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篆书一般分为两类：大篆，小篆。从广义上讲，“大篆”包括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金文”）、石鼓文、籀文、及战国文字；“小篆”，又称为秦篆、斯篆，它主要是从大篆改造、简化而来，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书体。另外，秦汉时期还有专供治印的“缪篆”。<br></h3><h3>由上可看出，篆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是对秦朝及其之前的各种书体的总称。篆书笔法比其他书体相对简单，且篆书结字富有装饰性。</h3><h3>一、大篆：</h3><h3>（一）甲骨文，又称“殷契文”、“卜辞”、“龟甲文字”、“殷墟文字”、“贞卜文字”，是我们可识别的传世最早文字，出现于殷商年代，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多镌刻于龟甲、兽骨之上，主要用于占卜，殷商时，常采用龟甲兽骨，写刻卜辞及与占卜有关的纪事文字。甲骨文多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商都城遗址，也叫殷墟），光绪二十四年（1898）始被发现。或称商代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王懿荣发现的。光绪三十年，孙詒让首先考释甲骨文，著成《契文举例》。1928年后，经多次考古发掘，先后出土十余万片，为盘庚迁殷后至纣亡二百七十三年间之物。单字总数约四千六百字，可识文字达一千七百字。文字结构已由独体趋向合体，并有大批形声字；但多数字的笔画和部位还没有定型。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周原地区，又出土西周早期甲骨17000多片，除少数有文字外，大都无文字。商、西周甲骨文是用尖利的工具契刻的，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和朱书文字。龟甲兽骨都很坚硬，上面契刻的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和富有立体感。不同时期的商、周甲骨文，在书法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或雄伟俊迈，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这些风格上的差异，也是甲骨文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那些书写契刻甲骨文的巫史（卜辞中的所谓贞人），无疑是当时的书法家，像著名的《大骨四版》、《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四方风名刻辞》、《宰丰骨匕刻辞》、《鹿头骨纪事刻辞》等甲骨，都是含有艺术素质的精美的书法作品。</h3><h3>甲骨文字按其笔法，可分为细笔道和粗笔道两种。前者笔法瘦劲挺拔，劲直方折，直线较多；后者则浑厚苍朴、雄伟雍容。有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的感觉。也有的甲骨文笔画比较粗壮，出现弧形的线条。甲骨文契刻时的轻重疾徐，在线条上都能细微的反映出来，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熟练技巧。起笔有方笔、圆笔，也有尖笔，手笔“悬针”较多。有长、短、大、小各种字体结构，结体或规则或随意；章法布局疏密有致，或整齐或错落，具有浓厚的古老雅趣。从所出土的一些甲骨上来看，其刀法灵秀，变幻莫测而奇趣丛生，已经可以看出镌刻者的主观审美趣味和超前书法意识。少数出土的甲骨文字不是刀刻，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这证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自序》中称赞甲骨书法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足知存世契文，实为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h3><h3>（二）金文（亦称“钟鼎文”），大多是刻或铸在商末、西周、东周的青铜器（如钟、鼎、彝、爵等礼乐器具）上的铭文，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依附于青铜器，铸鼎意在'使民知神奸'，是一种宗教祭祀的礼器。金文兴盛于周代，金文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丰碑。有人把这些留在青铜制品上的文字，凹文叫“款”，凸文叫“识”。书体由甲骨文演变而成，和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线条较之于甲骨文更为粗壮有力，文字的象形意味也更为浓重。金文在商殷晚期（公元前14-11世纪）业已成熟，如《戍嗣子鼎》、《宰甫鼎》、《母戊方鼎》，此时铭文仍有较多图画因素，作为重器，其笔画遒劲，字体端庄，字间注意到相互照应，气势一贯。西周早期的金文雄奇古朴，富有变化，如西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康王时期的《庚赢卣》、《庚嬴鼎》、《大盂鼎》，昭王时期的《召尊》、《令簋》、《令方彝》，风格渐分，甲骨文的尖刻感彻底泯灭，但也并不拘泥于典型的肥厚笔画。中晚期的金文圆润含蓄、工整舒松、疏放得体，如西周中期的长篇金文更为普遍，如共王时期的《永盂》、《墙盘》，懿王时期的《师虎簋》，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其大篆书也更显圆匀挺秀。至西周晚期，如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金文抵其颠峰，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容与徘徊。至春秋战国，在周代金文基础上，诸侯各自独创自己地方色彩的书法，如《越王勾践剑》、《蔡侯尊》、《曾侯乙编钟》，字体修长，颇具装饰和夸张意趣。</h3><h3>周代金文多为有关祀典、赐命、征伐、契约等记录。殷商金文和甲骨文相近，铭辞字数亦少，不如周代有长达五百字者。至秦统一六国，通行小篆，遂废。清乾隆嘉庆（1736——1820）后文字训诂之学渐兴，金文考证不断深入，成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习字者临习的重要字体一。如《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史颂敦》等铭文，均系金文的代表作。其中：《大盂鼎》铭文近300字，横平竖直，行距字距均匀分布，而每字颇具装饰和夸张意趣。</h3><h3>周代金文多为有关祀典、赐命、征伐、契约等记录。殷商金文和甲骨文相近，铭辞字数亦少，不如周代有长达五百字者。至秦统一六国，通行小篆，遂废。清乾隆嘉庆（1736——1820）后文字训诂之学渐兴，金文考证不断深入，成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习字者临习的重要字体一。如《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史颂敦》等铭文，均系金文的代表作。其中：《大盂鼎》铭文近300字，横平竖直，行距字距均匀分布，而每字结构活脱，局部线画肥厚而有装饰意味，充分展示了方块汉文字的艺术魅力。《毛公鼎》铭文32行497字，为出土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者，是金文作品中的极品。而作于宣王十二年正月丁亥日的《虢季子白盘》，通篇为韵文，与《诗经》“出车”、“六月”、“采薇”等篇相类，其书法线条婉转而不失于凝重，气韵整肃而又有节奏感，布局则疏朗整饬，为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所承袭，也为后来《石鼓文》谋篇之先导。《散氏盘》铭文书法结体取横势而重心偏低，颇显朴古，线条圆润凝练，颇显“浇铸”感。</h3><h3>（三）石刻文</h3><h3>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石刻文主要作品有：《石鼓文》《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等。秦《石鼓文》（亦称《陈仓十碣》、《猎碣》、《雍邑刻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书法，应是东周时期秦国刻石文字，它是在10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歌咏秦国君狩猎情况，故又称猎碣。石鼓文书体介乎古籀与秦篆之间，结体方整而宛通，风格浑穆而圆活，是由大篆到小篆的转型期代表作。石鼓文在唐朝初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韩愈曾作《石鼓歌》记之，因出土早，所以对后世影响极大。唐张怀瓘说石鼓文“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又有人称其为“书家第一法则”，可见其艺术水平之高。郭沫若作有《石鼓文研究》。清末民初大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文成就突出，为世所称道。</h3><h3>传说中的最早的石刻是夏朝时的《嵝碑》，刻诗文体格调与《诗经》大小雅相近。字体近于《说文解字》所载籀文，历来对其书法评价甚高。</h3><h3>二、小篆，</h3><h3>小篆，又称为秦篆、斯篆。关于小篆，许慎《说文解字》云：“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由此可看出，小篆是指秦始皇时命李斯等人实行“书同文”，以秦篆为基础，统一六国文字而出现的一种简化的规范文字。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区分裂，诸侯各自为政，致使书体也各具体格，面目多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不久命宰相李斯将当时流行各地的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及隶书等八种书体统一起来，实施“书同文”，制订了一套规范统一的书体，是为“秦篆”，亦称小篆。小篆笔法圆融平正，结体典雅和平，而且有规可循，是识篆与了解文字本义的唯一门径。到了清代，小篆线条变粗，而且突破笔画粗细、顿挫、迟速、轻重、方圆的变化。小篆的另一个分支是汉篆，用笔上掺以方折的隶意，而入印的篆书更为方折，又称缪篆，即摹印篆。</h3><h3>秦代墨迹，今可见者有青川木牍、侯马盟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竹木简牍和帛书，告别了钟鼎器物的依托，使书法以墨迹的形式系统地出现了；而且，这些墨迹书体，已经由长而扁，由圆而方，开始了隶变之先声，在同时期的器物如《楚王鼎》上，亦有此消息。这种尚未脱离篆书体格的隶书，李健《书通》称之为“纯隶”——“无波笔，下笔直而不曲，独来独往者也”。</h3><h3>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秦诏版》、《秦铜量铭》，为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其书法通篇气息规整，而单字欹正多姿、大小随意，笔画之间则多呈平行态势。秦始皇率众出巡，观览山河，所到之处，立碑刻石，以颂扬其“横扫六合，威震四海”伟业。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等。《峄山刻石》为秦始皇登临峄山时命李斯记颂其德所立，唐时已毁，现存者为宋人转刻（称《长安本》），该篆书圆转遒正，与《碣石颂》、《会稽刻石》一样，为标准秦篆（小篆）。小篆书体章法行列整齐，规矩和谐；结体匀称，上紧下松、亭亭玉立，线条则圆润中不失劲健，被评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因小篆笔画线条直匀圆润，故又有“玉箸书”之称。《峄山刻石》原石早在曹操登山时已毁，只留下了碑文，现今所见藏西安碑林里的，是宋代人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所刻。秦代刻石在实现其精神目的的同时，创造了一种使书法得以长久留存的方式，开拓了一个书法艺术的新形式。中国书法艺术有两大派系，一为碑派，一为帖派，而秦代刻石则无疑开碑派之先河。</h3><h3>自秦小篆由秦始皇时实行“书同文”，成为一种规范文字以来，一直到清朝都处于统一地位。历代也出现了不少篆书大家。清代邓石如篆书优美、沉着雄厚，给篆书带来郁郁生机；清赵之谦也擅篆隶之法，笔法斩截稳健，将秦诏版、六国货币文字及魏碑笔意融入篆书；（待续）</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