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

佛晓晨曦

　　武汉有些体育场馆改成隔离用的方仓医院了，一张张的病床整齐化一的排在里面，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被隔离治疗血吸虫病的场景。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被隔离治疗传染病，也许有经历的少之又少。在我们被隔离治疗的那群人中我的年纪最小，只有7岁刚上小学一年级。

应该是1978年的3、4月份的时候，我按老师的要求把一坨金黄色的屎💩拉在蓖麻叶上，冒着热气的大便上有细而长的虫子在蠕动，用稻草捆扎好，高高兴兴地拎着送到大队卫生室。卫生室在学校对面原来中洲六队这个地方。我送到的时候地上已经排了好几排用蓖麻叶、荷叶包着的大便。吴医生用纸条写上我的名字嵌入稻草缝中。过了几个星期老师告诉我说我染上了血吸虫病，暑假期间要隔离治疗。

隔离治疗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小学校舍，现在还在，不过已经不做学校了。拉几根草绳把操场围起来就算是隔离带了。人真的不少，男女老少把五个教室全住满了，一张张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凉床排得整整齐齐，床底下放着洗涮用品，真像电视上展现的武汉体育场馆里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场景，只不过我们那时候简陋一些罢了。虽然简陋，防疫规范一点也不马虎，防疫站的医生和吴医生一样个个戴着大大的厚厚的纱布口罩，整张脸只剩下眼睛以上的部分。纱布口罩的厚挡住了成千上万的病菌也挡住了医生的声音，我们几乎听不到医生跟我们说什么。奇怪的是这些带着口罩的医生的眼睛似乎会说话，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但只要一看到她们的眼睛就知道该拿什么药该做什么事，她们是一群用眼睛说话的人。

隔离治疗的时间是两个半月，防疫站的医生是轮流替换的，只有大队卫生室的吴医生一直在。我因为年纪太小生活不能自理，我爸爸不想让我隔离治疗，吴医生和防疫站都不同意，因为我那金黄色的屎里有虫卵，要集中拉在学校公共厕所里，当时只有学校里有水泥造的厕所，他们用药在厕所里杀灭虫和卵。我们这些感染的人，身上不是有这病就是有那病，前半个月几乎是给我们治疗身上其它的病，我除了营养不良还有中耳炎。记得一个戴着大口罩县防疫站的医生，朝我眨眨眼，抬起我的胳膊给量体温，后来只要是他一抬胳膊一眨眼，我就知道是量体温了。如果她们要我张口看舌头，就用拇指和食指一张一合，再眨眨眼。口罩虽然挡住了我们跟医生的语言交流但却让我们听懂了她们用眼睛说的话。

教师办公室的左面有一间食堂，我们的一日三餐有人给我们煮，不过米和菜是自己带的。食堂的外面有一口铝制大锅，大清早就有医生把口罩，橡胶手套，输液橡胶管，针头等等放入这口锅里，盖上盖，架在木材上大🔥火猛烧，直到大锅盖顶上的小盖帽突突乱跳。我因为是小孩，基本上没人管我，到处乱串，可是到吃药的时候这帮医生却对我特严，要看着我把药放进嘴里，吞下去，还要我张开嘴给她们检查一下。我现在才知道，那时候药品非常紧张，每个人都是按疗程定额定量配发。有些药是苦的，她们怕我吐掉，达不到疗效。

在隔离的人群中有个老太太，六十多岁了，裹着小脚，经常帮医生晾消毒后的口罩、手套等。嘴里总是喃喃的说共产党好啊，毛主席好之类的话。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但从我二姐嘴里隐约知道点毛主席。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如果遇到点什么困难二姐总是说“要是毛主席肯定行”。我家门前有条200多米宽的大河，河上没有桥，我们总是想到河对岸去玩，但又很无奈，二姐总是说：要是毛主席一脚就能夸过去，把我们几个一拎就过去了，可惜毛主席不在了。在我看来毛主席虽然不在了，他却留给了我们一脚跨过太平洋的勇气和胆量。

　　今天，我们用的口罩已经不用再放在大铝锅里煮了，但是在当下各个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隔离所里，那些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的防疫医生们却依然是用眼睛跟我们说话，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所听到的是她们心灵的声音。也许若干年后，今天被救治的人中有像我这样仍然记得现在这群用眼睛说话的白衣天使。愿那些当年曾给我打针💉 吃药至今健在的天使们生活快乐！愿当下冲在抗疫前线的这群用眼睛说话的天使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