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旧文】于右任：我的青年时期

北陆玄英（魏冬）

我的青年时期*

于右任自述

　　堂后枯槐更着花，堂前风静树阴斜。

　　三间老屋今犹昔，愧对流亡说破家。

　　这是我前年归省三原西关斗口巷老屋的诗。古人说得好：“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我回去的时候，我那破旧的宅子里，留下的几间老屋，看去都象亲人一般，这是何等可以感慨的事。况我生在历史上代产圣哲的关中，有雄壮的地理，有深厚的文化，又有亲爱的家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要当堂堂地做个人。不谓年光流转，白发盈颠，在这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但觉学问荒疏，不敷应用，对于国家民族，又如何的抱愧呵！

　　我的故乡是陕西泾阳斗口村。所谓斗口，就是白公渠——今之泾惠渠——分水的一个口子。那时水量很少，农田灌溉，甚为困难，这个支渠，虽灌地不过百数十亩，得之已不容易。我于家的始迁祖，已不能深考，但住此必有很久的年代，所以乡人称为斗口于家。于姓本来不繁，在清朝中叶，尚有五家，回乱后只剩三家。我生在三原东关河道巷，又在三原读书应试，因此就着籍为三原人了。

　　我们一家共三房：先伯祖象星公生大伯父宝善公为大房，先祖峻堂公生先二伯父汉卿公(宝铭)，先严新三公(宝文)，为二房和三房。先二伯父配房太夫人。我的母亲是赵太夫人。二伯父先在南昌经商。旋赴香港。先严则十二岁就步行入蜀，做江津典铺的学徒，后方转至岳池。那时我家生活日艰，由三原迁回乡下，及祖居被毁，又迁住村东湾子杨堡。先母生我后即多病，既感于家庭处境之难，又无钱医治，遂郁郁以终。时我尚未满两岁，于先母的一切，全不知道，只记得后来伯母说：“陕乱平后，汝外祖由甘肃静宁县逃荒东来，手携汝母，背负汝舅，至邠州长武间，力竭食尽，又因汝母足痛不能行，恐牵连大家饿死，不得已弃之于山谷中，行数十里矣，骆驼商人，见而怜之，载以行，追及汝外祖，赠以貲而还其女。”又说：“汝母面方而敦厚，与心如一，那是使我最不能忘的。”这一点惨痛的历史而已。

我以一无母之儿，又处在单寒孤弱的家庭中，所以能成立为人，幼不失学，可说全由伯母房太夫人停辛伫苦而来，伯母之恩，真是我毕生所报答不尽的。伯母是泾阳杨府村人，家世业农，排行第九，故幼即称为九姑娘而不名，十七岁来归。嗣二伯父去香港，每一家信动辄经年。先严在川，亦隔三年始得一归。因此伯母和先母，妯娌同居，相依若命。当先母逝世前的半月，伯母适归宁母家，一夜，梦迷离风雨中，墙头有妇人携一儿，垂泪相招，心知其事不祥。及归，先母病已剧，泣谓伯母曰：“此子今委嫂矣，我与嫂今生先后，来世当为弟妹妻子以还报耳。(按先后即妯娌，字见史记，读若线候，今乡人土话犹然。)那时我初离乳，身弱多病，伯母带往杨府村就医，归而新宅又毁，自此随伯母居外祖家中，历时九年。外祖家中人，莫不敬伯母，也莫不爱我，虽人口加多，农产有限，丰歉寒暖，从无不欢。村中老妪某谓伯母曰：“九姑娘抱病串串侄儿，欲了今生，岂不失算?况儿有父，父又一子，即提携长大，辛苦为谁?又其伯父闻已卒于南方，九姑娘以青年寄食母家，眼角食能吃一生乎?”伯母应之曰：“受死者之托，保于氏一块肉，那个望报?设使无此母家，亦当为佣以给吾儿。如其父归携儿以去，则为尼终老，亦所甘心。”这可见伯母立志之如何坚定，和爱我之如何真切了。自回捻战后，农田半荒，乡人多兼营畜牧。表兄敏事，积岁钱买一跛羊，不久即产小羊，我亦絮絮欲得羊如表兄，伯母用三百钱复买一跛的。某日冬牧，我私随诸牧儿往，忽有狼三头，从荒草中跃出，诸牧儿和羊群均惊散。我们两只跛羊，为两狼所攫，在坟角啮食。时我方在坟东，专力掘野红根(河南人谓之牵巴巴)，一狼据墓西，相距不过数尺。村人杨姓在田中望见，手执镰刀奔至，挟我归家。伯母闻警急出，匐匍道中，几不能前。事后，诸舅父因小儿无学校收容，溷迹羊群，甚为担心，于是乱后兴学之议以起。旬邑老儒第五先生(第五伦之后)，年六十余，出山谋作农佣，见乡人修学塾，自荐为师。我遂于七岁的春天，以一个流离的孤儿，入村中马王庙为学生。

第五先生授课凡两年，见我入学以时，衣敝而洁，询知其故，深为叹异，于是教我益加尽力。离馆时，抚我曰：“世间无母之儿，安得所遇尽如汝哉?”盖先生幼时亦抱家庭之痛也。伯母于每年寒食节，必带我回乡扫墓。两村相距，约十二里，有时诸舅以牛车相送，有时步行。某处老坟，某处新坟，至此必郑重以告。至先母坟前必哭，哭必祝告：“儿几岁矣，读书几册。”我闻而悲恸，读书不敢不勤。农忙时，亦随伯母及诸表弟至田间拾麦；往往拾之于舅父陇畔，复卖之于舅父，舅父仍一再以勤劳相勖。我有归省杨府村外家诗五首，追记那时的情形：

　　朝阳依旧郭门前，似我儿时上学天。

　　难慰白头诸舅母，几番垂泪话凶年。

　　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

　　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

　　记得场南折杏花，西郊枣熟射林鸦。

　　天荒地变孤儿老，零涕归来省外家。

　　桑柘依依不忍离，田家乐趣更今思。

　　放青霜降迎神后，拾麦农忙放学时。

　　愁里残阳更乱蝉，(遗山句)遗山南寺感当年。

　　(元遗山亦读书外家)颓垣荒草农神庙，过我书堂亦泫然。

　　到了十一岁，伯母因乡间缺乏良师，带我至三原东关，依三叔祖重臣公。三叔祖望重一时，交游甚广，与毛班香先生(经畴)友善，因送我入毛先生私塾肄业。是年先严返里，继母刘太夫人来归，亦赁居东关石头巷。但我则仍依伯母，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塾中嬉戏，常数日不欢。其爱护之心，和严正之气，至今梦寐中犹时时遇见。

毛班香先生，是当时有名的塾师。我从游九年，读经书，学诗文而外，对于他专心一志的精神，尤其佩服。他常常对我们说：“我没有什么长处，只是勤能补拙。”这虽是先生的自谦之词，却是他生平所身体力行的。毛先生的教授法亦甚特别：由他自教大学生，更由大学生分教小学生。平常每日授课一次，夏季日长，则加课一次，都须背诵，并带背旧书，所以读书比较精熟。尤其值得记述的，是太夫子汉诗先生(亚)。太夫子亦曾以授徒为业，及年老退休，尚常常为我师代馆。他生平涉猎甚广，喜为诗，性情恢谐，循循善诱。自言一生有两个得意门生：一是翰林宋伯鲁，一是名医孙文秋，希望我们努力向上，将来胜过他们。对我的期望尤殷，教导也特别注意。太夫子又喜为人作草书，其所写的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当时我也能学写一两个，但是现在已记不得了。

　　在毛先生私塾时，我已开始学做古近体诗，如唐诗三百首，古诗源，选诗等，都曾读过，但是循文雒诵，终觉不生兴味。一日先生外出，我以大学生的资格，照料馆事，书架上有文文山谢叠山诗集残本，我取而私阅，见其声调激越，意气高昂，满纸的家国兴亡之感，忽然诗兴大发，我之做诗，殆可以说由此悟入。

至于我之所以略识学术门径，却以得益于庭训为多。先严虽为家境所迫，早岁经商，但自修甚勤；又从师问业，博览群书，所以见识反较一般科举中人为高。尝手写史记全部，点过十三经两遍。辑修家谱，选成治家语录三卷；又尝借抄张香涛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寄存家中。某书当读，某书某处重要，亦时以问业所得，在家信中示及。岳池典铺中的掌柜马芰洲先生(丕成)，是明儒马溪田先生的族人，喜刻先代遗书，常嘱先严任校勘之役。先严又爱读袁子才的小仓山房尺牍，以为社会应用，最为便利；马先生的父亲曾经注过此书，先严为之整理刊行，至今岳池尚有刻本流传。某年先严回里，除料理家务外，一面从陈小园先生学医，一面则自修经籍。我日间上学，晚则回家温习，父子常读至深夜，互相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如仪。我在斗口村扫墓杂诗中有如下的一首：

　　发愤求师习贾余，东关始赁一椽居。

　　严冬漏尽经难熟，父子高声替背书。

　　就是咏的那时的事。先严最喜买书，在岳池刘子经先生典当时，陆续寄归的已经不少。但是每年的薪水不过数十两，回家又须还债，家境甚窘，虽不至于挨饿，但有时竟至没有盐吃。及移住东关渠岸喻宅，前院是一个炮作房，我每天饭时回家，便去做炮，或打炮眼，或装药线，每盘制钱一文，一日可做三四盘，用以贴补家用，添买纸笔，有时亦买糖以自慰，那时一枚糖只值一文钱，但开支已觉得奢侈了。一夜炮房失火，掌柜全家烧死，我的卧房与之毗连，几乎波及。隔日见炮房墙脚有火药三大瓮，抚之余热未退，幸上有石盖，未经爆炸，否则早已葬身火窟了。

　　炮房毁后，我失去了大宗收入，好似工人失业一般。因试往本县学古书院考课，第一次就得了二钱银子(每钱换制钱一百一十余文)，此后时被录取，经济复形活动。十五岁，同学多劝我应试，三叔祖和先父，恐荒废学业，都不赞成。到了十七岁，赵芝珊先生(维熙)督学时，我以案首入学，塾中功课始渐自由，所读的书，可以由自己选择，先生不过任讲解督课之责而已。两年后，毛先生谓我学已小成，应出从名师，以资深造。所以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我都曾经住过。时读书稍多，诗赋经解均略能对付。而所作八股文，则与当时的风气不同；以书，礼，史记，张子正蒙等书为本，只重说理，不尚词藻，见者多疑其抄袭明文，因此各书院会课，不是背榜，就是倒数第二，居恒郁郁不乐。及叶伯皋先生(尔恺)入关督学，我始得露头角。

　叶先生在当时学使中，以学问渊博著称，慕府中如叶澜叶瀚(浩吾)两先生，都是东南知名之士，尤好讲求新学。学政衙门，本设三原。叶先生下车伊始，观风全省，出了几十个试题，各门学问，无不具备，缴卷以一月为期。我勉强做了十许篇，冬寒无火，夜间呵冻所书，忽浓忽淡，甚形潦草。但叶先生对我的文章特别激赏，评语有“西北奇才”之目，更加奖了许多话。传见时，授以薛叔耘出使四国日记，勉我留心国际情形。并谓：“此书只带来一部，阅读后仍须缴还。”真可谓刮目相看了。我经叶先生识拔，时誉渐起。叶先生任满后，沈淇泉先生(卫)继任督学。因我处连年荒旱，死亡枕藉，沈先生在东南募集巨款，创设粥厂，欲得一少年有为之士，担任其事。时我在宏道书院肄业，以孙芷沅先生之荐，特调我出任厂长。我初出学校，见饥民多多少少，鸠形鹄面，啼饥号寒，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厂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病。幸厂中会计独立，责任较轻。至第二年麦子将熟时，以余粮分给饥民，厂事因之结束。厂中有民夫二十余人，经数月来之教导，本是一种很有用的力量，因为无法保存，只好割心割肝般的遣散。厂址在三原西关，即现在我所办的民治学校也。我在粥厂近一年，虽得了一点办事经验，但其时正在求学期间，课程上损失甚多，终觉是可惜的。及粥厂散后，沈先生送我入陕西中学堂肄业。

　　我之入陕西中学堂，在庚子春间，校址为西安有名的北院。总教习江夏丁信夫先生(保树)，精熟经史，讲解详明，我从游半年，受益最多。及庚子之变，西后母子入陕，北院改作行宫，学校无形解散，又令堂中师生，衣冠山城，迎接圣驾。在路旁跪了一个多钟头。我于愧愤之余，忽发奇想，欲上书陕西巡督岑云阶，请其手刃西后，重行新政。书未发，为同学王麟生先生(炳灵)所见，劝我不要白送性命，始止。这种幼稚思想，由今思之，真是可怜。

陕西提倡新学最力而又最彻底的，当推三原朱佛光先生(先照)。朱先生本是一个小学家，其治经由小学入手，其治西学则从自然科学入手，在当时都是第一等手眼。自谓是明秦王之后，故讲学时多绍述明末遗老精神，以励后进。其盟弟长安毛俊臣先生(昌杰)，则以经学家而兼擅词章。二人学行契合，相得益彰。朱先生曾与孙芷沅先生发起天足会，又创设励学斋，集资购买新书，以开风气。那时交通阻塞，新书极不易得，适莫安仁、敦崇礼两名牧师在三原传教，先严向之借读万国公报，万国通鉴等书，我亦借此略知世界大势。及闻朱先生以新学授徒，向往甚殷，遂以师礼事之，朱先生亦置我于弟子之列。因朱先生的关系，又得问业于毛先生。同学中我最要好的如王麟生先生(炳灵)，茹怀西先生(欲可)，程搏九先生(运鹏)等，都往来于两先生之门。眼界渐宽，所治学问，亦不甘以考据词章自限。茹程二同学喜读曾胡遗集，朱先生曰：“文章虽佳，题目则差，请你们留意。”我闻之大为感动，有一次竟将所有新书烧毁，颇有“天地悠悠，怆然涕下”之慨。这都是我们少年时之狂态，也是受的朱先生的影响。因为经朱先生之启沃，我们的思想，已经渐渐的解放了。

　　那时关中学者有两大系：一为三原贺复斋先生(瑞麟)，为理学家之领袖；一为咸阳刘古愚先生(光蕡)，为经学家之领袖。贺先生学宗朱子，笃信力行，我幼年偶过三原北城，见先生方督修朱子祠，俨然道貌，尚时悬心目中。刘先生治西汉今文之学，精四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兼长历算，为味经书院山长，曾刻经史甚多，以经世之学教士，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目。戊戌政变，刘先生感愤之余，曾遥祭六君子，为清吏所嫉视。我之谒见刘先生，已在戊戌十月，其时谣言朋兴，刘先生见我至，诧曰：“汝何为于此时就我乎?”我曰：“正惟此时，我乃来就先生也。”刘先生闻言甚为惊异，待我甚优。虽从游一月，先生即解馆回烟霞洞，但是印象却甚为深刻。

　　我之革命思想，固然以朱佛光先生的启沃为多，但在幼年寄居杨府村外家时，却有一段故事，应该补述。西北风俗，农人日工完毕，多至场畔“喝汤”。所谓喝汤，就是南方的消夜，也可以说是吃晚饭。场广一亩至数亩，平时为曝农作物之用，喝汤时则分配次日工作，或谈闲天。一日我的表弟说：“我读完百家姓，何以县官的姓，书中不见呢?”四外祖答道：“他们是满洲人呀！满洲人打败了我们的祖先，将中国的江山占了，所以我们的百家姓上不要他。”当时我亦莫名其妙，但起了一个民族意识的憧憬。后来学习举业，循例应试，这个民族意识，亦若晦若明，旋蛰旋动，没有什么确定的界限。及至从朱佛光先生游，先生识见甚高，讲学亦极为大胆，时时得闻革命的绪论，但仍只是一个启蒙时代。及庚子以后，我的民族思想，始日益高昂。时有拳案罪臣毓贤的两弟毓俊等，隐居三原东里堡，在清凉山唐园等处题壁诗甚多，满怀悲愤，写作俱佳。我却以民族的立场深非其人，曾题诗其旁，有：“乃兄已误人国家”之句。我之为升允所注意，殆以此事为始。

　我此时心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但是东奔西突，终于找不到一条路径。平时所读的书，如礼运，如西铭，如明夷待访录，甚至如谭复生仁学，都有他们理想的境界。又其时新译的哲学书渐多，我也常常购读，想于其中求一个圆满的人生观。但书是书，我是我，终不能打成一片，奠定我思想的基石，解除我内心的烦闷。我小时，二伯父曾经叫我到香港读书，以家计困难，未能成行。及闻上海志士云集，议论风发，我蛰居西北，不得奋飞，书空咄咄，向往尤殷。因思兴平武功一带，为周室开墓之地，历代以来，名贤名将，史不绝书，颇欲一游其地，以资观感，适兴平县知县杨吟海先生(宜瀚)托妹丈周石生先生(镛)聘我教其两弟，遂欣然而往。在兴平时，我作诗的兴会甚浓，今摘录杂感一首，以见一斑：

　　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

　　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伦。

　　报仇侠儿志，报国烈士身。

　　寰宇独立史，读之泪沾巾。

　　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国民。

　　当时象这样的诗，做得不少，由友人孟益民、姚伯麟二先生帮忙付印，名曰“半哭半笑楼诗草”。就诗格而论，真应该悔其少作了。杨吟海先生是四川名士，从军新疆多年，在兴平县任中，勤政爱民，提倡新学，政声甚佳。我在署中，除教书以外，并帮他看学校课卷，他亦在闲时为我说西北情形。及我乡试中式，他升任商州知州，故拉我作商州中学堂监督。

　　我因诋諆时政，狂名日著，及诗草刊行，益为清吏所忌。甲辰年的春天，我将商州中学的事，请李仪祉(协)、茹卓亭(欲立)两先生代理，即往开封应试，陕甘总督升允已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等语，密奏清廷。时拿办密旨已下，会电报和驿站都发生障碍，明文未到，不好动手。同学李和甫(秉熙)先生的尊人雨田老伯(云贵)，探知升允出奏之讯，因商诸先严，拟专差往开封送信。当时颇有人以为官家交通便利，恐于事无济的，但李老伯力主用可能的方法，以尽人事。由三原至开封，驿程计十四天，李老伯用重金雇了一个认识我的信差，限七天送到。信差如期到开封后，不知我住在何处，正在寻问，适我因烦闷，与同学南右嵩到街头散心，不期而遇，遂于当夜准备出走。李老伯事前擘画周详，因禹州有他所设商号，令我往避。但我早有赴上海的计划，所以天明即坐小车出城，经赴许州，倘再迟三、四小时，缇骑即至，我就不及出走了。秦豫各地风俗，新岁贺年，客人的大红名片都贴在壁上。临行，我揭了名片二十余张，沿途遇人盘诘，即随手取一名片，以片中姓名应之，居然渡过难关。到了许州，坐在火车头的炭窝中，至驻马店，换车到汉口，此时名片也用完了。李老伯平时相待甚厚，以我贫寒力学，时加周济，此次出险，尤全仗其力，在这里特书以为纪念。又同时应试的王曙楼先生(文海)，王心芸先生(存厚)，朱仲尊先生(志彝)，都是我最要好的同学，自我离汴后，捕吏追至巩县，将他们羁留经月，几被株连。旧仆吴德，历受严刑，终未将我行踪供出。这都是我所感念不忘的。到汉即时东下，舟次南京，潜行登岸，遥拜孝陵，感愤成诗一首：

　　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

　　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我二十五岁以前的事，大约如此，到上海以后，受恩最重，得益最多的，是亡师马相伯先生。从此即以学校和报馆为基础，尽力国事，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抄我去年答乡人劝北归的金缕曲一阕，以作本文的尾声。

　　百事从头起，数髯翁平生湖海，故人余几！褒鄂应刘寒之友，多少成仁去矣。到今日风云谁倚？人说家山真壮丽，好家山须费工夫理。南与北，况多垒。乾坤大战前无比。愧余生，嵯峨山下，卫公同里。不作名儒兼名将，白首沉吟有以。料当世知君何似，闻道伤亡三百万，更甘心血染开天史，求祖国，自由耳。(寒之友是余与经颐渊先生所组书画社)

　

　* 上海大学同学会总会一九四○年一月刊印。

　　

《辛亥革命在陕西》

附：

我和于右任的关系*

李约祉

　　当一八九六、七年，我年十八、九岁，尚在乡间读书，就知道于伯循，因为在味经课艺上见过他的文章，真是才气纵横，波澜壮阔，很景慕他。一八九八年，我兄弟同时入学，那时在满清淫威统治之下，新机渐萌，提督学院叶伯皋先生，为了提倡实学，在泾阳设下个崇实书院，提取优秀生员，供其膏火，入院肄业，我兄弟同时被选，事在一八九九年，于右任有时来会朋友，我才认识他。在书院里，关于康梁变法的著作，学生得见的较多，而关于孙文革命之说则尚少所闻。仅知道有这个人而已。崇实书院和味经书院，是两隔壁。味经学生，把崇实学生谓之康党，深恶而痛绝之，两下常常闹事。但我知道，于右任不是康党，因为听他的言论，很不佩服康有为。经过一九○○年，朝廷明令下来，将旧日的各级书院，一律按等级改办学堂，省上的关中书院，由五大宪改办关中高等学堂，三原的宏道书院，由学宪沈淇泉先生改办宏道高等学堂，崇实书院裁撤，归并宏道高等学堂。我和于右任同学了，这时候才知道他是倡言革命的。但他失之过于狂妄，写下了一本半哭半笑楼诗集。骂这个，骂那个，而且是明骂，毫不隐讳，比如说，刺皇太后也，刺升允也等等，照了一个相片，散披头发，脱个光膀子，右手提一把刀，身旁左右，自题一付对联，“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这两件东西，都是公然发行，逢人便送。

　　三原因有贺复斋先生的倡导，理学人很多，有所谓理学毛，理学皮，右任最可憎这一般人，有一个理学先生姓米的，有人告诉他：“于右任怎么骂你来。”米某说：“他娃骂我哩，他的把柄，还在我手里拿着哩。”于是就拿这两件东西，到省上去见巡抚恩寿，献于巡抚，巡抚一见大怒，但是前清旗人，多半是昏头，还不知右任是什么前程，只知他是三原人，就行文三原县，捉拿于伯循。三原县令旗人德锐，也是个昏头，只知右任是个生员，就行文三原县学，要于伯循。至于右任已经在壬寅恩正并科中了举，这时正在开封赴会试场，他全不知道(因为庚子义和团之变，北京试场被焚毁，将会试场改在开封举行)。三原县学教谕王友益朝邑人，和我在同州考棚下是旧相识，以此时相过从，偏偏就在这一天，我去访他，他为我透了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当下未动声色，赶快去见右任他老太爷，告知此事，老太爷吓得忙无所措，只说这该怎办，我说现在官场中还不知右任在开封会试，若是知道，一封电报，就把他拿了。他说，我们先打电报好吧。我说不敢打电报，我们打电报，那等于走漏消息，自速其祸，他沉思一会说，我是商人，拟个商人电报“货已及申，速行”看行不行。我说，电文尽可含蓄影射，但是姓名不能不提“于右任”三个字，怎么隐藏法呢?他便更没办法了。我说，唯一的办法，专人去送信，先尽人事，后由天命，有效无效，听凭他的命运罢了。于是老太爷写信，雇了一个专人，跑了九天，送到开封。实不料到，这封信竟然送到了。右任见信，刻不留停，马上去走上海，由上海去日本了。就在这一刹那间，公差来拿他，右任可谓幸免。苦了陕西许多赴试的举子，回来时，沿途关津，节节盘查，受尽了麻烦。

　　右任狂妄的程度，不只是对于官场当道，就是一切人，稍有忤他的意志，他都毫不客气，现在所谓校长，那时谓之总教，宏道总教，是薛寿轩先生，他对之亦是出言不逊，总教气极了，悬牌申斥他，有“暴戾恣睢”几个字，他更加气愤，召集多少同学开会，发表说：“暴戾恣睢”是太史公所以罪盗跖之词，总教加之于我，我成了盗跖了，这我还受承得了?这学堂我住不成了，怒冲冲而去。同学之同情右任者，联合起来，连茹卓亭、李宜之和我在内向总教作斗争，总教也是怒不可遏，召集全体学生于大讲堂发表说：“一个身为师长的人，不能管理学生，动不动纠众滋事，泼起风潮，这个总教，我还能当？我要辞职。”究竟同情右任的是少数，拥护总教的是多数，经大众劝说，于伯循已经走了，总教不必生气，总教也不辞职了，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事在一九○三年。

　　一九○四年，杨吟海履任商州知州，兴办商州中学堂，延聘右任作堂长，右任因聘茹欲立(卓亭)、李协(宜之)为教员。一九○五年，右任之开封会试，是从商州去的。右任获罪一事，风闻商州，茹李二人，因思他二人是右任荐的，难保不以他二人之故，累及杨公，于是亦连带辞职。

　　我的营救右任一事，在陕西没有对人说过，及至一九○四年秋季，我兄弟被咨送京师大学堂，同学茹欲可(淮西)时在京候选，我才对他述及，由他函达右任，右任对我感激万分，来函恳切地表示感谢，并赠诗两首，方我以日本的白浪庵，年代多了，诗稿早已失佚了。只记得一韵是：“都门书到诵回环，闻道欢迎白浪庵。”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

　　* 本文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辛亥革命在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