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b>《作战日志》<br></b><b>率部参加援越抗美防空作战的回忆</b></h5><h5><b><br></b></h5><h1><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div style="display: inline !important;"><b>第13篇: 1966年1月4日</b></div></b><br></div></h1><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奉总参“高炮部队入越轮战命令”,我师(含23团)将现担负之任务(友谊关至克夫铁路线)全部移交给空军高炮第3师。确定607团(加强609团1营高机连)转战西线安沛地区,配属高地第67师继续担任防空作战任务。23团调往北京,师率其余各团进驻河南,改归武汉军区建制。师直驻河南巩县,师后驻孝义,609团驻三门峡,627团驻渑池,628团驻荥阳,607团将来回国后驻郑州。</div><h1><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div><b><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入越作战成果和经验</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div></b></h1><div style="text-align: left;"> 1966年新年刚过,我师正式接到总参谋部关于“高炮部队入越轮战”的命令,要求我师自1966年2月10日18时至2月21日24时,将友谊关至克夫铁路线的防空任务全部移交给空军高炮第3师。在常委会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统筹安排工作的基础上,师于1月7日召开党委全会,部署了三项主要工作任务: 一是搞好总结战评,二是做好交防工作,三是抓好撤出越南和转隶武汉军区的工作。</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美国人对我高炮部队的轮战非常“配合”,从12月20日后直到我师部队全部撤出越南,平时活动频繁的美军战机居然没有对越南北线进行任何形式的空袭。据我判断,其原因可能是美军正忙于在南越发起的1965年底至1966 年初的冬春旱季攻势,暂时无暇顾及对越北交通干线的破坏; 也可能是得悉越南空军新近换装了苏制米格-21新型歼击机,一时不敢贸然采取空中行动。短时的平静,使我们轮战双方得以在没有敌机袭扰的情况下,按计划顺利进行防务交接。</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尽管敌机没来袭扰,我们也没有因此而有所懈怠,在新年和春节期间,部队过节不忘战备,仍然百倍警惕地守卫着越北的天空。祖国人民和越南军民都很关心入越部队的过节问题。1月1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徐文烈率总部慰问团到我师进行春节慰问。2月5日,我驻越使馆临时代办陈亮和副武官袁云楼也来我师看望了部队。他们分别传达了军委总部首长对入越部队全体官兵良好的节日祝愿,并要求我们戒骄戒躁、善始善终,防止松劲情绪,把回国前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完成好。</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春节前夕,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总工会主席、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越人民军总政治局副主任黎光和少将和谅山、河北省委书记先后到我师慰问部队、看望伤员。其间,河北省委书记黎光锦讲了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你们支队打下的飞机,大都落在我们河北省境内,对干部、群众教育很大。现在,省委推动工作的动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越南解放军在南方打胜仗的消息,一个是中国同志在防空作战中打落敌机的消息。每当听到这两个方面的好消息,下面干工作就更有劲了,比较难办的征粮征税、动员参军等任务都能如期超额完成。”</div> <h3><b>1966年1月20日,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左2)来师进行春节慰问。左1为师长范振声,左3为政委杜河堤</b></h3> <h3><b>越南胡志明主席用中文签名赠送我师官兵的贺年片</b></h3> <h3> 轮换之前,我们认真抓了入越作战的总结工作。在组织部队自下而上总结经验的同时,我自己也就新形势下的防空作战问题,作了一些回顾与思考。<br></h3><div> 从“8.23”第一仗到“12.20”最后一仗,我师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一共进行了13次大的对空战斗(反轰炸战斗8次、反侦察战斗3次、打过航机2次),射击敌机182架次,击落54架、击伤22架,击落击伤敌机总数占射击敌机总数的41.7%。其中,607团击落1.5架; 609团击落17架、击伤3架; 627团击落5架、击伤6架; 628团击落7.5架、击伤5架; 23团击落23架、击伤8架。</div><div>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师两次出国作战的数字比较最能说明问题。抗美援朝时期,高炮63师率607、608、609团,一共对空作战2710次,击落敌机72架,平均38次战斗击落敌机1架; 击落1架敌机平均消耗炮弹2282发,高射机枪弹1634发。在援越抗美中,美国飞机比抗美援朝时更加先进,而我师(不算配属的23团)除了7个14.5高机连和最后试装的4门双37高炮外,其余的主战装备与抗美援朝时基本相同。在不对等的情况下,全师部队共作战27次,击落敌机31架(不算23团的23架),平均0.87次战斗击落敌机1架,与抗美援朝之比是43: 1;击落1架敌机平均消耗炮弹398发,与抗美援朝之比是5.7: 1;平均消耗高机弹643发,与抗美援朝之比是2.5: 1。由此可见,经过抗美援朝和东南沿海防空作战的锻练,再加上入越作战的宝贵实践,全师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对空作战的能力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千方百计打好仗”的总要求,完成了党和人民赋子的崇高使命和光荣任务,用过硬的战绩为“五个伟大”争了光!</div><div> 打好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个人有如下体会:一是得益于上级的正确领导和指挥。打好仗离不开军委总部的宏观决策,离不开广州军区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各级机关的帮助指导。仅以及时、准确的情报保障为例,就足以说明上级领导机关所起的重要作用。二是自觉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新形势。思想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战场,不能满足于曾经的辉煌,不能迷信以往成功的经验。要通过各级指挥员深入战斗第一线,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的规律和新的战法。三是努力发掘现有武器装备的潜力。在立足现有装备打仗的前提下,采取系统的方法,为老装备赋予新效能。例如,中小高炮混合编组,形成中、低空相结合的火力体系;一定数量的火炮集火射击,用火力的高密度制约敌机的高速度;压缩开火距离,扩大目标的被弹面,提高武器的命中率。四是充分发挥基层官兵的主观能动性。我们提出“8秒钟打响”的要求,设置动静结合的假阵地,以及作用不可小视的远、近方观察哨,既是群众路线的产物,又最终要依靠基层官兵转化为克敌制胜的实际行动。五是大胆使用想打仗、善打仗的指挥人才。要把过硬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作为选官用人的重要标准。弃用平庸者,重用善战者,无疑是对战斗胜利的高度负责,是对官兵生命的高度负责,是对部队传统荣誉的高度负责。六是坚持边打仗、边总结、边训练、边提高。再周全的战前准备也会与战场的真实情况有一定差距,解决的办法是打一仗就及时总结一次经验教训,再通过有针对性的阵地练兵,让部队的战、技术不断适应战场的实际,从而促进实战能力的快速提高。</div><div> 打好仗还有赖于坚强有力、生动活泼的战时政治工作。入越期间,各级政工干部和政治机关坚持以保证入越作战任务的圆满完成为出发点,深入一线连队,深入基层官兵,及时发现问题、弄清问题、解决问题,确保了全师部队政治坚定、士气高昂、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在入越半年间,我师两次补充新兵1217名,无一人擅自离队、逃离战场; 面对严峻的生死考验,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没有出现贪生怕死、畏敌怯战、消极保命的现象;在国外作战的复杂环境条件下,全师没有发生任何一起有损国格和叛国投敌的政治性问题; 干部战士自觉尊重越南人民,遵守群众纪律,杜绝了影响军民关系、造成重大军民纠纷的人和事。</div> <h3><b>越南群众帮助连队拉炮占领阵地</b></h3> 越南人民的大力支援也是打好仗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入越部队英勇善战、不怕流血牺牲和艰难困苦、视越南人民如亲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当地民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从各方面竭尽全力地支援我们。据统计,越南民众共出动劳力22487人次,帮助我师修筑工事3910立方米,盖草、竹房屋17764平方米,抢修道路8650米,挖水井9口;支援我们急需的木料191根,麻袋1720条; 还慰问电影53场,猪肉15251斤,水果蔬菜6484斤,木柴14500斤,副食品1281斤,烟酒茶1322件、文体器材661件,图书730册; 慰问伤病员奶粉、饼干559瓶(盒)。<div><br></div><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独具特色的庆功大会</b></h1><div><br></div><div> 在总结评比中,全师共评出立功单位118个,其中一等功单位1个,二等功单位15个,三等功单位102个;评出立功个人1089名,其中一等功臣1名,二等功臣19名, 三等功臣1069名。有人认为,仗好打,功难评。这话讲得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战前制订的立功计划,要求人人立功、个个立功,但最后的结果是少数人和少数单位立功,思想工作的难度自然也就大了。</div><div> 做好评比中的思想工作,首要的是确保评比结果公平公正。坚持这一原则,又不能简单理解为搞所谓的平衡。我们的做法是通过适度倾斜,求取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公正。一是向有战功的单位和个人倾斜。战果突出的609团、23团,609团2营、23团2营,609团5连和高机连、627团3连、628团6连、23团5连和6连,负责远方观察的609团6哨,以及肖维昭、吴有芳等先进个人,在评比中都获得了较高的荣誉。二是向基层一线官兵倾斜。在118个立功单位中,师团机关近百个科、股,仅有师卫生科(兼师医院)因救治伤员事迹突出荣立了三等功,师直属队也只有6个班排立了三等功。其余111个立功名额都给了营以下基层单位。三是向配属的23团倾斜。23团仗打得好、击落敌机数量多,我们不考虑该团装备精良、战斗机会多等客观因素,不与其它团队搞”一刀切”。例如,全师唯一的一等功单位,评定为23团2营,8个二等功连,23团2个连队榜上有名; 2个三等功团,23团是其中一个。1089名立功个人中,23团占了近一半,其中高等级的19名二等功臣,就有10名来自于23团。 充分肯定配属单位的成绩,对配属部队高看一眼,是师党委“一班人” 的共同想法,也是我师部队团结友爱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div> 总政治部对首批入越部队的奖励工作高度重视,把关异常严格,目的是为了确保奖励质量,为后续入越部队的评功评奖树标杆,刻样板。我师609团5连和高机连分别击落2架敌机,628团6连用28发37炮弹击落1架“雷公式”战机,609团4连战士吴有芳身中8大两弹片仍坚持不下火线,628团1连战士马水庆紧握方向机战死在炮盘上,23团5连的“孤胆英雄”孙运金在炸弹不断爆炸的假阵地上拼命战斗……依我看,这些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获得一等功或者更高一些的荣誉,但最后均以二等功封了顶;全师的一等功单位仅有23团2营一个“独苗” ,一等功个人也只有壮烈牺牲的609团团长程玉山一人。</div><div> 由于把关严格,许多单位与个人的奖励等级降低了,许多原本可以立功的单位与个人未能如愿。起初,一些同志难免有点想法,但经过各级做工作,思想问题最终都得到了有效解决。从外在原因看,当时全军正在大力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人人都在对照“老三篇”狠斗私心一闪念,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追名逐利的人没有任何市场。从内在原因看,经组织官兵到烈士陵园开展向牺牲烈士告别的活动,大家眼见昔日一同出国的战友长眠于异国它乡,作为幸存者还有什么个人名利值得斤斤计较呢?正如许多同志所说,进了烈士陵园,看了烈士墓碑,什么问题都能想通,什么个人利益都能舍弃。</div><div> 2月6日,我师在谅山召开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庆功大会。所谓独具特色,是指这个大会增添了国际因素,实际上是中越双方共同组织的一次庆功大会。我方出席大会的有,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陈亮和大使馆副武官袁云楼,我师的功臣单位和个人代表,师和各团的领导同志。越方出席人员是:越军总政治局副主任黎光和少将,防空空军司令和越北军区司令,总政组织局和总后司令部的负责人,谅山省、河北省和谅山市、有陇县、芝陵县、谅江县的党政军领导。</div></div> <h3><b>谅山庆功大会会场</b></h3> <h3> 大会在双方互致贺词后,越军总政治局代表越南政府向我师部队授予各类勋章63枚。其中,授予单位16枚: 授予63师和609团、23团、609团2营、609团2营高机连(原609团高机连)三级军功勋章各1枚;授予609团1营、628团1营、23团1营一级战功勋章 (战功勋章低于军功勋章)各1枚; 授予607团、627团、628团、23团2、3营及4、6连、609团6哨等8个单位二级(二级低于一级)战功勋章各1枚。授予个人47枚,追授程玉山烈士二级军功勋章1枚,李万安和王锡森烈士三级军功勋章各1枚,另授予二等功臣个人战功勋章11枚,追授其它牺牲烈士战功勋章33枚。越南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国民经济十分困难,制作的勋章远不如我军的勋章、奖章质量好,当然这不是我们应该计较的问题。除授勋外,越防空空军还赠送我师1面锦旗和象征“10.5” 战斗胜利的F-105 飞机模型1个,越北军区赠送我师1幅越南英雄阮文追的画像,谅山省和河北省各赠送我师锦旗1面、谅山市、有陇县、芝陵县、谅江县给曾驻防该地的我师各团赠送了三角锦旗。</h3> <h3><b>师长范振声从越北军区谭司令手中接过阮文追像</b></h3> <h3> 庆功大会在我代表全师官兵向越方致感谢词后结束。会后,越南文艺团体进行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慰问演出。<br></h3><h3><br></h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送别与交防</b></h1><h3><br></h3><h3> 在接到轮战命令的同时,张建中副师长奉命调任新组建的高炮70师师长,参谋长张锡璞接任副师长,628 团团长牛志寿升任参谋长。</h3><h3> 广州军区原来没有高炮师,因抗美援越的需要,决定在广西柳州组建高炮70师。那时有一个作战师长的位置很不容易,因为建国初期任职的领导干部大都很年轻,在一级岗位上干个10年、8年仍不显老。我1956年当师长,至1966年已在这个位置上待了整整10年,但年龄还不满43岁。偌大的广州战区,想当也能当高炮70师师长的人想必大有人在,可是军区没有在本区范围内选人,而是从我师这个即将改归武汉军区建制的“外来户”中,选调有实战经验的张建中同志担任了高炮70师首任师长。这足以说明,广州军区党委首长选官用将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没有私心杂念,坚持五湖四海,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尽快提高新建部队的战斗力,如何有利于在未来防空作战中打胜仗。</h3><h3> 张建中同志是从高炮65师调到我师任副师长的,与我们共同转战东南沿海、参加援越抗美,经常单独负责一个方向的作战指挥。他是红军干部,比我和政委军龄都长,但对主官很尊重,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在合作共事中与同志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大家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送别了张建中同志。1967年8月,高炮70师参加援越抗美,担负太原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张建中同志也因此成为少有的两次率部入越作战的师职领导干部。若干年后,他被提升为广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br></h3> <h3><b>与副师长张建中(右)合影留念</b></h3> <h3> 总参的轮战命令确定607团(加强609团1营高机连)暂不回国,由北线转至西线安沛地区,配属接替61师的高炮67师作战。607团转战西线,既是总部的决定,也是我师领导的心愿,更是该团广大官兵的迫切要求。总部在轮战方案中明确,以高炮师为骨干,每批轮战2个师;新老部队搭配,每批轮战部队中有3至4个老团,1至2个新团,每个团配属1个队属高炮营;越南西、北两线经常保持1至2个中口径高炮团。当时,高炮67师的中高炮团608团(原属63师)正在西北核试验基地担负要地防空任务,拟入越的619、625、626团都是小高炮团,且均为抗美援朝后新成立的团队。调607团这个“老资格”的中高炮团加强67师,正好符合总部轮战方案的要求。607团作为老部队,在山高谷多的北线,作战机会少,战果也不大; 而西线地势相对平缓开阔,有利于发挥85高炮的威力。从我内心讲,希望该团到西线战场扬长避短,为老团队再增添新的荣誉。607团受领新任务后,全团上下无不欢欣鼓舞。由于在北线战果最小,评功评奖时不论奖励的等级还是数量,该团都排在全师最后,以往以建制序列排全师第一,火炮口径为全师最大,历史功绩在全师最高而引为自豪的607团,怎么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现在得到了“补考”的机会,大家顿时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h3><div> 送607团到西线单独执行任务,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帮助改善该团的领导结构,配一个能够保证部队全面过硬的好班子。经师党委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决定调原团长李际泽任师副参谋长,副团长江凯接任团长,师军务科长张德田任副团长。李际泽同志当过作训科长,熟悉机关工作,但指挥一个85炮团显得有些吃力。江凯是1940年入伍的老同志,性格大大咧咧,不爱管具体事,平时喜欢逗小孩玩,战备值班时没事就在标图板上玩蚂蚁,我们私下里都管他叫“老油条”。但是,这个同志长期在85炮团工作,抗美援朝时曾担任85炮连连长,多次参加对空战斗,带兵打仗有一套,特别是临空指挥很沉着,心理素质好。选团的军事主官,就要选这种能打仗、善指挥、会带兵的人。至于他的某些缺点,只要无碍大局,完全可以通过政委和其它领导同志去帮助弥补。我们调军务科长当副团长,加强具体的管理工作,就有这个方面的考虑。实践证明,607团在江凯团长和张二元政委的领导指挥下, 在西线战场打得很出色,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嘉奖。江凯同志回围后不久,被提升为高炮71师副师长。</div> <h3><b>与607团主要领导合影。前排左2为师长范振声,左1为副师长张建中,左3为师政治部主任王建国,后排左2为607团团长江凯,左1为607团政委张二元</b></h3> <h3> 1月17日,我和政治部张绍九副主任、作训科长陈永强,与接防的空军高炮第3师金锋师长一行来到河内,参加越防空空军司令部召开的作战会议,商定了两个师交接防务的事宜。回来后,根据总部关于“五好”(打好、交好、接好、走好、影响好)和“三满意”(上级满意、 自己满意、友邻满意)的要求,以及广州军区首长关于“交接工作绝对不能放松和影响战备,绝对不能贻误战机”的重要指示,我们在作战指挥上采取对口交接和逐次交接的方法,用师对师、团对团的方式,详细介绍防区的地形特点、主要任务、敌机的活动规律和我们的经验教训。为防止在交接中出现“空档”影响对空作战,在我师撤出前就请高炮3师派出部分人员来指挥所见习,熟悉作战指挥、空情保障和通信联络; 我师撤出大部兵力后,指挥所正式移交给接防部队,我师负协助之责; 部队全部撤出后,仍留下部分熟悉情况的同志,在接防部队的师、团、营、连帮助一段时间工作,直到对方能够独立遂行任务时为止。<br></h3><div> 在物资的交接上,师分工后勤部长李玉如具体负责。李部长在抗美援朝时就出任师后勤部长,是两次出国作战的老部长,工作经验丰富,交接工作考虑的全面周到。他首先组织各个业务部门对列入移交的武器、弹药、器材、营具分类登计造册,认真擦拭保养; 尔后召开交接双方参加的联席会议,对照表册清单对口交接。对上级没有明令交接的物资,也从大局出发,能留下的就留下,尽可能为空军高炮3师提供方便。那个时候的部队,是很讲互助风格的,许多单位提前为接防部队储存主副食品,把移交的破损铺板全部修好擦净,把泛白破损的帐蓬补好并重新喷漆,把开垦的菜地和待收的蔬菜完好移交,临走前把驻地打扫干净,为菜地再浇上最后一次水。有个连队撤出时,汽车不小心压倒了几棵蔬菜,司机当即停车,下来把蔬菜扶起培土后再离开。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密切了交接双方的关系,促进了兄弟部队之间的大团结。</div><div><br></div><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祖国人民对参战部队的关爱</b></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h1><div> 2月10日至19日,全师部队分3批用6个晚上时间先后撤离越南。23团此时与我师解除配属关系,于我们之后启程回国,在向南宁空7军报到后,紧接着开赴北京,担负保卫首都的光荣任务。几年过后,秦胜云团长和王保奎政委分别被提升为空军高炮第8师师长和政委,他们与我师的友好关系保持和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div><div> 此前不久,在越防司召开的作战经验交流会上,越南人民军的几大“巨头”,包括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总参谋长文进勇上将、总政治局主任双豪中将、国防部副部长陈森少将、总政治局副主任黎光和少将以及越防司和越北军区的军政主官,接见并宴请了参加会议的高地61、63师的师团主官和功臣代表,肯定了两个师的作战成绩,表达了对我国首批入越高炮部队的感谢和欢送之意。19日,我师机关直属队撤至中越边界时,越防司政治局副主任黎廷家又在越南边防检查站组织欢送仪式,热情欢送我们离越回国。</div> <h3><b>1966年2月部队凯旋回国进入友谊关</b></h3> <h3> 一进入友谊关,浓郁的欢迎气氛就扑面而来。在此等候多时的广西军区陈开路副司令员立即迎上前来与我们热情握手拥抱,代表广西军区欢迎我师凯旋归来。到达原驻地宁明县时,县党政领导和欢迎群众手持鲜花、载歌载舞,夹道迎接我们,使部队官兵充分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br></h3><div> 在宁明集结换装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钟枫副主席受韦国清书记的委托,率先来到我师部队慰问。他请师团领导和功臣代表欢聚一堂,把当地好吃的东西全摆了上来,当时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几道广西名菜中就有用穿山甲等名贵食材烹制的精美菜肴,让参加宴请的同志都饱了一次眼福和口福。</div><div> 短暂停留后,我和杜政委兵分两路,离开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广西宁明。 一路由杜政委、张学众副政委、牛志寿参谋长、李玉如部长和各团领导、功臣代表共24人组成报告团,前往广州军区,向军区首长机关汇报入越作战情况,并代表全师官兵向军区首长告别。一路由我和张锡璞副师长、王建国主任带领大部队向武汉军区机动。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意,特意用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精心制作了2个大号的RF-101飞机模型,一个由杜政委送广州军区,一个由我送武汉军区。 那时,部队官兵用飞机残骸自制工作和生活用品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大家在战斗间隙,除了制做各种型号的飞机模型外,还自制笔筒、花瓶、烟斗、象棋、烟灰缸和钥匙环等,做的最多的当属吃饭用的筷子和勺子,基本上是干部战士人手一件。通过自己灵巧的双手,制做各式各样、应有尽有的战场纪念品,这也是我师部队战地生活的一点花絮,是部队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影。</div><div> 随我师入越的总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同志,将从宁明直接返回北京。他们与我师在烽火硝烟的战场,共同战斗生活了6个月,结下的战友情谊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尤其是女同志们,感情更加丰富细腻,分别时个个泪流满面,依依不舍的与我们合影留念、握手话别。</div><div> 杜政委一行途经南宁时,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的亲切接见和宴请。经过湖南衡阳时,驻军47军首长和地方领导与报告团举行座谈会,听取了我师入越情况的报告。到广州后,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委刘兴元等首长集体接见大家,并为我师举行隆重的祝捷暨欢送大会。到达武汉时,武汉军区首长听取汇报后,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3月9日抵达最后一站郑州时,河南省委、省人委、省军区和郑州市的领导同志,一起参加了入越作战情况报告会,并于会前接见报告团的全体同志,热情欢迎我师部队进驻中原大地。</div><div> 我和大部队同样受到了沿途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2月14日至23日,全师16个列车梯队, 在途经南宁、柳州、桂林、衡阳、长沙、武汉、信阳、漯河、郑州、洛阳、三门峡等4省11个地市时,省地市县党政领导和驻军首长共150余人亲临车站,迎送和慰问部队。驻衡阳的47军给部队写了慰问信,送上了水果; 湖南省暨长沙市给我师和各团分别赠送了锦旗; 部队在长沙、武汉、信阳车站停靠时,还观看了军队和地方文艺团体的慰问演出; 在武汉江岸车站,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孔庆德、姚喆、唐金龙,副政委张广才、叶明,参谋长闵学胜等军区首长,分别看望了各个列车梯队的官兵。</div><div> </div> <h3><b>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姚喆(右2),副政委叶明(左2)等军地领导在武汉江岸车站欢迎部队</b></h3> <h3> 部队在陇海铁路郑州以西安顿下来后,河南省慰问团带省豫剧三团,武汉军区慰问团带军区胜利文工团、军区空军豫剧团以及其它各种类型的慰问团相继来到我师慰问。好长一段时间,迎来送往、组织部队观看慰问演出,成了政治机关的一项主要任务。面对丰富多彩的欢迎和慰问活动,面对祖国人民对参战部队的关心爱护,广大官兵无不深受鼓舞、倍感自豪。许多同志都暗下决心,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奔赴战场,用鲜血和生命回报祖国和人民的厚爱。我也写下 <b>“八月出关二月回,胜利归国别越南。有朝一日党召唤,重返战场把敌歼。” </b>的诗句,表达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关怀,时刻准备重上战场的豪情。我作为两次出国参战的老兵,非常理解参战部队和参战人员的心情,十分清楚国家关爱军人与军人回报国家的内在关系,衷心希望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始终如一的尊重和关心那些曾经舍身忘死、 奋勇参战的军人。尊重和关心他们,就是尊重与弘扬爱国精神、奉献精神、尚武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应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之道,也是应对新的未来战争不可或缺的精神准备。</h3><div> 2月26日,我前往武汉,晋见武汉军区首长,汇报情况并听取指示。28日上午,军区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等军区首长听取了我师入越作战情况的汇报,对我师隶属武汉军区表示欢迎,对下步工作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汇报工作时,我隐约感到,陈司令员等首长对防空作战没有太多的兴趣。在福州和广州军区时,由于这两大军区地处海边防前线,首长们对来自防空作战的情况报告总是听得认真、问得仔细,力求从中找到对付敌机空袭骚扰的有效办法。武汉军区位于内地,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敌情,空情,首长们不大关心防空作战也就不难理解了。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长期在沿海、沿边地区防空作战的高炮63师,进驻中原大后方后,会不会也因为环境的变化逐步淡化长期战斗队的思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呢?再联想到部队近期一直沉浸于鲜花和赞美声中,容易松懈战斗意志,滋生和平麻痹思想。为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提醒机关和部队,要防止骄傲自满情绪,战备思想、战备教育、战备训练和战备制度一刻也不能松。1966年3月,我有感而发,还写了一首小诗与部队官兵共勉:</div><div><br></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b>居安思危常有安, 居安思乐必是祸。</b></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 同志们! 要警惕! 千万一定要警惕!</b></div> <h3><b>《作战日志》作者:范振声</b></h3>