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赛钦战争的背后

喀喇昆仑

　　图片 袁国祥

　　阿克赛钦，中印边境西段的一片不毛之地，大部分属新疆和田地区，小部分属西藏阿里地区，无人居住，面积3.3万平方公里，高山峻岭，雪域高原，海拔平均5000米以上，冬季温度零下30度至40度，氧气只有平原地区的二分之一 ，堪称人类的生命禁区。

阿克赛钦地区位置示意图

　　阿克赛钦南接西藏阿里，西邻印控克什米尔，南面是喀喇昆仑山，北面是昆仑山，是新藏之间的必经之路，新藏公路距边境只有几十公里。阿克赛钦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印度对此一直存有觊觎之心，如果失去阿克赛钦，我西藏阿里地区不保。
　　

　　1962年6月，印军为了侵占我阿克赛钦地区，对我采取了步步紧逼的前进政策。10月20日，我西线边防部队奋起反击，拔除印军据点43个，消灭印军461人，但我军也伤亡300多人，二者之比达到1: 0.83，在这些残酷的数字背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一、“晾”在雪域高原的印军尸体

　　1963年3月，中印战争已结束半年，我军阿里边防部队指战员登上了班公湖原印军9号据点察看情况，看到许多印军尸体仍躺在阵地上，这是去年11月拔点战斗中被击毙的印军，由于当时已进入严寒冬季，尸体也来不及运下山。1963年4月中旬，我方通过红十字会途径通知印方，印方才将这些尸体用牦牛驮走。

印军打着白旗接收印军遗体

　　1964年2月15日，边防某团的一辆运输给养的车辆，到喀喇昆仑山哨卡运送物资，到达风雪达坂后，车辆发生故障，一行4人步行到40公里外的防区指挥部去求救，中途走散，上士张志诚迷路被冻牺牲。等找到他的时候，他躺在雪窝里，全身冻僵牺牲，肢体不能复原，大家把他的遗体抬到汽车上，运回防区指挥部。为他专门搭了一顶帐篷，帐篷里点了一盏马灯，防止狼和狐狸伤害，战友们为他日夜站哨，直到5月冰雪融化，才把遗体运到山下安葬。

　　1973年7月，我军天空防区哨卡，大雪封山，边防部队的一名战士，在挖雪开路中得了肺水肿，来不及抢救，不幸牺牲了。但烈士的遗体却没法往下送，放到外面怕动物和鸟类啄食，就只好放到帐篷里，和战友们在一起，一直到大雪融化后，才送到山下安葬。

　　1962年莫尔多山反击战，是一场极其残酷的战斗，我军200多人进攻50多人的印军据点，战斗近3个小时，始料不及是，在印军的雷区里，竟然躺着40位伤员、41具烈士遗体，这意味着后面还有一场“残酷”的战斗。

战场距离山下的包扎所有五公里多，山坡陡到人的脸几乎贴到地面上，当天凌晨，战士们用了3个多小时，才从山下爬上了山头上的攻击阵地，现在要把这么多的伤员，和烈士遗体运到山下，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

　　印度靠美苏极其盟友援助的性能优良的直升飞机，在高原哨所建立了机降场，高原运输非常迅捷。而我方缺乏直升飞机，没有道路，没有专业的担架队和轻便的担架，只能靠两根木棍夹一块帆布的笨重担架抬伤员。

　　在5000米的高原上，人的运动能力是很低的，时速只有2公里，抬伤员只能走1公里，背伤员只能走几百米，在近乎垂直的陡坡上，能走多少米？

　　刘连友，阿里支队第四连通信员，因抢救伤员荣立一等功，战斗中，他在雷区中穿行数次传达命令，对道路熟悉，他看到我军伤亡人员太多，主动向连长提出要抢救伤员和搬运烈士遗体。

　　苏忠民，阿里支队卫生员，共青团员，战场上人员大量的伤亡，他奋勇冲进雷区，抢救伤员19名，还背出烈士尸体4具，他在包扎所帐篷里连续工作70多个小时。1963年1月，康前指党委批准记二等功。

　　 战士邓东平所在的，四师十团工兵连二排，是这次战斗损失最严重的配属分队，全排21人三分之二都伤亡了，看着受伤的战友，邓东平悲痛万分，冒着生命危险冲进雷区，抢救伤员，他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跪地而行，磨破了膝盖。

　　晚上，战场气温迅速降到零下三十度，伤员面临被冻死的危险。 邓东平冒险进入雷区，把一位战友，从陡峭的山坡上往下运，背不动，就拖就拉，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晨九点，硬是把战友拽到包扎所，战友得救了，邓北平被四师党委荣记二等功。

　　少数民族部队骑三团一连担负战场抢救伤员，和外围警戒打援任务，看似任务并不危险，可是印军的雷区却让他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巨大代价。

　　印军布置了三道雷区，纵深达到五六百米，使我军遭受重大伤亡，骑三团战士救人心切要进去， 工兵连长劝他们不要进，战士们坚持要进，连长让他们踩着石头进去。前面22个人都一跳一跳地过去了，战士艾力肉逊体力弱，没有踩到石头上，被地雷炸伤，班长司地库尔班前去抢救，踩到地雷牺牲了。

　　战士们背着伤员和烈士遗体，在陡峭的山坡上，爬上爬下，往返多次，用了整整三天三夜的时间，才把全部的伤员和烈士遗体搬运下山。

　　康西瓦前线指挥部规定：团副政委、营副教导员、连副指导员专门负责抢运伤员和烈士遗体的工作。总参谋部要求，要派得力干部负责伤员后送工作。

四师某连副指导员张代荣（袁国祥摄） 张代荣为战士包扎伤口（袁国祥摄）

　　张代荣，四川广安县人，1929年出生，1949年入伍，第十一团七连副指导员，中共党员，1962年11月18日，在攻击“阿印9号”据点时，战士常学广负伤，张代荣正在为其包扎伤口，，突然印军一发炮弹打来，他伏在伤员身上，伤员得救了，自己身上多处被被弹片炸伤，光荣牺牲。新疆军区党委于1963年3月给张代荣追记一等功，国防部1963年3月9日授予“爱兵模范”荣誉称号。

　　地方车的驾驶员和我军驾驶员，昼夜不停地驾驶汽车拉运伤员和烈士遗体。他们用军用棉被和缴获印军的降落伞小心翼翼地包裹烈士遗体，保护烈士的遗体不受伤害。

　　老兵戈壁胡杨（网名）：“我们西安1961年入伍男女60余名全部参加了中印自卫反击战，目睹战争的全过程，牺牲战友的遗体运回我们医院，寒冬里有的是坐姿型，只有让他靠在帐篷里”。

康西瓦指挥部和医疗队所在地

　　新藏公路全长1500公里，最远的哨卡到新藏公路还有300公里，要把伤员运到远在山下喀什、莎车后方医院，需要6天的时间。为了抢救伤员，我军从陆军十二医院、野战273医院抽调骨干组成医疗队，在海拔4000多米康西瓦开设医疗站，在帐篷里动手术，抢救伤员。

　　为抢救伤员，女护士张立云四天四晚跪在地上（伤员睡地铺）坚持给伤员打针治疗，女护士黄屏兰因在手术室工作过度疲劳，两次发生虚脱，但人不肯休息，吃咖啡因坚持工作。护士长曾玉初为抢救伤病员四昼夜没有休息，还主动为伤员献血。三十多名医务人员为伤病员献血一千九百多毫升。

二、“赶羊”功臣

　　1962年4、5月间，中印边境形势开始紧张，我军四师11团三营、10团3营、骑三团等部队开赴康西瓦、甜水海进行高原驻训，做开战的准备，加上守卡的阿里支队、步二团，部队总数已经达到四五千人，部队的军需供应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1964年，周总理接见步兵四师代表

　　62年正是三年灾害严重的时候，中国人民吃不饱肚子，在喀喇昆仑山驻训的部队也吃不饱肚子。在一次会议上军委领导把前线部队的生活状况作了汇报，当讲到部队生活还是定量，战士们吃不饱时，敬爱的周总理拍案而起，说：“胡来！乱弹琴！都什么时候了，还叫战士饿肚子！就是我们不吃不喝，也要叫战士们吃饱！”从此部队战士可以敞开肚子吃饭。

　　粮食好运，蔬菜难运，没有冷藏车，路远颠簸，新鲜蔬菜运不到山上就烂了。

　　周总理指示内地多个省份加工各种简易食品，蔬菜和干菜，支援部队，有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的粉皮、粉条、花生、大枣和炒面（红薯干面）；内地加工的大量食品源源不断送到山上来，缓解了作战部队的食品供应困难。

　　当时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同志发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各级党委政府提出“前线要什么给什么”“敞开仓库大门，保障前线供应”。新疆仓库没有的，从内地调；南疆没有的，从北疆调；紧缺物资先满足部队；限令物资指令性调集。短短几个月里，自治区先后从各地抽调汽车1160辆，运送各类物资1.3万吨，保障了部队的军需供应。

馕是一种民族特色食品色香味美，耐储存。新疆人民打制了大量的馕送到喀喇昆仑山上，成为战士们的军用干粮。

把牛羊赶到喀喇昆仑山

　　吃新鲜肉是一个大问题，人不吃肉没有劲，作战部队还有几百人的少数民族部队，需要清真的军需食品。开始部队还能在山区打了一些野牛、野羊，后来怕引起双方冲突，也不能打了。

新疆本地倒是有羊肉，可是当时没有冷藏车，无法运输新鲜肉食。运到山上没有冷库也无法保存。 把活羊车运上山，路途遥远，不仅死亡率高，还要占用大量的运输资源。把6000多只羊运到山上来，50只羊装一辆车，需要100多辆车，还要消耗200多吨汽油，这在当时很困难。

赶羊路线示意图

这时，大家想到了桑株古道，这条古道在新藏公路位建成之前，曾是我军向藏北运输物资的通道，后来路修通了，就不用了。当地牧民转场也是走的这条道，既然牧民赶羊能走，那我们也能走。

　　于是上级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叶城基地助理员，中共党员，王玉雄，他带着民工，从皮山县出发，翻越昆仑山，靠两条腿翻越海拔5000米的桑株达坂，走十几天的高原山路，冒着生命的危险穿越激流河沟，每天和羊宿在一起。他硬是赶了四趟，前后行程1800余公里，把6000多只羊送上山，使部队及时吃上了鲜肉，平均每一个战士都能分到一只羊，这在当时可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王玉雄也因此荣立二等功。

渴了喝冰水，饿了吃干粮

　　在和印军对峙长达三个月的反蚕食斗争的日子里，内地人民送来的加工食品，战士们舍不得吃，留到打仗时吃，平常就靠炒面和冻馕度日。为了避免和印军发生武装冲突，就是见到野生动物也不能打。仅有的一点粮食，战士和干部互相推让，谁都不愿意吃。

我军战士坚守雪山顶上

　　1962年7月，十团三营7连奉命在加勒万河谷堵截印军入侵蚕食行动，山高路险，帐篷运不上去，部队二十四天露宿在5000多米的高山上，晚上冻了就起来爬山，十几天没吃过油盐蔬菜，只是冰水拌炒面。由于缺乏营养，指甲缝，牙缝常出血。没有燃料，就一点一点的去拣地皮草。由于草湿、缺氧，不易燃烧，大家轮流用口吹，烧一锅开水，要四、五小时之久，嘴都吹起泡。

　　那时做饭用的高压锅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鲜玩意，部队装备的不多，即使有，让战士们在高原上吃上可口的热饭仍然是一个难题。

我军在高原用高压锅做饭

　　步兵四师工兵营第二连炊事班长方德普，在反击作战中，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带领全班反复试验，多次改灶，保证在整个防区唯一没有用高压锅做饭的连队饭熟菜香，对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63年1月，师党委批准记二等功，所在班荣立集体二等功。

　　三、“定时发车”的新藏公路。

　　

新藏公路

　　新藏公路1958年建成，新疆叶城到西藏普兰1000多公里，是我中印边境中段、西段边防的生命线。

　　1959年空喀事件后，随着印度扩张主义的发展，中印边境争端日益激烈，为了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对付可能爆发的边境战争，上级领导决定改善昆仑山上的交通线路状况，改善和新建主干线通往各哨卡的支线。

　　1956年至1961年调集新疆自治区交通厅的工程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施工队伍和骑三团5个连连续两年参加施工。部队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冒严寒，抗缺氧，克服艰难险阻，施工工具简陋，作业全靠人工挖掘的情况下，两年修理国防公路316公里，完成土方270062立方石方，64105立方，超额完成了计划，终于在中印战争打响之前，在举世闻名的永冻层上修通了公路，为反击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新藏公路是一条没有等级的砂石路，只能算粗通。很多路段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属盘山险道，道路狭窄，汽车只能单向行驶，时速往往只有15公里，走完全程需要5到6天时间，特别是叶城到大红柳滩之间阿卡子达坂等几个地势险要的达坂经常发生堵车，严重影响了运输效率。为此，康西瓦前线指挥部规定，固定时间地点在山上山下两个方向发车，在路面宽阔的地段会车，避免堵车。

　　我军依托新藏公路和通往哨卡的支线道路，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阶段的作战行动，从10月20日发起到23日，首战红山头、加勒万河谷，再战天文点，在天、空、河防区拔掉了印军入侵我境内的全部据点。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解决边境争端的三项建议。

　　为此，总参要求西线部队在尼赫鲁政府未答复之前继续扩大战果，迅速扫除巴里加斯地区印军。转战阿里越快越好，部队要排除万难，连续作战。

　　如果印度政府宣布接受停火谈判建议，我军的军事行动也要相应地停下来，收复巴里加斯地区的计划就要暂时搁浅。入侵的印军就可以逃回印度境内。

　　总参的命令给新疆军区出了个难题，部队南下困难很多。

　　五十年代末期，我国的汽车行业还在发展阶段，我国汽车年生产量只有20万台，我军汽车装备的数量是少之又少。当时新疆军区只有一个汽车团，后因战备需要，又调来一个汽车团。一个汽车团只有几百辆车，根本不能满足作战部队的需要。作战部队摩托化程度很低，汽车很少，骑三团几乎没有汽车。地方运输车辆占到了运输车辆总数的一半。

　　当时新中国制造汽车才刚刚起步，只能生产解放CA10这样性能落后的汽车，部队和地方使用的汽车大多是苏联的吉斯汽车，都不适应高海拔地区运输，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行动，因为路况差，故障率高，车辆损坏很多。

　　部队南下阿里要过两道河，可当时四师工兵营舟桥连还远在山下的喀什，已经上山的2个团属工兵连还在天文点，没有架桥器材。

　　22日17时，新疆军区请示总参谋部：“我们考虑扎西岗至印军据点有20多公里，要过两道河，不搭浮桥车辆炮兵过不去，已令舟桥分队赶赴战区，时间需一周。”但此建议未获批准。

　兵贵神速，军令如山。

我军部队南下作战示意图

　　西线我军四师十团三营、十一团三营、四师炮团、师直属部队、骑三团征尘未洗，移师南下。

高原汽车运输 骑三团司马义买买提所在班在行军途中

　　车辆不够用，乘车和徒步同时进行。机动作战部队分别于24日午后由天、河、空防区乘车开进，昼夜兼程，500多公里山路，又值严冬，冰天雪地，车速缓慢，经过三天三夜的颠簸，到达阿里地区。骑三团部分部队从天文点徒步向阿里防区开进，徒步行军8昼夜，按时到达指定地域。

我军战士涉水过河

　　过河没有工兵怎么办？我军作战部队强行渡河，战士们头顶衣服和武器装备，在水中艰难行进，皮肤被冰碴划得一道一道的，鲜血和冰水融合在一起，

阿里扎西岗的藏族群众，牵了近百匹马，往返于冰凌波涛的狮泉河中，帮助部队渡过了数百人次。

我军在河上摆渡汽车

　　四师工兵营舟桥连无装备车辆，10月23日从喀什出发，由于地方车辆车况不好，山高路险，车速慢，经过6个昼夜艰苦行军，29日凌晨才赶到狮泉河第二渡场，官兵一下车，不顾行军疲劳，高山反应，立即结构门桥，开设渡场，摆渡回撤部队。

我军推炮上山

四、将军一头栽倒在雪山上。

康前指何家产司令员观察地形

　　1962年10月， 新疆军区康西瓦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何家产在乌鲁木齐刚开完军区作战会议，接到到中央军委命令立即乘飞机赶到喀什，又改乘汽车，经三天两夜急行，于10月12日24时赶到天文点前指，到海拔5000米的山头观察印军情况，海拔的陡升，使他一头栽倒在地下，昏迷了三天三夜才醒来。

　　将军已经不是将军第一次高原昏迷了。1950年，将军受命担任独立骑兵师师长，进军西藏，将军带领部队新疆于田修新藏公路，在高山勘察道路，发生高山昏迷，被担架抬了下来。后来将军在福州军区参谋长任上去世。

　　人从低海拔地区到高海拔地区，都有一个适应期，这样可以减轻高原反应对人身体的损害。

　　1962年5月，中印边境形势紧张，四师十一团三营、十团三营、师直属分队、骑兵三团开赴喀喇昆仑山，在康西瓦、大红柳滩海拔4000米的地方屯兵驻训，适应高原气候，作开战准备。

　　但是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战士们就不得不忍受高原反应带来的痛苦了。

　　1962年10月，自卫反击作战即将打响，康西瓦前线指挥部命令四师炮团立即上山。军情紧急，部队日夜兼程，从海拔1200米的温暖环境，突进到5200米以上的高山雪峰之上，由于长途颠簸过度疲劳、气候严寒、严重缺氧，%90的人产生了高原反应。严重的昏迷不醒，小便失禁。战士们一个个躺下不想动弹，只听一片哼哼声、急促的呼吸声呕吐声。

　　已经上山适应了高反的四师十一团三营的战友们伸出援助之手，站岗执勤做饭，帮助战友们抗击高反。

　　1962年10月，冬季将临，为缓解运输紧张的矛盾，总参谋部通知新疆军区和康指抽调1/3的部队下山过冬。10月5日第一批骑兵三团3个连下山。6日总参谋部急电新疆军区和康指，要求骑三团已下山的机炮连和三个步兵连务于11日出发，昼夜兼程赶到天防区，执行阻援任务。接到命令后，骑三团两天两夜赶到天防区。这一下一上，本来已经在山上适应了高反的部队，%70的官兵出现了高原反应，有的战友不得不退出了战场。

　　入侵印军大部是适应高原气候的山区部队和体格健壮的尼泊尔籍士兵，而中国边防部队由于在高原驻军很少，对高原气候的适应性较差。印度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印度议员叫嚣：200个印度士兵抵得上2000个中国士兵。

　　高反不仅是对人生理的考验，更是对我军官兵战斗意志的考验。

　　何家产将军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就对李双盛副司令员讲，不要管我，赶快到加勒万河去指挥战斗。何家产将军让警卫员等人背上山顶，亲自观察红山头印军情况，部署作战，鼓舞了广大指战员战斗信心。

　　四师炮团副团长郭滨率领部队上山后昏迷不醒，被送进救护所，第二天就跌跌撞撞地急忙赶回指挥所，一次又一次地亲自组织营连指挥员观察地形，研究敌情。

　　人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徒步行走，相当于在平原地区徒步行走背负20公斤的东西；如果在海拔近6000的高原负重50公斤攀登山峰，会是什么情况？

步二团团政委刘少稚（中）在5681高地观察敌情

　　1962年7月19日，步二团二营营长刘福庆带领八连50多名战士去抢占5651（海拔高度）高地，七连抢占5931（海拔高度）高地，20日夜七、八连指战员每人负重50公斤，在空气稀薄的崇山峻岭上，沿着羊肠小道攀登，战士们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几口气，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指战员们以顽强地毅力登上山顶，山顶上冷风袭人，浸透的衣服一会儿就被冻得硬邦邦的，寒冷，劳累和缺氧，使许多战士嘴唇发紫，浑身发冷，大家裹着大衣蜷曲着挤在一起御寒。稍事休息就去修工事。

步二团八连坚守5681高地哨卡 我军战士向印军射击

　　7月21日17时，印军部队17人向我5651高地哨卡紧逼，至我阵地200米时，我军挥手制止，印军不予理会，继续前进，公然向我连续开火。为避免被印军围歼，我军被迫还击，在印军猛烈火力封锁下，我军官兵奋不顾身跃入阵地，机枪射手黄天喜在运动中，衣袖和帽子被射穿，毫不畏惧。由于高山缺氧，进入阵地动作过猛，他和几名战友都呼吸急促，口吐白沫，但仍然顽强向印军还击，经过20分钟对射，终于制止了印军的进攻。

五、临阵“换鞋”

　　1962年10月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对印进行自卫还击，在西线，决定首先拔除印军对我威胁最大的红山头据点20日，按照部署，我四师十一团三营担负拔点任务，为了达成战斗的突然性，部队于前一天黄昏从两公里外踏雪前进，经过几个小时徒步，部队到达了预定出发位置，但战士们的鞋子都被雪湿透了，晚上天气很冷，气温达到零下三四十度，潜伏一晚上，战士们的脚很容易被冻伤。连队及时送来了干爽保暖的鞋子，保证了战士们早上顺利发起进攻。

　　临阵换鞋，一是为了保暖，二是为了轻装。

这是1962年四师炮团政治处主任陈先模在喀喇昆仑山的留影，可以看出我军当时单兵被服装备的状况。

　　1962年我军的单兵装备水平并不高，战士们戴的皮帽子，穿的棉衣皮大衣，脚上穿的是毡筒、这些装备在平原影响不大，但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原上，就成为战士们的负担，特别是毡筒又笨又重，行军又滑，严重影响行军速度。

　　有实验数据表明，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单兵在着装皮帽子、棉衣棉裤、毡筒爬40度的坡时，时速只有0.5公里。在相同条件下，单兵着单军帽、棉衣棉裤、胶鞋、时速2公里。

　　时间就是生命。进攻时，速度慢必然成为印军射击的活靶子。轻装成为战士们的必然选择。

　　战斗前和长途奔袭，战士们要脱掉皮大衣，脱掉毡筒，换上胶鞋，但带来的结果就是冻伤手脚，甚至截肢。为了战斗的胜利，战士们命都不要了，还顾得上手脚。

骑三团俘虏的六个印度兵

　　骑三团2连2排一个打援任务，就是要堵住敌人的后路，不让敌人增援。天文点海拔5000到6000米，空气稀薄。为了减轻负重，战士们把自己的皮大衣，干粮留在了山下，吃饱了肚子，轻装上阵。走了一会，看到公路上来了一辆印军的军车，2排立即开火射击，将其打坏，印军立即下车撒开丫子就跑。印军很狡猾，为躲避我军追击，放着平坦的路不跑，向山里跑。战士们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紧追不舍，鞋袜跑掉了，脚板被尖石划破了口子，追了几公里，最后印军这些“胡子兵”终于跑不过中国军队的“娃娃兵”，乖乖地当了俘虏。

　　在攻打加勒万河谷印军“加印14号”据点时，四师十团七连火箭筒手马兴华在射击中面部烧伤，棉衣着火，脱下棉衣，穿着单衣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继续战斗，直到战斗胜利。

　　战士们靠轻装赢得战斗的胜利，轻装却使战士们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风餐露宿

　　有些战士在进攻前过早地换上单鞋，有的因为睡觉时间长，在零下三四十度的环境里造成了冻伤甚至截肢。有些战士在战斗中穿越河沟后，没有及时换鞋袜，脚和鞋子冻在一起，造成冻伤截趾。有些战士因为轻装感冒引发肺水肿而牺牲。

　　在西线战场上，我军作战的地域位于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原上，温度低，风大，战斗准备潜伏时间长，冻伤人数达到400多人，已经远远超过了牺牲和负伤的人数。

　　冻伤并没有阻挡我军战士连续作战的步伐。

　　四师十团三营在攻打加勒万河谷14号印军据点时，由于进入进攻地域时间长，人员冻伤较多，在攻下印军据点的当天，又接到总参的紧急命令，踏着没膝的积雪，连续行军一晚上，及时围歼了印军27号据点。

　　四师侦察连在天文点战斗中担任阻击，干部战士在深雪中坚守阵地两昼夜，手脚全部冻伤，接到南下命令后，乘马疾进按预定时间进至拉干赫尔，切断了狮泉河谷公路，形成对外正面。不顾疲劳，伤痛，进入阵地构筑工事，组织火力，做好抗击沿公路来援印军的准备，并击退了来援印军。

　　四师工兵营二连在天文点战斗中，有%80的战士冻伤了手脚，接到命令，南下阿里，执行架桥任务，一到渡口，立即投入架桥作业，拄着拐棍抬桥桁，搬桥脚，下水架设，和工兵三连并肩战斗，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连续作业打30多小时，终于架起了一座木质低水桥，保证了部队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