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的往日 — 回忆乡下阿姆

暄屋微语

乡下阿姆，这是我从小对我大妈、我姆妈大姐的称呼。

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4、85年那一会儿，她60中旬已经退休。她的家在鄞县茅山董家跳，每月或数月间会上下于宁波和董家跳之间。购物、看病，会会亲戚朋友。

我那时在宁波唯一的一家报社工作，正从美编的位置上改做文字记者和编辑，跑文化体育这条线。

大约在春夏之际，乡下阿姆坐长途汽车来宁波，汽车到了宁波东站。正当她从汽车中门下车之际，一只脚正要落地，一只脚还在车上。汽车开动起来，拖着乡下阿姆。

她和车上的乘客大叫起来，一片喝止声：

”还没下车啊”！

“快停车”！

汽车遂停下。

这时，乡下姆妈已经被拖行了数步开外。她的胯骨和屁股骨严重受伤，手、胳膊好几处皮肉擦伤。

我没有看过乡下阿姆的病历或检查报告，知晓这件事已是事后，当她和她丈夫我乡下阿爸与汽车东站交涉不成功时。据我现在揣摩，她的伤如果不是尾骨骨折，即是股骨颈骨折。

据大家庭里唯一的医生，我在广州当医生的表妹当时就断定：乡下阿姆从此无法站立起来了。

她果然在轮椅上度过了她的余生。

汽车东站管事人一开始不愿意承担责任，当事人坚持不懈，再三要求、苦苦陈述。我也介入，托我的同事跑交通运输一线的记者帮忙，最后以一次性赔偿大约人民币500元了事。那时我的工资加奖金是全国上下一致的每月40至50元。

四、五年后我去了澳大利亚后，看到不少报道说，在工作场所、购物中心这样的公共场所，由于摔倒而遗患终生，场所管理者给了受伤者终生的赔偿，数目在人民币150万到250万元以上。

所以很常见，一个人如果登记注册一家任何规模的行业，都会购买“公共可靠性保险”(Public reliability insurance)。即使你请一位工人来装一盏灯，如果他没有注册公司买保险，一旦摔倒受伤，你得承担赔偿。

可是我乡下阿姆，安静的默默的在她的轮椅上度过十余年，直到她在82岁时去世。善良的她毫无怨言，对这个飞来横祸默默认命。

她终生做缝纫活，量体裁衣做女装男装。年少时牺牲上学读书辰光，当姐姐又当母亲带大好几个弟弟妹妹。只上学一年半，忙中自己学字认字。有时她看着两个弟弟读高中，妹妹们都高小毕业，会独自伤心流泪。

我外公从小跟族里兄弟一起北上租界地烟台谋生，学手艺，直到自主经营，成为烟台第二大西服店。店铺三间屋面宽，雇佣服装师傅数个。我妈回忆说：那些“兵船”一到，活做不过来。

乡下阿姆九岁时随外婆和弟妹从宁波到烟台和外公团聚。她带弟妹，外婆专为西服做一手漂亮的“锁眼”活儿。家里也不开正餐，午餐晚餐叫来“包餐”，肩担热饭热菜到家的那种。

乡下阿姆出色成姑娘时，一副大家闺秀模样。在七个弟妹面前又有“母仪”和慈爱。

解放后乡下阿姆一直是个体。退休前被合作起来，步行10里路到胡家坟的服装合作社工作。这倒成就了她退休后有每月数百元微薄的退休工资。

她的余生在她唯一的女儿、我佩玉阿姐那里度过。佩玉阿姐有财政中专的文凭，却按政策落户在老家董家跳，不曾寻得一份公职，无退休工资。老年后得到最低的社保。一次她去宁波竟然没有路费回家。10年前她得了癌症，高昂的医治费用要靠子女有限的收入来支付，去世时才69岁。

树叶黃又绿，岁月荏苒。

乡下阿姆过世也逾18年。如果她没有受伤，如果司机在确认她安全下车后才关门起步，如果她能得到合理赔偿，如果没有城乡的社会保障待遇、医疗保障待遇差别，与外部世界同步，她是不是能活的更长？

如果她活到今天，乡下阿姆正好是100岁。

那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