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中的高中（一）

理工知青男

用“美篇”完成了我的小学，我的初中，开始着手写“我的高中”时却有些犯难。

我的高中，经历了那个“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的前两三年，经历了那个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的时期，经历了社会上自称“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两派的恨不得致对方于死地的无情厮杀，而我当时也是“挺积极”的参加者。现在想来，有些荒唐可笑——人，怎么那么容易被忽悠……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来。

但我还是以时间为轴线把当时真实的过程记叙下来，“立此存照”。

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这是全国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厚的时期。
在全国城乡，正在进行着“四清运动”。
在国际上，中国和“苏修”已经公开决裂，“苏修”已经变成比“美帝”还要坏的敌人。在国内，“阶级斗争”的提法越来越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九评”是我们的“政治课本”，内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更是我们必须熟背的信条。
苏联背叛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正统性和纯洁性，正在进行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中国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
林彪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一文中，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推广到全世界范围。说，“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中国的革命，已经和世界的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解放世界上受压迫受剥削、至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劳苦大众”，是我们这一代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这代的肩负着埋葬旧时代，创造新时代的重任。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已经成为当代的列宁。

2

1965年8月，大榜一揭，我的高中又要在二十四中度过了。

每年新生入学要去学校报到的。我去看了看，才知我编在高一.2班。班上的同学，都很陌生，相识者很少，初中同学的，也就是李铁根、陈倩而已。

大家很陌生，彼此都很拘束地攀谈着。有来自1中的、10中的、12中的、13中的、28中的、36中的……自然更多的是本校的。

临走，老师通知，×月×日大扫除，×月×日开学。

这×月×日的大扫除，我托故未去。后来才知道，全班只我一人未去。可见我那时情绪低落得可以。

班主任是姜老师，一位教代数的年轻女教师。中等个子，长得很精神。开学的第一堂课，是班主任姜老师讲话。她着重强调“同学们要虚心，必须先打掉傲气。”

我很“丈二的和尚”，心想，小生初来乍到，何傲气之有？

我们这一届高中分为两个班，分班主要是依据英语考试的分数，一班的英语是从头开始学，而我班都是英语成绩好的，英语接着初三的课本学。一般来说英语的成绩好，其它功课的成绩也会好些。

以后的文革中，通过大字报的揭发才知道，我班的入学成绩是24中建校来入学成绩最高的一个班，平均80多分。学校下了很大的决心培养，以便在将来考大学时，给24中创一个“门面”。
书记、校长亲自给我班授课，就是讲课内容，也与高一1班不同。文革中，我班人才济济，大露锋芒，两派的头头和骨干很多出自我班。

我因为在初二时填了“入团志愿书”而没被团委批准，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又来这里上高中，一直情绪低落。不认真听课学习，吊儿郎当地混日子。

这时，又一个英雄人物——王杰出现了，全国掀起了“学习王杰”的热潮。

姜老师曾和我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我把自己的思想都谈了出来。她说，你看，王杰是怎样对待入党问题的，在荣誉面前，要有正确的态度，咱班的李爱春和你一样，也是在初中时填了“入团志愿书”而没被批准入团。但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现在他工作多积极。另外，又谈了很多。这次谈话，我很受感动，姜老师还是很善于做学生思想工作的。
自后，我对班级，学校的各种活动，又以极大的热忱参加了。

3

使我对自己的“小聪明”的自恃心轰然而变的，是高一的第一次期中考试。

我平时不听讲，考前不复习，一味地“任其自然”了，结果一考试，就大败而归。

五六门功课中，竟有两门70多分，还出现了一门不及格：化学56分。这是我自上学来的首次。

这于我，实在是想不到的。以前我每次考试都在90多分以上，连80分都很少见。这次，不但有70分，而且还有了不及格。

学校那时正在搞部分的教学改革，其内容之一，就是把试卷发下来，让大家看看，自己错在哪里。如果对老师的批法有意见，可以找老师谈。

我发现，致使我化学不及格的原因，就是错了两道大题。一道，是马虎，算错了数，虽扣分狠了些，尚无话可说；另一道，却是因为试卷印得不清楚，以致讹误，按理，是怪不得我的。

刘宗浚看了后，打抱不平，拿着我的卷子，去找教化学的丛老师，要求予以“甄别”，但无功而返。宗浚回来对我讲，丛老师说，卷子不清楚，应该问而没有问，已经是错了。并且，这是有意“蹙蹙”你，对你，会有好处的。于是，我就被“蹙”了一下。

丛老师和我有点渊源，她父亲丛老先生和我父亲解放前后在商校共过事，尽管在工作上好像有过龃龉，还算得上是“世交”，小时候我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

我把“学生手册”藏起来，没给父母看。谁料，才过了几天，他们就问我的考试成绩。我不敢撒谎，只得拿出来，觉得难为情，吃吃地笑。

父母一见手册，便勃然大怒:“考成这个样子，还有脸笑！”

考成“这个样子”，确乎没有脸笑的，我不笑了，并作出难过的样子。父母把我狠“熊”一顿，并声称，如不愿上，就退学，别这样胡混。我明知这是吓唬我，但心里确实害了怕。

这次考试，对我触动很大。

在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骄傲，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谦虚和诚实的态度。古语说：“聪与敏，可持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自败者也。”何况我仅仅是不弱智而已，远谈不上“聪与敏”。

我改变了学习态度，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就得到了优良的成绩,曾是不及格的化学，得了96分。

4

1965年11月10日报纸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而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揭露批判”“反党集团三家村”的运动。

在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揪”出来之后，山东的余修被点名批判。一时间，文艺界、教育界，“牛鬼蛇神”辈出，他们的“反党言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场大批判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这场斗争，深刻地波及到学校，学校的政治空气空前地活跃起来。

在斗争中学习，边斗争边学习。“反党集团”的“反党黑话”，激起了我们极大的义愤，我们感到，只有掌握住这个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才能不为“黑帮”“打着红旗”的假象所迷惑，认清他们的“反红旗”的本质。

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的从中汲取政治营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我们的手头之卷。我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努力批判，踊跃发言。

这一场运动，是后起的“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一次大练兵，大检阅。

我们的情绪受到极大的感染，我写下了一首“沁园春”来赞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沁园春

红旗所向，号角频吹，战鼓雷鸣。工农兵万众，所向披靡；党为领导，马壮兵雄。山呼海啸，笔枪直指，誓夺敌人最后城。鬼蜮惊,魑魅魍魉出，原形彰明。

非你亡即我胜，要口诛笔伐不留情。看东风劲吹，西风哀啼；小虫蛀山，何谈从容。赤潮澎湃，声势惊天，一切妖魔葬东溟。人类史，纵千曲百回，必到大同。

5

革命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已经听得到“文革”的隆隆雷声了。

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在当前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月，中央下发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5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通知”指出：“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5月18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林彪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5月28日，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宣告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副组长，成员为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同一天，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即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指责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

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同时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出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党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打倒“黑帮”、“黑组织”。

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3日，中共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

6月4日清晨，在学校的迎门处，贴出了我校第一张大字报——以团委书记章应为首的教工团支部的“这里有鬼”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学校的某些领导，对学校的不良现象作了揭露和批判。

这张大字报一出，学校立刻沸腾起来，几天时间全校的大字报猛增到几千份，学校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了。

第一个“出事”的是教语文的张文麟老师。
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平时课堂上讲课比较随便，错误言行较多，很快，成为众矢之的。
6月7日，他贴出一份“决心书”，表示了参加运动，接收批判和改造的决心。立刻，又遭“群起而攻之”，被指为“耍花招”妄想“蒙混过关”。

6月8日上午课间操，学校邹书记向全校传达，昨晚7点，张文麟投海自杀。以后听人说，张老师在那晚徘徊于12中门前的海岸处。良久，忽掣出一刀，刺入腹，待路人惊觉时，已大叫数声，跃入海中。被捞上来，伤口已进海水和泥沙，抢救无效。

他从来没有教过我，但初中时我是“语文课外活动小组”的（那时学校组织一部分语文好的学生办了个“课外活动小组”），算是和他接触过。我写了张批判“课外活动小组”的大字报，其中点了他的名。出现这种情况，是我们任何人所始料不及的，对我触动很大。

6

我担任初一某班的辅导员，他们也行动起来了。

他们对这次运动，有着投身的强烈愿望，但不知怎么干。

看见别人都在写大字报，他们自然也要写。开始，画一个难看的人，上写这是×××。以后学校表示，不提倡这种形式，一则无内容，二则无作用。他们也开始写大字报了，很快就出现了内讧。

某某为某事给我告了老师，那他是老师的狗腿子无疑了，好了，来张大字报以示敬意吧。这种情绪在一部分同学中滋长着，并出现传言：××和老师是班上的“小三家村”，必须“群起而攻之”。

看到这种情况，我很着急。经常和同学、班干部谈心，制止这种做法。

66年6月16日的日记这样写到：

“下午，我和两个干部谈，要在干部学毛选会上带着这些问题学习毛选：

1、怎样使班级的同学团结起来，共同战斗。

2、怎样立即打消这股要内斗的念头，要教育同学们首先认清谁是敌，谁是友，对待同志的错误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再对同学讲明，敌人总是少数，对同学的错误，只能摆事实，讲道理，不可简单粗暴，讽刺打击。”

这是我所做的一点工作的记录吧。还好，他们之间好象终于没有打起来。

我除了参加学校的运动之外，把很大一部分心思都放在辅导班上。我和辅导班的同学很融洽，他们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说，我也有点满足了。

使我对辅导班的热忱骤然而变的，起因于一次谈话。一次，班团支部的一位同学找我，说S同学（也是该班的辅导员）对我有意见，就是有问题，也不愿意和我商量，一商量我就顶他，什么事都独专独行。他之所以不愿直接和我谈，因为我口是心非，谈了也没有效果，云云。

我很气愤，想，什么事也不干，倒满肚子的情理；干了点事的，反而落了一身不是。

这次谈话犹如一瓢冷水，泼消了我对辅导班的热忱。以后，我再也不去那个班了。

7

1966年6-7月间。

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被揪出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被揪出来了，“人民日报”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我很惊奇，原来有这么多的“黑帮”隐藏在共产党内啊，幸亏伟大领袖及早发现，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啊！有感而发写了首诗：

七绝 文化革命有感

大同之道路途艰，明立暗伏有奇难。

工农飞剑断腐朽，仰首可望天外天。

青岛市委向全市各校派驻了工作组，指导着各校的文化革命。

大批的老师和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旧社会的残渣余孽”、“黑帮”“走资派”。他们被关进“牛棚”，被学生任意揪斗、罚站、罚跪、剃阴阳头，被迫唱“牛鬼蛇神号丧曲”，遭受着肉体和心灵上的折磨。

学生被煽动起狂热，一些学生以迫害老师为乐事……

我给黄老师写了副对联。
我与黄老师并无交集，他从未教过我。但对他的爱人稽老师，却是有点“私怨”的。

初中劳动课，我在理化室服务，稽老师是理化室的老师，她每次都在我的评语上写上“不主动”之类。最好的一次，仅仅是“尚可”。出于报复心理，我把大字报上揭发他们的打学生和偷木柴的事，编成一幅对联：“光天华日打学生怒发冲冠；月色朦胧偷木柴喜形于色”，横批“积善人家”。贴在他们已经贴满大字报的门口上。
（三十五年后，在父亲逝世的追悼会上，我发现黄老师也在其内。岁月沧桑，往事如烟，我握住他的手说——“我是你的学生”，他点点头，悲而无语——也不知他听清楚了没有）

我卷入了“群众斗群众的旋涡”。

有一天，同学们在教室里议论起几个教师，想给其写大字报，但大字报已不太吸引人了。我提议写对联，众皆曰：好。

由我起草，给卢老师写了一幅“一张大甜嘴吹牛拍马；几手小花招媚上傲下”，给王老师写了一幅“登高登高登而不高；爬上爬上爬而不上”，横批“可怜可怜”。由梁同学写好，贴在各人所在的教研室门上。

王老师初二教过我数学，我学习比较好，还比较得到他的赏识。他那时兼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我把入团受阻的帐算到他的头上，算是公报私仇。

这件事，于同志们的伤害是很大的。事隔一年，学校里的两派组织“红旗”“东方红”正准备搞大联合成立“筹委会”时，我们在食堂吃饭，遇见王老师，我笑着对他说：“王老师，这次能弄个什么官呀？”他怒视我一眼，没作声。过一会，他从我面前走过，脸都变了色，愤怒地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再象上次那样，给我写幅对联吧！”气冲冲而去。我和几个同学哈哈大笑起来，那时能气“对立面”一下，正是自己很得意的时候。以后忆及，甚觉后悔。

8

运动继续深入。中央“两报一刊”的每篇社论，都特别强调要团结同志，打击敌人，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针对学校的情况，对照社论，进行分析研究。

当时，学校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有二十人，远远超过“百分之五”，显然扩大了打击面。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只“判”了十九个“牛鬼蛇神”，可是在学校木工房，工作组一点名，竟多出来一个，多就多吧，凑个整数。原来是一位杨老师吓得稀里糊涂地自己进去了。还有一位韩老师在监督劳动期间被电锯切断了两个手指，造成终身残疾。

我们主张“解放”一批人，但动辄被指责为“替牛鬼蛇神翻案”，弄得谁也不敢说话。

我接连给工作组写了好几封信，建议把属于内部矛盾问题的人解放出来，信发出后，毫无动静。

终于，我和王子明决定合写一份大字报，阐明我们的观点，并明确提出，仲校长，纪老师不是敌我矛盾，应予以解放。

我们认为，误判为“牛鬼蛇神”的，不在少数，但这二人的把握大一些。仲校长，曾兼书记，纪老师是工农出身的青年教师。先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就好办了。同时，我俩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种种考虑——这是全校第一张要求给牛鬼蛇神平反的大字报啊。我们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对种种可能的风险置之度外。（以后证明，我们的举动，给身陷囹圉的老师以极大的精神安慰。纪老师初中教过我数学。我下乡时，纪老师还送给我一本本子作纪念。）

果然，我们的大字报张贴出去几天以后，我们班级门口便赫然贴出由章应们撰写的一份洋洋千言的大字报，题目已记不清了，好像是踢开“绊脚石”之类。虽然没有点我们的名，但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内中写道：“有人主张给牛鬼蛇神平反，请问，仲的问题搞清楚了吗？纪的问题搞清楚了吗？”

大字报最后说，如有运动的绊脚石，要搬开、踢开、清除。我们是平头学生，即便是绊脚石充其量也不过是块小的，弄得不好，要被踢一下子。

学校里发生了围攻学生的局面。主要的围攻对象，是高三的张子有、刘自琴、邵长斌，我班的R同学F同学。

张、刘、邵是因“给全校革命师生的一封公开信”，R同学是因“向全校革命师生建议”和“我的意见”，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约是触动了工作组。F同学则是因触动了章应。

我的日记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66年7月4日，这样写道：

“上午，老师叫我们去看张子有、邵长斌、刘自琴的大字报‘给全校革命师生的一封公开信’和R同学的大字报‘向全校革命师生建议’及‘我的意见’（皆为复制品），准备批判。

下午，看了章应们的大字报‘清除一切革命路上的绊脚石’后，对此大字报有些看法。首先，这张大字报含沙射影，恶毒地报复给章应提意见的F同学。说F同学：对阶级敌人，仅写了一些搔痒的文章，可对革命教师，却大肆攻击。

F同学看了这张大字报后很伤心，我们只能是安慰他。”

章应们的大字报一出，一瞬间，攻击F同学的大字报“兼天涌来”。

我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给F同学写的大字报多了起来。F同学见后又是伤心泣下。高二2班的大字报骂F同学是张文麟、范杰的小娄罗，是‘混蛋’‘笨蛋’等等，不讲任何事实，尽是谩骂。这份大字报，狗屁不如。他们在大骂一通之后，也觉得无聊，又说希望F同学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的大字报能起作用吗？高一1班的大字报也是这样，不讲事实，大骂一通，也是狗屁不如。这样的大字报，根本不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而是声嘶力竭虚张声势，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给F同学带来了很大的精神负担。

放学后，我和刘宗浚、李忠文谈此事，直至天色很晚。得出一个结论：现在公开替F同学说话，一定会遭群起而攻之，因此，先看看风向，做好F同学的工作，使其轻装。”

看着章应们对F同学打击报复，心里很气愤，这种心情，流露于笔端。

其实，我和刘宗浚对F同学的态度是变化的。刚开始，F同学给章应写大字报，我们认为章应是革命同志，对F同学的这种做法甚不以为然。但章应这样大张旗鼓地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报复的时候，我们又站在F同学的一边。

我班因F同学和R同学，开了几次的“讨论会”。

66年7月6日的日记这样记的：

“今天上午第一二节课听的邹书记的报告，他对我校同学最近对张子有、R同学的大字报的反驳行动，予以很高评价说，同学们的这种自觉的革命行动是很可贵的……

第三四节课讨论邹书记的报告。我民兵班对F同学的问题展开讨论……

我起来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有些班级（象高一1高二2）的大字报，不讲道理，光是谩骂，扣大帽子，这是和党的‘23条’相违背的。如这样下去，必走歧途。

我发完言后，栾桂珍代表她和韩春风发言，说，F同学大字报中所举的事例大都是真实的——在那种情况下，她俩能实事求是地说句公道话，确实是不简单。

9

“红卫兵”最早是北京清华附中的一批“高干子弟”学生于1966年5月底开始成立的秘密组织。6月初，北京地院附中、北京矿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大附中及北京25中的学生，相继成立了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工作组认为中学生搞运动是“搞地下，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

红卫兵对工作组的压迫进行了反击。6月24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工作组对他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北京地院附中和北京25中的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并被强行解散。

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了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鼓动各校反对工作组，加上毛泽东否定了派工作组的正确性。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27日贴出了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7月28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宣称“造反有理”。8月1日毛泽东就给他们回信，支持他们提出的“造反有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很快地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公诸于众。这等于发出一个信号：毛泽东坚定地站在红卫兵一边。

8月10日晚，毛泽东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8日这一天，首都百万群众集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第一次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代表站在天安门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在发言中引用清华附中红卫兵大字报“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他说：“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此后直到11月26日，毛泽东又相继七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一百万红卫兵。兹后，“文化大革命”进入狂飙突进的红卫兵时期。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几乎一夜之间在全国遍地开花。

我校8月24日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将校名改名为“八一战校”——不过有人私下议论说，“战校”这个名词没有讲头，是个病语。

红卫兵由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子女组成。臂戴红袖标，走在大街上，威风凛凛。我因是非工农出身，属团结对象，当上了“红战友”，比红卫兵低好几个档次，是官办红卫兵的外围组织。

先是学校，继而是机关、厂矿、企业都成立了红卫兵或类似的组织，斗争的形势急剧发展。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豪言壮语“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激励着这帮年轻人一往无前，他们感到天下大任担于己肩，与天斗，与地斗，更与人斗，从中享受无穷的乐趣。

8月份开始，北京的红卫兵首先走上街头，贴传单、标语、大字报、集会、演讲、宣传，修改原有的地名、店名、校名、干预衣着、发型等生活方式，甚至连姓名也要“革命化”，以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破四旧”蔓延全国。

各地红卫兵采取激烈行为，冲击寺院、庙宇、砸烂文化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遣返“牛鬼蛇神”，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发展到自行抓人、揪斗、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甚至打人致残致死。纷传北京的“红卫兵”最凶，抄家，揪斗，戴高帽，剃阴阳头，挂牌子，游街，而且打死了很多人。

时不时从北京传来很多传单和小报，流传着令人惊心的口号和提法，“红色恐怖万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怀疑一切”。

青岛开始了抄家，打人、游斗……人们涌上街头，抄地主、资本家的家，焚烧旧书、旧家具，和一切与“四旧”沾边的东西。青岛最高的建筑物天主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被拆了下来，教堂里的风琴被砸坏了，“谦祥益”、“瑞蚨祥”、“德发成”等“散发着封建主义气息”的老字号一夜之间都被改了名，大街上随处可见一队队戴高帽、挂牌子、剃着阴阳头、自己敲锣游街的“牛鬼蛇神”……形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群众运动”。

到处是“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赞歌和“拿起笔作刀枪……滚他妈的蛋！”的呼啸。
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恐怖！

人们亢奋了，争先恐后地投身于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无理性的破坏着一切旧的东西。
毛泽东的豪迈诗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荡漾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激励着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指点着，挥斥着，荡漾着……

我校“红卫兵”派代表到北京学习经验。他们回来之后，赴京代表们在大会上向全校师生介绍北京之行的经验体会。

10

那时，到处都是“打倒”之声。我被弟弟“打倒”了一次。

弟弟已经8岁了，正上小学二三年级，已经能干些打水买东西之类的轻活了。但他的“主动性”较差，很少主动找“工作干”，需要我予以安排，他才肯去干。有时表现好一点，一叫就去，有时表现差一点，叫了半天还不动弹，甚至得来点“物质刺激”、“经济主义”，他对我的“领导”基本都是接受的。

有一天，我叫弟弟去潍县路茶炉打壶开水。他正在很投入的玩着什么，我催促他几次，他光答应不动弹。我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我急了，声色俱厉地“命令”他：“必须现在就去，不得拖延！”

弟弟气急败坏，忽然振臂高呼“打倒张铭淮！”

我听后怒气顿消，看着他气呼呼的样子，立刻堆下笑脸，说了一些好话哄他。他大概觉得用最厉害的“打倒”教训了我一次，也总算出了口气，就不再说什么，提起壶打水去了。

大家在造别人的反，革别人的命的时候，无不提心吊胆，唯恐某一天“命”突然“革”到自己的头上。有多少人，昨天还趾高气昂地革别人的命，今天就可怜兮兮地表示和“家庭划清界限”——成了被别人“革”的“命”。

鲁迅一段话很恰当：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革命，革……命。

我很担心父母的安全。还好，父亲始终没受到冲击，只是有一次机关去了一帮北京的红卫兵，他们找来几个“活靶子”，大吼了一声毛泽东的语录：“把你入另册!”,然后就开始了无情的批斗。还好，父亲还是划在“正册”里，只是让背毛主席语录，父亲有几处地方背错了几个字。毛泽东的语录是一个字都不能差的，于是他们“勒令”回去好好背语录，以后再来“检查”。后来，父亲无所事事，成了置身于文革之外的旁观者。

父亲的一段记录就是说的当时的情况：

“66年7－8月间，北京、天津红卫兵到青岛造反。矛头首先指向工商联和民主党派的所谓‘代表人物’。民主党派的牌子被摔了、抹了，办公室的椅子、沙发朝天了。并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在一个房间进行批判。以提来的九三主任委员张某，民盟委员张某和驻会的陈某某三人为重点，批骂并举，态度蛮横。我们这些划入‘正册’的人们，必须坐地俯首，接受批判。搞了一个上午还多，就‘勒令’都必须在晚上8点到这里背诵三段毛主席语录，并写改造计划。又急又怕，记忆力又差，整整用了五个多小时，才勉强能够背诵。晚上，这些红卫兵还算看情面，只背两段就可交卷。我背诵掉了两个字，也没批评，就算过了这一关。与我同时背诵的还有杨某、陆某。这是一次比较厉害的‘触及灵魂’。他们在大门口上贴上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母亲也没受到冲击，她人缘极好，老师们处处保护她。只是有一天，在我家门口出现过“北京路小学革命师生”写的一张标语“坚决反对转移黑材料”，估计是冲着母亲来的。

所幸父母安然度过了疯狂的文革岁月。……

11

1966年8月份，从伟大领袖8.18接见首都红卫兵开始，拉开了全国大串联的帷幕。

8月31日，我的“第一次串联”开始了：

见“第一次串联与上崖秋收”。

第一次串联与上崖秋收

12

秋收结束返校不久，我们又开始了第二次“串联”，时间是1966年10月16日。

见“聊聊当年大串联那些事”。

聊聊当年大串联那些事

13

串联刚刚回来，稍事休整，在11月28日，我们又开始了目的地井冈山的“长征”。

见“我的长征之一”、“我的长征之二”、“长征返程”。

我的“长征”之一

我的“长征”之二

 “长征”返程

我的高中（二）

我的高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