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待阳村——写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

文竹

父亲马洪（大约摄于1936年）

今年的5月18日，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父亲——马洪。

我的老家在山西省定襄县待阳村。定襄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偏北的忻定盆地，邻近五台山，其东、南、北三面群山环抱，西部为平川。滹沱河等4条河横贯全境，其中牧马河流经待阳村。在20世纪上半叶，本地的农作物以高粱为主，亩产通常只有一二百斤。待阳村距县城约2华里，是个有数百户人家的村落。

山西定襄待阳村地理位置图（一）

父亲的故乡待阳村俯瞰图

按照明代牛姓家谱可知，我的始迁祖牛希曾在明朝初年迁居到山西定襄待阳村。从始迁祖起，到我爷爷辈，是第十八代。祖祖辈辈，我的祖先就生活在待阳村。

1920年5月18日（阴历四月初一），我的父亲马洪（原名牛仁权）就出生在待阳村家里。据其自传所述，是一个“贫民家庭”。

我的曾祖父牛青云，曾在张家口和内蒙古经棚一带的旧式商店做店员，经历坎坷，在我父亲出生10年前就已离世。

我的爷爷牛梦月（1891.3~1975.1）

1950年摄于沈阳

我的祖父牛梦月，生于1891年，读过几年私塾，后跟随我曾祖父到张家口和内蒙古，先在旧式商店当学徒，后来做店员。

曾祖父、祖父从忻州定襄

途径大同张家口到经棚的大致路线图

我的祖母智改魚也是定襄人，她聪明能干，善做针线活计，在三十多岁时得了关节炎症，行走艰难，于1939年病逝。我的叔叔牛仁允比我父亲小两岁，抗战爆发前到同蒲铁路当过小工，后来回家务农，直至终老。除了我父亲和叔叔，我祖母还生过几个孩子，但都没能成活。有的是女婴，因为养不起，而祖母还要为别人家奶孩子挣钱，所以刚出生就被弃养了；还有的在出生后不久就因病夭亡。

我父亲出生的时候，家里约有10间土房子和半亩坟地，没有其它产业，主要靠我祖父做店员的收入和我祖母做针线等辅助的收入生活。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我祖父因失业回到定襄，改当小商贩，用木推车售卖针线、棉布等杂货。因收入太少，我祖父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家境便从此越来越坏。最终，祖父卖掉了房子，小商贩也做不成了。有一个时期，他曾给人占卦、看病，还在公路上当过养路工。

定襄待阳村地理位置图（二）

父亲的童年是在待阳村度过的。爷爷奶奶很想让儿子上学，但又苦于无钱。家庭贫困使父亲很早就感受到生活的压力，懂得双亲的辛苦与无奈。

由于经济困窘，我父亲的学生生活是在八岁时才正式开始的。

1928年春天，他进入山西省定襄县待阳村小学（初小），1931年夏天毕业。同年秋天，他进入位于定襄县城的定襄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1933年秋天毕业。两段学业，总计不到六年。念高小的时候，因无力缴纳食宿费用，他不得不住在家里，每日早出晚归。直到高小毕业，他的学费都没能缴清。

据自传所记，他念初小时接受的教育主要是非传统的“新学”，同时也有一些传统的“旧学”；念高小则是“新学”。上学期间，接连发生了日寇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和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1932年），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形势使他深受震动。当时，全国都涌现起抗日救国的浪潮，我父亲也积极参加了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和集会。在这些活动中，他的救国意识和反帝思想日益浓厚。

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游行大示威

我父亲在校的学习成绩很好。高小毕业时，双亲四处向亲友求援，希望能有人能资助他继续升学。可亲友都很穷，自顾不暇，哪有余力来帮他。父亲不得不中断了学生生活。由于找不到职业，他就在家中参加劳动，同时坚持自修中学课程。失学和失业的遭遇令他非常苦闷，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

牛诚修先生（1878-1954）

族人牛诚修（字明允）先生是本地有名望的士绅。他在阎锡山统治山西时做过县长，蒋介石与阎锡山合作时做过南京政府的参事，赋闲后归家著书立说。他富有爱国意识，政治上比较进步，对人文科学很有修养，此时正在主持增修《定襄县志》。因我父亲的借居处是其房产，他便让我父亲抄写文稿（其本人的诗、文和增修的《定襄县志》等）。半年之后，1934年春天，他又介绍我父亲到待阳村小学代课。这项工作每月有3元收入，父亲从此可以自食其力。他边教课，边抄写文稿，边读书自修中学课程，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

在半教半学的过程中，他的知识水平提升很多。但因家穷、年纪又小，他经常遭到学生中的富家子弟的刁难和白眼，县教育局也以资历不合格为由对他屡加干涉。在此情况下，父亲半教半学的小学教员工作也干不成了。

种种困境加重了他的不满情绪。在此期间，通过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和《读书生活》《世界知识》《新生》等进步刊物，他的革命思想逐渐启蒙。

父亲当年阅读的进步书刊

父亲当年阅读的进步书刊

父亲当年阅读的进步书刊

1936年初，经牛诚修先生的儿子介绍，我父亲到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当录事（即文书，抄写员），月薪15元。

原同蒲铁路管理局旧址

现为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但时局动荡，物价飞涨，在大城市里生活，这些收入除了吃饭和补助微少的家用外，几乎两手空空。

数月后，他考入同蒲铁路车务人员训练班，半工半读地学习了两个多月，被派往太原车站当练习生（实习生），先后当过售票员、行李员、运转员等。又过了半年多，于1937年春升为站务员，月薪18元，每月给家里5~6元。

他一面工作，一面更多地阅读革命书刊，并继续自修中学课程。

始建于1907年的太原站

建于1934年的太原站

候车室行车室站调室

车站值班员传递路签（上世纪五十年代）

看到这张照片我在想，是否少年时的父亲，也和这位站台上的值班员一样，在向过往的火车司机传递路签呢？

来到同蒲铁路管理处和太原车站工作，使我父亲打开了视野。据他说，在此之前，他“没有到过离待阳村二十里远的地方”。从此，他拓宽心胸，打量世界，认真思考。繁闹的城市，庞大的铁路管理系统，令他感到新奇。而所目睹的统治阶级的贪腐堕落，所亲历的工人阶级的痛苦生活，则令他愤慨。

在工作中，他接触了很多工人，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先进、团结和力量，具有了阶级意识。他结交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新朋友，秘密传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以及《解放》杂志、《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对社会不公与黑暗的根源也有了新的认识。

父亲当年阅读的进步书刊

父亲当年阅读的进步书刊

父亲当年阅读的进步书刊

父亲当年阅读的进步书刊

1935年至1936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而促使我父亲思想剧变的，也正是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战争而引起的家庭关系的断绝。

据我堂哥说，当年他听我爷爷和叔叔讲起，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因为我父亲参加了工人运动，当局通缉他，无奈之下，我父亲只好和家庭断绝关系，十几年音讯全无，家人都不知道他的死活。

父亲在同蒲铁路工作时

做亡国奴还是积极抗日？这是摆在每个青年面前的问题。父亲认为，蒋介石、阎锡山不抗日，而共产党抗日，他要跟随共产党，去抗日救国；共产党的主张与工人阶级一致，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要跟随共产党，去干革命。

于是，这个年方16岁的少年离开父母，抛别故乡，走向了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