一两个开车的朋友，托他在给单位办事路上经过煤矿，拉回一大车煤来，让街坊四邻看的好不眼热。打这以后，有关系的家里开始用单位汽车拉黄土，盖煤房。拉木头，打家具打沙发。末了，做七八个菜，请司机好吃一顿，走时，再往口袋塞几包好烟。慢慢地人们就开始懂得利用手中的权利了，到现在这种风气熏陶我们几十年。再也没有借车不花钱，打煤砖勤俭过日子的了。我们的后代还能不能过上不缺能源的生活不知道。

今天，我翻出过去画的机务段孩子捡煤核的画，想到一些往事，拉哩拉扎说到这儿。

作者：刘铁梁

2020年8月14日

《 童 年 的 快 乐 》

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年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那时一个社会现象，是西方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解释不了的。什么现象呢？就是在国民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背景中，中国却能研制出半导体、牛胰岛素、万吨级水压机、爆炸原子弹、氢弹。这是教科书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但只有一个人能说明白，这个人是毛泽东。他懂得自然、社会发展规律中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我们在那样一个环境中长大，从小也焕发出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从我们小时候玩具上都能体现出来。

新疆的冬季比较漫长，我们小伙伴标配的冬装是，每个人头顶的都是大人的帽子。有从老家带来的军队帽，有家里留存的皮帽，有单位里发的棉布工作帽，还有顶上一圆蛋的老头帽。压在帽底下的小脸，红的是被冻的，白的是风吹的，嘴角一圈黑的，是吃烤洋芋留的。女孩子穿戴要比男孩“幸福”，家里的布票除用在老人身上，就给她们用了。爱美是女孩的天性，方格子头巾落伍了，妈妈给买一款棉线勾的长围脖，从头到脖围起来，那个才叫漂亮。喜欢室外活动，是孩子的天性，我尤其喜欢能滑冰的冬天。

说起滑冰你别往平坦的冰场，黑龙牌冰刀，各色的滑冰帽上想。我们自制的冰鞋堪称最合理的创造，如果在今天，完全可以获得青少年创意大赛第一名。两块合脚的木板，前端锯出一个鸭子口，火筷子烫两个眼，穿过两根粗铁丝，固定在木板后端，这是滑行系统。鸭子嘴上钉上三根粗铁钉，这是刹车系统。木板前后左右都钉有穿绑绳带的环扣，这是固定系统。做好冰鞋在家找两根长绳往脚上一绑，嘿，那个美，那个神气。这样一种神器，除了上学、吃饭、睡觉，基本上一个冬天都是相伴相处的。姑娘们看的眼热，也纷纷回家找木头找铁丝。邻家大哥或家长帮着做成小冰车，上边带个小凳，还包扎上旧毛巾棉布垫，一双木柄上装两根钢筋签，大功告成，相约到和平渠里滑冰车，那疯劲不输男孩。

夏天我们玩“打嘎”，一种不差于外国人打棒球的运动。一扎长的一节木棍两头削尖就是球，我们叫做“嘎。”用一块薄木板锯成菜刀状就是球拍，我们叫做“刀”。地上放一块红砖是球门。不管几个人一起喊：“单包尾头”看手心手背，划成两个竞技队。一方队员提着刀，拿着嘎，用刀击嘎。另一方则站一排，拿着各自的帽壳拦截。噶要落到帽子里，就交换场地，没接住则用嘎投掷球门。如果没中打嘎者用刀躲嘎的尖头，待嘎弹蹦起来用刀抽击，再一刀一刀计数积分。看看，那时的我们没有奥运的概念，可是游戏的创意，玩具的制作，规则的设计都是现在的“国际范儿”。女孩们夏天都爱跳皮筋。放了学不回家，或在学校操场上，或在回家的路上，或是在家门口，把书包放一堆，其中一姑娘掏出个黑橡胶帶缠绕的皮筋团。那都是一根一根绑成节接起来的。谁家大人有块橡胶皮，也舍不得剪成条儿让她们去玩，那还留着沾补磨破的鞋帮子呢。女孩们一组两人扯着皮筋两端，一组挨个从低往高跳。可不是往过跳，是用脚尖勾住皮筋，两脚踏着嘴里儿歌的节奏，跳花步。先从膝盖高度跳起，再到腰部，胸部头部。大跳是最具挑战力的，两边姑娘把皮筋伸直胳膊超过头顶，跳的女孩眼望着高度，心里踟躇着，嘴里默念着，略略弯腰，冲击勇气的最高度。放在现在，谁家的孩子敢让这么玩。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都比现在屏幕上的“娘炮”强一千倍！

那个年代，学校的教育宗旨是按德、智、体、美顺序排列。“徳”是指思想教育，“智”是指文化教育，“体”是指体魄锻炼，“美”是指品格培养。学习成绩也用分数考核，但绝对没有好学校、中等学校、不好学校的区分，也没有快班、慢班之别。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学生们学习都比较自觉，老师们也乐于付出。小孩的天性、智力、动手能力都得到极大的释放和培养。这从我们做的手工也可看出。冬天在冰上抽的猴，是用暖气片上堵头封盖灌上臭胶（沥青）做的。玩的飞镖是用吃过的冰棍棒，一头插上尾翼一头插上大头针做的。降落伞是用花手绢用绳绑块小石头做的。弹弓枪是用铁丝挝的，上棒根皮筋可以发子弹。灯笼是用葵花干芯插上玉米杆细皮做的。沙包是用母亲剩下的碎布头拼的。毽子是用别人家公鸡鸡毛和旧铜板做的。有的女孩手特巧，用纸折出的天鹅、青蛙、大雁非常逼真。还有用纸叠成盒子枪、武装带、机关枪的，男孩们见到都用口袋里的羊嘎拉蛤换。我记忆最深的是竹管枪一头有一个活塞，另一头塞上嘴里嚼烂的纸团，瞄准“敌人”掌击活塞，“子弹”就会飞向对方，很有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从这些小事上看，不难推断那个年代，为什么不学火箭的人到了钱学森团队就能造出火箭，普通的中学生到了火热的生产实践中就能当土专家。

我们的学生时代是丰富的，我们的童年是快乐的。曾有人说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是被毁掉的一代，那是有人别有用心对我们这代人的污蔑。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一百年来几代人没坐过的过山车，有很多的遗失和迷茫。老之将至，我们该给自己一个正确的评价。

作者：刘铁梁

2020年8月17日

《     三   街   老   家     》

       曾听一个来自西安的朋友说，一位六十年代在铁路局三街住过的老人，自知年迈体弱，不可能故地重游情况下，让儿子来了一趟新疆。已是老龄的儿子围着三街边走、边看、边忆，转了好几圈。看到的一切早已不是以前的样子，小区里也没一个他能辩识的面孔，临别时说：“我就是在这儿住的，三街是我永远忘不掉的地方。”

       几十年前三街的早晨，是在和平渠边上给城市送菜拖拉机“突、突、突”声，和“吱扭、吱扭”的马车声中开始的。当晨暮还笼罩着没有苏醒的街坊，夏天早上是最凉爽宜人的时刻。当几个穿着背心、海军衫的学生，满头是汗，抱着篮球从民警队大院走出来，十栋房头电线杆上的喇叭里，响起了《东方红》的音乐，三街的一天开始了。

       三街坐南向北分做前三街、后三街两个片区。前三街共有6栋，后三街有12栋。在1栋前是一片白杨林，六七十岁的老三街心里，不知那里隐藏了多少初情萌动的记忆。林子的边上是俱乐部，小时候总觉俱乐部像一只母狮，高大的门脸是头，后边的拱券是身，左右的花池是前爪，后边的侧门是后爪，紧挨俱乐部的公厕是尾巴。门口两个小巧的票房，是这母狮可爱的小宝宝。俱乐部的正面是铁一小，左侧是建筑处的马棚。后三街13栋前是铁路民警队，7、8、9三栋右侧是三街托儿所。三街西面是一片大沙滩，沙滩的旁边是和平渠。

和平渠是1946年张治中将军履新时期为解决当时的迪化水利问题亲自规划建设的，当时有人提议命名“张公渠“，但张治中将军建议以"和平"命名，寓意寄希望停止全国内战及平息"三区革命"的新疆内乱之愿望。新疆解放初由王震和陶峙岳将军率进疆的解放军和起义部队官兵重新扩建整修，加砌片石，形成贯穿全市南北的这条利民水利工程。

三街锅炉房居中，烟囱高32米，是当时铁路地区最高的红砖建筑。在没有精准定位仪器的年代，是建筑处的工人用线坠，折尺一层层砌筑起来的。

       那些年，没有股市，没有房市，没有物价波动，生活尽管穷，人们心里充满着希望，感觉是幸福的。虽然中印边境冲突不断，美台军机常有侵犯，苏联人背信弃义很多项目被迫终止，但通过学习和经常召开形勢报告会，人们的心里并不紧张。我们居住的三街也和其它街坊一样，依然是祥和和安宁。

       每天上午，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小区里显得特别宁静。在楼门的阴凉里，家庭主妇忙完了家务，又拿着笤帚扫楼梯、扫楼门。家里的小脚老太太端着鸡食盆，巍巍颤颤边敲边“咕、咕”地叫，引得自家鸡扑腾而来。等把鸡关进笼子后，拉个小凳子坐下晒太阳。不一会儿能聚拢一片人，十点钟的太阳，是老人们一天最为美好和享受的一刻。在楼前屋后的菜地上，阳光明媚，蝴蝶翻飞，地里的竹棍上，玉米的花穗上，停落着也在晒太阳的蜻蜓，细长的翘尾，透明的翅膀，圆鼓的眼睛。前三街和后三街之间有条小水渠，水流清冽，石净沙细。不上学的小孩都喜欢蹲那玩水，用小手挖沙子，筑水坝，弄得两只裤管湿漉漉的。那时生活中没有塑料袋，每家按时上午倒垃圾。铁路防疫站的师傅背着墨绿色喷雾筒，到小区各垃圾点喷洒消毒。拉垃圾的师傅按时将垃圾铲装干净撒上石灰。尽管条件有限，小区的垃圾点没有臭味，蚊蝇很少。。家委会的大妈们经常挨家挨户检查卫生。家家都养成了好习惯，家家门上都贴着粉红色卫生合格证。

       到了下午，整个三街渐渐开始热闹起来。托儿所午睡后的孩子们开始游戏，每扇洞开的窗子，都透出牙牙学语的稚声。放学后的秃小子门回来了，书包一撂，每个楼门前都响起他们的欢叫声。有凑在一起背烟盒的，趴在地上打弹子的，一个扒着一个骑驴的，抱着膝盖蹦着斗鸡的，五花八样，各显其能。有大点的孩子，安排小的回家拿几个刚收获的小洋芋，拎上铁锹到大沙滩挖个坑，摆上土块，再铲些枯草，燃起火来。等到火灭土热，把洋芋扔到坑中拍土闷熟。十几分钟后，挖出来的洋芋面熟甘甜，带着一股草的清香，吃的熊孩子嘴上、鼻上，脸上都是洋芋渣。

       入夜，各家的大人无论白天多么辛苦劳累，都要拿把蒲扇围坐门前，享受凉风里的宁静。或拉扯家乡，或回忆童年。女孩们则在父母周围捉迷、藏猫。暮色中的繁星，像是听得懂人间的心情，眨巴着眼镜始终伴在人们头顶。

       礼拜天每家的女人都要干三件事。做顿好吃的，给孩子做冬装和洗衣服。做好吃的无非就是用油渣，剁些白菜，玉米面中掺些八一面，蒸几个素包子。亦或借来饸饹床支在灶头，压一锅高粱面饸饹。翻新棉袄那可是技术活，往往都是楼门几家女人一齐上阵，忙活一天才能搞定。洗衣服就不用说了，楼门口的电线杆上拉着好些绳子，凉满了各家的衣物被单。那时每个人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但洗的干干净净，缝的完完整整。记得我最羡慕的形象是，谁家的大哥大姐，戴着一副黄框的近视镜，穿着洗的发白黄军装，背着个书包进出楼门，我会望着背影盯好久。礼拜天不工作，没有会，在这一天父亲总是找大老金，胡力南几个戏友，来段西皮二六或是二黄导板，一周的劳累荡涤的无影无踪。这就是我的三街。

       这些年，我常在浮躁和不安中寻找心灵的安静，每次，都是找到了三街的记忆上。那位西安的老人怕也是在寻觅内心的宁静吧。

作者：刘铁梁

2020年8月26日乌鲁木齐

《    我   的   铁   一   小    》

       我的小学是铁一小。像所有的历史不复存在一样，那栋暖黄色的楼，早已被岁月和时光所掩埋，但用记忆擦拭心底的形象，却越发亲切清晰起来。记得每天早晨系上红领巾，背上书包，一手拿块黄灿灿的包谷面发糕，一手捏块酱菜疙瘩，边走边啃去上学的样子，是我内心永远的珍藏。

       六十年代的铁一小，是一栋黄色三层的建筑。人字梁的屋顶红瓦习习，墨绿色的屋檐周周正正，楼房正中的房檐下，一枚红色路徽醒目端庄。楼的中部开有三扇对开大门，楼的两边各是一扇小门。楼南边是宽大平整的操场，右边是种下不久的小白杨，左边是长长一栋干净整洁的旱厕。厕所的边上，是沙坑、单双杠和十几墩用红砖砌筑的乒乓球台。每天早上清新的晨曦中，学生们从四面八方围聚到这座楼前，操场上便升腾起一片欢悦与朝气。当上课铃声响起，楼内外顿时悄然。走廊里听到老师们不同声高的讲题声，朗朗的读书声此起彼伏。记得我刚上小学学的课文有《十根筷子》，《说谎的孩子》，《乌鸦喝水》等寓言故事。上课走神时，我用小蜡笔把乌鸦、羊群、司马光都染上我理解的颜色。不久，我的整本语文就变成花花绿绿的色彩书了。那时侯，没有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老师们不会按照五分，三分成绩把学生们分类。我们的学习，无非就是认得不会的生字和掌握该学的知识；懂得课文里讲的不说谎，团结起来的道理即可。个别学习不用功的学生，下午老师都会把他们请到办公室补课，看着一个个完成作业后再放学。没有哪位老师因为学习成绩差，带条子请学生家长到校的。那时的我们正是贪玩的年纪，每个人都觉得学校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小孩上学是那时家长最不犯愁的事。他们不懂“跨区费”，“赞助费”。只知道给孩子交的学费其实就是书本费。新学期报到那天，老师交代收费通知：“学费两块四毛钱，大家记好了哦，明天上午带来”。我会把金额记在纸条上，塞进帽壳里。第二天，除了发新书外，还有一摞算数本、方格本、练习本之类。这都是铁路局自己免费印的。

       那会儿没有青少年保护法。只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口号“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这奠定了我们受保护的地位。虽然每家日子都很穷，孩子和大人们一样，吃的是粗杂粮，穿的是补丁衣。但是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是学校和各单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从冬春季打防疫针预防流脑、腮腺炎，到适龄儿童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家长们都没操过心掏过钱。全都是铁路防疫站和学校共同安排的。我记得打蛔虫发的宝塔糖，黄黄尖尖的很漂亮，放口袋吃了一个多礼拜。除了医学防疫，个人卫生习惯的检查培养，是少先大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周六下午，我们要从家里带上脸盆、抹布，参加学校大扫除劳动。周一入校，还要接受卫生监督岗的检查，看看是否进行了个人卫生，双手是否干净，指甲是否剪齐。那时侯全国人民开展“除四害（跳蚤、苍蝇、蚊子、蟑螂）防疾病，爱国卫生运动”。我们每个书包里都插着一支家长做的苍蝇拍，走到哪，打到哪。为打苍蝇我们钻到公厕里，可是厕所里也没多少苍蝇好打。劳动体魄锻炼，是那时学生的必修课。春天我们清理学校前后的林带树沟；夏天去俱乐部擦拭座椅；秋天到红旗公社捡拾麦穗；冬天支援农业到马路上捡马粪，从小培养热爱劳动好习惯。国庆十五周年，学校参加人民广场图案方阵，全部师生是列队行步前往。那天，书包里背着母亲蒸的白面馒头和炒鸡蛋，一路走去，格外有劲。那年后，似乎再没吃过那么香的炒鸡蛋。

       1964年是铁一小全面发展的一年。学校的北边新建了篮球场。全部新换了橘黄色新的课桌椅。冬天，在南边台地上浇灌了真正的冰场。我借来一双冰刀，里面塞了一大截子烂棉花，开始在冰上站立、行走、滑行。我们学校参加了全市普通话比赛，打那以后地方人再也不说铁路话是“饼干话”了。那年我们合唱队在俱乐部的舞台上百人齐唱“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还是那年，雷锋精神走进我们心里。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艰苦朴素，刻苦学习，丰富了我们的课堂内容，让我们在以后处事、为人中有了一个能够参照的标准。至今，我的脑海里还能想起给我们教音乐的罗老师，一个激情彭拜，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给我们教美术的张桂林老师，一个温文尔雅，不事张扬的美术教育家。辛曼玲老师，一个温和健谈，和睦大方的语文老师。刘聪敏老师，是我的老邻居，她没教过我。前些年去西安见到了老人家，矍铄硬朗，一见如故，是为幸事。

       小学是步入人生的第一所殿堂，知识的上帝在这里用智慧启蒙混沌，点睛慧眼，观察世事。六十年的岁月，我目睹耳闻了铁一小的世事变迁。每当走过这曾经属于我的圣地，望着那栋新的教学楼，隐隐的一种陌生与隔膜使我內心有所失落。她已经是乌鲁木齐名列前茅的名校，多少家庭启盼，多少眼神渴望，使这所学校的铁门变得威严起来。我常常在想，我的铁一小，如今你变的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

乌鲁木齐铁一小的老照片：

一九六O年代乌鲁木齐铁一小师生们义务劳动

1960年铁一小的六一儿童节学生们的文艺演出

1960年的铁一小三八红旗手张瑛老师在上课

1960年铁一小的老师们在集体备课

1961年铁一小的老师们在集体备课

1960年铁一小的学生们在交废铁

1960年六一儿童节铁一小的学生宣读慰问信

1960年代铁一小学生在上俄语课

央视一套为乌鲁木齐点赞加油

2020.8.23

作者：刘铁梁

2020年8月31日

《 忆 旧 话 粮 》

这两天，关于粮食安全问题已不是禁谈话题。手机新闻上已爆出缅甸、泰国限制大米出口的决定。我们国家也开始了对粮食生产、消费的宏观要求。我打电话告诉外地青年孩子们，要开始注意节约粮食了，可是他们却不以为然。年轻人没经历过缺吃少穿的年代，于是我想聊一聊小时候的“吃”。

在铁一小的旁边，现在步行街的林子里，当时有一幢四五十年代风格的红砖建筑。正中一扇门，门的两边是出墙的砖柱一通到顶。柱子两边三排三行大的木质窗子，窗子上沿是出墙的拱券装饰。屋顶上一堵山字形女儿墙，墙上镌有“先锋粮店”四个大字。粮店不大，门前常常摆着几只装油的大桶。进门是盛粮食的大木箱，脸上身上满是面粉的售货员，麻利熟练的接过你的粮本，核对、登记、签章、称粮不消十分钟就解决了你全家一月吃饭的供应。那时候，买粮拉上轱辘车，带上大中小三条面口袋即可。大口袋装一家人的主粮玉米面；中口袋装不多的白面；小口袋可以选择粗粮以外的其他杂粮，如灰色粗糙的高粱面，一粒粒滚圆的高粱米。这些杂粮没有包谷面好做、好吃，买一点只是熬个稀饭换个胃口。家里有在外地上学的或是出差的，把粮本上个人的定量取成粮票，走到全国国各地，都是一样的数量和配比。全国统一粮价，你不用担心价格问题，也没有比你富的人大吃二喝，对你眼球特别的刺激。

做为主粮的包谷面只有四种做法，蒸发糕、窝窝头、打糊糊、做漏鱼。因此，每家每天都是吃着一样的食物。

现在想来，“窝窝头”该是对玉米面食品最为贴切的名称。主妇们把玉米面用开水先烫成半熟，为增加口感，里边撒上一点糖精，那是当时唯一一种增甜添加剂。然后把面团在手心里捏啊、转啊，团成底部有窝上边有尖的形状，上笼蒸熟。蒸熟的窝窝头表皮黄灿灿、亮晶晶。可是吃到嘴里却是粗糙如沙，细嫩的嗓子眼儿很难下咽。“发糕”是那个年代人们对包谷面食物最浪漫，最富于想象的称谓。也是先把包谷面烫了，掺上一点发好的白面，摊成厚饼，里边或撒几粒葡萄干，或在表面摁几颗伊拉克蜜枣。出锅，那是一家老小的桌子上的最爱。第二天早上母亲再费点事，把发糕切片，放火炉上煨烤至金黄，更是上学路上孩子们的美食。后来有人用包谷面创制出了“钢丝面”，顾名思义就是细若粉条，硬如铁丝一般的面条。这种面条不能煮只能蒸，盛出后拌些菜，吃到嘴里是硬的，咽到肚里像是撑开的钢丝涨肚子。

白面是中国人几千年驯化培育出的主粮，但在粮食紧缺的年代，只能是做为副粮供应生活的。

白面做的食物种类繁多，馍馍、包子、饺子、面条、油饼、油条、馄饨等，可是谁家也没有那么多的白面供你花样。我们家每年都要把不多的白面存起来，翻过年春节，要包顿饺子，炸些油果，再蒸两锅花馍。那时候楼上楼下各家厨房里热气腾腾，窗子上冻着厚厚的冰花，每家的主妇都在用留存的白面，开始做过年拿手的花样。母亲在发好的面团上，用筷子又压、又挤、又捏，有时还用上了剪刀。只有等用红曲点上色彩，我才看出了小兔，寿桃，蝴蝶，花朵。五一节，中秋节，母亲或杆张面条，下出锅又透又亮又长，浇上带点油花的卤子那个叫美。或者炒点面，掺点油，放上古巴糖，撒些红绿丝拌成馅，蒸块大月饼……总之，一年到头白面带给我们的口福和快乐，就是这么几天。

这是有粮食家庭的情况。最困难的是有几个正在长身体秃小子的家庭，每到月底，家里面口袋空了，当妈的就得拿着盆，到这家、到那家里去借粮。好在那些年份大家伙关系都好，谁家有困难了，还是有人帮的。为吃饱肚子，我们这代人都忘不了，春天榆树结出的榆钱；夏天地边的灰灰菜，苦菜；地里的南瓜花，萝卜缨子；冬天厂家做淀粉削下来的冻洋芋皮，下菜窖扒下来的冻白菜帮子，都是各家各户掺和粮食充饥过的食物。现在的我们有一句嬉语“正在长身体的年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困难，从1960年起到1964年才有所好转。到七十年代，家里有跑车到北京的，可以带些饼干、面包回来。久而久之，这成了当时铁路人生活一大优越点。到了日子，都要拿上旅行袋去火车站接列车员。甘肃的锅盔，陕西的红薯，河南的粉条，北京的饼干，使我们感到日子好混了许多。虽然那时在食堂里吃饭，还有粗粮、细粮的票证，但是每家主妇额头愁成的疙瘩渐渐舒展了。那些年，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吃不饱肚子的时代，好在当时全国人民上下一致，全民一心，农业帮工业，工业支农业，粮食的种子和种植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了四年时间，客服了困难走出了困境。

现在这十多年来，人们光知道买粮吃，没人想过、管过粮食是从哪里来。农民流向城市，农村里已经没有人会按照传统的方法种地了。而且现在的农民手中，已经没有了可供稻谷、玉米传种的种子。一切现代化高速发展背后的成本，负熵都在逐渐显现出来。

年轻的一代真的要从现在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中走出来，国家大事你管不了，可以考虑一下改变生活习惯的个人问题。如果，不远的以后，又回到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你能受得了吗？

乌铁路局《先锋粮店》的售货员在称粮，旁边是装米面的大木箱子，柜台上放着铲米靣用的白铁皮大铲子。

售货员称好面后，帮助这位妇女把面袋扛上肩。看这个粮店里贴的两副对联：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二、为有牺生多壮志，敢叫月换新天。这是当时最流行的、人人都熟知的流行语！

把靣袋放在地秤上，撑开袋口准备装面。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全国实行粮食定量供应，需要外出的必须到粮站凭购粮本领取粮票，不论你是下饭馆还是出差吃食堂，粮票是必不可少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印制的一市斤“全国通用粮票”，票面左侧是拖拉机在耕地，右侧是一列火车行驶在多拱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