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球及中国贫富差距分析报告：贫富差距使国家幸福感下降

杨振东

一、全球贫富差距概况

联合国开发署数据显示，全球共有13亿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且各国之间与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贫困程度存在巨大差异。

贫富差距问题一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难题，从2018年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排行榜来看，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是瑞典，其他欧洲发达水平国家的贫富差距也比较小，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社会保障、福利高。日本是唯一一个进入前二十的亚洲国家，美国排名第23位。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私人财富一直在稳步增长。事实上，2018年全球私人财富总额达到了204万亿美元，相比10年前增长了26%。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德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是目前世界上私人财富最多的国家，加起来占全球私人财富总额的74%。

数据显示，2018年世界上的富人的财富每天增加25亿美元，而最富有的26人所掌握的财富相当于最穷的38亿人（相当于全球人口的50%）的财富总和。

各国最富有的1%人口，持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都在20%以上，俄罗斯超过了40%，美国高达39%，印度达到31%，中国为30%；前10%的居民持有的财富占比都在50%以上，最低的是法国，达到55%，俄罗斯、美国都在70%以上，韩国、印度也都在60%以上，中国为67%。

而财富的另一端——贫困，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全球贫困监测数据显示，按照2011年国际购买力平价（PPP）每人每天1.9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估算，全球贫困发生率已从1990年的35.9％下降到2015年的10％，降幅达70％以上。

但截至2015年底，全世界仍有近7.36亿极端贫困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发生率高达40%以上，该地区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最大，三分之一的国家出现底层40%人口收入负增长。贫困人口遭受多方面的剥夺，如消费水平低、缺少教育机会和基本的基础设施服务。

从贫困的维度来看，除了收入贫困外，教育、健康以及包括家庭用电、饮用水、卫生设施等在内的多维减贫面临更大的挑战。贫困的表现并不仅是收入或消费的不足，它往往意味着贫困人口获得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卫生、生活水平等多方面能力不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从教育、健康、生活水平3个维度10个指标综合评估多维贫困状况，根据2018年监测结果，105个国家的13.4亿人口遭受多维贫困，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23.3%。这比世界银行1.9美元极端贫困标准衡量的全球贫困人口规模大得多。

二、中国贫富差距分析

在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时，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具体来说，基尼系数的数值介于0-1之间，如果基尼系数为0，说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为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如果基尼系数为1，则说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为绝对不公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完全占有了。换言之，基尼系数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而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倘若基尼系数大于这一数值，便有出现社会问题的潜在风险。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近几年来，我国的基尼指数波动不大，2018年我国基尼指数大约在0.474，都超过了警戒线，也就是说我国的贫富差距较大。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突限”在“合理的限度”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显然，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的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从城乡贫富差距来看，近年来虽然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逐年增长，但是城乡贫富差距也在逐渐拉开。2019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56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10元。

地区之间来看，中国最发达省份的人均GDP是收入最低省份的四倍。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294元，居全国首位，是西藏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倍多。

三、中国扶贫工作现状分析

贫富差距指数与经济发展存在三个拐点：差异拐点（0.2）、黄金拐点（0.463）及破坏拐点（1）。当贫富差距指数低于0.2时，就会出现绝对平均造成动力不足的现象；指数在0.463左右时，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效应最高；而指数一旦超过临界值1，就会抑制经济总量的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就会大幅下降。因此扶贫工作任重而道远。

在扶贫工作上，中国取得了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成绩。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贫困人口比例大大降低了。2012-2018年6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连续6年超额完成千万减贫任务。

可靠、有效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对利贫性增长作用明显。“要想富，先修路”是被中国民众广泛认可的脱贫致富观。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中国政府始终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地区以及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修道路、建水坝、架桥梁，成为中国消除极端贫困的一条基本经验。

联合国确定到2030年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极端贫困，中国将是率先实现这一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中国可以以更加积极的态势参与到全球贫困治理中。中国减贫的理念和实践不可复制，但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和消除极端贫困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商品和贸易便利化以及人文交流等，中国可将减贫的利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扶贫开发的理念，分享给合作伙伴方，为人类减贫事业做出新贡献。

【附：基尼基数和缩小贫富差距对策】：

一、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指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

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国际惯例把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基尼指数最早由意大利统计与社会学家Corrado Gini在1912年提出。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年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当时基尼系数已经是超过了0.5。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的差距还要更高。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否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危及社会主义人民政权。

二、世界基尼系数

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数据报告，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亚洲地区的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4。2001年以后，中国香港甚至达到0.525，2006年更高达0.533，成为发达国家及地区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即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中国香港也在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程度中名列前茅，仅次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洪都拉斯、智利、危地马拉、巴拿马、巴西、津巴布韦、南非、巴拉圭、玻利维亚、海地、中非共和国、塞拉利昂、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而排名倒数18位。

国际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基尼系数都超出0.4。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15，已超过了0.4的警戒线。

三、中国的基尼系数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处在全球平均水平0.44之上，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之后基尼系数呈回落态势。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8年之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013年0.473，2014年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

2016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创下自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

四、对策（专家观点）

改变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完善税收调节体系，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存量财产、投资收益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发挥。

针对中国税收调节存在单一、缺失、弱化的状况，建立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要完善税收政策，逐步建立一个综合协调配合，覆盖居民收入运行全过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运用综合调控手段，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

一是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二是深化消费税制改革。充分发挥消费税商品课税再分配功能，对必需品适用低税率或免税，对奢侈品适用高税率。

三是可考虑对储蓄存款利息课征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以及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税种。

把“富民优先”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以及解决基尼系数拉大问题的重大经济政策，对低收入者实施积极的税收扶持政策。

一是完善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弱质产业特性，要求政府在取消农业税之后，进一步在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健全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具体讲要对农业生产资料采取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税率，降低生产资料价格，减轻农民负担。

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使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中国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是加大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支持力度，推进就业和再就业。

四是建议开征社会保障税。

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对非常态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监管。高收入阶层主要为企业家、影视歌星球星、垄断行业从业者、政府官员“寻租”灰色收入者、非法地下经济暴发户等。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做好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

一是要加强对垄断收入的监管。

二是要积极推行存款实名制，并逐步创造条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限制非法收入。

三是对黑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灰色收入、钻各种政策空子所得的非常态收入要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打击和取缔。

当然，在解决贫富悬殊、化解基尼系数“越警”方面，税收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必须和政府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 附统计图/国家统计局 转发编辑/杨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