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历史】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一川東红33軍軍长王维舟

雷迅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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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革命历史】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川東红三十三軍軍长王维舟


川陕风云赋
川陕精神，英烈浩气。
千秋凛然，万世仰祭。
坚贞不屈，光荣传统之结晶；
英勇无畏，民族灵魂之凝聚。
抚今追昔，重温要义。

挥毫而赋，以歌其事、颂其德、铭其志，不忘初心，筑牢理想信念，无愧革命先辈之期许。其辞曰：
伟哉！巴山达城，气都胜地。幽华夏于远古，立宣汉于巴国。物产丰饶，养育万千英雄子弟；文武辈出，演绎元戎虎踞。巴山兮峰险谷狭，巴水兮波涌浪激。幅员八万余里，山水无不瑰丽；豪杰纷呈，光耀达城青史；英雄辈出，壮我九州社稷。更抗倭八年，壮士义举；推倒三山，丰碑立极。黎庶以反内战，和平而伸民意。解放之大决战，共和以宣告；党旗以耀烽火，壮歌震天地。
川陕英魂，长眠巴山。
若夫邀约众多好友亲临杨柳关战地，则仰英烈之浩然。巴山秀色，豪杰群起；洲河波碧，热血涌澜。巍巍丰碑，王维舟功勋卓厚土；赳赳达城，李家俊牺牲壮英烈。壮烈浩气昭日月，为国赴难兮，红军高级将领风范；为民取义兮，英雄浩气长萦人间。铮铮铁骨，凛凛浩篇。千古芳名，万代仰瞻。
嗟夫！缅英数典，景仰烈传。英烈大义，义博云天。而中共重庆地方执委，漫漫长夜之灯塔；中共之南方局，民族魄凝于川东。英豪数万，声震中华五岳；川陕豪杰，严惩恶魔匪患。将帏帅帐，岂惧风雪；经天纬地，共济时艰。嘉陵抗敌兮，红岩血染；歌乐作传兮，国共和谈。毛公莅临，沁园春豪放风流今古；恩来演讲，牛鬼蛇神惊魂裂胆。签定双十协议，拯救中华；振奋工农兵学，力挽狂澜。更壮士出川，乡亲含泪送别；追敌撵寇，健儿跃马扬鞭。疾呼抗日，韬奋气惊天阙；抨击黑暗，沫若书愤雷电。战地精英，龙潭虎穴奋笔颂赞。较场口之惨剧、“三三一”之残案、日机之大轰炸、“一一二七”之大屠杀：国人悲痛，惨绝人寰。巴山红军公园，三十三军英雄碑前：诠释共产党人之宗旨，谱写坚贞凛然之诗篇。世代仰敬，千秋壮颜。
噫吁嘻！红色达州，满目阳春。凤凰山上，观洲河欢腾，道不尽川陕豪情。听言子，神彩飞扬，满堂颠狂；看武略，王维舟慑敌胆，天地有正气，革命有传承。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扬我中华气节；威武不能屈，烈火见真金，景仰先辈高品。腐败与清廉，春秋史证；忠诚与背叛，泾渭明分。当燕舞莺歌，岂忘腥风血雨；面欲壑利海，恒铭使命忠诚。果敢而担当，忠贞无私兮担道义；勇毅以开拓，襟怀坦荡兮拥复兴。
壮哉！川陕英烈，忠魂景党。与井冈长征延安精神共灿，同中华浩然正气烁光。伟大人格魅力，凝聚理想信念，铸就民族脊梁。勿忘初心，宝贵财富当珍视；永铭先辈，大义高节喜弘扬。钩今辑古，献忠贞于金瓯；经世济民，彰英魄于大邦。三千岁月兮耀青史，亿万黎众兮创辉煌。梦圆华夏，国泰民安兮勇奋进；举杯祭烈，高山仰止兮祭忠魂。歌曰：
雄风巴山，霞蔚朝暾。
川陕英烈，浩气长存。
舍生取义，气壮尧舜。
长虹贯日，巍峨忠魂。
忠贞勇进，君子维舟。
川陕风云，岂忘初心？
开来继往，传承创新。
圆梦复兴，告慰英灵。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党派王维舟秘密潜回川东老家，他团结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撤回家乡的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筹备武装起义，准备将在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区城口、万源、巫溪等县为主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在宣汉、达县、城口、万源、梁山、开江一带，发动农民群众反剥削反压迫，并与固军坝进步青年万源的李家俊、达县的唐伯壮、宣汉的雷玉书等，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他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李家俊利用他父亲地方势力掩护下组织农民，以农会代替工农革命政府。1929年4月27日，万源固军坝、白羊庙、宣汉厂溪、官渡等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和煤、铁矿工人起义队伍，以及王维舟从梁山、开江等县动员前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会、农会会员，汇集固军坝，成立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军，从此，竖起了川东第一面武装斗争的红旗。
游击军迅速把革命的火种播向川东各地，势力日趋雄厚。四川军阀刘存厚大受震惊，急令第三路军代司令廖雨辰带一个师，向游击军活动中心固军坝、白羊庙等地进攻。游击军采取避敌优势，乘敌不备，攻其虚弱的游击战术，击溃敌人多次进攻，游击军乘胜将革命浪潮推广开来，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

1930年春，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已扩大到5个区20多个场镇，共1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刘存厚匪军对万源一带的农会疯狂镇压。革命的暴风骤雨迅速遍及万源、宣汉、城口三县。9月，王维舟同志派冉南轩、孙安荣策动刘存厚驻宣汉七里峡的一个连起义投奔游击军参加战斗。游击军先后战斗年余，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受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影响，上级党把所有刚建立起来的游击队调往参加包围武汉的战役。唐伯壮同志率领游击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去远征，到达鄂西竹溪、房县一带，被敌人包围，英勇奋战数日，因敌众我寡，最后遭受失败。川东游击队的斗争遭到了第一次的失败。
第一次的失败，并没有使王维舟灰心，他又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回到川东，深入梁山的虎城场、太平场、开江的任市铺、广福场等地重新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又发起了第二次武装起义。1930年7月29日，在中共川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他又发动虎南、达县、南岳的农民起义，组织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各路农民武装队伍共3000多人，汇集忠县黄家场，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三路(又称川东游击纵队)。并组建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红旗又一次在川东大地竖立起来了。在敌强我弱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扎根于群众之中，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开辟了威震一方的川东游击根据地。因“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王维舟不得不奉命率川东游击队攻打汉口，实现“会师武汉”和“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盲目计划。在讨论东征问题的会议上。王维舟发言说：“我们应接受第一次东征的教训，现在游击队刚成立，都是新武装起来的农民，没有经过战争的锻炼，也没有经过很好的政治动员，领导上也缺少思想准备，冒险远征作战恐怕是不行的。”他的意见未被引起重视，省委代表坚持东征，并一再强调：“这是上级党的命令，下级党组织必须服从。”在此情况下，王维舟又提出：“为了维护省委决议，可以选派部分精干部队东征，留下一部分在本地坚持武装斗争。”但这一意见又被否决了。同年8月3日，川东游击纵队向东进发，途经九亭击溃了阻截的数百民团。8月4日，第三路游击队绕过忠州城，渡过长江。5日，进驻石柱县西乐坪，准备在此休整几日再进。10日凌晨，忽遭国民党陈兰亭师张晓平团及6个民团近万人的前堵后追，游击军在疲惫之际，回头应战，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游击军受到惨重损失。王维舟率带部分队员艰难地突出重围，历尽艰辛返回开江、宣汉、梁山一带，总结教训，将突围出来的数百人分散在有群众基础的梁山、达县、宣汉和开江交界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
1931年5月，王维舟前往成都参加四川省委会议，根据省委决定成立梁(山)万(县)中心县委，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重新组建川东游击军坚持游击战争，吸纳有觉悟的青年农民，壮大队伍。游击军发展到上万人，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川东重新燃起，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王维舟正被军阀刘湘以10万大洋悬赏捉拿。因此他不得不绕道万县回宣汉。王维舟回到宣汉后，立即决定在芭蕉场、峡口场一带重组川东游击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他首先整顿组织，召开党的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总结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并结合川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王维舟等人将分布在梁、达、开、宣的游击军整编为3个支队。根据地东起梁山虎城，南抵达县南岳、黄廷、大树，西至平昌泥龙、笔山，北迄城口，在方圆300余里的游击区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王维舟率领川东游击军，第三次在这一地区竖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和斗争，游击军迅速发展到了2000多人，在百里槽、南坝场、芭蕉场、蒲家场等地创造了数块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在这些地区，农民协会、妇女协会、赤卫队、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33年底，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了一片。此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下辖三个师（97、98、99师），蒋群麟任99师师长，冉南轩为98师师长，王波为97师师长。从此，王维舟率领红三十三军将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3年秋，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一举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1933年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外操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下辖97、98、99三个师，任命王波为97师师长、冉南轩为98师师长、蒋琼林为99师师长。红33军随后参加了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东征万源、城口，击溃反动地方武装，使当时的川陕根据地向东扩展百余里。王维舟率领红33军将士战斗在反“六路围攻”的火线上。他们不仅守住了阵地，还锻炼了队伍，夺得了装备。短短半月之间，这群优秀的巴山儿女们，凭着巴山人苦大仇深的革命激情，凭着忠勇坚韧的巴人本色，迅速越过从百姓到军人的艰难途程，刚刚破土的幼苗，转眼间长成参天的大树！在一个县组成一个军，这在中国军事史上实属罕见！
正当川陕根据地保卫战空前激烈的关头，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致使肃反扩大化，给红33军造成了重大的人员损失，许多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审查。15岁参加红33军、时任295团书记（秘书）的王定烈也在其中。在危急时刻，王维舟冒着风险亲自到295团处理问题，看到发生的情况非常痛心。他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保护干部以及稳定部队的原则，经过认真细心的甄别了解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全团大会上当场宣布释放被拘禁的干部战士，同时撤掉了该团政委的职务，及时保护了一批宝贵的革命中坚力量。但是，“肃反”还是波及到王维舟等红33军领导人的头上，军长王维舟和政委杨克明被先后撤离了领导岗位。

　　王维舟（1887~1970)
原名王天桢，四川省宣汉县清溪人。川东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的护国、护法战争。
1920年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被批准转入中共。因此，被称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长期在川东组织武装斗争，后参加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军长。
抗战时期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4局局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第一任校长。1946年4月调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1949年任解放西南的西路军副司令员，12月29日，随贺龙率部进成都。1950年2月到达重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选为全国人大常委。

1887年6月10日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原东乡县）清溪场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祖父曾考取前清“贡生”，在当地颇有些名气，但家境清贫。随着祖父母相继去世，家道中落，还在读私塾的少年王维舟不得不辍学务农。8岁入私塾，13岁随父种田，16岁到县城一烟土栈当学徒，复进县劝学所作会计管理员。他曾种过地，做过学徒、店员，亲历了旧社会百姓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生活，深重的压迫让他背井离乡到成都打工。中国时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黑暗的年代，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现实很快使王维舟明白，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命运多舛，而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这激发了他一生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后来，他考入成都工兵学校半工半读，其间，他积极投身到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参加反对清廷出卖川汉铁路主权的保路斗争。
　　
清政府血腥镇压了这次运动，他在脱险后，1911年10月，王维舟商同冉崇根、石体元等，回到家乡东乡县（宣汉）组织青年“义军”，城乡民团数百人入城举行了武装起义，通令知县投降，12月2日东乡军政府成立，王维舟任警备队长。
1912年，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两年后毕业，任绥定府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长。1915年底，维舟和颜德基等在达县组织护国讨袁军，任纵队司令，率部攻取营山等县。1917年，护国军改称靖国军，清政府倒台之后，王维舟曾任“靖国军”营长、团长等职，率部进行了反袁护法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王维舟与贺龙
，攻克云阳、奉节、巫山，升任团长、边防司令，镇守夔门，主力续向湖北秭归、巴东、利川一带进击。每驻军一处，他严格戒训部属官兵，要求不抽丁、不拉夫、不扰民，深得民心，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至今在宣汉县还依然保留着当年老百姓为王维舟树立起的“除暴安民”、“兆民赖之”等德政碑，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之意。
冬月下旬，奉节知县和镇守使勾结土匪围攻靖国军驻永安镇司令部，维舟率团部留守人员配合援军奋力夹击，毙敌百余，俘获五百，余皆溃逃。军中上下愤怒，要血洗永安镇，少数人已跑出营房。王维舟赶到街上，声泪俱下劝说：“我代表奉节父老，向你们求情，决不能把气出在群众身上，只能找肇事者算帐！”当地群众莫不感激。1919年，维舟率部驰援万源县，张贴告示严禁官兵扰民，还设药房于城隍庙，免费为贫苦人治病。县民为维舟立“爱国爱民”功德碑。
旧时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争地夺利，战事不断，导致百姓生灵涂炭、连年遭殃，这使他一心为民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他毅然弃官出走，奔赴上海，坚信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
1920年，维舟毅然离开旧军队，奔赴上海。在上海，王维舟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笠同志，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坚定了一生的信仰和追求。1920年5月经金笠介绍，王维舟加入旅华朝鲜共产主义组织，同年赴苏联学习。当时，年轻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正遭受14个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联合进攻，其国内物质条件极度匮乏，食品短缺，每人每天只能保障半磅黑面包。王维舟和其他同学一起，积极响应列宁“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号召，经常忍受着饥饿参加义务劳动，以支援前线和红军。在苏联国庆节那天，王维舟和他的学友们一同参加了红场的庆典活动，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并聆听了列宁生动的演讲，王维舟对此感受至深，终生难忘。
1921年，他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启程回国。翌年与吴玉章同志在北京共同组织了赤心社，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募款救灾，支援苏维埃。1922年初回北京，同吴玉章一起组织“赤心社”，宣传十月革命，发起“俄灾赈济会”，募得捐款10万元，购成物资运送苏联。1923年，王维舟因母病笃回乡，母逝后即在清溪创办新群女校。嗣接办宏文高小，聘用进步教师悉心改革教育，使宏文高小成为模范高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培养革命青年，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开办群化书报社；在宣汉县、开江县、梁山县一带组建农民协会，发展农民武装，开展打土豪、驱军阀等活动。1925年初，维舟前往上海，1927年奉命去汉口工作，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行讲习所学习。“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维舟按中央军委部署去争取杨森站在革命一边。因杨先在宜昌投入国民党夏斗寅怀抱，王反被扣留沙市，后乘乱逃脱，急奔汉口向中央军委汇报。7月，维舟乔装商人潜回川东，在川陕鄂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1927年，他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讲座，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王维舟从此奠定了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实基础，加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的暴风骤雨迅速遍及万源、宣汉、城口三县。9月，王维舟同志派冉南轩、孙安荣策动刘存厚驻宣汉七里峡的一个连起义投奔游击军参加战斗。游击军先后战斗年余，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受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影响，上级党把所有刚建立起来的游击队调往参加包围武汉的战役。唐伯壮同志率领游击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去远征，到达鄂西竹溪、房县一带，被敌人包围，英勇奋战数日，因敌众我寡，最后遭受失败。川东游击队的斗争遭到了第一次的失败。
第一次的失败，并没有使王维舟灰心，他又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回到川东，深入梁山的虎城场、太平场、开江的任市铺、广福场等地重新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又发起了第二次武装起义。

1930年7月29日，在中共川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他又发动虎南、达县、南岳的农民起义，组织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各路农民武装队伍共3000多人，汇集忠县黄家场，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三路(又称川东游击纵队)。并组建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红旗又一次在川东大地竖立起来了。在敌强我弱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扎根于群众之中，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开辟了威震一方的川东游击根据地。1930年“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王维舟不得不奉命率川东游击队攻打汉口，实现“会师武汉”和“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盲目计划。在此情况下，王维舟又提出：“为了维护省委决议，可以选派部分精干部队东征，留下一部分在本地坚持武装斗争。”但这一意见又被否决了。同年8月3日，川东游击纵队向东进发，途经九亭击溃了阻截的数百民团。8月4日，第三路游击队绕过忠州城，渡过长江。5日，进驻石柱县西乐坪，准备在此休整几日再进。10日凌晨，忽遭国民党陈兰亭师张晓平团及6个民团近万人的前堵后追，游击军在疲惫之际，回头应战，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游击军受到惨重损失。王维舟率带部分队员艰难地突出重围，历尽艰辛返回开江、宣汉、梁山一带，总结教训，将突围出来的数百人分散在有群众基础的梁山、达县、宣汉和开江交界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
1931年5月，王维舟前往成都参加四川省委会议，根据省委决定成立梁(山)万(县)中心县委，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重新组建川东游击军坚持游击战争，吸纳有觉悟的青年农民，壮大队伍。游击军发展到上万人，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川东重新燃起，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王维舟正被军阀刘湘以10万大洋悬赏捉拿。因此他不得不绕道万县回宣汉。王维舟回到宣汉后，立即决定在芭蕉场、峡口场一带重组川东游击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他首先整顿组织，召开党的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总结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并结合川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1933年底，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了一片。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二十四个师另六个旅约三十余万人对战斗在鄂豫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敌军“围剿”于1932年10月中旬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越过京汉线，经鄂豫陕边，转战陕南，渡汉水，经上元观到达陕南西乡县一带后，了解到四川军阀混战犹酣，川北敌人兵力薄弱，地势很好，回旋地域广阔，出产比较丰富，给养、兵源均有保证，加之四川地下党组织有多年的工作基础，因此四方面军决定改变原拟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集中主力，向较陕南更为优越的四川发展，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12月18日，四方面军先遣部队抢占了通江北面与陕西交界的两河口。接着，主力入川，在泥溪建立了入川后第一个县一级工农革命政权——赤北县苏维埃政府。然后兵分几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分别占领了通江、巴中、南江，并建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员会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红四方面军入川，迅速占领通南巴地区的巨大胜利，给国民党统治集团，尤其是四川军阀以极大的震动。蒋介石连电四川各派军阀立即停战言和，共同对付红军。1933年1月21日，主要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停止了在川西的混战，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并拨给子弹一百万发，飞机四架，经费二十万元。田颂尧赓即集中所属部队三十八个团约四万人，分左、中、右三路纵队，从南江、巴中等三个方面向红四方面军围攻，企图趁红军立脚未稳时，把红军“干净消灭”或逐出四川。
红四方面军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收紧阵地，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待机反攻。最后，在通江北部距县城一百多公里的空山坝进行反击，于6月中旬胜利地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毙伤敌人一万四千多，俘敌一万余人，缴获长、短枪八千余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五十余门。田颂尧遭到惨败后，6月15日电蒋介石请罪，辞去“川陕边剿匪督办”职务。
1933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召开了军事会议，总结粉碎“三路围攻”的经验，确定了扩大红军和加强政治工作的方针。7月，将原四个师加上各县的地方武装——赤卫军，扩编为四个军。
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巩固并扩大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于8月中旬至10月下旬，先后发动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和宣（汉）达（县）战役。这三次进攻战役，歼敌杨森二十军和刘存厚二十三军两部近万人，缴枪二万余支，新解放了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五座县城和蓬安、南部、广元等县嘉陵江以东地区，以及昭化、渠县、阆中等县的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广泛地开展了地方工作。
红四方面军进行的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是在中共地下组织、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和川东游击军支援配合下取得的。由中共川东军委和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一万多人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使红军更加发展壮大。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特别是宣达战役的胜利，红军占领了四川军阀、二十三军军长兼“川陕边剿匪督办”刘存厚在川东北经营多年的老巢——绥定（今达州），刘存厚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军用设备，悉归红军所有。红军还缴获了他积存多年的大量武器、弹药、医药、被服等军用品，以及银元、鸦片、食盐、布匹（棉布二十多万匹）等重要物资，从而使红军的军事装备大大加强，军队供给和根据地群众生活有所改善。
仪南、营渠、宣达战役胜利结束后，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东起城（口）万（源）边境，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蓬（安），北至陕南之镇巴、宁强，纵两百余公里，横二百五十余公里，总面积达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八座县城。先后建立了二十三个县和一个市的革命政权，人口四百余万，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革命斗争史上的鼎盛局面。到11月底，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多个团，约八万人。
蒋介石鉴于田颂尧、刘存厚、杨森不是红军的对手，企图借四川势力较大的军阀刘湘之手来消灭红军，于1933年7月7日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之间有矛盾，各怀鬼胎。刘湘也有他自己的算盘，再三与蒋介石讨价还价，迟迟不愿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一职。
不久，形势发生变化，由于红军主动进行三次进攻战役，把根据地扩展到杨森防区，并将刘存厚逐出老巢。刘湘见红四方面军的力量进一步发展，不仅威胁到自己，也威胁到其他军阀的防区，于是主动谋求军阀之间的妥协，以便一致对付红军。在蒋介石答应资助军费二百万元、枪炮一万支、子弹五百万发后，刘湘才于1933年10月4日在成都宣誓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随即纠集四川大小军阀一百四十余团，近二十万兵力，分六路向川陕革命根据地进攻，并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红军。
在刘湘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六路围攻”之时，红四方面军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方针，使敌人兵力分散，战线拉长，为红军创造了反攻的有利条件。在长达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的艰苦战斗中，红军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歼敌八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疯狂围攻。这一战役的重大胜利，不仅恢复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而且还有所扩大。
就在红四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及四川军阀对川陕苏区“六路围攻”后不久，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这种胜利发展的形势，是次年初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制定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决策的客观条件。继后，红四方面军执行1934年11月清江渡会议决定，西渡嘉陵江向川甘边发展，牵制敌人，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

开辟了川东游击根据地。以杨克明为书记的中共梁达中心县委，秘密组织农协发动群众支援游击军的武装斗争。1932年秋，鄂豫皖主力红军翻越秦岭建立川陕根据地，展开了宣达战役、反六路围攻，一举击溃了盘踞多年的川军各路大小军阀，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二大红军苏区，同时发展8万正规红军队伍。1933年11月2日在宣汉西门操场，以川东游击军为骨干的武装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下辖3个师。红33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与红5军团合编为红5军。红5军在河西走廊的高台激战7天7夜，无弹无粮，靠拼刺刀肉搏战坚持到最后1人。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等高级将领全部战死，真是可歌可泣。战争年月，川东农民家家户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建国后他们与很多老区人民一样，仍过着贫困的日子，他们吃苦耐劳、不计功利、无怨无悔。

宣汉赋

泱泱中华，百城千县；浩浩雄风，壮哉宣汉。千山巍巍，峙鸾凤而走蛟龙；三河溶溶，沐日月而浸乾坤。雄关要隘，当川陕之孔道；山程水陆，接渝鄂之要津。芳树晴峦唱大风，自古江山不负人！
罗家古坝，惊世骇俗，赫然巴国故都；战阵歌舞，壮怀激烈，贲张男儿血性。遗风未沫思前贤，巴山自古出英雄。张飞智取瓦口隘，樊哙名重将军坪。秀才反贪，袁廷蛟为民请命；东乡会师，白莲教十里连营。最是川陕苏维埃，长留丹心照汗青。红旗漫卷，一县成军，王维舟忠心报国；将星灿烂，十万英烈，凌烟阁浩气长存。
嗟乎，武亦宣汉，文亦宣汉；景昭风雅，崇教重文。马渡歌谣，民间音乐之瑰宝；薅草锣鼓，下里巴人之遗韵。风流倜傥，李若依康定情歌名天下；文墨流徽，王君异笔润春雨敷画魂。
悠悠岁月流金，忽忽盛世华年；改革开放春潮涌，世纪轮换看宣汉。碧梧栖凤，趁潮展翼，四大园区飞彩虹；普光万里，温暖华夏，川气东送铸奇观。踏平坎坷，高速公路车如水；情系三农，千家万户道相连。稻麦如金，桃花米米中惊艳；六畜兴旺，宣黄牛牛气冲天。漪欤盛哉，美不胜收！
四大名山，层峦叠翠，商略太阳雨；东乡八景，宛如画屏，蔚然天下秀。百里长峡，胜似三峡，奇踪奥迹，觅胜探幽。更喜江口波连杨家河，亲水走廊花千树；一江春水一江鹤，半城山色半城湖。仪态万方，婀娜多姿，土家妹子歌盛世；龙飞凤翥，神采飞扬，宣汉儿郎舞鸿猷。
吁兮，实至名归，大德存焉；名正言顺，古今通变。古曰宣汉，扬大汉广土之德威；今曰宣汉，赍振兴中华之宏愿。
宣汉奔跑，气象万千，
国祚其昌，巴山璀璨！

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简称红33军，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之一。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立足已稳，开始扩军，将川东游击队改编成红33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下辖第97师，师长罗南辉（兼任）；第98师，师长蒋群麟、政治委员龚堪彦；第99师，师长冉南轩。全军共1万余人。
1935年5月，红33军奉张国焘之命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33军进行了整编，军长罗南辉、政治委员张广才、参谋长李荣，辖第98师：师长吴世安、政治委员吴成忠；第99师：师长王波、政治委员王德安。同年11月，红33军与红五军团改编为的红5军合编为新的红5军。

杨柳关阻击战遗址

杨柳关，位于今宣汉县上峡乡杨柳村，为宣汉、开江、开县交界处。杨柳村唐家湾系杨柳关阻击战前线指挥部遗址。
1933年11月初，敌军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令所属各部和开江、开县、城口等地民团，以杨柳关为突破口，全面进攻红33军、4军阵地—凉风垭至樊哙店一线。红33军98师、99师和4军10师反击，经七昼夜激战，将敌击溃，毙、伤敌官兵1000余人。
王陵基首战溃败，恼羞成怒，急令其第3师参谋部在万县将王维舟胞兄王佐卿、胞弟王天干和胞侄王心恒、王心燕扣作人质，逼王维舟让出阵地。王维舟闻讯，满腔怒火，义愤填膺，亲上前线指挥战斗。
王陵基诡计不成，便于11月中旬增兵强攻，但又久攻不下，遂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目标直指杨柳关。王维舟除以重兵防守杨柳关外，另以主力从杨柳关左右两翼迂回，三面夹击敌人，将敌人赶出数十里之外，赢得第二次阻击战的胜利。

原宣汉县县长廖杰文题诗

王维舟
清溪一柱气如虹，戎马关山百战功。
危舟破浪迎马列，名将展旌震川东。
善人耿介身许国，红叶经霜色更浓。
大地回春欣告慰，伟业千载仰高风。
其赠言、墨宝、诗词、镌刻成石碑屹立馆内，庄重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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