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好...》章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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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好....》章一鸣

学习好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村夫

要使一个静止的物体（例如汽车）动起来，必要条件是要给它动力。这个动力至少要大于一切阻止它运动的力量（例如和地面之间的摩擦力、空气阻力…）。若要使物体加速向前，就得继续加力。加的力越大，速度也增加得越快。

以上是一个基本的物理原理，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可以把上述论述看作是一个普遍的哲学命题。

很多教师（家长）千方百计地希望学生（子女）能好好学习，成绩斐然。那么学习好的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答曰：学习的动力。如果没有动力，或动力不足，费了再大的劲也不可能学好。最大的学习动力又是什么呢？答曰：由于好奇心产生的爱好；因责任心而生的使命感。

教师（家长）做的最大的蠢事就是为了让学生（子女）得到高分，逼迫他们放弃自己的爱好和好奇心，没完没了地做作业。这样做的结果说轻了，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一旦厌学，以后很难矫正。说重了，很可能今后世界上会少了一个有用之才，而多了一个平庸之人。

从理论上阐述这个问题不是我的专长，下面只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1) 爱好，华罗庚的成才经历

众所周知，华罗庚是我国现代知名的数学家。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他是中国研究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的创始人和开拓者，被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列为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 - 王方法”等。

如果大家不熟悉上述领域，大约都听说过，甚至在自己的工作中应用过优选法，这也是华罗庚晚年为了与国家建设结合，所研究和推广的一个课题。

这位数学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初中未毕业便辍学在家，这时他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在常人眼中数学是一门抽象和枯燥的学问，但对华罗庚来说却充满了魅力，因为能从中得到无限的乐趣而乐此不疲。于是他白天在父亲的小杂货店里干活与站柜台。顾客来了，帮助父亲做生意，打算盘、记账。顾客走了，就埋头看书或演算习题。有时入了迷，竟然忘记了接待顾客，为此没有少受父亲的责罚。但他还是着了迷那样地爱好数学。从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以及从老师那儿摘抄来的《微积分》开始，勤奋自学，最后踏上了通往数学大师的路。

1928年，18岁的华罗庚在原先的数学老师王维克的推荐下，到金坛中学担任庶务员。不幸，他在这年患了伤寒症，卧床达五个月之久，从此左腿瘫痪。但他并不悲观、气馁，而是顽强地发奋自学。

有一次，他发现苏家驹教授关于五次代数方程求解的一篇论文算错了一个十二阶行列式，于是他把自己的计算结果和看法写了一篇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文章，投寄给上海《科学》杂志社。

1930年，此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这时华罗庚年仅20岁。就是这篇论文，完全改变了华罗庚以后的生活道路。

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看到这篇论文后，大为赞赏，到处打听华罗庚是哪个大学的教授。碰巧数学系有位教员知道华罗庚这个人，他告诉熊庆来，华罗庚只是一个自学青年。熊庆来爱才心切，当即让这位教员邀请华罗庚来清华大学工作。

起初，华罗庚在数学系当助理员，经管收发信函兼打字，并保管图书资料。一边工作，一边自学，熊庆来还让他经常和学生一道去教室听课。勤奋好学的华罗庚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大学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学完。两年后，被破格提升为助教，继而升为讲师。之后，熊庆来又选送他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38年，华罗庚回国，任西南联大教授，年仅28岁。

不必违言，华罗庚成为数学家有机遇的原因。但假如没有他对数学的强烈爱好，没有由于爱好而艰苦学习，没有坚忍不拔战胜病痛的意志，那么机遇是不可能降临到他身上的。

由此可见，爱好可以成为学习的动力，爱得越深，动力越大。

（2）航天之父 - 齊奥尔可夫斯基

我们都知道前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从此人类开始跨入了宇宙空间。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苏联早就有了一位被誉为航天之父的齊奥尔可夫斯基。

齊奥尔可夫斯基，1857年出生于俄罗斯的一个小镇。9岁时不幸患了猩红热，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失去了听觉。无法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他父亲是一位森林守护人，家中有几本关于自然和数学的书。14岁时他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

受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的影响，齊奥尔可夫斯基幼年即对浩瀚的星空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他梦想有一天可以航行于星际之间。

为此他16岁时只身前往莫斯科，由于还是进不了学校，只能在图书馆进行艰苦的自学，用3年时间修完了大学的数学、物理等课程。通过乡村教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中学教员。一边教书，一边为实现他的星空梦想而努力。

1883年早春，他写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题为《自由空间》，其中首次提出宇宙飞船的运动必须利用喷气原理。要知道1903年12月美国莱特兄弟才实现人类第一次飞上天空的梦想，在齊奥尔可夫斯基那个年代根本不具备探索宇宙空间的技术水平，也没有经费来源，所以只能把对航天事业的热爱转移到理论研究上来。

齐奥尔科夫斯基于1898年完成了航天学经典性的研究论文《利用喷气式器械探测宇宙空间》，文中他阐述了火箭飞行理论，论述关于喷气式发动机的整套理论，以及将火箭用于星际交通的可能性，首创液体燃料火箭的设想和原理图，并说明火箭在星际空间飞行和从地面起飞的条件。提出为实现飞往其他行星的设想，必须设置地球卫星式的中间站……

于1910年至1914年又在《科学报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火箭理论和太空飞行的论文。这些出色的著作系统地建立起了航天学的理论基础。

“十月革命”改变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生活和研究条件，1919年他被选为社会主义科学院的会员，从那时起，他更加勤奋地专心于航天学的研究。

“十月革命”之前，齐奥尔科夫斯基共写出了130篇论文；之后又写出了450余篇。1932年，苏联政府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1954年苏联科学院以他的姓氏设立齐奥尔科夫斯基金质奖章，表彰在星际航空领域内有杰出贡献的人员。原苏联天文博物馆、莫斯科航空学院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也以齐奥尔科夫斯基命名。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论文和著作的影响下，一批火箭和航天爱好者走上了航天探索的道路。

一个病弱致残无法上学的孩子，凭他的意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自学，修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靠的是什么？是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激发了他对宇宙空间的无限遐想，是他对航天的爱好。

在人类还没有飞上天空的年代，科学技术水平还相当低下的19世纪，没有国家的支持，没有经费来源，靠一己的努力，竟然系统地建立起航天学的理论基础。靠的是什么？回答还是爱好，爱好支撑他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取，超越时空的限制，成了航天之父。

（3）有感于祖国危难，弃文学理，成为力学泰斗的钱伟长

钱伟长，191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书香门第之家。亲叔叔钱穆是一代国学大师，因父亲早逝，他就是由这位叔叔抚养长大的。家学渊源，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精通国学和历史，却严重偏科。

1931年钱伟长报考清华大学时，入学考试语文和历史都是100分，物理5分，数学和化学加起来才20分，由于没有学过英语，英语成绩是0分。但钱先生却仍被历史系录取。入学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钱先生拍案而起：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转系谈而容易，首先要征得叔叔钱穆的同意；此外历史系主任陈寅恪正满怀希望地期待这位文史满分的学生今后会有所成就；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却坚决不接受一个严重偏文的学生转系。于是钱伟长找来了顾颉刚（1893出生，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做说客，好不容易做通了三方面的工作。

然而钱伟长的转系有个附加条件：必须在一年内跟上物理系的教学进度。这是一个极其难于达到的条件，因为他的理科底子实在太差，而且清华大学理科院系很多学科用的是英文教材，有的甚至用英语授课。但在使命感和责任心的感召下这些困难都被他一一克服。于是中国少了一位历史学者，却多了一位力学大师。

此后钱伟长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是：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40年去加拿大留学，主学弹性力学。主要研究雷达波导管内电抗和固支受拉方板的振动，1942年获得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博士。

1942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总工程师，是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学生。钱伟长从事过火箭弹道、火箭空气动力学设计、气象火箭以及人造卫星轨道、降落伞等多个科学领域的研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奇异摄动理论论文，成为该领域奠基人。

1946年钱伟长学成归国，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授。先后担任上海大学、南京大学等诸多高校校长。钱伟长的主要成就在数学、应用物理学和中文信息学方面。在变分原理、弹性力学和摄动方法方面也有重要研究。

2010年被评选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由此可见，一个理科底子极差的青年学子，在强烈的使命感的征召下，照样可以成为一位富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

也许你会觉得这只是极其个别的特例，那么下面介绍大批青年学子于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集体成才的事例。

（4）国内一所不亚于任何世界名校的大学

当前国内很多知名大学纷纷作出规划，要争取在多少年之后列入世界名校榜。不言自明，当前这些大学都认识到自己还够不上世界级的名牌大学。

然而中国曾经有一所大学，它各方面的成就都不亚于任何世界名校，这就是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在民族危难之际，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抗日救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先辈们，在国难中辗转流离，于湖南建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才一月，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于是师生不得不分批向西转移，很多师生是从湖南常德徒步走到云南昆明的，可见当时的艰苦程度。

由南下，再西迁，一个在战时由几所院校组成的临时学府，经过颠沛流离的三千里远征，最终于1938年4月在昆明建校，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共5个院（文、理、工、法商、师范）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全校师生员工总数3750位，教师约370位，其中教授副教授300余位。

战乱、饥饿、飞机轰炸是战争中的常态，但却无法扼杀他们自由思想的活力。在抗战号角声中，它的诞生与成长，就是如火如荼的全民抗战伟业的生动反映。在土坯墙的茅草屋内和铁皮顶下，西南联大师生恪守‘刚毅坚卓’的校训，以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同心协力，共济时艰，精研学术，读书救国。空前绝后的艰苦环境并未磨灭他们的心志，反而使他们越发奋起，并加速开创各项伟业。

抗战胜利后，该校于1946年7月31日结束，西南联合大学办学8年，在昆明共计招收学生8000余人，毕业3343人。后来师生中成为中央研究院首届（1949年）院士的有27位，成为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的有174位（其中两位是双重院士），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8位，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5位。此外奔赴国难投笔从戎，有200多位在长沙参军，有832位在昆明参军（大部分为中国远征军和空军）。

西南联大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办学条件最艰苦、成绩最显著的大学。所以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值得今天的教育部门好好总结和学习。

现今的大学与西南联大的差距究竟在哪里？粗略说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抗战时期整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口，无论教师和学生都有一种危机感、使命感，有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他们去克服困难，走向自己的目标。他们的校训是‘刚毅坚卓’。

而现今，在优越的办学条件下，不少教师关注的是自己的职称，培养出的学生不少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其次，一位好的行政管理人员、一位好的教授不一定是一位好的教育家。教育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西南联大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那样一流的教育家，我们的大学校长又有多少称得上是教育家？当出现了有教育理念的人才，即使当上了高校校长，又有多少能施展才能？外部环境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和包容他们？

再次，现在不少大学把学校当工厂来办。进校‘原材料（学生）’的规格要整齐划一，‘产品（毕业生）’也有统一的质量标准。殊不知这样一来，将一些具有特殊天赋和才能的学生不是拒之门外，就是削足就屐，限制了他们的发展空间。

1929年，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在招生中遇到了钱钟书。当时钱钟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数学15分，罗家伦在钱钟书的名字上大笔一勾，破格录取。钱钟书后来学贯古今，兼修中外，曾领衔翻译《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围城》、《管锥编》、《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等著作一度使其驰骋学界，赢得国学泰斗之誉。

李政道在回忆他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时说，学生不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教育是配合学生的个性来实施的。

（5）不是结束语的结束语

婴儿来到世上，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着好奇，这种好奇往往与他们可能具有的某种天赋有关。所以对于学前的幼童，并非让他们按成人设计好的路径，提前从起跑线出发；而是发现他们好奇的指向，创造条件，任其发挥。

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奇会演变成爱好。教师和父母的责任是要发现和了解孩子的爱好。只要这种爱好是合理的，就不应横加干涉；相反地应该加以鼓励、引导和保护，让其在健康的轨道上向前发展。

其实幼年时的学习能力往往出乎我们的想象，他们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掌握一种母语，终生不忘。他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和游戏，学会很多技能…中国有句老话：“七岁看大”，意即在七岁时已经形成今后的基本品格。因此在这个阶段对孩子主要是协助和引导，而不是硬性地按成人的安排学这个，学那个。

现在有一句流行语：“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此在入学前就迫使他们参加名目繁多的学习班，是打乱了孩子成长的自然过程，反而是拔苗助长，欲速不达，最后输在起跑线上。

几年前，我看过上海某研究所的研究员写的一篇文章《牛蛙之殇》。说的是他的外孙。父母望子成龙，立志要让孩子进入上海四大著名民办小学之一。于是在孩子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起跑”，给他安排了各种学前班。每天由退休在家的外公负责接送。孩子的反抗是无力的，装病失败后只能可怜兮兮地哀求外公：“我什么时候可以玩呀？”结果当然得不到满足。

入学前要详细调查学生家庭人员的情况，口试时问孩子：“唐宋八大家是哪些人？”最终孩子没能入学。使一个原本应该活泼可爱的孩子变得有点呆头呆脑。

其实学前教育应该根据幼童的特点，以他们喜爱的方式，寓教于游戏，帮助他们学习各种基本生活技能，培养良好的习惯，尤其要关注他们优良品格的形成，为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如果放弃这些，不顾幼童的特点，硬要他们超前学习属于小学的课程，是背道而驰，舍本求末。

进入小学，对于孩子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教师和父母的首要任务是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和学习方式，帮助他们对学习产生兴趣和爱好。 

小学课程基本以记忆为主，在记忆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一些逻辑思维的内容。记忆是个台阶，为今后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它本身并非目的。

小学的所以称为初级教育，是因为它的主要任务除了让学生爱好学习外，还要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好习惯之一就是集中注意力，学会在一个时间内只关注自己正在做的事，例如听课。为此，优秀教师的讲课必然是具有吸引力的。

教师（父母）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现孩子的兴趣趋向，顺势而为，加以引导。

孩子没有好坏之分，在良好的气氛中，都可能成为好学生，成绩自然会上升。但分数并不是天平，低几分的学生不一定比高几分的差。

中国自古就讲究品德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幼年开始就要着重品德的培养。父母和教师都是他们的启蒙者，言传身教，如果没有身教而只是言传，往往陷于苍白无力。随着年龄的增大，慢慢地提高个人修养成为自觉的行动。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和“慎独”。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睦，充满正气，社会才能和谐稳定。而要将国家治理好，有赖于品德良好的各级公务人员和无数生气勃勃的家庭。

世界大同一直是中国人的追求，现今的世界还很难达到这种境界，但至少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不能损人利己，更不能霸凌他国。

不要认为以上都是空洞的说教，中国真有不少家族以此治家而人才辈出。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术大师。他有5个儿子，4个女儿。其中3个儿子是院士，其他诸人在各自的领域内都富有成就。

梁启超说：一个有品德的人，知识自然越多越好；品德不好的人，则知识越多危害越大。所以他非常注重对子女的品德教育，认为人的品行是第一位的，而不强求他们的成绩，不干涉他们的兴趣。

他的9个子女中有7人都有留学背景，而且都是哈佛、哥伦比亚等名牌大学毕业，但学成后都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了杰出的成绩。

品德并非喊几句口号，说一些漂亮话；而是融入人的身心，决定人的行事格调。它无影无踪，却影形不离伴随终生。它属于精神层面，是人的魂魄。

人的品德自幼就要精心培育，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形成。九一八之所以能使钱伟长拍案而起，从一个高度偏科的文科生一跃而成世界级的力学大师；抗战烽火中西南联大的师生所以能在非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刚毅坚卓，迅速成长。有的投笔从戎，远征缅甸，有的成为建设国家不可多得的专才，均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在战争的环境中激发起他们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年轻人应该有远大的理想，有所作为，而不要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

（6）附言

1）学习是需要动力的，强大的动力成为学习好的必要条件。

爱好和由责任心产生的使命感可以成为学习的强大动力。但动力不仅这两种。贫困家庭和生活艰苦地区的孩子，往往比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弟学习得更为勤奋，这是因为他们的愿望是要通过学习改变自己、家庭，乃至整个地的区的地位。

其它的动力就不再一一论述。顺便说一句，除了正面的动力外，也有负面的动力。

2）本文的主旨是要说明学习好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强大的动力。所谓必要条件就是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学好。但有了这个条件是否一定能学好呢？不一定。

因为要学习好，还必须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等的配合，没有后者会给学习带来诸多障碍。我们将这些条件称为充分条件。

其实凡事都是如此。要做成一件事需要很多条件，必不可少的是必要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某些充分条件加以配合才能圆满。

（2020/3/4完稿于中关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