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别生烈士牺牲七十五周年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六师分会

籍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九周年、新登战役胜利七十五周年之际，缅怀苏浙军区第一纵队一支队支队长，原新四军六师16旅48团团长刘别生牺牲七十五周年，特出此篇。

新登塔山纪念园
2020年5月19日，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六师(暨苏南)分会向刘别生烈士敬献花篮。

忠 魂 归 来

——父亲刘别生烈士的遗骸现身记

刘 新

父亲，我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因为在我二岁时他就牺牲了。
但从小到大我又生活在父亲的影响下，因为母亲和他幸存的战友常常向我回忆当年的父亲，我知道他是个勇敢，坚定，充满热情的人。
我常常会想，如果真的见到父亲该怎样倾诉我的思念之情？说实在的，我还真想象不出。
但不曾想到，在几十年后父亲与我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对话，了却了积压在我心头多年的愿望。

我的父亲刘别生——母亲最喜欢的照片。

六十七年前（1945年六月初）我的父亲，威震苏浙地区的“老虎团”——新四军48团团长刘别生，化名方司令，在新登战役中身负重伤牺牲，时年不到30岁，弟弟刘登尚在襁褓中。由于战斗频繁，军情紧急，在向北撤退的途中，父亲的遗体被单独安葬于临安深山中。弹指一瞬间，父亲一走就是一个多甲子。 新登战役中牺牲的大部分战士的遗骨，后来都安葬于新登塔山烈士园，而父亲的遗骨因年代久远没人知晓，独自长眠在临安青山中。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也安放着父亲的墓碑，那是1955年，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王必成将军派人去临安板桥寻找父亲的遗骸，那里埋葬了一批新四军阵亡将士。由于时隔多年已无法辨认，就把一位无名烈士的遗骨当作了父亲遗骸。青山处处埋忠骨，对此我无怨无悔，无论是父亲部队的战友，还是一件带血的军衣或是一顶洞穿的军帽，都附有父亲和新四军的英灵。每每想到父亲，还有与他一起牺牲的战友，我们渐渐释怀，放弃了继续寻找父亲遗骸的念头。 六十余年，沧桑巨变，人间换了模样。 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们家突然来了两个人，他们是父子俩，一个五十来岁，一个二十左右，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进门就下跪：“可找到方司令的家人了，你们要为我们申冤啊……”。我和母亲苏迪一惊，赶忙叫他们坐下慢慢道来。 原来他们是新登战役时当地保长的儿子和孙子。当年保长拿出3500斤粮食，解决了父亲所在48团的粮荒，让部队站稳脚跟，有力支援了天目山战役的新登首战，为此父亲还给保长打了借条。部队撤走后，敌人反攻倒算，把保长抓去坐牢，受尽折磨生不如死。哪知，解放后政府认定他是伪保长，划为坏分子，借条也被毁。从此这一家人生活贫困潦倒，文革中保长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直到改革开放，后代还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他们为了正名，居然找到上海，找到了方司令的家人。 通过交谈，他们的遭遇令人唏嘘。母亲认定一切是真的，但为他们正名不是一时能解决的事情。母亲就与我商量，先尽咱们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帮一把。母亲拿出200元钱：“这钱先拿去救救急，我一定为你们正名。” 3500斤粮食岂能用金钱来衡量，它是老百姓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支持，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哪有共产党的今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替父亲报答当年父老乡亲的支援。 在母亲的主持下，我利用上海的先进技术，帮助保长的后人办起了民营企业，父子俩艰苦创业，经过几年努力，他们全家脱离了贫困。如今已是孙子重孙辈在管理企业，产值数亿，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那是后话。 我在新登的努力渐渐显现成果，我的生活慢慢恢复到常态，《杭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又在我生活中掀起波澜。 2000年4月24日，《杭州日报》刊登了一篇 “一个新四军后代的‘新登’情结”的文章，讲述了母亲与我替父还愿帮助老区人民脱贫的事迹。时间走到了2005年，有人用这张旧报纸包了新茶叶，送到一位参加过新登战役的新四军老战士手里，文章的标题吸引了他，他竟然就是埋葬父亲遗骸的当事人。 老人姓徐名越，浙江临安人。父亲牺牲后，部队转移，为了防止敌人破坏烈士的遗体，徐越和几位战士把父亲的棺木抬到他家乡的深山老林中临时安葬，并做了秘密标记。解放后徐越老人长期在北方工作，退休后才回到家乡。 徐越老人十分激动，虽然年迈多病，仍不顾病弱辗转联系到我。我也十分激动，恨不能立刻飞到父亲身边。我请临安市民政局为徐越老人做了笔录和录像，又请他带我去指认墓地。次年，老人家了却心愿安然去世。 为慎重起见，我专门请刑侦专家到临安的深山墓地，取出全部遗骸作现场分析鉴定，他的结论与当年把父亲背下战场的军医张志衍在30多年前写的回忆录，其中关于受伤部位的描述相吻合。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的教授们又对带回的样本进行了科学检测，年龄、性别、身高等主要特征与父亲一致。更令人激动是我的DNA与遗骸同源！它就是我的父亲刘别生！ 六十多年了，漫长等待无尽思念……，我从咿呀学语变成了年近七旬的花甲老人，父亲终于摆脱孤单，回到家人怀抱。但母亲苏迪再也无法亲眼见证找到父亲遗骸的时刻，她已在多年前去世了。 母亲，我要大声告诉你，父亲的遗骸终于找到了，你在天堂能见到父亲了。 父亲，新登这方热土是您流血牺牲的地方，这里还埋葬了与您生死与共的274位兄弟。该回来了，您和您的战友静静地安息在“新登塔山烈士园”，俯览着新登的沧桑巨变，人民群众意气风发走在奔向小康的大道上。 难道这一切都是父亲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宁愿这是真的：他要我们视人民为父母，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以这种方式导演了一出历史的悲喜剧……。 父亲，我们真的相见了……。

2012.6.18 上

2020年5月19日在临安新四军纪念馆父亲塑像前

追随父亲的足迹

——《忠魂归来》续

刘新

2005年，经过一个甲子的漫长等待，奇迹般地找到父亲刘别生的遗骨，了却了我们家族的心愿。一晃，又过去了十五年，今天我又重访临安旧地，顺着父亲的足迹，从临安走到新登。这段路在父亲十几年战斗生涯中仅有两个多月，父亲的足迹曾经踏过湘赣三年，穿越皖南烽火，驰骋苏南浙西，我追随父亲的足迹，落在了这“两个多月”——刻骨铭心的1945年3月底到6月初。

天目山第二次反顽战役胜利，父亲带领一支队进驻临安县高虹乡的龙上村，这里也是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新登战役的出发地。不想两个月后，父亲又回到了临安，静静地安卧在青山中度过了六十年。 找到父亲遗骨的过程颇为传奇，新四军老战士徐越是关键人物。新登战役时，徐越是中共临安县委和临安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通讯员，跟随县委秘书刘石天做战役后勤保障。新登战役结束，刘石天带着徐越、民工们抬着担架，跟着大部队从新登赶到了临安板桥。担架上有方司令和众多伤员，因战事紧急，在板桥埋葬了已经牺牲的伤员。为保护方司令的遗体，徐越提出到他的家乡高虹乡长青村安葬方司令。长青村在高虹乡西面十里路的大山中，村庄人家不多，一条弯曲小路通达，十分隐蔽。 为了保密，到临安，刘石天和徐越抬着方司令的担架与大部队分手，经高虹直奔长青。敌人追兵跟得很紧，出临安北门不久，就听到身后枪声大作。 赶到长青，徐越向大哥要了一口棺材，刘石天出具收条，急急地把方司令安葬在村里章五相公大庙的西侧，两人就匆匆追赶部队去了。

未找到1945年4月成立中共临安县委和临安县抗日民主政府时，任县委秘书刘石天的任何资料，请知情者与我们联系：
13391325579 刘新

13917724164 马建华（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六师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地人只知道在临安板桥埋有一批新登战役牺牲的新四军将士，并且从这些将士的遗骨中寻到一些迁往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设立了刘别生烈士墓。当年为了迷惑敌人，在临安、新登流传着好几处安葬方司令的地方，并不知晓方司令就葬在长青村。但长青村的乡亲们认为方司令就葬在这里，每年都会到坟上祭拜上贡。直到1968年，长青大队要拆庙造礼堂，村里人把父亲的遗骸迁到礼堂前的小山上，还发现手枪套等物品。 十年动乱，改革开放。为了替父还愿，我到新登帮助保长的后人建起工厂，保长的后人勤奋努力，几年后工厂成为当地的明星企业和榜样。再往后的故事，就像因果相报成就了一段传奇。

2005年我和夫人郑茹妹在父亲坟前祭奠

2005年，我和夫人郑茹妹（左一）、弟弟刘登的遗孀曹桂英到临安看望徐越老人。右边是上海来的法医范建平。

父亲牺牲时我只有两岁，我真正认识父亲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那时起我与父亲展开了一场至今还在进行的心灵对话。

法医范建平在检视父亲的遗骨

我当初怀着替父还愿的单纯想法走进新登，经过这些年与当地百姓的密切交往，我“还愿”的想法有巨大的飞跃与升华。长兴、临安和新登的百姓都知道“方司令”，他们父辈中很多人都为新登战役送物资抬伤员，许多人参加新四军再也没有回来。我走访当年的战场，仿佛看见攻击新登北门将士们舍生忘死的身影；听见冲上虎山将士们的怒吼和枪械撞击的铿锵声；去往长青的路上，民工们抬着载有父亲的担架总在我眼前晃动；……。我明白了，你和你的战友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献出生命，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你个人还愿，是为实现烈士们的理想尽我菲薄之力。 我未曾想到，与父亲之间的这场心灵对话会持续至今，每每遇到困难和挫折，就会成为我努力为老区人民多做贡献的精神源泉，它已融入我的血液流淌不息。 长兴、临安和新登，注定我后半生绕不过去的地方。

2020.5.25

父亲和一支队当年驻地——临安高虹镇龙上村

龙上村，新四军被服厂旧址，当年母亲苏迪是这里的指导员。

龙上村父亲和母亲住过的屋子。经现场考证，我就睡在站立的地方。

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刘别生的一件往事

——父亲马慧明未及发表的手稿所记

马建华整理

在湘赣边区红军三年游击战时期。有次郭猛、刘别生等同志带领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三大队支队在安福、宜春县边境进行筹款行动。郭猛政委和当地一个地下党支部有密切联系。上海地下党通过秘密交通把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释放蒋介石、抗日救国十大纲等文件，由这个地下党支部秘密交给三大队郭政委。他阅看后召开了三大队支部会议。当时，支委会成员有大队长刘保禄、政委郭猛、指导员刘别生，三个分队长也是支委，我是三大队的医生（又称医官）也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传达这些文件，并研究这几份文件的意义。

马慧明（1918～2000）

首先郭猛同志发言：
1、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对国内和国际形势是一个大转变。要枪口一致对外与国民党军队联合起来，同全国各族人民不分阶层的联合起来去打日本鬼子。我们是否还要坚持在山上打游击，同国民党白狗子打仗了？ 局势变化非常突然。
2、当郭猛同志宣读了《抗日救国十大纲》，大家非常震惊。有的同志还质疑说，十几年来蒋介石这个杀人的魔王，不知道杀了多少共产党人，我们同国民党、白狗子打仗，牺牲了多少优秀指战员。可是西安事变捉了他，又不杀他，还把他放回南京。对此，大家在会上议论纷纷。但是，要求不能在战士面前谈论。因为，湘赣边区省委谭余保主席还不知道这重大的形势变化。
3、郭猛同志说：我们研究一下这些文件送不送谭余保主席看？一是要确定下来，再是要研究派谁去送。三是研究送文件的方法。 讨论结果一致的意见，一定要送。但是，谁去送？大家沉默了，表示有些疑虑和胆怯。谭余保主席对同志们和干部要求严格，政治警觉特别强。挨一次训是小事。如果他说这是政治上的谣言，送文件是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行为，那可担当不起。因为，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在这段艰苦的岁月期间，也曾出现了一些动摇的叛徒分子，对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谭余保同志对此保持着极高警惕。 大家也知道不久前，有二个自称是奉命中共中央项英、陈毅派来的游击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干部，来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国共第二次合作，停止内战。南方游击下山改编为国民新编第四军。但是谭余保根本不相信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下令把这两位干部就用刀砍了。他们自知喊冤是无用的，就高喊着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 。 在支部会上有人建议派一个分队长和两个侦察员去送就可以了。有人说叫刘别生去再派两个侦察员一起。还有人建议，将打土豪筹来的银元，送一部分给谭余保主席，带着双重的任务这样做更好。谭余保主席提问起来，便于说话了。在党支部细致讨论后。郭猛同志总结了大家的意见，决定派刘别生同志带领三个侦察员。把上海党转给宜春县地下党支部的（《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和五百银圆送谭余保主席。郭猛同志还反复强调这几个文件十分重要，一定要火速的，安全的交到谭余保主席手中，千万不可有误。刘别生同志二话不说，欣然接受。带着上海地下党转给宜春县地下党支部的（《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和五百块银元及时交给了谭余保主席。 这些文件及时送到红军湘赣边区省委，对红军湘赣边区谭余保主席验证上山的陈毅的身份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大事，使陈毅同志避免受到伤害，也为南方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顺利下山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做出了贡献。

马慧明手稿（部分）

刘别生同志不怕困难，义无反顾、坚决完成党组织所安排的工作，将这些文件迅速而及时的把文件送到了谭余保同志手中，保证了陈毅所带来的中共中央政策在红军湘赣边区游击队及时贯彻执行。

说明：
疫情闲来无事，整理父亲马慧明的遗稿。当整理到父亲记述湘赣边区红军三年游击战时期的一段经历，不由我一惊，竟然是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三大队支队指导员刘别生，奉命将上海地下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文件送给湘赣边区省委谭余保主席。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一段历史史实。故匆匆整理出来。
父亲在原稿中注明：“陈毅同志在广州军区一次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对高级干部的报告会上。谈起重组新四军赴湘赣边区游击支队时，被自己同志捆绑起来，差一点把脑壳砍掉了。两三天后，谭余保同志亲自去松绑。 但是，没有提到郭猛同志所领导的湘赣游击支队三大队派指导员刘别生，送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文件一事。当时广东日报刊登了陈毅同志这篇讲话。……（我记得把这份有陈毅同志报告的报纸收藏起来。从兰州离休到上海，已带来上海。前天，1996年4月21日，我女婿潘英翻了一会儿书柜，没有找到。）”

值此纪念新登战役七十五周年之际，发布父亲的这份回忆纪念刘别生烈士，父亲九泉之下也会很欣慰。

马建华

2020.5.29

小黄山上看雪景
小黄山，新登城北门外的小丘，当年攻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现在新登中学内，学校在此建立了“新登战役遗址”纪念园。

我的父亲曾旦生与刘别生烈士

曾建群

1954年我母亲转业时，联系了她的老卫生队长林伟（原48团卫生队长），他时任杭州市卫生局第一副局长（局长为民主人士），母亲的工作落实在了杭州，从此我们家也就落在了杭州。 我们从小在浙江省军区汪庄幼儿园寄宿，到了小学又是在省军区西湖小学渡过了6年寄宿的生活。父亲除了在50年代末，有短暂的在杭州帮助工作的经历，64年10月以前他的工作学习地点都是在外地。我们一年也见不了他几次，直到六四年离休以后，我们才跟他完全的生活在一起。所以童年时很少从父亲嘴里听到有关战争年代的具体的人和事。唯有一件事，他不止跟我们说了一遍，那就是新登战役。父亲说，他的团长、老战友刘别生在离杭州市不远的富阳新登战斗中牺牲了，为了纪念他，他留下的两个孩子名字分别叫刘新和刘登。当年因为年少，懵懵懂懂的，但刘新和刘登的名字和新登这个地名就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60年代末到70年代我们都参军离开了杭州。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又一次从父亲口中听到了刘新这个名字。那是70年代初，刘新大哥结婚到杭州旅行，住在我们家。从父亲说这件事的表情中，我感觉到了他是那么的感慨和欣慰。这应该是他能为老战友、革命烈士做一点事而感到的满足。也使我感受到了他与刘别生烈士的深厚情感。从这以后，刘别生的家人就与我们家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刘新大哥也成了我们家的常客。记得70年代末，电视机还是很稀罕的时候，刘新大哥就从上海为我们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父亲为此非常高兴。父亲也非常关心苏迪阿姨一家的生活。特地邀请苏迪阿姨和朱苏民叔叔一块儿到杭州我们家来玩。父亲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我也就是在那一次见到了苏迪阿姨。 成年后，逐渐对父亲的那一代人的革命历史有了一点兴趣，看到的各种资料多了，也就有所了解 。刘别生烈士是江西安福县人，年纪很小就参加了革命。我父亲也出生在江西安福县，因他舅父早年亡故无有子嗣，三岁时过继到永新县马田村寡舅母家为继子，改姓曾，名旦生。从此籍贯为永新县。父亲年纪比刘别生还要年长一两岁。从他们俩的革命经历来看，他们应该最早相识于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湘赣红色独立团。父亲对于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记忆就是一个字，“苦”。小时候的饭桌上，春天我们都很喜欢吃笋。父亲就说打游击时，没有粮食，笋当饭吃，但是没有油没有盐，还要天天吃，一口都咽不下去，到现在也不觉得好吃。他们那一代人，三年吃不饱穿不暖住窝棚，还看不到希望。在大山里能坚持下来的，真是不容易。 新四军成立时，湘赣游击区的部队，编入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营。刘别生任指导员，我父亲是排长。以后刘别生调到了军部工作。我父亲38年4月也到新四军军部教导营学习。学习完在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武装科当民运干事，又调到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任见习作战参谋，直到1939年8月初他回到了一支队老二团。皖南事变中，刘别生率特务团突围后又回到了老二团任团长。他们再次在老二团相逢，当时父亲是一营营长。1942年1月，父亲和刘别生团长一起调阜宁县西北某地的华中党校参加整风学习8个月。学习结束后，1942年9月，又和刘别生一起回1师2旅4团。刘任团长父亲仍是一营营长。这一段朝夕相处的学习，加深了他们的感情。此后一直到1945年6月刘别生团长在新登战役中牺牲，父亲一直在刘别生团长的领导下工作战斗。按照段焕竟伯伯的说法，他俩感情笃厚，上下配合，相得益彰，刘别生一直视曾旦生为左右手。

新四军第6师16旅48团团长刘别生（中），第1营营长曾旦生（左），第2营营长黄祖煌于1944年在浙江长兴合影。

新登战役中父亲时任由48团改编的苏浙军区一纵第一支队参谋长。战斗中刘别生团长牺牲时，他和一营正在一线作战。闻此噩耗，他痛苦万分，面对刘别生烈士的遗体嚎啕大哭。母亲45年参军就来到了48团，回忆起新登战役时说，看到刘别生团长牺牲，在场干部战士都哭了。父亲还和我们说起刘别生团长牺牲时，战场上也惊动了敌人。他们判断我们这里牺牲了大官。 父亲和刘别生从湘赣三年游击战争相识一直到1945年6月刘别生在新登牺牲，其中只有短暂的分开，近10年一直战斗生活在一起。在动荡的战争年代这也实属不易。这种感情也很自然的延展到了家属后代。父亲五六十年代就时常打听关心刘别生烈士家属的情况。直到70年代初，刘新大哥结婚到杭州后，开始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从左至右：曾旦生、团长刘别生、副团长饶惠谭于1945年1月在浙江长兴温塘合影。1953年3月，饶惠谭也牺牲在朝鲜战场。

我父亲1985年6月去世后，刘新大哥只要到杭州，就会到我们家来看望母亲。特别值得刘别生烈士和我父亲欣慰的是，刘新大哥继承了刘别生烈士的优秀思想品质。改革开放后，为烈士和先辈们战斗过的地方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贡献就是40年，直到今天。先长兴县，后是富阳新登，现在又在帮长兴。我母亲和我们都特别佩服刘新大哥为老区人民做贡献的举动。他不为自己的名利，只为对得起自己的前辈。说到刘新大哥执着的为老区人民做贡献，不能不佩服支持帮助他的贤内助茹妹嫂。我看到每次刘新大哥到杭州、长兴、富阳活动都有茹妹嫂的陪同，有几个女人能做到支持丈夫不为名利数十年的“折腾”，向她致敬！ 刘新大哥还多次组织上海和杭州等地的革命后代，到长兴、新登等地参观学习，继承前辈革命精神。我也是经他组织，前后数次到新登祭扫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我们48团的后代也因此走得更近了。

2019年10月，48团后代向刘别生烈士致敬。从左至右：温健（温金林之子）、徐坚，徐晓宁，徐星野（徐超之子）、叶朝名（叶藻之女）、

曾建州，曾建群（曾旦生之子）、刘新、 马晓明（马苏政之子）、黄鲁建（黄祖煌之子）、徐飞（徐文华之子）。

我父亲与刘别生烈士早已在九泉相见了。在九泉之下，他们一定能欣慰的看到国家的兴旺发展，人民的生活巨大改善。他们的初心实现了，革命的目的达到了。 仅以此短文在新登战役75周年之际纪念刘别生烈士和我的父亲曾旦生。

2020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