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兴利、鼎新、公胜”——自贡盐商抗争精神的真实记录

陈桥

　 春节刚近尾声，我收到了这枚寄自上海的挂号信。我迫不及待的拆开信封，小心翼翼的取出里面透明塑料袋，一枚苦苦找寻三年的自贡盐商抗战时期的银行票据呈现在我的眼前（如图）：这是“兴利盐号”在重庆的渝庄帐房，于民国27年（1938年）6月7日签发的中国银行支票，支票号码“170890”；支票金额是国币捌佰拾柒元另四先。十分喜人的是，票面左下部，支票签发人：“渝庄兴利盐号帐房”、“光荣之章”两方印章格外完整、清晰。那支票上的“兴利盐号”及其主人又有着怎样的盐都故事呢？

抗战期间“新利盐号”签发的银行支票：

忍辱负重当上商会会长

“兴利盐号”的主人叫侯策名，他是自贡历史上著名盐商。

侯策名，又名天府（1886—— 1977），贡井瓦窖冲人。进步工商业者。历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自贡市副市长，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等职。

史料记载，侯策名在商场崭露头角后，极重信誉，深得商界好评，1930年被选为自贡商会会长。同年他设立“兴利盐号”，与运商郑光荣合办运销。可见，支票上的“兴利盐号”，是自贡盐业历史上“新四大家族”的代表、著名盐商侯策名的盐号，支票上的“光荣之章”，则是民国时期自贡知名盐商郑光荣。而且，侯策名的“兴利盐号”是创建于1930年。那正是侯策名被选为自贡商会会长的时候。

       可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仅仅凭“商界好评”这一广泛的群众基础，侯策名还是很难当上商会会长的。因为这其中还包含了他忍辱负重、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的“努力”。

       侯策名14岁开始进入淮源井当学徒，从“赶流溜场”（贩卖小商品）、合伙开杂货店、做“带肚子”掌柜，到合股开“达记钱庄”、经营井灶，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终在富荣盐场有了一席之地。但他“深知在大鱼吃小鱼的社会里，对那些资本雄厚、权势硕大者，则要注意避让”。比如他对自流井盐场的王和甫、李敬才、李永之、张泽敷等名人，以及对产业丧尽的胡铁华之辈，因其在官场有势，也得在表面上多予恭维。否则，自己在当地“既不能开展活动，也难以站稳脚跟”。那时，谁要是想当上自贡商会的会长，非富豪显贵点头是不能上台的。因此，侯策名在这期间亦特别注意多与这些人往来，尤其是对李敬才，更是有忙即帮。当时，侯策名的“达记钱庄”总股本只有3000元，但贷款给李敬才一个人，其额度就达2000千元，不仅长期贷下去，而且还常常不能按时收息。再就是，侯策名“曾沉缅赌博，后来发愤绝赌，不但自己不沾，也严禁其企业职工赌钱。但是，“在李敬才打麻将缺人时，侯则奉陪凑趣，逢迎取好”。在自贡商场中，侯策名对各商帮凡事肯帮忙，如有纷争，则尽力排解，从而亦使工商业者对其深有好感。

       1930年，侯策名任职商会会长后，他任用了能言善辩的熊佐周作商会公断处的仲裁主任，又推荐其弟侯性涵任商会会计主任。 

力争“统治自由”的盐务政策

侯策名上任自贡商会会长职，正值自贡井盐销售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

1930年以前，富荣盐场的盐就行销四川大部份地区，还外运贵州及湖南、湖北部分地区济销，那时盐场的生产、运销任务都很繁重。其时盐务与政税分立，盐务行政由四川盐运使署管理，川南盐务稽核所负责核收盐税，但其重点均在盐税收入上，故对井盐的生产、运销采取完全自由政策，即产盐的井灶全部放开，听任场商生产，本、外地销售之盐斤，运销商按关购运销售。至1926年，富荣东西两场产盐已达480万担，之后逐渐出现产浮于销现象，致使场盐雍塞，岸销积压，自贡的盐业形式岌岌可危。

1930年，四川军阀刘湘委其师长王缵绪任四川盐运使。王缵绪在富荣盐场承袭晏安澜分岸招商运盐的办法，实行名为“多数专商制”的盐务政策，其具体内容是：招募多数认商，分配销区，酌定岸额，搭配积盐，同时仍保留分厂制度。可是，这实际上仍然是过去的专商制度，其根本问题是“认商既得垄断销岸，则藉岸谋利，以少运居奇，并掺砂掺土，减秤以高价出售；又因盐场指定岸别与认商，认商遂得以少买勒价，种种弊端，层出不穷”。而且所“招”之商，“实质是军人政客集团在厂掯价短运”。所以这个“认商制度”一出来，即受到各方反对。尤其是自贡场商更力持反对，拒不接受认商垄断。

“专商制”推行两年之后，因专商们不照招商章程“搭运道远运艰”之盐，致使邻盐冲销楚岸，自贡场商更是苦不堪言。在此境况下，自贡场商依照产量多寡自发集资组设“济楚营业处”，以专门运销专商不运的楚盐，盐商罗筱元被推选为常务董事。此时，专商两年招商期满，自贡场运商推选罗筱元、刘景宗等为代表赴渝要求盐管当局取消专商制，改为自由贩运。为了达到“改行自由贩运”的目的，罗筱元等人驻轧重庆时达三月之久，而且不遗余力，奔走呼吁不停。“但因专商对王缵绪变相行贿，向王所办巴蜀小学捐款十万，王缵绪决定延长两年再议”。自贡场商代表实不得已与之定立协约，载明自贡井盐略增盐价和运额等项而归。罗筱元因此在自贡盐商中获得声誉，不久即出任富荣东场引盐灶商同业公会主席。

1935年，专商制续办期已过，“但（盐管当局）延不取消，亦不依期如约买运盐斤”。自贡场商再推罗筱元、罗华垓、李云湘等为代表，赴渝交涉吁请。此时，蒋介石已派参谋团入川，刘湘、王缵绪等已不能控制四川盐政，原稽核所职员刘树梅接任四川盐运使并兼任四川盐务稽核所重庆办事处处长。罗筱元等力陈专商制弊害，“刘树梅准议，（四川）终于正式取消多数专商制，实行政税合一，统治自由，抽签分岸，岸销配运，挨轮售盐”。这样，在不变更引岸制度的前提下，按盐务当局指销岸口，增加一批新运商进入运销。自贡场商，面对这历经多年抗争不休得来的胜利成果，无不欢呼雀跃，罗筱元更是早已料到此行必果，因此，在之前就预刻了“公胜盐号”图章。与此同时，熊佐周、罗华垓亦将自己的盐号分别取名为“自强盐号”、“鼎新盐号”，以纪念这一坚持抗争所取得的胜利。对此，曾经做过“公胜盐号”“帮帐”（助理会计）的蒲月生老先生，在他的《自贡盐商熊佐周》一文里特别说道：“熊佐周的自强盐号、侯策名的兴利盐号、罗华垓的鼎新盐号、罗筱元的公胜盐号，其含义（是）：联合场商自强不息，兴利必先除弊，革故而鼎新，公理战胜强权”。可见，这样的盐号命名，难道不是自贡盐商不畏强权、敢于抗争最真实的历史记载吗！

联合凿办“葆、蕴、蔚“三井

势力强大的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在自贡盐业历史上被誉为“新四大家族”。比对新老“四大家族”相关史料，笔者发现“新四大家族”较之自贡“老四大家族”（王三畏堂、李友四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在盐业经营、发展上的最大特点是：一改过去大盐商“单打独斗”的传统做法，坚持走强强联合之路。而且“新四大家族”在盐业发展上联合经营的实例可以说是举不胜举，然而，他们联合凿办“葆、蕴、蔚”三井之事，不得不说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强强联合之大手笔。

1932年间，因为“老四大家族”之一的“李友四堂”家族内部的地基纠纷，找到了时任自贡商会公断处负责人熊佐周，并约其前往土地坡地基现场查勘。事后，熊佐周对罗筱元说：土地坡山脉下垂处，似蕴藏有丰富的瓦斯，想在该地选一井基凿办火井，就是那里的地皮不好搞。罗筱元很看重熊佐周这个在自流井有名的土工程师的意见。于是，他们两人以看风水为名，又专程同去土地坡查看。看后归来，熊佐周、罗筱元找到侯策名、罗华垓一起商议：决定找李鹤蕃帮忙协调，以解决土地坡新建井灶所需地皮问题，因为李鹤蕃是李友四堂的主要负责人。后来，果然是通过李鹤蕃的从中撮合，他们四人佃得了骑坳井和临宝井残存基址，又商得永和灶部份地皮，于是凿办新井的井基、厂房用地等得到全部解决。侯策名又找来滕恒周任凿办掌柜，则开始了凿办新井，并给新井取名“葆真井”。关于这个井名的得来，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开初的时候，侯、熊、罗、罗四人只是估计该地蕴藏有瓦斯，而实际尚无多大把握。“此井之开始凿办，（对他们四个投资人来说）如同赌博扎红宝一般，希望此宝扎真，乃是最终目的，此乃葆真井之由来也”。

1937年12月，费时3年的“葆真井”大功告成，而且效果非常之好，在新凿“葆真井”处添设的太和灶“煎烧瓦斯大火230口，十分盐火力”，即每昼夜产盐230包，每包净重260斤。此谓之十分盐火力。更为难得的是，如此高产的火井，还正好赶上自贡井盐“增产赶运”的大好时光。

为了“葆真井”不被人“拉铺盖”，即防止别人在“葆真井”前面开凿新井，拉跑“葆真井”的瓦斯，以及其后不被“骑龙脉”，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又继续合作，先后于1934年、1938年在“葆真井”附近凿办了“蕴蒸井”和“蔚蒸井”。但是，只因后来所凿“蕴、蔚”二井，仅仅是对“葆真井”起“保驾护航”作用，因而其自身的瓦斯产量并不高。

遗憾的是，“新四大家族”的“兴利”、“自强”、“鼎新”、“公胜”盐号，就没有其“葆、蕴、蔚”三井的命运那么好。据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自贡盐运极有利可图，昔日运商趋之若鹜，“特别是与将宋孔陈四大家族有密切联系的淮盐运商陆续入川，江淮势力经办盐运，几乎把四川运商排挤殆尽。自贡在当时的配运引额每月300载左右，百分之九十九被淮盐运商所控。侯策名因担任运商办事处主任职，其独资经营的兴利盐号才保得泸纳岸（每月）引盐3载”。

主要参考资料：

《自流井盐业世家》

《缪秋杰与民国盐务》

《自贡文史资料选辑》

2019年3月6日·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